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中国经济年度任务评选：一个议程设置的案例

2000 中国经济年度任务评选：一个议程设置的案例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主办的 2000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推选活动， 于 2000 年 12 月 28 日揭开悬念，10 位年度人物在名为《经济半小时之夜》的揭 晓庆典上水落石出，吴敬琏、柳传志、张瑞敏、张宏伟、王石、周厚健、彭作义、 田溯宁、求伯君、梁定邦荣登榜上。 笔者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这次活动在筹备的一月有余时间里，成为 2000 年 底一个广受公众瞩目的事件；到笔者时隔一月之后撰写此文期间，这次活动的影 响依然余音袅袅。 笔者的脑子里很自然地闪现出传播学中的一个常用词议程设置。 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 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246 传播学研究者发现，媒体往往扮演了 某种舆论领袖的角色，公众所议论的话题中，很多是由媒体所肇始的，媒体引领 舆论的功能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 有时候，媒体对某一新闻事件关注强度的偏差，往往决定了媒体覆盖区域的 公众关注度的差异。 事实上，如果我们做一次现炒现卖与对号入座的分析，《经济半小时》举办 的 2000 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 不妨也可看成一个议程设置的具体案例。 一、议程设置从无心插柳到有心栽花在经济学家乃至企业中最普通的员工都 开始对品牌一词情有独钟的今天，新闻媒体早就悄悄意识到了品牌的力量。

大到巨无霸式的报业集团、电视大亨，小到电视台的一个栏目，都领教了品 牌赋予媒体的全新的权力。 很多人至今还记得 1999 年金秋，新落成的上海浦东机场迎来的第一架专机 是全球 500 强的财富巨头，而这些乘坐公务飞机驾临上海的跨国公司董事长、总 裁、首席执行官们，却是在美国时代华纳集团旗下的《财富》杂志的号令下齐聚 上海参加 99 财富全球论坛年会的。 一家专门刊载经济问题研究文章的杂志，能让全球 500 强的代表入其毂中， 无冕之王的称谓显然当之无愧。 《财富》杂志从 1990 年起评选每年世界 500 家最大工业企业，从 1994 年起 评选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每年世界 500 家最大企业，今天，这个排名被认为是衡量 工商企业经济状况的权威资料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晴雨表。 无独有偶，《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豪排行榜、《商业周刊》的风云人物推 选，也在业界享有盛名。 《经济半小时》作为中央电视台经济生活服务频道新闻类节目收视率最高的 栏目， 以十年之历史仍当仁不让地居身央视十大名牌栏目之列， 2000 年 7 月央视 二套改版以来，其一系列举措都显示了品牌意识的雄起，如与国内主要网站及财 经类媒体合作， 使得 《经济半小时》 的重头报道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众多媒体上， 这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利用，显而易见的效果是《经济半小时》的声音开始传布大 江南北，在收视率攀升的同时，栏目的美誉度、知名度也随之上扬，品牌推广直 接强化了《经济半小时》的社会地位和引领舆论的权威形象。 在这样的契机下， 《经济半小时》 举办 2000 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推选活动， 可谓水到渠成的动作，也是对该媒体号召力的一次检验。

广告理论与案例分析1、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理论脑白金议程设置的

广告理论与案例分析 1、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理论：脑白金 议程设置的核心观点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事物的印象和态度。十余年来，“脑白金”广告换汤不换药，虽然卡通老人版广告做了群舞篇、超市篇、孝敬篇、牛仔篇、草裙篇、踢踏舞篇等多个版本，但广告本质不变，并且广告语永远如一。准确的广告定位，单一的广告形式，再经媒体狂轰滥炸。人们“被迫”牢牢记住了这个令人生厌的脑白金产品。脑白金的销量也因此一路飙升，稳居保健品行业销售之首多年。 2、传播学中“意见领袖”理论：高露洁牙膏 在某个专业的领域很精通或者在周围人中享有一定声望的人，他们的言行会不自觉的令周围的人产生一种信赖感。“高露洁”广告中邀请口腔专家现场证明的方式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能够引起人们对口腔卫生的重视，同时，对高露洁牙膏进行了宣传。 3、传播学中的恐惧诉求在广告中的应用：交通安全公益广告 恐惧诉求也称“警钟效果”，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发生变化，是一种常见的说服方法。在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中，经常可见未系安全带、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画面，通过刺激人们的恐惧心理来追求特定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注意，从而达到宣传交通安全的目的。 4、传播学中的累积性效应：飘柔洗发水系列广告 累积性效应是传播效果中的一种传播策略。是通过不断的积累，当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生产价值享受回报的一个过程。飘柔洗发水采用了分段式的故事情节，将飘柔洗发水所宣传的产品诉求融合进广告主人公两相识、相知、相恋到最后终成眷属的过程中，且每个广告只有一个主题。通过长期对观众的视觉造成累积性冲击，最终达到其营销的策略。 5、受众心理学猎奇心理：香港某百货公司广告语 人们对于那些不熟悉的、罕见的、新奇的事物，具有一种新鲜感、名贵感。香港某家百货公司的广告标语：“鸡会不多！”充分吸引人们的注意。然而副标题写的是“鸡年将逝，鸡会当然不多，特别折扣，当然更不多……”。广告标语的新鲜独特，妙趣横生，利用谐音造成双关法，起到了很好的营销策略。 6、心理学皮格马利翁效应：麦当劳奥利奥麦旋风冰淇淋广告 皮格马利翁效应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在小学教学上予以验证提出，亦称“期待效应”。暗示在本质上，人的情感和观念，会不同程度

议程设置理论分析

议程设置理论分析 论文摘要：议程设置理论是指媒介的一种能力，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有选择的报道，表明某一问题若被大众媒介关注，那么该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就会升高。 关键字：议程设置，演化，发生原因，后果 一．议程设置的演化 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虽然大众传媒不能直接决定人们怎样思考，但可以像广大受众指明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从发展的观点看，“议程设置”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出版的李普曼·沃尔特《舆论》一书，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把“外在的世界”形成“我们脑中的图画”的作用。此后，朗·诺顿在1958年发表文章，对确定议程的功能进行直接论述：“报纸是所在地议事日程安排的最主要的提议者，它在决定大多数人将要谈论什么”以及“大多数人对问题的看法”和“想法”。1963年，科恩在《报纸与对外政策》一文中再次表明这一观点，“报业在告诉人们去想什么上往往难以奏效，但告诉人们该考虑什么什么却会惊人的成功”。虽然这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议程设置”这一概念，但其观念已经形成。 二．议程设置为什么会发生？ ⒈与导向需求的关系密不可分 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环境下时，也就是说处在一个认知真空中时，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直到我们搜索并了解了这个新环境之后，这种感觉才会消失。回忆你刚刚进入大学的那一年，你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校园，开始新的学习生涯。在这种情况下，新去的人会产生一种认识当前环境

的需求。大学会开设内容广泛的新生课程。出版商也不会错过挣钱的机会，他们会为游客提供指导类书籍，包含地图、饭店目录以及其他向导信息。这就是导向需求。 同样，在公民领域也有许多需要指导的情境。从概念上讲，个体导向需求可以通过两个次级概念来界定：关联性与不确定性。关联性（relevance）是导向需求的初始界定条件。在许多情境中，尤其是在公共事务领域中，我们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心理方面的不适感，而且亦没有导向需求，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情境与我们个人之间没有关联。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只要个体认为某个话题具有关联性，那么，下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话题的不确定性程度（level of uncertainty）,不确定性程度是导向需求的第二个也是其后的界定条件，一般来说，个体已经获得了相关话题所有的欲知消息，他们的不确定程度更低。舆论在很长时间里都非常稳定的公共议题就属于这种情况。 ⒉与自己的亲身经验有关 大众媒介并非我们了解公共事务的唯一来源。个人经验也告诉我们许多议题，。这些个人经验包括与家庭成员、朋友及同事的谈话。当然，在不同的议题上，这种影响力的来源也不同。对于诸如通货膨胀这个经济议题来说，直接经验通常是主导来源，如果经济中出现了较大的通货膨胀，那么个人在日常购买行为中会发现这种情况。我们既不需要大众媒介提醒我们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大众媒介消除我们对其重要性的不确定性。相反，对于国家贸易赤字或者预算赤字等经济议题，新闻媒介可能是我们获得指导的唯一来源。除此之外，在许多其他公众议题上，尤其是外国事务方面，亲身经验及其受限，甚至根本不存在。用理论术语来说，一些议题是具体的（obtrusive）,也就是说，它们不容商量的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进入我们的直接经验。其他议题是抽象的（unobtrusive），我们只在新闻

案列分析_孙志刚

案例分析： 1．孙志刚事件后的相关政策变迁说明了什么 孙志刚事件后的相关政策变迁说明了之前的政策在现今社会情况下是不适合的。 首先从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来看，公众与社会团体也是公共政策的参与主体，但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之时，政府没有广泛的征集社会的民意，也没有采取应有的途径或程序，更没有开听证会，将广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意见考虑在内。我相信，这些流乞人员还没有听说要制定一个办法来管制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连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政策制定主体在广泛性与代表性上的缺失，决定了这项政策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剥夺，以合法的名义的剥夺； 接着是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影响公共政策内容合法性的主导性因素之一就是社会利益的正义分配，即利益分配要凸显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机会均等等价值。《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想要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治理中所出现的问题，直接受惠的就是拥有中国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也就是说中国8亿左右只拥有农村户口的公民就被排斥在这个政策的受惠范围之外，甚至是处在这项政策的管制之下，更甚至有可能成为该政策的受害者。“孙志刚事件”不是唯一的惨剧，当一个弱势的公民无可奈何地在异乡成为一个很不尊严的流浪乞讨人员时，他或她得到的不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基本的帮助，而是强制与遣送，这样的公共政策，其合法性在哪里呢如果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照顾了除流浪乞讨人员之外绝大部分中国公民的利益，那么它就可以忽视乃至剥夺那些少数流浪乞讨人员的利益吗这样的政策也不符合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 最后从政策的长期适用来看。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也还源自于公共政策是否符合社会的长远发展需要，也就是政策的延续性。一个公共政策，是经过社会各方面的协商讨论，经过各种程序方法才建立起来的。如果只注重当前的利益而忽略未来的成本，即便是遵循多数人的同意也不意味着多数人的正确，更不意味着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损害社会的长远利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出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旨在解决的当下中国城市化中出现的城市治安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妥当地考虑到人文关怀、社会和谐健康和国民精神文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替代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所以，它说明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不适合我国社会情况，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合法性不足。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把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强制和遣送改为救助，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法的政策。 2．新闻媒介在这一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孙志刚案”无疑是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结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事件中，媒体、法律工作者、公众、政府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终结了一部恶法，也使“孙志刚案”成为我国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的经典案例。媒体的介入和参与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孙志刚案最初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引起世人关注，完全是基于媒体对这一案件新闻价值的判断。没有媒体独立的议程设置，就不会有孙志刚案的深远影响。《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采写者陈峰描述自己的写作动机：“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常去一个名叫‘西祠胡同’的BBS，这个大BBS里，有一个小的讨论区‘桃花坞’，里面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朋友。孙志刚死在广州的消息，最早就是被一位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在这里公布的。她说一个同学的同学，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广州，家人正在四处奔波想弄明白原因。不知道这则消息为什么没有别人追问，但是出于一个记者的习惯，我还是打电话与那位研究生联系。”（陈峰，2005）就这样，陈峰后来做出了那篇影响深远的深度报道《被

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 1.基本含义：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2.理论背景：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其观点主要来自政治学，李普曼的《舆论》最早提出该思想，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沃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年，李普曼在其经典著作《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中提出了他的观点：“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后来也有一些研究对报纸，广播电视媒介等不同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的特点进行了探讨。议程设置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1968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两位研究人员马尔科姆·麦肯姆斯（Maxwell Mo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对李普曼的思想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他们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论文——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议程设置的源头和概念 议程设置的思想可以追朔到李普曼发表于1922年的经典著作《公众意见》中的著名思想：“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创造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由新闻界提供的图像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以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背景展开调查，以夏普希尔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00个还未明确投票意向的选民以及影响这一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媒介，探究媒介报道与选民议题的相关性。1972年他们根据这次研究成果发表了《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并且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个概念。文章指出，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信息，同样作为大事反映在选民的认知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选民的重视程度也越高，传媒的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感知。 二、议程设置的研究领域 自议程设置理论自问世以来，就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得到许多项目的验证，并逐渐超出了它的原始领域——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转移，涵盖了五个理论研究领域：即：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效果的心理学、媒介议程的来源和议程设置效果的后果。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崛起，碎片化的媒介环境和竞争性媒介议程，使得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都在质疑这个理论的效果是否会与几十年前基本相同还是会最终消失。 2014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举办的讲座上，三位理论提出者麦库姆斯、肖以及Weaver 认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未来依然光明，并且确认将议程设置理论由原先的五大领域、两个层面扩展为七大领域和四个层面。 （一）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议程设置的第一层） 从议题的显著性、政治人物和其他注意力客体方面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从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开始，在关键公共问题和政治传播的其他方面上，新闻传播学者的很多研究都采用对比分析媒介焦点和公众焦点。分析发现，媒介关注越强烈，报道越多，公众关注得越多，讨论得越多，媒介焦点和公众焦点呈正相关。麦克姆斯和肖在研究中发现，在媒介和公众的议程中，媒介的优先议题也是公众的优先议题，报纸标题的大小，篇幅的长短，电视新闻的位置和时长，很容易成为受众挑选议题的线索。 （二）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的第二层） 属性议程设置关注议题特定属性及其影响公众舆论的过程，其焦点是在于属性显要性如何由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转移。传统的议程设置效果研究没有超越认知范畴，关注人们想什么而忽视人们怎么想。属性议程设置研究可以超越认知范畴，涵盖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关注人们怎么想，研究进入到关注人的态度层面。

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

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 1）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2）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3）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4）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编辑] 议程设置理论的评价 意义: 1）"议程设置"理论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为效果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了重要的作用。 2）这个理论中所包含的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的观点，重新提出了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 3）"议程设置"理论对我们详细考察传媒的舆论导向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4）它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局限: 1）它只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 2）尽管"议程设置"功能是强大的，但是不能把它的效果绝对化。 [编辑]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特点

“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探讨的无疑是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问题，那么，与历来的效果研究相比，它有什么特点？ 第一，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这些层面同时也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效果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 第二，“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所考察的，不是某家媒介的某次报道活动产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 第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编辑] 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 1）建立共识，实现对话:通过议程设置，媒介可以使意见相左的团体就某些议题达成某种一致，从而实现不同团体的对话。 2）提高责任，引导舆论:记者对新闻事件的评判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关注与该事件相关的议题，故记者的责任心就很重要。 3）构造事件，吸引眼球:公关人员要想捕捉公众的注意力，就应该以恰当的方式来构造相应的媒介事件。 [编辑] 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 “议程设置功能”是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以及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的“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这个假说提出后，引起了传播学界的广泛注目，许多学者纷纷对它进行探讨和验证。较有体系的研究有美国学者D.H.韦伯在1976年的调查，日本学者竹下俊郎在1982年和1986年进行的调查等等。 1．“ 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趋于明确化。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考察大众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第一个角度称作“认知模式”，第二个角度是“显著性模式”，第三个角度是“优先顺序模式”，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主要是通过这三种机制来设置议程的。从“感知”到“重视”再到为一系列议题按其重要程度排出“优先顺序”，这是一个影响和效果依次累积的过程，越往后效果越大，影响也越深刻。（揭示的是长期效果）

1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 新闻系王欢 1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具体出现在美国传播学家M.E. 麦库姆斯和 D.L. 肖1972 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这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随做的一项调查研 究的总结。其基本思想是：“在特定的一系列问题或论题中，哪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问题 或论题，在一段时间内将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它们的重要性也将日益为人们感知，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则相应地下降。”而且，“收到某议程影响的受众成员会按照该媒介 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调整自己对问题重要性的看法。 麦库姆斯和肖发现，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 和，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由此，他们提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设定社会公共事务“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 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 的机构，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射，而是一种有目的的 取舍选择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传播目的和传播需求，从现实环境中筛选出一 部分内容进行加工整理，并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在现代社会里，传播媒介是大众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这种对环境的再构成不管是对现 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 议程设置的一共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舆论诱导”，在国内新闻学界一般被称为“新闻导向”，二者本质完全相同，都是利于大众媒介议程设置功能来向大众有意识、有目的地宣传 特定的思想、观念等，从而使整个社会接受或反对某种现象或思想观点，说白了就是通过操 作传播工具操纵人们思想。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它从考察大众传播效果的角度入手，揭示了大众传播对受众的强大影响，有力地驳斥了“子弹轮”、“有限轮”等大众传播效果观点，而且 还把大众传播背后的控制问题摆在了人们眼前，是人们认识到占据大众传播资源是多么重 要，将对这个社会统治、控制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最明显、最通俗的一个例子就是明星炒作。 为什么很多明星为了出现在在报纸、电视上而不停地炒作，甚至炒作一些恶俗新闻？因为他 们想通过大众媒介出现在受众面前，使受众关注他们，从而保持自己的曝光率和关注度，这是典型的利用议程设置功能的例子。 议程设置功能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翻开一张报纸，你只会看见主编想让你看见的东西，如果主编不想让你看见，就是火星人攻占了地球你也不知道。特别是在中国现如今的新 闻审查制度之下，更是如此。举个例子，很多时候，关于某个地方的负面新闻，本地的人往 往是最后才知道的。例如前一段时间发生在长春的强迁致死案，是先由外地的媒体报道之后， 长春人才知道。这是因为长春的“把关人”筛选掉了这一信息，我们只能看见他们允许我们 看见的。议程设置功能在新闻宣传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在是非常强大的，同时，它也妨碍了新闻自由，剥夺了受众对新闻信息的知晓权，也阻碍了民主制度的发展。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它过于夸大了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吧议程设置功能的效果绝对化，特别是在现如今这个信息发展迅猛、媒介多样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不止局限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传播已经在逐渐取代传统的传播方式，而网络传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难于控制、自由性强，把关人很难全面把关，及时阻截一切应该阻截的信息。比如很多“把关人”不想被大众知道的负面信息都是由微博上传出来的，

大众传媒分析案例

大众传媒分析案例 “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 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与在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父辈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时，由于收看电视是在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空间中进行的，这种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弱。 “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的态 度，但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像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日常繁琐性的束缚，追求心理空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该概念强调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人社会化和人格形成过程的影响。 “代群研究”：代群研究又成为同期群研究，指的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群在不同时间点所发生的变化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这些特定人群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趋势。 “信度”：在测量过程中，信度指的是采用同样的手段对同一对象进行重复测量时，产生相同结果的程度，它意味着测量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 “效度”：在具体研究中，效度指的是一个经验测量是否反映了被测量概念的真实含义，即研究者是否得到了想要的测量结果。 “议程设置功能”：议程设置功能认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沉默的螺旋”： “培养理论”: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等人开始进行一系列有关电视暴力内容的研究，对电视暴力进行内容分析以外，还测量电视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最终创建了“培养理论”。 “SNS”:全称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即社会性网络服务，专指旨在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也指社会现有已成熟普及的信息载体，如短信SMS服务。 “施拉姆”: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大学传播学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传播学

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 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之一，是用来说明媒介有意无意的建构公共讨论与关注的话题的一种理论。 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中首次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他们对196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议程设置进行了研究。肯定了议程设置假说。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选民们（受众）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恰是这一时期该地区主要新闻媒介所突出报道的问题。议程设置基于两个观点：（1）各种媒介是报道新闻必不可少的把关人；（2）人们需要由把关人帮助决定那些超出他们有限感受的哪些事件和问题是值得他们关注的。 1.起源和发展：李普曼、科恩等早期思想家对媒介议程设置功能的阐述：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最早提出了“头脑图像和身外世界”的观点（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媒介把”外在的世界”变成了”我们头脑中的图画”）区分了媒介现实、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并阐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伯纳德.科恩认为:“在多数情况下，报纸在告诉人们如何思考上可能不太成功，但在告诉人们应该考虑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麦库姆斯和肖先后进行了查普尔希尔研究和夏洛特研究，并于1972年最早提出议程设置理论。 2.议程设置就是通过反复报道强化某一主题对受众的影响。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议论的顺序。即新闻媒介提供给受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程而改变对某事重要性的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媒介议程与公众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是简单的完全吻合，而与接触媒介的频率有关，经常接触大众媒介的人的个人议程与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媒介不仅为受众提供议程，还为受众对复杂的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议程设置理论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意义：（1）议程设置理论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重新揭示了大众媒介的有力影响，为效果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了重要的作用;（2）理论中的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重新提出了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 （3）对于我们详细的考察传媒的“舆论导向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4）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提供了一个新角度;（5）它只强调了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没有涉及到“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并且至今未透彻理解议程设置是如何起作用的；（6）尽管“议程设置”的功能比较强大，但不能把它的效果绝对化。 3.现实意义：能够帮助人们积极承担“环境守望者”的角色；对引导正确的舆论，提高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有积极作用；有利于抵御不良信息，保护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对实际的新闻传播工作有积极意义。 4、应用和举例： ⑴建立共识、实现对话：通过议程设置，使意见相左的集团就某一议题达成 一致，实现不同团体的对话。

议程设置研究历程

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理论来源上，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来自美国的政论家李普曼(Lippman，1922)。他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说：“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此后我们才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媒介现实还是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现实都有别于客观现实。 与议程设置论研究最有直接关系的是科恩(Cohen，1963)在《新闻与 外交政策》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科恩有一句名言：“在多数时间，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却是惊人的成功。”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直接来源。 1968年，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等人在一项对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媒报道对选民所产生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

1972年，麦考姆斯等人在《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发表了研究报告《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将媒介的这种传播效果命名为“议程设置”。“议程设置”遂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经典性理论学说。 《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 研究分两部分，一部分对新闻媒介(五家报纸、二家新闻杂志、二家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进行内容分析，把所报道的包括选举在内的社会问题分为三大类，看哪一类比例最高。 另一部分是问卷调查法，研究人员随机抽样询问了当地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要求他们根据其所见所闻列出国内目前最主要的几个问题，调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主题。受访者的反馈被划分为15个主题3大类，其中涵盖了主要社会问题和其他选举新闻。 最后，把内容分析与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比，发现媒介议题与选民议题非常一致，其相关系数在0.96以上。 但是，以上的研究有缺憾。 最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无法辨别因果方向，即虽然证实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相关，但不能确定是谁影响谁。

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 ?1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2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 ?3议程设置理论的评价 ?4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特点 ?5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 ?6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 概述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这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 1968年，麦克姆斯和肖对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看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有多大的影响。1972年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其观点主要来自政治学，李普曼的《舆论》最早提出该思想，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观点 1）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2）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3）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4）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评价 意义: 1）"议程设置"理论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为效果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了重要的作用。 2）这个理论中所包含的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的观点，重新提出了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 3）"议程设置"理论对我们详细考察传媒的舆论导向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4）它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局限: 1）它只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 2）尽管"议程设置"功能是强大的，但是不能把它的效果绝对化。 特点 “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探讨的无疑是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问题，那么，与历来的效果研究相比，它有什么特点？ 第一，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这些层面同时也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效果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 第二，“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所考察的，不是某家媒介的某次报道活动产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

2020新闻传播专题——议程设置理论及其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变迁

议程设置理论及其网络时代发展变迁1968年，麦克姆斯和肖对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看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有多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众媒介确实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选民们讨论和关心的主要问题，恰是这一时期该地区主要新闻媒介所突出报道的问题。1972年，麦库姆斯（Maxwell M c Combs）和肖（Donald L.Shaw）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这是有关议程设置理论假设的第一项系统研究成果。 议程设置理论主要观点： （1）大众传播不能决定受众怎样想，但是可以通过安排议题和提供的信息，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2）大众传播具有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3）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网络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迁 网络媒体由于匿名、互动、无中心等特性，人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获取和发布信息，内容分散多元的议程看似是参与者随心所欲的结果，事实上却不然。人是社会的动物，必然受到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而网络议程必然与公众议程有关。

网络的“把关人”作用相较传统媒介环境中要宽松很多,来自受众的信息能及时地在网上公布并激发讨论，也可以发表相关或不相关信息,以此影响其他网民的理解与判断。网络媒体总是根据网络公众感兴趣的标准来选择新闻，并且及时跟进网络热点，以此来提高点击率。所以说网络媒体议程更多的是公众议程的反映。 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对知识水平高、关心政治程度高以及从事较高社会职业的人影响较小。而在网络议程设置中，进行自我议程设置的往往就是这些高端人群，许多无法在传统媒介表达的事件和观点都因为网络的匿名性而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表达，于是就出现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影响媒体议程设置的现象。 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也越来越多地从网络议程中找热点新闻，但还是有所选择地报道。所以在媒介审批制度甚严的传统媒体中，虽然越来越受到网络议程的影响，但是所占比例不大。因为传统媒介有巨大影响力和比网络高的公信力，当传统媒体一旦开始报道，那么证明该网络议程已经或即将成为全民议程，而不仅仅是网络议程而已。网络议程设置的未来及反思。 网络议程设置的特色： （1）议题的软化 传统传播活动中，大众媒介发挥着强大的把关作用。大众传媒的专业性促使其在“把关”过程中更倾向于从其自身价值观、阶级立场出发来选择相符的议题，这类议题大多数为时政类、民生类、政党类宣传性新闻等“硬新闻”。而进入网络传播时代，网民畅所欲言，使得网络议题更为私人化、私密化，由此凸显出网络议题的逐渐软化趋势。 （2）议题演变的发散性 传统议程设置的主体是大众传媒。在强大的话语权控制下，即使有不一样的声音，也会因为“沉默的螺旋”效应而变得越发“小声”，议题发展趋向统一。然而，网民的隐匿性和广泛性，致使网络传播变得虚拟、随意。而在网络中网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常常导致网上话题从A话题开始，到B话题结束。

议程设置 笔记

议程设置 1、background: 2、Who: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 3、When:1972年，论文《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4、What：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5、特点： ①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认知层面上的效果。由于传播效果是一个循序发生和深化的过程，认知阶段的效果并不排除对态度和行为产生联动作用的可能性。 ②“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着眼于传播媒介日常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提出大众传播对于公众的环境认知具有强大的影响，修正了有限效果论。 ③“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作业”的机构。 ④形象说明了大众媒体、公众意见和政治过程之间的关系。议程设置过程是事件推动者们为了获得媒介工作者、公众和政治精英不断进行的竞争。 6、前期研究（1968年教堂山研究）的缺陷： ①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高度相关，也可能是二者同时受到第三个变量的影响 ②李普曼的理论讨论了现实、拟态环境和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但1968年的研究只讨论了后两者的关系，社会现实很可能成为第三个变量——媒体全面反映了现实，公众准确感知现实，也可能导致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高度相关 7、《夏洛特观察者报》和公众议程调查：1972年，在新一轮总统竞选宣传中，麦库姆斯和肖等人在美国夏洛特市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一项对两个时间点的纵贯研究和、证明了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 6月报纸议程VS 10月选民议程 6月选民议程VS 10月报纸议程 结果显示：6月的报纸议程与10月的选民议程之间的相关性更大。这就证明，是媒体议程设置了公众议程。 8、冯克豪瑟的越战媒体议程研究：1973年，冯克豪瑟发表了对20世纪60年代10年间三个美国主要新闻周刊的越战议程与公众对越战关注度的研究。他以美国在越南的派兵人数作为现实世界指标，研究了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结果显示： ①1966年，新闻媒体对于越战的报道达到顶峰，实际上美国派兵人数在1968年才达到顶峰，而此时这些新闻周刊对越战的报道数量却大幅下降，这说明媒体议程并没有如实地反映越南战争的惨烈程度。 ②1966年公众对越战的重视程度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而上升，说明媒体设置了公众议程，现实并不是影响公众注意力的必要条件。 ③1967年至1968年新闻媒体对越战的报道数量下降，但公众对越战的重视程度反而随着派兵人数增加而上升，说明现实对于公众也不是毫无影响，公众

案列分析_孙志刚

1．孙志刚事件后的相关政策变迁说明了什么？ 孙志刚事件后的相关政策变迁说明了之前的政策在现今社会情况下是不适合的。 首先从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来看，公众与社会团体也是公共政策的参与主体，但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之时，政府没有广泛的征集社会的民意，也没有采取应有的途径或程序，更没有开听证会，将广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意见考虑在内。我相信，这些流乞人员还没有听说要制定一个办法来管制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连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政策制定主体在广泛性与代表性上的缺失，决定了这项政策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剥夺，以合法的名义的剥夺； 接着是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影响公共政策内容合法性的主导性因素之一就是社会利益的正义分配，即利益分配要凸显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机会均等等价值。《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想要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治理中所出现的问题，直接受惠的就是拥有中国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也就是说中国8亿左右只拥有农村户口的公民就被排斥在这个政策的受惠范围之外，甚至是处在这项政策的管制之下，更甚至有可能成为该政策的受害者。“孙志刚事件”不是唯一的惨剧，当一个弱势的公民无可奈何地在异乡成为一个很不尊严的流浪乞讨人员时，他或她得到的不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基本的帮助，而是强制与遣送，这样的公共政策，其合法性在哪里呢？如果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照顾了除流浪乞讨人员之外绝大部分中国公民的利益，那么它就可以忽视乃至剥夺那些少数流浪乞讨人员的利益吗？这样的政策也不符合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 最后从政策的长期适用来看。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也还源自于公共政策是否符合社会的长远发展需要，也就是政策的延续性。一个公共政策，是经过社会各方面的协商讨论，经过各种程序方法才建立起来的。如果只注重当前的利益而忽略未来的成本，即便是遵循多数人的同意也不意味着多数人的正确，更不意味着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损害社会的长远利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出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旨在解决的当下中国城市化中出现的城市治安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妥当地考虑到人文关怀、社会和谐健康和国民精神文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替代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所以，它说明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不适合我国社会情况，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合法性不足。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把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强制和遣送改为救助，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法的政策。 2．新闻媒介在这一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孙志刚案”无疑是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结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事件中，媒体、法律工作者、公众、政府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终结了一部恶法，也使“孙志刚案”成为我国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的经典案例。媒体的介入和参与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孙志刚案最初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引起世人关注，完全是基于媒体对这一案件新闻价值的判断。没有媒体独立的议程设置，就不会有孙志刚案的深远影响。《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采写者陈峰描述自己的写作动机：“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常去一个名叫‘西祠胡同’的BBS，这个大BBS里，有一个小的讨论区‘桃花坞’，里面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朋友。孙志刚死在广州的消息，最早就是被一位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在这里公布的。她说一个同学的同学，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广州，家人正在四处奔波想弄明白原因。不知道这则消息为什么没有别人追问，但是出于一个记者的习惯，我还是打电话与那位研究生联系。”（陈峰，2005）就这样，陈峰后来做出了那篇影响深远的深度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篇深度报道堪称当代新闻史上的经典。回顾孙志刚案，可以说，如

主流媒体引领社会舆论的经典案例

光明日报/2011年/4月/15日/第014版 读者之窗 主流媒体引领社会舆论的经典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唐绪军 光明日报关于河北农大一群毕业生，15年来持之以恒资助病逝同学的双亲，以及被资助的李维贺老人诚信为本，含辛茹苦偿还债务的系列报道，读后令人动容，引人深思，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从专业角度来看，我以为，这组系列报道是新闻媒体践行“三贴近”原则的成功之作，是主流媒体引领社会舆论的经典案例，同时也是传统报纸在多媒体时代彰显自身价值的一次有益尝试。值得认真总结，发扬光大。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一贯强调报刊与人民群众生活的紧密联系。马克思曾说过，报刊“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报刊“应该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可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记者不再深入基层了，满足于听汇报、打电话，报刊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距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的提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申和强调。 从4月1日第一篇报道的署名来看（2位通讯员、1位记者），显然它来自于当地基层第一线，其后续报道更是记者们现场跟踪采访的结果。来自于生活的报道，必然具有了影响生活的力量。老报人范敬宜曾说过：“作为记者，要抓住重大主题，牵动千万人的心，必须和实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因为“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伴随着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的渠道日益多样化，接收和制造的信息量也就成倍增长。在如此巨量的信息海洋里，主流媒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要披沙捡金，去伪存真，抑制噪音弘扬主旋律，引领时代的风尚。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们的个人利益诉求获得了极大的释放，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感叹着真情的失落，感叹着诚信的式微。光明日报的这组系列报道恰恰用一个温情的故事触动了人们情感中最柔软的地方，因而具有了道义的力量。这组报道再一次告诉我们，伟大起于平凡，崇高源自寻常。主流新闻媒体要做的就是发掘平凡中的伟大，传播生活中的崇高。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发挥引领社会舆论的作用。 光明日报的这组系列报道，彰显了报纸在多媒体时代的存在价值。毋庸讳言，随着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社交网站和手机短信的广泛使用，传统报纸在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和广泛性上相形见绌，其生存价值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光明日报的这组系列报道的推出，以及所引发的广泛的社会反响，证明了即便在多媒体时代，报纸仍然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 报纸的这种价值体现在其报道的客观、真实和公正、深刻，体现在其寓意抽象于具体的叙事手法上，体现在其对社会舆论的议程设置上。配合着这组系列报道，光明日报先后推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诠释》、《约定背后的精神坚守与价值力量》、《唱响和谐社会主旋律》等评论员文章和社论，并及时反应了社会各界对这一系列报道的反馈意见，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表彰兼爱赞扬诚信的舆论热潮。如果没有光明日报的集中报道和强力评论，以及其他媒体的迅速跟进，很难想象这件普普通通的寻常事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报纸在现代社会展示出的整合思想、引领舆论的巨大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第1页共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