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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统一撤销权概念(杨立新)

论统一撤销权概念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伟国

上传时间:2007-6-14

关键词: 私法/撤销权/统一界定

内容提要: 各种私法性质的撤销权散见于民法中。现有的民法学研究常见对某种具体情形的撤销权做出探讨，对撤销权间的区别探讨很多，而将民法中散见之撤销权加以归纳并为撤销权概括一个统一的定义，尚属罕见。通过对撤销权追根溯源和在我国法律中的具体表现加以梳理，可以发现:撤销权乃体现了民法几大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文试图挖掘撤销权中蕴涵的价值并对撤销权进行统一的界定。

“撤销”一词，在民法上时常运用，且有不同的含义。法人的撤销、监护人的撤销等，均系使某种法律资格归于消灭;失踪宣告的撤销、死亡宣告的撤销，系指取消某种决定。这两类场合的撤销，均归授予法律资格或者做出决定的国家机关，属司法权力或行政权力的活动。与此不同，民法上民事行为的撤销，是指民事主体通过行使撤销权，使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溯及既往地归于消灭。此处的撤销权系一种归属于具体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而非“权力”[1]205。本文所论撤销权仅指后者，为了明确区分，可以表述为私法性质的撤销权。以下所论皆在此种意义上使用撤销权的概念。

现有的民法学研究常见对某种具体情形的撤销权做出探讨，特别是对债权人的撤销权和意思表示瑕疵方的撤销权论述较多，偶见对二者作比较的也主要是从二者的区别而言[2]。将民法中散见之撤销权加以归纳并为撤销权概括一个统一的定义，依笔者短浅视野所及未能得见。事实上，经过梳理，我们即可发现，撤销权是体现了民法几大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撤销权的性质可谓众说纷纭，诸多著述主要围绕其性质探讨，而鲜有论及其体现的民法价值以及各具体撤销权间的共性。本文不求对其性质做出探讨，而希冀从另外的视角，即试图挖掘撤销权中蕴涵的价值并对撤销权进行统一的界定。

一、撤销权的源起

撤销权制度源于古罗马法撤销之诉(actio Pauliana，德语所谓Anfechtungsklage，法语所谓Actionrevocatoire，由法语译为“废罢诉权”)，此诉讼系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保罗( Paulus)所创，故以其名名之。今之德语Paulianischeklage、法语actionPaulienne即由拉丁语actio Pauliana转化而来。这种诉权，最初系为破产而设，后来非破产程序中也予以适用[3] 474。

罗马撤销之诉存在三种形式(或曰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旧式破产程序之撤销之诉。指债权人扣押债务人的一切财产而拍卖，由买主以拍卖时应出的价格视为各债权人的债权额、按比例给付各债权人。扣押为破产程序。债务人于行使此程序之先，以害债权人的意思将自己的财产为第三人所有的行为，债权人可以撤销。但须有两种证明:一是证明第三人所处分的财产为债务人之所有物。二是证明第三人明知债务人有害债权人的意思。但因证明所有物极其困难，后发展为能证明系债务人的占有物也可撤销。其次是新式破产程序之撤销之诉。为praetor所赋予，称为interdictum fraudatorium，即诈害行为之撤销诉权。行此程序时，praetor委托财人curator处分破产财团的财产，将卖得金履行对于各债权人的义务，

破产人于破产前如有诈害债权人的行为，管财人得撤销之，管财人的此种职权系基于praetor 的命令。第三是优帝时代的撤销之诉。优帝编纂法典将新旧两式并而为一，总认为一个诉权，称为actio Pauliana[3]475-477。

罗马法时代的债权人撤销权具有集团性和刑事性;另外，在对债务人的诈害意思的把握上采主观主义。到了中世纪的意大利法，由于商业的兴隆以及信用交易的增多，出于保护债权人之目的，乃改采“客观主义”，对保罗诉权予以扩张。自此之后，被扩张部分的保罗诉权，在欧洲各国即表现为破产法上的否认权;主观主义的保罗诉讼，即成为破产外的债权人撤销权[4]64。

废罢诉权制度对后世民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采纳这一制度。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通常将撤销权制度分为两部分:一是破产法上的撤销权，二是破产法外的撤销权，通常规定在民法或债法中[5]156-157.

其中，债权人的撤销权也肇始于罗马法的actio Pauliana，经法国民法继受。德国就分破产上之撤销权与破产外之撤销权，分别规定于破产法及撤销权法中。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与日本民法相同，皆仿法国民法，与代位权并列为“保全”，专设规定于民法中[6]457.

二、撤销权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

我国1999年10月1口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也正式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它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使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延伸至其他非合同关系人，对于受到侵害的债权利益，权利人可以通过法院诉讼行使撤销权的方式保全自己的利益。

我国民法的撤销权制度，除了债权人的撤销权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撤销权，散见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之中，主要的可归纳如下：

1．意思表示瑕疵方的撤销权，指因欺诈、胁迫以及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乘人之危导致的受害方的撤销权。《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从立法原意上理解，“重大误解”是指权利人(或表意人)主观上的过失造成的，因此表意人享有撤销的权利，反之权利人若出于故意，则可能构成欺诈，使得相对方可享有撤销权，表意人则不能主张重大误解。而“显失公平”侧重要求民事行为的内容不公平，至于其原因则在所不问。一般情况下，显失公平是由于权利人没有经验或者情况紧迫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欺诈、胁迫以及乘人之危的行为，《民法通则》将其规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而《合同法》将其规定为除损害国家利益的外，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权利人即受害方有选择的权利，既可以保持其继续有效，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该民事行为而使之归于无效，这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是民法的私法自治(意思自治，下同)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具体体现。

2.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是指效力待定合同的权利人即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利。《合同法》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效力待定的合同是合同效力取决于第三人同意的合同，这类合同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关合同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在合同被追认之前，权利人有将已经成立的合同的效力归于消灭的权利，亦即撤销权。

3．赠与人或赠与人的继承人的撤销权，是指在赠与法律关系中赠与人或其继承人的撤销权利。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第一百九十三条:“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第一百九十四条：“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对于一般情况的赠与，法律赋予赠与人在财产移转前可无条件撤销的权利;对于基于受赠人的严重过错，赠与人或其继承人也有撤销权。这些规定表明，法律充分考虑到赠与作为单务法律行为的特点，注意从道义和法律上平衡赠与人的合法权益。

4．破产撤销权，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权利人即清算组请求人民法院对破产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前、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实施的、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予以撤销，并将该行为产生的财产利益回归到破产财产的权利。各国破产法均规定了破I-撤销权制度，对债权人给予救济。我国破产法采取列举式的立法模式，对撤销权适用的情形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六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破产企业的下列行为无效: (一)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二)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三)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五)

放弃自己的债权。破产企业有前款所列行为的，清算组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回财产。追回的财产，并入破产财产。”

5．婚姻受胁迫方的撤销权，是指在身份关系范畴内，权利人即婚姻受胁迫方的撤销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撤销权制度从财产关系范畴进而引入身份关系范畴，表明了撤销权体现民法基本原则较强的一个特点。赋予婚姻受胁迫方的撤销权利，也体现了以人为本、保护弱者权益的精神。

6.遗嘱人的撤销权，指遗嘱人对自己所立遗嘱的撤销权。《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遗嘱……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该种撤销权与赠与中的撤销权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7.合同订立中要约方的撤销权。《合同法》第十八条:“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赋予要约方以撤销权，使其意思表示有进一步修正的机会，同时又做出一定的限制以维护受要约方的利益，可以说，这一权利体现了私法自治与公平原则。

三、统一撤销权概念的意义及其界定

以上浅论己可足见，各种具体的撤销权充分体现了民法的基本原则，乃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名者，实之宾也”[7]。构建统一的撤销权概念不仅对各种散见的撤销权有更全面的把握，而且对民法基本原则和相关制度亦有助于深刻理解。

法律概念不是毫无目的而诞生，也不是毫无目的地被凑合在一起。在法律概念的构成上必须考虑到拟借助该法律概念来达到的目的，或实现的价值[8]45-46.“概念的构成及其拼装式的运用(konstruktive Verwendung)，曾经是合理化复杂之法律规范的一条途径。换言之，它是导向体系思维的路(Der Weg zum Systemdenken )。[9]概念的作用在于特定价值之承认、共识、储藏，从而使之构成特定文化的一部分，产生减轻后来者为实现该特定价值所必须之思维以及说服的工作负担。除非常技术者外，经价值共认的过程而相约成俗的法律用语在其价值共识的过程中，把价值负荷上去，且必须完成这个阶段，符号才有负载价值消息的能力。当法律负载了价值，便可应用法律概念来传递消息，并利用逻辑的运作来减轻思维的负担，盖将法律所肯定的价值概念化后，可把很多复杂的考虑隐藏在法律所运用的用语里头，使得后来者不必再重复去考虑这些情事[8]52-54。

如果我们认识到，概念是司法推理的有价值的工具——没有概念，司法活动就不能得到准确的实施;又如果我们与此同时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即把绝对、永恒且与任何社会目的——建构这些概念的目的很可能是服务于这些社会目的的——无关的实在性视为是这些概念的属性，那么当我们努力对这些概念工具在司法中的效用进行评价时，我们便能获得一个妥适的视角[10]489-490。所以，对撤销权概念进行统一界定，不只是为了理论上的完整与精细。因为，通过探究其内含价值，还可以指导司法实践，使司法者在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的基础

上更好地实现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的和谐。

为此，对统一撤销权的概念，笔者尝试做如此界定:撤销权，是法律基于意思自治、公平等民法基本原则，赋予一方当事人为补救其意思表示瑕疵或避免其遭受显失公平之不利益，而迁直或通过诉讼(或仲裁等)程序使已经成立或生效的自身或他方之民事行为效力归于消灭的权利。

现代民法中的撤销权，已经成为民事权利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具体而言，可概括为:

1 .撤销权制度集中体现了民法的几项重要基本原则。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确认，理论界存在一定分歧，但以下四种原则是不存在多大争议的，即私法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这些基本原则的关系可表述为，平等原则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逻辑前提。公平原则，意在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在民法上，只有违背私法自治原则的不公平的利益安排，才会成为民法通过公平原则予以纠正的对象。因此公平原则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有益补充。诚实信用原则，将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以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和谐。公序良俗原则，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项内容，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发挥双重调整功能。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必要限制，力图谋求不同民事主体之间自由的和谐共存。可见，就诸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而言，私法自治原则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民法基本原则[ill。撤销权就突出地体现了私法自治这一核心原则，以及作为该核心原则有益补充的公平原则和作为必要限制的诚实信用原则，同时间接地体现了公序良俗原则。

首先，体现了私法自治原则。比如为给意思瑕疵方以救济，赋予其对已经作出的意思表示撤销的权利。这样的权利可行使或不行使，当然限定在一定时间内。其次，体现了公平原则，比如对于侵害债权或赠与(遗赠)人合法权益的情形，纵然民事行为已经成立甚至生效，仍然赋予权利人(或其继承人)以撤销的权利。再次，还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这在债权人撤销权和破产撤销权中有较为明确的体现。正是因为权利人的相对人无偿或以明显低价转移财产，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致权利人的利益于危险境地。法律对此，‘不惜以牺牲债之相对性原则赋予权利人以撤销权，从而达到公平合理之状态。此种情形，除了体现公平原则外，也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最后，还间接体现了公序良俗原则。法律对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认定为当然无效，而对于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则赋予相对人可变更、可撤销的权利，可以说，撤销权也间接体现了公序良俗原则。

2. 撤销权的行使有一定的限制。权利的行使都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对于一方消灭既存法律关系的一项救济性权利，撤销权更需要加以必要限制。否则，法律关系易处于随时变动状态，严重影响交易安全或社会秩序。撤销权的行使有一定条件限制，这也体现了利益衡量原则。首先有时间限制，如不按期行使，则产生正当民事法律后果，撤销权不得再行行使。如意思表示瑕疵的撤销权、债权人的撤销权应在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受胁迫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要约的撤销必须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前到达受要约人，并在某些情况下不得行使撤销权。赠与财产转移后的撤销要以受赠人发生的过错行为为条件。这些限制表明，法律在尊重权利人意

思自由的前提下，也注意到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

3.撤销权无须基于对方的意思表示，而可单方面或通过诉讼(仲裁等)程序消灭既存的法律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利对应着义务。但撤销权的行使不需要对方或他方的协助义务，或者说对应义务具有消极性，相对人有不作为或容忍义务，尊重权利人的单方变动行为并接受其作用后果[12]125.对于不经诉讼(仲裁等)程序的撤销权，这种理解当无疑义。对于经诉讼(仲裁等)程序的撤销权，即使撤销权人提出撤销以后，如果法院(仲裁机构等)不予确认，仍然不能发生撤销的后果，权利人不能完全依据自己的单方意愿而撤销、变更法律关系。因此，存在一定争议。对于这一问题，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参与具有这样的意义，即因为很难介入另一方的法律地位，或者基于一个比较清楚的和比较容易确认的法律地位的公共利益，这种形成只有通过法院根据法律所要求的前提条件进行的审查才有可能成立[[13]292。史尚宽认为:“撤销之意思表示，于诉讼上亦得为之。此时撤销权非以诉讼行之，乃以诉讼为机会而行使，从而其撤销不失私法上意思表示之性质，故其效力不因诉讼关系如何而受影响，于准备言词辩论之书状，为撤销之意思表示时，以该书状送达于相对人，而生撤销之效力。[14]590“上述两位学者皆不认为诉讼程序会改变权利人单方面意思即可撤销的性质，这实际上与他们主张撤销权是形成权的性质分不开[15]。为了自圆其说，必然要做这样一种扩大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非诉讼(仲裁等)程序下，撤销权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即可消灭既存法律关系;而在诉讼(仲裁等)程序下，法院(仲裁机构等)参与其间(当然不是取代了对方当事人而做出意思表示)，并对撤销权主张成立与否进行实质审查判断。这与单方面意思表示即可消灭既存法律关系是不同的。而且，我们的诉讼也绝对不是像史尚宽先生所称“于准备言词辩论之书状，为撤销之意思表示时，以该书状送达于相对人，而生撤销之效力。”

上述我国法律中存在的八种具体的撤销权(债权人的撤销权与七种另外的撤销权)有两种涉及第三人行为，即债权人的撤销权和破产撤销权。另外六种涉及撤销权人自己的行为或意思表示。有四种不经诉讼(或仲裁等)程序即可行使(赠与、善意相对人追认、遗嘱、要约)，另外四种要经过诉讼(或仲裁等)程序。根据撤销权行使的不同情况，统一撤销权统辖几种具体类型的撤销权，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系行为成立但因存在意思瑕疵而使民事行为效力消灭，如意思表示瑕疵方的撤销权与婚姻受胁迫方的撤销权，该种类型的撤销权体现了私法自治原则。私法自治旨在使每个人都能按照其意志构建其法律关系。因此，如果构建法律关系的行为不是以无瑕疵的意志为基础的，则可以视为不成功的构建行为，特别是可以将一项基于某种瑕疵的意思表示视为无效。但是，这样一种单方面以意志为判断标准的方案，还应考虑到下列事实:个人因意思自治而享有自由，同时也负有责任，以作为享有这种自由的平衡。每一种法律制度都必须在自由与责任的两种极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法律一方面赋予权利人撤销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对权利的行使做了一定限制。比如，对上述两种撤销权，法律规定了一年内行使权利的期限。

第二种系行为成立、效力未定而由善意相对方使民事行为效力消灭，如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取决于第三人的同意，这类合同已经成立，但因与善意相对人缔约的当事人缺少独立意思表示能力或权利，因此形成的民事行为效力难以确定，须经有权人

承认才能生效。为平衡此中利益，一方面赋予有权承认人以追认权，另一方面赋予善意方以撤销权。此种类型撤销权体现了私法自治和公平原则。

第三种系行为本身有效成立或生效但基于某种原因而使其效力消灭。分两种情况，一是针对自己(或被继承人)的行为，如赠与人或其继承人的撤销权、遗嘱人的撤销权、要约方的撤销权。这种情况体现了私法自治与公平原则。另一种是针对他方的行为，如债权人的撤销权与破产撤销权。这种情况体现了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

注释:

[1]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梅仲协先生称:“民法债编及破产法上所谓债权人之撤销，与民法总则上之撤销，全异其趣.”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46.王利明宪生认为，债的撤销权与可撤销合同中一方享有的撤销权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区别.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60-161.

[3]黄右昌·罗马法与现代[M].北京:京华印书局，1930.

[4]韩世远.后世私法对罗马法Actio Pauliana的继承及中国法上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C]//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和债权之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孙森奈.民法债编总论[M].台湾文太印刷企业有限公司，1982.

[7]老子.庄子[M].傅云龙，陆钦，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8]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9] Esser. V orverstandnis and Methodenwabl in der Rechtsfindung[M]. 1970: 87.

[10](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1]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4 (6):112.

[12]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3](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M].王晓华，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4]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5](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M)王晓华，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63;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85.

出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论赠与合同的撤销权(示范合同)

( 合同范本 ) 甲方：乙方：日期：年月日精品合同 / Word文档 / 文字可改论赠与合同的撤销权(示范合同) The agreement between parties A and B after friendly negotiation stipulates the obligations and rights that must be performed between each other

论赠与合同的撤销权(示范合同) 摘要 “契约法或许就是源于原始社会中的互惠赠与。”[1]赠与能推动社会进步，我国关于赠与人的撤销权主要集中于合同法赠与合同中11个条文中，由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性和无偿性的特点，我国赠与合同法对赠与人赋予撤销权，但是赠与人撤销权的立法规定存在一些不足，缺乏对受赠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及赠与人撤销权具体规定，应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其它撤销权的有关规定，对其加以完善。（一）赠与人撤销权内涵释义 “契约法或许就是源于原始社会中的互惠赠与。”赠与虽然不可能成为社会中财产所有权移转的主要形式，也起不到直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现代社会，赠与仍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赠与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财富平衡分配；另一方面，赠与可以

沟通赠与双方当事人的感情，进而融洽社会气氛，减少社会矛盾。“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和单务合同，即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既可获得利益，这一合同关系导致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违反公平和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因此，为均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赠与合同的立法中，立法者都尽可能采取措施优遇赠与人。”[2]赠与人的撤销权正是法律为保护赠与人的权利而设定的优遇措施之一。赠与合同的立法建构中，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即出于保持双方利益平衡的考虑，需要对赠与人进行特别保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法将赠与合同或规定为实践合同，或规定为要式合同，均在实践此项价值判断。但是，将赠与合同确认为实践合同或要式合同，只不过为达成此目的的一种途径而已，实际上，在确认赠与合同诺成性的同时，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亦能保护赠与人的利益。“在此立法例下，赠与合同经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但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在动产须交付，在不动产须登记），赠与人可以任意撤回，使赠与合同的效力溯及既往的归于消灭，从而不受赠与合同的约束。可见，其结

不可撤销的赠与合同

篇一：不可撤销的赠与合同有哪些不可撤销的赠与合同有哪些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赠与不可撤销，赠与人必须履行赠与义务，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1、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2、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 赠与合同撤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赠与合同终止的事由主要是：任意撤销、法定撤销和法定解除三种，赠与合同撤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哪些赠与合同不能撤销?小编在下文对赠与合同的撤销相关事宜作了详细介绍，详情请看下文。一、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基本规定任意撤销权，是指赠与人依据自己的意志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即《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所规定的，“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种撤销权是法律赋予赠与人单方享有的权利。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时间是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一般为标的物交付之前，如果赠与的财产需要办理登记手续，则在办理登记手续之前。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之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赠与人不负给付义务。二、享有撤销权的主体在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之中，享受有撤销权的主体，依《合同法》的规定仅限于赠与人，而不包括受赠人。因为受赠人虽然在接受赠与财产之前，是有权拒绝接受赠与的，但是，此种拒绝接受赠与的权利并不能称其为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因为撤销权是形成权，其基本内涵是权利人依自己的行为，使自己与他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而受赠人拒绝接受赠与财产的行为并不能产生撤销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三、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条件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并不是无限制的，为维护合同的严肃性，法律规定赠与人撤销赠与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赠与人撤销赠与应受下列限制： 1.赠与人撤销赠与必须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若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若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一部分，则赠与人仅能就未转移部分为撤销，对已经转移部分不得撤销。对于动产而言，在赠与物交付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对于不动产而言，在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对于财产权利而言，根据法律规定转移权利是否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在财产权利交付或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2.赠与人可撤销的赠与必须不是具有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由于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使得赠与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若赠与人可以随意撤销这种赠与，则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指基于道义上的情感而作出的赠与，如果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这种赠与，不仅与道义不符，而且会给受赠人造成情感上的极大伤害。因此，凡是具有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论当事人依何种形式订立赠与合同，赠与人均不得撤销该赠与。 “社会公益”的内容，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包括下列事项： (1)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 (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4)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福利事业。3.赠与人撤销赠与，仅限于没有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此类合同中，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不能不说是经过法律上的慎重考虑，不存在一时冲动考虑欠周的问题，如果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这种赠与，既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蔑视公证的严肃性。所以，若赠与合同已经过公证，则不得撤销。另外，赠与人撤销赠与，须将其撤销赠与的意思通知受赠人，如果赠与人不向受赠人为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撤销赠与的法律效果。以上是小编整理的赠与合同任意撤销的一些条件，总的来说，

行政行为概念之重构

行政行为概念之重构内容提要：作为我国行政法学的核心范畴之一，行政行为具有重要的司法意义和法理意义。但这一概念的通说却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困境，且难以回应实践中的问题。行政行为概念的科学界定应在充分借鉴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学说及立法成果的基础上展开。关键词：行政行为，概念，科学界定引言自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行政法概要》首先使用“行政行为”一词以来，几乎所有的行政法学论著都相继沿用了这一概念。但在行政行为概念的具体界定上，学者们则存在很大分歧，先后形成了最广义说、广义说、狭义说和最狭义说。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狭义说逐渐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时至今日，该说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界的通说。以现行《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这一学术名词的吸纳为标志，行政行为在我国逐渐成为特定的法律术语。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6月11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内涵做出了明确解释。《意见》第1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该条规定除了引发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划分标准的广泛讨论之外，定义本身还遭到了很多学者的非议。作为一种司法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在20XX年3月8日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又对此重新做出了全面的解释。《解释》第1条放弃了界定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努力，而是笼统地使用“行政行为”的概念，其意图显然是在于扩大其内涵，进而拓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从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角度观之，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失为一条救急的捷径。然而，围绕这一解释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又无法回避：作为一个法律术语，行政行为的内涵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其外延又如何划清？原先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是否仍然保留？如是，则其内涵是什么？反之，否定其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行政行为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中一个极为混乱的基本范畴。尽管学界围绕这一概念进行过大规模的争辩，但在很多问题上仍然

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1)

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1)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对于赠于合同究属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理论上存在广泛争论，而在人们的思想上更各致一说，无法达成一致见解，合同法的出台并未能使这场争议平息，赠与合同为典型的无偿合同，它在无偿合同中的地位与买卖合同同在有偿合同中的地位相当，而实际上人们意识中存在这们两种看法。一、当赠与人表示它的意思时，不论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成立，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转让是必要的，但是即便没有转让行为，转让也有完全的效力，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义务，因此，根本不需要登记，其本身完全有效；二、赠与人将这些赠与转让后，应为没有采取书面形式，也未采取公正，即不能完全满足合同的要义，所以合同法中规定的某些条款并不适合于赠与合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促成了当赠与人收回赠与时产生究纠，即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的问题。关键词：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一、赠与合同的概念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转让财产的一方为赠与人，接受财产的一主为受赠人。

二、赠与合同的特征 1、赠与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利的合同，赠与合同的目的，最常见的是发生财产所有权的移转，这使其无偿服务合同和无偿借贷合同区别开来，赠与的财产不限于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其他权利。所有权以外的物权的让与，如让与抵押；无形财产权的让与，如无偿许可受赠人使用专利发明权；债权让与，债务免除及债务承担而不要求对价；有价证券及股权的无偿赠与。 2、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传统理论认为赠与是典型的实践合同，即赠与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要件，但这种对赠与合同的定性导致在司法操作中弱化了对受赠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因此《合同法》中规定了保护受赠人利益的相关条款，从原则上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 3、赠与合同无偿单务合同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即赠与人不要求受赠人作出对待给付。 4、赠与合同是非要式合同赠与合同可为书面形式，也可以为非书面形式，非书面的赠与在未履行之前各当事人得以撤销，对于某些财产，如

赠与合同的司法解释

赠与合同的司法解释赠与合同的司法解释一、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出赠财产方为赠与人，接受赠与方为受赠人。赠与合同虽然是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但赠与不是商品流通的法律形式，因为赠与是无偿的，而且赠与人赠与财产或是出于某种报答，或是为了给与资助，所以赠与一方面可以使受赠人得到经济上的资助，另一方面也有满足当事人感情需要的作用。

1.赠与合同属于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 2.赠与合同仅赠与人有义务将其出赠财产给与受赠人，而受赠人并不负担相对应的任何义务;即使在附条件的赠与合同中，受赠人履行所附条件的行为也不是赠与人履行赠与义务的对价，所以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 3.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赠与合同受赠人取得赠与标的物不需要给付任何代价。正因为赠与合同是无偿的，受赠人是纯受利益的，所以即使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可以单独接受赠与，赠与人不能以受赠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主张赠与无效。

二、赠与人撤销权的规定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的撤销权可分为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具有任意撤销权。赠与的任意撤销，是指在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人基于自己的意思而撤销赠与。但对赠与人的撤销权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使赠与合同无任何约束力，因此法律对此进行了限制：

1.撤销须在赠与财产交付之前，如果赠与人已将赠与的财产交付给受赠与人，赠与人就不能行使这种任意撤销权。 2.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管赠与财产交付与否，赠与人均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这主要是考虑到，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单位和个人出于种种目的，对于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表示愿意向灾区和贫困地区无偿捐赠财物等，但事后并未真正兑现，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及限制

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及限制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并不是无限制的，为维护合同的严肃性，法律规定赠与人撤销赠与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赠与人撤销赠与应受下列限制： 1.赠与人撤销赠与必须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若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若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一部分，则赠与人仅能就未转移部分为撤销，对已经转移部分不得撤销。对于动产而言，在赠与物交付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对于不动产而言，在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对于财产权利而言，根据法律规定转移权利是否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在财产权利交付或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2.赠与人可撤销的赠与必须不是具有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由于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使得赠与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若赠与人可以随意撤销这种赠与，则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指基于道义上的情感而作出的赠与，如果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这种赠与，不仅与道义不符，而且会给受赠人造成情感上的极大伤害。因此，凡是具有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论当事人依何种形式订立赠与合同，赠与人均不得撤销该赠与。 “社会公益”的内容，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包括下列事项： (1)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 (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4)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福利事业。 3.赠与人撤销赠与，仅限于没有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此类合同中，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不能不说是经过法律上的慎重考虑，不存在一时冲动考虑欠周的问题，如果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这种赠与，既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蔑视公证的严肃性。所以，若赠与合同已经过公证，则不得撤销。另外，赠与人撤销赠与，须将其撤销赠与的意思通知受赠人，如果赠与人不向受赠人为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撤销赠与的法律效果。

合同范本之赠与合同单方撤销权

赠与合同单方撤销权【篇一：关于赠与合同撤销权的文献综述】关于赠与合同撤销权的文献综述一、国内研究现状朱淼（2012）在《赠与合同制度辨析》说赠与合同是典型的单务合同、无偿合同。其在单务合同、无偿合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与买卖合同在双务合同、有偿合同中的地位相似，单务、无偿性是其最大的特征。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性质和特征，赠与合同在赠与人和受赠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赠与人在无利益回报的情况下做出给付，受赠人在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收获利益。宁红丽（2013）在《赠与人“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说赠与合同的无偿单方给与行为，不符合公平等价交易原则，也不符合法律正义。法律应该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尽量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正是对当事人各方利益保护的需要，这才有了撤销权制度存在的法律上的基础，法律通过赋予赠与人以撤销权来保护赠与人的利益。法律赋予赠与人以撤销权的主要目的就是赋予赠与人在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后以悔约权，使赠与人不致因一时冲动、感情用事等情形下，将财物无偿给予他人，而受法律上的约束，遭受财产上的损失。王明晖（2012）在《合同法中五种撤销权辨析》一文中说，赠与往往是基于感情及救助等因素而进行的，赠与人须具有一定的经济优势，但如果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和生活的，若要求其履行赠与义务，事实上将成为不可能。因为对于一般赠与合同而言，即使赠与人并未发生经济状况的恶化，在标的物转移之前有权通过行使任意撤销权免除赠与义务，有无此条的规定并不影响赠与人的权利的行使，因此应当认为该条适用于上述两类赠与合同，但在适用时应严格掌握，防止赠与人滥用权利规避其赠与义务。

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辨析(一)

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辨析(一) 内容提要]本文拟从介绍民法学说中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的两种不同观点入手，揭示我国《民法通则》中所体现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矛盾、缺陷，进而论述摒弃这一学说对于我国民事法律发展的重要意义。关键词]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可变更可撤销一、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认识上的分歧在《民法通则》颁布以前，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概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而从事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按照这一概括，法律行为的概念中既应包括有效的法律行为，也包括无效的法律行为，还应包括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不确定的法律行为。另一类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而从事的，必将产生、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行为；依此，法律行为只能是并且永远是有效的，产生法律效力的合法行为；无效行为、可撤销行为及效力不确定的行为均不属于法律行为。《民法通则》颁布后，我国许多学者转而接受“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的立法定义。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表示行为，传统上称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旨在发生、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特征是当事人有意识地要建立或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并通过一定的行为将内心意思表达出来。如果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缺陷或者违法，即表示行为不合法，该行为就没有法律效力或可以依法撤销其法律效力，传统上称之为无效的和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民法通则》中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概括法律行为的含义，“未能正确揭示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这一定义并不能将意思表示行为与观念通知行为和事实行为区别开，因为许多事实行为均属于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我国民法理论中对于法律行为概念上的理解是存在重要分歧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部分学者认为法律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既然是合法行为，理所当然不能包括违法行为；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法律行为只是一种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至于它是否合法需作进一步判断，因而可以分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二、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质疑究竟应仅将传统民法中的“有效的法律行为”称之为法律行为呢，还是应将具有设权意图的一切表意行为统称为法律行为。如果仅以前者为法律行为，当然应确认法律行为的合法有效性特征；但如果以后者为法律行为，则必然要确认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和设立法律关系意图为基本特征。笔者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观点，在法理逻辑方面存在诸多自相矛盾和理论缺陷。理由在于：以合法有效行为概括法律行为的含义无法解决有效行为与无效行为、效力可撤销行为和效力不确定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如果将法律行为仅仅理解为合法有效行为，则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述一系列处于中间状态的表意行为究竟是否属于法律行为；它们是否适用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则；它们是否可发生法律行为之效力。假如确认此类“不合法”表意行为属于法律行为，则无异于否定我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但如否认此类行为属于法律行为，则它们显然不应适用法律行为的有关规则，也不应发生法律效力，这同样会否认我国民法中的具体规定。台湾学者郑玉波曾指出：“法律行为有无效、得撤销及效力未定等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试图以意思表示无效来代替法律行为无效并无实际意义，“意思表示虽不能概括法律行为，但法律行为毕竟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故意思表示无效时，则法律行为即不能有效力”。依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只有合法的表意行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而依据第58

关于赠与合同的几个问题(一)

关于赠与合同的几个问题(一) 赠与合同作为有名合同的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合同法将其作为一章加以规定有其必要性。但是，由于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使得法律的制定，或因概念不够明确，或因法条之间有矛盾或抵触之处，总须借助于法律解释，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注：杨仁寿：《法学方法论》，96～9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因此，对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以促进法律的妥当适用，应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在此拟就赠与合同的相关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一、赠与合同的标的《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由此可见，只要是赠与人以自己之财产而为赠与的，均无不可。而依我国许多学者的观点，赠与合同移转的是标的物之所有权（注：郑立、王作堂：《民法学》，3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孔祥俊：《合同法教程》，585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因此，赠与的标的物可以是各种法律不禁止的实物、货币和有价证券。不以有价证券表示的权利不能成为赠与的标的物（注：王利明：《民法学》，29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笔者认为前述观点有失偏狭。因为赠与之根本目的在于使受赠人无偿获得利益，因此，凡是能够在客观上给受赠人带来经济利益，而受赠人此种利益之取得与赠与人利益之所失又有对应关系，即只要能满足赠与法律关系要求且不属于法律禁止的财产，均可成为赠与合同之标

的物。故除移转所有权的情形以外，“为他人设定某种物权，而不取对价，或无偿的免除责任”的（注：梅仲协：《民法要义》，36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以及以知识产权、债权，甚至是将来可以取得的某种权利为无偿给予的，均可成立赠与。如担保人以其物为债务人利益设定担保而不要求债务人提供对价的情形，担保人之物在物理上虽未贬值，但担保人在出卖该物之时，由于其上存有担保物权，买受人在同等条件下可能会因此而不愿购买此物，或因此而要求担保人降低其物之价格以抵消其将来可能之不利益时，对担保人而言，因其物之价值评价降低或因此而无法售出其物的，亦为一种不利益。而债务人将因此担保之存在而获得贷款，或因此而可以被债权人同意延期清偿债务的，亦为一种利益之获得。此种利益之获得与担保人之不利益（包括其物不易售出或其物被拍卖偿债的风险），有对应的关系，因此这种无偿获得利益的行为也完全可以认为是一种赠与关系。再如，专利权人允许其他人在某一特定地域内可以无偿地利用其专利技术的，虽属对无形财产权而为之，并非转移某实物之所有权，然而其利益之授予关系也十分明显，应为赠与无疑。由此可见，赠与合同之标的物非必限于前述学者所称之实物、货币、有价证券这一范围，而且称赠与乃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说法也不甚恰当，因为毕竟不能说无偿设定担保物权之赠与移转的是担保物权的所有权。在仅赠与专利之使用权的场合也同样如此。实际上，传统的仅以有形物之所有权为赠与合同标的看法，在现代社

2019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赠与合同撤销的条件

2019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赠与合同撤销的条件司法考试频道为大家推出【】考生可点击以下入口进入免费试听页面！足不出户就能够边听课边学习，为大家的取证梦想助力! 【手机用户】→点击进入免费试听>> 一、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基本规定任意撤销权，是指赠与人依据自己的意志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即《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所规定的，“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能够撤销赠与”，这种撤销权是法律赋予赠与人单方享有的权利。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时间是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一般为标的物交付之前，如果赠与的财产需要办理登记手续，则在办理登记手续之前。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之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赠与人不负给付义务。二、享有撤销权的主体在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之中，享受有撤销权的主体，依《合同法》的规定仅限于赠与人，而不包括受赠人。因为受赠人虽然在接受赠与财产之前，是有权拒绝接受赠与的，但是，此种拒绝接受赠与的权利并不能称其为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因为撤销权是形成权，其基本内涵是权利人依自己的行为，使自己与他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而受赠人拒绝接受赠与财产的行为并不能产生撤销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三、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条件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并不是无限制的，为维护合同的严肃性，法律规定赠与人撤销赠与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赠与人撤销赠与应受下列限制： 1.赠与人撤销赠与必须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若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若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一部分，则赠与人仅能就未转移部分为撤销，对已经转移部分不得撤销。对于动产来说，在赠与物交付前，赠与人能够撤销赠与。对于不动产来说，在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赠与人能够撤销赠与。对于财产权利来说，根据法律规定转移权利是否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在财产权利交付或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赠与人能够撤销赠与。 2.赠与人可撤销的赠与必须不是具有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因为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使得赠与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若赠与人能够随意撤销这种赠与，则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指基于道义上的情感而作出的赠与，如果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这种赠与，不但与道义不符，而且会给受赠人造成情感上的极大伤害。所以，凡是具有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论当事人依何种形式订立赠与合同，赠与人均不得撤销该赠与。 “社会公益”的内容，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包括下列事项： (1)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 (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4)促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福利事业。 3.赠与人撤销赠与，仅限于没有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此类合同中，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不能不说是经过法律上的慎重考虑，不存有一时冲动考虑欠周的问题，如果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

法律行为概念研究剖析

法律行为概念研究剖析摘要：在比较法上，对法律行为理论及其制度的价值存在争议。本文从法学方法的角度，讨论何以在当时的德国会出现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文章认为，法律行为的概念与浪漫主义和精神科学对“理解”和“意义”的探求有关，而浪漫主义在法学领域推进的结果是历史法学派。最终创造法律行为的是理性法学派的体系化法学方法。在当时的德国，产生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有某种必然性，这一根源在法学上，体现为罗马法学派与日耳曼学派的对立，但是更深刻的根源在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关键词：法律行为理性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罗马法学派日尔曼法学派理解与意义人们对逻辑的渴慕，把法学变成了数学，这不仅是错误的认识，而且还会误解法律。生活不因概念而存在，相反，概念因生活而存在。有权存在的，不是逻辑，而是生活、社会关系的需求以及对正义的感知;逻辑的可能或不可能都不是物质的。 -----耶林「1」一、问题及其限定一个比较法上的争议问题 “法律行为”(Rechtgeschaefte)一词是德国学者创造的法律术语。在英美法中找不到相应的词语。「2」法律行为理论在大陆民法的位置极其显赫。它被誉为“民法规则理论化之象征”;「3」“大陆法系民法学中辉煌的成就(the proudest

achievement)”。「4」庞德也指出，在罗马法中，决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媒介是“行为”。在大陆法系，这种“行为”主要是指法律行为。而在英美法，决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是“关系”。「5」如此重要的一个制度，在部分学者那里却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这里以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导论》第2卷为例。在这本书中，他们猛烈地批判了法律行为制度：学者贡献的法律行为原理的作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在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中，所有的交易只有一项因素是共同的，即“表示”(declaration)。但是，用法律行为来囊括所有的意思表示，这些意思表示是与物权移转行为(real acts)(比如德国法上的动产交易)、双务(synallagmatic)合同、财产让与行为、影响家庭身份的行为、有法律效力的单方意思表示联系在一起的，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是概括不了的(overstrained)。……学习德国法的外国学生可能首先就要问：这些不同层次的抽象化之间的差别是不是真的必要。如果不诉诸如此一个整全的特别概念，是不是就不能处理相关材料、叙述相关规则了呢?有必要把法律行为、意思表示、合同和要约(合同的组成部分)区分开吗?……用比较法上的功能方法看，法律行为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法律行为”是德国法上的一个人为概念。它虽然有阐释和体系化价值，但作为一个认知工具(a perceptual tool)，它对于私法的社会秩序而言，并不是非常有用。「6」

浅谈赠与合同中的票据赠与撤销权

浅谈赠与合同中的票据赠与撤销权为缓和赠与关系中义务的片面性，合同法设置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赋予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权利。而票据法为保障持票人的权利也相应规定了付款请求权、追索权以及民法上的利益返还请求权等，从而保证票据在我国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正常有序流通。然而当票据与赠与合同这两个领域出现交叉和重合时，我们又将如何应对票据赠与的相关问题呢？标签：票据赠与；撤销权；票据赠与撤销权李某帮助张某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为表感谢，张某将一张面额2万元的支票赠与给李某，张某可否行使撤销赠与？粗粗过一遍案例，似乎依据《合同法》第185条所规定的所有的赠与合同都是诺成合同的内容，可以认定赠与合同业已成立，问题的焦点在于支票到底是物还是一项权利，在其被交付给李某后是否意味着这2万元财产也同时移转。但再读一遍会发现，这与《民通意见》第128条所规定的自然人之间的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的内容明显不同。那么，假如我们将张某与李某之间的赠与合同定性为实践合同，不难发现，案例的焦点问题还是在于支票到底是物还是一项权利。如果是物，那么一经交付赠与合同便发生效力，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相反，如果只是代表一项有待于实现的权利，那么赠与合同并不当然生效，张某当然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由此可以发现，不论赠与合同本身是否成立，我們对票据赠与撤销权的探讨都要归结到票据到底是物还是权利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它并不影响本文所要讨论的焦点问题以及最终能得出的结论。因而，在此我们对赠与合同成立与否的问题在所不问，下文主要围绕在赠与关系中票据本身到底是物还是权利的问题展开探讨。一、权利说即认为在赠与合同中所赠与的票据只是一项代表一定财产的权利，当赠与人交付票据时，相应的财产并不当然转移，须经受赠人依法承兑后该财产才确定转移。受赠人未承兑之前，赠与人可行使任意撤销权。对于这种观点，如果说是为了“惩罚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或者是基于促进票据流通的考虑，而可以勉强对本票、支票这类的见票即付票据予以适用的话，那么如果对于记载了付款日期的汇票也同样适用的话，则未免显得过于苛刻且不切实际。这实质上是在无形中扩大了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并不利于对受赠人权利的保护。例如，甲赠与乙一张面额为2万元的支票或者本票，而乙一直怠于行使提示付款或怠于承兑，那么依据权利说的观点，财产并未转移，甲可行使任意撤销权。对于这种结果，我们姑且可以认为是对乙自己怠于行使权利的惩罚。那么，同样的，如果甲赠与乙的是一张记载有明确承兑日期的汇票，并且甲在承兑日期到来之前行使了任意撤销权，依据权利说的观点该赠与合同也应该被撤销，乙应当返还受赠与的汇票。可这样的结果对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为在承兑日期到来之前，任何人都无法实现这张汇票的权利。然而，汇票才是我国当今社会经济活动中最为常用的票据支付手段，如若允许此种观点在票据赠与合同中大行其道，则明显不利于保护乙这样的受赠人的权利，也不利于促进和维护票据流转秩序。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完整版)

STANDARD CONTRACT SAMPLE (合同范本)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编号：YB-HT-046487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完整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完整版) 【附条件的赠与合同】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合同法》第186 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合同法》第189 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依条文之文意而为体系解释，则仅第186 条第2款可适用于第186条规定的情形，其他的赠与在实际上恐怕将无适用该条的可能，即第189条在许多情况下将成为一纸空文。此一问题可从以下几种情况来分析。第一种情形，假设在赠与人尚未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物毁损、灭失的，如依《合同法》第189条规定，赠与人似应就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在受赠人依此请求赠与人承担损害赠偿责任时，由于依《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的规定，在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因此赠与人此时完全可以以此条规定为依据撤销原有之赠与。而合同一经撤销，受赠人之合同上请求权即不复存在，因此无法请求赠与财产毁损、灭失之损害赔偿。而在赠与人撤销赠与之前，该财产为赠与人自己的财产;在其撤销赠与之后，由于赠与财产之权利并未转移，因此已毁损之财产仍为其自

己之财产。赠与人对自己的财产有处分权，因此如因自己之故意、过失致其毁损的，自然不必向他人承担责任。受赠人此时仍无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以，在实际上只有赠与人自己在此情况下不行使撤销权的，受赠人才有可能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也不过为一种可能性而已，因为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行使并无时间上的限制，仍可随时行使之。因此在第一种情形下，第189条将在实际上落空。第二种情形，假设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后，始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此时赠与财产之权利已经转移，赠与人之合同义务亦随之消灭，该财产已归受赠人，成为受赠人之财产，如此时因赠与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该财产毁损、灭失的，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他人财产，属于侵权无疑。然而衡诸立法本意，并无在此规定赠与人侵权责任的意图和必要。因为对于他人财产之侵犯非但故意及重大过失，即一般过失亦构成侵权行为，得向受侵害人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侵权责任应依《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其请求权之规范基础，而不应在《合同法》，尤其是其中的赠与合同一章中作特别规定。而且此处要求赠与人仅应就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之损害负责，而未说明对一般过失造成的损害负责，可见并无适用一般侵权行为法的意图。因此，《合同法》第189 条的立法意图应当不是在此处规定赠与人的侵权责任，故此时无第189条的适用余地。第三种情形，赠与财产的权利在转移过程中。因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均可行使任意撤销权，因此，只要赠与财产的权利尚未转移，应认为赠与人仍可撤销之。故此时如因赠与人之故意、重大过失造成赠与财产毁损、灭失的，与第一种情形无异，难适用第189条。由此可见，前述立法在如下两方面存在不符合立法意图之处：

赠与合同的撤销介绍正式版

The cooperation clause formulated through joint consultation regulates the behavior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has legal effect and is protected by the state. 赠与合同的撤销介绍正式版

赠与合同的撤销介绍正式版下载提示：此协议资料适用于经过共同协商而制定的合作条款，对应条款规范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并具有法律效力，受到国家的保护。如果有一方违反合同，或者其他人非法干预合同的履行，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文档可以直接使用，也可根据实际需要修订后使用。 1 撤销权行使的主体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只能由赠与人本人或者赠与人的继承人或监护人行使。赠与人当然享有独立的撤销权，而赠与人的继承人或监护人只有在赠与人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而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才可以行使撤销权。 2 撤销权行使的条件 (1)无因撤销的行使条件第一，赠与合同是非经公证证明订立的; 第二，只能由赠与人本人行使撤销权;

第三，赠与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或道德义务性质; 第四，只能在赠与财产交付之前行使撤销权。 (2)有因撤销的行使条件第一，受赠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第二，应当在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 第三，只能由赠与人本人行使撤销权。 (3)继承人或监护人撤销赠与的条件

第一，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3 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撤销权一经行使即发生效力。因撤销权为形成权，其行使的效果是使赠与合同关系归于消灭。所以，当赠与人交付之前行使撤销权的，赠与人自可以拒绝履行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当赠与物已交付受赠人后行使撤销权的，受赠人因失去取得赠与物的合法根据而应当返还受赠与的财产。受赠人拒绝返还的，赠与人有权请求其返还。延伸补充：

德国法律行为基础理论

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 ——德国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民法典的借鉴意义阅读次数：1645 杨代雄关键词: 法律行为基础瑕疵/法律行为基础欠缺/法律行为基础丧失/德国民法/我国民法典内容提要: 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由厄尔特曼创立，经过学说的发展被德国的判例广泛应用，并于2002年被纳入《德国民法典》。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与我国现行民法中的重大误解制度、显失公平制度、附条件法律行为制度存在区别，并且具有充分的价值基础，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引进此种制度。我国未来民法典对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应当实行分别立法的模式，将法律行为基础欠缺制度规定于总则编，将法律行为基础丧失制度规定于合同法编。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是现代德国民法学说判例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目前已经通过《债法现代化法》被纳入《德国民法典》，而且已对很多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当前正致力于制定一部现代化的民法典，但民法学界迄今却尚未给予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足够的关注。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究，期望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能有所助益。一、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一）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的缘起与发展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在德国可谓源远流长。1850年，潘得克吞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伯恩哈德o温德夏在《罗马法中的前提理论》（Die Lehre des r?mischen Rechts von der Voraussetzung）一书中曾经把双方当事人的某种共同观念视为法律行为的前提或者说默示条件，其欠缺或丧失将导致法律行为失效。[1]（P261）但尚未对此形成清晰明确的概念，尤其是尚未把法律行为的前提与意思表示内容明确区分开来。[2]（P70-71）因此，温德夏的前提理论只能算是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的萌芽。真正为法律行为基础瑕疵理论奠基的是保罗o厄尔特曼（Oertmann）。1921年，厄尔特曼在《行为基础（Gesch?ftsgrundlage）》一书中明确提出法律行为基础之概念。他认为，在一项法律行为中，如果一方当事人将其效果意思（Gesch?ftswille）建立在某种观念的基础之上，此种观念对于相对人来说不但是可认知的（erkennbar），而且（事实上）相对人已经知悉同时并未提出异议，那么，此种观

赠与人“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赠与人“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宁红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关键词: 撤销权体系/任意撤回权/赠与合同的性质/缔约过失责任内容提要: 理论上对赠与人撤销权制度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赠与人的撤销权为民法撤销权体系中的特例之一，它实际上应被称为“撤回权”，并具有后悔权的意义，在性质上更类似于解除权。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与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攸关，是旨在弥补赠与被立法确认为诺成合同后对赠与人要求过苛的弊端而设计的救济性手段。任意撤回权的行使虽为法定，但赠与人亦应赔偿受赠人因此所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且其责任基础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缔约过失责任而应是违约责任。赠与人的撤销权是我国合同法赠与合同章所确立的主要制度。对此权利，较无疑义的是：无论是任意撤销权还是法定撤销权都是缓和赠与合同拘束力的措施;此权利的存在，使得受赠人所享有的债权效力的强度较为薄弱。然而，由于该制度是研究未臻深入时仓促立法的产物，关于其的理论研究还存在着若干盲点：撤销权的名称能否妥当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的涵盖立法所规定的内容?该制度在民法的撤销权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与可撤销合同中表意人所享有的撤销权、保全债权人所享有的撤销权以及在建立了无店铺贩卖制度的立法中买受人所享有的取消交易的权利等有否差别?被定性为形成权的赠与人撤销权还具有何种更为明确的性质?它与赠与合同的性质有否关联?等等，此类问题，在理论上涉及到我国民法制度体系的和谐与赠与合同的准确定性，在实践中影响着赠与合同制度的解释适用，均有深入探讨的价值。一、赠与人的撤销权与民法的撤销权体系撤销权是影响民法上各种法律关系或契约上效力变动的原因之一，在性质上属于消极的形成权。 [1]根据传统民法理论，作为撤销权行使行为的撤销可区分为法律行为之撤销与非法律行为之撤销两个基本类型，而法律行为之撤销又可分为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与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所谓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是指行为人所为的法律行为中所含的意思表示在作成时即具有瑕疵，表意人因此等瑕疵而撤销其意思表示使得法律行为原则上溯及既往的失去效力，如表意人撤销因受欺诈、胁迫或危难被乘而作出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则是指行为人所为的法律行为中所含的意思表示在作成时并无瑕疵，而是因其他因素而撤销其意思表示，使得法律行为溯及的失去效力，如法定代理人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有不胜任营业的情形时撤销其所作的营业允许，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而撤销债务人与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