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析和式治理辨
仇和式治理辨析
仇和，这位在中国政坛极富争议的政治明星，在自己仕途的最后一次过河中，彻底翻了船。
回顾仇和的执政之路，“大胆”、“铁腕”、“效率”、“改革”是其中的关键词。从其在沭阳的修路种树，到在昆明的毁乡造城，仇和以个人的政治魄力，在各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而这种发展速度，也曾被媒体赞誉为“仇和速度”。
曾高调亮相在公众视野中的仇和，以同样“高调”的方式落幕。
仇和在各地留下的政绩，始终是毁誉参半。有百姓感激他“铁腕治城”所带来的收效，也有不少人认为仇和“任性”的背后隐藏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和腐败。本次仇和落马，恰恰印证了后者的质疑。在一帆风顺的升迁之路上，这位曾发表“八无感言”的明星官员，最终没有抵抗住权力的诱惑。“魄力”与“任性”也许相差只在一念之间。
曾有人把仇和与侯卫东做比较。在风靡一时的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里，主人公侯卫东大学刚毕业就被人事部门“发配”到交通不便的乡里。经过最初的迷茫，侯卫东终于找到了工作的重心——修路。乡里想修路，但因为经费、拆
迁等问题一直没能实现。侯卫东顶住种种压力让这项工程上马。其间，好心劝戒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百般阻挠者也有之。最后路建好了，交通方便了，资源能运出去了，乡民越来越有钱了，那些看热闹、泼冷水的人才开始佩服侯卫东的魄力。
侯卫东是虚构的，仇和却是真实的。
1996年12月，宿迁市成立不久，时任宿迁市副市长的仇和被派到辖下的沭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当时宿迁下辖沭阳、泗阳、泗洪三县，数沭阳最穷。苏北号称江苏的“经济洼地”，新成立的宿迁则是“洼地中的洼地”，沭阳的经济地位可想而知。但命运把这样一个地方交到了仇和手里。这里是仇和第一次当一把手的地区，也是仇和施展其改革抱负的第一站。
上任之初，仇和常半开玩笑地说：“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县官。”
仇和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随后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越是老百姓怀疑和不相信的事情，越要做到让老百姓信
服。在沭阳惩治贪官，许多人认为是个永远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仇和做到了，也因此，有了“求天求不如仇和”的说法。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黑恶势力后，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仇和脸色铁青，说让事实来证明，他说的对不对。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其后，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仇和的种种铁腕手段可能也是迫不得已。面对一个懒散拖沓惯了的官场，单靠教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有点硬规矩。比如，开会不许迟到，上班不许溜号。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仇和罚他在门外站着。后来，设迟到席，迟到者必须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但是，靠这些措施，只能起一时作用。靠一个人的力量与数量庞大的干部队伍斗智斗勇，仇和必定是孤单的。哪怕“我会有累不垮的精神，耗不尽的精力，干不厌的激情，百折不挠的毅力”，抓不住人心，也是白搭。
这个困境，仇和一定感受到了。但那时候他年富力强，还可支撑一时。据说，仇和在沐阳4年，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平均每天7件。这个数字也许夸张。但是，说那时的仇和是做秀，不是真不想为老百姓办好事，也不容易。反过来说，这也是仇和治吏无良方、事必恭亲的证明。
又想办好事，又无可以依靠的队伍，更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却坐在县委书记的位臵上，拥有了反腐带来的巨大权威，很容易将不太成熟的个人意志放大成集体行动。修路，建房，拆迁，招商引资，国企私有化，仇和干的桩桩件件都有争议。
所谓的“仇和速度”，是建立在对未来经济增长动力的提前透支基础之上的。向土地要财政，是仇和最大的发展经验，而仇和大拆大建的后果，是房价的不断抬升。政府的腰包虽然鼓了，可其中却容易出现非法用地，强打强拆等问题，引来百姓的不满。经济增长要速度更要质量，“仇和模式”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跃进”的影子，不但增长方式粗放，而且也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破坏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
这似乎也是仇和的一种风格。他在江苏省副省长的任上，回答媒体对他低调的质疑时，他说过，当一方主官是一种风格，当执行者是另外一种风格。
仇和离开宿迁去昆明之后，宿迁尤其是沭阳当地很多人表达对其的怀念，怀念仇和就是怀念改革者。他敢试、敢闯、敢冒险，留下了许多东西，第一就是改革创新。“卖学校、卖医院”，从一定意义上是逼出来的改革，不改已经不行了，与其穷困下去，不如放手一搏。第二是艰苦奋斗，这个精神在改革攻坚的时候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尽管没有以前高调，但仇和在昆明所留下的深刻影响却并未消退。
2007年12月，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昆明市市委书记。“改革官员”在昆明的履新措施，占据了各大报纸版面。
“仇和新政”是一整套有关城市的系列改革，包括了整顿吏治、滇池水系治理、城市绿化、强力拆迁改造城中村和超常规的招商引资等。整顿吏治和水治理，给仇和带来了民间声望，但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城市绿化和招商引资，也给仇和带来很大争议。
在一次昆明招商引资专题讲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员打瞌睡，长时间没醒。仇和喊道：“第一排在睡觉的，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职位？”吓醒的官员站在会场上，不敢答话，旁边的人代答：“呈贡县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蒋文辉。”当时仇和没再追究。但两天后，昆明市呈贡县紧急召开纪委会议，县长宣布蒋文辉辞职，投资促进局局长向大会作书面检查。过了几天，仇和看到各大报
纸对“瞌睡门”的报道，才知道蒋文辉辞职。仇和在吏治方面不仅要求严格，更是个人威慑力十足。不管是在宿迁还是在昆明，都为仇和赢得民心。
“仇和式治污”也固然可喜，作为当地一把手亲自抓环境保护，可以预见必将取得较好的效果。但也要看到，正是由于仇和的特殊身份，由于他雷厉风行的作风，才使得当地环境保护“取得一定效果”。而这种经验，其他地方是否有借鉴意义呢。江苏省仪征市环保局党组书记侯宜中为了关停辖区内的两家污染企业，奔走呼吁4年多，仍然没有结果的悲剧。由此可见，“仇和式治污”是可喜的，更是无奈的。
仇和要求城市开发一定要连片、成面地开发，以免新项目只是城中村的“遮羞布”。这多少成了改造扩大化的催化剂。后来又要求全昆明市所有的居民楼都拆除防盗笼，被勒令拆除的还有居民公寓楼阳台周围的防盗笼，不少人认为这是公权力侵犯了私人权益。为了市容，仇和顾不了那么多。但一纸行政指令仍难抵民众积年的生活习惯，不得不节节败退。从要求全区全拆，到临街必拆，再到公务员、教师、律师等强拆，到后来要求主干道两侧40米建筑的防盗笼属于必拆范围。仇和强拆防盗笼，明显有无视公民私权之嫌。
从江苏宿迁市起步，到云南高原执政，仇和被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也成为“另类官员”的代表。他的改革措施、做事风格和言谈，始终伴随争议。舆论两极分化，有
百姓感激他“铁腕治城”所带来的收效，有学者赞同其“以人治推动法治”的理念；有人民憎恶他“强拆强征”引起民怨，有官员惧怕他“铁面无私”的独断。
在当下的改革攻坚期，敢试、敢闯、敢为人先的精神固然可喜、可叹、可敬，然而，一切改革创新都应该有法律底线，罔顾国法、无视民意的集权式改革应该被禁止，不受约束的权力必将引起腐败、导致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