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PTOP GP 5.2 建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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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经世之学及其意义
儒家的经世之学及其意义 儒家在中国已有近2600年的历史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本身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仅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各以其自身立场阐发各自的儒学思想，而且儒学宏富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演变亦使研究者对儒学的了解颇感困惑，从而引发了许多误解和争论。其实，无论儒学经历过多少时代，我们对儒学的理解首先应该弄清儒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儒学的目的、儒生的终极关怀是什么？笔者认为，从此契入最应紧紧扣住经世精神及其意义来了解、体认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 儒学本来就是一门经世之学，儒家之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世精神。所谓“经世”，即“经世致用”。“经世”有时写作“经济”，即“经国济世”，意义相同。“经世”是指称儒家极其关心社会、参与政治，以祈求迗到天下治平的一种观念。“经世”概念最早见之于《庄子?齐物论》，其言有 曰：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 对于这里提到的“经世” 一词的含义，学者说法不一，如章太炎认为应解作“纪年”；梁启超则以济世致用之义视之，他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为诸生订立学约十条，其中第九条即为“经世”，并解释道：“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凡学焉而不足为
世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查“经世” 一词，历史上也有用为“入世”的同义词，以与佛教“出世”观念相区别，如南宋陆九渊谓：“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故近世学者有认为庄子之言是“由道家出世的观点，反衬出儒家的入世精神。”庄子“经世”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姑且可以置之不论，但经世观念确实代表着儒家入世和通过为政以达到致天下于太平、登万民于圣域的态度与抱负。 儒家的经世并不是因职责所需而体现的。刘师培认为儒家的经世精神渊源有自：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亲民治事、化民成俗本为司徙应有天职，儒家由此转化而成学派。刘氏所说在孔子以前也许是事实，但到孔子时，儒家的经世已绝非为了“尽职”，而是作为儒者或社会良心承担者无可旁贷的责任。这从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孔子言行的《论语》中可以得到证明，如孔子阐述其最为强调的“仁”的观念时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迗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有弟子问何为儒家的理想人格__ “君子”，孔子的回答也是经世的：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经世致用简介
经世致用 编辑 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作品名称经世致用 创作年代明清之际 作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 名称来源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 目录 1概述 2简介 3历史渊源 4引用概述编辑 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
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经世致用思 经世致用 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
经世致用
我对史学“经世致用”的看法 “经世致用”一个我们经常会提及的词语，一个我们在谈及史学文学功能时常常使用的词语。那么什么是“经世致用”呢？首先我们需要为这个词语下一个定义。 《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颇深，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历史。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创立了影响后世千余年的儒家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周游列国，教授门徒三千，就是为了宣扬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以求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局面。并且儒家思想很实际的教导人们该怎样为人处世。可见，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强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的经世致用的传统也一直影响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经世为己任，自觉地关心时政，积极参与国政。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兴盛，此学强调“修身”，在实际实践中将“修身”与“经世”割裂开来，并且此学将“理”的思想僵化，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理学兴盛时期处于低谷。而继理学兴起的心学也只致力于“心学”本身，不注重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而到了清代，在中央专制集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经世致用”思想更似乎是走到了尽头。 而在整个“经世致用”思想处于低谷时期时，也纷纷有人站出来呼吁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空谈。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就反对空谈，倡导“实学”。而贯穿这所谓“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到了清末，鸦片战争爆发，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其中较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 其实可以说，从先秦时期起，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一直贯穿着“经世致用”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兴
“经世致用”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创新务实发展
“经世致用”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创新务实发展 科目：中国思想史 老师：方民镐 学生 : 周礼国 专业 : 英语 学号 : 1330 1910
摘要：“经世致用”即要面对现实，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社会问题以谋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一在封建社会末期走向高潮的哲学和教育观点体现着人们对国家安慰的担忧。在和平年代，作为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当代大学生，领悟和落实“经世致用”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对祖国的未来的建设意义非凡。 关键词：经世致用，务实，大学生，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 “经世致用”是在明末清初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由顾炎武等思想家立足社会现状而提出的学说，它是儒家文化的一种延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经世”，即要有远大的理想，心系天下，解决世界上的事务，；“致用”，即尽其所用，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以理论指导和检验实践。“经世致用”就是把所有的学问运用到现实的治理社会的进程当中去。它是在明末清初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之下的伟大的思想转变，是社会主流思想与社会发展矛盾的产物。在宋明时期，儒学主要表现为理学，强调理性和思辨的，使得整个儒学系统更加严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学以及心学的发展，后续出现了思想的空洞，过分脱离社会现实，不关心国家事务，明末清初政治的变迁，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初文化的繁荣，使得这些空洞的理性儒学与社会的发展不协调。于是，新的思想家们深刻分析社会现实，对旧的不合时宜的儒学提出批判，“经世致用”的学说便产生了萌芽。这样的思想萌芽虽然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并没有壮大，但是随着封建王朝的衰落以及清末封建王朝和资本主义各国的摩擦升温，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再一次受到了爱国人士们的重新审视，一批有思想的进步学者，思想家，政治家结合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把“经世致用”思想推向了高潮。呼吁人们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实事，提倡社会改革。无论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都是对“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和运用。 “经世致用”，是封建社会晚期面对内忧外患时国人试图寻求一条救国救民道路国人过程中时局深刻思索的产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时至今日，社会现状显然不同于当时，可是“经世致用”依然有着基于其精髓的新的诠释，对现实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代的青年，尤其是当代的大学生，肩负着建设祖国未来的重任，对于如何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建设祖国的实践当中去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对“经世致用”是如何被运用到建设祖国当中去的问题的研究。 “经世致用”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五个： 其一，务当世之事，立足于现实和当下。对于尚未步入社会的青年学生们而言，务实在于个人品质的培养。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仅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更是一个对人格提升的过程。务实是一种成熟的人格，想问题办事情，从现实出发，忌眼高手低。小到解决学习中的所遇到的问题，大到处理人生重大问题，比如理想，职业生涯规划，务实的品格无时无刻不展现其重要性。青年当胸怀大志，但是大志是基于个人实际状况而量身定制的，并不能说做一名科学家这样的理想一定伟大，而想做一名农民就渺小。基于自身现实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而着眼于当下，并不意味着对过去和未来的忽视，而是基于当下对过去经验的总结而展望未来。
论经世致用的法律意义
论经世致用的法律意义 经世致用思想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持久力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之际，社会转型的这个时期，显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要探究经世致用的法律意义，我们就必须先理解经世致用的理论内涵。 从最早的孔子开始，便有了经世致用思想的雏形，孔子提倡积极入世，时刻关注现实生活，国事民瘼，这正正是经世致用的体现。到了明清时期，顾炎武明确提出：“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 以救世也。”意思是做学问，研究理论，其目的是为了“明道救世”、“明道救人”，即经世致用。同时期的黄宗羲也是再三强调“经世应务”的思想。他们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和注重证据的治学方法，影响了清代后来的很多改革思想家，成为龚自珍、魏源、沈家本、康有为等人改革图志、变法修礼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辞源》里对“经世”的解释是：治理世事;对“致用”的解释是：尽其所用。而在《辞海》中对“经世致用”的解释是：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因此，我们可以对经世致用理解为：关注现实，面对社会矛盾，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运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而运用在法律方面，则要求法学和法律都应针对现实，面对社会矛盾，以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 理解了经世致用的内涵，那么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法律方面有何意义呢？本人认为，可以分为在当时的法律意义，和当今的法律意义。 经世致用在明清时期的法律意义，又主要体现在于经世致用的思想促进了各种立法原则、思想的提出，各种变法思想的出现和实行，具有先进意思的“法”的概念、法律起源的解释的提出，推动了法理学研究的进展，法学事业的进展和法制的改革这些方面。 经世致用的核心是关注现实，运用所学解决现实问题。面对封建制度衰落、君主专制极端强化、政治腐败的现状，资本主义产生与成长的契机，在社会动荡，封建腐朽的大环境下，各种立法思想，立法原则相继出现。黄宗羲提出立“天下之法“，去”一家之法“的呼声，主张实现“法治”经济立法方面明确提出“工商皆本”；顾炎武提出“立众治之法，以礼为先，疏法剩刑”；王夫之提出“必循天下之公”的立法原则。以他们为代表的立法原则和思想，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不仅对后来的改革家、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推动了立法进程的发展，促进了立法思想的改变，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在变法方面，有龚自珍的“更法”、“改图”的思想；魏源“善治民者不泥古”、“便民”的改革变法思想；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提倡民权的维新变法思想等。以他们为代表的变法思想，促进了晚清时期的法律的转型和社会的进步，对法制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环境下，受着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龚自珍对“法”的概念，提出了“法”是以讲“政道”、合“仁义”前提下的王者的命令或旨意的解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反对神权主义的政治法律理论，对法律神定的法律理论造成巨大冲击，是法律事业的一大进步，推动了法律事业的进步。 而沈家本则是他们的集大成者，积极提倡法学研究，对法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运用经世致用的思想，适应改革法制时代的需求，针对现实和社会矛盾，为法制改革明确了合理性，提供了改革的思路，同时也影响了他的中西结合的修律思想。，沈家本大力提倡推求法理、重视法学研究；不仅从司法实践和法制改革方面强调法理学研究的重要性，还通过法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来说明恢复和发展法理学的必要性，对法律的概念，法律的作用，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执法等方面做出了详尽、先进、比较合理和系统的解释，这些都是之前的思想家所不能及的。除此以外，他提倡中西结合的修律思想，已经超越了国内的限制，明确反对重刑酷刑，提出具有进步意义的死刑的执行方法，改良监狱，提出现代意义上罪刑相宜、罪刑法定等先进刑法原则。他的法律思想，对中国法学和法律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
明清经世致用思潮对史学的影响
明清经世致用思潮对史学的影响 摘要：明中叶开始发生的封建社会内部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微妙的变化，明后期的腐败统治和明末激烈的阶级斗争等等，这些重大的社会变动，促使一系列思想家，史学家开始重新看待历史，进一步考察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出现也进一步影响了明清时期的史学思想发展。 关键词：明清史学，经世致用史学思想 一、实学思潮的兴起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史学宗旨与实学思潮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它是实学思潮在史学的具体表现。“实学”一词产生很早, 至少在南宋郑樵的著作中就出现了。但作为一个思潮, 实学思潮则形成于明末清初。首先, 实学思潮是空疏学风的反动。明朝, 陆王心学占据主导地位。王学走向极端即流于空谈性理, 理学禅学化。物极必反, 一种学风在其初期往往具有它的合理性和生命力, 但发展到极致, 必然弊端丛生。王学发展到后来, 就是如此, 所以它日益引起一部分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的不满。明代万历中期以后, 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党”, 既是一个政治团体, 也有学术团体的特点, 在知识界颇具影响。东林党人不贵空谈, 而贵实行, 主张革新朝政, 以济世救民。此后在江浙一带又产生复社, 且向其他省份发展。复社成员“接武东林”, 关心政治, 致力于学风、文风的改良, 匡正王学末流。 其次, 实学思潮是明朝社会危机的社会现实在思想文化界的反映。明朝中后期, 社会危机加深, 学者在治学的同时, 对社会表现了沉重的忧虑。著名史学家无论是否受到王学之影响, 均有博通经史、通今达变的学术倾向。如郑晓、王世贞、
李贽、焦等人, 都是如此。他们学识渊博, 提出“六经皆史”, 重视史学的经世功能, 对明末学术多有影响。 第三, 明朝最后三四十年,“西学东渐”, 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影响, 开始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对实学思潮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催进作用。西方科学知识和务实学风, 赢得了中国一些高层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推崇, 丰富了实学的内涵。 第四, 明朝的灭亡, 更刺激了明朝遗民士大夫“黜虚崇实”的学术取向。他们认为, 王学和空疏学风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于是坚决地与专用心于内、尚虚的王学决裂, 使实学思潮发展到鼎盛的阶段。 二、实学思潮下的史学发展 1．实学的人文启蒙精神与明清时期的史评著作 实学思潮的人文启蒙思想在史学领域中的直接反映就是史评类著作的大量涌现。李赞的《藏书》、《续藏书》、《批点皇明通纪》, 张溥的《历史史论》、《宋史论》、《元史论》, 王夫之《宋论》、《读通鉴论》,熊伯龙《无何集》,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明良论》等,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史评著作既成为实学启蒙思想的文本载体, 又体现着实学时期人们对千古历史的重新认识。 2.学必致用与当代史研究的繁荣 在史学著述中, 当代史难撰, 而当代史中的当朝史著述最难。但在明清两朝, 当朝史著述却灿若繁星, 层出不穷, 构成明清史苑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明嘉靖中叶, 出现了第一批明人撰修的当朝史著作,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郑晓《吾学编》, 邓元锡《明书》, 何乔远《名山藏》, 朱国祯《明史概》, 张锉《国史纪闻》, 雷礼《皇明大政记》, 谭希思《明大政纂要》, 陈建《皇明资治通纪》, 谈迁《国
一辩稿(最终版)当代大学生应以经世致用为重
当代大学生应以经世致用为重 谢谢主席，大家好！正本清源，首先当代大学生是指现如今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由国家培养的高级专业人才。再者，格物致知的定义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是一种求知，科研的研究思想。经世致用解释为将所学付诸于实践，追求的是联系实际，心系社会的思想法则。今天我方论证何者更重要的标准是要看：哪种思想更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发展自我并回报社会。我方认为当代大学生应以经世致用为重，下面将从以下三点来论证我方观点： 第一，从当今时代背景来看，经世致用思想培养的人才更适用于国家和学校培养人才的需求和政策。在国家背景方面，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当前市场所需人才中科技研究型人才仅占20.1％，而经营应用型人才占到了79.9％，强大的社会发展需求反映了应用型人才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再看高校方面，李克强总理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要引导高校向应用型方向转变。这两大环境的转变决定了当代大学生应以“经世致用”为重。 第二，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来看，经世致用有其必要性。据中青网的数据显示，当代大学生与80年代相比社会责任感大幅下降了71%。宗圣曾子曾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13年震惊社会的复旦投毒案中，林浩森利用医学知识投毒舍友致死，死者死因在经过多重科技检测后才水落石出。如今一些高知识人才由于对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只有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才能最终让大学生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第三，经世致用更有利于明确大学生的发展方向，更能彰显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经世致用”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拥有新的内涵。如今，大学生主要由应用型和科研型两大部分组成（包括国防生，军校生等），他们作为国家培养的下一代社会中坚力量，将代表社会的未来。经世致用则能帮助他们更准确的从社会实践中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从而更好服务并推动社会发展。经世致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更好的回报社会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我们并不否认格物致知的思想的确会对大学生和社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经世致用”较之“格物致知”与学校社会的需求联系更紧密。只有当代大学生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中国巨人才会在世界之颠绽放最耀眼的光芒！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当代大学生应以经世致用为重。谢谢大家！
经世致用思潮与西学翻译
经世致用思潮与西学翻译 鸦片战争以前。由于清政府闭闭关锁国，文化专制，思想界“万马齐喑”整个社会脱离实际。对西方更是茫然不知。既不辨其地理位置，又不知其风土民情。当资本主义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时，中国文人平时埋头书斋，但一到民不聊生，社会危机四伏的关口，他们的忧患意识叶也便激发，关注对象从“纯学术”到“致用之学”，以救民于水火，匡扶社稷。经世致用的思想涵盖政治经济国防诸多方面。代表人物林则徐。魏源喊出了学习西方的口号。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及大部分国人并未因为外敌入侵，国门洞开而认识到中国不但在军事技术上存在差异，而且政治思想方面也大落后于西方。因此，也只有林，魏少数先知先觉的智者以经世致用的思想翻译，虽然译著甚少，但他们是近代中国人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概况的第一批重要著作。 洋务思潮与西学翻译 19世纪60--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时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各类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后。中国社会的面貌以及人们的思想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些爱国志士开展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一种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之路的社会思潮，这必然导致了翻译的星期与繁荣。 此时的翻译特点是： 1 译书的方式基本是西人口译，华人笔述，只有极少数中国人能不依赖外国人独立译书。
2 引进的西书涵盖范围广，但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 3 翻译水平参差不齐，普遍较低。马建忠“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末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触人欲呕。又或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总的来说，缺乏中西贯通的人才造成了翻译水平低下的情况。尽管不尽人意，但是新的科学技术的概念与观念为日后的百日维新打下思想基础。 变法维新思潮与西学翻译 翻译特点 重心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转向人文和社会科学。据不完全统计，1850年到1904年，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历史地理方面。逐渐代替了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方面的书籍。成为译介的重点。 年代哲学宗教文学艺 术 史 地 社 会 科 学 自 然 科 学 应 用 科 学 杂 录 总计 185 0-110 5 5 57 46 16 9 23 45 567
现代学者对经世致用看法(3篇)
“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定位与诠释 孙家洲高宏达《光明日报》（2011年03月31日11版）在梳理我国传统学术资源时，对若干沿用日久的学术概念，学人们有不同意见。但学术概念的定位与诠释，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对其展开讨论，当然有其必要。其中，关于“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不同评价，就值得我们关注。 刘梦溪、余英时两位先生有一篇对话，标题很醒目：《“经世致用”的负面影响》。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对话者对于传统学术在当下的命运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自有表述周备的风范，刘梦溪先生则对“经世致用”的负面作用，加以态度鲜明的批评：“这种传统过于看重学术的目的性，把学术只作为一种手段，不知道学术本身也是目的。”他还指出，“经世致用思想也有负面影响，它也是造成中国学术不能独立的一个原因。”（参见搜狐网《读书·明报·大家大讲堂》、《和讯网》《读书·明报月刊》文丛的同题文章）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同观点的讨论，理应继续展开。 “经世致用”的评价，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学术问题，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层面展开，这恐怕不是几篇讨论文章就可以达成共识的；但“经世致用”在传统学术史的地位，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应该首先展开讨论。 关于“经世致用”的基本诠释，学界往往以“学术思潮”或“学风”来做概括。如《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这样的定义，如果从突出明清之际学林风尚的历史性转折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在“明清易代”的现实冲击之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学者，力倡“经世致用”之学，使之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这批关注时政的大学者，在总结明朝灭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痛批明代儒林的学风空疏不实，对国家命运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如此强烈的反思意识，把学林风尚与
浅谈“经世致用”-王安石人才教育伦理的价值宗旨(一)
浅谈“经世致用”:王安石人才教育伦理的价值宗旨(一) 论文关键词:王安石经世致用教育伦理 论文摘要:王安石认为，人才就是“经世致用”之才。培养、选拔、任用“经世致用”之才，必须对原有的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进行改革，对此，他从教之以德、养之以情、取之以事、任之以能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 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表明了专制王权进一步得到加强，考试名额和项目的增加，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政府政权的统治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考试的扩大，官吏也越来越多，另外由于还有“恩荫”、“磨勘”等得官和升宫的途径，使得宋代的·官僚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是突出的。官员冗滥，三五人同任一职，遇事互相推委，不负责任，行政效率极低。官员过多，必然拉帮结派，互相倾轧，争权位，“凡今任官，贵在科名”(《李靓集》)。斗争剧烈。冗官冗员消耗国家大量的财物，这种弊端，促使宋代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对此，范仲淹在“庆历改革”之时就已经提出要“精贡举”，但“庆历新政”昙花一现，科举改革也落得了“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罢之(《续资治通鉴·卷四七》)”的悲惨结局。二十五年以后，王安石沿着范仲淹改革的道路，又一次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了科举制度。在王安石看来，造成无才可用的现象的原因在于没有按照相应的办法培养、选拔、使用人才。王安石认为，人才的成长和使用，是有其自身规律的，这种规律就体现在“教之、养之、取之、任之”这四个环节之中。 一、教之以德 人才哪里来?王安石认为，人才不是天生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基本途径和手段，而培养人才，首在学校。但是，王安石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弊病，第一，学校废弛，徒具空名。“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第二，学校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非所用，“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这些“无补之学”，“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库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在王安石看来，当时的学校教育“非特不能成人之才”，相反“移其精神，夺其日力”，“困苦毁坏人才”(《言事书》)。因此，他坚决主张全面改革学校教育，并在变法中积极实践之。 2.大力兴办学校，健全学校体系 王安石在变法中，整顿宋初以来有名无实的太学，除主管官外，太学设置十员直讲，每二人主讲一经，对“教导有方”的学官予以提升，而“职事不修”的则予以贬默。除加强太学各方面的建设，扩大招生外，还发展地方教育，在各地普设学校。1071年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十顷以资费用。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是否称职。1078年，全国州府总设五十三名学官，使州县之学有了显著发展。恢复和创立了培养专门人才的“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性学校，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讲授“经学”为中心，兼顾军事、法律、医学等专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善的教育网。 2.改革教育方针，培养“经世应务”的有用人才 王安石认为，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这种人才的规格应该是既有“经术”理论知识，又有解决当时社会纷乱事务的能力，即不仅通晓“朝廷礼乐刑政之事”，而且还懂得“武事”，是通经致用兼习文武的知识分子。 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设武学。诵习和讲述的教材为诸家兵法，以及自行编写的“历代用兵成败次第及前世大夫忠义之节”等史实。(《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二三六》)律学设于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底。置有律学教授四员，分为三科，教授生员。一科为“律令大义”，专门学习律令意义;一科为“断案”，专门学习如何处理案件;一科为“习大义兼断案”，是前两科的综合。刑统、编救、律、令、格、式等等均充作律学的教材。(《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