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史通论复习题整理
韩国史期末总结
一、名词：
1.《三国史记》《三国史记》是一部记述朝鲜半岛三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的正史。1145年（高丽仁宗二十三年）金富轼等以汉文编撰。采纪传体。共五十卷。计《新罗本纪》十二卷，《高句丽本纪》十卷，《百济本纪》六卷，《年表》三卷，《志》九卷，《列传》十卷。
《三国史记》是朝鲜现存的最古史书。1145年高丽王朝学者金富轼(1075～1151)用古汉语撰成。纪传体,由本纪、年表、杂志、列传组成。记述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史事。共50卷;包括罗纪12卷、丽纪10卷、济纪6卷;年表3卷；祭祀、音乐、车服、屋舍、地理、职官等杂志9卷；列传10卷。该书直接依据今已失传的《旧三国史》，并取材于朝鲜的其他文献和金石资料，以及中国的某些史书和风俗地理书籍。从其“论曰”部分，还可看出使用《尚书》、《春秋》、《孟子》等中国经书的痕迹。此书是研究朝鲜三国时期和后期新罗历史的珍贵文献。不足之处是对某些史事有时叙述重复，对事件的记述有时也有差错。该书撰成不久即刊刻问世，俗称古印本，流传国内外。其后有李朝太祖三年(1394)庆州府首次刊本，俗称洪武本。但均已失传。再后有李朝中宗七年(1512)庆州府二次刊本，俗称正德本，为存世无多的善本。
2.《朝鲜王朝实录》
《李朝实录》
《李朝实录》，韩国称为《朝鲜王朝实录》，是把自李氏朝鲜始祖太祖至哲宗的25代472年（1392－1863年）按年月日记录的编年史，共1893卷888册，是最古老且庞大的史书。
《李朝实录》涵盖李氏朝鲜的政治、外交、军事、制度、法律、经济、产业、交通、通讯、社会、风俗、美术、工艺、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史实，是在世界上罕见的宝贵历史记录。它的意义还在于记录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李朝实录》从基础资料的起草到实际编述和刊行，所有工作由春秋馆的史官负责，此官职的独立地位和对记述内容的保密，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实录是在下一代王即位后开设实录厅、安排史官编撰的，其史草连国王也不能随意阅读，保障高度秘密，以确保实录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实录编成后，把实录分送到在全国各地要地设置的史库各一份保存。遇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曾被火烧毁，每当此时，重新出刊或进行补修。直到20世纪初，在鼎足山、太白山、赤裳山、五台山等4处史库，各留传1套。
《李朝实录》留传至今的有：鼎足山本1181册、太白山本848册、五台山本27册、其它散本21册，共2077册。这些留存本一并被指定为国宝第151号，1997年10月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记为世界纪录遗产。
《李朝实录》作为世界纪录遗产其意义在于：首先，它记录了朝鲜25代国王472年历史，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世界上时间最长；其次，内容极为丰富；再次，内容繁多，堪称百科全书；第四，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第五，用活字印刷刊行，展现了朝鲜印刷文化的传统和文化水平。最后，《李朝实录》也是对日本、中国、蒙古、琉球等东亚各国历史及关系史进行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
该庞大的巨著记录了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单一国家的历史。因其文化历史上的稀有，从而成为宝贵的实录遗产，也是世界性文化遗产。
首先，《李朝实录》作为单一国家的正式纪录，囊括时间最长。第二，《李朝实录》作为最大型的历史巨著，记录了最丰富的历史事实，令人称赞。第三，《李朝实录》内容丰富，
堪称百科全书。第四，《李朝实录》是依据历史事实书写的纪录，有很高的可信度。第五，《李朝实录》用活字印刷，显示了朝鲜印刷文化的精密技术和传统。第六，由于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共享这份宝贵的实录所提供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最后，《李朝实录》在研究日本、中国、琉球等的关系上，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有关历史、政治和外交等的资料。
3.骨品制
古时朝鲜新罗族的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即骨品制。新罗贵族按血统确定等级身份及相应官阶，不同骨品不通婚姻。骨品世袭不变。
“骨品制”。朝鲜族大姓贵族为了“别婚姻”，在新罗贵族间实行了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制的“骨品制”。朴、金、昔三姓是新罗统治集团中最大的贵族，三家王族实行的是“圣骨”、“真骨”的最高等级制度。“各骨品之间互不婚娶”，无论朴氏、金氏都贯彻了这种等级制度。虽然朴氏、金氏等帝胄世家由盛以衰，但在婚姻中的“骨品制”婚姻观念一直都有影响，特别是一些朝鲜族老人尤其重视这个问题。
4世纪时，新罗用武力统一辰韩各部，以庆州为都城。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其特权地位，制定了等级制度，称为“骨品制”。朴、昔、金三家王族地位最高，称为“圣骨”，大小贵族依次分为“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等四个等级。“圣骨”、“真骨”贵族能继承王位。各骨品都自我封闭，互不通婚。
花郎徒
以誓约和信仰而结合的花郎集团与骨品制的血缘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花郎不仅为新罗培养了很多有名的将军和勇敢的战士，对新罗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王权和贵族势力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是整个骨品制社会的缓冲和纽带。
关于花郎徒，早在1943年日本学者三品章英著有《新罗花郎的研究》，认为花郎是一种男子集会（青年组织）。大概起源于三韩时代的青少年组织。《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皆有记载。花郎徒的起源大概与这种风俗习惯有渊源关系。
这种青年组织是以年龄为根据，所以往往比氏族或地缘集团具有更广的范围基础。这些大小国家是由村落组成的，也出现了被称为“健牟罗”的大邑，即城。青年组织的存在则有加强这些城邑国家内部联系的功能。青年组织集结的动力也来自对神的共同崇拜，多与巫术和宗教有关。在新罗则山岳信仰，山神信仰较为盛行。在佛教传入以后，也受到佛教，尤其是弥勒信仰的影响。统一新罗时期花郎徒们经常巡行的山是金刚山，反映了佛教的影响。实际上佛教传到韩半岛以后，许多山都根据佛教重新命了名。花郎被视为弥勒的化身，而其追随者花郎徒也被视为弥勒信徒，如金庾信的追随者被称为“龙华香徒”。然而花郎制度化、法制化的过程，也新罗古代国家形成的产物，同时也是受到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影响的结果。
在新罗国家形成过程中，这种青年组织起到了加强内部统合和促进国家形成的作用，而在新罗古代国家成立之后，随着青年组织发展为花郎，在对外扩张以及后来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军事作用。青年组织向花郎的转变自身也许与新罗古代国家的形成有关。真兴王时期之所以将花郎由原来的由女性为源花，改为男性花郎，不仅是新罗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许与对外扩张战争的需要，以及大幢等新军事制度的成立也有直接关系。
4.后三国
后三国（892年－936年）是朝鲜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之一。始于892年农民出身的甄萱起兵，
同一时期新罗王族后裔弓裔亦建立后高句丽导致已衰弱的新罗分裂，终于936年高丽再度统一朝鲜半岛。新罗景德王之子惠恭王即位后，都城内频繁发生暴动，780年惠恭王与妃嫔等被杀，武烈王系血统断绝。之后连续发生篡位事件，宫廷纷乱。王位争夺战中失败的王族后裔金宪昌于熊川州独立，拥有海上势力的将领张保皐亦起兵，介入了都城的王位争夺。起事虽为中央军队镇压，地方上仍发生农民暴动，新罗王朝统治能力逐渐弱化。
九世纪中期，此类暴动频繁发生，地方豪族多有举兵，号称将军、城主等，脱离新罗统治。其中甄萱、北原的梁吉及其部下弓裔等为有力的势力。甄萱是尚州出身的农民，在西南海建立军功被升为将领。892年以完山（今全州）为根据地起兵，攻占武珍州（今光州）独立。后纠集周边豪族以扩大势力，900年自称「后百济王」，于朝鲜半岛西南部建立「后百济」。弓裔是新罗王族后裔，891年起兵反新罗，随梁吉于江原道等地作战。898年以松岳（开城）为都于北部建立了「后高句丽」，901年推翻梁吉自行称王，建立独自的年号与官制。后高句丽904年改国号为「摩震」，905年改为「泰封」。
如此形成新罗、后百济、后高句丽三国鼎立的局面。松岳豪族出身的王建在弓裔麾下多建军功，918年推翻弓裔，以开城为都建立「高丽」并称王（太祖）。王建继续合并地方豪族增加势力，935年吞并新罗，936年攻灭后百济，重新统一朝鲜半岛。
5.张保皋
保皋，新罗人（今韩国），生于公元790年，卒于公元846年。少年时期张保皋喜欢舞枪弄棍，善水性，性格粗犷豪放。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他与好友郑年入唐，同年9月参加了武宁军，因其武艺高强，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于元和十三年（819年）擢迁至武宁军小将。公元824年，来到赤山浦，在赤山（今石岛湾）建立了赤山法华院。
其间，日本国佛教天台宗高僧圆仁随遣唐使滕原常嗣等一行，西渡求法，于839年辗转来到赤山浦，先后三次客居法华院长达两年九个月，得当地官吏、居民和法华院僧侣之助，西去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
828年张保皋回到新罗，以其雄才大略奏请兴德王拨给万人，在海道要冲新罗莞岛设立清海镇，自任大使，荡除海盗，禁止奴婢买卖，取得显著效果。并全力开辟海上通道，发展新罗与中国、日本三国海上贸易活动，建立了海上贸易网络，发展了与世界很多国家的国际直接贸易。除此之外，他还经营造船业、冶金业、制造业、丝绸、水产业，并经营出租船只、水手、稍工、译语、食宿、修船等服务行业。张保皋被后人称之为世界历史上卓著的海洋商业贸易王。
张保皋出身“侧微”，归国后为平定海盗自任清海大使，拥兵自重，后在发展国际海洋贸易中又进行独立外交活动，独占国际海洋贸易，这是对新罗旧体制---骨品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公元846年新罗王借口“纳妃”事件将其杀害。
6.荫叙制
所谓荫叙制就是根据父祖的家荫、荫德，叙用其子孙为官的制度。
大概从新罗时期以来，就有叙用功臣子孙的惯例，但是将这种特权扩大到所有五品以上官员，形成一种固定的制度，大概是在成宗朝（982-997）完成的。
荫叙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王族后裔的荫叙，一类功臣后代的荫叙，三是五品以上一般高级官僚子孙的荫叙。对于王族后裔和功臣后代的荫叙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范围包括内外远孙。五品以上（忠宣王复位年起改为四品以上）子孙的荫叙则有所限制，托荫者为三品以上官员时范围还包括收养子、女婿、甥、侄、弟，托荫者为四品或五品官员时则只包括子和孙两代。
一般认为，荫叙并非定期实行的制度，而只在特别情况下才实行，如国王即位、王太后册封等庆典，或遇到重大旱灾、变乱之时会实行，也有人认为高丽时期实际上几乎是按照惯例定期举行。原则上一名托荫者只能有一名受荫者，遵循所谓一人一子的原则，但是兄弟之间也可以从不同的托荫者那里得到荫叙的机会。也有人认为一人一子原则只限于当年，而一名官员一生中也许有多次荫叙子孙的机会，所以也有一名官员荫叙多名子孙的情况。高丽官吏中荫叙出身者的数量甚至超过科举出身者。
7.田柴科制度
田柴科制度是高丽土地制度的核心，也是高丽贵族能够世袭其特权地位的经济基础。田柴科制度是在景宗元年（976）开始实行的，而其原型则来自高丽开国之初的土地赏赐。高丽建立之后，向功劳较大的高官和豪族们赐给食邑、禄邑，其实这种赏赐往往只是意味着对这些豪族们自新罗末期以来对一定地域、村落的控制权的成人而已，所以他们不仅享有收税权，甚至和可以征收贡赋，征伐力役。高丽统一后，太祖23年（940）将一部分土地赏赐给开国功臣，称为役分田，是为田柴科制度的前身。对于朝臣、军士不论官阶高低，根据其品行善恶和功劳大小分别授予一定数量的土地，仍具有论功行赏的性质。
8.恭愍王
恭愍王（1330～1374 年,在位1351年1374年）是第31代高丽王。名颛，初名祺，是忠肃王之子。谥号是恭愍仁文义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庙号武宗。王妃是元朝魏王的鲁国大长公主宝塔失里其他妃子有惠妃李氏、益妃韩氏、定妃安氏、愼妃廉氏等。
他在位时正值中国元末农民暴动，当时高丽王廷内握有实权的，是以大土地所有者为基础的世臣大族，他们是和蒙古王室通婚的亲元势力。实际上恭愍王本人就是蒙古王室的驸马，取名伯颜帖木儿，长期入侍元廷，而他早年依靠的就是世臣大族奇氏和权氏的势力，但即位后由于目睹了元朝势力日衰，就果断地出兵反元，并坚决肃清了奇氏和权氏两族的势力，停止使用元朝年号，恢复高丽传统官制，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人心。1362 年，恭愍王任用了一个与世臣大族无任何关系、出身卑贱的僧侣——辛旽，他是玉川寺一个女婢的儿子。恭愍王颇为赏识他对政事改革的一些见解，令其还俗，委以重任，官至真平侯。辛旽被起用后，在恭愍王的支持下放手改革，打击兼并土地的大农庄主，并设置田民辨正都监，将大农庄主掠夺的土地归还原主，还将那些奴婢恢复为良人，这样的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土地兼并，而且打击了豪强，解放了奴隶，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符合人民的利益，故而被人民称为“圣人”。可惜恭愍王对这位“圣人”的信任和支持却有始无终。由于辛旽的改革激怒了世臣大族，他们勾结起来，恶意诽谤他贪恋女色，进而诬告他谋反。偏听的国王终于倒向世臣大族一边，于1371 年将辛旽以叛逆罪处决，从此朝政重新落入世臣大族的掌握，恭愍王则于1374 年被宦官崔万生等弑杀身亡。恭愍王虽然不是一个称职的君主，却是高丽王朝末期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他擅长绘画和书法，创作了很多作品，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自画像、鲁国公主（恭愍王的王后）肖像等人物画和风景画、动物画等。著名的“天山大猎图”残片2 幅，据传也是出自他手，这是画在丝绸上的彩色小画，虽然残损过甚，但仍能看出细腻生动的形象和高超的艺术性。恭愍王陵就是这位雅擅丹青的国王生前亲自精心构思的，并且亲临现场监督人民修筑。
9.两班
“两班”一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称高丽时期住在京城东边和西边的贵族的官
员。另一种说法指上朝时，君王坐北向南，以君王为中心，文官排列在东边，武官排列在西边，之后，两班专指上朝会的官员延伸到两班官员的家族及家门。
两班的子弟通过科举和荫职取得官位，同时也通过婚姻关系来维持两班的地位，因此两班阶级具有世袭的特色。
朝鲜初期，所谓两班也同高丽时期一样指的是文班和武班，即文武两班。五品以下曰士，四品以上曰大夫，所以也称士大夫。可是实际上文班的地位高于武班，武班处于从属的地位。因为朝鲜崇尚儒教的德治主义，只有专修“修己治人之学”的人才能成为政治的真正担当者。即使是在儒教官僚之中，担任技术职、行政职务的，和妾所生者（庶孽）也被排除在政治权力集团之外。译学、医学、天文、阴阳（风水）、律学、算学等技术性的学问不属于修己治人之学，所以从事学问有关的人只能在各种官衙中担任负责处理行政事务的下级官吏，他们的升迁受到一定的限制，有时虽然可以升为中级官吏，但是不能任堂上官。但是在这些技术性学问中，译学和医学占有优势，从世宗到世祖时期虽然也被贱视，后来地位有所上升，到成宗时期从事这些学问的被视为“中人之家”，以与士族（两班家）相区别。而从广义来说，从事技术性和行政事务者都可称为中人。
10.《经国大典》
太祖6年（1397）12月，由赵浚支持，将高丽禑王以来颁布的条例，由检详条例司整理、册写，成为《经济六典》，颁布全国，确立了新王朝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体系。太宗7年（1407），又将《经济六典》颁布以后的条例整理为《续六典》。太宗13年（1413）对《经济六典》加以修订，改名《元六典》。但是《元六典》和《续六典》仍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官吏和百姓对于新法令不熟悉，不能严格遵守。世宗4年（1422）设置六典修撰所，修订《元六典》和《续六典》。世祖（1455－1468）即位后，接受梁诚之的建议，设立六典详定所，但是在世祖朝只完成了户典和刑典。此后睿宗元年（1469）9月吏典、礼典、兵典、工典完成。次年1月颁布六典。但是睿宗在位仅1年就死了，其后成宗（1469－1494）即位后对六典数次加以校订，1470年以《经国大典》为名颁布全国。成宗5年（1474）颁布重新修订的《经国大典》和《大典续录》。成宗16年（乙巳年，1484）颁布了最终修订本，习惯上称为“乙巳大典”，流传至今的只有乙巳大典。
在《经济六典》编撰80余年之后，《经国大典》开始编撰30余年之后最终形成了《经国大典》。《经国大典》继承了《经济六典》的体制，但是在内容上《经济六典》保留了相当部分高丽的法律制度，而《经国大典》则在统治机构、身分秩序等方面确立新的统治规范和政治结构。世祖最初下令编撰《经国大典》的目的本来是要确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削弱两班士大夫的特权，以消除高丽政治体制中所具有的分权主义性质的贵族政治成分。但是在编撰过程中也反映了士林的政治思想，在加强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保障了士大夫的特权。所以，虽然跟高丽朝相比，朝鲜具有更强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的性质，但是两班仍保留想得到特权，未能彻底消除贵族国家的性质。
11.赵光祖
赵光祖(1482年—1519年)，字孝直，号静庵，是16世纪李氏朝鲜的著名思想家及政治家。他在己卯士祸中被朝鲜中宗赐死，后来在朝鲜仁宗登基后获平反。赵光祖出身于官僚家庭，他的本贯是汉阳赵氏，是良节公温(?????)的玄孙。十九岁时丧父，事母至孝，他的孝行令其在朝鲜国内一早扬名。
中宗五年(1510年)，赵光祖在科举中考取了进士；1515年殿试文科及第，进入朝廷任
官，官拜至同副承旨。
赵光祖希望把儒学思想实践在政治上。在1516年，赵光祖与大批士林派儒生请求中宗废除主要供作进行道教活动的昭格署，获接纳。1518年，中宗批准开设由赵光祖等人提倡的贤良科考试。在这数年间，赵光祖受到中宗重用，官位升至大司宪，并积极在国内宣扬儒学。后来赵光祖认为中宗反正的功臣过分滥封，要求削去部份“靖国功臣”的封号(史称“伪勋削除案”)，中宗犹疑未决，在众多士林派官员威胁辞官后，中宗终于答应。赵光祖在政治主张上过分强调道学思想，令中宗开始反感。
“伪勋削除案”激发勋旧派功臣联手反击赵光祖，中宗后宫熙嫔洪氏（勋旧派洪景舟之女）在王宫内制造上有“走肖为王”字样的树叶，再把它们呈上中宗，令中宗对赵光祖的信任开始动摇。中宗后来写信给洪景舟，表示有意除去赵光祖。1519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洪景舟等人取得中宗诏书后派人捉拿了赵光祖及一些士林派官员。在领议政郑光弼等人求情下，赵光祖等八人暂时免死，被流放外地，然而赵光祖不久后在流放地被中宗以毒药赐死，赵光祖服毒后很久仍未死，使者把他缢死了。此次士林派失势及遭受重大打击的事件，后世称为“己卯士祸”。“伪勋削除案”一事就此作罢。仁宗登位后，平反了赵光祖的罪名，恢复了贤良科。1570年官方颁布的《国朝儒先录》把赵光祖列为“朝鲜四贤”之一。
赵光祖的墓在位于京畿道中部、距离首尔以南约40公里的龙仁市水枝邑，邻近韩国民俗村。
《静庵集》
12.留乡所
从高丽末期开始，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集权加强，官僚制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乡村秩序也向着土著势力衰退，守令权强化的方向发展，原来的乡吏阶层有的已经上升为士族品官身分，但是又不可能都成为现职官僚，所有出现了“留乡品官”，实际上就是具有品阶的乡吏，在地方上仍然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与中央派遣的地方守令自然有时会处于对立的地位，朝鲜初期各地留乡品官设置了很多留乡所，作为自己的集议机关，以维持地方利益为号召，与守令相抗衡。太宗6年（1406）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下令裁撤所有的留乡所，此后这项规定是否撤销了，不得而知。但是在世宗17年曾设置京在所以节制留乡所，说明留乡所仍然存在。所谓京在所，就是由现职中央大臣，根据品阶高低，分别负责统辖自己故乡所在的2至8乡的留乡所。后来留乡所成为与地方守令相互勾结压榨农民的主要机构，所以在世祖末年再次下令撤销留乡所。
13.老论
朝鲜中期，性理学逐渐普及，学派兴起，到了宋时烈，栗谷学派以朝鲜性理学的正统自命，这时西人发生分裂，出现了以宋时烈为中心的老论和以尹拯为中心的少论，这也标志着栗谷学派的分裂。
仁祖反正以后老论曾掌握政权，主导政界和学界。从整体上说，老论和少论都还是非常推崇李珥和成浑的，所以到肃宗朝二人能同时从祀文庙。
同时，在老论内部，虽然在政治立场上同属老论，但是在学问上也有所不同，有金昌协代表的所谓折衷派。即使在正统畿湖学派内部，尤庵宋时烈和同春堂宋浚吉二人的后孙也反目相对，引起“尤春是非”，只是没有岭南的“厓鹤是非”那么严重。
14.三政紊乱
朝鲜王朝的主要财政基础一是以田税为主的各种赋税，二是向丁男征收的军布，三是向农民发放米谷，收取利息，视为“还谷”，习惯上将田政、军政和还谷合称“三政”。到了朝
鲜后期，国家财政越来越依靠还谷，由救荒政策发展为国家高利贷行为。由于守令、胥吏的贪污舞弊，三政紊乱成为朝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就田政来说，到了朝鲜后期，宫房田、官衙田面积不断增大，两班势道或土豪与胥吏相勾结，也设法使自己占有的田地免纳赋税，习惯上称为“隐结”。宫房田、官衙田、隐结的增多，由于而实际上负担赋税的田地在减少。隐结在京畿道和三南地方相当集中，所以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这里的所谓免税地、陈荒地、灾害地等的面积曾增加趋势，可以作为征税对象的田地减少。在实际征税过程中，也有滥征、过征等弊端。
地方官为了增加军布征收的数量，千方百计扩大户口和丁男的数量，甚至向幼儿和已经死亡的人征军布，是所谓“黄口签丁”、“白骨征布”。为了弥补一部分丁男逃亡后税收的不足，让其亲族或邻居代纳军布，是所谓族征、邻征。
还谷本来是一种救荒政策，但是由于地方官厅财政窘迫，后来成了地方官厅的敛财手段。甚至中央的一些机关也经营还谷谋利，还谷制度成了官营高利贷。所以官厅所掌握的存谷数量往往仅仅存在于帐簿上，而实际上不存在，粮仓是空的。
经历了三南民乱，朝鲜朝廷也认识到三政紊乱和地方官吏腐败、贪虐的严重性，着手改革弊政，安抚民众。设立了三政厘整厅，向所有官吏和儒生征求解决办法。但是后来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措施，连三正厘整厅最后也裁撤了
15.大院君
大院君，是朝鲜王朝时代，对于儿子即位成为国王，本人却没有得到王位的人的封号。在近代国际历史中所说的大院君，通常是指兴宣大院君。
在朝鲜王朝，王位的传承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
由父亲传位给儿子。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遵守儒教礼仪中的“嫡长子优先”的原则，王妃所生的长子通常享有最优先的继承权，被封为王世子。如果没有嫡子，则在庶子中择长继承。
由祖父传位给孙子。如果王世子未继承王位即夭亡，则由其嫡长子王世孙优先继承。朝鲜端宗、朝鲜显宗、朝鲜正祖、朝鲜宪宗都曾被册封为王世孙，但是只有正祖和宪宗是以王世孙身份继承王位的。
由哥哥传位给弟弟。这是指前代君主正常死亡后的王位传承，通常是在前任国王无子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例如朝鲜仁宗传给朝鲜明宗。
由叔父传位给侄子。例如朝鲜睿宗传给朝鲜成宗。在这种情况下，后任国王通常追尊自己的父亲为王，并上庙号。例如成宗的生父上庙号朝鲜德宗。
禅让。这在王朝初期比较常见，通常是宫廷权力斗争的结果。例如朝鲜太祖禅让于朝鲜定宗，定宗禅让于朝鲜太宗，端宗禅让于朝鲜世祖。
废黜。仅有的两例是燕山君和光海君被废黜的事件。继承燕山君王位的国王是燕山君的弟弟朝鲜中宗，他的父亲朝鲜成宗已经享有国王的庙号。光海君的继承者则是其侄子朝鲜仁祖。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为其父亲定远君上尊号位大院君，不久又追尊其为国王，上庙号为朝鲜元宗。
过继。朝鲜明宗无子，其侄子朝鲜宣祖继承王位。宣祖的父亲德兴君被追尊为大院君，即德兴大院君。宪宗无子，其堂叔朝鲜哲宗被过继给宪宗的祖父、已故的朝鲜纯祖，哲宗将自己的父亲全溪君为大院君。哲宗之后的朝鲜高宗则被过继给纯祖的儿子孝章世子（翼宗／文祖），为自己的父亲兴宣君上尊号为大院君，这是朝鲜王朝首位儿子即位时仍然在世的大院君。
历代大院君
德兴大院君
定远大院君（元宗）
全溪大院君
兴宣大院君
16.《朝鲜策略》
19世纪末期，朝鲜的命运和未来，引起清朝政府的关注，有识之士纷纷建议劝说朝鲜开放。黄遵宪撰《朝鲜策略》提出“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主张，为朝鲜划策，首先与美国建交，联合拒俄。《策略》在朝鲜引起举国震动，守旧派发起万人上书运动，朝鲜政府决议开放、改革，设立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江华岛条约签订后，朝鲜派金绮秀为修信使出使日本，1880年又派金宏集为修信使出使日本。
1880年10月修信使金宏集从日本归国，带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手抄本开始流传，1881年引起了儒林界的不安，以岭南为中心，形成了波及全国的上疏斥邪运动。
辛巳斥邪运动是由于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引起的。金宏集将《朝鲜策略》带回朝鲜后，高宗命政府官吏，甚至在野儒生都要阅读此书，反而引起了儒生们的反抗，于是出现了儒生的上疏斥邪运动。
1881年的上疏运动以岭南儒生为先导。1881年3月，岭南儒生团结一致，以陶山书院为中心，以李滉后人李晚孙为疏首，上岭南万人疏。反驳《朝鲜策略》的内容，要求处罚金宏集。金平默代表京畿道、江原道（主要是华西学派儒生）表示声援，进而波及全国。江原道儒生洪在鹤上《万言斥邪疏》，指出1873年高宗亲政以来与日本修交等种种失政，抨击朝中权臣。忠清、京畿、全罗等道儒生也参与了斥邪运动，形成全国规模的斥邪上疏运动。
17．壬午军乱
壬午兵变，1882年发生在朝鲜王朝的一次政变。1873年朝鲜高宗亲政，兴宣大院君归政隐居，但仍试图插手干涉政务。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３日（阴历壬午年五月），朝鲜京城五营士兵由于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饷米，聚众喧哗骚动，朝鲜宣惠厅虽然将刚运至京城的漕米发放下去，但是米中掺入砂糠等物，不堪食用。士兵与库吏理论，发生冲突，汉城捕盗厅要将为首士兵四人逮捕斩首。士兵们积怨爆发，同市民一起发动暴动，捣毁宣惠厅堂上官闵谦镐以及闵台镐、韩圭稷等外戚权贵宅第，夺取武库，攻打捕盗厅，然后包围兴宣大院君府第云岘宫，向大院君求助。此外还有几路士兵和市民分别攻打日本公使馆，处死日本籍的新军教官，开仓放粮。
7月24日，暴动士兵和市民攻入昌德宫，杀死躲藏在宫中的闵谦镐、李最应（大院君胞兄），并搜寻闵妃。闵妃化妆成宫女逃往外地。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和随员也逃往济物浦（今仁川），由英国军舰搭救回国。７月２５日，高宗召大院君入宫，委托其主政，并向暴动士兵宣布闵妃已经死于动乱中，士兵方才撤出王宫，放下武器。
逃到忠州的闵妃和逃回长崎的花房义质分别请求中国清朝和日本出兵朝鲜。直隶总督张树声和李鸿章派吴长庆率军在南阳登陆，不久赶到汉城。吴长庆扣留了前往中国军营拜访的大院君，并将其用军舰运回中国。清军同时逮捕了李载冕等人，并在汉城郊区逮捕参加过壬午兵变的士兵，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日本公使花房则于８月１２日回到汉城，带来了１５００军队和四艘军舰，逼迫朝鲜政府赔偿损失、同意日本军驻扎朝鲜。８月３０日，日本和朝鲜就上述内容签订了《济物浦条约》。
壬午兵变后，朝鲜开始了近代化改革，设立内外衙门，训练新军。清朝为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一系列条约，在朝鲜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并在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国租界。
18.甲申政变
甲申政变又称开化党政变。1884年（甲申年）12月4日（农历10月17日）在朝鲜发生的一次政变。
背景：19世纪中后期，世界资本主义大潮冲击东亚。中国开始洋务运动，而日本出现明治维新，但朝鲜依然闭关锁国。朝鲜的一些青年人（金玉均等）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打算借助日本力量进行政变，推翻朝鲜守旧势力，进行资本主义改革，使朝鲜独立，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
日本野心初露，打算称霸于东亚，希望有机会控制朝鲜。中国清朝在西方侵略中国及其属国后，不希望丢失属国朝鲜，因此对朝鲜加强控制，中法战争中，清朝将驻扎在朝鲜的军队撤走一部分与法国作战，客观上削弱了对朝鲜的控制。
过程：1884年11月，金玉均、朴泳孝等和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商谈朝鲜改革，得到竹添进一郎的支持。12月4日，洪英植的京城典洞邮政局举行开业典礼，晚间开设宴会，朝鲜大臣纷纷出席，金玉均令人在王宫内放火多次后成功，闵妃外戚闵泳翊外出查看火灾时遭开化党人砍伤，引起大乱，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趁机进入王宫，称清军作乱，要求日军支援王宫。日军借此机会占领朝鲜王宫，开化党人开始杀害守旧势力，李祖渊、韩圭稷、赵宁夏、闵泳穆、闵台镐等被杀。开化党宣布改革，内容有朝鲜独立，废除向清朝进贡，改革内政、改革税制，废除门阀制度，庶民平等；以才择人，以人择官等。12月6日在守旧势力要求下，袁世凯率领清军闯进朝鲜王宫，击败开化党人和日军，甲申政变结束。洪英植被百姓所诛，其余均逃亡海外。
影响：这次事件使日本使馆被烧，日韩签定条约。中日签定《中日天津条约》，日本虽然撤走了驻朝军队，但却获得了随时可派兵到朝鲜的特权，清兵撤出朝鲜，为日后甲午战争埋下定时炸弹。朝鲜这次改革没有发动群众，单幻想靠日本保护，必然失败。此后朝鲜也没有了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的机会
19.东学
东学为崔济愚（1824－1864）所创。自幼学习经史，据说很有学问。宪宗十年（1844）离家求道，后来隐居蔚山裕谷。哲宗七年（1856）在千圣山内院庵祈祷49天，次年（1857）又在千圣山寂灭窟祈祷49天，哲宗十年（1859）再次在庆州龙潭亭祈祷，最终在这年四月五日自称觉悟了无极大道，创立了自己的新宗教东学。”(与“西学”对)，将儒释道融为一体，立五论五常，居仁行义，正心诚意，修己及人，取儒教；以慈悲平等为主旨，舍身救世，洁净道场，口诵神咒，取佛教；悟玄机，蠲名利，无欲清净以持身，炼磨心神，取道教。东学的根本出发点是“人乃天”思想。崔济禹的东学教被朝鲜王朝高宗视为异端邪教。
东学思想是19世纪60年代，在李朝封建社会危机加深，正统的朱子学更加腐朽，作为欧美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天主教开始传播的情况下，为了反对正统的朱子学和天主教而提出来的具有反封建、反侵略内容的进步思想。
光武九年(1905年)，第三任教祖孙秉熙(1861—1922年)改东学教为“天道教”(与“天主教”对)，他说“天道”就是无极大道，“儒之伦理、佛之觉性、仙之养气，乃人性之自然品赋，天道之固有部分，吾道乃其无极大源也”。韩国现约有280所天道教教堂，约有113万名信徒，在首尔的21所教堂里有20万名信徒。
20.天道教
光武九年(1905年)，东学第三任教祖孙秉熙(1861—1922年)改东学教为“天道教”(与“天
主教”对)，他说“天道”就是无极大道，“儒之伦理、佛之觉性、仙之养气，乃人性之自然品赋，天道之固有部分，吾道乃其无极大源也”。韩国现约有280所天道教教堂，约有113万名信徒，在首尔的21所教堂里有20万名信徒。
1906年1月孙秉熙自日本回国，开始改组教团组织。1906年2月，公布《天道教大宪》，提出正教分离原则，号召教徒中止亲日政治活动，重新回到宗教活动上来。
1906年起，孙秉熙重订了天道教的基本仪礼，即五款：咒文、清水、侍日、祈祷、诚米。改革祭礼，在祭坛上只设清水一碗。1907年4月召开天道教部区总会，讨论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当时吴知泳提议让教徒缴纳诚米，标准是教徒每顿饭省出一勺，后来发展成各种“诚米运动”。
天道教只是东学的一支。天道教将从来的“侍天主”口号改为侍天，又说人是天人，于是得出人乃天的口号。天道教的口号是保国安民、布德天下、广济苍生、地上天国，其理论基础是文明开化论和亚细亚连带论。1906年天道教创办了《万岁报》，主张要启发国民知识，“从野昧的见闻进于文明”。1
21.洪范十四条
日本认识到大院君对日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在接到日本军在平壤战役胜利的消息后，1894年10月下旬召回大鸟圭介公使，而派井上馨接任。他首先强行将大院君驱逐出，然后向高宗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新的改革纲领，要求加以实行。第一，在国王亲政的名义下，所有政务由国王裁决，排除了闵妃和大院君干政的可能；第二，改定军国机务处的组织和权限，将其作为咨询机关，任命外国人，实际上是日本人为顾问官。第三，改革司法审判制度、警察制度和军事制度。此外，还缩小了地方官的权限，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工务衙门。
这时甲申政变后亡命外国的朴泳孝回国，1894年10月成立了金宏集、朴泳孝联合内阁，也称第二次金宏集内阁。与此同时，撤销了军国机务处，以政府改称内阁。改编后的朝鲜政府聘任一部分日本人担任朝鲜政府各机关的顾问官。于是在国王亲政的名义下，由日本顾问官直接主导进行改革。
1895年1月（农历甲午年十二月）7日高宗率大院君、王世子和文武百官，到宗庙，向祖宗誓告施政纲领14条，称“洪范十四条”。内容如下：
断念依附清国心理，确立自主独立；确立王位继承权；国王亲政，排除后嫔、宗戚专权；王室事务与国政事务分离；确立各机关的职务权限；依照法定税率进行征税；由度支衙门统一掌管国家财政；减少王室和各政府机关的经费；改革财政制度，确立预算；改定地方官制，缩小地方职权；向外国派遣留学生；改革军制，确立征兵制；改定民法、刑法；打倒门阀，录用人才。
“洪范十四条”主要来自井上馨提出的改革纲领，以及井上馨的意图，但是也体现了高宗及文武百官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独立意识。而且也是韩国历史上最早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
22.闵妃
明成皇后（朝：????)，名闵兹映（朝：???）即韩国历史上的闵妃，本名闵紫英或译闵慈英，骊兴人。她是朝鲜王朝高宗的王妃，骊兴闵氏外戚集团的核心人物、朝鲜历史上女性掌权的延续。1897年，朝鲜王朝高宗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自行称帝，将闵妃复位并追
1《万岁报》，1906年6月17日，社说。
谥为“孝慈元圣正化合天明成太皇后”故亦称“明成皇后”。明成皇后1851年（辛亥年，朝鲜哲宗二年）阴历九月廿五生于骊州近东面蟾乐里，是佥正赠领议政骊城府院君纯简公闵致禄的女儿。1866年（丙寅年）十六岁入宫，并册封为王妃，是为闵妃，行家礼于汉阳的云岘宫（兴宣大院君之府第）。
闵妃为朝鲜王朝高宗之王妃，纯宗之母。高宗幼时即位，其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是应摄政，一味采取闭关锁国路线。而后闵妃鼓励高宗采取开化政策并引入日本势力，在朝野扶植亲信，推举亲族出任要职，排斥大院君势力，两派互斗不断，导致党争激烈，政权更迭动荡。过程之中闵妃与亲日之改革开化派势力渐行渐远，偏向亲华，多次利用清朝势力扫除政敌以求掌权。至甲午战争(韩国称:清日战争)日本战胜中国之后，遭亲日开化派夺权而失势之闵妃欲转与俄罗斯合作对抗日本，因而引发1895年乙未年（高宗三十二年，光绪二十一年）10月8日的“乙未事变”，日本公使三浦梧楼领日本浪人及乱军入侵景福宫，于玉壶楼弑杀闵妃，并焚毁其遗体，并胁令高宗废她为庶人，直至两年后1897年，高宗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自行称帝，才将闵妃复位并追谥为明成太皇后，并厚葬于南杨州市金谷洞的洪陵。
由于闵妃(即:明成皇后)初期主张开放政策，后期力抗日本并身死殉难，所以深受韩国后世人民欢迎。韩国的后世史家称她为“伟大的铁女子”。
23.俄馆播迁
1896年朝鲜国王高宗不堪忍受日本和亲日派欺凌而出逃到俄国使馆的事件被称作“俄馆播迁”（露馆播迁）。在前俄国公使韦贝和亲俄派大臣李范晋的劝说与帮助下，高宗携王世子于1896年2月11日秘密出逃到俄国使馆，受到李范晋等的迎接。在“入御”俄国使馆后，下令逮捕“逆贼”五大臣：总理大臣金弘集、农商工大臣、内部大臣俞吉浚、法部大臣张博、前军部大臣赵义渊。其中金弘集郑秉夏被群众杀死，度支大臣鱼允中被义兵处死，俞吉浚等人则逃亡日本此事沉重打击了日本扶植的亲日政权。为了解决事态日本与俄国进行多次谈判，以平衡双方在朝鲜的利益，次年2月高宗还宫，事件结束。俄馆播迁使俄国在朝鲜的力量进一步膨胀，从而使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争夺更趋激烈，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24.独立协会
1896年，《独立新闻》的幕后人徐载弼与支持朝鲜从日本独立的进步人士建立起独立协会。独立协会最初只由朝鲜政府官员组成。后来很快扩展到包括朝鲜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独立协会主张政府推行能使朝鲜最终独立的改革政策。独立协会定期开展会议提高国民士气，并为《独立新闻》的发行募集资金。更有意义的是，独立协会烧毁了原朝鲜王朝迎接中国驻朝鲜半岛大使用的迎恩门，1896年在原址上建立起象征朝鲜独立的独立门（1898年竣工）。“迎恩门”旁边还修有招待中国使节的国宾馆，题名“慕华馆”。慕华馆改名独立馆。
1897年，高宗由于独立协会在朝鲜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从朝鲜驻俄国公使馆回到德寿宫登基称帝，宣布大韩帝国正式成立，改年号为“光武”，改王世子为皇太子，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并在祭天坛祭天。朝鲜半岛正式结束与中国清朝的册封关系。
25.独立门
独立门位于原用于迎接外国使节的迎恩门旁边，迎恩门是国王亲自迎接中国使节的地方。日本侵略朝鲜时，韩国为了向周边国家表明其独立性，于1898年在这个象征重大外交活动的场所修建了独立门，修建独立门的费用是全体国民捐献的。独立门，门西面，上书汉字“独立门”独立门，门东面，上书谚文“独立门”。前面的两个石头
柱子就是原来迎恩门下方的基础。
26.一进会
一进会，为李氏朝鲜的政治团体，在1904年8月8日，由宋秉畯、李容九为中心，东学党、农民协会、独立协会的成员所组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政治结社，据说有一百万名的成员。一进会主张韩日合邦、不支持日本吞并韩国，但是在日俄战争期间支援日本。
一进会一直要求韩日合邦，是希望大韩帝国与日本“平等合并”，共同创造新政府，并且借用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扶植韩国的本地资本；开始日本政府以为一进会是完全支持日方的日韩合并立场，总监愿意一进会成员加入大韩帝国的政府担任阁僚；但是后来发现一进会与日本的政策有所歧异，总监开除一进会的官员。日韩并合之后，1910年9月12日总督府命令解散一进会。
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光复，一进会被大韩民国政府确认为亲日反民族罪行组织。
27.三一运动
三一运动（March 1st movement），为朝鲜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由于发起日为１９１９年３月１日而得名，也被称为“独立万岁运动”。在朝鲜与韩国，三月一日都是纪念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时，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其中包括反殖民的民族自决原则，鼓舞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朝鲜学生。当时由于朝鲜高宗过逝，而高宗是受到日本方面毒杀的传闻广泛流传，使得除了留学生之外，本土的基督教、佛教与天道教也予以强力呼应，并且决定于三月三日发表独立宣言。
１９１９年３月１日，在汉城（今首尔）市中心的公园中有三十三名韩国独立运动参与者，发表了“独立宣言”，引起了一般市民的跟随与骚动，群众并且高呼“独立万岁”的口号并举办示威游行，同日平壤也发生了示威活动，之后运动遍布全朝鲜半岛，有的地方还爆发了武装起义。后因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运动最终失败。至于有多少人死亡目前仍然是难以统计，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为柳宽顺。
三一运动后，朝鲜本土的独立运动也受到不小的冲击，之后不少独立运动参与者亡命国外，或改采取武装革命方式从事独立运动。当然也有少数人转为亲日派。而日本统治朝鲜半岛的方式也因三一运动，改为文治主义为主的怀柔政策。
同时不可忽略的是，我国的五四运动受到了三一运动的较深影响。
28.新干会
申锡雨、安在鸿、等人以《朝鲜日报》为阵地继续鼓吹民族主义。到1920年代，他们与社会主义者合作，组织新干会。在研政会出现后，民族协同战线阵营也组织了新干会。
新干会于1927年2月15日在京城基督教青年会馆举行了成立大会，发起人为朝鲜共产党的金俊渊、韩伟健等并确定新干会的纲领是：一，我们促进政治和经济的觉醒；二，我们巩固团结；三，我们一致反对机会主义。新干会所有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在京城设立本部，各郡设立地方支会，到1931年5月支会增加到141个，会员有4万余人。
但是由于在新干会中央本部中占优势的民族主义势力坚持合法性，所以未能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而社会主义势力占优势的支会则活动较多，介入地方大小事件，代表民众反抗日帝的镇压和掠夺。他们还要求改变新干会的组织形态和纲领，要求允许团体会员加入新干会。1929年召开了复代表大会，，将干事制改为中央执行委员制，支会改称分会，仍不允许团体会员加入。
在复代表大会以后，新干会获得活力，此后介入几个社会问题，进行反日政治斗争。
民众大会事件之后，金炳鲁（1887-1964）任新干会委员长，组成新的执行部。新干会的路线又急剧右转。各支会纷纷反对新执行部的主张，甚至有人主张解散新干会。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而朝鲜的新干会这时被作为民族改良主义团体，所以一部分朝鲜社会主义者主张解散新干会。1930年5月社会主义者高景钦号召立即解散新干会。
在1931年5月16日举行了创立大会之后的第一次全体大会。解散案提交大会讨论，通过了解散案，这次大会也成为新干会的彻底解散大会。
29.创氏改名
在行皇民化政策过程中，朝鲜总督府还强迫朝鲜人改用日本式氏名，强迫所有人创氏改名。1919年起，日本殖民当局又改变政策，企图全面改变韩国人的姓氏制度，但是到1940年2月11日才正式开始实行创氏改名。创氏改名的根据来自日鲜同祖论。
当时促进创氏改名的绿旗联盟感叹说，能够正确理解氏制度的人不多，服从者是在误解中服从，反对者也是在误解中反对。创氏改名受到朝鲜人的广泛抵制
国民精神总动员朝鲜联盟也在推行创氏改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总督府积极利用它的组织基础推行皇民化政策，协助普及创氏改名。学校在创始改名中也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规定如果不创氏改名则不允许子女入学、升学等，以创氏改名的成绩作为衡量其政绩的标准之一。
当时即有朝鲜人指出创氏改名只是实现内鲜一体的形式上的手段，应采取的关键措施是取消官吏之间的差别，废除渡航限制等
30.建国准备委员会
二战日本投降时，1945年8月15日夜里，吕运亨联合安在鸿等人，以建国同盟为基础，组织了建国准备委员会，简称“建准”。建准以吕运亨为委员长，安在鸿为副委员长。8月16日，按地域和职业组织建国治安队，最初大约组织了2千名青年和学生，还有100多人为组织地方治安队，奔赴各地，以维持各地治安和社会秩序。中央建国治安队在全国设立了162个支部，负责指导地方治安队、学徒队、青年队、自卫队、劳动队等的活动。建准地方支部也迅速扩大，到8月末已经在全国建立起了145个支部组织，许多地方的建准支部掌握地方上的治安和行政权。建准还组织了食粮对策委员会，负责调查粮食，树立对策。
吕运亨的本意是想等时机成熟后将建国同盟改造为正式政党，而将建国准备委员会改组为正式政府，所以试图把所有知名人士都纳入建准，反而引起了建国同盟成员的误解和不满。
31.美苏共委
1945年，美、英、苏三国外相为讨论战后处理问题，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美、苏两国方案基础上，经过折冲、修正，决定首先在朝鲜树立临时政府，为此设立美苏共同委员会。
在朝鲜半岛南部为是否接受信托统治而激烈对立，反托运动高涨之时，1946年3月20日第一次美苏共同委员会召开，苏联坚持只有放弃反托立场才能参与临时政府，而南韩右翼势力始终拒绝放弃反托立场，所以第一次美苏共委到5月8日结束时仍毫无成果。
第一次美苏共委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南韩政治势力分裂的结果，所以在第一次美苏共委破裂后，为树立南北统一政府，金奎植和吕运亨出面推动左右合作。
美苏对立已经日益公开化时，在国际冷战局势下，1947年5月20日第二次美苏共委召开，双方仍难以就那些政党和团体可以参与临时政府问题达成协议。10月20日第二次美苏共委结束。美国不顾苏联的反对，将朝鲜问题转交给联合国处理，主张在联合国监督下，按人口比例举行南北直接选举。
在第二次美苏共委期间，南韩内部各政治势力对立加剧。到1947年7月10日，第二次
美苏共委遇到难关，决裂已成事实。当时中间派反对将亲日派作为美苏共委为建立临时政府选定的协商对象，与李承晚、韩民党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对立。7月19日，主张左右合作的左翼主席吕运亨被暗杀，左右合作运动彻底失败。
左翼南劳党希望第二次美苏共委能取得成功，7月27日还举行了“共委庆祝民主临政树立促进人民大会”。第二次美苏共委彻底失败后，合法斗争失去意义，南劳党开始转入武装斗争阶段。1948年2月7日美军政宣布南劳党为非法团体，开始搜捕南劳党员，南劳党因此转入地下。
32.维新体制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朴正熙政权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国民的统制。1968年设立乡土预备军，建立居民登录体制。1969年实施以高中生和大学生为对象的军事训练教育，试图使全体国民军事组织化。1972年维新体制建立以后又设立学徒护国团和民防卫队，使整个社会军营化。
而在政治理论上，朴正熙政权为摆脱危机，将南北关系作为突破口。朴正熙政权宣扬，要实现南北和平统一，则需要国民大联合。而要实现国民大联合则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这种名义下，新制定的维新宪法规定以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为国家权力机构，总统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代议员们选举产生，取消对总统连选连任的限制。总统不仅是行政首脑，也是拥有国家军队统帅权和解散国会的权力，法官和国会议员的三分之一由总统任命。维新体制实际上将国家权力集中到总统身上，无视三权分立的原则，甚至废止国会对国家行政的监督权。
当时朴正熙政权将维新体制解释为“韩国式民主主义”。这种韩国特色的民主主义成为虚伪的独裁政治理论，国民的基本权力被忽视。朴正熙之所以要建立维新体制，主要是出于个人的权力欲望，向往朝鲜政治领袖的地位，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
经过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投票，朴正熙以99.9%的得票率当选为总统，
民众对维新体制进行激烈反抗，于是朴正熙政权进行残酷镇压。在朴正熙政权的高压统治之下，民主化运动一度沉寂下去，一些政治家、知识分子、时事评论家反而倾向于赞扬维新体制。
33.光州抗争
光州抗争，又名光州民主化运动或五·一八光州事件，发生于1980年5月18日至27日期间。事件本来发生在韩国光州及全罗南道。是一次由当地市民自发的要求民主运动。当时掌握军权的全斗焕将军下令武力镇压这次运动，造成大量平民和学生死亡和受伤，也扭转韩国民意对美态度。
“光州事件”是韩国人民数十年来对民主、自由呼声的抑压下爆发出来的。军人把民主的呼声血腥镇压下去﹐并当上总统﹐显示当时韩国民主发展的情况恶劣。
“光州事件”的最大意义﹐是全民团结成一个“和平共同体”。抗争初期﹐学生们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民主﹐但当老人家看到手无寸铁的学生被残酷打死﹐或中学生看到自己的兄姊被枪杀﹐都陆续参加示威要求民主和自由﹐而在暴力镇压和混乱中﹐一桩打劫也没有发生﹐市民更互相帮助﹐为示威者送饭﹐捐血给示威者﹐形成一个共同体。可是这些认同了“共同体”的市民﹐后来却全部被政府列为“暴徒”、“内乱阴谋者”﹐而被强迫沈默。
在1980年5月17日全斗焕新军部势力宣布全国戒严之前，光州也同首尔一样，不断发生学生示威运动。
5月17日24时起全国戒严令生效。戒严令生效后，以操纵骚乱嫌疑逮捕了被光州人视为偶像的金大中及其支持者文益焕等人，金泳三被软禁在家中，而金锺泌被以以权谋私罪名逮捕。18日凌晨，全南大学和朝鲜大学内设置了军营。于是，光州各大学的学生如约来到全南大学正门，当聚集人数达到近三百人时，他们高喊“解除戒严”、“打倒全斗焕”的口号。军队这样的暴行持续了一整夜，光州市民被激怒了。示威民众与军队的冲突在升级。下午4点30分，示威民众火烧装甲车，戒严军队开枪射击，一名大学生应声倒下。
20日下午3点，在锦南路上聚集的示威群众达到数万人。21日凌晨2点左右几乎整个光州被示威民众接管。
5月20日下午，申铉碻内阁表示对光州事态负责，集体辞职。军队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示威群众从光州附近的武器库夺去了武器，开始武装自己，8点左右示威群众接管了道厅。这一天，在全罗南道的木浦、罗州等地也发生了市民抗争运动。
5月22日，示威群众自发清理锦南路一带街道，并召开市民崛起大会。同时，由曹备吾、洪南淳、宋基淑组成的“5.18”收拾委员会来到戒严分所，提出在事态平息之前不要投入军队，释放所有被军警逮捕的市民，承认镇压过分等要求。戒严分所反而要求光州市民交还武器，遭到市民的拒绝。
戒严司令部故意刺激市民情绪，于5月22日发表了“金大中内乱阴谋事件”调查结果，指金大中为光州事态的背后操纵者。25日下午6点，崔圭夏总统和国防部长一行来到光州，听取了全南戒严分所长的汇报，没有与市民见面。5月26日，20师团以坦克为先锋，从各个方向向光州市内开进。上午10点左右，示威群众召开民主守护泛市民崛起大会。从上午10点开始，戒严部队与示威群众进行协商，但是到下午2点30分也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下午3点，民主守护泛市民崛起大会再度举行。27日凌晨3点30分左右，道厅附近开始发出枪声，军队在4点左右包围了道厅。战斗结束时，共有14人被军队打死。
根据2001年12月韩国政府发表的数字，整个光州抗争过程中共有百余人牺牲，光州抗争鼓励着以后的民主化运动。
简答题
1.韩国人的檀君、箕子认识，及其对韩国史体系构筑的影响。
由于时代背景和价值标准的不同，韩国人对檀君和箕子的认识不断发展变化，这些认识的变化主要围绕檀君、箕子是否存在，是否是外来的以及二者相对地位如何展开，韩国史体系也在这种认识的过程中逐渐构建和完善。
一般认为，在高句丽占领乐浪地区后已经接受了檀君神话，箕子对于高丽来说是文明十足，大概是从高丽肃宗时期开始的。在高丽后期，在高丽后期，檀君和箕子并列，檀君作为民族始祖，而箕子作为教化之祖，都是韩国历史的正统。在朝鲜时代，受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以及朱子学的影响，作为教化象征的箕子也更加受到尊崇。在朝鲜初期，檀君与箕子并重，箕子的地位甚至超过檀君。到16世纪，随着朱子学影响的深入，箕子作为教化、礼义象征的性质不断受到强调，箕子东来带来了东方的“仁贤之化”，朝鲜也以箕子故国而引以自豪。壬辰倭乱之后，因明朝有“再造之恩”，尊明意识上升，接受了15世纪流行的“受封后东来”说。而自16世纪起，朝鲜国内还开始强调箕子的节义精神，否认《史记》的箕子“受封后东来说”，而强调《尚书》的“避之朝鲜因封”说，有的认为箕子受封朝周也日益不能接受。到18世纪，在强调教化的风气下，檀君也开始具有了教化之祖的性质。
到了近代，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逐步形成，对于檀君和箕子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期，为加强民族凝聚力，檀君信仰日益宗教化，创立檀君教，要以民族宗教来增强国民的民族共同体意识。1910年韩日合邦前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因当时韩国人的檀君认识与民族认识、独立认识直接相关，所以极力否定檀君和檀君朝鲜的存在，韩国学者考证反驳，不仅强调檀君朝鲜的实在性，而且提出了新的韩国古代史正统体系，即将檀君与扶余、高句丽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北方史观。同时，还竭力否认箕子和箕子东来说的真实性。但近代也出现了推崇檀君而否定箕子的倾向，箕子在解放以后则很少被一般韩国人所提起。
成宗时期编纂的《三国通鉴》广泛搜集古记类资料，详细记录了各种神话和传说，并以檀君朝鲜为中心重新构筑了韩国上古史。近代历史作品以檀君为正统，而且以檀君文化为韩民族文化的核心。日本的否定檀君，韩国学者不仅强调檀君朝鲜的实在性，而且否定原来将檀君与箕子、卫满联系起来，或者将檀君与箕子、马韩、新罗联系起来的历史正统认识，提出了新的韩国古代史正统体系，即将檀君与扶余、高句丽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北方史观。但是，推崇檀君的北方史观在但是学界极度发展，反而削弱了檀君信仰的民族性。
2.简述新罗政治制度的特点。
新罗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实行官等制和骨品制。
官等制有京位制和外位制两套系统。京位制只适用于新罗王京人，反映了一种特权意识。京位又有干群和非干群之分。从伊伐飡到级飡（级伐飡）的9官等为干群系列，大奈麻到造位（先沮知）的8个官等为非干群系列。在17官等之外，还有所谓重位制。在17官等之上，还有大角干和太大角干，此为非常位。
外位制是新罗领土扩展过程中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而建立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对被征服地方的直接统治以及王京与地方的联系加强。外位制也有干群与非干群之分。干群外位有7个官等，非干群外位有4个官等。
京位制与外位制除了授予对象不同外，京位授予的依据是骨品制，而外位授予的依据是地方势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新罗也跟据对国家贡献的大小授予外位，或者给予提升的机会，或者赐与大量谷物，以调动地方势力争相为国家效力。在这样的制度下，地方方民对于新罗国家的归属感也就大大增强，国家意识大大强化。
此外，新罗的官等与各种实际官职相联系。到神文王5年（685）各官府内大体上形成了令（执事部为侍中，位和府为衿荷臣）、卿（执事部为侍郎，兵部为大监，位和府为上堂）、大舍、舍知（小舍）和史五等官制。对实授官职来说，骨品决定官等，而官等又决定官职，新罗官等制中的京位制是以骨品制为基础的。
新罗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就是骨品制，它是一种独特的身份制度，骨品制分为骨制和头品制。骨制有两个等级，即圣骨和真骨，而头品制有六个等级，从最高的六头品一直到最低的一头品。
骨品制一方面是新罗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社会阶层分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维持王京人的共同体意识。新罗骨品制下，个人的身份基本上是根据其出身来确定的，具有世袭的性质，与之伴随的不仅有政治特权，还有相应的经济利益。但是骨品制也需要具有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才能维持身份，所以其往往与王权和中央政权建立某种联系。
3.简述高丽政治制度的特点。
高丽的政治制度是在吸收中国唐朝、宋朝制度的同时，融合新罗以来固有制度传统而形成的，这种制度体现了高丽贵族社会性质。
首先高丽建立了完善的官僚体系，有效地维护了中央集权和贵族的利益，并使得国家机
构能够有效运转。在中央，高高丽在唐朝三省六部制的基础上，将中书省和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内史门下省），作为最高政务机关。尚书省为行政执行机关，成宗时还仿照宋朝政治制度，设置了中枢院和三司。中枢院掌管王命出纳、宿卫及军机之政。三司与户部2一起掌管税贡和俸禄的出纳、会计事务。由于有宰枢合议制度，其合坐议事机构也随之出现，产生了掌管国防、军事事务的都兵马使和掌管法制、格式的式目都监。除中书门下省中的郎舍外，谏诤机构还有御史台（监察司、司宪府），负责评论时政，矫正风俗，纠察弹劾百官。
在地方采用唐朝的十道制，也在全国设立关内道、岭南道等十道。显宗9年，郡县制基本上建立起来。同时在各乡设立了乡吏辅佐地方官征收租税和征发徭役，以及处理简单的民间诉讼，这些都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在官阶上，高丽时期的官职有文班（东班）职和武班（西班）职，京职和外职之分，又有实职和散职之分。品官又分为宰枢、参上和参下。成宗14年（995）正式采用中国的散官制，确立文散阶制度。这些有利于维护高丽贵族的地位和利益。
在官员选拔制度方面，高丽将科举制和荫叙制相结合起来，一方面允许贵族根据父祖的家荫、荫德，叙用其子孙为官的制度；另一方面也允许非贵族阶层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这既选拔了优秀人才，扩大统治基础，也维护了贵族的权威和利益。
在经济方面，田柴科制度是高丽土地制度的核心，也是高丽贵族能够世袭其特权地位的经济基础。高丽时期文武官吏可以通过田柴科和俸禄制获得双重的利益，所以可以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体现了高丽贵族社会的特征。
4.简述高丽末期朝鲜初期政治势力的演变。
从总体上看，这一段时间，高丽和朝鲜的政治势力经历了一下演变：权门世祖和寺院势力在大量占有土地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王权一步步弱化，后来李成桂掌权后，推行土地改革和斥佛政策，削弱了这些势力，最终李成桂以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的形式结束了王权衰微的局面，在其与李芳远的改革和建设下，朝鲜的王权得以逐步强化，实现了王权的回归。
具体来看，高丽后期公田的私有化和私田的扩大，因此国家的经济、财政基础发生动摇。后来土地兼并情况越来越严重，王权进一步弱化。到恭愍王即位后，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宗庙、学校和一般农民的世业田纷纷为权势家所侵占。另一方面，恭愍王的对外扩张战争导致武臣势力扩大，王权消弱。所以恭愍王重视与权势家、武臣都没有关系的和尚辛旽，实行改革。但是恭愍王除掉附元势力和重用辛旽都没有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在辛旽失势以后，不得不与权门世族妥协。
在此后的一时期，王权一直处于衰微的状态，政权被豪门世族操控。另一方面，李成桂以都搃中外诸军事掌握了实权。1388年李成桂威化岛回军之后，成为高丽最后一个执权者，他上台以后，积极着手田制改革。实行科田法。科田法的实施有积极意义，它限制了大农庄主的横征暴敛，有利于中央权力的加强，也多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根据科田法的条例，土地按人的地位（等级）来分配，通常只供有生之年享有。受田者获得租权，而农民则得到耕种权，科田将只在首都周围的京畿地区授予，在这个地区，政府很容易加以监督和监视。李成桂及其追随者通过坚决地实行土地改革，掌握了经济大权。最终，以王大妃之命，恭让王将王位禅让于李成桂，李成桂以权知高丽军国事即位，高丽王朝灭亡。
李成桂建立朝鲜后，采取一系列强化王权的措施。而此时，新兴士大夫作为开国功臣，以都评议使司为中心掌握朝政，他们还依据儒教理想，编撰法典，以确立朝鲜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太祖3年（1394）郑道传编撰《朝鲜经国典》，目的是要为新王朝确立统治理念和组织制度，以建立儒家理想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2户部主要掌管户口、土地有关事务以及赋税的征收。
在李芳远掌握朝政大权之后，开始削弱宗室、功臣和士大夫的权力，下令废除私兵。同时，还将都评议使司改为议政府，中枢院改为三军府，三军府官员不得参与议政府，使政府与军府分离。议政府的职权较都评议使司要小、要弱，以便于加强王权。为了防止王族争夺王位和外戚干政，朝鲜王朝规定王族、驸马不得干政。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朝鲜的王权得以回归。
5.韩国历史上身份制的演变。
韩国历史上的身份制，大致经历了新罗时期的骨品制到高丽时期良贱身份制的转变。
新罗官等制中的京位制是以骨品制为基础的。骨品制是一种独特的身份制度，了解骨品制对于了解新罗史和以后韩国社会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骨品制也不断调整。大概到法兴王7年（520）通过颁布律令而最后确立。骨品制的最后形成一方面是新罗自身传统的作用，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受中国律令制度和佛教影响的结果。
骨品制一方面是新罗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社会阶层分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因骨品制主要适用于王京人，也维持王京人的共同体意识。也许正因为有骨品制的影响，在新罗时代一直存在着王京人与地方民的差别。
三头品到一头品在法兴王颁布律令时在身份上有区别，但是由于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功能上没有差别，所以到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就等同于一般平民了。因此，骨品制的八个等级，到中代初期以后有意义的只剩下真骨、六头品到四头品的4个等级了。在骨品制之外，除了平民之外，应该还有奴婢的存在。从这个新罗社会来说，在王京分为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平民和奴婢6个等级，在地方则分为真村主、次村主、平民和奴婢4个等级。
在骨品制下，新罗人根据其不同的身份，使用不同的色服、车骑、器用和屋舍。
当然，骨品制也意味着在社会特权，不仅带来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而且会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和发展集会。具有四头品以上的身份，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官等，担任相应的官职。文武官僚可以分得禄邑、官僚田，或获得岁租、月俸，有土地和奴婢。骨品制的重要政治功能是与官等制结合，规定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可以享有的最高官等，由此而决定其可以担任的最高官职。
骨品制与官等制具有对应关系，官等制又与官职相联系，所以骨品制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
在后三国时代，新罗骨品制已经彻底解体，当时无论贵贱尊卑都穿同样的衣服，骨品制下对不同等级者屋舍、器物、色服等的规定已经完全失去了约束力。但是骨品制的崩溃的同时，各地豪族兴起，这些豪族逐渐转化为新的贵族阶层，所以高丽社会又形成了新的身份制。
A．高丽社会一个基本的身份划分是良贱之分。贱民即奴婢，在后三国的混乱时代，地方豪族将俘虏甚至部分平民纳为奴婢，所以良贱制成为高丽社会身份制的基础,主要有贵族（士族·官人阶层）、良人（庶人）、贱民（贱隶·奴婢）构成。
B．贱民之外的人统称良人。良人与贱民的区别在于良人要服公役，在户籍上良人都有自己的职役，并要保存有4祖的户籍、姓和本贯。职役是以氏族为单位计算的，而且可以世袭，事实上自己的职役往往要通过四祖或八祖来确定，所以在户籍上要表明四祖的户籍或八祖的户籍，高丽时期规定只有八祖户籍不涉贱类才能入仕。3
同为良人，在职役上也有区别，如乡吏的乡役，军人的军役，这种职役区别也反映了身3《高丽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九，刑法二，奴婢，忠烈王二十六年十月，表。
份地位的不同。享有不同地位较高职役的人构成不同等级的班，如文班、武班、南班、军班。班体制是新罗末期地方豪族开始创立的，后来班成为高丽身份制的基础。
C.由文班、武班和南班构成的官僚贵族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相对其它身份阶层具有很强的优越意识。官僚贵族为社会特权阶层，最大的特权是可以入仕，所以也称为官人层。官人层根据其仕路的区别又可分为文班、武班和南班。这种官班划分也带有身份制度意义。在中央贵族内部地位也不平等，文班地位最高，武班次之，而南班的地位明显低于文班和武班。
D.在一般良人中，乡吏、世袭吏职的杂类和京军的军人（军班）的地位要比一般郡县民高，属于庶人中的上层，或贵族中的下层。乡吏担负乡役，乡役是世袭的，所以乡吏子弟中至少有一人要继承父职.军人负担军役，军役也是世袭的，所以军人成为职业军人，也构成一个身份阶层。军人以氏族为单位形成军户，由军户组成军班，所以也被称为军班氏族。
杂类指的是电吏、杖首、所由、门仆、注膳、幕士、驱史、大丈等吏属职;一般良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居住在各郡县的农民。
还有一部分居住在乡、所、部曲里的农民，他们的地位稍低，所以有人将他们视为一般良人的下层。
贱民奴婢没有人身自由，可以买卖、赠与和继承。根据奴婢在归属上的不同，可分为私奴婢、公奴婢和寺院奴婢。
高丽时期严格限制贱类转为良人，以为如果允许贱类转为良人，则有可能通过科举等途径进入仕途，占据要职，犯上谋乱。所以贱人不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做官，甚至原则上奴婢也只能与奴婢通婚。虽然实际上也有良贱通婚的情况，但多是良男与婢结婚的情况，相反的事例很少，而且不管是哪种情况，其子女则被视为贱类。
F．在高丽末期良贱混淆的现象日益严重，而重新区分良贱的努力进行了多次，从奴婢辩正都监的设立与撤销中即可以看出。朝鲜建国以后继续进行这种努力。在这过程中旧家世族、僧侣、寺院所属的私贱减少，而良民和公贱的数量增加。
朝鲜时代对于妻妾的区别也十分严格，两班的妾所生子孙被称为庶孽，庶孽不能参加文科科举考试，只能参加武科、杂科考试。他们不仅不能任文班职，而且在升迁上也受到各种的限制。
此外，在各级衙门中担任差役的所谓京衙前或乡吏（外衙前）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也属于中人身分。两班、中人等渐渐成为社会身分的名称，两班称为“两班家有职者”、“两班家无职者”，或称为士族、士大夫，相应的还有中人家、庶人家或平民家的称号。
大体上到16世纪朝鲜社会形成了两班、中人、庶民（常民、平民）、贱人（奴婢）的身分结构。
朝鲜后期，身份制开始动摇，崔济愚创立的东学适应了这种要求。
大韩民国成立后，韩国兴起了民主化运动，身份制度被彻底废除。
6.朝鲜士林势力形成与演变。
士林势力的登场和隔阂
朝鲜前期社会的支配层在两班士大夫中特别是勋旧势力。以开国功臣为首都是辅佐历代王，整备制度的人。还以帮助世祖登上王位的势力构成了核心。他们不仅在实用学问出众，在京几地区所有很多农场，所以在经济上也享受着余裕。一边在经济上属于中小地主层，还有在乡村行事影响力的在野读书人。他们比起做诗写文章更重视儒教经典的学习和道德修
养。他们就是士林。士林势力在成宗(1469-1494)时大举登场中央政治舞台。他们对勋旧势力的非理持有批判的视角。随着排除继承吉再学统的金宗直，金宏弼, 郑汝昌等弟子，士林的势力增大了。进出中央政府的他们通过言论注力于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所以在中央政界里造成了勋旧势力和士林势力之间的对立，最终导致表现于政治性隔阂。15?16世纪4次的士禍(因党派之争引发的事件)是在这个过程中勃发的。士禍带有对批判士林的勋旧势力的政治性报复等性质。但士林势力不顾因士禍遭受的深刻打击，渐渐以书院和乡约为基础扩展智智基盘，最终掌握了中央的政治性主导权。
5) 士林政治和朋党
在乡村有着确保的社会基盘的士林势力以书院，乡约和地方的土地为基础增大了势力。进入宣祖(1567-1608)代之后从新登场政治舞台，支配了政界。不仅是教育，兼服侍先贤的寺庙的书院成了士林的根据地。有名的书院有中宗38年(1543) 为丰基郡守的周世鹏所建的白云洞书院。这根据后日李况的建议从国王那里下赐到名为绍修书院的悬板。书院在宣祖时期已经超过100个。与书院一起稳固士林地位的是乡约。以好事相让，互相矫正错误为志向的乡约，以建设社会上行儒教道德的理想国家为目标。对于中宗原本赵光祖打算实施，没达成，后来被广为实施。士林的经济基盘在地方。即便是夺取官职去中央，也不是完全地从地方撤收。随着士林登场中央政界，掌握主导权，政治的运营方式又被转变。在从来的6曹体系中转换为以三司的弘文馆，司宪府，司机谏院为中心的运营方式。三司集约了士林的建议，把它当作公论来提示，自然的他们的政治性发言权就强硬了起来。在士林支配下的社会，在中央政界里，不得不尊重通过吏曹，铨郞(3司的意见调率者)组成的三司的意见。士林的意见直接反映在政治上，谁也不能无视，独自运营政治。士林一在中央政界上掌握主导权，他们之间产生了强劲派和稳健派的对立。这滋生了朋党。党被分为东西的初期，东人得势压倒了西人。因东人里多为李况和曹植的文人，西人里多为李珥和成浑的弟子，所以于学派也有关联。以此也滋生了书院变成朋党根据地的倾向。因郑汝立的谋叛事件(宣祖22年, 1589)，虽然东人的势力削弱，但其势力还是维持了下来。之后东人人南人和北人。南人主要以李况的文人，北人主要以曹植的文人构成。之后因北人推贷光海君(1608-1623)之功全担了政权。被压迫的西人通过仁祖反正击退光海君拥立了仁祖(1623)。之后西人长时间占领了政权。
以下为参考资料，可不写
【士林派主要是以岭南宗师金宗直为中心的，重文章、经术的一些文人学者。金宗直为高丽遗臣吉再的孙弟子，很早就对鲁山君（端宗）的废黜和变死至痛在心，将之比为楚之义帝（怀王），著有《吊义帝文》，讽刺世祖之不义。因金宗直家在密阳，所以门人大多为岭南人，如金宏弼、郑汝昌、曹伟、金驲孙、俞好仁、表沿末、李宗凖等。他们多为在野贵族，超脱世俗。
15世纪后半期，也就是从世祖（1455－1468）到成宗（1470－1494）的时期，随着朝鲜社会经济的变化，也开始出现了一股新兴政治势力，即士林派。朝鲜建国之后，勋旧势力的政权垄断引起两班官僚制内部的矛盾，同时科田法崩溃，地主制日益发达，商品流通和贡纳制的矛盾也日益深化，军役制度崩溃，国际贸易日益发达，这一系列的变化引起了朝鲜社会经济的大变化，士林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但是士大夫阶级在朝鲜建国和世宗统治时期也逐渐分化为执权势力和在野势力。在野势力主要是继承郑梦周、吉再学统的，以金宗直为首的一派。他们在15世纪后半期成宗（1470-1494）时期大举进入中央政界，于是士林一词才开始被广泛使用。他们是强调朱子学的实践伦理的新进士类，出身于岭南地方，所以也称为岭南士林派，但是直到这时他们还没有将自己称为士林派。士林的称呼被广泛使用大概是在己卯士祸前后的中宗（1506-1544）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