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的基本模式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福利制度的基本模式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来源：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论文集时间：2006-09-18 11:20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陈涛

一国制定和实行什么样的社会政策，其必然的结果是造成该社会特定模式的福利制度。这里“福利制度”是个广义的概念，指社会在解决个人的福利需要问题上通行的总体安排与做法；而“福利制度的模式”，则主要依国家、市场和家庭各自在其中承担的角色来划分。显然，社会政策的状况反映了国家一方主动承担立场的情形，它势必影响到福利制度最终的模式属何。

中国目前正在关注建立合理的社会政策体系的问题。在作出具体的选择以前，有必要意识到不同的选择将导致不同的福利制度模式，因此应首先考虑这些不同的福利制度模式的优劣利弊所在、社会的接受性如何，再才能确定社会政策的适宜的选择取向。

一、福利制度模式的基本分类

关于福利制度模式的划分，实际上存在着多种观点。例如，蒂马斯(R．Titmuss，1974)将福利制度分为三种模式：“残补式的”或叫“剩余型”福利制度(the residual welfare model)、“制度化再分配”或“制度型”福利模式(the institutional redistributive model)、以及“工业成就表现模式”(the industrial achievement-performance model)。而不少人将前两者，即“剩余型”和“制度型”视为福利制度的两种基本分类模式(H．L．Wilensky& C．N．Lebeaux，1965; Mishra, 1977; Korpi, 1980)。本文引用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1990）的类型学，其将现代国家（主要是西方“福利国家”）通行的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s），做了较完整的四类型的模式划分。具体有如下述。

1、“斯堪的纳维亚模式”（the Scandinavian Model）这是指主要由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等所代表的福利制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面，国家实行有最完整的社会政策，对公民提供从就业到特殊需要照顾的全面公共福利服务，许多传统上属于由家庭主妇或其他成员承担的“非正式照料”（infomal caring）任务亦被国家纳入“法定的服务”（starutory service）范畴，通过政府来直接组织提供。换言之，这种模式是国家在个人福利需求的满足上承担压倒性的主体作用、并且直接以国家组织的方式提供有关服务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模式造成的明显的社会后果有：私人市场在福利服务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很小，各种年金保障和疾病保险、失业保险通过商业模式解决的份额极低，即所谓“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程度很高；家庭作为个人福利需要满足的“天然渠道”（natural channel）作用也大为减少，妇女因此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极高，常常是国家福利服务部门中最活跃的职业群体，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化水平是各类国家中最高的，与妇女有关的社会问题也最少；职业的各类福利服务工作人员数目庞大，由国家雇佣，就业地位及社会声望良好，在

提供服务时很少遇到因对服务对象的“丑化”(stigmatizing)效应而引起的困扰。

支持“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顺畅运行的基础，则一是国民对国家深刻而全面地介入个人福利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支持与一种普遍及高度的权利意识，二是在此种国民共识基础上以“高税率”为特征的财政税收系统，三是普遍的就业以减低国家福利保障系统支出的需求压力。因此在这种模式中，“充分就业”和“高税收”构成为两大支柱，前者既是社会政策本身的一个目标，亦是其他社会政策目标乃至整个社会政策体系目标的重要手段。

2、“合作主义模式”（the Corporatist Model）

又可称“组合主义”或“混合模式”。“corporatist”原指“阶级合作”，又有“团体”、“法团”之意。埃斯平—安德森用这概念描述欧洲的德国、荷兰等所典型代表的国家与社会各种势力协作、共同满足公民个人的福利需要这样一种福利制度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里，国家的社会政策亦属较为发达之列，政府对有关公民福利生活的诸领域也都制定有比较系统、清楚和明确的政策，某些方面（如社会安全）还直接承担着较大的具体责任，但大部分的社会服务，特别是个人服务（personal social service），则主要交由各类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的、非赢利机构负责创设与提供，因此公民整体的福利保障与服务是充分依托及发挥社会部门的作用的，福利照顾的水平很高，但国家的负担却又不是特别重。

例如在德国，除国家之外，基督教服务组织、红十字会、工会服务机构等六大支柱撑起了其福利服务与保障的体系。在荷兰，则是传统的以新教和天主教划分出的社会“柱块”（pillar），历史上曾经对公民教育需求的满足以及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框架组织结构的作用，现今仍影响着各项社会服务和福利保障的组织提供模式。这样，在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政府直接承担一部分责任，但主要是坚定和积极地倡导与支持，而社会各部门自愿地努力执行和提供服务，全体公民“休戚与共”加以协助配合的总体社会福利格局。这种格局中一个由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和非牟利机构，或者叫“自愿组织”（voluntary agency）所构成的强大活跃的“社会中场”，是其显著特色。或者可以说，国家在这种模式里仍然扮演着一个突出的角色，市场和家庭的作用同样很弱，但更为突出的是“社会”即公民的自组织结构及其功能的凸显，使得“福利国家”不再是单纯的国家行为，而成了全社会各施其责又有机结合的混合情势。

有学者将“合作主义模式”的显著特征归纳为“团结原则”和“补助方式”两大点。所谓“团结”（solidarity）原则，是说这种福利体制建立在社会各阶层、各种群体自觉地相互关切、相互帮助的共同道义基础，和实际的通过收入转移安排（借助高税收机制）为低收入阶层或弱势群体以及整体社会利益做贡献的普遍接受的制度做法上；所谓“补助”（subsidiary）方式，是指国家不直接负责许多具体福利服务的发展与提供，而是鼓励支持社会力量自行开发、推广和提供，对质量较高、形式较好、为使用者满意的服务予以政府补贴资助，所以其作用是辅助性的。当然，这种模式也依赖较高税率的财政基础，有时累进制的课税甚至会达到相当高的比例。但相比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其水平要低不少。

从结果上看，这种模式导致了社会连带感的增强，对个人福利服务需要的满足也能达到较为普遍和全面的程度，一个主要由非政府的自愿机构雇佣的福利服务工作者队伍亦数量庞大、社会地位较高较稳定，服务中的“丑化”对象效应不严重。不过可能有的一个不利后果是，实际的福利照顾水平在不同群体间有差异，福利分配的具体结果存在不平等。因为各社

会部门常依托传统的框架组织提供服务与福利，分属于不同部门的个人获得的福利和服务在质上和量上便可能有不同。

3、“剩余模式”（the Residual Model）埃斯平—安德森用它来指英国的福利体制类型，后人认为受英国影响的香港的福利制度也属这种模式的一个典型。基本上说，它的含义是指在整个个人福利需要的满足当中，国家扮演的角色只是一种“剩余的”角色，国家以社会政策提供的福利服务只起一种对两大主渠道——家庭和市场——的补救作用。通常，国家只是在两种情况下才介入福利服务的领域、为个人提供福利照顾：一是当家庭和市场失灵，即它们本身出了问题时；二是个人的某些福利需要不能从这两者得到有效的满足。此外，国家的服务常是有弹性的、可变的，并且是暂时性的，取决于另外两者的情形，一当它们恢复了功能，国家则撤出有关的福利服务领域。因此，这种模式有时亦被合理地称作“残补式”或“补救型”福利模式。

就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具体特点来看，这种模式带有强烈的“救济型”福利特征。整个的社会服务项目中，属于用来弥补普遍、稳定的保险之不足，在正常水平之下才提供的最低生活收入维持（minimum income maintenance）的部分，始终占突出重要的地位；法定的服务主要限于物质的层面，与救济、津贴等的分发及管理有关，较高级的服务范畴（如就业方面）较为有限，国家亦无有力的支持。而最低收入维持制度所提供的公共援助，常需建立在对可能受助者个人及家庭实际收入状况的调查，即所谓“入息审查”或“家计调查”（means test）的基础上，因而极易产生使受助者感到自己“悲惨”或“卑劣”的“污点效应”后果。对于从事有关福利服务工作的人士来讲，他们中只有有限的一部分会在政府部门就业，并且其职业的声望并不高，自身经常处于某种矛盾、尴尬的局面。

恰恰在这种模式下，各种社会问题又容易层出不穷，由于家庭承受很大压力为成员提供福利照顾，妇女的地位较艰难，常常难以在就业和婚姻之间作出选择。而劳动参与率达不到普遍的高水平，反过来又增加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压力。整个社会政治便可能经常陷入矛盾和争议之中。这是剩余模式的常态。

4、“最低福利模式”（the Rudimentary Welfare Model）

爱尔兰的福利制度被视为这种模式的典型。它与剩余模式相比，国家对福利照顾的的角色担当更为消极，也更加僵固。剩余模式至少还有某种弹性，随家庭和市场功能状态的变化，国家的责任与实际投入可增减伸缩，最终有望达致公民物质生活方面基本的平衡与保护。而最低福利模式中，国家只承担非常有限且不易动摇的某个福利责任水平，通过社会政策提供一些最起码的基本的服务，常常只能起到协助维持公民初步的福利生活水准的作用。

就其后果来看，这种模式下公共福利部门的发展程度最低，相关职业人员数量少，就业地位相当不稳定。通常，这些有限的人员由一个不发达的政府部门雇佣，社会上缺乏其他的吸纳机构，当然其服务发展的专业化水平及质量等，都无法与其他模式下相比。

以上的四种模式，埃斯平—安德森的分类所依标准，基本上就是国家、市场、家庭（或社会）三者各自在向公民个人提供福利需要的照顾上所承担的角色份额，同时，它还结合了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形态、以及福利照顾的最终水平等因素。至于各个具体国家为何会形成相应的福利制度模式，从其分类学中也能寻到一定的线索与端倪。这对我们思考中国福利制度模式的建构选择，可以提供很好的参考价值。

二、中国的社会政策选择

我们说，不同的社会政策选择会造成不同的福利制度模式结果。而在不同的福利制度模式下，公民个人具体获得福利需要的照顾的“量”及“质”都可能有所不同，其个人寻求福利满足的行为的取向与模式也会不同。相应地，社会政策的选择必须考虑到这种对个人行为及满足状态层面的影响，使其适合公民的某种“福利文化传统”与满足预期。

此外，不同的福利制度模式意味着社会中不同的组织结构势力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同强度和作用的不同活跃程度。这常常由社会自身的“组织传统”所决定。社会政策的选择亦必须考虑这种传统条件，否则它或许在理想上是好的却难以真正实现。

对现时的中国来说，考虑到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与历史久远的遗产，考虑到普遍的社会价值与福利哲学以及理想，“合作主义”的福利制度模式是值得追求的。为此，社会政策的选择应注意如下几点：

l、国家、市场、家庭及其他各种社会结构势力在福利照顾中的合理角色分担。这是一个总的政策取向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国家社会政策从内容到过程应有相应的设计调整。

内容上，社会政策应明定向公民提供尽可能全面的福利服务、实现普遍的平等目标。这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也是对已有的社会福利发展成就的继承。具体来说，从教育、就业、住房、健康、社会安全到个人社会服务诸领域，国家都应制订明确的个人需要标准和社会照顾指标，承担促进其满足的清晰责任。换句话说，社会政策应是一完整的体系，由每个方面国家所作出的明晰坚定的承诺所组成，教育上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业方面提供哪些帮助和服务、住房应确保何种满足标准、健康的保障应达到何种水平、社会安全应实现的程度、以及个人社会服务应当享有的水平，等等，国家都须考虑，并通过社会政策明确宣示。

而在具体承诺的性质上，国家在不同领域承担的实质性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因而政策的形式便可以有不同。例如，教育上国家只明确负担九年的基础国民教育之责，因此可以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其责任确定下来，而高等和职业教育需求国家承担的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只需用政策立场陈述的方式表明即可。在其他领域，根据需求的性质、国民的普遍接受心态、以及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在服务效率上的比较，有的是需要国家直接出面承担具体责任的，如社会保障、某些个人服务，则国家同样要用立法的形式将自己的责任明确固定下来；有的适合以市场和家庭渠道为主加以解决，国家仍应以某种政策形式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但无需作出法律上的承诺。

过程上，即在不同形式的社会政策中确定的福利服务标准，通过何种具体途径和组织方式加以实施、传递和提供上，政策选择可以更加的灵活和具多样性。过去中国的社会政策模式，一方面是国家直接承担的服务责任过多，另方面是实际主要依靠“单位”来组织传递与提供，结果造成国家和单位的负担过重。遵循“合作主义”的模式原则，国家直接负责福利服务的组织传递与提供的领域，应当是相当有限的，除开社会安全、某些教育服务和健康服务，大量的领域国家是定原则标准、担当政策制订和监督管理职能，政策的执行、有关服务的生产组织、传递提供等具体职能，则是依托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完成。

中国的社会政策在具体选择各项福利服务的组织传递模式上，还可有更开阔的思路、更全面的选择。不同领域的政策应体现出这种过程上的考虑，有不同的设计安排。如国家承担法定的具体责任的领域，诸如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必须是单独而统一的行政执法与组织运作体制；其他领域，政府应重点建立决策与评估部门，对具体服务组织加强政策指引和监管功能。

2、为实现上述第一条原则，辅助性的社会政策是必要的，借以间接地增进某些社会部门的功能、提高其责任能力。

“合作主义”既将国家的直接责任界定在有限的某些领域，其他领域它主要是起组合协调作用，因此大量的具体服务功能要由国家之外的其他非市场社会部门承担。实际上，主要就是要由少量的家庭功能、重点的社区邻里、以及社会自愿组织的功能来承担。在中国，客观地说，选择这一模式的现实条件并不是十分成熟。因此如欲从长远考虑和基于更高的理想与现实追求这一模式，势必需要一些辅助性的社会政策。它们不直接涉及界定公民福利需要水准和社会服务的标准，而是在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外围，创造提供那些标准和政策得以实现的基础社会条件。具体来说，中国社会政策的推动者们要考虑以下一些辅助性的政策。

家庭政策

在“合作主义模式”中家庭的作用是受到限制的，但也不象在斯堪的纳维亚那种全盘的国家福利模式中完全不起作用。保持适度的“家庭”存在对合作主义模式具有较重要意义。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关键是对家庭的责任赋予程度要随其他社会部门发展的状况而定。但是在长远的政策取向上，不能一味鼓励强化家庭功能，就象我们在老年服务等方面曾经所做的那样。这里有一个妥协于现实和寻求长远的合理结构之间的平衡问题。至少，观念上盲目宣扬家庭的福利责任，就长远来看是对选择“合作主义”道路不利的。

社区政策

相比而言，家庭政策在构建“合作主义模式”中还是属于一个非决定性的政策，而社区政策的重要性则至为突出。在这方面中国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性，社会政策调整已在有意识地朝着强化社区功能的方向发展。然而明显的不足是，这种强化的有效政策措施尚付阙如。具体来说，增强社区的福利照顾功能首先必须增强社区本身，这意味着采取切实手段赋予社区足够的资源和发育其组织力量。而目前的做法不是真正循此方向进行的，社区的实际资源状况处境和自组织的能量没能得到实质改善。这跟社区行政管理组织体制的反向强化趋势有关。而长远来看，改变现状、真正实现增强社区能力的目标，取决于社区政策的两大调整：管理体制的民主化，和社区工作的“专业化”。

非政府组织政策

合作主义模式是以庞大的非政府自愿组织的存在和起作用而著称的，其构成为整个模式的最有力支柱。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近些年实际上是有着很大的突破性进展。在某些服务领域，既有境外的非政府组织日益活跃地发挥着作用，国内的新兴起的或由原先准政府的组织逐步转型而来的这种组织也开始出现，并有相当不错的表现。问题是，国家政策对这类组织的意义与态度还不够十分明朗，总的还是比较消极和限制性的。其实，规范对这类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把它们引向福利服务领域，无论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和长远的社会福利发展，

都有利无弊。中国政府需尽快地明确自己在这方面的政策，采取有力措施促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福利服务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为通向“合作主义”的理想福利模式打下适宜的基础。这也是在为自己减轻压力。

单位政策

在中国谋求“合作主义模式”的努力中，如何对待此前社会主义实践留下的一大遗产——“单位制”，也是一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课题。事实上，“单位制”作为一种福利组织和传递模式，本身包含着另一种类型的“合作主义”的因素。严格地说来，它应当被视为中国走向“合作主义”的福利制度的一大基础。但是近期的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致力于全盘地解构“单位制”，近乎彻底地要取消单位所承担的任何福利职能。这种取向自有其道理。但是长远来看，另一种选择也许是更为有利的，那就是：一定程度地保留“单位制”的传统，发挥适合它发挥的福利功能。这样，整体福利体系的效率，可能比完全取消单位的福利作用要高。例如，政策上似应考虑一些特殊性的个别性福利服务，而不是普遍性的服务，象“个人服务”这样的领域，仍赋予单位以较大的角色。为此，国家政策不能片面地弱化单位与员工的非经济关系，而应支持和提供协助，使单位适度地具备处理这方面关系和承担相应所需服务的这种能力。

总之，未来的中国社会政策，倘考虑到以“合作主义”为福利制度的目标模式，应当是既有全面而高度的国家承诺，体现为不同形式、多个领域的完整服务政策体系建立起来，而又充分动员和依托了社区、非政府组织、甚至包括单位的资源与力量，共同加入到为个人提供各项福利服务的活动当中来，形成一各施其责、有机结合的这样一种格局。从历史、现实和长远考虑，无论对公民个人、国家还是全社会的福祉，这将是一个值得期待和追求的格局。

参考文献：

Harold L. Wilensky and C. N. Lebeaux,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supply and organ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RichardTitmuss，Social Polic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1974

R·蒂马斯著，江绍康译，《社会政策十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Esping-Andersen，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林万亿，《福利国家》，[台]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

中国与美国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简介 普遍福利的崇高目标 “普遍福利”是一个“大福利”概念，它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福利需求的，其中包括：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安全保障、养老福利、健康福利、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等。我们现在熟悉的是“小福利”，即特殊群体享有的福利：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福利、贫困救助、优抚安置等。 老年社会福利 在城镇，我国养老保险主要覆盖城镇全民所有制单位以及一部分集体单位，覆盖面正在积极扩大。在农村，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它采用自愿参加的原则，缴费可多可少，采取个人账户基金累积制度，养老保险缴费由有关部门管理和运营，受保人达到规定年龄后就可以按照其缴费的年数和数额领取养老金等。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家庭福利： 家庭养老，是指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来完成的一种养老方式。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养老的费用与大部分服务都由其家庭成员了提供，它是我国传统的养老形式。 儿童社会福利 （一）儿童与儿童社会福利 1、儿童的界定——我国法律将儿童期规定为0~14周岁。 2、儿童社会福利的含义 ※我国是从狭义的角度来定义儿童社会福利的。具体来说，儿童社会福利是指由社会福利机构向特殊儿童群体——孤儿与弃婴提供的一种福利服务。 ※在我国，儿童社会福利的享受对象主要是处于不幸境地的儿童，这类儿童包括残疾儿童、孤儿、弃婴和流浪儿童等。 ※儿童社会福利的功能主要倾向于救助、矫治、扶助等恢复性功能。 残疾人社会福利 残疾人生活收入性福利 1．供养与救济 国家和社会对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无生活来源的“三无”残疾人进行供养、救济。2．伤残抚恤 伤残抚恤是国家队现役军人因战、因公负伤致残，根据其丧失劳动能力及影响生活能力的程度，以现金津贴形式给予的抚慰保障。国家队革命残疾军人实行终身抚恤。 3．残疾人劳动就业 残疾人就业的方式 （1）集中安置（2）分散安置（3）自谋职业 社会福利事业 1.社会福利企业： 靠社会力量，得以迅速发展，它在解决残疾人就业，改善残疾人生活，提高残疾人社会地位、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为国家创造财富。 2.公办社会福利机构 绝大多数孤残儿童或流落社会或由家庭抚养。公办社会福利机构是社会福利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担保发展社区服务，填补社会福利机构之不足。因此，要发展社会福利机构最根本的是增强国力，这是一个长期任务。 3.社会福利有奖募捐：

汇率制度选择模型

RR/03/10 Array CFEF研究报告 最优汇率制度的数理分析 何青李凌波杨晓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虚拟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虚拟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RR/03/10 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2003年11月 最优汇率制度的数理分析 何青李凌波杨晓光 摘要：本文从Mundell“三元悖论”出发，构造了一个简单的静态模型分析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如何选择最优汇率制度。建模的主要思想是认为最优的汇率制度取决于一国政府如何在汇率浮动的风险损失和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损失之间进行综合权衡，而这种综合权衡体现了一国的经济结构及各经济部门之间利益的均衡。通过模型的解析分析，本文发现中间汇率制度可能是最优汇率制度，但是其可选择的区间随着资本开放程度的加大而缩小，而且维持最优中间汇率制度需要小心谨慎的努力；此外随着资本开放程度的加深，最优汇率制度将内生地向两极分化。 关键词：三元悖论、角点解、中间汇率制度、汇率浮动风险损失、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损失 1 引言 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解体以后，国际上汇率制度的安排一直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很多国家都修改了自己的汇率制度。西方主要的工业国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初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安排发展到最近几年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安排—欧元区；与此同时，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从解体之初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发展到了另

一个极端（如，墨西哥（1994）、泰国（1997）、巴西（1999）等都采取了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而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表一显示了自197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汇率制度选择的变迁。 资料来源：Calvo, A. Guillermo and Carmen Reinhart , “Fear of Floating” mimeo, 2000. 汇率制度安排的诸多变动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一国汇率制度的安排？ 一些经济学家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Mundell（1961）提出了开放经济下的“三元悖论”（trilemma）：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汇率的完全稳定不能兼得。也就是说，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若想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须实行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若想保持汇率的稳定，就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Mundell（1961）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理论，认为固定汇率最适用于通过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而成为一体的地区。在这个区域内可以存在两种货币制度的安排：1. 由多个国家组成，但只能有一种货币，一个独立于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2. 由多个国家组成，多种货币，多个中央银行，在货币区域内部各个国家相互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这一理论也成为后来欧洲货币区产生的理论基础。Krugman（1979）国际收支危机模型（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政府政策与维持长期固定汇率策略之间的差异，是造成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旦市场预期到这种差异，就会造成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不断流失，从而失去了维持固定汇率的能力，被迫改变了汇率制度。Obstfeld（1986）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了公众预期是导致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汇率制度的选择存在多重均衡，对政府被迫进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预期，将引发投机冲击的自我实现，而危机的出现也印证了预期的实现。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范式，一些学者侧重于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因素，如，Kaminsky 和Reinhart（1999），认为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引发了投机冲击；而另一些学者认为货币危机本身存在很强的传染性（Calvo，1998）。货币危机理论也成为很多经济学家实证研究金融危机下汇率制度选择的基础。最近易纲，汤弦（2001）在“论汇率制度的选择”一文中，从Mundell“三元悖论”出发，建立了一个由政府主导时的汇率制度选择模型，推导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参数与最优货币区标准是大致相符的；而且由于中间汇率制度自身固有的道德风险和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会内生地引发投机的攻击，从而导致下货币危机，因此中间汇率制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 更多的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Heller（1978）分析了70年代中期，不同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更多的经济学家加入了这一行列，Dreyer（1978），Holden and Suss（1979），Bosco（1987），Savvides (1990)，

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

浅析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未来发展 专业：09 社会工作班级：（2）班学号：1311209047 姓名：陈开富文章摘要 人民网北京9月26日电9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战略”首次研讨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对我国过去发展社会福利的一种肯定和认可，也为继续、加强社会福利在中国的发展确立了方向、指明了道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本篇论文简略的概述了社会福利在传统中国以及现代的发展，并从过去和现在发现一些社会福利发展的弊端、不足之处，同时找出相对应解决措施。从社会福利的前世今生分析，更好、更全面的为社会福利制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出谋划策。 关键词：社会福利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传统福利现状分析未来发展 正文 一、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英文写作“Social Welfare”，是国家或社会为其成员提供某些物质或服务，以期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保证其生活质量的代名词。其目标是“抵消市场出于种种原因给那些难以满足基本需要的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种处理人们在一生中遇到的如生病、残疾、失业以及年老等危机的方法。 国际上，社会福利的体系分成两大部分； 1、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安全体系），它包括 a：社会救助体系 b：社会保险体系 2、其他的社会福利体系； a：公共福利（国家提供给公民的福利如教育、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的设施和服务）b：地方公共福利和社区服务（公益性和便民性） c；职业福利（劳动安全及保证劳动力的持续使用）

d：公司的集体福利（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忠诚度） e: 国际社会的捐助（教育、医疗、环保、救灾等） 在中国，与国际化社会福利制度相比，中国的社会福利覆盖面有限，社会福利制度尚不成熟。 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国家的福利问题是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它可以从一个缩微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福利社会的发展和变更，对于一国制定和改善的福利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进程的分析： 第一阶段为计划经济时期，从1956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我们建立起的是低水平的全民福利制度。 第二阶段为包产到户与生产扶贫时期，从1978年到1992年。在农村，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原有公社体制中包含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被废除了；公积金、公益金也逐步减少；五保户费用的承担变得日益困难；合作医疗制度日益荒废；农村公共养老制度基本回归到家庭赡养为主的历史传统。在城市，效率主导型的国企改革砸烂了工人的铁饭碗，城市就业制度逐步放开，无保险体系的农民工制度开始兴起。 第三阶段为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从1992年到2001年。市场经济全面推开后，我们国家的各个领域都以市场为导向来开展改革。但当时所有救济制度的试验都由地方承担费用，覆盖人口相当少。 第四阶段为普及城乡最低保障时期，从2001年到2008年。从2001年9月开始的全面普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行动，要求社会救济要变阳光雨露型为社会责任型，全面普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第五阶段为普惠型教育福利和医疗卫生制度建设时期，从2008年至今。这一阶段，义务教育开始免费，大学教育开始增加对贫困生的资助。同时也完善了医疗、劳动者权益、农村养老保险和最低保障等方面。 社会福利的发展在传统中国经历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一个过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还没完整，还未成型：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有限、各项制度安排的融资机制远未合理定型。 三、中国社会福利现状的分析： 一般而言，不同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上重要日程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

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_刘同舫(1)

收稿日期:2010-01-28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阶段性成果(09A -05);广东省教育厅重点资助项目《当代社会思潮变化与影响研究———在挑战当代社会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阶段性成果(2009ZZ001) 作者简介:刘同舫(1966-),男,湖北天门人,教授,博士,从事政治哲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0年第3期(总第154期)理　论　探　讨 THEORETICAL INV ESTIG A TION No 13,2010G eneral 1No 1154 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刘　同　舫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州510631) 摘　要: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同时至少在两个子模式———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上展示了她的特色与独特魅力;中国模式是一种发展中的模式,需要不断改进,是对世界和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的汲取、总结和累积;思想解放运动是“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与思想解放深刻关联,五次典型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中国模式的形成。 关键词:中国模式;独特魅力;思想解放;政治模式;经济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0)03-0007-04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热炒了几年,也 有人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尽管中国政府并没有宣称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模式,更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自己的模式,但国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仍然有增无减。就连曾经把西方的社会制度提升到绝对的高度、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这些年来也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认为一个有效率的中国及中国模式的出现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中国模式问题。 如果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作一个研究与判定,确实在其发展历程中没有完全照搬其他模式,而是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同时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多年的中国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中国模式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与不断的思想解放关系密切;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模式的形成,更显示出了中国模式自身的独特魅力。 一、中国模式的魅力 我们在此所要讨论的中国模式,主要指的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总结得出的一种发展路径。并且这种中国模式至少在两个子模式———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上展示了她的魅力。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国际政治圈和学术界一直流行着“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往往也都会回避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而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 “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1] 可以说,没有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成就是无法想象的。那么,首要的是我们要追寻,中国的政治模式具有哪些魅力和特色呢? 第一,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是中国过去三十余年政治改革的核心,现在已经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第二,有基本的社会正义来维持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很难进行。秩序是资本与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对吸引国际资本更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国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关联。很难想象在社会失去秩序的情况下,外资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而社会一旦缺少基本的正义,那么社会不稳定甚至无秩序就成为可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模式本身就“意

中国制度模式与经济增长

中国制度模式与经济增长 【价格】0 元【摘要】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也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资源。制度的功能主要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等。制度模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和机制结合的一种方式。具体分析了中国制度模式，中国的经济制度模式和中国政治制度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了三种经济制度模式：主要是五项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制度的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加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的结果。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财政体制，恢复了扩大了个人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自由权、自主权、选择权，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中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应当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提供了坚强的组织领导、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民主和产权保护的法治基础。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的政治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制度模式的主要特点包括所有制度创新都是为了给人民带来实惠和利益，和未来中国制度模式建设的若干思考。【关键词】中国/制度模式/经济增长【正文】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也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资源。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极其深刻地指出：制度更带有根本

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是否还存在一个中国制度模式？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影响中国进一步经济发展甚至转变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那么，什么是中国制度模式，它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点，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后还应当从哪些方面改进完善？对此笔者谈点看法。 一、制度模式与经济增长功能 制度是人为地制定出来的，构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约束，是由正式的约束、非正式的约束和它们的实施特征所组成的，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激励结构。通常地说，制度的功能主要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等。什么是制度模式？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和机制结合的一种方式。所谓体制是指系统在某一时间点处的状态和结构；机制是指系统演化过程和动因。体制是演化的出发点和结果，机制是演化的路径。体制和机制的作用形成系统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结构，推动着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和动态演化而形成一种方式。 在制度模式中，经济增长制度模式是根本的制度模式，决定和影响着政治制度模式和其他制度模式。道格拉斯.诺思

汇率制度选择

RR/03/03 CFEF研究报告 汇率制度选择 张静、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RR/03/03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虚拟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2003年10月“人民币汇率制度”研究小组 汇率制度选择1 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中国经济发展、金融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报告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 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 1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本报告于2003年9月10日完成，将刊登于《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上。

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市场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 具体而言，从盯住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而从盯住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 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银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1．民政福利事业的改革 （1）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①社会福利改革的指导思想 我国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供养方式上坚持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福利机构为补充的发展方向，探索出一条国家倡导资助、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新路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②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总体目标 a．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多渠道投资方式，形成社会福利机构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 b．服务对象公众化 社会福利机构除确保国家供养的特困群体的需求外，还要面向全社会老年人、残疾人，拓展服务领域，扩大服务范围和覆盖面，并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情况，实行有偿、减免或无偿等多种服务。 c．服务方式多样化 社会福利机构和社区除集中养老、助残外，应发挥多种服务功能，为家庭和个人提供支持。 d．服务队伍专业化。 （2）社会福利机构改革 ①社会福利机构改革的要求 a．国家将社会福利机构及床位数作为社会发展的指导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基本建设计划中统筹安排社会福利设施建； b．各地在制定城市居住区规划时，无论是新区建设还是旧区改造，都应按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将社会福利设施特别是老年人服务设施纳入公共设施进行统一规划； c．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处理好社会福利工作中政府职能和社会化的关系，抓紧制定社会福利事业的有关法规，研究制定社会福利机构分类管理的政策措施，使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与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d．要按照产业化的发展方向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机制。 ②国家的扶持和优惠政策 a．社会福利机构的建设用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采用划拨方式供地的，要划拨供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采用有偿方式供地的，在地价上要适当给予优惠；属出让土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取标准应适当降低。 b．对社会福利机构及其提供的福利性服务和兴办的第三产业，安置残疾人的福利企业，以及单位和个人捐赠支持社会福利事业的，国家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按照现行国家税法规定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1)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1) 摘要首先提出对社会福利涵义及特征的界定，然后总结了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及其改革进程，最后根据上海、香港和其它国家的经验，提出笔者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构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呈现出制度化再分配与补缺型并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 关键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方向 1社会福利的涵义及本质特征 社会福利的内涵及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社会福利的重心经历了从社会救助到社会保险再到普遍性的社会服务的过程。时至今日，在发达国家，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补贴和社会服务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福利项目。在我国，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已逐渐脱离了社会救济的范畴；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社会福利观念的影响，对于社会福利的看法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且同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和主张。笔者把它界定为，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需求之上的需求，运用社会互助的机制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的活动。在现实中，社会福利通常包括满足人们在生活照顾、护理保健、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方面需求的活动，此外在广义上亦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等内容。社会福利有

三个本质特征： 脆弱群体优先。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脆弱群体，他们存在一些特殊的需求，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需要来自社会的保护和满足，其中主要是生活照顾服务，也包括身体康复、教育、就业、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需求。国家和社会应该首先满足这个群体的需求，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福利性。对受益者个人来说，社会福利具有福利性。面向脆弱群体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因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支付能力有限，常常是免费或者是象征性的收费，这无疑具有福利性。即使收取的费用比较高，但只要未达到该项服务的市场价格，则仍然存在着福利性，属于社会福利的范畴。“市场价格是判断是否存在社会福利的标尺。”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收费，就超出了社会福利领域而属于经济领域。 服务性。“社会福利侧重于满足社会成员较高水平或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这些需求大多是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的，因此社会化的服务是社会福利主要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社会福利的特点是为个人提供服务，以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求。因此，福利服务的主体和资源是社会化的，但服务的对象和方式却是个体化的，必须针对每个服务对象具体的特点和情况，灵活多样、因地制宜地开展福利服务。 2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及其改革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 作者： 中华民族在近60年当中，取得了令全球注目的一个成绩，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关于中国模式，或者大家说的一种北京共识，这样一些议论，我们也在各大报纸或者是网络上也经常见，受到全球各界的关注 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海外用的比较多，而在国内用中国道路等用的比较多。在海外，我想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对普通人来说，他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现中国的产品，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对于企业界来说，他突然发现他做生意的对手或者伙伴都是中国的企业，因为中国外贸现在世界第二位了。对于学界、对于政界来说，中国崛起这个方式，西方不太理解，也不太认可，也没有想到，所以有很大的好奇心，而在整体上来说中国模式对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模式与传统西方模式有着一定的区别，现在中国模式的程度引起了全球各界的研究与讨论，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中国模式到底与西方模式有什么不同与共同点。 中国模式有八大特征： 第一、它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比较有效的政府，它能够制定一种比较长期的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长远战略和政策，而且有能力把它付诸于实践。 第二、它有一个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先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 第三、集中精力关注民生，特别是把老百姓最迫切的要求像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首位。第四、在稳定、改革和发展三方面的关系上，处理的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和发展。 第五、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大家知道，我们的制度实际上有不少的问题，它绝对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模式就是以现在制度出发、从现在体制出发，利用这个体制来运作，同时不断改革自身的体制，而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全部推倒，结果他自己也失败了。而且从过去这个体制整个地服务于一种追求乌托邦转变成一个追求现代化，追求改善民生。第六、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不是求一步到位，而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个有轻重缓急、逐步积累的过程。 第七，我们的经济模式，现在给它明确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里面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它支配资源的效率很高；另外我们有社会主义因素，也就是说保证社会总体的公正。 第八，我们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人家好的我们都学，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世界上意识形态框框最少的国家之一，只要是好的东西我们都学，但是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以我为主，不是盲目地学。 中国模式有文化的支撑，是文化的觉醒，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最激烈的是发展标准的竞争，中国历史所储藏的智慧，在新世纪的发展潮流中定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模式与当代世界发展

中国模式与当代世界发展 *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人讨论中国发展及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发展经验的国际交流也成为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选择，中国模式能够有效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与挑战，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考与启示。本文基于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政策思考，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减贫经验、民族关系模式、国际参与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模式对于世界发展及国际体系变迁的意义与影响。及时总结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对于中国正在建构的国家软实力及国际话语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当代 世界的政治经济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普遍经历的体制转变，二是非洲及部分亚洲国家推行的民主化改造。这次广泛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于冷战结束，伴随西方国家强力主导的民主政治和意识形态输出。此番政治变革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激进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及部分东欧国家的社会矛盾激化、元气大伤，一些民族和宗教矛盾至今仍是俄罗斯面临的棘手政治问题。同期部分亚非国家也因急剧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诱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危机甚至是 ［摘要］ 在过去30余年里，中国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显著增加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渐进改革、减贫经验和民族关系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中国不断增强的世界贡献及其推动的南南合作，也正在悄然改变国际体系的演变进程。作为对当前日益紧迫的世界发展与国际治理问题的回应，中国模式显示了其巨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及对外辐射力，为中国赢得了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 中国模式；世界发展；软实力；国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6-0017-08 罗建波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 100091）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1 No.6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1 年第 6 期* 本文为中央党校校级课题“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目标选择与政策完善研究”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09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历史和展望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历史和借鉴 ————福利社会学文献综述社会学系2011300110058 孙瑞 前言：在中国，社会福利是一个处于社会保障这个一级层次概念之下的次级层次概念。社会福利是指提高素质，为社会弱势群体实施补以国家或通过单位为主体，为帮助全体社会成员改善生活条件、采取的措施和举办的各项公益性事业的统称。它是在劳动报酬之外的资助和服务。贴而实行的制度、在新中国60 年的发展进程中，尽管它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曲折发展、逐渐转型。但一直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生制度安排。而在进入十一五计划后，我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为了促进其进一步发展，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于福利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行考究，然后作为未来发展的借鉴。而目前的研究通过不同的研究方向来分析中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而多方面的对于未来的发展提供经验。 主题：在这一主题部分将展示我所查阅的文献内容，对其进行一个整理和对比 首先根据时间发展及其福利制度根据时间经济发展的过程进行划分和归纳 第一阶段是传统福利制度创建时期（1949—1956年）。这一阶段在改造旧中国社会福利机构和设施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负责、官方包办的民政福利和单位包办的职工福利等组成的传统福利制度，其最大的特征是与社会救济紧密结合，统称“救济福利事业”。第二阶段是传统福利制度巩固和发展时期（1957—1983年）。这一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形成了以职工福利为核心，包括民政福利、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以及其他福利在内的比较完整的福利制度框架，板块分割的封闭体系、“国家—单位”运行模式、补救性保障制度是其明显的特征。第三阶段是传统福利制度向新型福利制度变革与转型时期（1984年以后）。这一阶段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背景下，其改革步伐虽较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要滞后一些，但正在进行制度重塑并逐渐向社会化、现代化福利发展。表现在：职工福利逐步向其原本的性质、地位和功能回归，民政福利逐步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社区服务成为重要的具有社会福利性的服务行业。 这是对于福利制度在时间上的发展情况一个鸟瞰式的了解，但是对于其在历史发展阶段中精神的内涵表现并不明确，而且无法理解其组成的划分。福利的内容包括许多对于不同对象的政策和内容，所以在时间划分之后需要首先需要对于机构的发展有所了解。 建国初期，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包括民政福利和职工福利两大板块。民政福利的初步形成。府包办的民政福利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要面向无依无靠的城镇孤寡老人、精神病或弃婴和残疾人等。它分为社会福利事业与社会福利企业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各种福利院、院等收养性机构。后者过建立福利企业吸收残疾人就业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生活保障问题。由于内务部，民政部前身以及各级民政部门一直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指导和管理部门。项事业后来便被称为民政福利. 职工福利的基本确立在民政福利只覆盖极少数特殊人群的情况下，城镇绝大多数居民的福利保障则主要是通过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职工福利的方式来获得。职工福利由职工所在单位举办。它以职业为依托、以城镇职工为主体只要凭本单位的正式职工的身份即可享受是消费基金分配的一种形式。职工福利作为新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体可分为三类: 1 为职工生活提供方便、减轻家务劳动而举办的集体福利设施如宿舍、浴室、食堂、理发室、托儿所、幼儿园等。2.减轻职工生活费用开支而建立的福利补贴如生活困难补助，探亲补贴，冬季宿舍取暖补贴等。3.为丰富职工生活建立的文化福利设施和组织的活动如文化宫、俱乐部以及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等。(1957~1983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通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在曲折中发展不断扩充，形成了国家负责板块分

解读“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doc

解读“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是自己国家和民族特色长期演绎和变革的结果，即内生性，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 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断演进的历程表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既是自己国家和民族特色长期演绎和变革的结果，即内生性；同时，它们也不乏吸纳人类社会的文明、文化、政策和规则，在转型国家的改革中，有的时候也被看作为一种移植性。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显示：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制度规则的形成及其制度安排，更具有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即内生性。 制度内生性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 如果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审读中国模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这就是：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它被理解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路径和特点，很难与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类同，这就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制度特征，具有更多的内生性特点。

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按照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的看法，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由中国改革的特性所决定。因为，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仅包括经济自由化和所有权变革等内容，更需要足够的制度架构来支撑和推进。正如北京共识对于中国模式所作的概括：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它被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这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出发点。 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特征 本土内生的制度创新。中国经济的新制度安排主要来自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而非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植。例如，在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迁方面，从改革之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再到最近颁布的关于中国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决议；再如，在企业制度改革方面，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国有企业的存量改革；在中国特区和沿海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自由迁徙、出口导向型的外贸发展战略，等等。 这样一些制度性变革，被学者们提升为中国制度变迁的独特之处：其一，中国转型中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专权；

中国福利制度

普遍福利的崇高目标 “普遍福利”是一个“大福利”概念，它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福利需求的，其中包括：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安全保障、养老福利、健康福利、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等。我们现在熟悉的是“小福利”，即特殊群体享有的福利：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福利、贫困救助、优抚安置等。 老年社会福利 在城镇，我国养老保险主要覆盖城镇全民所有制单位以及一部分集体单位，覆盖面正在积极扩大。在农村，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它采用自愿参加的原则，缴费可多可少，采取个人账户基金累积制度，养老保险缴费由有关部门管理和运营，受保人达到规定年龄后就可以按照其缴费的年数和数额领取养老金等。 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家庭福利： 家庭养老，是指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来完成的一种养老方式。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养老的费用与大部分服务都由其家庭成员了提供，它是我国传统的养老形式。 儿童社会福利 （一）儿童与儿童社会福利 1、儿童的界定——我国法律将儿童期规定为0~14周岁。 2、儿童社会福利的含义 ※我国是从狭义的角度来定义儿童社会福利的。具体来说，儿童社会

福利是指由社会福利机构向特殊儿童群体——孤儿与弃婴提供的一种福利服务。 ※在我国，儿童社会福利的享受对象主要是处于不幸境地的儿童，这类儿童包括残疾儿童、孤儿、弃婴和流浪儿童等。 ※儿童社会福利的功能主要倾向于救助、矫治、扶助等恢复性功能。 残疾人社会福利 残疾人生活收入性福利 1．供养与救济 ●国家和社会对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无生活来源的“三无”残疾人进行供养、救济。 2．伤残抚恤 伤残抚恤是国家队现役军人因战、因公负伤致残，根据其丧失劳动能力及影响生活能力的程度，以现金津贴形式给予的抚慰保障。国家队革命残疾军人实行终身抚恤。 3．残疾人劳动就业 残疾人就业的方式 （1）集中安置 （2）分散安置 （3）自谋职业 社会福利事业 1.社会福利企业：

汇率制度选择模型

最优汇率制度的数理分析 何青李凌波杨晓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虚拟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RR/03/10 CFEF 研究报告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虚拟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RR/03/10 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2003 年11 月 最优汇率制度的数理分析 何青李凌波杨晓光 摘要：本文从Mundell “三元悖论”出发，构造了一个简单的静态模型分析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如 何选择最优汇率制度。建模的主要思想是认为最优的汇率制度取决于一国政府如何在汇率 浮动的风险损失和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损失之间进行综合权衡，而这种综合权衡体现了一国的经济结构及各经济部门之间利益的均衡。通过模型的解析分析，本文发现中间汇率制度可能是最优汇率制度，但是其可选择的区间随着资本开放程度的加大而缩小，而且维持最优中间汇率制度需要小心谨慎的努力；此外随着资本开放程度的加深，最优汇率制度将内生地向两极分化。 关键词：三元悖论、角点解、中间汇率制度、汇率浮动风险损失、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损失

1 引言 自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 ）解体以后，国际上汇率制度的 安排一直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很多国家都修改了自己的汇率制度。西方主要的工业国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初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安排发展到最近几年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 安排—欧元区；与此同时，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从解体之初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发展到了 另一个极端（如，墨西哥（1994 ）、泰国（1997 ）、巴西（1999 ）等都采取了完全浮动的汇 率制度），而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表一显示了自1970 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汇率制度选择的变迁。 表1 ：汇率制度选择的变迁 Year 相应汇率制度安排国家的比例(IMF) 固定汇率有限浮动管理浮动完全浮动 1970 97.2 0 0 2.8 1975 63.9 11.1 13.9 11.1 1980 38.9 5.6 47.2 8.3 1985 33.3 5.6 36.1 25 1990 19.4 13.9 30.6 36.1 1995 13.9 8.3 38.9 38.9 1999 11.1 11.1 33.3 44.5 资料来源：Calvo, A. Guillermo and Carmen Reinhart , “ Fear of Floating ”mimeo,

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和问题

在社会保障学界，人们往往把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在这里，我们将社会福利作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之下五个项目中的一个项目来使用。 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社会保险旨在为人们的例如生老病死这些一般生活风险提供保护；社会补偿旨在为人们在遭遇例如战争、暴力行为这些特殊的生活风险而受到损害时提供保护；社会救济旨为那些不能从社会保险或者社会补偿中获得待遇或者从社会保险或社会补偿中获得的待遇不能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人们提供的保护。而社会福利旨在为提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人们的全面发展而提供的物质帮助和服务设施，例如住房津贴、教育津贴、青少年津贴、老年公寓、博物馆等。 （一）我国传统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内容 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1951年8月发布了《关于城市救济福利工作报告》，报告由政府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保障对象主要是无依无靠的城镇孤寡老人、孤儿或弃婴、残疾人等。民政部门通过设立福利机构为这些孤老残幼人员提供保障。福利机构分为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福利企业两类。福利事业机构包括各种收养性的福利院、精神病院等；福利企业主要是通过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残疾人的生活保障问题。民政部主管的这些福利只覆盖了城镇极少数特殊人群（占总人口1%不到）。1950年6月颁布的《工会法》、1953年劳动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对企业职工的生活困难补贴、探亲补贴、取暖补贴作了规定，还规定企业应设立食堂、托儿所，所需费用由企业行政或资方负责。1953年5月财政部、人事部发布《关于统一掌管多子女补助与家属福利等问题的联合通知》、1954年3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福利费掌管使用办法的通知》、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1956年职工冬季宿舍取暖补贴的通知》、1957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这些法规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冬季取暖、生活困难补助、职工住宅、上下班交通、职工家属医疗补助、生活必需品供应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由此，绝大多数企业职工以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需求按规定由其所在单位提供，并且是我国社会福利的主体（占城市居民的95%以上，占总人口的25%以上）。企业职工的福利由劳动部负责和管理，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由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福利是由民政福利、企业职工福利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福利三部分组成。 从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至90年代末期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在不断增加，从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冬季取暖补贴、探亲补贴、交通补贴、休假疗养，到为职工建立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洗澡堂、医务室、阅览室、体育场，再到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粮油以及副食品价格补贴，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单位就是一个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小社会。此外，教育和住房分配也是福利待遇。在教育方面，从小学到高中教育是免费的，高等教育不仅免交学费、住宿费等费用，而且学生还可以享受到能够解决吃饭问题的助学金；在福利分房方面，企业或者单位按照职工的工龄和年龄等条件以及家庭人口数目，为职工分配住房。总之，计划经济时代的50年，我国的社会福利是以职业为依托、以城镇职工为主体、关怀职工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经费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提供的福利制度。我国的福利制度自建立以来，尤其是在建国后的十来年，在解决城乡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社会成员的生存问题上，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据民政部门的统计，1959年民政部门管理的福利院收养了64454位孤老、27964位孤儿和14627位“三无”精神病患者。[1]在农村，按照1960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197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30条确立的对农村中的孤老残幼实行“五保”的制度，许多地区建立了养老院，收养农村中的孤寡老人。到1994年，全国已有33584个乡镇统筹供养了273万“五保”人口，农村敬老院约4万所，收养56万老人。[2]民政福利制度的实施就使得那些社会上最脆弱群体的生存有了保障，由此极大地显示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