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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党话

听党话,报党恩

历尽千般苦,一心为人民

王庆云

(原职:沈阳铁路局锦州工委视察员)

生我爹娘,教我是党。父母给我的是肉体生命,党给我的是政治生命。我由一名工人能成为领导干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党的乳汁哺育成长。母亲的恩情一生难忘,党的恩情终生难报。

我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参加人民铁路。在旧社会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春不避风雨,夏不遮暑热的人,解放后做了主人,热血沸腾,积极投入到铁路抢修工作。当时,平齐线、大郑线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飞机狂轰滥炸。一心报党恩,置生命安危于度外。我本来不是通信电工,战乱形势下,为了完成抢修任务,努力学习,学会了通信工的手艺,人称我外行变成了内行。被郑家屯铁路分局授予二等功奖励。一九五O 年二月我被送到哈尔滨铁道学院学习。同年四月入党,毕业后党把我安排担当值班员,车间主任的重要岗位,“走出农家门,吹散一片云,进入大学府,为了中国人”。一九五三年被任命为工会主席。一九五八年任锦州铁路局郑家屯工委会副主任。使我一棵小小幼苗在党的阳光哺育下照耀下,茁壮成长。

一九六一年,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国制造第一批

建设型机车,没按定时检修和规定的维修。郑家屯机务段43台车中有三分之一是车“趴窝”,列车正点率低,运输秩序混乱的局面。在这种危机形势下组织上又把我派回机务段任党委书记、段长,让我扭转局面。老实说,感到这是组织信任,觉得任务繁重,艰巨,思想压力大。又面临这种情况,要完成重大任务,解决好机车“趴窝”事故开锅,列车晚点,不是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能做到的。“中草药千百种,仅有人参难治病。”治疗是这样,工作也是如此。做好工作不仅仅要发挥干部的骨干作用,忽视群众的作用是办不到的。“官脱民脚下无根,民离官心中无底”,干群是鱼水之情。要完成这么重大任务,靠一个党委书记,是司令官拼刺刀,孤军作战,必败无疑。为此,动员全段干部、职工、家属,组织了百人的修车队、擦车队,上煤清灰队三个队,开展大会战。那时几月不回家,吃住在生产一线是常事,与群众滚打在一起。实现了机车不趴窝到点就开车。客车正点率双百(始发正点100%,终点到达100%)货车正点率双98%,达到九十天无事故,并在全国铁路电话会议上介绍了经验。运输秩序好转了,我也累倒了,六月二十三日晕倒在地失去了知觉。后转院到天津市医大附属医院确认为脑血管痉挛。领导上强制令我休息近半年,后恢复了健康。虽然得了一场大病,但思想上很欣慰。

人生之路苦辣酸,

犹如沧海舞风帆。

搏击风浪待时日,

高山险峰永登攀。

世间有谁不盼好,

哪有万事皆如愿。

既或九天仙境美,

观音菩萨无久安。

三年自然灾害,饿着肚子不分昼夜的大战苦战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干的高高兴兴。那知“文革”一场狂风刮的天昏地暗,让人站不住脚,辨不清方向,找不到东南西北。我也不例外地被卷入这场旋窝,莫须有罪名嫁祸于我,被批斗百次。原彰武车站扳道员王守清,在“四清”期错定钻是党内阶级异已分子,被开除党籍。家属上告到铁道部,部里很重视派人调查,经查本人档案中已写明家庭地主,没有隐瞒。铁道部责成郑家屯铁路分局党委追究责任,结果将责任推到彰武车站书记李绍生身上。其人想不通悲观厌世,卧轨自杀。我是彰武地区工会主任。“文革”期间,李绍生之死说成是我的责任,因我说了一句:这是栽赃。67年8月1日将我押到一厂房,对我轮番批斗,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对我大打出手,把我打的遍体鳞伤,晕倒在地还继续抽打。其中有一个姓汪的老师傅,为了救我说句不能再打,打死没作证的,这句话救了我一命。事后我给军管领导写信反映被打情况。后军管

开大会宣布不准打人,才被制止批斗打人现象。“文革”期间险被打死,是“军管”和一位老工人救了我这条命,永世不忘,用实际工作报恩于好人。

文革批斗后,将我分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学会了种地、赶车、扶梨、点种,成了个农业能手。我是文革后一批被解放启用的干部。70年启用,任彰武地区五七干校负责人,一九七一年将我调到郑家屯机务段任政工组组长。一九七二年6月6日任命我郑家屯铁路医院革委会主任、书记。当时郑家屯铁路医院是全锦局最差的一个医院,设备简陋,人员素质不高,加之文革期间两派斗争非常厉害,医疗条件极差。医院的房舍是一个单身宿舍小平房,没有取暖设备,靠火墙烧炉子。患者就医站在走廊里等候。报到后,面对这样一个医院如何解决,我想不能辜负党对我的启用后的希望。我又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怎么办?经班子研究,从改善医疗环境作为工作的切入点,决定将平房火墙冒烟,炉子灰尘扬飞入手,也是医生患者共同要求,我们决定拆掉火墙,扔掉炉子,干部带着,全院动手,将一个小平房30多道火墙拆掉,垃圾上百吨,男同志用大筐往外抬,女同志用手往外搬,终于把上百吨的垃圾搬走了。面对今冬取暖问题,一方面向路局领导汇报,争取拨付资金,另一方面对当时物资匮乏,暖气管材当地物资部门没料不能供应。我就出征于外地投亲访友,乞求去援。找到辽宁省交通厅首长,说你们为了解决

群众难题,用多少给多少。材料有了,暖气片有了,安装和技术上问题,求援于我的原单位机务段,他们出了技术、设计和安装的人员,终于在取暖期前十月份全部完成了。医护人员、患者称赞我:“王书记真行,多年问题解决了。”当年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医院。

正当我去总结医院的面貌情况的时候,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二日被调到郑家屯车辆段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组织上找我谈话时,我有些畏难,我知道郑家屯车辆段这个地方工作很艰苦,我是学机务出身,是个门外汉,没把握把工作做好,可组织上决定了,我觉得:这是党的信任,不能怕困难。党叫干啥就干啥,听党的话才是党的好儿子。“逆境中有信心,困难面前看勇气,才是个强者。”所以,不折不扣的接受了任务。

郑家屯车辆段是一九四八年四平解放时成立的,地处吉林省双辽县境内,地域偏僻,生活艰苦,没厂房没围墙,是个大敞院。行人随便通过修车场地,一眼看不到就被行人拿走了工具和材料,露天作业,环境极差。怎样改变这个单位,真是个老大难。在这个年年亏损,事故不断,管理无序的面前,从何处下手,党委一班人研究用大庆的精神。

决定由我带队到大庆去学习参观取经。在大庆,在缝补厂看到职工将石油工人破烂的衣服进行重新的洗缝,衣服上补丁落补丁,加工好再给工人们穿,这让我们十分震撼,我

们从中看到了“铁人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王进喜就是在这情况下为中国人民打出了第一口油井。

回来后,在组织大家学习中。学大庆主要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

工作思路有了,接下来便是动员。以铁人精神为榜样,以缝补厂为镜子,以“三老四严”为基础。把他们的精神变为我们的行动。

干部深入实际参加劳动。从改变环境、改变作业方式入手。人我做起,干部带头,早来晚走。口号是:学大庆是实际行动,边学边改。首先,把院子里散放的物品都收拾起来,回收各种废旧物资一千多吨。为了改变破大院的环境,我去了铁路局度到主管局长,费尽了心思争取三千元。全体靠三千元钱根本无法解决,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除了水泥是花钱买,其它沙子、石子是从河里挖来的,铁线是从电务工程求援来的,打水泥板,每个人都接受了下达任务。打成一块块的水泥板,然后连接好立起来,筑成一道屏障,把500多延长米的围墙建起来了,美观又大方,还节省了资金上万元。

解决了脏乱差,继续室内。外到划区分片定岗定位,办公室用品摆放整齐有位,井然有序。在室外,每天提前十分钟上班,做早操。把门前责任清楚划定,每人都有一把扫帚分区分块进行清扫。

窗明几净,环境焕然一新,成了铁路局的卫生先进单位,吉林省的卫生模范单位。

抓生产,进行技术革新,货修车间,自己创造了流水作业线,设备车间,自己动手制造了龙门吊,修配车间制造自动代替了手工研磨,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效与质,抓节约,建立了节约上墙列榜评比,每个科室人员和生产工人都制造了捡废铁废料的小铁筒,职场就连一个螺丝疙瘩掉了也都被捡起来,树立起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由连年亏损变成节约盈利单位。抓安全,原来是个落后单位,事故不断。上严把安全关,坚持了三不放过,事故苗头出现了不放过,发现违章作业不放过,出了事故,找不出真正原因不放过。一九七五年成为铁路局的安全典型。郑家屯机务段、锦州车辆段等单位领导带队来我段学习。我也成为吉林省工业学大庆的典型。于七八年八月,被推荐为全国铁路工业学大庆的典型。我光荣的代表车辆段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我的体会是“一切胜利都是在困难那里诞生的,只有那些不怕困难的有志者才能得到它。”

一九七八年七月,锦州铁路局党委任命我为郑家屯分局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铁道部、政治部调任我为锦州分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到任后,经局党委决定负责

拨乱反正。锦州局是文革期间的重灾区,锦州分局是锦州局的重灾户。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的110人,致残的41人,集团冤案10起,个人冤案147人,蒙受株连的多达1375人,几千人需要平反,落实政策。面对这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它涉及处理人的问题,政策性极强,查处过程必须慎重谨慎,我如身立薄冰,不出错完成这样的任务就是我的幸运。搞运输可以拼命干,可以闯着干,这件任务要你的政策水平,处理能力的水平,公正正派的水平,毫不夹私的水平,右了不得,左了更不行,以左反左更不行。办案阅卷要认真,重点要亲自阅卷。即不冤枉好人,也不能疏漏坏人,坚持吃透中央精神,必须组建一个好的清查落实办事机构,不仅使受处分的人心服口服,而又要使受迫害的人满意,下决心用力气去在实践中考验党性与水平,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将被冤枉的干部查清搞明,一个不漏给予安排了工作,第二对群众工人犯有错误并不严重,让他们到群众中说清楚,群众满意,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予处分;对于儿有错误比较严重,又有情节上的掺杂,可重处分也可以轻处分的给予轻处分。这样就可以把一大批群众解放了,对于犯有打砸抢严重错误的,致死致残的,专交司法部门按法律程序处理。其余的以其态度和认错程度给予适当的处分。使得犯错误的人心服口服,群众满意,符合政策。经历史考验为证,经我手亲自处理的人员现已30多年,我仍住在干部大院,没听到过

骂声,也没有人找我算帐,特别是分局、局领导干部一茬一茬的更迭,也没有一个案件改变原来的所定,也没有人找到新任领导告状反复,令我很欣慰,历史检验证明了在这个政治性极强没有失误,党满意,群众满意,自我安慰。

几度云雨几度烟,

几度酸楚几度寒。

几度峰回几度转,

几度欢乐几度甜。

一九八三年由锦州分局调到教育处主持教育处党政全面工作。(教育处是管理性的机构,直管全局各类学校)。我是教育外行,尽管困难多多,接受了这一新的挑战。到任第三天,有人找到我,为了子女就业提前退休的,接班的子女全派到外地工作,要求我帮助解决。先后经半个多月,与铁路局人事处联系,终于把这六名孩子调回锦州,由教育处自行安排在锦州地区。不料,教育处铁道部决定锦州局合并到沈阳局,又把我分配到铁路局党校任副校长。到任后,听到群众反映,党校有31名职工靠烧煤球做饭,我主动与有关方面联系。不时就联系成功,由煤气主管总站每月发给每个职工一罐煤气票,结束了多年靠煤球做饭的历史。

几十年来,我工作过十五个单位,走过的路留下的都是红色脚印。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动真情,换实意,换得群众信任。听取群众呼声,解决群众困难,走群众路线。做为

我各项工作的切入点。大小官员不能离开群众,群众路线是做好工作之本,与群众交朋友动真情,换取真话是开展工作之泉。与群众换位着想,大大小小的干部在你决策之前和实施新着法时要换位思考,是胜利之基。总的说大小官员,群众路线不能少,少了迟早必定倒。

我是一九八五年十月九日经铁道部政治部批准,我离休享受局级待遇。二OO五年担任沈阳局老干部处锦州直属办第一任离休党支部书记,一直以一个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退休不褪色并在离休干群体中的离休支部书记岗位上继续发挥“余热”。

我们支部的离休干部一是级别高,24离休干部中,其中正局级一名,副局级二名,局待的十一名。二是年龄大,平均年龄已达85.46岁。三是身体健康条件差。尽管如此,我们支部建设工作始终走在6个离休党支部的前列,组织召开月度大会,我们第一支部是列会人数最高的,每月一次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会,我们第一支部是坚持最好的;每季一次的党课,我们一支部是准备最充分的,并且质量最高的;直属办组织的各种协会活动如门球、花卉、书法、棋牌等我们一支部参加人数也是最多的。当然各种奖励也是最高的。

我作为支部书记,时时严于律已,从来都是把党性放在第一位,认真履行赏义务,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二OO八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便在第一时间向直属办领导请示要求捐款,同时组织老同志进行捐款。23名老同志共为地震灾区捐款3340元。

针对家庭纠纷户,克服患有多种老年病困难,不仅做好抓好面上的支部工作,亲自走访解难。我认为,关心老同志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既支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优良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具体表现。五年来,我坚持去医院或到家里走访慰问患病住院或常病在家的老同志,经常走访慰问有困难的老同志;了解和掌握老同志的思想动态及家庭情况,及时向直属办领导紧急沟通。有一名同志2006年的时候因误认为自己的离休费差23元钱,直属办找领导要求非常重视。负责部门同志通过查阅本人档案、开会研究、家庭走访、找其子女协助。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动承担了这项棘手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2006年至2009年的四年时间里,我因此事到这位老同志家里做工作不下60余次,到去年底工作终于做通。我们支部还有两位老同志(一位89岁)都是子女争房产及子女与保姆关系家庭矛盾。虽然老话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我却把两位老同志的家事当成我自己的事情,先后采取了找他子女谈话,召开家庭会议,与老同志本人沟通,帮助他出主意等多种形式和方法,进行调解,从而缓解了家庭纠纷,使两位老干部家庭的内部矛盾得到了解决。两位老同志说我是他们的贴心人。

自从我担任第一离休党支部书记以来,先后受到党组织三次奖励,2007年6月沈阳铁路局离退休管理处授予我优秀党支部书记。2009年3月中共沈阳铁路局党委授予我离退休先进个人。2010年6月沈阳铁路局离退休管理处党工委授予我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我今年86岁,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使我深深体会到:听党的话,就有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永葆革命青春本色。跟党走,永远不忘本,一心为人民。

二O一一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