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最新人民日报时评(公务员事业编)
人民日报评论：网上信访也要把握“生命线”
时刻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也就抓住了信访工作的生命线
7月1日，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的网上投诉将全面放开。足不出户即可表达利益诉求、查看办理过程，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信息化方式完善信访工作体系、重整信访工作格局，体现着信访制度面向时代的创新。
信息化的每一次进步，都体现为对时空限制的超越。对群众来说，网上信访让漫漫上访路有了替代性选择，用鼠标和键盘即可实现下情上达，信访成本因之降低；对政府而言，网络平台打造阳光信访，办理过程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行政效率必然提高。
可见，密切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开通网络投诉最重要的功能。《信访条例》开宗明义点出信访工作宗旨，“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抓住了“密切联系群众”这一点，也就抓住了信访工作的生命线。
近年来，信访屡成媒体关注的热点、群众利益的痛点、社会稳定的难点。在我们身边，既有像张云泉那样给人“赔礼、赔罪、赔钱”的优秀信访干部，也有一些地方信访工作的被动，有的甚至把群众上访一律视为“非正常”行为。
当信访工作脱离了群众，其结果就是堵塞了群众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斩断了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桥梁。久而久之，在一些地方，本应成为密切联系群众重要通道的信访，却变成了群众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疏离了党群干群的血肉联系。
近年来信访工作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循着密切联系群众的轨道前行，纠偏截访行为、回应群众诉求。从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改革信访制度，到全国信访局长会议要求纠正一切对正常上访的“拦卡堵截”；从国务院强调“深入推进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到一些地方取消信访考核与排名，纵览这些改革举措，密切联系群众，是其共同的价值关怀；解决实际问题，是其共同的政策目标；保护群众权益，是其共同的宗旨理念。
具体到开通网络投诉，这固然是促进信访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有益探索，但不能就此止步。网络渠道畅通，会对群众上访形成分流，这在一些地方会不会异化为截访的“正当理由”？网络投诉省转市、市转县，假如一层转一层，仍旧转回到基层，如何实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畅通权利救济渠道、拓宽诉求表达平台，让群众在改革中真正受益。
物不得其平则鸣。信访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让人民群众有地方说话；作为独具中国特
色的制度安排，信访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展开之际，信访部门开通网络投诉迈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又一步，能不能“不虚”、“不空”、“不偏”，取得效果、落到实处，我们充满期待。
人民日报评论：传播“快时代”，要有“慢思考”
数月来一直处于舆论漩涡的李某涉嫌轮奸案，又起波澜。继案发时的“私了说”、“虚报年龄说”后，眼下又流传警方在案情描述中使用了“轮流发生性关系”的用语以开脱当事人罪责。北京警方日前明确回应称，未有此说法，并表示案件已侦结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希望公众不要听信传言，更勿妄下结论。
事件的这一走向，其实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传播快时代中，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信息
处理反应法则？
坦率说，在时下信息以“秒杀”节奏演进的新闻高压锅里，要第一时间做到真假立判、真相大白，进而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非判断、价值评判，难度极大。这意味着，行政机关要进一步提速权威信息的发布，让真实信息跑在小道消息乃至虚假信息前面，这不仅是舆论规则，更是法定义务。这也意味着，大众媒体有责任对传言调查核实，以确保基本事实的真实客观。当然，这同时意味着，公众在面对扑啸而至的海量信息时，有必要给准确判断多一点维度、给还原真相一点时间。
不可否认，“不信司法信传言”的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人们对案件的关注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讨伐，也隐含着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真相的浮出水面，也是一个不断“证伪”和“求真”的动态过程。但无论如何，这不能成为不实信息藏身的土壤。尤其是，当案情进展没有得到充分披露时，各种基于想象的推理、基于立场的判定和基于情绪的讨伐，容易造成对客观真实的“踩踏事故”。
最近发生在安徽太和的“孕妇造假”案，提供了另一个例证。有网友发布消息称，一名孕妇在医院孕检时被人迷倒，醒来后发现腹中胎儿被盗走。因其离奇和惊悚，此事迅速被传播，并引起对医院乃至对社会的指责，而警方随后的调查显示，这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当事人根本就未怀孕。当真相水落石出之时，不知会不会有人为自己的判断力“捉急”？
在网络传播的“快时代”，我们每天都会遭遇海量资讯，很多人往往来不及甄别就快速反
应，贴标签、下结论。当事情最终呈现不同结果时，却往往咳嗽两声便一哄而散，很少有人反思：如何让理性而不是情绪带着我们走，如何根据事实而不是立场进行判断？
事实上，舆论与事实“追尾”的案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如果我们记忆力还不太糟糕的话，从并非官二代的“焦三牛提拔”到“80后女干部”，从“谣盐”到京温商城事件，并没有过去太久。包括网帖贴上“是中国人就转”标签的现象，都在提醒我们：信息传播越快越简单，我们越需要让思考慢一些，用一杯茶的时间思量一下、搜索一番，或者让信息沉淀一会儿，多一些交叉质证，很多臆断就会不攻自破。先辨真伪，再论是非，这样的顺序才会让公共空间更有效率。否则沸反盈天的讨论、义正词严的批判，很容易因为基本事实错误而自摆乌龙，徒然消耗公众情绪和社会资源。
摆脱情绪和偏见对我们头脑的桎梏，让思考慢一些，不但和寻求真相有关，也和涵养我们的判断力有关。哲学家康德说，判断力是联结知识与道德、必然性和自由之间的桥梁。身处网络时代，拥有健全的判断力，是一件比拥有海量信息更为重要的事。如果我们让判断力屈从于一己的立场、一时的情绪，不惜让扭曲的事实成为偏见的注脚，根据虚假的命题得出错位的结论，只会让我们在狭隘的个体世界里越陷越深，永远无法形成健康的公共讨论。
在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无暇思考的时代，我们有必要让脚步慢一些，让头脑冷静些。
人民日报评论：“唱衰中国”别搬石头砸自己脚
中国经济前行的路上，不应惧怕刺耳的诤言，需要倾听诚恳的忠言，也得提防乔装打扮的谎言，及时澄清扰乱秩序的谣言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视察伦敦经济学院，与教授们讨论经济形势，席间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经济危机）”？8个月之后，英国一批顶尖经济学者联合致信女王表达歉意，承认“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
“智慧人士”的失误车载斗量，屡战屡败却不气馁，指点本国江山的同时，还常去关心他国乾坤。中国经济精彩纷呈，是学术研究的富矿，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断总是不绝于
耳。近期，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有所体现，一些西方学者和研究机构掐指推算后惊呼：不好，中国经济要出事儿！
唱衰中国的声音听了无数次，言中的事例寥寥无几，留下笑柄的却比比皆是。本世纪初，中国银行体系被西方判定为“技术性破产”，并预言将拖累中国经济步入深渊。他们话音未落，中国开启了新一轮银行改革，如今中国的银行业多项指标全球领先，当初看空的机构也从中赚得盆钵皆满。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最高峰，有很多机构都替中国捏把汗，而中国经济却上演了大逆转。
愿意相信，这些学者都恪守着严谨的学术规范，站在理性客观的立场上从事学术研究，至于预测结果一错再错，是因为经济分析预测领域没有“先知”，只有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尽量夯实数据基础，才有可能提高准确率。学者有学以致用的追求，会频繁发出各种预测，对于这类唱好或者唱衰中国的声音，大可不必过于介怀。而且，他们的声音变幻莫测，朝三暮四，昨是今非，过分重视反而会自乱方寸。
研究成果不仅同学术能力有关，也受制于研究者的立场，要是研究者另有所图，则需多加小心。经常活跃于中国经济研究和预测领域的研究者中，有一些来自大型外资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这些机构都声称内部建有用来规避利益冲突的“防火墙”，外界却经常能从其研究结论和投资行为之间找到联系。资本逐利无可厚非，但不能扰乱别国经济秩序来浑水摸鱼。
当然也应该认识到，外界的质疑声音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棘手，比如地方债务扩张可能影响财政稳健，“影子银行”引发对金融风险的担忧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充分重视存在的问题并务实高效地加以解决，才是对唱衰声音最有力的回击。
中国经济前行的路上，不应惧怕刺耳的诤言，需要倾听诚恳的忠言，也得提防乔装打扮的谎言，及时澄清扰乱秩序的谣言。吸纳诤言和忠言得靠宽广的胸怀，应对谎言和谣言有赖坚定的信心，而胸怀和信心均建基于强健的经济基本面。一叶轻舟成功穿越激流险滩，两岸猿声自然会停止呼喊。
人民日报时评：如何纾解“拆迁暴富”之痛
经济状况的改变引发的精神层面变化，值得关注。拆迁农民走向新的生活方式，固然需要他们以积极的心态正确应对变化，政府与社会也应该有更多的作为
南京，两个孩子被发现饿死家中。媒体的调查发现，她们的父亲原是农民，拆迁后分到两套房子，他将其中一套卖掉。无所事事的他，和孩子母亲将房款全用于吸毒，孩子从此失去“怙恃”……
虽是极端事件，但在让人们惊痛不已的同时，引发社会对拆迁暴富人群精神世界的关注。
有调查表明，在拆迁人员犯罪的比例中，赌博和吸毒人员为数不少。粗一看不可思议，细思量确有其因：拆迁补偿，一夜暴富，物质的丰盈与精神的贫困一旦联手，太容易滑向欲望的深渊。捧着“一辈子也没见过的那么多的钱”，一些人以赌博和吸毒打发时光，最后一贫如洗，甚至出现“孩子饿死”这样的极端惨剧。如何引导这类人群尽快适应并正确应对变化，调节身心，融入到城市新生活，已成为一道重要的社会课题。
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57%，“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将进一步提速，2020年预计达到60%左右。在这股城镇化大浪潮席卷下，将有更多的农民成为市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实现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和城里孩子受同样的教育”；也将有更多的农民，按国家相关法律获得经济补偿。
然而，经济状况的改变势必引起精神层面的变化。城镇化意味着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甚至道德文化的重新建构。一个在五千年中习惯于农耕立国的民族，突然面临城镇化的严峻挑战，必然会不知所措。而跨越城乡鸿沟的巨变，陡然降临到一个习惯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农民家庭，谁来帮助他们适应本该由几代人完成的骐骥一跃呢？
此前，媒体比较关注行走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群体的命运，对那些骤失宅基地、责任田，“洗脚上楼”一夜变市民的农民，鲜有人去了解其内心世界和人生剧变。在城乡结合部，大学城、科技园、开发区崭新地次第布局，轨交、高铁、高速公路一条条通向远方，辉煌的灯火背后，隐去了那些曾世代躬耕于斯的身影。
现在，两个花朵般的孩子临终的哭声让人深思：在拆迁农民获得市民身份、走向新生活方式时，固然需要他们以积极的心态自我调适、正确应对变化，同时，政府与社会也应该有
更多的作为：既需要把目光投射在如何保障他们的拆迁补偿、如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上，也需要更多关注他们的精神状况，帮助他们正确应对骤然的变化。
假如，当地政府以及受益企业，能够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技能缺乏的新市民们，进行必要的道德文化、就业技能、理财能力以及危机意识的培训，甚至能够把这种培训提高作为拆迁补偿政策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跨越城乡鸿沟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变革之痛，就能够痛感减轻、周期缩短。
人民日报时评：暑期游学拒绝“人在囧途”
游学的落脚点是“学”，因为它应是青春与理想的聚会，是求学与游历的契合，而不能沦为充斥着商业气息的游戏
当地时间7月6日，韩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美国旧金山失事，两名参加赴美夏令营的中国女生不幸蒙难。据报道，失事客机上共有70名中国师生，都是赴美的学生夏令营成员。人们在为两名遇难女生悲戚的同时，也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国内的游学市场。
近年来，游学市场呈井喷式增长。浙江杭州一位旅行社的从业人士透露，“今年，光是学校游学业务就比去年增长了40%到50%”，学校对游学的“钟爱”，成为各旅行社和培训机构紧盯的一块“肥肉”。“表面繁荣”的游学市场背后，也呈现出野蛮生长的一面：层层转包，学校游走在盈利与非盈利之间，到名校游学成了“到此一游”……
从19世纪的留美学童容闳，到改革开放之初走出国门的学子，那几代人的留学潮，往往胸怀放眼世界的梦想，凝含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且仅是少数人的“专利”。而今天，无论游学还是留学，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也早被剥离了依附在其身上的宏大叙事，只要家庭承受得起，且家长有意愿、孩子有兴趣，谁都可留学和游学。据保守估计，仅杭州一地，今年暑假就有上万名中小学生出国游学，兹是一证。
与留学、游学大众化相对应的，是留学、游学的产业化。但应该明晰，产业化等于规模化，并不等于规范化。肥硕的游学市场，处处都是商机，满目皆是利益，谁不想分一杯羹？据相关调查可知，一些没有出境资质的旅行社，居然也敢接游学项目，接手后转包给到达地的旅行社，由他们来办理相关事务。此外，有些小的留学机构接了游学项目后，也会再转卖给旅行社。值得深思的是，一些学校敢于将学生交给那些缺乏资质的机构，这除了贪图便宜，是否还有其它利益瓜葛呢？
消费学生，把学生当成赚钱工具，这样的学校显然缺乏基本的责任和道义。在这种商业逻辑下，面对学校的软硬兼施，很少有家长敢不就范。不仅如此，不少学校不和家长签订安全协议，教师的出国费用也由学生埋单。家长花了大把的钱，本希望孩子能见世面、开眼界，学到真东西，没承想，孩子却遭遇“人在囧途”——这不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而是缺乏安全保障的冒险之旅。这样的游学含“金”量很高，含金量却近乎为零。
就在去年，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学生出国参加夏（冬）令营等有关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组织出国夏（冬）令营等有关活动”，“原则上不组织低年级学生出国参加夏（冬）令营等有关活动”……事实证明，这一通知的落实还需加大力度。
游学的落脚点是“学”，因为它应是青春与理想的聚会，是求学与游历的契合，而不能沦为充斥着商业气息的游戏。强化规范，祛除乱象，游学才能更纯粹一些，才能更加名副其实。
人民日报时评：让“雷锋们”摆脱法治困境
解铃还须系铃人，化解“雷锋们”的法治困惑，还必须回到法律的路径上来
《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近日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相关报道见本报7月9日第十一版）。这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将为“活雷锋”撑起一把保护伞，诬告陷害救助人将担责。
自南京“彭宇案”之后，在媒体带着一股良知冲动的捕捉下，个别现实版的“农夫和蛇”故事被反复放大，让人发出人心不古的感叹。遇到摔倒的老人，到底扶还是不扶？成为一个令人纠结的疑问。在此背景下，深圳市这一仅有10条内容、全文不足700字的地方性立法，被称为“微规定，开先河，保义举”，引发赞叹。
如何避免让“雷锋们”陷入被冤枉的困境？如何借助法律的力量传递道德正能量？这是
民众对立法的期待，也是深圳出台规定回应社会关切的初衷。作为权限原本有限的地方性法规，这一规定最大的意义在于：将分散的国家法律原则和规范，集中运用于救助人权益保护当中，从而向社会宣示法律的合道德性立场，消除人们做好事的心理担忧。
其一，规定全面明确了被救助人诬陷救助人的法律责任，能够震慑潜在的诬陷行为。无论是行政处罚还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都并非突破国家上位法的创设，而只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规定，予以具体化的落实。但这种法律责任的明晰，能够防范实践中执法机关对此类诬陷行为的忽略或宽宥，进而为救助人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化行善环境。同时，立法还规定将诬陷行为通知公共征信机构，录入个人信用记录系统。这一措施引入社会诚信监督，能在社会上形成扬善除恶、匡扶正气的良好风尚。
其二，规定将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引入，为遭遇官司的救助人提供进一步的程序保护。以往的一些个案之所以引起民众不满，在于法院在事故责任过错难以划清的情况下，一般按照公平原则判令救助者对被救助者给予适当补偿。这虽然体现出司法救助弱者的立场，但也容易造成被救助者诬陷得逞的不良后果。在被救助者提出的侵权诉讼中采用“谁主张谁举证”，对救助者而言实质上是一种“无错推定”的思维，既符合民事诉讼的通用规则，也有助于保障救助者的合法权益。
其三，规定明晰了救助人遭诬陷后的救济机制，以民事司法的救济功能彰显法律对救助行为的保障。救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种诉讼权利的宣示既为救助人提供了救济提醒，也对司法做好权利救济提出了要求，尤其是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的承担，更加关注和保护救助者的精神权益，能够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为见义勇为洗冤正名。
现代社会，当物质的富裕挤占部分人的精神皈依，道德规范失去原有的约束力，造成了“雷锋们”的法治困境：不道德者理直气壮主张权利诉求，有道德者则陷入败诉危险的境地。解铃还须系铃人，化解“雷锋们”的法治困惑，还必须回到法律的路径上来。很明显，深圳的立法开了一个好头。
当然，地方性立法能否如民众期待的那样，真正做到力挽狂澜，则不是一个法律的自发运行结果，它需要所有人提供行动的力量，其中包括了执法机关的担当与作为，救助者的权利伸张与捍卫，不良被救助人的自制与警醒，以及全社会的监督与倡导。只有在行动中一次次激活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才能最终实现立法的良好意图，还“雷锋们”一个没有顾虑的行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