独立辩护观走向最低限度的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以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辩护意见冲突为中心

独立辩护观走向最低限度的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以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辩护意见冲突为中心

【出处】《法学家》2011年第6期

【摘要】长久以来，独立辩护观在世界各国一直牢牢地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近年来，在有些国家，独立辩护观受到了批判，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青睐。说到底，辩护观的选择是由被告利益的保护方式，对被告利益、律师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的价值排序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发展变化决定的。在被告利益的保护方式、各种利益的价值排序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在律师过度商业化的今天，我国有必要实现从独立辩护观向最低限度的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的转变。

【关键词】独立辩护观；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知情的同意辩护观；辩护观模式选择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以来，我国辩护律师对刑事案件的参与范围和参与程度都有了大幅度的扩张。然而，在这一扩张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概而言之，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辩护律师与公检关系的对抗化。这集中体现在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庭审方式等方面。令人欣慰的是，该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的关

注，并引发了普遍的讨论，各界在一定程度上也达成了共识。二是辩护律师与被告人的关系定位。与前一问题不同，长久以来，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各界的关注，但2009年底发生的李庄案改变了这一状况。

在李庄案二审开庭审理期间，李庄多次表示认罪，辩护律师却坚持作无罪辩护。对辩护律师的这一做法，陈瑞华教授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在陈瑞华教授看来，这种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各说各话”、“大唱对台戏”的做法，不仅为控方提供了进攻辩方的武器，而且也很容易导致辩护效果的相互抵消，难以达到较好的辩护效果。[1]不料，这一批评在各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大体说来，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被告当庭认罪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可否作无罪辩护；二是在被告主张无罪的情况下律师能否作有罪辩护；三是同一被告的两名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相左应当如何处理。在这一讨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律师认为，由于辩护律师有独立发表意见的权利，因此，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当然可以进行无罪辩护。不仅如此，持这一观点的人还认为，即便被告人不认罪，辩护律师也可以进行有罪辩护。在被告人的两名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各个律师可以独立发表各自的辩护意见。[2]针对律师界持有的这种绝对独立的辩护观，最近有学者进行了系统的、有力的批判。[3]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辩护律师与被告之间的辩护意见冲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有罪辩护意见与无罪辩护意见的冲突；二是为了实现有罪辩护或者无罪辩护的目标，在具体辩护意见选择上的冲突。对于第一种类型的辩护意见冲突，从世界范围内看，在被告主张无罪辩护的

情形下，所有的国家都禁止律师作有罪辩护，因为这与辩护律师的职责是背道而驰的。[4]在被告承认有罪的情形下，除了实行辩诉交易的国家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允许辩护律师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作无罪辩护。在辩护律师确切知道被告替人顶罪的情形下，有的国家要求辩护律师必须作无罪辩护，否则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辩护律师负有确保无辜者不被追究的消极真实义务，以及确保控方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有罪和以合乎诉讼程序的方法证明被告有罪的义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有罪辩护与无罪辩护发生冲突的情形下，各国的处理方式基本是一致的。

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以及辩护律师之间的辩护意见冲突不仅仅体现在是否有罪问题上，而且也体现在是否提出某一证据、[6]是否提出某一辩护主张[7]以及提出何种辩护主张[8]等方面。经验表明，在司法实践中，前者发生的概率明显低于后者。那么，对于这些具体的辩护意见冲突，世界各国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这一问题上，长久以来，各主要国家一直都奉行独立辩护观。但是，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观。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以来，独立辩护观受到了批判。现如今，在法学教育方面，几乎全美的法学院都已放弃了独立辩护观。在司法实践中，尽管总的来说判例法体现的是独立辩护观，但是判例也越来越倾向于赋予被告更多的辩护意见决定权。[9]在德国，有些学者也开始反思并批评独立辩护观。比如，在是否召集某证人出庭问题上，虽然大多数意见认为，这是审判中的技巧问题，“应当由辩护人处理”，但是，“有法学家认为原则上辩护人应受当事人约

束，但是不合理的或者非法的要求除外。”[10]同样，在日本，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独立辩护观持批判的态度，并主张改采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11]在俄罗斯，经典的教科书也已开始宣扬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古岑科主编的《俄罗斯刑事诉讼教程》一书，就主张“辩护人不是代理刑事被告人，而是和刑事被告人一起进行工作。他应当同刑事被告人协商自己的立场和行使某一项权利的意图。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辩护人应向刑事被告说明拒绝该辩护人并聘请其他辩护人的权利。”[12]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近年来各国的理论界乃至司法实务界纷纷放弃独立辩护观呢？这对中国未来处理辩护律师与被告之间的辩护意见冲突有何启示呢？[13]在本文中，笔者拟对这些问题作一尝试性的回答。

二、对独立辩护观的质疑

独立辩护观之所以遭到各国理论界的批判，是因为近年来的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以及社会因素的变化动摇了独立辩护观的理论根基。

（一）独立辩护观的理论基础

长久以来，独立辩护观之所以能够牢牢地占据统治地位，源于它颇具迷惑性、看似无懈可击的两大理论基础：[14]

一是只有辩护律师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的利益。概而言之，这一主张主要建立在以下两点认识之上：首先，法律的技术性、复杂性以及难以理解性决定了被告人不可能作出正确的法律决定。只有受过专业训练、拥有特殊技能的辩护律师才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被

告的利益。[15]其次，相较于情感涉入的（emotional involvement）被告，辩护律师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他更清楚被告真实的利益所在。

[16]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Nelson v. State案中的一段话，精确地表达了法院对被告维护自身利益的极度不信任，“只有律师才有能力作出策略性的决定，律师必须成为诉讼的管理者。如果由被告人作决定，很有可能损害大于好处。律师输掉官司的最有把握的方式之一就是让当事人操作审判。”[17]

二是维护辩护律师的专业自主性（professional autonomy）。刑事辩护是专业性活动，辩护律师是专业人士。辩护律师从事刑事辩护活动有其自身的利益。大体说来，在刑事辩护活动中，辩护律师的利益包括工作的自主性利益（autonomy in performing work）、作为辩护律师的身份利益（interest inidentity as a lawyer）、技艺利益（interest in craft）以及职业责任利益（interest in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所有这些利益都要求辩护律师必须独立作出决定。[18]让被告人对辩护意见指手划脚会损害辩护律师的专业自主性。首先，在工作的自主性利益方面，由于专业性的工作涉及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因此，专业性工作一定要由专业人员进行控制，并只能由其他的专业人士进行评判。如果允许非专业人士评判专业人士或者对专业人士指手划脚，那么“理性的专业人士”（ thinking professional）就会变成被雇佣的喉舌（hired mou师 iece）。在刑事辩护活动中，强迫律师违背自己的职业判断按照被告的指示行事，无异于将辩护律师贬为被告的传声筒或者被雇佣的枪。其次，律师对其身份的利益源

于人们对“律师”的界定。在人们的观念里，被告人找律师的目的是在法律问题上寻求指导与帮助。如果律师要求被告作决定，很容易造成律师不尽职的感觉。因此，在辩护意见问题上，让被告作决定与当事人对律师的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是不符的。[19]再次，在职业利益方面，律师有不被强迫提供低于行业标准（substandard）的工作的利益。如果允许当事人强迫律师提出一些在律师看来站不住脚的论点或者强迫辩护律师根据当事人一时的兴致进行辩护，则不仅会损害辩护律师的职业名声，而且还会导致潜在的代理人对辩护律师代理能力的质疑，从而影响其未来的职业发展。[20]最后，在职业责任利益方面，辩护律师有不被强迫从事违反职业道德和违法行为的职业责任利益。如果允许当事人强迫辩护律师按照被告人的要求行事，很容易导致辩护律师实施损害社会利益以及第三者利益的行为。[21] （二）对独立辩护观的质疑

近年来，由于各种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受到医学领域内实行的患者中心主义医疗观的影响，独立辩护观的理论根基受到了批判。

1．谁是被告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被告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是被告而不是律师。这是因为：

首先，被告不仅有能力理解法律上的专业性信息，而且也能作出理性的决定。经验表明，作出理性的决定并不需要完全理解法律上的专业信息。实证研究也表明，被告是能够理解作出理性决定所需的信息的。虽然一些技术性的信息超出了被告的理解能力，但是对于作出理性的决定来说，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必要的。[22]医学领域的经验就证

明了这一点。在医患关系问题上，医学界长期奉行的是医生主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医生无需向患者提供有关病情以及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的任何信息。支持这一做法的理由之一是患者不能理解医疗信息。直到20世纪50年代，医生主导模式才被知情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原则所替代。根据知情的同意原则，在实施具体的诊疗措施前，医生必须向患者充分地告知可供选择的诊疗方案、每个方案的可能后果以及医生建议的方案，由患者作最终的选择。如果诊疗方案事前未征得患者的同意，医生很可能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3]经过长时间的磨合，现如今，大多数医生认为，只要倾注合理的时间和努力进行解释，患者是能够作出理性决定的。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法律的技术性、复杂性以及难以理解性决定了被告难以作出正确的法律决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经验表明，“不是被告不能理解法律问题，而是律师的交流能力太差损害了被告的理解能力。”

[24]

其次，只有被告才是被告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关于辩护律师和被告人谁是被告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取决于谁拥有资讯优势（superior information）以及谁能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进行决策。

[25]辩护律师的优势在于法律知识、法律技能以及处理相关问题的经验。被告的信息优势则在于对案件事实、案件相关情况的了解。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被告的这一优势并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一般来讲，经由娴熟的询问，律师是可以从被告处获知这些信息的。[26]因此，仅就对案件法律后果的判断来说，辩护律师是有优势的。然而，问题

并非如此简单。任何的法律决定，除了带来一定的法律后果外，还可能伴随着一定的经济、社会、心理和道德后果。事实上，绝大部分决定都涉及到对相关后果的权衡。每个人的价值偏好（value preference）、风险承受能力（risk averseness）以及对相关价值的重要性排序（priorities of consequences）是各不相同的，而且也是很难探知的（即便通过娴熟的询问也很难获知）。由此，对于相关后果的权衡，被告人是有优势的。[27]鉴于只要进行充分的沟通被告就能够理解相关的法律问题，以及对相关后果的权衡是很难探知的，因此，对于何谓被告人的最大利益，只有被告人才知道。

最后，在独立辩护观下，辩护律师很容易将被告人的法律利益等同于被告人的最佳利益。也就是说，在独立辩护观下，辩护律师很容易高估法律利益，而忽视或者低估其他利益对被告人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刑事诉讼中，被告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被告不仅有胜诉的欲望，而且还有以某种方式胜诉的欲望。对于被告来说，有时方式比结果更重要。[28]

2．律师会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的利益吗？退一步讲，即便通过娴熟的询问技巧，律师能够洞悉被告的价值偏好、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对相关价值的排序，律师也未必会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的利益。

从本质上讲，辩护律师与被告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一委托代理关系中，辩护律师与被告的利益并不一致，这就使得律师有强烈的动机牺牲被告的利益以实现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的利益追求是多元的，包括休闲、声誉、经济利益、

某一理念等。被告的追求也是多元的，包括情感上洗刷冤屈、成本最小、价值最大等。辩护律师对时间、收人、声誉（如保持胜诉的记录）、理念以及其他利益（如维持与检察官、法官的关系）的关注，很可能导致他会有意或无意地根据自己的利益偏好选择辩护意见。[29]这种情况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尤为突出。

应当说，如果律师损害被告利益的行为能够得到有效地预防或者规制，那么我们对律师未必会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的利益的忧虑是可以消除的。然而，经验表明，除了被告对辩护律师行为的同步控制外，没有任何机制能有效地防范或者规制律师损害被告利益的行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产品的质量在购买之前是能够识别的，在购买后也是可以验证的。如果销售者实施损害购买者利益的行为，那么他很快会失去客户而被市场淘汰。因此，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的力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销售者实施损害购买者利益的行为。然而，专业服务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拥有专业技能者实施的欺诈行为很容易躲避市场的惩罚。在专业服务市场，服务越复杂发现欺诈的困难和成本越高，相应地，欺诈行为就越容易发生。[30]不幸的是，法律服务市场就属于这一类型。在法律服务市场，对于法律服务的质量，不仅在购买前无法评价，即便是购买后也难以评价。这就导致在法律服务市场，市场机制是失灵的。[31]

其次，在事后控制方面，无论是提起失职诉讼还是启动职业惩戒，都困难重重。在法律服务市场，事后很难判断行为的后果是因为律师

的善意错误、不能控制的外部因素等造成的，还是由于律师故意实施的侵害行为造成的。[32]由于很难判定不利后果的真正原因，因此也就很难进行失职诉讼或者职业惩戒。退一步讲，即便事后能够识别律师损害被告利益的行为，对于被告来说，纠正这一行为的难度和成本也是巨大的。

市场机制的失灵以及事后制裁的困难，共同决定了被告对律师行为的同步控制也许是防止律师实施损害被告利益行为的最有效也是成本最小的方法。

3．律师的职业自主性高于一切吗？说到底，辩护律师与被告人间辩护意见的决定权分配问题，其实质就是被告利益、律师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权衡问题。“利益之争的解决之道，在于谋求调和而非片面牺牲。即解决冲突并不必然意味着牺牲其一而成就其他，而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谋求并存方案，并且，在迫不得已时，仅容许最小限度的牺牲。”[33]将维护律师的职业自主性作为支持独立辩护的正当理由，未免太过于注重对律师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对被告自主性利益的保护。事实上，是被告而不是律师承受案件的结果。因此，相较于律师的职业自主性，被告的利益更值得维护，[34]绝不能为了律师的职业自主性而完全牺牲被告的自主性。

事实上，赋予被告辩护意见的最终决定权，未必会损害律师的职业自主性。这是因为：

首先，赋予被告辩护意见的最终决定权，未必会损害律师的工作自主性利益以及作为律师的身份利益。即便赋予被告对辩护意见的最

终决定权，律师依旧可以象原来那样自主地准备案件。所不同的是，在案件准备过程中，律师要充分与被告进行沟通协商以协助被告进行选择。

其次，赋予被告辩护意见的最终决定权，也未必会损害律师的职业利益以及职业责任利益。有观点认为，赋予被告辩护意见最终决定权会损害律师的职业利益以及职业责任利益。事实上，这种观点建立在两个错误的假定之上：[35]一是被告一定会要求律师从事不符合职业道德、违法或者损害律师职业利益的行为；二是律师一定会按照被告的要求去做。事实上，这两个假定是不成立的。经验表明，被告未必会强迫律师从事不道德、违法或者损害律师职业利益的行为。退一步讲，即便被告强迫律师这样做，律师也可以通过退出代理关系的方式维护自己的职业利益和职业责任利益。再退一步讲，即便有些律师屈从于被告的要求而实施不道德或者违法的行为，也完全可以通过职业惩戒或者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方式进行制裁，根本没有必要以此为由剥夺被告的自主权。

4．谁是独立辩护观的受益者？事实上，在法律领域，在很多情况下，各种观念之争的背后都是利益之争。辩护观之争也不例外。独立辩护观的最大受益者是辩护律师和法院，最大受害者则是被告。弗雷德曼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律师之所以偏好作最终的决定，其实是职业荣誉感（pro-fessional pride）在作祟”，“律师并不希望法官或者其他同行认为他技不如人。”[36]乌普霍夫教授也批评道：“法院之所以支持律师对辩护意见享有最终决定权，是因为赋予被告人更

多的控制权会加剧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摩擦，这会威胁到有序、高效的法庭审判。”[37]事实上，英国之所以强调出庭律师要进行独立辩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维护法院的利益。皮尔斯（Pearce）法官在Rondelv. Worsley案的判决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辩护律师的独立性对于维护司法的尊严、确保司法的高效运转以及阐明事实至关重要”，“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存在一些看上去重要但对案件没有任何帮助的不相关的或者次要的问题。防止这些不相关的问题堵塞司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法官不得不仰仗更熟悉案件的辩护律师将这些不相关的问题提早过滤掉。”[38]其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所有的辩护意见都由被告决定，那么将会导致庭审引入大量不相关的证据或者不必要的问题，从而影响庭审的效率。

（三）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的正当性

在批判独立辩护观的基础上，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逐渐在各国理论界乃至司法实务界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除了上面所说的“被告是被告最佳利益的判断者”以及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可以实现对辩护律师的有效监督外，实行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的正当性还在于：首先，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体现了对被告人个人尊严、人格和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的认可。[39]在刑事辩护活动中，之所以赋予被告辩护意见的最终决定权，是因为问题是被告人的问题，任何决定的即时和长远的后果也是由被告人承担的。在Jones v. Barnes 案中，布伦南大法官指出：“进行辩护的权利是个人性的（personal）。即便被告的选择对他有害，他的选择也应得到尊重，因为对个人的尊

重是法律的生命之所在。事实上，辩护权不仅意味着被告有要求辩护律师称职、有效地提出案件主张的权利，而且还意味着辩护律师必须通过协助被告作出选择（而不是辩护律师为被告作选择）的方式维护他（被告）的尊严和自主性（autonomy）。” [40]

其次，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对律师、被告和整个社会都有利。[41]对于被告来说，这有助于维护被告的自主性以及实现个人偏好的最大化。对律师来说，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不仅可以减少因缺乏交流而造成的误解、减轻公众对法律职业的恐惧和怀疑、增强被告对判决的满意度，而且也有助于律师从各种沉重的、令人不安的辩护意见决定中摆脱出来。[42]

三、辩护观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通过梳理各国奉行的辩护观，我们可以发现，辩护观的选择与法系没有必然联系。比如，与美国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奉行的就是独立辩护观。在英国，对于如何进行辩护，出庭律师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43]另外，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辩护观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以美国为例，在早期一直奉行的就是独立辩护观，后来则越来越倾向于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44] 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辩护观的选择似乎与对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有一定的关联。这一点在Jones v. Barnes[45]案的判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该案中，以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为代表的多数派（独立辩护观的支持者），将辩护律师定位为管理者（manager），而以布伦南大法官为代表的少数派（被告中心主义辩护

观的支持者），则将律师定位为协助者（assistant）。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强调辩护律师的双重诉讼角色。比如，美国律师协会制定的《职业行为模范守则》的序言中就指出：“律师是当事人的代理人、法庭官员以及对司法质量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46]在英国，出庭律师“不仅是其客户的代理人，还是司法程序的监护人。”

[47]同样，在日本，“辩护人不仅是被告的简单代理人，并且是其保护人。”[48]但是，不同的国家，其对辩护律师角色定位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将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与辩护观结合起来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越是强调辩护律师法庭官员角色的国家，越倾向于采用独立辩护观。相反，越是强调辩护律师代理人角色的国家，越倾向于采用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比如，十分强调出庭律师的“司法程序监护人”角色的英国奉行的就是独立辩护观，十分强调辩护律师代理人角色的美国实行的就是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不同国家对辩护律师的不同角色定位呢？笔者认为，这取决于各国对被告利益的保护方式以及处理被告利益、律师利益和社会利益冲突的基本态度。

首先，在对被告利益的保护方式方面，在实行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被告利益的最主要的保护主体是国家，更具体一点说，是负有客观公正义务的检察院以及负有积极探知事实真相义务的法院。在实行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辩护律师是检察官、法官工作的监督者（确保两者合法地履行职责）、补充者（提出对被告有利的主张）以及引导者（引导检察官、法官发现、确认对被告有利的事实和法律）。[49]

在这样的被告利益保护方式下，整个庭审基本上是由法官主导的，而且整个庭审只围绕一个主题—发现真实而展开。在这样的诉讼格局下，辩护律师和被告对庭审的控制权是很小的。相应地，律师对被告命运的影响力也是很小的。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是不可能有存在空间的。这就是为什么实行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奉行独立辩护观的原因。事实上，在职权主义诉讼构造下，上面提到的对独立辩护观的批评根本就不搭调。比如，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检察官是被告利益的最大维护者，批评独立辩护观下律师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利益的论调，就有无的放矢之嫌。相反，在实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国家，被告利益的最主要的保护者是辩护律师。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的权限是非常大的，他既可以独立进行准备，也可以控制庭审。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的行为对被告命运的影响是很大的。相应地，实行独立辩护观还是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对被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实行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被告利益的保护者是国家，监督国家履行职责的是辩护律师。在实行对抗式诉讼的国家，被告利益的保护者是辩护律师，监督律师履行职责的是被告。所以，在实行对抗式诉讼的国家，如何对辩护律师进行监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客观上起到了对辩护律师的监督作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原来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几乎都实行独立辩护观，以及为什么现如今有些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如俄罗斯和日本）在实行对抗式诉讼改革后其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开始倡导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

其次，对被告利益、律师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不同态度，也会影响对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并进一步影响辩护观的选择。一般来讲，凡倾向于强调社会利益、律师利益保护优先的国家，一般都强调律师的独立性，相应地也就更倾向于独立辩护观。这在英国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英国，虽然实行的是对抗式诉讼，但是基于对出庭律师“法庭官员”角色的过分倚重，在辩护观问题上，英国最终选择的就是独立辩护观。凡是强调被告利益保护优先的国家，一般都强调律师的代理人角色，相应地也就强调被告中心主义的辩护观。事实上，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倡导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就是沃伦法院推动的以保护被告为中心的正当程序革命。同样，近年来，包括日本、俄罗斯以及德国的部分学者之所以提倡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源于各国开展的被告利益保护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辩护观之争，其实质就是被告人利益、律师利益和社会利益何者更应受到优先保护之争，以及何种代价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之争。

[50]

更进一步，辩护观的选择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发展变化也有很大的关系。社会任何制度的发展变化，都不是源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或者科学设计，而是源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理论界对独立辩护观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盛行的诊所法律教育、女权主义、职业角色的去魅以及当事人中心疗法理论等的影响。[51]应当说，近几十年来，促进各国辩护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律师的过度商业化。正如美国前最高

法院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律师职业是一种商人和神职人员所组成的微妙的混合体。前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而后者则完全漠视经济上的诉求。”[52]在美国，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律师的神圣成分更多一些的话，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后律师的商业成分已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在律师过度商业化的情况下，如何防止律师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便成了一个新的问题。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恰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四、理想与现实：中国的辩护观选择

（一）中国放弃独立辩护观的必要性

长久以来，在辩护观问题上，我国理论界、律师界乃至立法上一直都坚持独立辩护观。[53]虽然在1996年之前，这种辩护观具有正当性，但是肇始于1996年的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变化，独立辩护观赖以存在的制度性、观念性、社会性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独立辩护观的正当性。

在诉讼模式方面，肇始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检察官的过度当事人化—检察官客观义务的消蚀。为了强化法官的中立性地位，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庭审中的举证责任由法官转移给了检察官。这一改革使得检察官与案件的胜败建立了直接的关系。检察官的当事人地位也由此得以确立。如果说新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官由消极的旁观者变成了积极的、客观的参与者（因为检察官承担着客观义务），那么司法实践中的业绩考核制度则把检察官由积极

的、客观的参与者变成了只追求定罪结果的当事人。[54]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丧失殆尽，甚至还出现了故意隐瞒无罪证据的情况，[55]这在高度强调检察官当事人地位的美国也是不允许的。在Brady[56]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指出检察官有义务向辩方开示无罪证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检察官的当事人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任何国家。

二是法官对被告关照能力的下降。为了强化法官的中立地位，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以下两个方面也进行了改革：首先，在起诉方式方面，将原来的全案移送案卷制度改为只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由于对“主要证据”的界定和认识不清，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院事实上完全控制着案卷的移送范围。为了让法官“事先”形成被告有罪的印象，检察院一般只移送对被告不利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已不可能通过阅卷在审判前了解到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其次，法官庭外调查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的庭外调查目的已不再是搜集、调取新的证据，而是对控辩双方提交的有疑问的证据进行“复核”。

[57]这就意味着，现如今，法院原则上已不能再主动收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这两项改革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在我国，如果辩方不能提出有利于己的证据，法官将很难获知这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法官想确保被告权利的实现，也是有心无力。

检察官的过度当事人化以及法官对被告关照能力的下降，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已经基本转向了对抗式诉讼。在这一大的背景下，

被告只能依赖辩护律师维护自己的权益。相应地，辩护律师对被告人命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被告对辩护律师进行控制的需求也就随之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关于辩护意见的冲突势必会增加，这也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辩护意见冲突最近才引起各界的关注。在新的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如何确保辩护律师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利益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然而，在对抗式改革推进的同时，我们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这就导致，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辩护律师的监督几乎是一片空白。退一步讲，即便我国仿效其他国家的做法，建立诸如职业惩戒、民事制裁等确保辩护律师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利益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这些制度也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些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58]考虑到国外的经验以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在当前中国的大背景下，推行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也许是对辩护律师监督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在对被告利益、律师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的态度方面，我国一直强调对社会利益的保护，而被告利益的保护则很少有人问津，被告利益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是，近年来，随着程序正义理论的兴起以及受到全世界范围内被告保护运动的影响，尤其是基于对频频曝光的冤假错案的反思，强化对被告利益保护的主张越来越得到了各界的认可。2010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便是例证。经验表明，只有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才能遏制辩护

律师打着维护被告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口号损害或者压制被告利益的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的利益。

事实上，以1996年《律师法》将律师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为先导，近十多年来，中国律师的商业化也获得了惊人的发展。[59]律师的商业化不仅引发了一系列损害公益的行为，而且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损害当事人利益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监督律师行为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以上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我国应当摒弃绝对独立的辩护观，逐步走向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

（二）中国推行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面临的难题

然而，由于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在我国推行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还面临着一些困难：

1．固定收费模式。如上所述，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要求辩护律师与被告应进行充分的沟通。对于律师来说，相较于直截了当地建议被告“应当如何如何”，与被告一起交流辩护意见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且交流得越充分，花费的时间就越多。[60]如果实行计时收费的话，辩护律师是有动力与被告就辩护意见进行充分交流的，因为这可以延长收费时间。如果实行的是固定收费模式，那么辩护律师则没有任何动力与被告就辩护意见进行充分的协商。在固定收费模式下，辩护律师有强烈的动力减少与被告的交流时间，因为交流时间的延长不仅不会带来收入的增加，而且还会导致律师收人或休闲时间的减少。十分不幸的是，对于刑事案件，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固定收费模式，而

论辩护制度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

论辩护制度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第二部份着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面临的困惑及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周全进行论述，表明现有辩护机制将会导致律师不愿参与刑事诉讼的严重后果，强调该现象的存在和继续将与法制建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本文第三部份，笔者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现存权利障碍基础上，简性分析障碍存在的原因，并0彻实提出了几点使律师权利能得到真正保障的意见。 最后，笔者指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在微观上受诉讼价值取向，司法人员素质等因素制约，在宏观上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交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加强刑诉中的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则是一种国际化的倾向，与我国法制建国目标一致，从而说明没有律师，没有完善的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目录 引言 一、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现状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二、辩护律师权利行使及保障现状分析 （一）律师诉讼权利行使及其保障现状分析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及现状分析

三、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 （一）律师诉讼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四、结束语 参考文献 引言 现代刑事诉讼，是在控审分离和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基础上，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共存。其中辩护职能尤显重要，其既是诉讼民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毫不夸张地讲，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状况和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正因为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先后不断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配置和保障措施的予以护大和加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作了规定，并在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条约上签字，其权利保障相对过去有所增强。但是，由于传统文明和诉讼价值观等因素影响，辩护律师机制仍不够完善，其权利保障现状更令人堪忧，使律师刑事辩护呈萎缩趋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鉴于此，笔者特以《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成文，以期对我国律师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著名学者龙宗智教授指：“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实际上是刑事诉讼中关于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①。也就联合国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司法活动所确立的基本权利保障。在我国，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

“在我国，多年来刑事辩护制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 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风险大表现在刑事辩护中，自刑诉法修改实施后近几年来，全国不断有刑辩律师在辩护中被错捕错押。困难多表现在会见难，特别是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侦查机关在会见时间，会见次数及了解案情方面给律师设置种种障碍，使律师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效果差表现无论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意见总不能得到足够重视，一致存在着许多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现象辩护效果较差。据不完全统计，刑事辩护案件几年来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法制化的发展极不适应。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又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一、我国律师的职业属性目前，我国刑事辩护判度最大的立法缺陷就是律师和法院、检察院关系依旧没有理清，律师独立自治的自由法律职业者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立法的明确承认。(2)我国对律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是与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律师建设进程有密切联系，几经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师制度初建，律师设置于人民法院内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时政治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的认识可以看出律师被当作国家司法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律师政治和物质上的待遇比照国家机关干部待遇的规定办理”(3)。五十年代未，刚起步几年的律师制度被废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当时情况下，立法将律师的职业属性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赋予了律师与公安司法人员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从1986年起，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后又出现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私营律师事务所；二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办所)逐渐摆脱行政机构管理模式而实行依法自主开展业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此种情况使得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合理性，以无法准确反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这一时期，律师界、法学界对律师的职业属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993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该法颁布后，法学界、律师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条内容是对我国律师属性的定性，并认为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对律师的定性是恰当的，定点是甚至无需从逻辑上或经验上加以推演和证明”(4)。还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高度概括了作为律师的必备条件，从而使律师区别于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律师必须依法取得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业务活动，因此，我国律师亦不同于自由职业者；由于律师不再是国有的法律工作者可以不占国家编制，不需国家核拨经费。因此，律师队伍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现实可能性，尽快发展起来。(5)研究律师的职业属性，首选需要揭示律师执业特点，并应在与法官检察院等官方法律职业的比较中揭示律师的职业属性。结合律师职业特点，笔者认为，《律师法》第二条的规定，表述了实行律师执业资格准入制度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外在特征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上在特征的描述，并未把律师的本质属性挖掘出栏。未能揭示律师这与法官、检察官这些官方法律职业人员的独立性以及律师不同于这些官方法律职业人员不同的执业方式，后者才具有根本意义(6)。故，《律师法》第二条并未对律师职业属性

解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与均衡的实现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与均衡的实现 颜梅生【摘要】作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地位)平等原则，本应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但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在被告答辩、缺席判决、拘传、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权利义务、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和撤诉、抗诉等方面，存有严重悖离该原则之处，应予以纠正。并就此提出了实现均衡的具体构想。 一、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规定，在现行法律中并非个别 众所周知，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已使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得到了有效保护。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当事人诉讼地位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制约着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的贯彻执行，笔者在审判实践中发现，主要有以下方面： 1、当事人在审前的诉讼信息交换不对等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但对于被告，仅规定应“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就答辩状的内容、拒不提交答辩状的后果，却没有任何下文。这就使得许多被告为不让原告知晓其信息或为给原告制造突

然袭击，故意不提交答辩状或者纯属虚于应付，在正式开庭时出人意料地提出的主张，且该做法竟是合法。问题在于：被告对原告的信息可以了如指掌，而原告对被告的信息却是一无所知，原告的平等辩论机会无疑被大打折扣。

2、原告和被告缺席的法律后果反差太大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分别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对原、被告同样拒不到庭的行为，在原、被告之间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原告承担的是程序法律后果，即按撤诉处理，日后还可以再行起诉，得到的是诉权的尊重甚至偏袒;被告承担的是实体法律后果，即缺席判决，对判决确认的内容不得在一审再行争议，得到的是歧视甚至制裁。 3、拘传是对歧视被告或先入为主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最高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解释为：负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2条还规定，作为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也可以适用拘传。问题在于：一方面，正如台湾学者杨建华先生指出：“在观念上把民事被告视作刑事被告，与刑事诉讼法作相类似的规定。拘传民事被告，实有民刑不分之感。”另一方面，应该说被告不到庭的确会影响法庭审理，但实践中并非只有被告会“拒不到庭”，许多情况下，原告同样会不到庭，同样会导致法庭无法查清案件事实。但原告大不了裁定按撤诉处理，不存在人身遭受强制，而被告却要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这既是事先假定了被告“罪有应得”，也是给予被告的不公正“待遇”。 4、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形同虚设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是什么样子的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 问>>https://www.wendangku.net/doc/ed11247302.html,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是什么样子的 犯罪嫌疑人往往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他们涉嫌犯罪的关系，在诉讼的过程中是处于被调查、被定罪的位置，但他们也有一定的诉讼权利，并不是完全无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是怎样的?下面赢了网小编给你主要介绍相关知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有哪些? 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犯罪嫌疑人被对待的态度及其权利的享有状况，是公民法律地位高低及权利实现程序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

出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程度，是一国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将被追诉人区分为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符合刑事诉讼的发展进程，与国际通常的做法是一致的，在诉讼理论与实践中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注：在我国，被追诉的公民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的诉讼权利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但毋庸讳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还存在诸多缺漏。这和我国法治时间较短、诉讼民主化不足密切相关。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刑事领域的法治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因为刑事诉讼活动涉及公民的人身、财产、生命等基本权利，其法治化水平的高低更体现了法治的水准。刑事程序的法治化，表现为诉讼原则、制度、程序设计的科学性与正当性以及权利保障实质化。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属于超职权主义模式，具有封闭性与专权性的特点，是典型的纠问式侦查体制，它使得侦、辩之间力量严重失衡，犯罪嫌疑人的处境很不利，主体地位尚未真正实现。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辩护人的范围包括： 1、律师。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览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专业07秋法学本科 学习中心新丰电大 姓名陈学文学号071110746 指导教师李文敬 2009 年8 月 4 日

目录 引言 (1)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1) （一）实体法的意义 (1) （二）程序法上的意义 (2) 二、证明标准模式 (2) （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 (2) （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3)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3) 三、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问题 (4) （一）证明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 (4) （二）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 (4) （三）诉讼证明中的逻辑推理前提具有不确定性 (4) （四）证明结果因难以检验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 (4) 四、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4) （一）证据优势标准与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相适应 (5) （二）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相适应 (5) （三）证据优势标准能充分地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 (5) 五、参考文献 (5)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陈学文 引言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证实事实的真伪。证明标准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没有一个证明标准,那么将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诉讼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证明的标准。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查清案件事实是案件纠纷得到正确处理的第一步,而对事实是否清楚的判断则属于证明标准的问题,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证明标准一般在证明的任务的题目下进行论证。究其原因,职权主义模式大都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和能动色彩。自我国实行诉讼改革以来,职权主义之弊受到猛烈抨击,现今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已有所淡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强调,故现在人们在谈及证明标准的时候,是与举证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例如：在审判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非是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但达不到一定证明标准时，将承担败诉后果。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某一纷争事实应由哪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从而使该事实得到法庭认定为真实, 也就是说，我国民事法不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且规定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是有条件的,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存在举证的客观障碍而且该障碍其本身无法克服。法院所为之调查取证,并非由法院承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种衡平措施,体现了对举证弱势方的支援,其目的不是要打破诉讼中原被告之间的力量均衡,而是要维持一种实质的均衡。如果在调查取证中无法找到相应证据,则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仍要承担其举证不能之后果。故证明标准在法院动用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时,仍是当事人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效用主要有二： （一）实体法的意义在证据量及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实体处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准绳的司法原则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事实认定对案件处理的重要性。如何理解“以事实为依

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反思

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反思 汪建成杨雄*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辩护律师与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系无疑是理解辩护律师诉讼地位和角色的关键之所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修改带来了对律师（包括辩护律师在内）诉讼地位的认识上质的飞跃，即由“为人民伸张正义、维护国家利益与公共秩序”的“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律师暂行条例》[1980]第一条）转变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法》[1996]第二条）。这种认识的转变无疑对律师职业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对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却仍然停留在较为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有学者指出，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受被追诉者聘请以后，二者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受聘律师是当事人的代言人，其言行以被追诉者的意志为转移。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律师相比，根据中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规定，中国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接受被追诉者的聘请(接受委托) 之后，二者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受聘律师是当事人的法律服务者而不是代言人，其行为不受当事人的意志左右。在提供法律帮助的过程中，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1还有多数学者坚持主张，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突出表现就是，辩护人独立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志以外，以自己的意志开展辩护活动。2这种主流认识无疑对强化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改变目前律师参与诉讼程度低的现状有促进作用。这些认识的共同特点是，过分强调了辩护律师地位的独立性，淡化甚至抹煞了与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使得立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与现代法治国家辩护制度作用发挥不和谐的音符。笔者认为，包括律师秘密会见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的缺失、法庭结构设置的断裂、辩护手段的受限、对辩护律师的极度偏见认识（例如，律师是“为坏人开脱罪名的人”）等等现象无不与这种有意或者无意切断（割裂）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认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欲在中国构建发达的刑事辩护制度，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检讨。 *[作者简介] 汪建成（1962——），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雄（1979——），北京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周国均：“正确认识律师与被追诉者的关系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政法论坛》1997 年第5 期。 2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1999年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一)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一) 关键词:参与性/辩护/程序公正/调查取证权 内容提要: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程序公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没有调查取证权的律师辩护，根本无法支撑起以程序公正为理念的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出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对案件结果的负价值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不仅破坏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品格，也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危机之中。全面、正确地理解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价值，便成为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前提。 西方哲人把辩护视为上帝对人类的最大的恩惠，不仅在于通过辩护，能够使真理越辩越明，而且辩护也提供了一种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机会。充分地参与和表达既体现了尊重参与者的理念，又能够使参与者从中获得一种公正的满足感。辩护之于程序公正的意义正在此。缺乏充分辩护的诉讼程序，容易引发更多的上诉、申诉。我国被告人上诉和申诉的比率居高不下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被告人没有充分地参与到诉讼裁判决定的过程中来，从而对裁判的结果无法得到认同。 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相对较少，仅有的辩护权对于我国的被告人来说，显得弥足珍贵。可是辩护权中的核心权利——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却又受到了较多的限制。不仅如此，甚至是辩护律师也不断地陷入被指控违法取证的诉讼中。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刑事案件增多，程序公正的改革，对抗制审判方式的确立，在理论上为辩护律师充分参与辩护提供了契机。但事实上，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从而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一种危机之中。 笔者以为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辩护律师调查权的价值认识存在着偏差。一方面认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存在着妨碍司法公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枉不纵，事实胜于雄辩，辨与不辨，并无太大的意义。可是，我们却忽视这样一条谚语：事实胜于雄辩，但事实也需要雄辩。一场缺乏被告人参与和表达的诉讼，不会产生程序正义的结果。 本文试图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价值进行解析，以便能够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一个更为合理、科学的认识。 一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苏格拉底的“人啊，认识你自己”，到18世纪康德的“人是目的”，到20世纪70年代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对人的认识一步比一步更深入、更本质。反映到法律中来，黑格尔一语中的地道出，“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1]（P46）。纵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是经历了不断认识的过程。从毫无诉讼权利的客体和对象，到享有一系列诉讼权利的诉讼主体。不正是体现了人类认识到了人是目的，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权利吗？人是目的是通过权利来体现的，也就是说，权利规定了被告人的主体性，不存在没有权利的主体。因此，任何一项权利的设定，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一定需要。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表明了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被尊重的情况之下，对刑事诉讼的认识重心，从诉讼的结果转移到了诉讼的过程。因而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可以说是辩护权发展的历史2]（P432）。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产生，表明了刑事诉讼进化到了一个诉讼文明的时代。 对诉讼过程正义的要求，此乃程序正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古罗马共和国时期“自然正义”，又被称为“诉讼程序中的公正”，最早体现了这种过程正义的思想3]（P126）。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自然正义的内容包括：（1）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2）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自然正义”的思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其内容也随之丰富和深化，形成了“正当程序”的诉讼理念。其主旨就是使被告人在诉讼中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及公平的审判。尽管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但追求文明和民主的精神是共

论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与职能

[摘要]律师为坏人辩护-----不得人心律师与司法机关作对-----碍手碍脚律师辩护无效果-----当事人不满律师给法官送礼-----腐蚀司法人员律师不负责任-----就知道骗钱律师秉公办案-----阻力重重律师办案认真-----陷阱难防这，就是中国的刑辩律师目前所面对的境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律师角色定位的偏差。本文试图通过在实践中发现的阻碍律师在刑辩过程中发挥独立诉讼地位和职能作用问题，对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通过对辩护律师的职责定位和刑辩价值取向的深层思考，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业内人士的关注与思考。[关键词]：辩护律师诉讼地位职能问题对策一、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与职能的法律依据（一）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4项规定：在刑事辩护中，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辩护人特别是辩护律师，在诉讼中处于专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地位。辩护人的这种诉讼地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辩护人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即他维护的只是依照法律应当维护的被告人的权益，而不是被告人的所有权益，更不是法律规定应限制或者剥夺的被告人的权益。二是辩护人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这就使辩护人同公诉人及审判人员有所区别。公诉人及审判人员在法庭上也有依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但他们不是专门维护者，即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不是他们的专门任务。他们是国家控诉权、审判权的行使者，是在行使国家控诉权、审判权的过程中，同时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辩护人则不同，他的诉讼智能就是依法为被告人辩护，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职能。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辩护人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同公诉人的控诉地位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没有控诉就没有辩护。两种诉讼职能各不相同，不能互相混淆。辩护人只能为被告人辩护，陈述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情节和理由，不能对被告人进行控诉。辩护律师和公认人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都是依法执行职务，都要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负责，他们诉讼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辩护人对审判人员来讲，是一种协助与配合关系。这种协助与配合，是通过辩护来实现的，也就是通过辩护人讲述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理由来实现的。从上述可以看出，辩护人既不从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不从属于被告人，而是个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二）辩护律师的责任《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律师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法》第28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由于《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另有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及职责的规定，因此上述法条成为专门规范辩护人（包括辩护律师）的责任规定。具体理解，辩护人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empirenews.page--]首先，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首要的是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不得捏造事实和歪曲法律。这既是律师的职业道德，也是执业纪律。其次，辩护人的主要职责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最后，辩护人只有辩护的职责，没有控诉的义务。二、阻碍律师在刑辩中发挥独立诉讼地位与职能的问题（一）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主要问题《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有权参与刑事诉讼，这是我国民主法制的重要进步和体现。但是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应确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律师有权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介入刑事诉讼。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4项关于“诉讼参与人”的规定，律师参与诉讼，要么是诉讼代理人，要么是辩护人，没有“律师”的称谓。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就应当被法律明确界定为“辩护人”。因此刑事诉讼法第96条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权利应修订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权利。2、宪法、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

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法律地位-代位权多个次债务人

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法律地位|代位权 多个次债务人 代位权制度成型于法国古老的习惯法中，最早由法国民法典以明文规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强制执行规定的不完善。法国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表明代位权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终于得到了确立，使代位权制度从以往学者的理论中走进了社会生活。因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应当通过法院予以主张，即应当通过诉讼方式进行。而所谓代位权诉讼，是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以原告的名义，将债务人的债务人（即欠债务人）作为被告向人民法院除提起诉讼，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一种诉讼活动。代位权诉讼的（实质是债权人“越过”债务众向欠债务人提起诉讼。由于代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方式来进行，因而必然会涉及到当事人这一诉讼法上的法律问题。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次债务人处于被告的诉讼地位，对此，诉讼理论上并不存在争论，而对于债务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则是众说纷纭，颇有争论。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债务人之诉讼地位的确定问题，常常与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及判决的既判力范围之讨论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若债务人否认债权人之代位权，则可以就次债务人为诉讼参加而成为被告之参加人，但不能就债权人为诉讼

参加而成为原告之参加人，因为对于代位权之存否问题，（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害相互对立。债权人亦可以在起诉时因）债务人否认其代位权而直接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债权人代位起诉后，因次债务人否认债务人对其有权利，则此时债权人可以告之债务人，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债务人亦可以在代位诉讼系属后，自己对次债务人起诉，于此种情况下，法院应驳回代位权诉讼⑴。（2）债权人对次债务人起诉后，不论次债务人有无否认债权人之权利，债务人都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指我国台湾地区之民事诉讼法）参加诉讼。至于是辅助债权人，还是辅助次债务人，则因原、被告的主张不同而有异。而债权人或次债务人亦可以依据第65条（同上）关于告知参加的规定，通知债务人参加诉讼⑵。（3）可考虑采取当事人主导的引进权制度，即在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诉讼时，应承认次债务人可能申请法院命债务人为原告，而成为共同诉讼人。这样既能给债务人提供较为充分的程序保障，也有助于解决关于代位诉讼判决之效力应否及于债务人的争论⑶。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讨论来看，对于代位权诉讼，依据诉讼参加的规定，原则上债务人可参加诉讼，或者由当事人告知其参加，但对于是否仅限于对被告（次债务人）为参加的问题则存在着争论，此其一。其二，由于代位权诉讼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三方的利益关系，因而基于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提供程序保障、统一解决纠纷、确定既判力范围等方面的考虑，出现了应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将其引进为原告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合同法颁布之后，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们对代位权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摘要]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确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文章首先阐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然后分析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发展和理论；最后指出了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最低程度或者最低标准。具体而言，在诉讼证明中，证明主体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法院就应当对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反之，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就说明待证事实未被证明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证明标准在诉讼法证明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衡量负证明责任的一方是否实际履行了证明责任的尺度，而且也是法官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合理地界定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明标准，对于保证诉讼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界说 我国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指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质和量的要求都符合，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1]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有必要对刑、民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2]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具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当然应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仅仅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是不够的，要认定其有罪或无罪，就必须进一步得出唯一的结论，要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标准。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得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还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可能，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也应当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认定这一事实。 对刑、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的主张，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及实务界人士的共鸣。这种观点充分地考虑了两种诉讼在性质及追诉原则上的重大区别：从诉讼的性质上看，刑事诉讼要解决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涉及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这样重大的问题，而民事诉讼要解决的则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人身权益的争议，置这种差别于不顾而采取相同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从两种诉讼的追诉原则及举证责任看，刑事诉讼强调国家公诉，民事诉讼则实行“私权自治”的处分原则。公诉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装备，要求其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是有保障的；民事诉讼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的手段、装备一般都会弱于公诉机关，达到刑事诉讼同等的证明标准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合理的。 在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审判方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才初步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与风险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风险 作者：崔岩 内容提要 提要：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利太少，而限制又太多。使辩护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冒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风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地从事着刑事诉讼辩护工作，长此下去，损害的不仅是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活动，它损害的更是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并将使国家、社会希望通过改革立法、司法，从而保护人权，树立国际形象的努力化为泡影。笔者着重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定位、执业风险、形成原因、解决对策以及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便更好地促进律师刑事辩护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赋予了辩护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和广泛的诉讼权利。辩护律师的作用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在近几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律师法》相继通过并实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以前法律规定有一定的变化，但法律中新增的一些规定，又将律师的地位推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境界，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量的减少，众多律师因刑事辩护业务而无辜入狱，充分说明了法律对律师在刑事诉讼的职责定位不够准确，法律赋予权利太少，限制太多，而刑法的306条款，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根大棒，让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律师权利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就更难以保障，而由此造成控、辩、审三角的失衡，影响的是司法程序的公正。这与我国法制化建设和发展极不适应。 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仅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及风险以及立法应赋予律师相对的豁免权等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一、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定位 辩护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司法公正和体现司法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28条对辩护人的责任作了具体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据此，辩护律师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辩护律师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辩护律师进行辩护，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第二、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不得歪曲和捏造事实，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论文提要：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虽然规定律师可以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介入侦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但由于律师介入侦查的权利极其有限，特别是没有确立律师在场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法及时有效地介入侦查，也无法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刑事案件辩护难尤其是在侦查阶段辩护难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对我国有关侦查的现行立法进行了分析，从律师在场权缺失的原因和设立律师在场权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律师在场权的确立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价值、意义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确立律师在场权的可行性，提出了构建我国律师在场制度的初步意见。全文共6485字。 以下正文： 律师在场权, 有广义与狭义二解。从广义上说, 律师在场权是指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在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追诉、审判时, 辩护律师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有权在场履行其法律援助职责。从狭义上说, 律师在场权特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 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 在侦

查机关每次讯问时辩护律师均有权在场, 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辩护律师在场。本文从狭义的角度探讨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一、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立法缺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律师辩护制度，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保障人权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合理化的发展方向。 我国法律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刑事诉讼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和不足以及在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导致律师在实践中很难介入侦查阶段，即使能够介入也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

论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一)

论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一) 内容摘要：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害人曾一度为人们所忽视、淡忘，随着发现被害人运动的兴起，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开始加强,保障被害人权利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及其诉讼权利，这些规定值得肯定和重视，但仍有不足之处，应予完善。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完善DiscussiononthePositionandProceduralRightsofCriminalVictims Abstract:Thecriminalvictimshadoncebeenignoredincriminallitigation.AftertheDiscoveringvictimsm ovement,manycountriespayattentiontotheproblemofprotectionforthebenefitsofvictims.IntheCrim inalProceduralLawofChina,thevictimisonepartyofthecriminalproceeding.Theseregulationsareratio nalonthewholebutsomespecificregulationsneedbettering. KeyWords:criminalvictim;criminalproceeding;proceduralrights;improvement 一、前言 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当事人主体,刑事诉讼的结局对他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如何实现最大可能减少被害人受到的损害上，特别是如何保证赔偿被害人受到的损害方面，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共识。而我国自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开始，近年来的刑事程序立法、司法实践和诉讼理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关注较多,而对于被害人的权益的保障与保护的关注相对显得较淡。 笔者要对本文所讨论的被害人概念作个界定。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学科理解有不同的意义。本文是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切入，只讨论自然人被害人在公诉案件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二、刑事被害人与刑事诉讼 （一）古代刑事诉讼被害人地位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即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被害人依法享有的法律权利和承担的法律义务的集中体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律制度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在人类社会早期，实行的是弹劾式刑事诉讼。那时,国家没有专门的追究犯罪的机构,如果被害人不起诉,诉讼便不会发生,是“无原告既无法官”的时代。这种诉讼机制中,被害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1.起诉权由被害人独占行使。2.被害人有权与加害人进行私下和解，其他个人无权干涉。3.被害人负责传唤被告人出庭。4.被害人在庭审中负举证责任。法官居中裁判，没有积极主动地调查事实的责任。可见,在弹劾式诉讼中,被害人处于主动地位,他掌握着是否启动诉讼程序这一最重要的诉讼权利；被害人通过积极有效地参与诉讼,决定着自己的诉讼前途与命运。 社会的发展使统治阶级认识到犯罪更主要地是侵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及整个政权的统治秩序；对犯罪的追究与能否维护其阶级专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便过渡到了由国家主动追诉犯罪的纠问式诉讼。在这种诉讼制度下，司法官是唯一的诉讼主体，被害人处于类似证人的地位，他具有如下特征：1.被害人不再独占起诉权。国家完全掌握了追究犯罪的主动权，尽管被害人对于犯罪仍有控诉权。2.被害人不再享有与加害人私下和解的权利。3.在庭审中,被害人仅仅是作为案件当事人出庭作证,其陈述被用作一种证据。封建专制的本质在纠问式诉讼结构中具有充分的体现，“不但被告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成为诉讼的客体,而且被害人也丧失了诉讼主体资格,有时还会成为被鞠拷的对象。这种诉讼结构实质上只有追诉机关是诉讼主体的单极主体状态。”1] （二）现代西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对封建纠问式诉讼的专制和黑暗进行了猛烈抨击，资产阶级重新建立了以公诉为主的被称之为“混合式”的刑事诉讼形式。在这种诉讼形式下,控、辩、审格局得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一)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一) “在我国，多年来刑事辩护制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风险大表现在刑事辩护中，自刑诉法修改实施后近几年来，全国不断有刑辩律师在辩护中被错捕错押。困难多表现在会见难，特别是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侦查机关在会见时间，会见次数及了解案情方面给律师设置种种障碍，使律师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效果差表现无论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意见总不能得到足够重视，一致存在着许多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现象辩护效果较差。据不完全统计，刑事辩护案件几年来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法制化的发展极不适应。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又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一、我国律师的职业属性 目前，我国刑事辩护判度最大的立法缺陷就是律师和法院、检察院关系依旧没有理清，律师独立自治的自由法律职业者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立法的明确承认。(2)我国对律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是与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律师建设进程有密切联系，几经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师制度初建，律师设置于人民法院内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时政治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的认识可以看出律师被当作国家司法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律师政治和物质上的待遇比照国家机关干部待遇的规定办理”(3)。五十年代未，刚起步几年的律师制度被废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当时情况下，立法将律师的职业属性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赋予了律师与公安司法人员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从1986年起，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后又出现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私营律师事务所；二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办所)逐渐摆脱行政机构管理模式而实行依法自主开展业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此种情况使得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合理性，以无法准确反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这一时期，律师界、法学界对律师的职业属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993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该法颁布后，法学界、律师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条内容是对我国律师属性的定性，并认为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对律师的定性是恰当的，定点是甚至无需从逻辑上 《律师法》高度概括了作为律师的必备条件，或经验上加以推演和证明”(4)。还有的学者认为， 从而使律师区别于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律师必须依法取得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业务活动，因此，我国律师亦不同于自由职业者；由于律师不再是国有的法律工作者可以不占国家编制，不需国家核拨经费。因此，律师队伍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现实可能性，尽快发展起来。(5)研究律师的职业属性，首选需要揭示律师执业特点，并应在与法官检察院等官方法律职业的比较中揭示律师的职业属性。结合律师职业特点，笔者认为，《律师法》第二条的规定，表述了实行律师执业资格准入制度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外在特征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上在特征的描述，并未把律师的本质属性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