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的完美融合_论_桃花扇_的审美意蕴_李瑛

2011年第5期（总第196期）学习与探索

Study＆Exploration

No．5，2011

Serial．No．196

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的完美融合

———论《桃花扇》的审美意蕴

李瑛，尹志鹏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哈尔滨150001）

摘要：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艺术建构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其创作主旨，而其创作意图也需要特殊的艺术匠心来表达。把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洽一处并且通过独出心裁的艺术建构表达出来，这是《桃花扇》审美意蕴异常丰厚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桃花扇》；中国古典戏曲；孔尚任；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5－0211－02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代戏曲的经典之作。作品以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宏阔严整的艺术结构，深沉苍茫的历史兴亡感，组合成一幅广阔纷繁的历史画卷。

一、“飞龙戏珠”的艺术构思

从明清之际历史风云变幻的高度观照，孔尚任以其集大成的如椽巨笔，对前人的编剧方法作了一次总结，创作出了明清传奇中最后一部辉煌的杰作。全剧最突出的结构艺术特征就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洽一处。孔尚任曾明确表示其创作意图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1］1。具体说来就是要通过“复社”青年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展开南明社会的生动描写，从而写出南明一代的亡国痛史，揭示出亡国的复杂原因，抒发作者的兴亡之感。作者在《桃花扇·凡例》中清楚地道出了其艺术匠心：“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1］11这就明白指出了其艺术构思的苦心孤诣，提醒读者细心领会其深意和奥妙。孔尚任独具匠心地把侯、李爱情信物“桃花扇”作为剧题，并以之作为传奇的中心线索，串联起南明一代兴亡的社会场景。通过一把为坚贞爱情所流鲜血染红的桃花小扇，将侯、李紧紧连在一起，以侯、李爱情为中心线索，把纷纭复杂的南明人事贯穿起来，把大江南北的政治风烟收

收稿日期：2011－05－30

作者简介：李瑛（196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文学硕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尹志鹏（1981—），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助教，文学硕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纳拢来，“桃花扇底系南朝”［1］1。这样一来，有些本身缺少审美价值的历史现象，因与这条线有关联而有了审美价值，大量散乱不堪的人物和场景，也因有了这条线的串联网络而构成一个紧凑的艺术整体，具有了独特而丰厚的文化意蕴。在第6出《眠香》中侯、李成亲之时，侯方域将自己的一柄宫扇题诗赠与李香君，作为订盟之物，视为爱情的象征。到第12出《辞院》，侯、李分离，全书主线上的两个主人公各在天一涯，这又构成两条线索，串联起大江南北的人物和事件。侯方域一线，联结史可法、江北四镇、左良玉，将人们的视线引到长江以北直到中原地带的抗清前线，组织成《争位》、《和战》、《移防》、《赚将》、《逢舟》等多出戏。李香君一线以南京为中心，牵动着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歌妓、艺人，把人们的视线带到南明王朝的中心，进行多方审美观照，引出《拒媒》、《媚座》、《守楼》、《寄扇》、《选优》、《骂筵》等出戏。在《守楼》这出戏中，李香君血染宫扇，《寄扇》这出戏中，杨龙友将宫扇上血迹妙加点染，“添些枝叶”，画成“几笔折枝桃花”，于是宫扇便名副其实变成了“桃花扇”。而桃花又恰是李香君的写照，如她自言：“桃花薄命，扇底飘零。多谢杨老爷替奴写照了。”“薄命人写了一幅桃花照。”（第23出）紧接着这把桃花扇又作为饱含爱情的“锦字书”，由苏昆生捎给侯方域。一把小扇具有非凡的凝聚力，将南京内外这两条线密合在一起，紧紧勾连，毫无游离之感。到第27出《逢舟》，桃花扇由苏昆生交到侯方域手里，侯、李虽身在异处，但通过扇子，二人精神上、感情上交融一处，融为一体。这样，在桃花扇的勾连下，两条线索南北交叉，写出了南明灭亡的历史。

二、“扇毁人空”的象征意蕴

在清代以前，中国戏剧主要有两种题材：一是爱情剧，一是政治剧。爱情剧一般人物形象细腻丰满，其艺术魅力

·

112

·

在于以情动人；政治剧一般人物性格比较单一，忠奸分明，其艺术魅力在于以理夺人，即以其深刻的思想、冷峻的现实，震撼人的心灵。到了洪升和孔尚任，他们共有的杰出成就在于将这两类题材完美地融合为一体，这就明显地高出《鸣凤记》和《清忠谱》一头。他们的突破性成就又各有特色，《长生殿》与《桃花扇》的区别在于：《长生殿》是以爱情为主线，以兴亡为副线，《桃花扇》则是倒了过来，以兴亡为要旨，以爱情为依托。这样社会历史的客观性更加明显，更加贯穿、和谐了。它将爱情与政治，将个人命运同国家兴亡有机地、完美地、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中国古典历史剧中，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方面取得了最大成功的作品，登上了爱情剧与历史剧的高峰。

作品演进至第40出《入道》，在江山易主的背景下，侯、李二人由离而合，会面于栖霞山白云庵。作者在这里又有意识地一再写到这把饱经沧桑、至关重要的桃花扇。二人一见面，侯方域便马上拿出了桃花扇，然后“生、旦同取扇看介”。最后是张薇“向生、旦手中裂扇掷地介”。桃花扇被张道人撕碎掷于地上，不复存在了。随着扇子的毁灭，侯、李的爱情也归于幻灭，遁入空门。南明王朝也彻底灭亡，兴亡之感也抒发完了。正如作者在第40出结尾诗中所写：“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经过作者这样独具匠心的结构处理，剧本虽情节起伏多变，却在结构上浑然一体，不枝不蔓，足见孔尚任结构艺术之高超。正是“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洽一处，细细归结。最散，最整，最幻，最实；最曲迂，最直截”。这就全面而又辩证地指出了《桃花扇》艺术建构的文化审美特色。

历史事实是侯方域在1651年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且中副榜贡生。侯、李二人也只是才子与妓女的性爱关系，明亡后李香君也没再与侯方域见面，而是依卞玉京而终老。正因为历史事实是如此结局，所以孔尚任这个结局处理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和责难。最早的批评者是孔尚任的朋友顾彩，他在理论上否定结尾的同时，进而又改编此剧为《南桃花扇》（今佚），结局改为男女主人公结合的大团圆。梅阡、孙敬的电影剧本《桃花扇》则改为与历史事实相符的结局。“文革”时期，孔尚任这个结局处理则被加以“美化叛徒”、“替投降变节行为辩护”的罪名而受到猛烈抨击。就是现在有的评论者还认为，这对夫妻已走到团圆的门槛里边，硬行拆开未免生硬。这一结局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认识：

1．独辟蹊径，跳出了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窠臼，展现出崭新的艺术视野。

2．结局的这种处理方式，有力地凸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与作品的主题。孔尚任的创作意图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重点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这样处理爱情结局，意在告诉人们，在国家败亡、民族罹难的社会大环境下，爱情只能是悲剧。而这样写出的爱情悲剧反过来更加强了兴亡之感，更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

3．结尾处理也合乎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侯方域和李香君各自固守着很多有关民族大义、人生气节等崇高的观念，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并不只是团聚。因此，当国家破碎、君父遭难、民族呻吟之时，他们的性格构成、政治责任决定他们很容易听从劝说，双双出家入道。这对他们来说可谓是一条万全之策，既能完节，又能保命。因此，他们终于按其性格逻辑走上了这条必由之路。

三、“花香人美”的互补映衬

《桃花扇》全剧的众多人物总体上可分为两大形象系列，即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和社会下层人物。前者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正人，如史可法、左良玉；二是文人名士，如陈贞慧、侯方域、吴应箕、张薇、蓝瑛；三是奸佞小人，如福王、马士英、阮大铖。社会下层人物又包括两类人物：一是当清客的民间艺人，如说书的柳敬亭，唱曲的苏昆生；二是秦淮歌妓，如李香君、丁继之、卞玉京等。而在整个形象系列中，侯方域和李香君是中心人物，由这两个主角串联起各个层次的众多人物，形成整然有序的人物形象系列。面对这众多的人物形象，孔尚任以其过人的艺术才华，调停有度，笔墨浓淡皆宜，把一个个人物写得真实可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前人，积累了宝贵而又丰富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经验。

在《桃花扇》全剧中，李香君这一形象是个全新的创造。她虽出入青楼，出身下贱，但在作者笔下却是一个集美丽出众、才华超群、坚强勇敢、富有正义感于一身的青年女子形象。在中国文学史女性形象系列中，成功的妓女形象不乏其人，如唐传奇中的李娃、霍小玉，元杂剧中的赵盼儿、宋引章，“三言”中的杜十娘、玉堂春、莘瑶琴等，都是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像李香君这样，虽身在青楼香阁，却能放眼关注时局兴亡，主动和权奸作不妥协的抗争，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爱情与政治时局联系起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戏剧史上，还是第一次。另外，李香君的爱情观已不再只是以前《西厢记》、《牡丹亭》的“老实厚道”、“外象风流”、“青春年少”、“聪明才学”，而是主要看其政治态度，是否爱国，有无民族气节。这种爱情观内涵的变化，在爱情题材的演变史上也是一个创举，极其富有新意。这是与《桃花扇》爱情与政治相融合的总体特色相一致、相吻合的，它开了后代择偶标准要参考政治因素的先河。

凡此可见，《桃花扇》的审美意蕴相当丰厚，值得不断地分析探讨，可谓望之弥高，探之弥深。无论是在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高度上，均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突破性成就，不愧为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压卷之作。

参考文献：

［1］孔尚任．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责任编辑：修磊］

·

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