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大山的系列小说《梦庄记事》

论贾大山的系列小说《梦庄记事》

牛常红（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内容摘要：《梦庄记事》是贾大山第二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贾大山在此阶段的创作有两个重要的转变，即创作关注视角的转变和小说文体的转变，尤其是小说文体的转变，他开始寻求一种新的话语方式——“新笔记小说”文体，并且逐渐形成了“我”是作者代言人的叙述风格，文白相间、冷静幽默的语言风格，点石成金的取材艺术，赞颂与讽刺并举的主题风格，这使得《梦庄记事》在“新笔记小说”探索方面绽放独树一帜的光彩。

关键词：贾大山;梦庄记事;新笔记小说;取材艺术

从1972年处女作《金色的种子》（散文）的发表开始，到1997年去世，贾大山的创作生涯仅25年。其间他不断探索，创作出85篇脍炙人口的小说，纵观其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以《取经》、《花市》、《劳姐》、《分歧》为代表的创作初期；二是以《梦庄记事》为代表的梦庄时期；三是以《西街三怪》、《古城茶花》为代表的古城人物时期。三个时期贾大山的作品无论是文体、主题或是语言、结构皆无追风逐潮之气，而是尽显朴实淳厚之风，时至今日，读其作品仍有一股清新独特涤荡于胸。1997年2月20日贾大山去世之后，国内文学界特别是河北文学圈对他的研究就持续不断，2014年1月13日《光明日报》对习近平主席的《忆大山》的重新发表，《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的出版，对“贾大山热”持续升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最早见到贾大山评论文章的1978年到2014年，37年间，重要研究论文共计50篇，其中包括怀念性论文19篇、评论性论文26篇以及纪实性论文5篇，而研究《梦庄记事》的论文仅在26篇评论性论文中有所涉及，共14篇，占到了约53％的比重，这足以见得《梦庄记事》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对已有的《梦庄记事》研究论文分析整理后发现，《梦庄记事》的文体即新笔记小说文体、主题方面仍然有可探讨余地，其意义还需进一步研究。

一、“梦庄”时期的创作转变

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无疑，贾大山在沉潜了长达4年（1983年—1986年）之久后有了完美爆发，1987年他开始创作《梦庄记事》系列小说，同时也开辟了其在文学世界里的一片新天地。之所以说是“新”天地，要归因于贾大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创作转变。

首先，在《梦庄记事》中，贾大山小说题材完成了从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到“人性”探究的转变。

随着作家年龄的增长，其人生阅历不断丰富，其看人处事的方式愈加成熟，从而其思考问题的角度呈纵向深入状。尽管贾大山否认自己属于“白洋淀”派、“山药蛋”派，但深受孙犁、赵树理的影响，他的作品或多或少留有“白”“山”两派的痕迹。创作初期受赵树理影响比较典型的作品是问题小说《取经》、《分歧》。《取经》反映了当时的领导干部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之下唯上级政策是从，蹑手蹑脚，不断调整自己的决策以适应“国策”，最终导致工作的延误、发展的滞后；《分歧》从不同领导干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同方法出发，指出部分领导干部犯了严重的形而上学的错误。两部作品从基层领导干部工作的失误入手，折射出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大问题。

而“梦庄”时期，贾大山则将庞大的创作目光分散开来，分别投向文革背景下形形色色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去发掘更深层面的人性问题。《老路》讲述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对女儿疼爱有加的父亲却因为女儿偷吃了生产队里的花生，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一巴掌下去女儿被花生卡住气管而死的故事，我们无从知道一个充满父爱脾气温和的人在举起巴掌打向女儿的时候内心作何感想，却深知女儿的死绝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

的精神悲剧。《俊姑娘》中玲玲初到梦庄是受人欢迎的，久之，却遭到各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非议甚至是空穴来风的不公平待遇，直到玲玲因参加集体活动受伤并有可能成为残疾人，大家才怀揣着那点儿（如果可以称为同情的）怜爱之心帮玲玲投票选“五好社员”，而当有人问“那么，她要拐不了呢？”，众人纷纷静默，迟疑间恰暴露了人性的畸形与丑陋。

其次，贾大山完成了从“常规小说”向“新笔记小说”的转向。

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大氛围的变化即改革开放浪潮的不断推进以及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文坛中一些主体意识最先觉醒的作家，如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掀起了一阵文学风暴，他们不再使用宏大的叙事而是自觉地寻找自己的话语方式，体制短小、记叙随意、不拘一格的古代笔记小说迎合这些作家的需要而得到青睐，他们将古代笔记小说加以变通，为我所用，“新笔记小说”便应运而生。孙犁的《芸斋小说》、汪曾祺的《故里三陈》、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都是最早出现的一批“新笔记小说”的代表作。

从时间上来看，孙犁的《芸斋小说》于1982年首发先声，贾大山的《梦庄记事》系列小说始创作于1987年，作为孙犁最虔诚仰慕者的贾大山岂能不潜移默化的受到孙犁的影响？当然，外界的影响是一方面原因，贾大山能够由“常规小说”创作转向“新笔记小说”创作并运用得得心应手，还得益于他本人的聪慧以及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文学修养。这样说并非无根据，1980年同在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的好友韩石山是见识过大山的聪明的，他在《难捺的悲伤——悼大山兄》一文中提到大山因不满文讲所前来讲话的同志对赵树理的出言不逊，就说该同志的讲话将来若出集子，他倒有个好书名，“象牙集”！还有大山仿造的“毛主席语录”让人真假难辨。说到大山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文学修养，他善“从戏曲和民间文学汲取营养，广泛涉猎”“又喜欢读《聊斋》和《阅徽草堂笔记》”。①要知道《聊斋》、《阅徽草堂笔记》本身就蕴藏着古代笔记体小说的技法！②大山喜读诸如此类的书，无形中就为他顺利地转向“新笔记小说”提供了宝贵的文学积淀。

二、另辟蹊径的新笔记小说

任何文章都是“我手写我口”，我口表我心的。《梦庄记事》23篇故事中，都存在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主体“我”。“我”实际上是贾大山的代言人，作者不过是借“我”之口言彼之情罢了。《老路》中“我一直想不明白，老路那样一个人，对牛，为什么那么爱，那么善，那么钟情？”“可是，对人，为什么那么冷酷，那么残暴呢？”③《俊姑娘》中“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在那静静的十几秒钟里，富于同情心的乡亲们都想了一些什么？”④还有《梆声》中路大叔的梆子“声音很沉闷，很紧急，仿佛就在我屋后，在我窗口，在我心里……”

⑤等，这些都是作者在看似冷峻平静、波澜不惊地讲述客观故事时内心泛起的涟漪。没有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准确把握，是不能问出上述问题的，而且大山在提问时心中早已有了答案，他却只问不答，营造出一种留白之美。同时，“新笔记小说”讲求平静淡泊的叙事语调，讲求静谧回忆的书写风格，讲求独立旁观的作者立场。⑥而作者行文时是很难几乎是不可能达

①尧山壁：《忆贾大山》，《长城》，1993年03期。

②祝一勇：《论“新笔记小说”的艺术渊源》，《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0卷第1期，第51页。

③贾大山：《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上卷）》，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44页。

④贾大山：《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上卷）》，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82页。

⑤贾大山：《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上卷）》，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第214页。

⑥周方：《论“笔记小说”的叙事风格》，《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2月第24卷第1期，第18—20页。

到无我之境的，“我”在小说中的发问与情感流露就是作者有意掺入的有我之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与读者的共鸣，有益于加强读者、作者、小说中人物三者间的对话，共同完成文学审美。

你似乎很难想象贾大山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作家只去过石家庄、保定、北京、秦皇岛和太原，他毕其一生守候着正定这片文化沃土，这也就让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去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继而“用农村的语言写农村，用农民的口语写农民”，不失文采地讲农民喜闻乐见的故事。《订婚》中树宅夸奖完弟弟树满后，“得意地甩了一个响鞭儿，两头骡子意气风发地奔跑起来”，此处“甩响鞭儿”是农民最熟悉的赶马车动作，大山使用着原汁原味的口语，然而一个“意气风发”又顿时让人闻到一股子书卷气。《钟声》写到钟声一响，“社员们就扛起铁锹拿起锄头，浩浩荡荡去上工”，“扛铁锹拿锄头”本来是很日常化的口语，但是作者笔锋一换，用“浩浩荡荡”来形容社员上工的热闹场面，语言立即就有了画面感。

常听人说：“幽默是智慧过剩的表现”，我想这句话在贾大山这里是完全行得通的，因为他的幽默处处透着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又使他的幽默不动声色。《订婚》是这样写树满跟小芬哪次谈话也不投机的，“小芬说，房村明天演电影；树满则说，村西生了棉铃虫。小芬说，谁家小子结婚了；树满则说，谁家死人了。”一来二去，两相对比，就把二人的话不投机轻松幽默地带了出来。细读贾大山的作品，会发现他的幽默有时又带着淡淡的哀痛。《老路》中当路大嘴因逃跑被抓回来时有这样的描述“‘路大嘴！’‘有。’‘你还跑不跑？’‘不跑了。’‘你还想跑不想跑？’‘不想了。’‘放屁！’‘想。’‘我叫你想！’”看到这里路大嘴的滑稽会让人忍俊不禁，可是紧接着看“老路大喝一声，一脚踢在路大嘴的跨上。路大嘴个子高，噗通一声，很像倒了一堵墙！”，又让人笑过之后察觉不对，继而反思在那样的年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不觉心生哀痛。

三、取材文革关注人性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一道伤疤，从“文革”走过来的人在新时期回忆起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除了深深的伤痛外，更多的是洞明世事，彻悟人生。于是，一批敢于直面伤痛的真正的“猛士”拿起手中的笔写下痛定思痛的文章。如冯骥才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他用普通人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还原十年动乱的真相，目的是让人们牢记“文革”教训，以防历史重蹈覆辙。如杨绛的散文集《干校六记》虽然是反映“文革”时期的干校生活，但语言、文笔表现出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格调，更多的是对过往的坦然。再如孙犁的《芸斋小说》，其中不乏涉及“文革”的篇目，《小D》《王婉》发出小人在动乱年代一旦得志，便不可一世的感慨。同时期值得关注的农村题材小说家是河北的“三驾马车”—谈歌、关仁山和何申。谈歌的《人间笔记》写了不同社会层次人物的不同故事，字里行间充满惩恶扬善的主题。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写的是农村三十年的社会历史变革带来的农民命运的起起伏伏。何申的“热河”系列小说是其寻找到的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重塑民族道德精神的钥匙。

同样是文革题材、农村题材，贾大山则更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物内心世界以及人性的变化，因而他的《梦庄记事》能达到振聋发聩的主题艺术效果。

贾大山对人性毫不保留的赞美，其真正目的在于给人们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梦庄记事》中有许多篇什都是以赞美为主题的：《干姐》中，梦庄女人虽然心直口快可以说是说话口无遮拦，但个个品行端正，她们也有着对文明的向往与神圣感；《钟声》中路大爷无怨无悔地为村里夜间浇地的人（不仅是梦庄人还有外村人）打钟却不求回报的境界同时也敲打着我们良心的钟；云姑是个勤劳能干、对生活积极乐观、思想觉悟高的农村妇女，她人美心更美（《云姑》）。八十年代，迭起的国内思潮和纷纷东进的国外思潮共同影响国内文学创作走向，而大山始终坚守自己的一方净土，坚持从传统的角度去审视外界，他写人心善、人性

善，就是想让文学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来为人间化解一份热恼，增添一点清凉!⑦路大叔卖豆腐如有人赊账，就让其自己记账，从不担心被骗，他说：“我不亏人，人不亏我，没人糊弄我”，这就看出路大叔做的是良心买卖，买豆腐的人记的是良心账，人和人之间是信任的，这种信任不论是对当时社会还是当今社会，不论是对社会经济还是人际交往都有重要的价值观导向作用：卖家、买家要诚信交易；人与人交往信任当头（《梆声》）。树宅认为弟弟树满是最让他引以为豪的，树满为了哥哥树宅能够早日成家而压抑自己的情感，小芬执着地喜欢树满并且愿意做分家单的中证人，那不知其名的嫂子把立下的分家单剪了鞋样儿……他们用最简单的行动把中国最不简单的“仁、义、孝、悌”传统传承下来，让后来人为之动容并向其看齐（《订婚》）。

贾大山揭露文革背景下人性的异化，批判人固有的病态心理，但他并非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目的”。“梦庄”时期，作者有意将“文革”背景下梦庄人充满悖论的生活状态展示给人们看，揭示正常的人在当时的人性异化和扭曲。路根生本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偏护妇女，他知道知识、先进思想的重要性，但是在人批人、人斗人的时代，他不能讲自己心里的话，不得不为了维护上级的命令而对他人大打出手（《亡友印象》）。孔爷年轻时是唱坤角儿的，他有着为之骄傲的荣耀史，但是在“文革”时期，他必须收起笑容，板起脸，似乎这样才适合这个时代（《孔爷》）。同时，作者还注意到了任何时期都存在的人固有的病态心理，当这种病态心理拧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成为牺牲品。玲玲人长的漂亮，深受梦庄人的欢迎，可是时间一长，人们意识深处的嫉妒开始作祟，他们找尽一切莫须有的理由来排斥玲玲，直到玲玲可能残疾，他们才换副嘴脸以表同情，可当有人问“玲玲要是拐不了呢?”众人的静默又将其丑陋心理毕现无疑（《俊姑娘》）。祁大嫂不打扮自己，邋里邋遢的时候，人们喜爱她、尊敬她。当她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很美并注重打扮自己时，周遭便开始说三道四，诋毁她，致使祁大嫂不得不压抑自己正常的人性需求，只在无人时才敢欣赏自己的美（《丑大嫂》）。贾大山并没有将丑陋一揭到底，让其永无翻身之地，而是客观地将其揭露出来，有节制地批判，给人们提供一面对照自己的镜子，以形成广泛的向善、向上的力量。

四、结语

贾大山在“梦庄”时期开始了创作关注视角和小说文体的转变，二者纵横交织于整部《梦庄记事》。他用新笔记小说文体记录全书，其饱蘸文采的口语、冷静式的幽默以及有意为之的留白之美增加了作品的耐读性，作者借“我”之口将“文革”时期农村小人物的人性善恶美丑娓娓道出，其普通题材传达出的深切用意——让文学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画龙点睛般升华了作品的主题，使贾大山的作品如同其人品一样成为正定一座不倒的丰碑！

作者介绍：牛常红，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作者详细信息与通联：牛常红，1990年生，女，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汉族，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

详细通讯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七一东路2666号河北大学新校区马克思主义学院（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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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康志刚：《读不尽的风景—忆贾大山先生》，《文学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