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

——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文章来源：《新史学》（第三卷）文章作者：方维规

概念史是一个近年来受到不少人青睐的研究方法，吸引了不少学者。概念史查考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及其发展变化，并揭示特定词语的不同语境和联想。它所主张的历史视角和考证维度是不同于实证主义研究方向的另一种模式。笔者曾发表短文《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1]并在其他一些短文中论及这一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当下中国学

界对观念或概念的历史语义研究，有人称之为观念史研究，有人称之为历史语义学（概念史），也有人称之为关键词研究。

由于研究实例的可观进展与方法学探讨之间还存在极大差距，实

际研究中不可避免要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研究成果甚至是简陋的。若问一些研究者的方法究竟属于观念史还是概念史，他们未必能够作答。的确，我们时常能够看到一些?想当然?的解读方式。因此，我们亟需补课，尤其是了解被引进的西方研究方法的基础知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论题不涉及近年来面世的《政治哲学关键词》、《西方文论关键词》之类的专著，它们多半不是专门从概念史或观念史的角度考察问题，而是分门别类地阐释相关学科的重要概念。另外，本文所谈论的方法论关涉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即?概念史?方法所理解的?基本概念?。（当然，本人并不反对人们探讨?铅笔?、?洋伞?之类的词语的源流。）

本文介绍的概念史研究方法，首先是一种?德国的?方法。文章

试图在西方相关方法论的整体语境中阐释概念史的来龙去脉和基本

思路，论述路径是这个领域的发展概况、经典著作的成就和重要人物的言说，以此见出概念史的总体特色。一般而论，西方的概念史、观念史或关键词研究，都可以用?历史语义学?来归纳其方法。鉴于?概念史?和?历史语义学?在德语中时常所指相同，本文中的?概念史?用法，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看做?历史语义学?的同义表述。

1 三种研究模式，或?概念史?的来龙去脉

西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从

亚里士多德说到马克思等近现代思想家。这种论述格局遭到了晚近学者的非难，他们诟病往昔的研究没有证实那些大思想家的社会代表性，对常用的政治和社会用语缺乏钩稽。[2]约在1960年前后，史学界分析词汇和词组的蕴涵及其认识功能的意识日趋明显。鉴于社会史研究早已把社会视为重点研究对象，不少学者认为传统思想史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思想史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之处，导致德国、英美和法国史学界对语言和话语分析的浓厚兴趣。晚近的研究试图通过语汇内涵和含义层次的探讨，揭示各种概念在不同疆域、不同时期的生成和运用中的特色。的确，语言不仅被看做最重要的交流手段，而且也是领悟经验、建构或重构历史?现实?的关键工具。

于是，德国、英美和法国的学术文化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德国史学界以?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亦即?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著称；英美史学界尤其是剑桥学派则倡导?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模式，探索原本意义上的文本的语境；[3]法国史学界以?话语分析?（analyse du discours）或?概念社会史?（socio-histoire des concepts）见长，[4]将话语背后的语言形态或社会背景纳入研究范围。但是就总体状况而言，法国对概念的历史语义研究没有德国和英美那么突出，没有那么?从一而终?。三个流派的共同兴趣是研究?民主?、?自由?或?进步?之类的基本概念的历史发展，并关注概念同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新的探索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焕然一新。三种产生于不同时期的研究模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各自为政，且确实有着不同的特色；可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5]

十多年来，三种模式不断相互接近和借鉴，至少是利用各种机会交流研究心得，不同学科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时常进行跨学科对话。[6]

迄今在概念史领域的成就，首先体现于德国的政治、社会、哲学

等学科的大型辞书，[7]其次是关于这些学科的概念史研究专著和论文。它们对当今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也很难被超越。总的说来，?概念史?在英美世界不怎么被人看重，也没有得到普及。[8]虽然中国学界通过翻译了解到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那样的论著，但是，它们与德国集体撰述的代表作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剑桥学派普考克（John Pocock）的《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律》（1957）和《马基维利时刻》（1975），以及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近代

政治思想的基础》（1978），都堪称出色的经典，可是它们属于?观念史?著作。[9]

?概念史?这一表述首先出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座》中，可是我们还无法确定，?概念史?是黑格尔本人的说法，还是后人在整理讲座手稿时采用的称谓。在《历史哲学讲座》中，黑格尔用这个概念指称一种史学类型，也就是考察艺术、法学和宗教的历史，并将其纳入哲学史范畴。对?概念史?的这一理解，只能被看做一种单独现象，而且没能得到后人的认可。可是，今天的概念史研究至少在一个方面暗合于黑格尔的设想，即概念或观念的跨学科研究。

?概念史?的真正突破，发生在20世纪的德国，其标志是著名年刊《概念史文库》（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的创办（1955），以及著名的三大巨著的出版：十三卷《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1971－2007）；八卷本大辞典《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1972－1997）；十五卷《1680－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1985-2000）。作为人文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概念史是跨学科的，哲学家里特尔（Joachim Ritter）、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和社会学家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是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代表人物。

多卷本年刊《概念史文库》由罗特哈克尔创办于1955年，旨在为一部工具书（如杂志的副标题所示）筹备?哲学历史词典的基石?。鉴于里特尔在?概念史文库?基础上主编的《哲学历史词典》已经出版，而且一系列其他概念史辞书不断问世，已有50多年历史的《概念史文库》，在内容和方法论问题上都已经成为整个概念史研究的跨学科机关刊物。换言之，这本杂志观照众多学科中的语言含义和语言嬗变的最新认识，为各种大型工具书的编纂提供帮助，并以后者来充实自己。年刊（包括特刊）中的研究论文涉及哲学史和其他学科史中的各种概念，而且不再局限于欧洲亦即西方科学史中的概念。年刊中的著述还探讨神话和宗教概念、一个时代或某种文化一般用语中的典型概念、非同一般的比喻、概念的翻译问题，以及概念史方法论和批评等等。从第11期到43期，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都是《概念史文库》的领衔合作者。

《哲学历史词典》的前身是《哲学概念词典》（W?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于1897年由艾斯勒（Rudolf Eisler）主编出版，并自1927年第四版之后没有再次修订。半个世纪之前，《概念史文库》的创建是为出版一部适应学科新发展的哲学词典做准备。1971年卷一问世；2007年春，十三卷巨制《哲学历史词典》全部出齐。编纂这部巨著的准备工作和所跨越的时间，便能见出德国的概念史研究风格。

2 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

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德国史学家的概念史研究方法显然同上个世纪60年代社会史提出的挑战有关。新的倡导是史学同社会史的系统研究紧密结合，把落伍的思想史研究转换成思想的社会史研究。概念史的发展和成熟是同《历史基本概念》的编纂过程连在一起的。在德国，?历史语义学?主要也是以?概念史?的形式而恢张扬厉的，因此，二者所指基本相同，且时常并用。由《历史基本概念》领衔主编科塞雷克主编的、或许也是这个领域最著名的理论著作，其书名便是《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1979）。60年代中期以后，科塞雷克提出的概念史首先是在标举一种社会史研究的独特方法。他所设计的概念史方法，融会了历史文本分析、史学理论中的命题、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以及脱胎于语言学的语义学和名称学。[10]

概念史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变迁必然在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中留下语义烙印。因此，科塞雷克所倡导的概念史专注于?重大?概念亦即?基本概念?之长时段的语义发展史。在他看来，?基本概念?极其丰富地储存着?政治史?和?社会史?，也收藏着大量?经验史?。概念史研究方案依托于两个理论前提：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概念史研究的雄心是，藉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的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

然而，科塞雷克并没有在60年代的模式上停滞不前，概念史研究本身也在发展。历史概念的嬗变显示出，变化的不是概念，而是概念的?运用?。[11]科塞雷克简洁地把概念史看做?史学研究的一种职能：它关乎概念的形成、运用和变化?[12]。同时，概念史探讨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社会影响，推究政治和社会群体运用特定概念的典型张力，分析时代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变化。[13]概念史学家

遴选那些社会或政治的重要概念，一方面视之为语言之外的事物的语言表述形式，例如社会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所需要的概念呈现；另一方面，重要概念本身被看做历史发展的推动因素。语言的这种?表述?和?因素?的双重意义，构成概念史方法的特殊研究场域。[14]

不关注说话的群体和个体的兴趣所在，政治和社会概念的历史语

义是无法解读的。由此，科塞雷克的研究最终对准了依托于概念的话语行为的历史，也就是语义的生成历史。于是，分析研究的对象便超越了关键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初的?概念史?在向社会－历史话语分析靠拢。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德国概念史研究方向同英美和法国的历史语义学研究方向相去不远——不多也不少。[15]

3 概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科塞雷克模式的发展，来自与其他同类研究的碰撞，甚至来自对

概念史研究之可行性的怀疑。当初，语言学家指责概念史缺乏牢靠的科学方法做根基。他们提出词汇史与概念史的区分问题；在语言学家看来，概念依然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问题。或者说：如果像科塞雷克那样把?多义性?和?多层次性?视为确认概念的标准，那么，?概念?就不再是一个语言范畴。[16]赖夏特（Rolf Reichardt）等人主编的《1680－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则试图在这个问

题上寻求平衡。但是，要完全消除语言学家的疑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工具书》的概念史模式更加注重研究材料的来源。鉴于传统思

想史偏重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并因此而招致的非难，《工具书》把具有代表性的系列书刊作为附加的原始资料纳入考察范围，特别是辞书、百科全书、杂志、报纸、年鉴、宗教手册等等。科塞雷克把社会历史的重要概念视作历史的?实际表述?和?推动因素?，赖夏特则直接指向概念的?现实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说，《工具书》更成功地显示出它与老式思想史研究的不同之处，展示出群体语言运用的历史以及群体思维方式。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语言本身的社会性。

赖夏特的依托于知识社会学的概念史方案，将单独词语的分析扩

展为词语群、概念架构和概念网络的探讨，在更广博的原始资料中考察对等概念、对立概念和补充概念，探索它们多层次的关联。他建设性地吸取了早先概念史研究的成果，驰骋于?词语学?和?概念史?之间，并使历史语义学更加贴近社会历史话语研究，关注特定概念的社会代表性以及语言交流的实际场域，其中包括对不同文本类型的考

察和对概念运用者的分析。为了充实这种研究模式，赖夏特还竭力倡导将图片资料纳入词语群的语义分析，并探讨集体象征和各种仪式。

[17]当然，赖夏特最终还是要求弄清话语史和概念史之间的关系。

不管是赖夏特还是科塞雷克在方法学上的反思以及新的倡导，都是对?概念史?批评者的积极回应。一种典型的批评是：?概念史?只是语言的历史，忽略了说话者的作用，尽管赖夏特模式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所变通。因此，有人提出将词语群的研究扩展为语义群研究，走向论证史和话语史。这一倡导的指向是概念生成背后的现实型塑。这种同关键概念的研究保持距离的做法，首先来自德国语言学家所倡导的话语史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布塞（Dietrich Busse）。[18]在他看来，既然不同的概念史研究方案都要求观照语境，那么就必须对话语和说话者做具体分析，将各种话语策略纳入社会语境。换句话说：?通过挖掘语言表述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描述社会知识的时代关联。?[19]

作为概念史理论家和实践者，科塞雷克认为他的方法同几十年主编《历史基本概念》的工作难解难分，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方法学?枷锁?。尽管如此，他依然为他们的团队按照单个概念编纂历史辞典的方法辩护，认为人们无法否认各种概念经历了含义的增减。考察概念的发展，终究不能把握和检验每个术语的整个生成语境，并认定其为终极原因。科塞雷克说：概念史研究犹如?用照相机的镜头去取景?。他强调?压缩?语境的必要性，以对付不计其数的原始材料。

[20]科塞雷克模式把?基本概念?同?一般概念?区分开来，强调把?基本概念?或?主导概念?（Leitbegriffe）作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对他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斗争概念?、?行动概念?、?未来概念?、?愿景概念?、?宗旨概念?、?期待概念?、?整合概念?等等。[21]他对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的解释是：

与一般概念不同，《历史基本概念》所探讨的基本概念是政治和社会语汇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概念。[……]基本概念连通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成为相关时代最迫切的焦点问题。基本概念极为复杂；它们总是有争议的，且有与之颉颃的概念。这使它们在历史上特别显豁，并因此区别于纯粹的技术或专业术语。没有一个政治行动、没有一种社会惯习的生发和存在，能够缺少最起码的历时长久的基本概念，并突然出现、消失、重现或者变易，不管是骤变还是渐变。我们必须诠解这些概念，厘定它们的多重含义、内在矛盾及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应用。[22]

4 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

在简要介绍了德国?概念史?的发展状况及基本思想之后，我们来对这一研究方法做一个归纳性的论述：

概念史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换言之，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义嬗变，是我们今天认识文化、语言和概念的决定因素。在欧洲，比较分析18和19世纪的政治和社会设想，离不开对各种重要概念的考证，例如?民族?、?国家?、?自由?、?平等?、?参政?、?代议制?、?法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革命?、?市民社会?、?人权?以及国家形态中的?共和国?、?民主制度?和?波拿巴主义?，等等。

与语言学中的语义学对词语或概念的认识不同，概念史视概念为历史现实中的经验和期待、观点和阐释模式的聚合体。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因此，特定概念的习惯运用蕴含着惯常的思想。另外，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不是单个的概念，而是一种概念体系的整个表述维度及其来龙去脉。一个概念总是概念群中的概念；不涉及其他与之有关的概念，我们是无法把握一个概念的。因此，概念作为思想认识的语言表述，必须放到概念网络中进行考察。探讨?基本概念?的语义嬗变，首先要考察其历时发展，当然也不能忽略其共时纠葛。概念史不仅分析特定概念的?含义?和?运用?，也观照对立概念、相近概念和平行概念同某个特定概念的关系。

我们想要具备获取知识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就需要探索研究方法的各种模式，寻找切要的手段，认识对概念史至关重要的东西，既探讨实用的研究方法又考察已有的研究方案。挖掘过去和现今的各种思想之间的关联，比较各种概念在不同地域和时代的异同，有利于我们认识自我和他者。[23]我们要尽量弄清一个概念在历史上的能指和所指及其运用，厘定它在具体文本中的意义或者没有的意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现实不仅仅体现于被考察的文本。语言之外还存在着社会现实，它们虽然同语言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但是不可能凭借概念史而一览无遗。

在此，我们看到了后现代解构主义同概念史的冲突。在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中，文本的变异性和多义性达到了高潮。我们面对的都是

些怀疑主义者，他们认为语言作品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与原意不符。谁要是运用?真理?、?确定性?和?事实?这类字眼，就会被指责为形而上学者。所谓解构批评，主要是把一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比如真理/谬误、理性/感性、自然/文化等等）的轻重主次颠倒过来理解，解构主义否认语言之外的任何存在。齐马（Peter V. Zima）在《解构：导论与批评》中解释和总结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理论说，德里达认为?含义是无法获得的，因为含义的历史游移阻碍能指同特定所指的对应?。换言之，一种观点只不过是能指的?暂时?内涵。对此，齐马很准确地评价说：?社会科学被德里达不分青红皂白地发配到形而上的领地。?[24]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德里达的方法不用思索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发展，而这正是后现代及其解构思潮的栖身之地。显然，概念史方法同德里达的方法是格格不入的。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德里达从历史变化出发，强调?能指?同特定?所指?的偏差，自然对概念史研究不无益处，即不能用现今对某个概念的一般理解去解读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的含义。

德国相关大型辞书开创了一种高水准的研究，推进了政治和社会领域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那些概念史辞书不但是学者的极有价值的参考书，也得到莘莘学子的喜爱。我们要达到概念史的德国研究水平，目前看来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但是，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方法学上的独到之处，无疑有助于我们自己的研究。在此，笔者想以近期在历史语义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成就、权威的三卷本《德国文学研究全书》（1997－2003）为例，[25]介绍概念史研究的一种?编排?，它或许能给我们概念史研究的?布局?提供参考。

《德国文学研究全书》中的各种概念，涉及文学的不同门类（戏剧、诗歌、小说），以及方法学（如诠释学、结构主义）和文学理论（如作家、叙述）等问题。这部依托于历史语义学、同诠释学认识论密切相关的概念辞书在人文科学里的意义，在于给研究者提供精准的信息材料，呈现有机的知识形态和知识组合。《全书》文章凡九百多篇，每篇严格按照下列各项撰写而成：（一）?阐释?：详细说明基于历史的定义、基本问题及其运用范式；（二）?词语史?：论述相关词语的来源（词源），以及它的古今词义；（三）?概念史?：论述概念要义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其他可能的表述；（四）?范畴史?：描述特定术语所关涉的事物（尤其在德语区）起始以来的场域和情状；（五）?研究史?：介绍（主要是德语区）文学研究迄今对相关问题和运用场域的探讨；（六）?参考文献?：详细罗列相关重要著述。

5 典型的误解

十多年来，中国学界也发现了概念史等?新?方法，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它看做一种方法，而是视之为?学科?。我在《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避免将历史语义学认作一门学科，因为它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如同阐释学、话语分析等方法）。?只有弄清它为一种方法，才不会对?历史语义学?（德：Historische Semantik；英：historical semantics；法：sémantique historique）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或者德语?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这个西方学界的?通用?说法做出生涩的解释。因此，本人曾对国内学界的一种?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历史语义学?中嵌入?文化??似嫌累赘，因为‘文化’是‘历史语义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或许也是陈寅恪所说‘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原由。如果‘历史文化语义学’取狭义之‘文化’，又会给人拘囿之感，因为很多概念本身，超出了狭义文化范畴。?[26]本来，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无需多加讨论的问题。可是一些辩解文章，[27]依托的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述逻辑，但是，这至少代表一方观点。因此，我以为还有谈论这个问题的必要。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历史语义学?是国际学界相关领域的学者熟知的一个概念，并且，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闻名的这一称谓，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笔者的直觉是：如果将?历史文化语义学?译成英语或其他任何一种西方语言，估计没有几个人能看懂，至多只能?望文生义?，或者引出一大堆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已有?历史语义学?之说在先，也不在于方法学上的生涩，而在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说法，本身就容易引起误解：历史文化的语义？历史的文化语义？不管属于哪一种（这里涉及?历史?的词性），都不一定需要首先从概念或关键词入手进行研究，而这肯定不是所谓?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初衷。下面的说法便是一种典型的误解：?语义学是树干，历史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是其两大枝干，将其统一起来研究，应该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学科：历史文化语义学。?[28]笔者以为，把历史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嫁接到语义学的大树上，实在有背学理：这两根硕大的枝干是语义学这个相对细小的树干怎么也承载不了的。如果这种

?异想天开?能够成立的话，建立一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哲学语义学?学科?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表述不太美观而已。另外，用?语言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来论证?历史文化语义学?，[29]显然把?历史?搞错了：?历史语义学?中的?历史?是形容词，说的是?过去的?语义。

为?历史文化语义学?辩护的文章只字不提、完全撇开已经存在的?历史语义学?之说，论者似乎对国际通行的说法不屑一顾，给人全然不顾外域的发展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全然不顾学科规范而自弹自唱的感觉。比如?树干－树枝说?，完全忽略了?语义学?（Semantics）的另一种涵义，即忽略了这个概念的希腊语词源σεμαντικ??（标明的，表示的，描述的）和σεμα?νειν（标明，表示，描述），而?Sem?则与希腊语σ?μα（标记，特征）对应。西人在看到historical semantics（历史语义学）的时候，常会将它理解为?历史特征?、?历史内涵?，而且在这个层面上出版了大量?历史语义学?著作。[30]科塞雷克的一部?历史语义学?文集的书名便很能说明问题：《过去的未来——论历史时代的意涵》。[31]德国汉学界对?‘中国’的历史语义?之类的考察也是明证。视而不见?历史语义学?之说，正是辩解文章诸多玄想的缘由。

倘若?历史文化语义学?能够成立的话，?文化概念史?应该也是可行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混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我们不会也没有必要在现象学、结构主义、诠释学、话语分析前面加上?文化?二字，尽管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研究文化，或者说，这些方法与文化息息相关。换言之：我们可以用历史语义学方法考察文化概念，但这不是?历史文化语义学?这个称谓成立的理由。以科塞雷克为例，他用历史语义学方法研究政治和社会概念，没有也不会称之为历史政治语义学、历史社会语义学或历史政治社会语义学。?历史语义学?说的是从什么角度入手来研究的问题。威廉斯也很合理地称他的著作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关键词?是一种研究方法或角度，?文化与社会?则是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

?文化?确实是一个太大的概念，用?文化?囊括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或文学概念，虽然未尝不可，但却无法彰显这些学科的独特之处。一旦泛泛而论，必然失去锐气。嵌入?文化?，自然是为了强调文化在词语和概念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或视其为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完全赞同?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辩护者看到不同概念中包含的历史文化意涵，强调将概念、术语的意涵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强调从词源到引申意涵的转化都与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关。[32]惟其如此，?文化?才显得?累赘?；西方6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中充满了历史语义学方法。的确，辩解文章中常能见到?历史文化?字样，不少地方着实给人琐碎之感：删去?文化?，并不妨碍思想的表达。

6 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

在上一节中，笔者藉助一种研究方法的名称问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其实，这里的最终指向是当下中国?历史语义学?中存在的问题。据本人有限的阅读，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实例在总体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最后，我想谈一下学术功底、学术准备和学术态度问题，它们是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一些研究实例之所以显得寒酸，正在于缺乏装备。

概念史研究不但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而且要求研究者具备必要的学术功底。这里时常涉及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以研究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而产生的重要政治或社会概念为例，它需要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也需要必备的西学知识，二者缺一不可。关于研究者在中国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造诣，当为理所当然之事，在此不多赘言。我只想着重谈论?概念史?研究中的一些西学问题。因为我们所探讨的相关概念来源于西方（也有经日本进入中国的西方概念，或者经中国去日本尔后重回故里的西方概念），所以西学知识便是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所有概念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连科塞雷克也说?基本概念极为复杂?，因而对我们来说，它们也许比想象的要难得多。我们可以直接以?观念史?中的?观念?、?概念史?中的?概念?来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的不少研究是以?观念史?为依托的，一些?关键词?研究也以此为依据。研究者一定以为他知道?观念史?的意思。但是，并不是谁都了解?观念史?大本营剑桥学派的学者对?观念史?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尤其是普考克和斯金纳这两位大家：普考克所代表的是?语境说?，认为文本的含义来自其所属的价值体系或话语环境；思想、写作、说话与特定群体有关，群体决定一个人的表述可能性。斯金纳则代表?惯例说?，认为话语含义虽然见出人的意向，但说话者或写作者必须按照常规和惯例表达意向；因此，对意向的重构便需要重构影响行为方式的惯例。[33]显而易见，对问题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研究方案和研究思路。实际研究究竟注重哪一个侧面、采取哪一种考察策略呢？或许有人以为可以将两种模式合而为一，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它们在许多情况下是矛盾的、不相通的。不了解两种模式的区别，当然也就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德语Begriffsgeschichte（概念史）很难译成外语。概念史中的?概念?（Begriff）来自动词（begreifen），也就是?理解?；但是它不同于德语中的另一个动词verstehen（理解）。?begreifen?说的是对不容易弄懂的事物的?理解?，一种经过思考而获得的理解（这个语感问题是双语词典无法解决的，是德语不精的人所不知道

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说的是一种?理解史?。（德语或中文中都有的一句话?他对此没有概念?，也就是?没有理解?的意思。）因此，英语中有人把?概念史?译作?History of Meaning?（含义史），或许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英语对?概念史?的通用译法Concep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Concepts还是比较到位的。Concept（概念）与conceptualize或conceptualization有关，是

?概念化?的结果，关乎思考和?理解?的过程；另外，它还给人以?设想?、?规划?、?方案?等联想——这同样是双语词典和不谙英语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科尔曼在谈论?概念史?的时候说：?或许，它对我的最大魅力是其严肃地对待陈迹，即严肃地对待概念化过程。?（Perhaps the chief attraction for me is that it takes the past seriously because it takes conceptualizing seriously.）[34]如同中国人面对汉字一样，西方人的有些典型联想同样见于词的形态。于是，一些对说母语的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可能成为我们研究西学概念时的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说，这里甚至涉及汉语与欧洲语言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人们当初在移译一些西方概念时所碰到的问题，甚至是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35]也无法解决的。换言之：一个西方概念通过翻译进入中国，其译词的内涵、外延和联想很可能（甚至必然）同原文的含量有出入。以?概念史?的中译为说，原文或英译中的（甚至已经涉及方法的）一些成分荡然无存。

以上对?概念?的词义辨析，绝不是咬文嚼字，而是为了从这个

角度说明西学知识的重要性，这与学术功底有关。研究西方概念，当然不能要求每个研究者都懂得希腊语（尽管它是考察西方概念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需要必备的知识，需要对研究对象有足够的认识。比如?民主?、?自由?和?进步?等概念，它们在西方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真正含义和具体运用究竟是什么？它们是以何种姿态、何种意涵进入中土的？时人又是如何理解这些概念的？——这至少要比科塞雷克说的?极为复杂?还要复杂一倍。Economy在清末民初的汉语译名之来源和类别、?经济?一词的本源和蜕变，很能说明这个问题。[36]又如考察 democracy 始初的汉释：马礼逊《英

汉字典》（1822）诠释democracy为?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麦都思《英汉字典》（1847）将 democracy 译为?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多人乱管，小民弄权?。用我们今天对?民主?的理解来审视马氏和麦氏的阐释，可能会视之为无稽之谈，可是这在当时却?事出有因?，译介到位。[37]概念史或历史语义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并阐明概念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及其起源和成因。正是相关知识的缺乏，才会出现对西方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38]

我们再回到?概念史?和?观念史?的问题。就目前中国学界的

相关研究而言，总体上并不存在?观念史?和?概念史?的明显区别。一些?观念史?研究，其实与?概念史?相去不远，反之亦然。一种可能的缘由是，研究者综合了两种方法。确实如此的话，当然不失为有益的尝试。如前文所述，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研究者本来就没有弄清两种方法的区别，甚至对他所采用的?概念史?或?观念史?不知就里。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在方法上无需仰人鼻息。可是笔者以为，既然以?概念史?或?观念史?自诩，就应有点儿大概模样。我所见到的有些文章，采取的仿佛是一种?怎么写都行?（?反正都一样?）的方法，加上一句?跨语际实践?的时髦用语，展现出?一锅粥?现象。迄今不少对西学东渐而产生、运用和发展的概念的梳理亦即研究实例，似乎给人一种不需要方法也行的印象。然而，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指导，不可能达到一定的思想和理论高度。或者说，如果我们确实试图用?概念史?呈现思想和社会，我们就必须要有理论高度。

所谓?学术准备?，其实同?学术功底?大同小异，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情。我们常见到的一些涉及?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史论文，它们对不少西方概念的解读，连?一字半解?的程度都没有达到，误以为某个名人的一段定义就可以搞定的。这种做法适合于某些研究，但对?概念史?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便涉及?学术准备?的问题。科塞雷克主编的《历史基本概念》之所以遐迩闻名，是因为它的作者都是具有学术准备的顶级专家。当然，?学术准备?也包括研究之实实在在的准备工作，德国的概念史大型辞书依然是典型的例子。至于?学术态度?，我只想引用一句老话，即苏格拉底的?我知我无知?；或者?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注释：

[1]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载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9页。

《1680－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导

[2]参见赖夏特：

论》第1辑、第2辑，赖夏特、施米特主编，慕尼黑：R. Oldenbourg，1985年，第25－26页。（Rolf Reichardt, Einleitung zu 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 hrsg. von Rolf Reichardt, Eberhardt Schmitt, Heft 1/2, München: R. Oldenbourg, 1985, S. 39-148）

[3]英美观念史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学家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他以观念史和知识论研究著称，1936年发表思想史的奠基性著作《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1940年创刊《观念史杂志》。

[4]例如《法语社会和政治用语辞书》（Dictionnaire des usages socio-politiques du fran?ais）系列丛书。

[5]里希特是最早指出概念史研究与英美同类方向研究之间共同

之处的人之一，并要求关注它们在方法论上的最新发展。参见里希特：《论政治语言史的重构：普考克、斯金纳与〈历史基本概念〉》，载伯德克、欣里希斯编《老欧洲：旧制度与近代早期——研究的问题和方法》，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Frommann-Holzboog，1991年，第134-174页。（Melvin Richter, Zur Rekonstruktion de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Sprachen: Pocock, Skinner und die …Geschichtlichen Grundbegriffe?, in: Alteuropa. Ancien Régime–Frühe Neuzeit: Probleme und Methoden der Forschung, hrsg. von Hans Erich B?deker, Ernst Hinrichs,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91, S. 134-174）；里希特：《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的历史——综合述评》，纽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4-142页。（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S. 124-142）；梵〃盖尔德伦：《剑桥和海德堡之间——思想史中的概念、语言和形象》，载汉斯赫－蒙克等主编《概念史：比较视野》，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58页。（Martin van Gelderen, Between Cambridge and Heidelberg. Concepts, Languages and Imag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by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Frank van Vre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8, S. 47-58）

[6]1999年7月1日在德国哥廷根大学（马普历史研究所）召开的?哥廷根史学对话?国际研讨会便是一次重要会议，伯德克、科塞雷克等史学大家出席了会议，笔者旁听了大会发言。大会文集、由伯德克编的《概念史，话语史，比喻史》（2002）是现今历史语义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另外，国际概念史年会已经召开11次。

[7]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辞书，而是由长篇论文组合而成的巨制。一篇论文就是一部专著，有些500页左右的卷帙只收录三五篇长文。

[8]参见科尔曼：《概念史的实际用处》，载《政治思想芬兰年刊》，1999年，卷三，第33页。（Janet Coleman, The Practical Use of Begriffsgeschichte, in: Finish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1999, vol. 3, pp. 28－40）

[9]参见里希特：《当今概念史综述》，载《政治思想芬兰年刊》，1999年，卷三，第25页。（Melvin Richter, Begriffsgeschichte Today – An Overview, in: Finish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1999, vol. 3, pp.11－27）

[10]参见《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导论》卷一，科塞雷克等编撰，斯图加特：Klett-Cotta，1972年，第XXI 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hrs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

[11]参见科塞雷克：《宪法史编纂的概念史问题》，《宪法史编

纂的内容和概念》，柏林：Duncker & Humblot，1983年，第14、34页。（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liche Probleme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sschreibung, in: Gegenstand und Begriffe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Staat, Beiheft 6),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3, S. 7-21）

[12]科塞雷克，同上，第15页。

[13]参见科塞雷克：《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

辞典〃导论》，第XIII-XXVIII页。

[14]参见舒尔茨：《概念史与论证史》，载科塞雷克编《历史语

义学与概念史》，斯图加特：Klett-Cotta，1978年，第45页。（Heinz Schultz, Gegriffsgeschichte und Argumentations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hrsg. von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8, S. 43-74）

[15]参见伯德克：《各种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历史语义学的特色》，伯德克编《概念史，话语史，比喻史》，哥廷根：Wallstein，2002年，第12－14页。（Hans Erich B?deker, Auspr?gungen der historischen Semantik in den historischen Kulturwissenschaften,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hrsg. von Hans Erich B?deker, G?ttingen: Wallstein, 2002, S. 8-27）

[16]参见布塞：《历史语义学——对一个纲领的分析》，斯图加特：Klett–Cotta，1987年，第50－52、80－82页。（Dietrich Busse, Historische Semantik. Analyse eines Programms,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7）

[17]参见赖夏特：《词汇学与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语义学——研

究现状综述》，载赖夏特主编《启蒙运动与历史语义学：西欧文化史的跨学科研究》（《历史研究杂志》特刊），柏林：Duncker & Humblot，1998年，第7－28页；（Rolf Reichardt, Historische Semantik zwischen lexicométrie und New Cultural History. Einführende Bemerkungen zur Standortbestimmung, in: Aufkl?rung und Historische Semantik. Interdisziplin?re Beitr?ge zur westeurop?ischen Kulturgeschichte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Beiheft 21), hrsg. von Rolf Reichardt,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8, S. 7-28）；赖夏特：《论法国极权主义时期到复辟时期的政治——社会概念的历史》，载《文学研究与语言学杂志》47（1982），第49－74页；Rolf Reichardt, Zur Geschichte politisch-sozialer Begriffe in Frankreich zwischen Absolutismus und Restauration, in: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47(1982), S. 49-74）；赖夏特：《语汇群，图片，语义网——历史语义学的跨学科资料来源和方法范例》，载朔尔茨主编《历史语义学的跨学科性》（《概念史文库》特刊），汉堡：Meiner，2000年，第111－133页。（Rolf Reichardt, Wortfelder – Bilder – Semantische Netze. Beispiele interdiziplin?rer Quellen und Methoden in der Hinstorischen Semantik, in: Die Interdisziplinarit?t der Gegriffsgeschichte,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Sonderheft), hrgs. von Gunter Scholtz, Hamburg: Meiner, 2000, S. 111-133）

[18]参见布塞等主编《概念史与话语史——历史语义学的方法问

题和研究成果》，奥普拉登：Westdeutscher Verlag，1994年；

（Dietrich Busse, Begriffsgeschichte und Diskursgeschichte. Methodenfragen und Forschungsergebnisse der historischen Semantik, hrsg. von Dietrich Busse, Fritz Hermanns, Wolfgang Teubert,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4）；赫尔曼斯：《作为气质史的语言史——对历史语义学的意义、形式和研究对象的思考》，载加尔特等主编《现代标准德语的历史：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日耳曼语义学杂志》第156卷），图宾根：Niemeyer，1995年，第69－101页。（Fritz Hermanns, Sprachgeschichte als Mentalit?tsgeschichte. überlegungen zu Sinn und Form und Gegenstand historischer Semantik, in: Sprachgeschichte des Neuhochdeutschen: Gegenst?nde, Methoden, Theorien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Bd. 156), hrsg. von Andreas Gardt, Klaus J. Mattheier, Oskar Reichmann, Tübingen: Niemeyer, 1995, S. 69-101）

[19]布塞：《历史语义学——对一个纲领的分析》，第64、70页。

[20]参见科塞雷克：《简论概念史方法变迁的时态结构》，伯德

克编《概念史，话语史，比喻史》，哥廷根：Wallstein，2002年，第31－33、37页。Reinhart Koselleck, Hinweise auf die temporalen Strukturen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Wandels,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hrsg. von Hans Erich B?deker, G?ttingen: Wallstein, 2002, S. 29-47）

[21]参见科塞雷克：《近代政治、社会概念辞典的准则》，载《概念史文库》 5（1972），第92－95页。（Reinhart Koselleck, Richtlinien für das Lexikon politisch-sozialer Begriffe der Neuzeit,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5(1972),S. 81-99）

[22]科塞雷克：《对〈历史基本概念〉评论的回应》，载勒曼、

里希特编《历史术语和概念的含义——历史语义学新论》，华盛顿：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1996年，第64－65页。（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ed. by Hartmut Lehmann, Melvin Richter, Washingt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S. 59-70）

[23]参见里希特：《当今概念史综述》，第18页。

[24]齐马：《解构：导论与批评》，图宾根、巴塞尔：Francke，1994年，第42、200页。（Peter V. Zima, Die Dekonstruktion. Einf ührung und Kritik, Tübingen/Basel: Francke, 1994.）

[25]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3 Bde, hrsg. von Klaus Weimar/Harald Fricke/Jan-Dirk Müller,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1997-2003.

[26]方维规：《一个概念一本书》，《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9期，第65页。

[27]见丁忱、宫敬才、余来明三位先生的文章，载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53页。

[28]丁忱：《历史、文化的镜像——语义》，载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29]参见丁忱：《历史、文化的镜像——语义》，第20页。

[30]参见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

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载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15页。

[31]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M: Suhrkamp, 1979.

[32]参见余来明：《?历史文化语义学?：理论与实践》，载冯

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

－45页。

[33]参见贝维：《语境在理解和阐释中的作用》，载伯德克编《概念史，话语史，比喻史》，哥廷根：Wallstein，2002年，第165－169页。（Mark Bevir, The role of contexts in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hrsg. von Hans Erich B?deker, G?ttingen: Wallstein, 2002, S. 159-208）

[34]科尔曼：《概念史的实际用处》，载《政治思想芬兰年刊》，1999年，卷三，第38页。

[35]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322页。

[36]参见方维规：《?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78－188页。

[37]参见方维规：《?议会?、?民主?、?共和?等概念在十九世纪的中译、嬗变与运用》，载《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2辑，第59－86页。

[38]参见方维规：《?经济?译名钩沉及相关概念之厘正》，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第136－146页。

(郑二利编发)

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巫鸿教授访谈录 ［美］巫鸿1，朱志荣2( 1．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及东亚语言文化系，伊利诺斯州芝加 637; 2．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 按语:巫鸿( Wu Hung) 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 －1978 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 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 －1987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 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 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 Guggenheim) 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 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 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 年 5 月 5 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 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作者简介: ［美］巫鸿，男，汉，北京人，1963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78 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 －1987 年入哈佛大学攻读并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1994 年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获终身教职，后为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和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艺术史专业方向教授，并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2000 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 朱志荣( 1961 －) ，男，汉，安徽天长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曾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研究方向: 美学，艺术理论。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 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大运河：一项概念史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e416396036.html, 中国大运河：一项概念史研究 作者：李玉岩潘天波 来源：《档案与建设》2019年第04期 [摘要]中国大运河是中国南北交流需求不断深化的产物。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至今，中国大运河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资源，积累了厚重的精神产品，形成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以概念史作为中国大运河研究方法，从时间、空间、功能上阐述运河概念的演进。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大运河概念内涵不断丰富，其价值意义不断被深化。 [关键词]中国大运河概念史运河文化 一、南北往来之中国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用以沟通地域、水域区间。中国大运河主要有三条：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隋炀帝因长安城不能适应其发展，遂迁都洛阳。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经焦作、新乡、鹤壁、安阳、邯郸、邢台，达北京（古称涿郡），南通郑州、开封、商丘、淮北、宿州、常州，至杭州（古称余杭）。隋炀帝动用百余万百姓，于605年至610年疏浚古時开凿的旧河道，修成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长约1797千米，南起杭州，流经嘉兴、湖州、苏州、无锡、常州、扬州、淮安、宿迁、徐州、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衡水、沧州、天津，到北京。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为北伐齐国，于公元前486年开始，引长江水入淮。后不断向北向南延长，经隋、元两朝大规模扩展、整治，京杭大运河基本形成。浙东大运河即杭甬运河，由西到东经杭州、萧山、绍兴、宁波。春秋时开凿绍兴山阴故水道，西晋时开挖西兴运河，后与曹娥江形成西起钱塘江，东至东海的完整运河水道。南宋时期，浙东运河因南宋建都临安，成为最重要的航道。 中国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的总称。2006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大运河由南向北，一路汇集多条自然河流。“吸纳了京津、燕赵、中原、齐鲁、淮扬、吴越等六大文化带的文化资源，沿线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漫长的河道，无数的码头、船闸、桥梁、堤坝及沿岸的衙署、钞关、官仓、会馆、庙宇和驿站，厚重的精神产品：文学、艺术、民俗、史学等，还有运河沿岸各种文化节庆及带来的品牌符号，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 概念史又称历史语义学，即一种史学类型，最早出现于黑格尔《历史哲学讲座》。李里峰认为：概念史研究各种文化中重要概念及其发展情况，并展示特定词语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语境和联想。其独特的历史视角、考察维度模式不同于实证主义方式的研究。“‘语境’、‘概念’和‘修辞’是其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其中‘概念’既是思想观念的核心和内涵，也是研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单位’。”[2]研究中国大运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慎终追远，而是探寻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莫砺锋教授演讲） 莫教授以南京大学为例进行演讲，多次提及程千帆先生。 两大主要问题： 一、功底欠厚 二、眼光欠佳 一、功底欠厚 莫先生现身说法，以他当年读研实例说明。 当时南大研究生物质条件欠佳，书籍都摆在床上，可谓“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句）。程先生来研究生寝室视察，看到他们书籍欠缺（莫先生只有几本古代文学专业书，还有一半是外文专业书。莫先生本科外语专业出身），不是很满意，便开出书目而且还拨款给他们买书。 （一）语言文字功底——极重要 初入南大读研，程千帆先生要求每位研究生写三篇自传： 汉语白话文一篇、汉语文言文一篇、外语一篇 1、汉语文言文 《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辨志：郑玄注“谓别其心意所趣乡（同‘向’）也” 2、外语 南大许多古代文学教授外语水平出类拔萃，出访哈佛燕京学社。而其他学校的代表多是外国文学、外国史教师。 在学术已成为世界性活动的当今，即使是中国古代相关研究也和世界密不可分。选题勿重复，观点勿冲突。 E.G．域外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著作虽有译本，但还是读原著为好。 主张读一手文献。 3、汉语白话文 古代研究者勿轻视。因为这反映出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标准：清晰、简明、文从字顺、优美。 E.G.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观点、见解、文笔俱佳。 （二）读书 以朱子为例。《朱子语类》“论读书之法”类将读书喻为“煎汤剂”（中药）“煮物”。 1、广泛涉猎——“猛火” 勿为论题所限 研究唐代文学也要了解先唐文学，以此了解唐人文化基础。E.G.《文选》 诗学、史学、哲（经）学。了解时代背景。 2、精细研读——“文火” 体会、涵泳

黄季刚（侃）先生细读者20余部。 若能记诵，则受用无穷。 E.G.1学问狂。戴东原（震）先生背诵十三经注疏。 E.G.2马茂元先生《唐诗选》乃当代学者唐诗选本最优者，据传他会背1万余首唐诗。 E.G.3王国维先生：韦庄《秦妇吟》使其当时曝得大名，有“《秦妇吟》秀才”之称。但由于作者担心遭公卿抨击而要求子孙从文集中删去，全诗失传，后近代学者众人得法藏（“伯”号）敦煌文献卷子，见一长诗，无人识得。王先生见诗中两句，立知此是《秦妇吟》全文。原因：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载“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句，王先生据此判断。——博览群书之故。（三）文献学（校雠学） 以书本为处理对象。 陈垣先生《史源学杂文》其孙陈智超序提及陈老先生当年课前引《诗经·郑风·扬之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同“汝”）”。 1、搜集材料 （1）完整程度 必看作者全集 E.G.1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中，提及《全唐诗》中唐诗“犯孤平”现象仅有三例。 下苦功，成就高。 E.G.2 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选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组诗）“五”首之三，但实是二十九首。原因在于方回《瀛奎律髓》对此组诗已经二十九选五。 （2）真伪——极重要 莫先生读《全唐诗》，先读到宫廷诗时昏昏欲睡，至卷三八王绩诗使其眼前一亮。卷三八王绩《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20余句（风格类似王维《杂诗》） 此诗见于敦煌手抄本《王无功文集》。 但《全唐诗》卷三八又有一诗《答王无功<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作者朱仲晦，唐无此人生平资料，但朱熹字“仲晦”，实是南宋诗歌被误收入《全唐诗》。这是一种“异代对话”，如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 选题难——一流、二流诗人几乎已被论尽。 《全唐诗》卷四六七有牟融一人诗作占全卷，60余首，从数量来看，适合做硕士论文。此人似乎是张籍、朱庆馀同时人，但唐代查无此人，仅汉代有同名《理惑论》作者。 ——此人诗作是明代书商伪造，《全》不察，误收。 平时阅读也要考虑版本。 E.G.《唐诗三百首》无李贺诗。莫师在为理科本科生上公共选修课时凭黄巢二首《咏菊》断定学生所持《唐诗三百首》为伪书。（因乾隆朝文字狱极盛） 莫师对清代（尤其中期）评价不高，反对影视剧过度美化。

艺术史研究方法

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风格分析法、图像学、情境分析。 λ风格分析法 1. 根据西方学者夏皮罗的定义，“风格”的表述包括三部分：形式要素或主题，形式关系及特质。形式要素与主题对表现是相当重要的，但关键是连接各种要素的方式决定了风格。风格分析主要关注的几个层次，手法或技法、母题零件、母题、结构、整体特征。其中，技法、母体零件和母题都是形式因素的范畴，而它主要关注的部分是个别与整体的相互关系、作品整体的构图和特征。 2. 沃尔夫林与李格尔的“形式分析体系”，通过视觉观察，对艺术中风格发展的解释，提出了经典的五对风格语汇，即“线性”与“图绘性”，“平面”与“后退”，“封锁形式”与“开放形式”，“多样性”与“综合性”，“相对清晰”与“绝对清晰”。在这套理论体系中，常涉及作品的所用材质及其作为一个实体的形式要素，如线条、块面、画面等方面，与种族、文化、历史无关。他将关注点只放在作品本身，回避了艺术的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将作品的形式特征视为解决一般艺术作品的专门方法。 缺点：风格分析法过于局限在艺术品本身的形式，而忽略当时社会的背景，将研究的范围限定在变化无穷的艺术风格中。故沃尔夫林又被称为“形式主义者”。 λ图像志与图像学 图像志（Iconography）这个术语是由希腊语的eikon（图像）和graphein（书写）这两个词派生出来的。因此，从字面上解释，图像志的意思就是“图像书写”或“图像描述”。而在这里，图像志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标是确定艺术作品中描绘的是什么，并且揭示和解释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深层意义。其次，图像志要关注的是追索艺术家所使用的直接和间接材料——包括文献资料的和视觉的资源。最后，图像志进一步的研究范围是调查某些特定图画的主题，特别是这些主题在不同时代的历史中的传统、发展和具体的内涵。 图像学（Iconology）现在已经被看作是图像研究的第四阶段的一个任务。它的哲学依据是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它是用来揭示视觉艺术中主题和题材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背景。根据这个背景，图像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艺术家或赞助人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选择某一种特定的主题，并且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加以表现。图像学的调查集中在社会历史（而不是艺术的历史）对艺术作品的影响上，以及艺术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然而实际上却产生的价值上。图像学研究者试图展现社会发展是如何被反映在视觉艺术中的。 在图像学看来，艺术是时代精神的体现，风格的产生和变化也完全由时代精神决定。这也是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的核心。故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的图像学研究，它围绕着母题的识别和内容的解释，最终要回到社会文化依托的时代和民族精神上来。波普尔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一书中写到： 图像学研究取决于我们有能力感知特定的时期或社会环境中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潘诺夫斯基等学者把图像学理解为一门以历史——解释学为基础进行论证的科学。它在寻求艺术与社会的结构关联，是探索社会背景的一个极端形式。 λ情境分析 贡布里希、卡尔?波普尔提出的情境分析法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总是处于艺术与社会的二元张力之中，因而艺术品只有在其原本的历史关系中才能显示出其意义，对艺术品的理解要放置在其所处的历史情境下分析才具有意义。它力图阐明个人与其情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情境中的各种因素是怎样促成个人创作的具体性和独特性。 作为一种历史理解的理论，“情境分析”的客观性在于：它不是依据某种理论先行设定答案，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范文—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 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 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 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 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 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 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

艺术史研究方法

中国艺术史研究亟待回归中国历史本身 近两年来，美学界和艺术界最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事件，莫过于对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讨论。就这场讨论可以预见的后续影响看，它的重要性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预示着一个美和艺术转型时代的到来。比较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引进西学为主调，具有使世界进入中国的性质；今天的讨论则重在确立民族美学和艺术精神的主体地位，具有使中国进入世界的性质。换句话说，一个在文化上日益自信的中国，意识到了它有责任以民族性的美和艺术自我教育，并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但是，就目前的进展看，这场讨论仍然处于表象层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仍在套用西方既成的概念体系自我讲述，缺乏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特性的深度认知。单就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关系而言，艺术构成了其中最精华的部分，艺术史研究的深度决定着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认知深度。在这种背景下，让中国艺术史研究真正回归中国历史本身，就成为将这场讨论引向深入的关键。 现代以来，对中国艺术史研究影响既深且巨的概念，莫过于“美的艺术”。这一概念起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者，此后则成为对艺术的唯一限定。人们认为，各种艺术只有通过美才能联系为一个整体，也只有通过美才能发挥作用。但事实上，美和艺术的这种互文性，既无法充分解释西方艺术史，对中国艺术史更缺乏说服力。比如中国殷商时期的青铜纹饰，它是艺术的，却未必是审美的。今人虽然捏造出一个“狞厉之美”的概念，但它仍然无法给人带来真正的审美感受。同时，尽管艺术以审美为目标，但美从来不是唯一的目标。在美之上往往有更高的哲学、伦理追求。像中国先秦时期的礼器，往往在具有审美特性的造型中包含着对天地宇宙的看法，即制器尚象；同时充当了某种伦理、神学目的的视觉相等物，即器以藏礼。后世中国的山水画，更是在根本上蔑视审美化的形色表现，而是将哲学性的显道或写意作为艺术的根本任务。据此可以看到，在美与艺术之间，虽然审美价值具有主导性，但它也像一件紧身衣遏制了艺术意义的多元生发。

中国近代史学术的研究新观点介绍

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介绍 关注学术研究动态，吸纳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知识，开拓视野，活跃史学思维，这是一个高中历史教师应该具备的品质。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以“八大事件”“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内容的结构体系，这一体系突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突出了阶级斗争和进步势力的作用。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忽视了历史的多样性；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理论范畴，如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等引入史学研究，导致研究视角和评价标准的变化；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内容，社会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城市史、人口史等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区域、社区、阶层、群体、基层组织、乡村社会、民众信仰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史学研究的深入，促使很多问题的认识发生新的变化。现以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为对照，将有关问题介绍如下：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理论、开拓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研究的学术园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大量涌现。 1、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的多，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更有学者分析到：“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正确国家独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 从“范式”的角度看，“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

科学探究_科学素养与科学教育

2008年第12期(总第257期) 全球教育展望 GLOBAL EDUCATION Vol.37 No12,2008科学探究、科学素养与科学教育 李雁冰 =摘要>/科学探究0、/科学素养0、/科学教育0是我国当前科学教育课程改革中的三个关键语汇。从概念史的角度澄清这些语汇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趋势,昭示着科学教育的/范式转型0:由/传递中心的科学教育0走向/探究中心的科学教育0。无疑,这是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科学探究科学素养探究中心的科学教育 =作者简介>李雁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教授(上海200062) 在我国当前素质教育课程改革的大潮中,/科学探究0、/科学素养0与/科学教育0成为倍受瞩目的语汇。这些语汇昭示了我国科学教育领域的/范式转型0。厘清这些语汇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促进我国科学教育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 一、科学探究是什么 回答/科学探究是什么0,先须回答/科学是什么0。 美国最重要的科学研究组织之一/美国研究理事会0(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在总结/美国科学院0、/美国工程院0及其他组织的众多研究成果后,对当代科学、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新趋势做了如下概括:[1] 1.由强调/科学即探索与实验0,到更强调/科学即辩护(argument)与解释0。 2.由强调获得答案,到更强调运用证据和策略发展或修正解释。 3.由强调为科学问题提供答案,到更强调交流科学解释。 4.由强调运用实验结果来终结探究,到更强调将实验结果运用于科学辩护与解释。 5.由强调学生个体和学生小组只是分析和综合资料,不为科学结论辩护,到更强调学生小组经常为辩护科学结论而分析和综合资料。 6.由强调演示和证明科学内容的活动,到更强调研究和分析科学问题的活动。 7.由强调脱离情境的探究技能(process skills),到更强调将探究技能置于情境之中。 8.由强调观察或推理等单个的探究技能,到更强调控制、认知、程序等多元探究技能。 9.由强调极少从事研究以省出时间学习大量科学内容,到更强调从事更多研究以发展关于科学探究和知识的理解、能力与价值观。 10.由强调在一节课内的研究,到更强调将研究延伸到几节课的时间中。 11.由强调学生向老师私下交流思想与结论,到更强调学生与其同学公开交流思想与工作。 12.由强调管理材料和设备,到更强调管理思想和信息。 上述这些浓缩的概括所反映的是科学家视野中的科学、科学探究和科学教育的/形象0的变化。 首先,当今时代对科学的新的理解是:科学即基于证据的思想、解释与辩护。这一/科学观0既继承了/启蒙运动0以后近三百年以来科学与技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传统,又体现了当今信息时代科学与技术思想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 /启蒙运动0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启蒙运动0时期,科学既以/理性自由0为基础,又是/理性自由0之体现。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史家卡西尔所言:/-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

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

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原则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现将有关况介绍如下: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质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中国的社会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参加讨论的人在政治理念、学术主张、所用依据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是，凡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质的人，同时也就不赞成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反之，则大都会肯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这说明单从学术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社会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无关大局的问题，它同时关系到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良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工作者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判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质，而且重新研究、勾画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史学体系。中国■■也在对近代社会质这一基本国认识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中国■■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学术刊物还曾专门开辟了专栏，邀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国家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以往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仅仅着眼于它的掠夺和奴役，而讳言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和促进。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总的来看，一些学者虽已明确对“两半论”提出了质疑或否定，但对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尽管如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大都是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发展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否定毛泽东的“两半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就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史研究应该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质，全面总结■■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如果重写近代史突破了这个基本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倒退到旧中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有的文章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以为实践充分检验的科学“两半论”为其基点之一，这个根本的科学论断有待丰富与发展，但决不能轻率地否定。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肯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曾做了许多的工作。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促进了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对此，不能再仅仅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否则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消极的、片面的、绪化的彻底否定。只有从价值论角度去重新评价“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