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之诱与惑——基于结果、真相与权力的相关性分析

《理论探索》2019年第4期（总第238期）

引言：区分口供之诱与惑之意义

因冤假错案，口供受到了高度的关注，亦可以说每一起冤假错案都有口供，不存在没有口供的冤假错案。为了治理口供问题，自1979年第一部刑诉法到2018年刑诉法改革，制定了多项规制口供之制度，试图遏制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同时，公、检、法也相继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发布了相关规定等，不断地打补丁，填补立法的漏洞。但是，在实践中，刑讯逼供等行为，仍然是屡禁不止。仅2018年，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违法取证、适用强制措施不当等提出书面纠正意见58744件次，同比上升22.8%①。此外，面对非法获得的口供，检察机关也面临着合法性证明难，法官存在着排除难等突出问题。口供究竟与公检法机关之间存在着何种联系？致使口供问题，成为疑难杂症，虽久治而不愈。

口供问题之难，乃因口供本身是一个存在着诱与惑的复合体。口供之诱难以抗拒，而口供之惑，却又蕴含在诱之中，其结果往往是口供之诱，压倒了口供之惑。口供之诱被口供之价值所规定，而价值则又被需求所定义，从而决定了口供之诱，难以抗拒。口供之需源自于三个方面：一则口供作为定案之根据，具有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之证明力。二则口供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供述，不仅能够自证其罪，且能够印证其他证据，证明其为罪犯。三则口供是公检法人员完成职责的有效工具。无论是诉讼之效率，抑或是诉讼之结果，口供之证明力无疑有助于破案、起诉与裁判。上述口供之三个方面的需求，决定了口供具有难以被其他证据替代的价值，从而形成了口供之诱。口供之诱能够满足公、检、法三机关的不同需求，对于公、检、法人员而言，其中既有心理的，又有现实利益的考量。口供不仅仅是“证据之王”，又可称之为“证据女王”，其诱如此之大，实难以抗拒，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口供之诱的另一面则是口供之惑。口供之诱具有直观性、现实性，易于认知。口供之惑则蕴含于需求之内，其隐蔽性、价值性、心理性难以被察觉。口供之惑的内隐性、复杂性，决定了对于口供之惑的描述，认知与理解，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是，这恰恰又是克制口供之诱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口供之惑有三：获取口供是为了证明真相，但口供却是虚假的，造成了真相判断错误，导致了冤假错案。此其一。其二，口供作为语言载体，说，还是不说，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强迫性地获取口供，则又侵犯了不得自证其罪权。其三，因口供实现了破案、起诉、判决，实现了有罪必罚的结果公正，却失去了程

口供之诱与惑

———基于结果、真相与权力的相关性分析

〔摘要〕口供之诱与惑超出了口供本身所能关涉的案件真相和裁判结果，其中亦隐含着国家司法权威，牵扯着司法人员的个人权威、职业心理与职务晋升。口供成为不同主体的诸种诉求之焦点，致使其陷入复杂的需求中，从而产生了口供之诱。口供在满足需求之同时，亦使与口供相关的结果、真相、官威陷入到困惑之中。人性与尊严、真相与冤案、权力与权威皆因口供而暗含着风险和危机，若非以法律理性规制之，则不可抵挡口供之诱。

〔关键词〕口供，诉讼结果，真相，诉讼权力〔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9）04-0108-08

白

冬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300222）

〔收稿日期〕2019-02-18〔作者简介〕白

冬（1970-），男，陕西米脂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

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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