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范文)
被告人XX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XX县法律援助中心接受XX县人民法院的指定，指派我为涉嫌寻衅滋事罪的被告人XX在审判阶段提供刑事辩护。接受指派后辩护人认真查阅了卷宗，并会见了被告人，现依据事实和法律提以下几点意见，供参考：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XX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定性及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其存在以下几方面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一、本案为共同犯罪，被告人XX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1、被告人XX自愿认罪。本案中被告人XX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其在讯问笔录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前后完全一致。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到法院阶段，从未出现过拒不认罪，翻供等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2、被告人没有犯罪前科劣迹，是初犯、偶犯，且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3、被告人XX及家人对被害人廖座明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并积极的赔付了被害人，被害人及家人对被告人已表示谅解，恳请法院对被告人XX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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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案辩护词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武汉朱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朱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朱某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一审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我履行了律师职责，反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详细向被告人朱某某了解了案情，庭审中认真听取了公诉机关指控意见，根据本次庭审结果，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指控不能成立。为了更好的支持辩护人的这一观点，辩护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合议庭给予重视。 一、朱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按照我国刑法体系的要求，当我们要追究某个行为刑事责任时，首先要查明是该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是否是这些要件的有机整体。当某个行为符合了某种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其为犯罪，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就不能认定该行为是犯罪，更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在审理聚众斗殴罪时，首先要明确该罪的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取决于具体的法律规定，目前审理聚众斗殴罪的法律依据：一是《刑法》第292条。二是公通字[2008]36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组织、策划、指挥或者积极参加聚众斗殴的，应当立案追诉。”的法律规定。因《刑法》292条对“聚众斗殴”四个字未作任何解释和说明，而《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也没有对“聚众斗殴”法律含义进行界定。目前又没有相关“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的司法解释，而一些学者只是从字面意思来解释什么是“聚众”，什么是“斗殴”。 为了准确界定“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确保司法统一，避免冤案、错案发生，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聚众斗殴罪”的由来及当时的具体法律规定。因“聚众斗殴罪”来自1979年的旧《刑法》，是从1979年旧《刑法》第160条的流氓罪分解出来的四个单独罪名之一，进一步深入到当时流氓罪司法解释当中，发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有“聚众斗殴”的界定标准，该《解答》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界定为：“聚众斗殴，一般是指出于私仇、争霸或其他流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明确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结合目前正在实施的《刑法》第292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中所规定的聚众斗殴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中得出聚众斗殴罪犯罪构成要件是：一、犯罪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二、犯罪主体是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首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指挥者策划者；“积极参加者”是指在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者；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主观态势是出于私仇，争霸一方等流氓动机。客观方面表现为成帮结伙地斗殴，并造成严重后果。 回到本案中，结合本案事实来分析本案是否具备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结合本案事实进行分析，为此先回顾一下案件发生
寻衅滋事罪辩护词
寻衅滋事罪辩护词 寻衅滋事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ｘｘ律师事务所依法同意潘少梅的托付，指派潘俊斌律师作为潘少梅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的辩护人。辩护人查阅了案件的有关卷宗，会见被告人，及参与庭审后，现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辩护人特提出以下意见，敬请法庭充分予以考虑，依法予以采纳：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潘少梅构成寻衅滋事罪有异议，辩护人认为潘少梅的行为应以妨碍公务罪论处，而且被告人还具有能够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一、被告人潘少梅的行为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首先，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峻混乱的而本案当中，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潘少梅有带头起哄、参与起哄闹事的行为。纵观全案证据，控方仅有一份由昌岗派出所所出具的《处警通过》来指控潘少梅有带头起哄的行为。而《处警通过》中，也只是简单一句话提及潘少梅带头起哄。《处警通过》是如此描述的因此我和其他民警预备将该三名男子带回所里处理，但到新兴家喻酒家门口时，现场围观的茂名籍人员差不多聚拢，不断起哄，不让我警方带人走，我就和现场民警在酒家门口一带向围观人员劝解并作法制宣传，但潘永光的妹妹潘青梅、潘少梅等人挡住警车，不让带人走，并带头起哄。但带头起哄的时刻、地点、方式等关键实质的情节均没有清楚交代。而且其所陈述也自相矛盾，因为前面讲到新兴家喻酒家门口时，现场围观的茂名籍人员差不多聚拢，不断起哄，不让我警方带人走而后面又讲潘青梅、潘少梅等人挡住警车，不让带人走，并带头起哄。这就清楚表明，在场的人员在警察将沈某金三人带下楼时，就差不多开始不断起哄，而并非潘少梅带头起哄。因为这时，潘少梅还站在中旅侨苑小区入口的警车前面，而非在酒家门口，因此何能带头起哄呢？ 这点通过一份同为昌岗派出所警员所写的《执勤通过》也能相佐证。《执勤通过》写到我就开车从昌岗路入口倒车中旅侨苑小区入口，在等待民警从楼上带嫌疑人上车，这时潘永光妹妹潘少梅挡在我警察的前面，过了大概20分钟其他人员到了礼岗路口红绿灯位聚拢，潘少梅一个人挡在警车前不让警车离开，通过多次劝其离开并告知此行为违法。其不听劝阻一直挡着警车至20时40分左右，我以不能阻挡小区入口为由把车停到新兴家喻门口停车场，车停好后仍然挡在警车前不让离开。依照情况我将警车锁好到礼岗路口和曾少文副所长汇合，当时潘少梅仍然留在警车旁边，不知何时离开。通过这份《执勤通过》，能够得知几个事实1、潘少梅所阻拦的警车内，除司机外并没其他人员；2、潘少梅一直站在该警车前，没有离开过；3、潘少梅只有站在警车前的行为，没有带头起哄的行为。因此，控方没有证据证明潘少梅有带头起哄的行为。 其次，该款所讲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在刑法理论或者在司法实践当中，均是指为了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的目的，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制造事端，扰乱公共秩序。退一步来讲，即使因为潘少梅拦阻警车的行为，而导致大量群众围观，但潘少梅并非出于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的目的。她因此拦阻警车只因哥哥潘永光被沈某金、周某平、陈某强勒索钞票财未果而被围殴后。为确保潘永光的人身安全，就想让沈某金三等人在公安民警面前，作出不再损害潘永光，不再骚扰他们正常生活的保证，情急之下才做出了站在警车前，
诈骗案辩护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寻衅滋事罪四要件
寻衅滋事罪四要件 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有人认为：“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肆意挑衅，起哄捣乱，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一概念将寻衅滋事罪局限在公共场所是不正确的。 目录 概念特征 基本性质 1、寻衅滋事罪的客体特征 2、寻衅滋事罪的客观特征 3、寻衅滋事罪的主体特征 4、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 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 2、客观要件 3、主体要件 4、主观要件
认定本罪与非罪的区分 1、本罪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2、本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3、本罪与抢劫罪的界限 处罚 几点思考概念特征 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都是凭借自己或者自己一方的人多势众、力气强壮、凶狠残暴来“征服”对方，欺辱他人，以显示自己的强悍和无所顾忌，这类犯罪一般都发生在公共场所，但发生在非公共场所的情况肯定也是存在的。 新刑法典将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规定为四种： ①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②追逐、拦劫、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③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④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首先，条文中所列举的第三种情形使用了“公私财物 ”这个字眼，那么进入居民私人住宅强拿硬要或者任 意损毁、占用无疑也应属于寻衅滋事罪。例如村民某甲，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纠集一帮“志同道合 ”者组成一帮，在乡里为非作歹，多次被公安机关拘
留。一日某甲又在农贸市场向某乙强要卖的西瓜，某乙不给，某甲遂窜到某乙家乱砸。这是一起典型的寻衅滋事案件，却发生在非公共场所。所以将寻衅滋事罪认定为必然发生在公共场所，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其次，条文中所列举的第四种情形明确强调“在公共场所”，那么由此似乎可以推知，对于其他三种情形来说，就既可以在公共场所，也可以在非公共场所，否则，在第四种情形中就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了。 基本性质 一、保护法益刑法分则规定各种具体犯罪，都是为了 保护特定的法益；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只有明确了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才能以该保护法益为指导理解构成要件，进而合理地认定犯罪。可以肯定的是，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旨在保护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一方面，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另一方面，刑法第293条项前规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 为才成立寻衅滋事罪。 但是，公共秩序与社会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满足于将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概括为公共秩序或者社会秩序，不仅不利于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而且有损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因为分则条文都是为了保护具体的法益，而非保护抽象的法
董某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合同诈骗辩护词
关于x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被告人对有关问题的陈述，辩护人对本案有了一定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定性及相关证据、事实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量刑部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中也作了相应认定，因此，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 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一贯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是其法制观念淡薄，二是因为当时被告人也被人骗了不少的钱，为了弥补窟窿，才铤而走险采用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的钱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对被他骗的受害人也深表歉意和愧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和谅解。 3、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说明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所以，请法庭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 4、由于本案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惩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法庭在量刑时能酌定考虑。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鉴于其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从挽救与教育的原则出发，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 xx 律师 2012年9月27日
涉黑犯罪的辩护词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 Jiang Su Co-Far Law Firm 中国〃南京〃石头城6号石榴财智中心05幢邮编：210013 building 05,6 shitoucheng Rd,gulou district,Nanjing, 210013 PRC 电话Tel：(86)-25-6851 5999 传真Fax：(86)-25-6815 6199 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犯罪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黄某某家属委托和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黄某某的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参加了法庭召集的庭前会议，参加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的案情有了比较客观、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辩护人认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武检诉刑诉【2013】15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不能成立。 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起诉书》指控黄某某早期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2003年至2007年，2007年脱离组织），该指控缺乏证据支持。 第一、《起诉书》中指控黄某某的内容多处自相矛盾，基本事实没有查明。 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众斗殴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9页第11行至第15行:“2003年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为争夺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地下赌博市场，被告人陈志相组织、领导被告人陈伟……及黄某某等人，分别与以刘红夫……为首的赌博团伙3次持械斗殴。其中，被告人陈伟……黄某某、陈玉建各参与1起”；
同一页第21行“（2003年下半年间）……至2004年11月间，黄某某组织人员与刘红夫一方多次持械斗殴……”。 那么，在起诉书指控的黄某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2003年至2007年），黄某某到底参与了几次聚众斗殴？根据现有证据以及2005年5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只能认定黄某某参与1次聚众斗殴！即2003年12月23日下午与刘红夫等人的聚众斗殴。但该次聚众斗殴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开设赌场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13页24行：“2003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陈志相、陈伟伙同被告人黄某某等人纠集了被告人……等人开设赌场”；第15页第3-7行：“被告人黄某某虽在服刑，但因其与刘红夫一方斗殴及隐瞒了与被告陈志相、陈伟共同犯罪事实保障了该赌场的顺利进行而享有相应分成，2007年初刑满释放后获利人民币30万元”；第10页第3-4行：“2004年11月，黄某某因本起斗殴及其他赌博犯罪被常州市新北区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判刑惩处”。 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抓获，2005年5月被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中一项罪名是：“赌博罪”（见《起诉书》第2页19行）。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公布实施之前，赌博罪包括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开设赌场罪是《〈刑法〉修正案（六）》从刑法第303条赌博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修改后的赌博罪只包括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业两种行为。那么，2005年黄某某被判承担责任是因“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中的哪种行为？《起诉书》所谓“其他赌博犯罪”是指什么？如果不能查明，疑点利益应当归属被告人，即因该开设赌场行为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黄某某无需再次为2007年以前的赌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黄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最新整理辩护意见书范文.docx
最新整理辩护意见书 XX涉嫌犯罪辩护意见书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父亲XXX的委托，指派苏勇律师作为XX涉嫌犯罪一案一审的法庭辩护人。通过会见被告人，查阅卷档，参与本次庭审，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以被告人涉嫌“聚众斗殴罪、抢劫罪”提起公诉，持有异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参与了聚众斗殴事件，但其不构成聚众斗殴罪，被告人参与的索要钱财的行为并不构成抢劫罪，而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辩护人认为，如果被告人XX构成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并可考虑适用缓刑。具体意见如下： 一、XX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201X年X月XX日晚上至19日凌晨聚众斗殴事件的事实是，因本案其中一被告人所谓的“约架”(xxx通知约定特定场所斗殴)，另一被告人的通知，XX参与了此次事件，当时，XX与本案的其他两名被告人在一起上网，二人也就随XX一起去了现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XX一直是被动的，是被支配的，很显然不是首要分子，也不是积极参与者。 在斗殴过程中，XX自始至终没有使用任何对人身可造成较大伤害性的工具，只是参与斗殴。其中，有一个所谓的“单挑”(两个人单独打斗)环节，根据辩护人了解的情况，XX也是受他人指使。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XX不是首要分子，也不是积极参与者，而是被动参加者。 依据我国《刑法》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构成聚众斗殴罪的重要条件是“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与者”，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二、XX不构成抢劫罪，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201X年X月XX日晚发生的索要钱财的行为，被告人XX等人编造事实，以为他人报复的借口，索取受害人潘某等人钱财。这样的一种行为，并不是以暴力直接相威胁，索要钱财。辩护人提请法庭xx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之一，XX在其他被告人对受害人进行肢体接触之后，也对受害人有过轻微的过激行为，但XX此时的行为并不是对方不给财物而施加的，而是对方拒不说出自己的姓名，不便于他们编造虚构情节而施加的; 之二，XX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索要钱财得手后，提出要给受害人一部分钱财，也提出了让其开房间休息，还提出了可以一起去唱歌,当然都被对方拒绝了。这样的行为，很显然表明XX等人行为有寻衅滋事的特征，这要比抢劫罪的主观恶性小很多。 因此，辩护人认为，在这样一起事件当中，存在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强拿硬要等行为，比较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而不应以抢劫罪论处。 三、被告人XX如构成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并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一)XX一贯表现尚可，如构成犯罪，为初犯 根据XX学校与住所地出具的相关材料表明，XX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一贯表现良好，其此次参与的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其年轻气盛、“好义气”、遇事冲动的原因造成的。如果此次行为构成犯罪，也是其初次犯罪。 (二)XX属于未成年人，在涉嫌犯罪行为当中充当次要作用 XX199X年XX月XX日出生，未满18周岁，属于未成年人。从两次行为的过程看，其处于从属、被支配的地位，充当着次要作用。 (三)XX有自首情节，并积极悔过、退赃，得到受害人谅解
被告人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
被告人**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皖松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母亲**的委托，指派江石焰、陈文律师担任被告人周勇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查阅了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周勇，了解有关案情。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此，本辩护人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如下法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出生于1996年10月8日，公诉机关依法审查查明犯罪的时间为2014年7月27日，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本案为共同犯罪，被告人**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3、被告人**自愿认罪。本案中被告人**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其在讯问笔录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前后完全一致。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到法院阶段，从未出现过拒不认罪，翻供等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4、被告人**及家人对被害人**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并积极的赔付了被害人**的各项医药费，被害人及家人对被告人已表示谅解，并向法院出具了谅解书，恳请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5、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被告人**与被害人之前认识，也没有任何矛盾纠纷。此次犯罪并没有提前预谋，完全是因为想在女孩子面前表现一下，临时约被害人见面，双方见面发生了语言冲突，刺伤被害人的行为并不是被告人所为，且所使用的匕首也不是被告人预先携带的，从而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本案中主观恶性不大，应酌情从宽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6条规定，“对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23条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被告人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且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较小，又有悔罪的意愿，被害人表示谅解。且从《刑法》的立法宗旨来看，惩罚只是一种对犯罪的处罚手段，而其最终目的是让犯罪分子能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为此，本辩护人恳请法庭能给被告人一个悔过从新的机会，对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望请能予以采纳。 谢谢 辩护人：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电信诈骗 诈骗罪 辩护词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
2019寻衅滋事案件的立案标准是什么
2019寻衅滋事案件的立案标准是什么 在生活中，有许多年轻气盛的人难免会因为小事进行故意挑衅，进行斗殴打架，情形严重就会进展为伤人事件。对当事人和他人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法律上如果滋事挑衅构成犯法行为，相关执行机构会相应要求承担责任。那您知道最新2018寻衅滋事案件的立案标准吗? 根据刑法的规定，寻衅滋事罪，必须是行为情节恶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才构成犯罪。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寻衅滋事行为，只能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 ▲一、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该综合以下几个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1、行为的方式和手段。行为的方式和手段对危害结果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心理的伤害程度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在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时，应该考察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威胁等手段，是否采用了公开或者组织的方式等。
2、行为的直接危害结果和间接不良后果。直接危害结果是行为直接对社会造成损害。间接不良后果是指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或间接引起的损害。行为人是否造成被害人自杀，是否引起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重要因素。 3、行为的时间和地点。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实施，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不同的。白天在公共场所的滋事活动当然要比晚上在荒郊野外的危害性大。 4、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表明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决定着行为人接受改造的难易程度。是否多次寻衅滋事、屡教不改，也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七条[寻衅滋事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持械随意殴打他人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严重影响他人正常工作、生产、生活，或者造成他人精神失常、自杀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
诈骗罪成功辩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 四川迈德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李某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曾永红、李松琴律师担任李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经过刑事诉讼程序，辩护人对本案的案情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构成诈骗罪的指控不能成立，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被告人李某某定罪量刑。 1、本案被告人李某某无论是否明知其实施转账分流的资金来源于诈骗所得，均不成立诈骗罪。其一，李某某等人对于有关资金可能属于犯罪所得，是属于违法性认识。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基本前提，如果不明知有关资金属于犯罪所得那是没有违法性认识是不成立犯罪的。其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五款明确规定“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3，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个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或者多次采用遮蔽摄像头、伪装等异常手段，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4，为他人提供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结算账户后，又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此条规定已经明确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况下，明知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条件。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是客观行为要件。因此，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明知是诈骗所得而予以协助转账、取现的属于诈
骗罪的共犯是存在逻辑错误的。明知不是犯罪行为，通谋才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各被告人与犯罪团伙存在通谋行为。 2、无论王某某是否与诈骗团伙是否存在事先通谋，对于李某某均只能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理由如下：其一、王某某实际存在两个行为一是组织谢某、李某某等进行转账，取现等洗钱活动，二是向诈骗团伙发送银行卡。因此，李某某等人与王某某的犯罪故意存在重合，但不完全相同。也许诈骗团伙归案以后能够查证王某某与其有通谋行为，甚至追究王某某的诈骗罪刑事责任。但并不影响本案各被告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其二、目前与王某某联系接单的上家身份不明，虽然从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害人损失的资金部分流入各被告管理的银行卡，但仍然不能确定与王某某联系人员属于诈骗团伙成员以及存在共谋的客观事实。 3、李某某等人所实施的行为属于诈骗等上游犯罪既遂以后独立实施的下游犯罪。即便没有李某某等人的参与，也不会显著提升诈骗的成功率。电信诈骗成功率的高低取决于诈骗团伙对于被害人的识别、诈骗媒介的利用、诈骗情景的设计等因素。而不再于资金被骗后的多手转移、隐瞒。因此，即便没有本案被告人的参与，电信诈骗的危害和风险依然没有消除。因此，各被告人的行为仅仅是增加了公安机关查缉诈骗的难度，而非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本案各被告的行为，与电信诈骗行为从社会危害性来讲明显不具有相当性。 二、对李某某的量刑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情节 1、在本案中，李某某应认定为从犯。、 （1）关于李某某入股10万元不应明显影响他在本案中的从犯地位的认定：其一、该款确系由王某某借用，且因其无法偿还后由其提出让李某某作为股东，但实际上10万元已经用尽，只是王某某的还
诈骗罪一审辩护词
诈骗罪一审辩护词 作者:张向锋时间:2012-02-24 查看(13) 评论(0)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接受被告人宋某委托，受北京汉卓（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宋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经调查、阅卷及会见被告人及今天庭审之后，现就本案发表有关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定性问题 根据法庭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辩护人庭审前仔细查阅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被告人宋某主观上存在诈骗的故意，客观上有诈骗的行为，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已承认并表示自愿认罪。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宋某犯诈骗罪的定性没有异议。 二、关于被告人宋某自被害人官某处取得资金的数额 （一）、关于被害人官某对资金数额陈述 1、被害人官某曾在上海美天便利连锁有限公司信笺上记录“该房是借的上海官某共捌拾万元建造”。 2、2011年2月11日，被害人官某的询问笔录，第六页第一行“有凭证的就有25万多元，此外还有35万元是没有任何凭证的”，第七页第一行“具体数字我记不住了，总数在60万元左右” 3、2011年2月18日，被害人官某的询问笔录第五页中，“宋某向你借的钱有凭证的共计多少钱，总计254080元。除此之外，宋某还向你借过多少钱？没有借条、汇款凭证的借款，我算下来应该有20万人民币左右。……这20万元你是如何算出来的？我也是估算下来，具体多少，我自己的说不清楚。” 被害人官某对资金数额陈述存在矛盾，明确表示没有凭证的款项数额只是估算。考虑到年龄因素，被害人官某对资金数额陈述不应成为量刑依据。 （二）关于被告人宋某对资金数额供述 1、2011年3月21日，被告人宋某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七页第八行，“具体的数目我自己都不记的，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三十万左右”。 2、2011年3月21日，被告人宋某第二次讯问笔录第二页，“先后三、四十万元”。 3、2011年3月21日，被告人宋某第三次讯问笔录第二页，“先后骗了三、四十万元”。 4、2011年3月24日，被告人宋某第四次讯问笔录第一页，“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估计借了30万元左右的金额”。 5、2011年4月11日，被告人宋某的讯问笔录第一页，“至2010年7月，共骗得官某人民币20多万元，不会超过25万元”。 6、2011年5月30日，被告人宋某讯问笔录第二页，“至2010年7月，共骗得官某人民币20多万元”。 7、2011年5月31日，被告人宋某讯问笔录第一页，“从2005年至2010年这几年里，共骗得官某人民币20多万元”。 8、2011年8月18日，被告人宋某讯问笔录第二页，“你诈骗官某总共到底多少钱？人民币20多万元”。 以上被告人宋某对资金数额供述，一直较为稳定，能够与借条、收条和汇款凭证等等证据相互印证，故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