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艺术作品赏析

于右任艺术作品赏析

于右任先生学书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他潜心魏碑，由“集字”进而追求“我法”的阶段；

二是他创立“标准草书”并不断追求其形式美的阶段。

他的艺术风格形成大概是帖—碑—帖的路线。

总的概括来说：于右任先生从赵孟頫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

第一阶段：时间大概是1931年以前（52岁之前）

于右任的学书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幼年跟随小伙伴游走放牧的时光，当时他只要见到墓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会随手摹拟涂画，或是拔取墓旁的杂草，捆结代笔，依样来写。十一岁进入私塾，跟随老师写王羲之的“鹅”字，这个字的各种形态，对他幼小的心灵，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于右任习赵孟頫、褚遂良书，打下了深厚的帖学书法基础。直到十九岁，他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由于他的家乡陕西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古代大书家的真迹、碑碣。当时出土的《广武将军碑》令他雀跃震惊！甚至赋诗赞叹说：“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而在1930年他写的诗：“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就正是他这段时期学书的真实写照，这段时期他案头常见的碑帖有：《张猛龙碑》、《石门铭》、《龙门造像》、《郑文公碑》、《爨宝子碑》、《三公山碑》等等。这个时期于右任的楷书作品，多是对北碑墓志的直接取法。

他的楷书作品结字中宫紧致、笔画穿插巧妙，点画大多顺笔入纸，自然收笔，露锋为之，不刻意追求因刀工而形成的棱角森挺的方笔，用笔上既不死追北碑的刀意，也不过分追求蕴藉含蓄，藏头护尾。也就是知古法而不墨守古法。

《秋先烈纪念碑》可以说是于右任的代表作品之一，以魏楷结字为基础，有意识将隶笔乃至行草笔势运用于楷书。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件作品是隶书、魏碑、行书的结合体。

第二阶段：行草书期以及标准草书时期1932年后（53岁前）前面我们提到的《广武将军碑》，正是这块碑让他有了致力草书的念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行草书、标准草书。

行草书时期：这个时期他写的诗满带“碑味”的行草书，他的行书，中宫紧促，结构多变，带有浓厚的魏楷和隶意。

在行草书时期后期，自章草入门而后加入今草，草法线质日益兼具了碑帖的神髓。此时他开始接受帖学笔法，由于倾向二王帖学，尤其是智永怀素的影响，喜用藏锋、折笔，偶尔掺入孙过庭的方笔，纵势结体、清姿瘦骨。

标准草书时期：于右任开始埋头二王帖学，致力于达到深度的“碑帖融合”。1949年，民国38年时，于右任迁台，到台湾后前三年较少出现佳作，后来就考证说迁台时平常习惯用的毛笔丢在了南京机场，这几年无惯用之毛笔。

在民国四十年后，部分的圆笔取代过多的方、折笔，此时方圆互用，含蓄顿挫，民国四十五年（1956年）完全出帖，用笔、结字、章法随心所欲。这时的代表作有《题拐子马图》、《国父将军精神教育训词摘录》。

在这里我们就要来区分一下他的草书和标准草书，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创立的标准草书出发点是文字改革，为了实用性。于右任先生说，所谓标准，是拿古人的草书做标准的，是从先古圣哲的千余年的演进中，归纳出来有条不紊，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草法。下面我们来着重说一下“草圣”的草书。先生练习草书后，将魏碑笔意融于草书之中，使魏体行书的典型在草书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使得他的草书的线条尤如万年枯藤，于弯曲中见苍劲，结构纵挺稳健，用笔浑圆内敛，收笔裹锋。

我们观察于先生的草书，发现总是神采奕奕，流畅自然，劲健豪放，沉着痛快，有力度、有节奏，给人一种点线运动的韵律美。穷其原因在于于先生以“中锋入纸”，在“万毫齐力”中又能着意于点线波变。在于先生草书很少能看到用侧锋写的字。从先生的字里我们感受到中锋用笔之中精气内蓄，墨酣力足，给人以饱满浑厚的感觉。

于右任以坚定的魏碑功底为基础，以大起大落、浑厚有力的用笔，使行草魏碑化、魏碑行草化，行书魏碑融汇贯通，从而创造出气势磅礴、极富个性的书法艺术风格。正如书画家钱君陶先生所说：“由此而产生一种奇丽的书体，即所谓“于体”，成为“癫狂”（颠张狂素）以来难得出现能独步书坛的划时代的大师。”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段于右任的书论：二王之书，未必皆巧。而各有奇趣，甚者愈拙而愈妍，以其笔笔皆活，而妍媸悬殊者，笔活与笔死也。个中感受，大家慢慢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