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十讲
《国学十讲》第一讲：百年孤独话国学
主讲人：袁济喜
近年来，国学成为热门，但是如何真正走近国学，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为了理解“国学”的概念，不妨从近代国学的命运开始谈起。如果我们借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来形容的话，一百多年来，她随着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的剧烈动荡而一波三折，体现出国学的人文主题与民族特色。
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术
国学并不玄妙，它是“一国固有之学术”，即中国传统的学术简称，中国传统的学术主要凝聚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中。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国学的主干是经史子集，其他的枝脉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学术的四个部类。其中“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史”是指历史典籍；“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中国古代图书分为四部，即“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时编修《四库全书》，就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的。
国学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蕴涵着现代学科的意思在内。一般说来，经部、子部相当于现在的哲学学科，史部相当于历史学科，而集部接近于现代的文学学科，这也说明国学与现代西学学科分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问题，当年的北大与清华国学门，也是将四部与现代学科互相融合的。从学理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学科平台上来振兴国学。当然，中国传统的学术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近代以来，受西方学术影响，一些从国外引进的新兴的学科，比如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也在充实与丰富着国学，对此，我们也应当将其纳入国学的视野之中，但是国学的主体是中国固有之学术，它采用汉字表达，凝聚在经史子集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无须哓哓置辩，鱼目混珠。
国学的学术价值观与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是一种人文思想与价值体系，表现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基本人生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它的主干是儒家的尊重先祖，进德修业，内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遥独立、禅宗的心灵自由、屈原的浪漫热烈的精神气质，是一种多元与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它的精神价值与思想方法是高度一致的，即讲究阴阳和合，对立统一，开放包容，能够吸收外来文化，新陈代谢，生生不息。
同时，国学如果从完整的意义来说，乃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与创新传统的学术。因而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后者尤其是我们今天进行文化选择时所要秉承的融合古今,会通中西的能力。
国学的兴衰沉浮
中国的学术充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的情操。这种文化情操在近代国学人物身上彰显得特别清晰。从国学的历史来看，她与中华文明的兴衰起伏息息相关。是中华民族面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以来的动荡变化的命运遭际时的文化选择相关。近代以来国学的兴起，正同中华文化在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相关，可以大致分成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之前国学思潮的滥觞。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古老封建帝国的衰朽，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滞后与愚钝也显示出来，于是在西方科技文明与学术文明的影响下，先进的中国人在呼唤政治改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从最早的林则徐、魏源到维新运动人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都体现出这种融合中西，寻求变法图强的学术精神。国学思潮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人们看清了封建顽固势力的衰朽与残忍，也对于中体西用文化路径的无助，于是引起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领导人物一方面引入西方的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则对于传统文化加以倡导，以激发民族革命的思想，并且将二者有机地加以联系，比如当时的革命党人与著名学者章太炎即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对于西方的学术也很有兴趣，曾宣传西方的进化论与自然科学，写有《菌说》这样的文章，但章太炎更感兴趣的是他原先所受的国学教育。章氏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面发表了许多宣传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文章，以达到抨击清满清政权，鼓吹反清革命的目的。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的《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一文中，曾说章太炎当时的主张有两条，一条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另一条则是用国粹（国学）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章太炎早在1906年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即佛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以上内容实际上包括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各个学科。章氏于1906年于日本东京创立国学振兴社，仿效日本一些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国学振兴社培养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国学大家，鲁迅即接受过他的教育。中国近现代的国学思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在中国许多著名高校的国学学者，从学术源流来说，出自于章氏门下。
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使人们对于原来的革命十分失望，再加上传统文化中一些不好的东西泛滥一时，国粹主义与袁世凯倡导的尊孔读经使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产生了厌恶的心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主义传入中国，西方学术长驱直入，导致了二十世纪初以来，人们在西方民主与科学影响下的文化思路，于是“五四”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的同时，开始了对于西方政治体制与学术文化的全盘接受。矫枉过正，走向文化的偏激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阶段，自1920年“五四”运动之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学的昌盛。这是国学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因此我们在这里要作重点介绍。自“五四”之后，随着人们对于当时的国势以及文化选择的重新思考，于是中国固有之传统再度被人们所审视与反思，正是在这一反思意识之上，形成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国学兴盛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率先开办国学门等形式的国学教育，其中蕴涵着明显的文化选择与教育改革的意识。1925年夏天，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清华大学国学门开学典礼的致辞时感叹：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以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
曹校长为此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当时许多国学研究实体与人物的共同想法。值得关注的是，开学那天，梁启超作了题为《旧日书院之情形》的学术演讲。当时的国学人物提出“融会中外，博通古今”的口号，在充分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前提下，重铸学术与教育之魂。从宏观战略的高度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在重建中华文化与中华之魂时的意义。足可以为今人借鉴。当时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均为国学研究的重镇，尤其是清华国学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更是具有学术偶像的意义，至今仍然广受世人的感佩。当时全国的高校纷纷创办国学教育，比如东南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鲁迅1926年经厦门大学文科学长经林语堂的引荐，曾在厦大任国学院讲座教授，之后才到中山大学任教。因此，说鲁迅反对国学不知从何说起。2006年12月底，厦门大学正式复办国学研究院，本人也参加了当时的学术会议。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国学热”中形成的几大实体：
一、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它以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为契机。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既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也请刘师培任经学教授，又把27岁刚在美国读完博士学位的胡适请来任哲学教授。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由章氏弟
子、著名训诂学家沈兼士任主任。并出版《国学季刊》，由编辑部主任胡适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推动国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它比北大更有名，因为产生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1925年夏天，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被称为“四大导师”。又聘李济（字济之）任讲师。第一位导师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也是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集《饮冰室合集》，收有论文集45种，专著104种。要学习和研究国学，梁启超的著作起码以下几本书是应该读的，即《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二位导师是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是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从1922年设立国学门起，多次请王国维任导师，王国维皆未应聘。至此才同时应聘为北大国学函授导师。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经史、小学成就最高。著作有62种，出版44种，尚有18种未出版。代表著作是论文集《观堂集林》。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历史人物》两书中评论说：“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第三位导师是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享有国际盛誉的国学大师。他读书很多很熟，《二十四史》中的某条史料在第几卷第几页都能说上来。他懂八种外语，文、史、哲兼通，是中国近代以来最精博的学者之一。连“敦煌学”这一学术名称，最先也是由他提出来的。1949年以前，在清华大学同时兼任历史系与中文系两系的教授。1949年以后到广州中山大学，也是任历史、中文两系的教授。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意思是他的水平是给教授当教授的。陈寅恪的主要学术著作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与《二编》，都已出版。第四位导师为赵元任，是语言学奇才，中国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他专长汉语音韵学与方言学，又精通多种外语。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调查方言写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奠基之作。1938年以后，在美国各大学任教，研究世界各国语言，更加广通博达，成为世界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界影响深远，造就甚多。中国当代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就是由赵元任与梁启超联合指导的。由于有以上“四大导师”为中坚的教师阵容，所以当时清华的国学研究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
三、前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蔡元培任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由黄侃的高足傅斯年（字孟真）任所长。傅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留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数学与哲学等，学问广博，又有学术领导才能，任所长21年。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代表著作有《性命古训辨证》等。研究所内分四个研究组。第一组为历史组，研究历史问题与古籍校勘整理。第二组为语言组，研究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第三组为考古组，研究中国史前史与考古学。第四组为民族组，研究中国民族史。同年赵元任到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语言组组长，领导了对全国主要方言的调查，成果甚多，写成调查报告多种。李济任考古组组长，主持了对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基础。历史组由“古史辨”派的著名学者顾领刚任组长。该所主办的刊物《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前中央研究院最重要的一份学术刊物，许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论文发表在这个刊物上。至1949年出21本，1949年以后在台湾继续出版。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分专任和兼任及通信研究员，这样就把全国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力量集中在一起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学研究的实体与个人，不再详细介绍了。
尽管当时的国学研究与教育辉煌一时，但后来都沉寂了。这是为什么呢，也是今天人们经常要问的问题。我认为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大致有这么几层原因：第一，从总体上来说，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条件下，教育改革与发展受制于时代的播迁，在兵荒马乱的年头，
许多志士仁人的国学教育理想只能付诸东流。一代大师往往在时代痛苦下走向死亡，比如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沉便是不幸年代所造成的。第二，如何处理现代西方学科体制与国学教育体制的关系，这是最难应对的难题。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人们要恢复中国传统学术的地位，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如何做好固有之学术与现代学科体制之关系，往往顾此失彼，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国学教育因为无法应对当时整体上的西方学科体制，只能偃旗息鼓。清华大学的国学命运除了1927年6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使清华国学院痛失一大导师外，还因其他几位教授疲于应对的实际事务而最终辍办。比如陈寅恪要同时兼任历史系与中文系的教授，而国学则是文史不分科的。西学分科与国学教学体制的暂时龃龉造成了这种结局。而赵元任、李济等由于专业研究的需要，忙于外出学术考察与田野作业，无暇顾及国学院的事务。但尽管是这样，当时的清华首届国学班培养出来的一批人材许多后来成了国学大师，这是人们所忽略的，比如著名的古汉语专家王力，历史学家谢国祯、姚薇元等人都是清华国学院培养出来的。证明这种国学教育的成效是显著的。第三，任何教育改革在开始时总是要付出实验代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在观念上与运作上，如何在探索中取得经验，是需要一定条件与时间的。前人没有做完与做好的事，需要我们今天再接再励，一往而无前。
国学命运的第三阶段，是指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目前。这是指建国后国学命运的沉浮。建国后，虽然我们对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也进行了新研究，在教学上也加入了古典文化的内容，而且西方学术分科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带来了许多新气象。但是由于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科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指导思想的偏颇。因此，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与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基本上销声匿迹。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才获得了复兴的条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学与国学教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等学者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标志着新的国学高潮的兴起。近年来，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学全面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国学的消长升降与中华文明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面的讲座中还要详细谈到，这里就不多说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回顾百年孤独中的国学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国学是一种人文性与时代性极强的人文学术，是我们民族精神与民族命运的真实投射。
第二讲国学与中华文化之魂
国学与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脉，是中华文化之魂。中华文化有着人文地理与文化人类学上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传统是在洪荒年代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中萌生的，其渊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意蕴与历经沧桑而不泯的血脉，植根于这块黄河长江流淌滋润的农业文明大地之上。《易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与中华之魂的写照，也是燃照今天的火炬。在这一讲中，我们想着重谈谈这一话题。
一、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根源
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于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中华疆域东临太平洋，北靠茫茫戈壁，西濒高山雪峰与万里荒漠，西南则耸立着青藏高原。处于这样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便自然而然地具有其封闭与独特的一面，因而它的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
中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从目前考古学上发现的中国猿人的一系列遗址上，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过从文化人类学上直接回溯的，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遗迹。它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母系氏族时期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此外，还有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
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依赖天时地利来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又是十分原始的，面对的敌人也是空前强大的。从《周易》的内容来看，先民们生活的这一带天气变化无常，洪涝旱灾
时常发生，它无情地侵袭着人们，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与猛禽野兽袭击人类。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编著的《淮南子·览冥训》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耑民，鸷鸟攫老弱。”这里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洪荒年代，地震频发，山火猛烈，洪水肆虐，猛兽与恶禽扑食人类，人类是多么哀哀无告，然而又是多么艰难地与自然界作斗争，以争取生存呵。这种艰苦的劳动与生活条件，造成中华民族比较务实的性格。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因为生存之不易，故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重实际，轻玄想。中华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世俗文化，乐天知命，生生不息。前几天，我刚从四川都江堰出差回来，深深感受到当地人民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后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情绪与重建家园的坚毅刚健。作为人文学术的国学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意蕴，具有替代宗教的意义与功能。
在远古洪荒时代艰苦而恶劣的环境中，先民们依托氏族血缘关系，筑成集体堡垒，以抵抗自然力量的侵害与外族的凌犯。基于生存的需要，中华民族很早就懂得了人人相和对于集体生存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言必称“和谐社会”，其实导源于先民的生存环境中。孔门弟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这里所说的“先王之道”与其说是个别圣人的说教，毋宁说是远古生民的共识。中华文化之魂就是由这种血亲形态与观念建构而成的。当时的人被牢固的血缘纽带联结在一起。一切活动都和氏族分不开的。氏族首领由会议民主选举而产生。他们没有什么特权。传说神农亲耕，妻亲织，与其他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氏族的民主精神也反映在集会方面。氏族成员都有权力参与这种会议。一切重大的事情，如氏族首领的选择和更换，血族复仇的决定，都在这种会议上解决。生存的艰难，反而铸成了民风的淳朴，人际的和谐。《庄子》一书中屡屡出现的对氏族社会风俗之美的赞叹，是有其历史依据的。天人合一与人人相和，是中国人的最早的生存意识与道德。我曾经很早写过一本书《和：审美理想之维》，其中就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探索中华文化之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灵魂不死的观念到了仰韶文化阶段趋于成熟。在最早的山顶洞人时期，我国的古人类就已经萌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到了仰韶文化阶段，这种观念就更加明晰了，并且成为普遍的观念。仰韶文化遗址中的死者墓葬的头颅方向都朝向同一个方向，象征死者生前同心民德，死后也魂归一处，决不分离。战国时著名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招魂》中有“魂兮归来，反（返）故居些”的哀辞，《楚辞·九歌》中的终曲是《礼魂》，表达对于魂灵的礼赞。看过香港著名导演鲍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品的电影《屈原》的人，都会被电影中《礼魂》的舞蹈美仑美奂而叹赏，“成礼兮盛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这些美丽的歌词，折射出远古人们敬畏魂灵的观念，反映出氏族社会中血缘关系对当时人们生死观念的约束，同时也说明了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对自身命运归宿的关注。
与此相适应的则是图腾观念的发达。墓葬反映出人们对自身归宿的关注，图腾则说明人们重视自己的来源。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人们开始探寻本氏族的来源，说明原始人已开始对自己历史的关心。几千来备受华夏族的尊崇并成为帝王标志的龙，考其渊源，也是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图腾观念以及后来出现的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意识，而这种具有文化意味的自我意识，正是中华文化成熟的标志。是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础。《论语·学而》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慎重对待亡灵，追寻远祖，老百姓的道德就会变得厚重。孔门的这些经典语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敬天法祖的心理。前不久，我们刚刚度过了2009年4月4日的清明节，悼念自己身边死去的亲人，追思去年死去的那些同胞，同时，尽情享受春天生活的明媚阳光，感怀不已！这几年国家将清明在内的传统节日列入法定节日，就是对于我们先祖的追怀与祭祀，它既是对于传统的回归，也是对于
明天的进步，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不敬重祖先与传统的民族能够进步与发展。
比如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所以我们清明节祭祖，首先要公祭这两位先祖。关于炎黄二帝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在《逸周书》、《国语》、《周易·系辞》等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相传炎帝神农氏率领其部落始作耒耜、教种五谷，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倡交易，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炎帝为民采药治病，来到南方，因误尝断肠草，“崩葬长沙茶乡之尾”，炎帝墓在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黄帝则率领其部落养蚕治丝、始作衣裳，伐木构材、筑造宫室，创造文字、制定历法，并发明指南车，备尝险夷，艰苦拓殖，将中华原始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清华大学的张岂之教授曾说：“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儒家的原创性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道家的原创性文化飘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审美价值。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的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我认为，张先生的这些概括是很精彩的。国学既要研究四书五经一类的经典，也要研究鲜活的文化人类学与现实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炎帝与黄帝为代表的两古族融合发展，延向四方，后经夏、商、周及其后的发展，使中国境内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各有特长的氏族、部落融为一个以中原族群为主体，包括四方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几千年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和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以炎黄子孙为荣，以同源同祖为亲，已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感情纽带和精神力量。
因此我们说，国学虽然是一种学术文化，但它源远流长，有着坚实的文化人类学的根基，是中华文化的结晶。至于国学的精髓，当然还得从经典文化谈起，经典文化是国学的主流形态。不过，经典也是历史地变迁着的，过去只有四书五经能称作经典，诸子学说不能称作经，现在则不然。因为国学是一种新的视野与角度。至于说到经典的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份，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中国古代的经典是天地人三者的凝聚，也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人性的奥区，文学之核心，可以穿透历史与时代而得到传承与光大。国学的基本精神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其构成主要由儒家的进德修业，内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遥独立、禅宗的心灵自由、屈原的浪漫热烈的精神气质组成，它是一种多元与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中华民族与文化形态源远流长，不断进化。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多年时，中华民族由于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普遍加强，促成了原始公社组织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形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氏族社会在向阶级社会的迈进过程中，血缘宗法因素成为一以贯之的纽带。周代统治者继承殷代宗法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宗法制度。周王在宗族上是天下的大宗，在政治上是全国的共主，诸侯对周王来说是小宗，但在所封国内又处于宗主的地位，享有统治所封国内的疆土与臣民的权力。卿大夫的情况又照此办理。这样便把宗族上大宗小宗的关系紧密地组成一个金字塔似的等级结构。维系这个结构的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包括父权和兄权两个方面。孝道是为父权服务的，而悌道则是为兄权服务。由于父子之间有着血缘亲属的关系。因此，亲亲尊尊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如果说西方古希腊自公元前五世纪就已经由土地形态贵族血缘统治进入城邦制奴隶社会，以财产契约与城邦民主制作为人际关系的纽带，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了周代社会，反而将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演变为宗法制度，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文
化的基本形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原因在于其思想传承了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血缘宗观念，将血缘亲情观念引申到人伦与政治领域，使孔孟之道具有了民族心理与文化根基的支持。孔子思想的两个关键词便是孝、悌，延伸到亲亲、尊尊。是仁学的基础。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之交，正是所谓“礼崩乐坏”的年代。孔子对这种现象同样痛心疾首，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恢复周礼中经过周公等人继承与改造过的原始社会中的人道精神与德教学说。具体来说，便是以孝悌为轴心的血缘亲情观念。以孔孟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念，经过历代仁人志士的阐发与实践，慢慢积累成一种文化传统，具备了精神家园的功能，而精神家园与信仰可以相通，是精神信念的产物。这一点，从先秦原始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线索十分明显。当然，这种血缘宗法观念与遗传在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中，肯定是要加以清理与批判的，但是作为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对此要加以科学地分析与评价。
正如我在《国学十讲》的第一讲《百年孤独话国学》中所谈到的，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国学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文化的认识与态度，经历过民族危亡与政治风雨的洗礼，可谓一波三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沉痛的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价值。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中华民族的精神正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说明我们对于国学与中华文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而使中华文化与国学的复兴指日可待。
二、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传承
中华文化传统由于具备丰厚的人文蕴含，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洋溢，具有超越时代的民族共性。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历久弥鲜，毫无疑问，这种文化的共时性、民族性是其重要原因。
所谓中华民族，是现今由华夏族演变成来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总称。不过在古代，“中华”一词却是“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的意思相对应，而“华”即有文化发达，光辉四方之义，表现出华夏族自我荣耀的心态。《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种说法可谓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文化的认同心态。
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面对的是满清政府统治，所以传统文化的中的民族意识自觉体现在以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学术思想中。近代国学宗师章太炎有意识地用国粹激发人们爱国的心肠，推翻清朝的外族统治。章太炎在1907年第15期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华民国解》，其中提出：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言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
章太炎这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他注重从文化去定义“中华”一词的的概念蕴涵，将中华
民族的内在血脉定为文化传统，而外在的种族是变易不定的，可以互相融合与变化。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得益于文化传统的薪火相传，为此他大力倡导国学，近代国学思潮正是缘此而振兴起来的。现在看来，太炎先生的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一种高度成熟、相对独立的精神价值与物质形态的融合物，具有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强大凝聚力，迄今为止，华人文化成为海内外无分地域的精神纽带，也说明中华文化积数千年而成的共同民族心理的巨大能量与沉厚的潜质，这是任何民族的文化无法比拟的。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而对天灾人祸而发奋图强、乐观向上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一旦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和磨洗，为民族所认同与熟识，变成元典，也就具有了永恒性。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指出，古典传统之美中体现出来的理想境界，是时间性与无时间性的统一，是非可逝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古典的东西在这样的辩证统一中发生、发展和解体，在这样的统一中展示自己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最深层的意蕴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这种传统就是在解体中再生，在扬弃中发展，因为它具有内在的永恒性与超越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远流长，生生不息，决定了它虽然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依然能够传承下来，而不会走向衰亡。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概念，固然有许多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因素在内，就此而言，它与现代性和西方启蒙思潮是相冲突的，但是传统文化中的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真善美价值的不懈追求，却是与现代启蒙精神有相通之处，是人类文明的精萃，是可以通过改造与现代性互相发明的。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许多有志之士痛感于国力的衰弱，民性的愚昧，大声疾呼，倡言立论，鲜明地将国学与增进国民之道德相结合。1905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创办国学振兴社时便是如此。如果我们稍微了解国学的历史阶段便可知道。国学正是在吸收西方近代以来启蒙思潮下对于传统学术进行清理与研究的。国学人物对于封建思想的糟粕从来就是持批判的态度的，在国学的著名学者那里，都是非常自觉地运用现代西方传来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来从事研究与教学的。如梁启超运用欧洲启蒙主义思潮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解析；王国维借用德国美学与哲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阐释；陈寅恪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吸取。尤其是一些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物，如侯外庐、郭沫若、范文澜等人都是这样做的。现在我们重倡国学，兴办国学教育，也是中西合璧，决不可能倒退到“五四”之前的立场上去，这是肯定的。
欧洲文艺复兴从古希腊文化中寻找到人文的始祖，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无一不是与传统共生共荣。中国古代《周易》中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既有变易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片面强调其中的一面都有悖于和谐相生的精神。当代中国的发展既不能复古，更不能割裂传统，民族精神的培育离不开传统文化精华的滋养，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全盘西化的空中楼阁上面。而国学则从学术层面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维度上，可以担荷起这一神圣的职责。就此而言，国学研究正是为了重铸中华文化之魂。1925年夏天，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开学典礼的致辞中提出：“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曹校长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这也是我们今天任重而道远的责任和使命。
第三讲国学与人生境界
主讲人：袁济喜
在前面两讲中，我们多次提到，中国传统学术是一种人文学说体系，倾心人生观问题，具有极浓的人文关怀意蕴。西方的人文关怀主要通过宗教精神来建构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与此不同，主要依托自己的世俗文化来建设的，通过五千年的文明史，三千年的学
术史来展现出来，续续相生，辉映着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启发着我们的人生境界，点亮了我们的心智。因此，在这一讲中，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谈谈国学与人生境界问题。
一、何谓人生境界
谈到人生境界中的“境界”一词，在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用，比如我们批评一个人道德水平低，往往说他（她）没境界、境界低等等；说这个人道德精神高尚，往往说他境界高。“境界”这个词横贯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功利事业中使用，在超功利的文艺生活与审美活动中更是经常用到，王国维先生不仅在传统的经史之学中成就非凡，而且在美学与文艺批评领域中卓有建树，写过一本名著《人间词话》，其中的主要范畴是“境界”，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王氏所说的境界，是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的统一，王国维在这本书中强调人生境界是文学境界的前提，没有人生境界是写不好诗词的，从汉魏至唐宋元明清，境界是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灵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本书是我们大学人文学科中经常教育学生的经典，百读不厌。从王国维这位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英杰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问题，而人生境界则是中国传统学术即国学孜孜不倦追求的人文情怀。
人生境界论的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人格的学说。在传统文化中，人生境界与人格境界直接相关。“人格”一词从原始含义来看，它是从拉丁文来的，意思是指“面具”，早期一般指个体的公开的自我，亦即大庭广众前的形象。西方人比较强调人格的表演性，亦即人格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象的差异性，西方人认为人的内在想法与外面的表现可以有两面性，不一定要做到内外统一，他们比较重视人的隐私性，大约也是出于这一点；而中国人自古至今，较多地从道德的层面上去看待人格现象。中国古代虽没有人格这个名词，但与此相关的“格”的概念早已有之，儒家经典《礼记?缁衣》中有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这里所说的“格”也就是指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的统一。
从孔子到思孟学派的《中庸》、《大学》，推崇的是内心的真诚无伪，慎独养心，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最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面派。所谓人格，更多的是指内外合一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的高低，建立在人生观的基础之上。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就是仁义礼智这些基本的道德素养，君子与庶民正是在这一点上加以区分的。因此，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对这些基本道德价值的认同追求。
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大部分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说，当然也就涉及人格境界的问题。儒道两家尽管在政治与人生信念上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对人格境界的执著上，却是一致的，并将人格建立在这种超越世俗的人格境界之上。中国古代的先哲热爱生命，不像佛教与希伯来系统的宗教那样厌生，但是他们也不赞同犬儒学派的贪恋世俗而不顾人格，而是将人格的最高境界建立在意义世界上，从而使中国文化具有不同于宗教但又具有宗教魅力，既世俗化又能够超越其局限性的审美性质。人格之所以不同于“人品”，就在于后者往往是指一般的道德行为与准则，有的人虽然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但人品敦厚诚实，也可以说是有人格的。但伦理学与美学上的人格，是一种特定人格，它是指具有自我意识、精神信仰、道德境界的人性内在结构与外在行为的统一，尤其是中国古代推崇的人格境界，就是一种有着自我体认的道德意识与坚定意志能力，达到了与天地并流，与宇宙合一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始终围绕着造就这种高尚人格的建设而展开，离开了人格境界，人生观的建设也就失去了依据。
同时，中国古代的人生境界还与一个人的基本道德操守联系起来，它并不玄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判断，不管时代如何发展，这些基本的道德底线是不会改变的。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中，一所学校的房屋倒塌了，一位老师全身趴在桌子上面，牺牲自己的生命，救下了桌子下面的四名学生。而在同时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
教师则在地震时扔下学生自己首先逃走，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在一群“后现代”的鼓噪下自我炒作，但两相对照，人生境界的高低直有天壤之别，这是不争的事实。
人生境界论第二个方面指心灵境界。心灵境界是人格境界的底蕴，没有心灵的真善美，自然也就谈不上人格境界的高尚。在中国古代，境界原来的意思是从佛教那里发展而来。按丁福宝主编的《佛学大辞典》的解释，“心之所攀援游履者谓之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心灵所攀登游历所达到的层次叫做“境”，即境界，它是指对于世俗利益的解脱之后，达到的心灵修养境致。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在中国古代，儒家非常强调心灵境界的向上，主张真善美的统一。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认为道德的境界有三种，第一种是了解与知道，第二种是喜好，第三种才是乐以为之。这分明说的是三种道德境界的依次攀登升华。孟子在论述人格境界时曾经说过：“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这种人格境界的划分依据其实就是尽心而知天，具有神秘的心灵体验意义，已经非常接近宗教信仰了。
在中国古代儒学看来，所谓人生境界，不是别的，乃是人类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一种道德境界，经过自我反思与学习，形成了自己的道德信仰，达到内圣外王的境地。儒家的经典《礼记?大学》将这些步骤归结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宋代理学家归纳的“八条目”。这“八条目”的次序是依次递进的，即“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后人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为“修齐治平”。这些道德人格的建构步骤，在秦汉之际的思想家中各有说法，但大体上是由内及外，通过完善道德来建功立业。《礼记?礼运》中说：“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冶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在儒家看来，理性与道德教育范畴就像在人性这块处女地耕耘一般，最后的升华与安固，则是依恃礼乐教化。
人生境界论的第三个方面，还指胸襟器度。古人常用“胸次”、“胸怀”，“怀抱“来形容之，认为是一个人的道德层次与人生修养的显现。今天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往往从这方面着眼。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人生的磨练与自我觉悟，当人经历了许多沧桑甚至磨难时，往往对于人情世故有些看穿，胸次超然。宋人讲理学道德，往往从这外方面去体悟，比如程颢有一首著名的诗《秋日偶成》中咏叹：“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处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抒发了这位历经世故，学问洞达的哲学家胸怀宽敞，超越世俗，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尤其是最后的一句“男儿到此是豪雄”，写出了中国文化中人格境界与洞穿世事，回归自我，胸次超然的的特点。今天我们常常体会到由于社会与单位诸事的纠缠，人事复杂，心胸狭隘之人随处可见，我们自己的心胸久而久也不免习染的苦恼，古人的这种心胸修养，倒是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的。
从做学问的角度来，国学强调人品与学问的一体化，古人一再强调，做学问如果没有胸襟器度，肯定是做不成大学问的。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说：“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则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后来明代有大思想家王夫之也一再强调这层意思。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也提出，古来成大事业者，做大学问者，一定要有很高的心胸境界。在今天我们讲国学，这一点是应当特别强调的。
人生境界论的第四个方面，指人生品味与趣味。比如六朝时是一个讲究雅人深致的时代，
所谓雅人深致，是指一个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与门弟血统。魏晋六朝是所谓雅道相传的年代，雅道是人生的品味，审美的趣味，它分别了人生的修养层次与道德修养的层次，而这些最直接的显示便是一个人的趣味。北宋黄庭坚说过：“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国学大师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其中举了《世说新语》中的两个名士的轶事来说明。一个叫祖约的人喜欢钱，一个叫阮孚的人喜欢木屐，人们对他们的喜好不能分其高低。但有一天，客人造访祖约，祖约正在数他的财宝与钱物，一时收藏不尽，还剩两小筐钱，见客人来赶忙放在背后，生怕给客人看见，其鄙俗之“趣”可见一斑。客人又去拜访阮孚，见他正在给自制的木屐上蜡，叹道：“不知一生可穿几双屐？”说话时意态潇洒，情趣盎然。于是客人通过这件事终于分出了阮孚与祖约趣味的高低。梁启超举出这件轶事是想说明：“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这因此，趣味问题显然与国学中的人生境界中的价值判断直接相关。
梁启超主张在青少年时，便要培养高尚的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这些论述表现了梁启超对于趣味在人格培养领域的重要地位。趣味是人类异于动物的介于爱好与理性、修养与嗜好之间的生命追求，它是人性的集中显现，也是通向道德境域的潜意识。梁启超重视对于趣味的研究，表明他的文化思想是很深邃的。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
当然，国学中的人生境界论是多元思想组成的。老子与庄子这些道家人物，对人生境界的理解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老庄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取得自由，不能摆脱“人为物役”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的自由本性受制于各种外物的束缚，只有将这些束缚人的“假我”、“非我”统统扔掉，人类才能走向自然，实现自身价值。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假托颜回之口提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道) 谓坐忘。”庄子用“心斋”、“坐忘”的心理特征说明人生境界的实现。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比如对于自由情性的追求，对于高风遗韵的向往，都与老庄的人文精神有关。
老子与庄子所确定的这种人格本体主义在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其特点便是从思辨走向了现实的人格严肃主题。庄子揭露的弱肉强食，“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的社会现象，到了汉末则愈演愈烈。魏晋文化与魏晋人格的永恒魅力，就在于这种社会场景中悲剧性地全面展开。这种追求又因了当时士族阶层的崛起而形成为特定的人格，表现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魏晋士族文人一方面风流自高，另一方面动乱又常常将他们拖入死亡。何晏、嵇康、陆机、陆云、潘岳、欧阳建、石崇等人，都是在动乱中被送上刑场的。这样，就在强烈的人生追求与无可奈何的命运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死生亦大矣”，这是从庄子到魏晋名士痛感的人生主题。当人处于蒙昧阶段，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时，还可以因麻木而减轻这种痛苦，但当人们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生活欲望时，这种死亡就越发显得惊心动魄。
由此，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言：“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段话与人们今天常引的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论魏晋人格潇洒的话可以互相补充。汉魏以来，围绕着人生的意义主题，各种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样几种：一种是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另一种是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再一种就是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随着老庄与玄学的流行，人们对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路
发出了挑战，以自然的人格代替礼教人格。中国古代的人生境界论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而魏晋风度则这对于这一段时期思想文化的人格化与名士化。我在今年四月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篇学术讲演稿《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就是专门谈这一问题的，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国古代的人生观，虽然存在着儒道两家的对立，但是这两派的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儒家与道家都将人格境界奠定在农业社会的天人合一意识上，主张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建构人格，而不是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中建设人格，这就造成了儒道两家文化人格的顺从性与和谐性。儒家“与天地参”的道德境界，与道家的自然之道也可以相通，孔子晚年也希望自己能在“浴沂舞雩”的美境中获得解脱，他的“浴沂舞雩”与庄子的“逍遥游”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生的自由境界。儒道两家人格的不同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活力与人生境界的多元化，他们彼此之间的互补，造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的广博精深，中国后期受儒学熏陶的文化人物，没有不出入佛老的，苏轼、王夫之等人就是典型。
因此，谈到中国人的人生境界，便不得不谈佛教，尤其是禅宗的人生境界论。唐宋时期的禅宗思想，是中国人生境界论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世俗的，他们不主张在脱离日常生活之外去追求西方人那种惨厉的宗教赎罪精神，因此，印度小乘佛教的教义与仪式很难在中国推行。禅宗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去参悟道。虽然它也有一套修炼仪式，如净心宁意，排除杂念等等，然而其主流精神却是倡导日常实践以加强悟性，积累智慧。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禅宗不主张离开日常生活去思索佛性，而是力主禅境存在于日常的生活实践之中，强调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之中皆有佛性在内，这是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泛神论思想。以往的小乘佛教在解释三身法时，常常从外在偶像角度去解说，而禅宗则从自我心灵去倡论。而此种自悟具有豁然开朗的特性，所谓“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即是这种心理觉悟现象的表现。顿悟是禅宗独特的精神领会方式，由于它是主观和个体性的，又不脱对象的感性形式，心灵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与审美精神的释放不谋而合。
禅宗常用三种境界来说明悟的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以喻精神的漂流，没有得到禅境的指引；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形容已经破除法执与我执，即超脱了客观性相与主观痴迷，使精神获得一定的自由但尚未悟道；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是形容在顿悟中获得永恒的体验高峰，这虽是一霎那间的顿悟，但却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永恒，禅境即是这种高峰体验的产物。这种体验由于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是在与砍柴担水，观花赏月的平常生活相伴，因而它没有出世的寂灭，与“高处不胜寒”的虚幻，相反，倒是充满着日常生活的趣味，是一种恬淡闲和，平静如水的心境。体现了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宁静而世俗的品格趣味。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在《中国人》这本书中指出：“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的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这种诗学精神固然直接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但与禅宗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禅宗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境界说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境界作为佛教概念，是借用中国古代的词语来译释佛教要领的产物。《无量寿经上》云：“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华严梵行品》中云：“了知境界，如幻如梦，”佛教认为，世界皆妄，人对于世界的感受是由心念之妄所产生的幻觉。《大乘起信论》中就说：“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心念为人的六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所感受的相应的色、声、香、味、触、法而产生的境界，因为它们是由人的主观感觉所赋予的心念，故而没有自性。由于是由主观感受所决定的心念系统，“境界”一词便由原来的疆域之意演变成精神之境。要
了解国学与人生境界论，单靠中国传统的儒道学说而离开禅宗思想是无法说清楚的。
中国古代士大夫这种调和儒道佛的人生观与审美观念，在宋代苏轼的人生境界论中看得很清楚。苏轼生活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北宋年代。他以一颗敏感的心，感受到了这种由盛转衰的秋凉之气。他将中唐以来文人内心的矛盾即积极入世与退隐逍遥的冲突，在其思想与创作之中尽情表现了出来。苏轼早年也有着不亚于韩愈的忠君之心。从他在熙宁变法中的保守立场，以及他给皇帝的上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儒者济世的信念与政治态度。在这方面他远不如嵇康的愤世嫉俗，也不如陶渊明的退隐田园。苏轼一辈子也没有退出宦海。然而人的精神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外在的政治态度上，而是在于内心世界的塑造上。苏轼以他早慧而敏锐的眼光，看出了封建社会到了北宋年代，已从大唐帝国的极盛转向了衰微。
但苏轼比老庄伟大与坚强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以遗弃现实、营造虚幻的逍遥游来自我麻醉。因为现实的人毕竟不可能生活在太虚之境中，真正的勇者不仅敢于正视淋淳的鲜血，更要直面惨淡的人生，嵇康以其生命实践了这种人格精神，但是嵇康之死也证明了他所追求的素志仍然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正如颜之推所说，嵇康大倡“养生论”，但他自己却死于非命。苏轼虽然一再赞叹魏晋间钟（繇）、王（羲之）之书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并对陶渊明的诗歌境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他从自己一生的政治上的挫折与坎坷中，体味出了人生的悲凉与悲幻，从而感受到了一种较诸阮籍、嵇康更为悲凉的心境。如果说儒家的人生境界论来源于他们的现实精神，道家与玄学主张超离现实，苏轼则游离于二者之间，他对现实世界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他认为对生活之乐既要关注，又不可沉溺其中；对生活完全不感兴趣则人生索然寡味，对生活一味沉迷则亦玩物丧志，不足为乐。因而苏东坡对生活始终抱着一种漂流的心态。
正因为对生活的终极意义的无法确定，对人生目标的迷茫，所以苏轼认为生活的意义只能在不断的进程中来确定。对他来说，人格的实现在于过程本身而不是在于终极意义上，“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在这首著名的诗中，以孤雁自比。人生好比那不断飞翔的鸿雁，泥上偶然留下了一些零星的爪印，大雁却一往无前。也许，这就是苏轼对自己命运的写照，对人生存在意义的理解。这种类似存在主义的生存观，在苏轼的诗词中可以随处见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文艺苏轼的那里成了人生凄凉感的写照。因而苏轼的人格相对于老庄与魏晋间的阮籍、嵇康来说，外表似乎没有他们那么高远超离，而从内在意义来说，却是更为超脱，独立性也更强了，并演化成一种新型的人生境界论。他的人生论对于现代人生境界论影响很大，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冯友兰先生在《人生的境界》一文中指出：“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纵观中国古代哲学与思想文化，这一概括是很到位的。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是，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和一科，如果要说有的话，它更多的是指一种人生观与宇宙观，中国古代的“哲学”与西方不同，更主要的一种人文学说与人文精神，它的人文内涵更深，境界更远，通过上面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众里寻他千百度”
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论在近代以来，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与重建。1898年发生维新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近代以来先进人物对传统文化大致有这么两种态度：一种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者政治革命的立场出发，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将人生观建设与启蒙教育结合起来。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梁启超、章太炎等人。
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写成的《新民说》中提出，中国所以积弱积贫，受外国列强的欺负，除了统治者的昏庸腐败之外，还在于中国人的素质太差，表现为“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等等，从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光靠革命无济于事，关键是使人民这三方面的素质得到提高，进行一番自新。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认为，只要有了新民，就不愁产生不了新制度与新国家、新政府，所以他的结论是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他的学说，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国学大师章太炎在1906年《民报》上提出《革命之道德说》，主张用传统的道德与建设新型人生观相结合，“举此四者，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鲁迅先生曾说太炎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主持《民报》，主要提出用宗教增进道德之力量，用国粹激动爱国之热肠。章太炎从国学与宗教的角度去建设革命之道德，重在人生境界的建设。尤其是主张用宗教来升华人生境界。他在苏报案的狱中与同入狱的烈士邹容所作的《绝命词》三首中，第二首中写道：“平生御寇御风志（邹），近死之心不复阳（章），愿力能生千猛士（邹），补牢未必恨亡羊（章）。”这首诗中的第三句道出了邹容与章太炎等人自觉从佛学的“愿力”即精神意志中汲取力量的想法。辛亥革命至民国时期，许多文化名人如章太炎、李叔同（弘一法师）、苏曼殊等人信仰佛教，也是希望从中找到精神家园与人生境界，以超离现实世界。
到了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夜，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则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国民性问题，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意见。当时的情况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先天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窈国大盗袁世凯所捞取。袁氏复帝制的阴谋被粉碎之后，中国又陷入了更为黑暗的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之中，许多投身辛亥革命的志士，如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鲁迅等人对此深感失望与痛苦，我们只要看一下鲁迅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写的《野草》、《呐喊自序》等文章，就可以体会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夜仁人志士的灰心失望。与这种心态相通的则是佛学思潮的昌盛，许多人欲在青灯古佛前寻取人生的慰藉。同时，辛亥革命的失改，促使许多思想家将眼光放得更为长远深刻，他们认为启发民智，批判旧的文化传统，宣传西方启蒙主义，呼唤科学与民主，抨击专制与愚昧，是疗救国民灵魂的前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与思路下产生的。
民国初年之后，袁世凯称帝窃国，不惜向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与国家主权，激起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当时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在救亡图存的同时，也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净化文化空气，清除精神毒素的文化主张。“五四”时期，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痛切地提出；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及其思想意识的愚弄与影响，“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乃是“亡国灭种之祸根”。他的主张显然继承了严复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与民德说，在斥责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文化道德体系对国民的戕害方面，言辞更为激烈。
另一派先进人物则是王国维等人。王国维痛感于辛亥革命以来，道德沦落，国民精神萎靡不振，他们力图从振兴教育的角度来改变这种局面，使中华民族重振雄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认为道德与文化的建设，归根到底是培养健康向上的人格。但王国维的忧患意识更深，他不仅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当时饱受国内外各种黑暗势力的欺负压迫，而且也看到了人类进入物质文明阶段后，人性堕落与意义流失日益加剧。叔本华与尼采对于人类命运悲观失望的学说，清末社会的腐败黑暗，加上个人身世的孤寒，使王国维对人生深感失望与痛苦。因而他的美学对人性思考更加深刻，他力图将美学与艺术作为消解人生痛苦、超越人生污秽的精神家园，从而建成新的人生观。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还特意将人生境界与词学境界等同起来。这是王国维词学与他人不同的重要标志。比如他说过一段经常为后人所称引的名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他借用宋词来形容这三种境
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在这里将古今成大事业与大学问者，与三种人生境界联系起来，认为必须经过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就是三种境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刻意突出，填词决非技巧范畴所能奏效的，而是与做大事业与成就大学问一样，是依赖整个心胸人格的升华而成就的。在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中，这种词品出于人品的情绪是异常强烈的。王国维将传统文化中老庄思想与西方叔本华、尼采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力图建设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体系。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离他的理想太遥远，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上午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他的死也是人生境界的产物。故陈寅恪写下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境界与学术精神相统一的表征，其中所揭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成为国学人格境界的座右铭。
王国维之后，朱光潜与宗白华先生以其深湛的博通中西文化学养，紧扣本世纪以来中国文明所遇到的挑战，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冯友兰先生则是稍后于他们在人生境界论上作出重要建树的哲学家。其中宗白华先生“五四”时期对于人生观的论述最有典型价值。我们在这里不妨作一些介绍。宗白华在“五四”时期如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传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宗白华在“五四”前后最关心的是人生问题。人生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核心，因为任何政治问题或者民族问题，如若不和人生问题相结合，那么这种政治可能就成为一种非人的异化政治，就像道德问题如果不和人生问题相互结合，就可能成为政治的附庸，名教的器物，最终会受到人们的唾弃。当然人生问题也受政治问题的影响，人在具体的历史阶段，总是受各种各样政治因素的制约的。宗白华作为一名深爱哲学和艺术的诗人，他以一颗敏感的心，最直接感受到的是当时弥漫整个社会的低迷之人心，颓唐之民性，人们对人生失去失望和信心，这一点，我们现在从王国维在“五四”之后对于人生问题和社会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找到佐证。
宗白华当时也对人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人生观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也吸收了叔本华、尼采的思想。在《说人生观》一文中，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观，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的人生观，宗白华就以悲天悯人之情怀，慨叹人生问题之紧要：“世俗众生，昏蒙愚阐，心为形役，识为情素，茫昧以生，朦胧以死，不审生之所从来，死之所自往，人生职任，究竟为何，斯亦已耳。明哲之士，智越常流，感生世之哀乐，惊宇宙之神奇，莫不憬然而觉，遽然而省，思穷宇宙之奥，探人生之源，求得一宇宙观，以解万象变化之因，立一人生观，以定人生行为之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宗先生的这些话充满着人生忧患，指出了人生观是人类“以定人生行为之的”。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这是唐人慨叹人生忧患的诗句。自古以来，每当政治动荡，人生苦痛，文化失落之际，人生问题便被赋予了重新探讨的意义，也因此而促成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宗白华将历来的人生观分成乐观派、悲观派，以及超世入世派三派。宗白华早期思想深受叔本华和佛教的浸溉。他认为宇宙按其自律来说，无情无欲，自然运转，本无所谓苦乐之悲喜，所谓悲喜云云，无非是因了人类的主观情感与生活之欲而形成的感受，人们受这种生活意志的支配，遂不免陷入生活的烦恼之中。“乐观之辈，视宇宙如天堂，人
生皆乐境”，这种人生观，肤浅得很。而“悲观者，视人生为苦海，三界如火宅”，对一切都打不起精神，对生活缺乏乐趣和信心，这也是宗白华所不取的人生观。毫无疑问，他推崇的是超世入世观，惟其对人生之苦痛深有所契，悯然感之，“但悯彼众生，犹陷泥淖，于是毅然奋起，慷慨救世”，这种人生观是宗白华最为推崇的，也是他当时从事学术与思想研究的契机。他对这派的精神境界具体阐说道：
超世入世派，实超然观行为之正宗。超世而不入世者，非真能超然观者也。真超然观者，无可而无不可，无为而无不为，绝非遁世，趋于寂灭，亦非热中，堕于激进，时时救众生而以为未尝救众生，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进谋世界之福，而同时知罪福皆空，故能永久进行，不因功成而色喜，不为事败而丧志，大勇猛，大无畏，其思想之高尚，精神之坚强，宗旨之正大，行为之稳健，实可为今后世界少年，永以为人生行为之标准者也。
宗白华认为不仅是个人，而且人类文明的今向方向，也应造就这种精神人格。他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等文章中，着意弘扬的也是这种人格追求。宗白华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与当时他所接触的叔本华、尼采的人生观有机地融合起来，提出了新国民人格与人生哲学，这也是当时许多思想者所追求的人格境界，鲁迅一生，不就是追求“魏晋文章，托尼思想”的人生境界吗？朱光潜信仰的不也是这种超世入世派哲学吗？宗白华在这里所揭示的理想人格，反映了“五四”时期人的觉醒，这种人生新的自觉，是中华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新的转机，鲁迅和宗白华等一批新的文艺人物的产生，即是这种人生觉醒后的产物，也是那个“少年中国”年代兴起的产物，与我们今天这个充满着犬儒风习的世态有如天壤之别。
宗白华对于当时中国人的人生观的弊端是深有所感的。他指出当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精神的失落，社会风气的萎靡不振，大部分中国人沉溺于世俗之中，造成国民精神的总体失落。他在《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一文中指出：“我看见现在社会上一般的平民，几乎纯粹是过的一种机械的，物质的，肉的生活，还不曾感觉到精神生活，理想生活，超现实生活……的需要。推其原因，大概是生活战争太困难，物质压迫太繁重的原故。”宗白华认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状态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由于生活的压力太大，中国人又没有固定的宗教意识的支配，其精神传统是以世俗为主，因此，世俗化在一定时代非但不是思想解放的标志，而且成了压制精神与思想的器物。宗白华虽然对于老百姓精神单调苦闷深为同情与理解，但是他毕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还没有像今天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一样，惟恐从世俗之列中掉队，而是当仁不让地肩起启蒙的道义。他强调：
长此以往，于中国文化运动上大有阻碍。因为一般平民既觉不到精神生活，理想生活的需要；那么，一切精神文化，如艺术，学术，文学都不能由切实的平民的“需要”上发生伟大的发展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替中国一般平民养成一种精神生活，理想生活的“需要”，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以外，还希求一种超现实的生活，在物质生活以上还希求一种精神生活。然后我们的文化运动才可以在这个平民的“需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前途。我们怎样替他们造出这种需要呢?我以为，我们第一步的手续，就是替他们创造一个新的正确的人生观。
宗白华认为，中国人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世俗化的，其原因是受孔孟与老庄的世俗哲学浸染太大，前者之弊使人易于一味流向现实而忽略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后者之弊则使人悲观失望，产生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想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反映。为了塑造新的国民人格，建立新人生观，就必须注意批判与清理传统人生观的消极因素，引入新的人生观。在这方面，宗白华认为西方文化中科学和艺术的人生观是值得向国人引进的。这种文化观反映了宗白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的一面。他提出：“科学的方法是…试验的?，…主动的?，…创造的?、…有组织的?、…理想与事实连络的?；这种科学家探求真理的方法与态度，若运用到人生生活上来，就成了一种有条理的、有意义的、活动的人生。”他认为科学的人
生观有助于人们树立对生活意义的认识，从浑浑噩噩中走出来。
宗白华先生的这种人文情怀，是近代以来章太炎、梁启超、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等著名文化人物的至为可贵的人文精神的共同体现，同时也是国学大师的心胸人格的表现。近现代以来的国学所以关注人生境界的讨论与重建，正是基于这种可贵的情操与理想。在他之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发生过一场科学人生观的论战，论战中的两派有的重人文，有的重科学，其实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各有所偏与所见，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于日趋工业化与科学化过程中，人们对于人生何为的焦虑，以及对于科学与功利主义蚕食人文主义的忧患。后来的新儒家学说，重点关注的也是人生观与道德思想的建设。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是多么严重。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人生观的问题依然是那么沉重与困惑，依然需要我们关注与思考，并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加以思考与建设。
冯友兰先生在个世纪四十年代写成的《人生的境界》一文，最后一段话意味深长：“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中国古代哲学，是国学的核心理念所在，国学既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一种人文情怀，对于人生境界的永恒追寻，构成了国学的灵魂所在，也是国学薪火相传的动力。
第四讲国学与诗兴精神
主讲人：袁济喜
在前面的三讲中，我们着重从哲学、伦理学与历史的角度对于国学的基本内涵作了些简明扼要的介绍，在这一讲与下一讲中，我们想对于国学另一块丰富多彩的天地，即文学与美学的内容作一些介绍。我们所以在国学十讲中要突出这一块，是因为迄今为止的许多国学讲义，是从哲学、历史与伦理的角度出发而谈得较多，从诗兴精神上去开掘的则很少，而缺失了这一块，国学与中华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是说不清楚的。因而我们这一讲要专门谈一谈这个话题，也算是对于以往国学讲义的补充。
一、孔子为何重视《诗经》之兴
国学是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的展现，其中最核心的便是人生价值观念，孔子便是奠定中华人文学说的先贤。孔子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其基本特点便是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即从个体的身心道德修养进入到家庭与社会，从个体的自我完善到立德立功立言。
孔子用“六艺之教”教育学生。关于“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是礼乐书数射御六种科目，另一种说法便是六部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之中，秦汉之前《诗》为首，而秦汉之后则是《易经》为首，可见《诗经》的作用在孔子的教育生涯中是不可小觑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评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翻开我们今天所见的《论语》，以及《史记》中的《孔子世家》，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经常用《诗经》来教育学生，与学生讨论人生与政治、文学诸多问题。著名学者与文人朱自清先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版过一本书叫做《诗言志辨》，其中详细地谈到了《诗经》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中，成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百科全书。
《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是西周至春秋时代诗歌的总集。秦汉之前称《诗》，秦汉之后才称作《诗经》。其中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既有历史的记载，又有民风的写照，既歌颂了统治者的功德，又抒写了生民的喜怒哀乐。在我看来，孔子及其思想所以在灿若群星般的先秦思想家中脱颖而出，生生不息，是因为他的学说把握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深入到先民的灵魂之中。孔子看到了在他之前业已存在的诗歌作品，是以最直观的方式吟咏了人们的真实情志，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孔子对于《诗经》的重视，体现了他作为先圣的人文智
慧。
孔子对诗歌与音乐有很深的造诣，他会鼓琴击罄。孔子大约从三十岁开始了教学生涯，将诗乐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评论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可见，孔子对《诗经》的次序及音乐进行过厘定，以求《诗经》传述王道，教育子弟，这同他编订《春秋》以正名分的工作目的是一致的。
孔子认为诗乐正是培养高尚人格的最好方式。为此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著名观点。孔子强调，《诗》作用于人生教育，首先在于它的感发志意，通过这种潜移默化，使人们在社会上渐渐地知晓礼义，所谓“成于乐”，是指音乐可以帮助人们深入到人性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道德的最高层次，即西汉儒家孔安国所谓“乐所以成性”。
孔子还提出了“兴观群怨”之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孔子对于《诗经》经典意义的高度概括。我们在这里试加以简明地解说。
所谓“诗可以兴”，是指诗通过“感发志意”的方式来启悟人。从孔子与弟子论诗的资料来看，孔子对弟子的启悟也是从“感发志意”着眼的。比如《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而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所引的诗见于《诗经》的《卫风?淇奥》，内容是赞美一位有才华的贵族宽厚待人。孔子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虽然是一种好品德，但是还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后者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他的启悟下，子贡立即想到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两句话，意为君子要达到最高的道德境地，还必须不断切磋磨练自己，孔子因此高兴地对子贡说，我可以与子贡谈论《诗》了。从这一段饶有风趣的对话来看，孔子与弟子论《诗》，首先是从感兴的方式出发，来启发学生，让学生通过艺术欣赏的方式来举一反三，从个别的作品出发升华到对含有普遍性的宇宙人生哲理的把握。
所谓“可以观”，便是“观风俗之盛衰”，在儒家看来，诗与乐中反映出人民的心声，是社会情绪的传达，从中可以“考见得失”，故周代有采诗观风的说法，也就是指统治者从民间歌诗中了解到人民的喜怒哀乐与对统治者的评价，从而调整自己的政策，沟通与人民的联络。对一般的欣赏者来说，也可以审音知政，观乐省风。后世于是产生了乐府诗。
所谓“可以群”，是指通过学诗，加强人际交往。孔子认为，文明社会的人际交往与蒙昧社会的人际交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共同的文明话语基础之上的，而《诗经》是文明话语的集中体现，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所谓“可以怨”，这是孔子诗学中一个最有价值的命题。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优秀的文学传统。据西汉学者孔安国解释，就是“怨刺上政”。孔子认为在统治者内部应该实行和而不流的交往方式，虽然不能犯上作乱，但是可以怨刺上政，事君之道是“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即对国君不可以欺骗，但是可以加以委婉的讽谏，言之者无罪，闻者足以戒。这是从引诗的角度去说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人心灵受到痛苦的折磨时，也可以通过读诗，作诗，宣泄心中的怨愤与苦闷，从而获得精神的平和与宁静。在中国漫长在诗史中，孔子的“诗可以怨”培育了许多优秀的诗人与作品。
总起来说，孔子认为诗的这四种功能包含着审美、认识与教育等作用，这诸种功能是互相兼容的，但最基本的作用却是“兴”即感发志意的功能，其他的功能都是缘此而生成的。孔子强调学《诗》者通过这四个功能近则可以在家“事父”、远则可以“事君”，即侍奉国君，
还可以帮助人们认识鸟兽草木等自然界的动植物知识。这样看来，诗兴就不是一般的诗歌欣赏与学习的事了，而是一种关涉人文修养的范畴。
从民族文化的特质来说，孔子强调《诗》的兴观群怨，阐释的是其中的性情感发，社会伦理与审美心灵的互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两大特点，即乐天知命，不断超越的精神。《诗经》中以言志抒情为特点的文化心理，与古希腊《伊利亚特》、《奥德修斯》为代表的史诗重在写史是不同的，因此，诗兴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大特点。中国文化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尽管有许多嬗变与沿革，但是中国人的乐天知命而不忧，生生之谓易的精神，孕育了诗兴精神。
中国古代从先秦开始，就产生了《诗经》与《楚辞》为代表的优秀的诗歌传统，它们以言志和缘情互补的传统，犹如川流不息的长河，孕育了无数优秀的作品，产生了风格各异的伟大诗人，形成了《诗》、《骚》并举的诗兴传统。在例如，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中，时常可见这种兴会标举的诗兴精神。譬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清天览明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汉魏六朝诗人以逸兴为美，激发艺术生命风范的叹赏。其中“蓬莱文章”指的是李白的远房叔叔李云，“建安骨”则是指的汉末建安时期的曹操父子与建安文人的诗文风格，“小谢”指的是南朝齐代著名山水诗人谢脁，他与谢灵运被后人合称为“大谢”与“小谢”。李白这里借着称赞李云诗歌的机会，意在说明与赞叹魏晋六朝诗人那种以逸兴为美，欲上青天览月的豪迈气派，李白是初唐向盛唐诗歌转变与革新的开创者，他自己的诗也以逸兴为美。如：“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试发清秋兴，因为吴会吟”。(《送鞠十少府》)李白的诗“兴”更多的是继承了六朝诗人之兴，善于将内心的情思通过意兴的瞬间感发表达出来，其中又蕴含着特定的人生感慨与社会历史内容。
在杜甫的诗歌中，也有许多这样的自述：“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上韦左相二十酌》)“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杜甫最优秀的诗歌作品便是《秋兴八首》，叶嘉莹先生写过一本很厚的专门研究这八首诗的专著《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也是我们今天国学的一部名著。中国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诗的王国，无数优秀诗人的作品，象灿烂的群星，照亮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天穹，而这种文献作品凝聚在国学四部的集部之中，是我们今天值得汲取的国学之精华。
二、诗兴中折射出中华人文的玄奥
在诗兴精神中，还折射出中华人文的玄奥，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写过《神话与诗》等著作，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解释《诗经》，探索中华文化的玄奥，从而打破了单一的经学路径。
从我们今天来看。《诗经》中确实蕴含着许多中华文化的原始因子。中华民族很早就在长江黄河流域一带从事渔猎与采集活动，经过长期而缓慢的进化，形成了农耕与蓄牧为主的生产方式，氏族社会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经过直觉的摄入与印证，构筑而成了特定的兴象结构，这就是唐代皎然《诗式》中论及“兴”时所言：“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也就是说，后世诗人兴象之境所摄取的，不外是禽鱼草木人物等万象之景，而诸种景象，都是农业社会人们最常见的物象。在《诗经》中列入比兴物象的，保留有许多生民从事农业和蓄牧业经常见到的物象。反映出诗中所沉积的原始生民的宗教意识。从创作论来说，《诗经》常用的比兴，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明喻，“兴”采取的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即在感兴中寓含着特定的意蕴。而兴与比相比，意蕴更深，回味无穷，后世人解读《诗经》时，可以从中捕捉到许多有意味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文化的原始奥秘，往往深藏于此。
从字义上来看，《说文解字》中释“兴”云：“興，起也。从升从同，同力也。” 基本是从金文中而来的。从《说文》所列的字形来看，很像是一个舞蹈中的人用双手高举着什么在狂
欢。而“兴”的发动则是同力而举即集体共同舞蹈的过程，这正符合原始舞蹈是氏族集体共舞的性质。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之北的乌兰察布草原的岩画中的一些图形，以及广西花山的崖画，都有一些人物双臂屈举或向上伸举的形状，其形态与《说文解字》中“兴”字的象形大致相同。这说明不论中原地区的民族还是华夏族周边地区的民族，在舞蹈表现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举臂向上，四肢伸展，酣畅淋漓，尽兴而动，是原始民族生命力最高形态的兴发。诗乐舞一体的艺术活动是最能表现这种特征的。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产生的《黄河大合唱》中，我们看到正是光未然的诗歌与冼星海的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表现出诗乐之兴中的民族生命精神与不屈意志，今天还打动着我们。
上个世纪的著名文人与学者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指出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奥秘在于诗兴精神之中。他的这些论述一直未受到重视，但我认为是很能说明中西文化的相异之处的。林语堂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宗教对人类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生产生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它生物表示体贴和怜悯，那么依著者之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一种活跃着的情绪。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没有发现这种灵感和活跃情绪，那些宗教对他们来说只不是黑暗的生活之上点缀着的漂亮补钉，是与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在诗歌中发现了这种灵感和死亡。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的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
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它时而诉诸于浪漫主义，使人们超然于这个辛勤劳作和单调无聊的世界之上，获得一种感情的升华，时而又诉诸于人们悲伤、屈从、克制等感情，通过悲愁的艺术反照来净化人们的心灵。它教会他们静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欣赏村舍炊烟缕缕升起并与依恋于山腰的晚霞融为一体的景色。它教人们对乡间小径上的朵朵雪白的百合花亲切，要温柔，它使人们在村鹃的啼唱中体会到思念游子之情。它教会人们用一种怜爱之心对待采茶女和采桑女，被幽禁被遗弃的恋人，那些儿子远在天涯海角服役的母亲，以及那些饱受战火创伤的黎民百姓。最重要的是，它教会了人们用泛神论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感受时光的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雪中寻诗”。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诗歌称作中国人的宗教。我几乎认为，假如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
这是一段极其优美抒情的文字，它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人的诗歌是如何通过“兴”的作用来抚慰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维持心灵平衡，灵魂得到安顿的。林语堂强调，中国人用诗兴感受体验生活，用融会着理性的情感去发现宇宙真谛，构筑成自己的精神家园，使民族生生不息，文化得以亘古绵延。在诗兴中，还蕴涵着极为深隐的时代精神与士人心态，许多士大夫的心曲在他们的政论之中是看不到的，而在他们吟咏情性的诗词之作中往往得到表现，汉魏六朝与唐宋的许多大文人莫不如此。
在中国历代诗歌中，深藏着不易为正统史书所关注的蕴涵，保留了更多的原初情绪。汉代诗学纲领《毛诗序》中提出：“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这就是说，《诗经》中反映时代的变化，人民的疾苦，可以视为诗史，而诗人应当主动承担起“国史”的职责，唐代大诗人杜甫与白居易都是主动追求这种诗学精神的，在中国诗史上形成了讽谏派诗歌。在现代国学大家中，以诗证史作得最好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这本书依据白居易、元稹《长恨歌》等作品来考证中唐史实变迁，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与社会史的丰富内容，是一部经典之作。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兼任中文与历史两系的教授，也是因为他善于打通文史的深厚学术造诣。这与目前国内大学文科教授是大为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