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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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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范畴,旨在探究东亚后进国家与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东弧模式特指“亚洲四小龙”在相类似的历史、宗教以及文化背景条件下,釜底依托政府干预手段,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通过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超越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本文站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尝试东亚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关联的探究。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

东亚模式的特征可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倡导经济立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2、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则可以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获得经济增长。

3、在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文化。儒家传统文化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称“东方情感型模式”,与被称为“现代型模式”的西方型文化

迥异。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型模式追求效率,强调个性。而东方型情感模式则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崇尚集体意识,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宣扬和谐精神,主张用伦理道德信条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

(二)东亚模式的缺陷

东亚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紧密相关,它的历史成就客观存在,但东亚模式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赶超模式。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不少国家政策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重视物质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东亚国家发展基本上都实行外向型战略。由于以出口为导向,以外资为增长动力,常常导致对同外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忽视内部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一旦外资进入减少或国际市场萎缩,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现象。

3、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一般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产业入手,这种产业的比较优势是难以持久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实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4、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容易导致政府包办一切,忽视甚至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政府的决策失误必将带来经济的非正常发展,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也极易滋生腐败现象。

二、东亚模式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它山之石,可资中国经济发展借鉴

东亚经济增长的魅力体现在很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其在经济体制上的独特属性,这些独特属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不乏借鉴意义:1、跨越性特征。许多东亚国家、地区自摆脱殖民地经济、依附经济,建立自己的民族经济以来,到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市场失灵危机和政府失灵危机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东亚模式的形成,跨越了市场经济的古典体制”。而且政府采取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干预活动,无形中创造了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创造了政府和市场二元机制优化组合的新体制。

2、兼容性特征。这里主要谈经济体制上的兼容:“东亚模式”是对传统的无政府的市场经济、政府刺激有效需求的膨胀型的市场经济及完全由政府直接支配的计划经济的扬弃。它是有政府管理的非财政金融膨胀型的非单一计划调节的经济,承袭了无政府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制度、有效需求管理型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计划经济中的政府计划指导机制。

3、多元性、差别性特征。东亚国家、地区间及国家范围内的地区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较长的时期内,电子计算机与算盘并存,高科技与原始的农耕技术并存。这里有最富裕的人口和地区,也有最贫穷的人口和地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不同,经济起飞的时间各异,形成了阶梯多样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科技等各方而发展迅

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所以,中国应借鉴东亚模式在多元性、差别性的背景下发挥差异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4、政府注重培育市场的特征。在“东亚模式”中,政府与市场常常结合为一体,由于东业是市场经济后发育地区,缺乏足够的市场经济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因此政府的干预常常是一种重市场的干预,即用政府的干预培育和扶植市场,而不是抑制市场。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其财政消费和支配的国民财富较少,而留给市场调节的比重较大;从政府财税上看,战后,东亚的税赋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普遍较轻,这是因为东亚国家、地区没有设立危害市场机制的社会福利制度,而是在社会福利事业中引进市场的民营机制,从而大大减低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东亚教训,值得中国经济发展警惕

1、东亚模式属于赶超型发展模式,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属于此种类型。

在增长方式上,表现为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率来带动经济的高增长。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有关资料显示,1970年到1990年的加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时至今日,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日渐穷途。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同当初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相似之处,普遍足以高投人、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因此,这一经济发展战略应引起

中国的警惕,中国要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走一条集约型的、绿色环保的、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2、东亚模式过分依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从材料、设备、技术、管理到市场无不依赖西方,本国科技和教育严重滞后,长期地法形成自主开发的能力,这一点应值得中国警惕:因为中国的外贸从总体上看一直处于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持续上升的阶段;同时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来源于加工贸易。

3、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经济结构和政府政策的不合理性。从金融层面上说,资金筹措过分依赖短期外资,债务负担过重;过分倚重房地产等投机性强的产业,股市畸形繁荣;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贷款审查不严;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银、政、企、关系不正常;资本市场开放过度;汇率制度僵化等。从增长模式的层面说,政府主导的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也足造成金融风险积累直至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坚持做到人民币不贬值,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经济上还是多少受到了影响与冲击。特别是如今,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更应该进一步健全金融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安全。

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一)

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一)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的困境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得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正处在转变之中,正从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美国、日本的经验相比,吸引巨额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而汇率问题则是中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难题。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与美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外,资本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国内,而现在,资本的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台湾资本,而需求增长则依赖于本地资源。印证这种变化趋势的是,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气势似乎盖过了珠江三角洲,上海与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争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说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型经济体系,那么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体系在地缘和传统上则较多是以内向(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这也是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更多的选择上海的原因。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最终要超过国外市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颠倒过来。 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图就会发现,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国经济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美国的经济历程是如此。美国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则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9世纪早期,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金融中心从英国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炼钢和采煤等新兴工业。这些产品运往内陆,供应芝加哥等新兴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这些新城市则在美国的腹地开发出新的农业产地以供应世界市场。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向美国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满足美国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从企业债券到股票融资等金融工具的出现,标志着19世纪末华尔街资本证券市场的成熟,这为20世纪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提供了金融平台,那些20世纪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足以称霸世界时,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 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如“西部开发”和“启动内需”仍有借鉴意义。只是,这个经验对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所具有的挑战意味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长中具有时序关系的阶段和过程将被压缩在一个较短时期来完成。 二、作为反例的日本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奇迹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基本发展模式:在日本式经济中,政府为了达到它的(贸易立国、出口导向)目标,在市场中同时嵌入了激励和抑制因素。在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后,日本实行的国家指导而私人所有的经济体制是日本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高效的经济体的主要因素。南韩和台湾学习了它的主要原则和机构,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日本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即美国对日本的持续贸易逆差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对日本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是它享有特别优惠的汇率,这一汇率是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复苏而确立的,名义上1美元可兑换360日元。1971年,尼克松总统结束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货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15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更是惊呼日本的“威胁”。像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又寻求利用汇率

东亚_创造经济奇迹的成功经验及其借鉴意义

●东亚模式与浙江现代化 [ 编者按] 近20 多年来, 现代化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焦点。在一个多极化发展的世界上, 各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与方式既有共性又有特性,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美国模式、北欧模式和东亚模式。东亚模式就是在东方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式、经验和道路。它所包括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指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它们在文化传统上属于儒家文化圈,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学习并消化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制和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从而形成一个多元文化互动互补的社会。 浙江在历史上即与东亚国家和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与文化联系。浙江的经济、人文环境与日本和四小龙也有某些近似之处。因此,东亚模式的许多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汲取的。 下面四篇论文系本院“东亚模式与浙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分别从经济策略、社会保障、教育规划和人文精神诸层面探讨了“东亚模式”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浙江现代化的启示。 东亚:创造经济奇迹的成功经验及其借鉴意义 张仁寿 张仁寿,男,1956 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杭州310025) 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其成功经验令世人瞩目。浙江不仅与东亚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 处于同一地缘带, 而且比之于东亚模式中日本及随其后的“四小龙”, 属于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后来者, 现在正处在经济起飞时期。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我们要重视研究借鉴东亚模式特别是“四小龙” 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本文着重考察分析东亚成功地实行政府干预和促进出口这样两个事关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 其中的成功经验, 对于加快浙江经济现代化有着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兴工业化国家增加了一倍多。“如果高速增长的分布是随机的, 那么, 如此集中的区域性高增长是极为罕见的, 大约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按亚洲开发银行统计, 过去20 多年东亚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8 % , 远远超过世界发展中国家的413 %和工业发达国家的3 %的增长水平。东亚在全世界的GD P 中所占比例从1960 年的4 %猛增到1990 年的25 % 。到200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 % 。与此同时,外贸规模也迅速扩大。1965 年,东亚地区的出口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为10 % ,1993 年已占到2518 % 。据预测,到本世纪末, 东亚贸易增长幅度将占世界贸易增长幅度的的1/ 3 。 进入90 年代, 西方经济景气低迷, 回升乏力, 而东亚经济一枝独秀, 仍然生机勃勃。在1993 —1995 年间, 东亚连续三年GD P 增长率超过9 % , 而且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超过1986 - 1995 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幅度。据世界银行1996 年发表的《全球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报告预测, 在1996 —2005 年10 年里, 东亚地区GD P 年均增幅仍将达到719 % , 人均GD P 有望保持过去10 年平均619 %的增长速度。 ·65 · 一、东亚奇迹 东亚的崛起, 已成为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最大奇迹。世界银行自1991 年下半年开始, 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8 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系统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于1993 年出版了题为《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政策调研报告。该报告指出, 在1960 年到1985 年之间, 日本和“四小龙”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4 倍多, 东南亚新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修订稿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思 考 内部编号:(YUUT-TBBY-MMUT-URRUY-UOOY-DBUYI-0128)

由于始发于东南亚地区的危机波及到了东北亚的日本/韩国等地,许多人对所谓“东亚模式”产生怀疑,把这次危归结为“东亚模式”的危机,进而全面否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促进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样的看法具有片面性,会误导对这次的认识。 一、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 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最初的分歧来自对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原因的分析。它们持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家强调力量的基础作用,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的政府(主要是日、韩等国政府)起到了主导的作用。1993年世界推出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将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认为日本、“四小龙”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8个国家和地区在1965年~1990年间的快速增长,是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肯定了日、韩和地区实行的有选择干预措施起到了促进增长的作用。这一研究引起了对所谓“东亚模式”的更多讨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撰文指出“东亚奇迹是被夸大的神话”,他认为除日本外,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与当年苏联的高速增长性质相同;伴随投入增加速度的下降,它们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会降下来。1997年以来,青木昌彦等人则提出系统的“市场增强论”,从克服“协调失败”的角度对东亚政府的经济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199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也可认为是这一讨论的继续。该报告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政府的核心使命,是完成这样五项基

韩国“文化立国”战略及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韩国“文化立国”战略及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韩国;“文化立国”;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启示 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其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强一国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亚洲地区,韩国首先确立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努力开发本国文化软实力资源,通过提升文化力提升软实力,进而提升国家综合国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朴正熙政府为代表的韩国军政府以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试图从传统文化里寻找现代化的力量,因此政府集中全力扶持传统文化的发展,但扶持内容只限于所谓的“高级艺术”。1986年全斗焕政府在韩国第六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当中,提出“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同步化”这一重要的政策目标,为“文化立国”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990年卢泰愚政府颁布了《文化发展十年规划》,提出“文化要面向全体国民”的政策理念;1993年金泳三政府出台的“文化繁荣五年计划”将文化产业的开发作为重要目标之一。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紧急援助,并以此为契机,全面展开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改革与治理。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文化产业蕴含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决定通过大力挖掘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振兴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实现“文化立国”。1998年起,韩国政府出台了包括《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在内的“文化立国”纲领性法规,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全面统领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立国”战略实施后,文化产业已经一跃成为韩国国内继制造业之后第二大支柱产业。 韩国从“文化立国”战略确立伊始就坚持走海外市场路线。“文化立国”战略实施后,韩国文化产品迅速在海外市场打开局面,一跃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强国,并且形成了在东亚地区风靡的“韩流”现象。同时,韩国制造业也乘势而上,将一种富有创造力、注重设计的新文化理念逐渐渗透到各个产业,制造业通过自主研发开发适合不同地区人的不同产品、利用明星效应来刺激消费,并在政府的大力扶植下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等手段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三星、LG以及现代汽车等著名公司已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品牌,韩国也逐渐摆脱以往的“制造型”国家形象,开始向“韩国创造”过渡。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相对于韩国较为发达的文化产业,我国还处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有必要通过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建立起适合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以适应未来竞争日益激烈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的需要。一、改革现有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目前来看,我国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核心依旧是分行业管理,是一种较为松散的混合性组织架构的制度框架。我国应设立统一的文化产业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完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制定发展预算等。同时,应在各地分别设立文化产业管理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负责管理本地的文化产业事务和落实文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是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被称为“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出现了资源的高消耗、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经济发展“只快不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优化经济结构、降低消耗;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尽早建立和完善绿色GDP制度等。 [关键词]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方式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6年,作为“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物价水平较低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能耗指标却没有达标,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将经济发展由过去的“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的“快”可以用经济增长速度或经济增长率来表示,而经济发展的“好”则指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有快没有好,就会出现像拉美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矛盾。我国经济工作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不仅仅是一个前后次序的变化,它标志着经济发展的思路将更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 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至2006年,我国年均GDP增长达到9.7%,远远超出世界平均发展水平,成为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四年保持在10%以上,见图1。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经济今后保持平均以7.2%的速度持续增长,就可实现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4年GDP排名,中国以16493亿美元排在第七位。①到2005年GDP达到18.3万亿元,约为2.26万亿美元,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4位。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有人预计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0年左右超过德国,2020年左右超过日本,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按现行汇率计算)。“超英赶美”,对中国人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2001年至200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比世界平均水平(3.8%)高出5.7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1%)高出7.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8%)高出3.7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时期增长最宽的国家。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的平均贡献率为14.3%,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 表1列出的是中国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之间经济增长的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高速增长延续时间之长、速度之高,已经超越了战后全球经济中最受瞩目的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战后的“经济起飞”,如果说存在着“东亚奇迹”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就是真正的“中国奇迹”。 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 1、消耗了大量资源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不断加大投入,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投入,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近50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2002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151797万吨标准煤,到2006年增加到245669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8%,高出年均GDP的增长率。2006年,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5.5%,但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较高,如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费量为3.88亿吨,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占世界的54%。目前,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重要资源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美国居首位)。多年的粗放扩张,使我国资源状况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制约,成为最突出的瓶颈。全国各地许多能源材料纷纷告急,煤、电、油、水供求矛盾日趋突出,国人接连遭遇“煤荒”、“电荒”、“油荒”、“水荒”等资源短缺的苦涩。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正在被过度过速利用,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普通老百姓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2、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把环境污染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续了西方国家发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发展经济,后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工业排放废气、废渣、废水污染环境,尤其污染江河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例如:我国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断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工业经济发展,大量消耗资源,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剧增,固体废弃物的大量排放,污染环境。 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多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根据中国科学院2003年的估计,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普通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是,经济发展了,环境却恶化了。 3、导致产业结构失衡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比重低。在三次产业结构方面,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2002~2006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4.8%上升到48.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0.1%,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

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与政策论文

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效日益明显,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经济总量日益上升。据数据显示,到2014年上半年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样的成绩当然离不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处于一片低靡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失业率陡增,出口额下降。为寻求世界经济复苏,西方国家联手中国举行G20国峰会,讨论如何合作发展。实践已证明,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领跑者作用,成为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引擎。在2009年实现了经济增长突破8%的目标,2010年中国政府又投入40000亿,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我们借次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成就,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推进城市经济文化建设,以点带面,辐射周边,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现阶段新一任领导人的上台,提倡科学发展观,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大反腐力度,增加一些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与政治环境。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发展,即科学发展。为实现其目标,中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模式正由“粗放型”向“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因为从长远来看,只有节约型增长方式才能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粗放型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中国当前是市场经济。 “三农”问题是历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中之重,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为此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继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提高养老金的发放金额,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房地产市场”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热点,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以来,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观念明显转变,住房消费有效启动,房地产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推进城镇化发展,改善居民住房条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但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多矛盾,普通居民没有能力购买高档房,而且部分商家从中在此“炒作”,使房地产市场秩序不太规范,为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运行。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明显,人民币汇率逐渐上升,对此有利有弊。西方国家都强烈呼吁中国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此来促动其自身的外贸出口,因为中国劳动力比较丰富、廉价,是以加工业为主要出口的,一旦汇率有较大波动,中国出口将会减少。所以对此问题,自2007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平稳的汇改政策,以此来推动经济平稳发展。

从东亚经济模式的特点看

从东亚经济模式的特点看,主要有:1、较早地实行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和政策。由于东亚国家资源和市埸均有限,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方式。2、政府较强的干预。建立了行政引导市埸调节相结合的市埸经济体制。(香港除外)3、东亚地区经济呈互补性梯级发展,联系紧密,即“雁行模式”。地区内部贸易比重较大。 拉美发展模式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 2000年以来,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期,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一些重点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开始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这种情形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拉美国家情况类似。由此,理论界和工商界有人认为中国可能陷入“技术依赖”困境。有关专家分析了拉美发展模式不同阶段的增长驱动及其“技术依赖”形成原因,提出了若干针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 一、拉美发展模式的演化 拉美发展模式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其资源驱动型增长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 1.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结束后,拉美国家普遍接受了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该模式是典型的资源驱动型增长方式。拉美地大物博,以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外汇收入是天经地义的。就内部因素而言,以下措施无疑是促使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加速运转的主要因素。第一,来自欧洲等地的大量移民为初级产品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第二,除了新开垦的土地以外,教会和印地安人拥有的大片土地也被用来种植农产品;第三,政府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第四,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了拉美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第五,科技的进步使初级产品部门受益匪浅。 2. 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二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国家忙于战事而减少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且战争影响了洲际运输线,拉美国家难以用充足的硬通货进口工业制成品。这一状况使得拉美国家发展本国工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显得更为突出。因此,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拉美国家认识到了采纳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必要性,那么二战的爆发则强化了拉美国家追求这一模式的决心。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拉美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1)对“幼稚工业”加以高度保护。(2)向“幼稚工业”提供刺激性优惠。(3)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利用国家资本,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并在一些“战略性”部门和私人投资者无力进入的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部门中直接兴建国有企业,或在对自然资源领域中的外资企业实施国有化后,将其改造为国有企业。(4)大力吸引外资。(5)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6)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发展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货和先进技术。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拉美国家只能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货和技术。 3. 后进口替代(新自由)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拉美广泛传播,东亚选择市场经济之路并成功起飞的示范效应使拉美开始实施“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其实质就是自由化市场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有: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私有化;税制改革;金融改革;劳工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拉美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突出的一个就是跨国公司对拉美经济的控制不断加强。而且,在进口替代时期拉美引进技术尚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有利干预和对国内市场的高度保护,但实施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后,这些干预和保护不复存在,拉美的科技发展对外依赖越发严重。自由化市场经济以及对外资的严重依赖的一个结果就是与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路径不同。在拉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在1980年以后的20年间一直都在下降,而农业以及矿业、能源等资源密集型工业的产值则明显增加。 二、拉美“技术依赖”的特征与成因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_0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由于始发于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了东北亚的日本/韩国等地,许多人对所谓“东亚模式”产生怀疑,把这次危归结为“东亚模式”的危机,进而全面否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样的看法具有片面性,会误导对这次金融危机的认识。 一、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 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最初的分歧来自对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原因的分析。它们持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力量的基础作用,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的政府(主要是日、韩等国政府)起到了主导的作用。1993年世界银行推出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将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认为日本、“四小龙”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8个国家和地区在1965年~1990年间的快速增长,是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肯定了日、韩和台湾地区实行的有选择干预措施起到了促进增长的作用。这一研究引起了对所谓“东亚模式”的更多讨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撰文指出“东亚奇迹是被夸大的神话”,他认为除日本外,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与当年苏联的高速增长性质相同;伴随投入增加速度的下降,它们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会降下来。1997年以来,青木昌彦等人则提出系统的“市场增强论”,从克服“协调失败”的角度对东亚政府的经济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199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也可认为是这一讨论的继续。该报告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政府的核心使命,是完成这样五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经济环境,包括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持承受

中韩商务文化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中国和韩国商务文化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1. 中国与韩国的概况对比 1.1 中国的概况 中国位于东南亚,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亿。为多民族国家,共有56个民族,国旗为红旗。通用普通话,货币为人民币。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国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水平低。韩联社4月28日报道称,韩国银行和金融投资行业当日发布资料显示,去年韩国GDP为1.3万亿美元,为中国9.2万亿美元GDP的14.2%,即中国GDP规模约为韩国的7倍。而2003年,中国GDP规模是韩国的2.4倍。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韩GDP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人喜欢红色,红色代表喜庆,吉祥,成功和兴旺发达,在汉族中带有自己文化特有的意义和联想。 1.2 韩国的概况 韩国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南部,面积 9.9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万。全国人口均为单一朝鲜民族,通用朝鲜语。货币为韩元,100韩元折合0.7416人民币历史上受我唐代文化影响很大。国旗为太极旗,白地中央为红、蓝两色太极图案,周围有四组八卦符号。白色代表土地,太极图和八卦由我国传人,象征宇宙永恒运动、均衡和协调,反映我国“易经”代表的东方哲理。受我国佛学、儒学影响很深,居民多信奉佛教、基督教和儒教,首都汉城文庙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祭孔大典。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经济发展水平居亚洲前列,外向型经济较发达。 韩国人喜欢白色,自誉为白衣民族,认为白色纯洁高尚,这种白色崇拜来自于北方阿尔泰民族对天神的崇拜。新娘在婚礼上往往身着白色礼服,现代房屋装修也多用白色。 1.3 启示 如果在韩国开展国际商务活动,要尊重当地的礼仪,饮食以及习俗。例如,可以身着白色衣服,这是韩国人比较喜欢的颜色。遇到长辈的话就用双手握手,公共场合让男士先行,因为在韩国的传统就是大男子主义,女人一般不与人握手。

最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性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性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性 【摘要】中国的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对应,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问题,塑造新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从经济体制、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产业选择和调控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和大国崛起的目标。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必然性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 1.可能面临“中等国家陷阱” 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267.1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但不能盲目地认为未来会自动成功,现在离最终成功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可能遭遇“中等国家陷阱”。 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突变,已经明显偏离了原有收入差距允许的范围。现有发展模式产生的过度不均衡问题将会极大地制约需求增长,最终限制经济总量的继续快速扩张。收入差距过大,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将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并抑制消费,将对经济的高增长形成巨大的影响,即一国在达到中等

收入水平后的增长将面临消费不足的巨大障碍。城镇化长期滞后、地区差距过大等都会产生需求陷阱。在此阶段,缩小增长差距的政策不仅会得到更多的民众支持,而且会推动新的发展,因为它们将带动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的扩张,从而纠正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问题。 2.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过度不均衡问题将会极大地约束需求增长,最终限制经济总量继续快速扩张 持续的高增长如果不能带来产业竞争力(主要是制造业的竞争力),现有发展模式的继续推进将会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高。同时,现有发展模式如果不改变将会使资源瓶颈约束难以克服,且环境的代价巨大。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耗能行业。由于房地产行业自身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有限,其对下游产业升级的要求不强,因此,它的过快发展将会阻碍产业升级。 现有发展模式还扭曲了资金、资源的宏观配置,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现有发展模式在资源、资金及人才方面都倾向于房地产业,这不仅会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还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即存在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风险。 总之,现有发展模式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难以继续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对内依赖于房地产,对外依赖于出口,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正面临着巨大挑战。如果预见危机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中国内地,在长三角、珠三角、浙江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区域经济的活力丝毫不弱于任何小“龙”小“虎”。 温州进入“凯恩斯主义”时代? 曾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教科书式范本的“温州模式”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温州这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生产出了占全国市场份额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电器、泵、拉链、五金制品、汽摩配件、文教具等产业在国内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以“小商品、大市场”6字概括了“温州模式”,称其重要意义在于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并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流通网络。 近年来,温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前面的标兵越行越远,后面的追兵咄咄逼人”,传统产业的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成为影响温州竞争力和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温州模式”扬名世界的三件“利器”也出现了钝化的迹象:一是温州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频繁遭遇国际贸易壁垒,出口受阻;二是温州资本难寻出路;三是温州第一代创业者的市场精神在第二代接班人中已难觅踪迹。 温州市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施政理念为温州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无为”的旗帜下受到削弱。 2005年之后的温州经历了政府职能的一次巨大转变,从一向奉行的“无为”到“有为”,从“不管”到“强管”,招商引资成为这个地级市的“一号工程”。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表示:“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投入,没有先进设备的引进,没有先进智力的引入,温州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难度很大。”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自由放任经济时代的结束,温州在经过20多年的自由发展之后,是否也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呢?一个强势的政府又会将“温州模式”引入怎样一条道路? 苏州模式只长骨头不长肉? “只长骨头不长肉”,对于多年来中国最耀眼的城市经济明星苏州而言,可能是最具争议的一种评价了。 所谓“苏州模式”,实际上是类似于早年日本和韩国“政府主导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政府除了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定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来吸引外资。有外商笑称,“在苏州办事,找厂长、经理没有用,要找局长、找书记”。

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金禅智06月完成时间:20年4摘要韩国原为制造业强国,1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 99政府认识到产业单一所造成的经济脆弱,于是根据市场及时调整,走向多元化的产业发展道路,并确定文化产业为其一大支柱产业。金大中任总统后,韩国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将低消耗、1无污染、利润核心在于创意的文化产业作为2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予以大力推进。随着战略的确定,在政策、法规、组织、资金上即刻全盘启动。在韩国政府的扶持下,韩国文化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0420年韩国文化产品己经在世界市到.%场上占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050国。20年文化产业的市场规模达5万亿韩元。而作为亚洲近邻的中国,无论D还是人口GP都远远超过韩国,但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存在着规模小、管理混乱和法律、题,法规不健全等问但是我们相信通过借鉴韩国模式的成功经验和中国政府的努力,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必将繁荣。本文笔者将详细论述韩国文化产业的阐发展,述韩国模式给中国的启示:情,身中国文化应该立足国充分发掘自特色,充分发挥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主题词:韩国;文化产业;中国;启示万方数据hdepetotK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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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姓名:傅志强 学号:20110204398

2008年金融海啸虽然退潮,但危机余波未息,2011年美债困境与欧债危机再度拉响了后国际金融危机的红色警报。在我国“十二五”期间,国际环境异常复杂,宏观形式混沌不清,世人信心跌宕起伏,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格局发生变迁,各国发展参差不齐,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高位波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线的新形势,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都在适时调整思路政策,全新筹划经济社会发展蓝图,以催生新一轮产业变革,孕育新一轮技术突破,创造新一轮发展需求。 1. 后国际金融危机 一、概述 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指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一段时间区间,可能是两年、三年或者八年、十年甚至更久。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一个地区企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当前,我国企业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点,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期,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另一方面由于普遍经济刺激计划后出现的全球性产能过剩,企业生存压力空前增大,形势非常严峻,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很有可能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中被市场所淘汰。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六大趋势特征 第一,世界经济逐步进入复苏轨道。当前美国、欧盟、日本三大

经济体先后逐步复苏,2009年四季度,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分别环比(比上一季度)增长1.4%、0.1%和1.1%。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5.01%,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2.968%,新兴市场为7.253%,亚洲发展中国家为9.53%。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是依靠新兴市场 拉动的,而且未来很长时间内将维持这一现状。2011年世界经济实 际增长了3.3%。世银同时表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已经从金融危机中脱离出来开始了新的发展道路。而欧洲的金融形势却不容乐观。 第二,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格局发生变迁。特别是以中国为代 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中强势崛起,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逐渐增强。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一,上海证券市场交易额居 全球第三;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GDP增速有所放缓,但仍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三驾马车”的变化令人关注。统计显示,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 的贡献率是54.2%,消费是51.6%,而净出口是-5.8%。从数据看,投资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第三,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均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开展新能 源革命,努力抢占经济和科技制高点。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产业 将成为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的主导产业。 第四,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高位波动。石油、黄金、铜、棉花等大宗商品价格均涨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高点。当前,各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仍然有待时日,国际流动性过剩现象还将持续,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新选择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新选择-经济学阶梯教室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新选择 点击数:【字体:小大】【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一位外交官把实现东亚经济共同体这个目标比作“梦想桃花源”——渴求是强烈的,但企及的道路却是艰难的。人们设想出了很多路径,却发现没有一条容易行得通 “当我将几十厘米厚的EPA行动计划放在小泉首相的面前时,他发出了‘哎呀’的惊叹声。”这是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在国会演讲时提及的一个小细节,这是在2006年3月。5个月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于8月23日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向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正式提出建立东盟与中日韩和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10+6”自由贸易区(FTA)。这是一个包括了日本以往所有的EPA设想、旨在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揽子”计划。 日本的东亚EPA构想 事实上,早在2002年,日本就在东亚地区启动了EPA谈判。所谓EPA(Economic Partner Agreement,经济伙伴协定),简单说,就是日本政府提出的带有自己鲜明特色的“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以“日本—新加坡EPA”——日本EPA计划中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为例,它不仅包括了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还包含投资规则、服务贸易规则、人员自由移动以及资本市场的共同规则,甚至规定了日新贸易、投资以日元标价、结算的规则。概括之,EPA是促进合作以及经济活动能够达到一体化的范围较广的一种协定。 日本的EPA计划,将包括东盟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6个国家。拟议中的自由贸易区总人口将达31亿人,涵盖全球半数人口,将超过欧盟加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约国的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近1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4,逼近美国12.5万亿美元的规模。 根据这个行动计划的战略步骤,日本将争取于2007年3月与东盟、印度尼西亚达成EPA 协议,于2007年前争取与越南、文莱、印度以及澳大利亚开始EPA谈判;同时争取在2008年后研究日中韩自由贸易区,缔结一个高水平的EPA;最终努力于2008年开始东亚EPA谈判,争取在2010年达成协议。 自2002年,日本与东亚国家的EPA谈判一直在进展之中(表略)。 从EPA具有的更广泛内容来看,日本之所以选择EPA而非简单的FTA,是因为EPA所涵盖的投资、服务贸易、人员自由移动以及资本市场等新领域,正是日本具备优势的领域,这将有利于日本在EPA缔结过程中,获得在这些领域的规则制定权,从而在东亚自由贸易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 而从EPA谈判进展表中也可以看出,日本安排与之谈判的国家先后次序很有“讲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研究员对《商务周刊》解释说,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突破口”,是因为“后者完全是一个城市化的国家,双边不存在农产品市场开放的问题”,这对日本这个农业保护方面极其敏感审慎的国家来说,无疑是缔结EPA的首选。而此后展开与菲律宾、马来西亚进行谈判,用张季风的话来说,则是“与中国赶跑‘与东盟经济关系合作’”的结果,因为在2001年11月,中国宣布在未来10年内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这一举动让日本大为吃惊,所以在随后的几年内,日本将与东盟的EPA 谈判放在了其“经济外交”政策的首位。 日本与中国的EPA谈判日程在所有东亚国家中被日本放在最后。“这不仅仅是因为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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