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剩女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关键词：剩女单身贵族日常经济学需求供给成本收益微观经济

摘要：本文从经济学的视野中透视，婚姻市场的供求关系，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机会成本与沉没成本等剩女现象中的微观经济问题，并试图以经济学的理论提出缓解和解决剩女趋势化现象问题的小建议。

在我认为，剩女现象，可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分析，那么它就属于日常经济学的领域。经济学理论的纯粹与单调性要求我们将理论生活立体化，实践化，实际上，微观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也是在选择中放弃的科学，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

一．对剩女的理解

剩女，顾名思义是被剩下或想被剩下的女人，已远远超过法律的婚姻适龄期却还没进入婚姻殿堂的高年龄高学历高收入女性单身“贵族”。一般是接近三十或三十岁以上的女性，即生于七十年代左右。因为对于大部分人的一般社会价值观念而言，三十岁是女人尴尬的年龄分界点。剩女相亲总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更有必剩客，剩斗士，齐天大剩的升级版之说。红红火火的相亲电视节目日渐兴起，抢了不少的收视率，剩女为什么会引起社会这么高的关注度？它会不会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二．经济学原因分析

（一）理性人假设理论

人是否要无时无刻都保持理性的思维？总要以一个经济学家的思维去分析生活，透视生活？诚然，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使得社会上的不同角色都在精明而理性地计算着自己的人生，厂商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低化，消费者以有限的所得收入追求效用最大化政府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虽说理性是必要的，但人不可能总是永远能保持理性的状态，那样活着太累了，你只看到问题背后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人是理性和感性结合的动物。剩女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她们过于精明理性。这种理性在她们的价值观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理性远远高于感性。

（二）婚姻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论

我国当前男女的数量的确相对悬殊，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女性，也即供大于求。西方经济学上认为，商品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品的供求关系，供求关系不是单纯上的数量多少而应该是商品满足需求的特质性。女人从数量上的确是少于男人，但从满足需求的特质上来看，其实女人是远远多于男人的。举个例子：一个女人，能够满足对外需求的年纪应该是在18-28左右的年龄段，如果超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从供应的角度上来看，是远远多于男人的数量。而男人，可以供应需求的年龄段基本上可以从18岁到82岁都是可以满足对外需求的。为了不过早贬值，许多女人都会选择在30岁以前结婚，因为之后可供他们选择和被选择的机会都会减少。但是，男人却不太一样，他们有比较自由的选择和被选择权，40以上的男人照样可以和20岁的男人争夺一个女人，而且具备更大的优势，这样男人的年龄阶段被有效地分开，从而很大意义上分散了男人不容易娶女人这么一个现实情况的产生。另外，虽然男性数量上供大于求，但剩女的挑剔眼光，已经将绝大部分男性排除在选择范围外，此时就成了供不应求。

（三）消费物品效用论

所谓的效用就是消费者消费物品或劳务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并且这种满足程度纯粹是一种消费者主观心理感觉。产品效用的大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每个人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程度不同。普遍女性的价值观认为，爱情婚姻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若剩女作为消费者，那么爱情婚姻就成为了奢侈商品。有消费欲望才有消费动机和行为。她们认为，爱情婚姻是一种对自己所追求的既定目标（如学业，事业）的绊脚石，阻碍物，而产生反感，决绝，也就是经济学中的负效用。对于一些曾经经历过爱情又对爱情绝望的剩女，就有一种从爱情消费欲望到边际效用递减再到负效用的过渡进程。

（四）机会成本理论

这与效用理论有类似之处。

当把一定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放弃的另一些产品生产上最大的收益就是这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获得一份收获取得一份成果，总得付出代价。你所选择的同时，就必须放弃某些机会，由你自己来权衡利益从而作出抉择。在大学校园环境中，那些对学习理论知识耿耿于怀的“学术女”可能成为未来预期剩女的潜力，她们每天几点一线埋头苦读书，对外交际甚少能认识异性朋友的机会比较局限，在她们眼中，学习是神圣的任务，恋爱是奢侈的怪物，为了更高的学术成就而主动或被动地完全排他了恋爱这一大学的成长必修课，我认为这样的大学记忆是有遗憾和缺陷的。在校园之外，选择事业优先的女子会出现更高的结婚机会成本，这使得婚姻的选择变得更加不容易。现代社会，一个优秀的职业女子面临着许多选择，她们有很好的工作机会，经济独立，前程美好，无须依赖男性，如果选择婚姻要放弃的东西太多，投入的成本太大。相比之下，单身反而有更好的预期回报，依据自身的理性，她们自然选择独身一人。

（五）预算线相关理论

预算线表示，在消费者收入和商品价格为一定的条件下，消费者所能购买的不同商品之组合。这是一种标准，一种限制条件。剩女在婚姻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中，由于过度挑剔，导致低不成高不就，只向房子车子货币看齐，然而她们自身条件未够优越，超了自己所能付款的预算，男女就结合不成。

（六）婚姻市场信息不完整

剩女们的业余交际时间少，空间范围窄，所能选择的异性对象，种类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市场上所能提供的信息资源也不够完善。

（七）我国宏观经济环境

经济不断增长，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导致人们对生活质量水平越来越重视，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越来越高，社会越来越现实，给爱情增加了很多的现实条件

社会提供给女性的工作和发展机会越多，单身女子的群体就会越大。单身女子事业心越强，越希望有美好的感情，但是在期望值较高的情况下，婚姻变得更加不易，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用经济学的话说叫“路径依赖”。

“剩女现象”的经济学解释

“剩女现象”的经济学解释 离家不远有一家公园。每逢双休日，公园的一隅，大抵会有一群特殊的人们在此聚集。是饱经沧桑的老人，有男有女。在一旁两棵树之间拉起的一条细绳上，则挂着许多卡片，上书着“某男，35岁……”、“某女，28岁……”之类的信息。老人们在这里寻寻觅觅，不时相互间打听着：“男孩？女孩？”“多大了？想找什么样的？”。碰到感兴趣的，便会更深入地交谈下去，详细地介绍自己的孩子怎样，要求对方是什么条件……没错，这里正在发生的，是如今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已经见怪不怪的“父母代子女相亲”的一幕。 在这样的情境中，事件主角的“某男”和“某女”照例是不出现的，因为他们不着急。着急的是“某男”和“某女”的老爹老妈，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上公园替儿女“找对象”去！可怜天下父母心，中国的父母总是格外地为子女操心，无论子女愿意不愿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原本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何以竟然需要劳驾父母代为相亲？乍听之下，仿佛又回到了以往父母包办婚姻的时代。自然，貌相似而实不同。老爹老妈的着急也不无原因。那背后，是一个日益庞大的人群——“剩男剩女”的出现。在这其中，尤以“剩女”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剩女云者，大龄未婚女青年之谓也。她们生活于现代大都市中，一般具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的“三高”特征，却失意于情场，找不到理想的归宿。这些年来，其人群数量规模呈现不断膨胀之势，以致成为一种现象。“剩女”一词，亦被收录于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中。而据坊间流传的笑谈，同是剩女，亦有级别之分：25--27岁为初级剩女，名曰“剩斗士”；28--29岁为中级剩女，别号“必剩

客”； 30--34岁为高级剩女，尊称为“斗战剩佛”； 35岁往上是特级剩女，尊之为“齐天大剩”。 因为种种原因，一个女性选择单身生活。这样的案例，其实在历史上也是并不鲜见的。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种“现象”，“剩女”的出现是这个时代独有的“新生事物”，为以往所未见。然则“剩女”何以会在当下出现，并且成为一种现象？ “剩女现象”在此时此刻的应运而生，以愚观之，与中国女性面临的两项重大局限条件的转变有关。其一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引入。相对于以往，独生子女时代的女性获得的事实上而非法律文本意义上的地位的提升以及机会的平等，不必说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就是解放以后改革开放前的女性也难以望其项背。其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民众思想观念的改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前者是一国之政策，是明确的白纸黑字正式的制度安排的转变；后者可以归入风俗习惯一类，约束人们行为于无形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转变。上述制度安排的转变，成就了“剩女”生长的土壤。 不难明白，在传统社会中，不会有“剩女”现象出现。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没有独立的人身权利。在婚姻上，除了听命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外，别无选择。鲁迅先生曾经借笔下的人物之口描述过传统社会的婚姻：“……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是的，那个时候，一个年轻女子即使想“剩”也剩不下，因为父母会将其许配给一个陌生的男子，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建国之后，虽然法律文本上明确男女平等，但事实上的男尊女卑不容易消除。譬如说罢，一个家庭育有一子

腐败经济学的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

腐败经济学的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 （一）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寻租型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三）寻租型腐败将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主要腐败类型。 （四）治理寻租型腐败是一项从个体到政府制度再到外部法制的系统工程。 （五）了解腐败行为选择及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对治理寻租型腐败很有帮助。 （六）治理寻租型腐败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通过对腐败行为可能发生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权力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问题——需求性腐败和供给性腐败，并分别对其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探讨。最后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各有侧重、综合治理的措施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腐败腐败经济学腐败可能性函数需求性腐败供给性腐败 一 腐败（权力腐败），用经济学家樊纲的话说，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1）。腐败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腐败行为如何将公共品——权力作为投资，低成本或0成本地谋取利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以最低成本取得反腐败的最大收益的途径。影响腐败行为发生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腐败的成本与收益，同时包括社会公众的容忍度和心理预期，以及反腐败所带来的收益（如“警示作用”）等等。假设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T，T=f（Y，

P，Q，G……）。Y代表腐败收益，即腐败者通过权力投资得到的好处，腐败的收益就等于腐败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净损失（即不包括给社会造成的精神损失，如司法精神的“磨损”，制度缺口的打开，权力规则的破坏，以及给市场秩序带来的混乱等等）。显然，腐败收益越大，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P 代表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它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成反比，即查处的概率越小，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反之。Q代表腐败查处的力度，或惩治腐败的程度。而腐败行为的成本C应包括个人成本C1和社会成本C2，个人成本C1为腐败查处的概率（可能性）与查处的惩罚力度二者之乘积，如果P为0或接近于0，则个人成本也为0或近接近于0。由于腐败者并不是权力的所有者，当其进行腐败投资时，只有“使用权”，投资后也不会马上（有可能一直不会）被剥夺权力，故个人成本实质上是一种风险性成本，或“预期成本（机会成本），而社会成本C2则是个人成本的“外溢”，实际上等于收益，即Y=C2。也就是说，腐败行为造成的净损失部分构成腐败收益的来源。那么，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可能性）越高，则个人成本越高，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腐败惩罚的力度越大，个人成本越高，其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与腐败查处的概率和惩罚相关的现实因素是制度（包括司法制度）的完善性，执法的规范性、公正性，监督防范措施的严密性、前瞻性等等；当然，各些因素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

“剩女”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从性别视角分析报道中的“剩女”现象

“剩女”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从性别视角分析报道中的“剩女”现象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力发展迅速，人民物质、精神各方面生活水平提高，女性地位相较之前也有大幅度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都具备了高学历高收入，但是在婚姻关系上却得不到理想的归宿，这种现象也被媒体称为“剩女时代”，“剩女”的择偶难成了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剩女”究竟为何而“剩”，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某种程度上客观原因影响着主观原因。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剩女”的报道内容分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对“剩女”问题进行探讨，说明由于社会性别敏感度不够，很多报道都是基于男性视角、男性的利益来提出并解决问题，从而忽略“剩女”本身的利益和这一群体出现带来的积极效应和影响。 关键字：“剩女”社会性别媒体报道内容分析 Who is to blame?The “leftover ladies”or the Social?——the Research of “leftover ladies” in media reports under the Gender Perspective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people'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to improve living standards, women's status compared to before also have greatly improve, more and more women are highly educated, high income but in marriage is not the ideal end-result, this phenomenon also has been dubbed "leftover women age", "leftover women" mating difficult to become a prominent problem in today's society. "Leftover women" and "left", why there are subjective reasons, there are objective reasons, objective reasons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 the subjective reas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hrough to the reports of "leftover women" content analysis, with a gender perspective to the problem of "leftover women", reflecting the social gender sensitivity is not enough, a lot of reports are based on the male perspective, the interests of the men to put forward and solve the problem, thus ignore the interests of the "leftover women" itself. Keyword：leftover ladies gender media reports Content analysis 一、前言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与思考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

公共权力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５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ａｎ．２００８Ｖｏｌ．５Ｎｏ．１ 公共权力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吴卫东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从公共经济学视角来看，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大 于成本，腐败就会产生。腐败是社会肌体上的毒瘤，严重地侵蚀了社会肌体的正常运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本文从经济人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寻租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成因进行分析，并探讨治理腐败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腐败；经济学分析；对策建议 一、腐败的概念界定 何谓腐败（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据《汉书?食货志上》对腐败一词的解释记载：“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意指（谷物）发霉、腐烂，这是腐败概念的生物学释义。许多政治、法学、社会和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视角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但基于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一致，对腐败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和标准，因而始终没给出“腐败”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１］耶鲁大学苏珊?罗斯?艾克曼教授认为：“腐败是国家管理出现问题的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表现为那些原本用来管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机制，却被官员用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国内学者王沪宁给腐败下的定义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目前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腐败必须符合“滥用公共权力”和“为私人谋取利益”这两个基本条件，否则就不应归属于腐败之列。我们认为：从广义来说，凡是个人在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均可被视为是腐败行为，如：黄、赌、毒等行为，从狭义来讲，腐败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达到谋取某种私利的行为，我们在这里所要分析的是一种狭义的腐败。 二、腐败成因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一）经济人假设理论分析 根据经济人的假定，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终其目的在于谋求自身的个人收益。这一个人收益不仅包括当事人目前能获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以及无形的个人满足，而且也包括履行职责可望得到的各种预期收益，比如：工资、权势、晋级、利润、市场份额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官员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不断寻求着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将每一个人放在经济人的前提下进行分析，经济人行为具有以下四种本性：（１）利己主义：即每一个经济人都以其自身的利益为最大化为目标。（２）机会主义：也就是经济人不但自私，而且只要能够利己，就会伺机去损人；（３）外部性：即个人的某一行为会给其他人带来影响，其影响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４）有限理性：也就是人对事物的认识由于自身生理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性不可能 作出完全理性的选择，而只能是较优。以上的经济人行为假设表明，利己是人之本性，在有限理性之下，在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人们为了自身利益可以不惜伺机去损害他人，这不仅包括一般市场经济人，也包括那些权力操纵者。权力操纵者的这种利己机会主义行为就具体表现为腐败，其后果必然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分配的不公，从而对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失。 （二）成本收益理论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Ｓ?贝克尔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蕴含着追求效益最优化和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性动机，都有以尽量小的成本换取尽量大的收益的要求［２］。为此他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作为了解和研究人类行为的有效工具，现已被大家广泛采用。其要点是，当预期收益＞预期成本时，人们的动机就会转化为现实行为。以成本—收益公式（Ｗ０－Ｗ１）＋Ｍ＞Ｂ（１－ １／Ｐ）（１）为例，对产生腐败的行为进行分析。其中，Ｗ０表示一 个人正常状态的收入，Ｗ１表示因为腐败行为被查处降职以后的收入，Ｍ为腐败行为被惩罚所带来的损失，Ｂ表示腐败所带来的额外收益，Ｐ（０＜Ｐ＜１）为被查处的概率。上式的左边可以看做因腐败受到查处后的私人成本，它由丧失的金（Ｗ０－Ｗ１）和额外惩罚Ｍ构成。 右面就是腐败诱因，它是按一定概率计算的腐败者的私人收益。当腐败诱因既定时，腐败者的私人成本为 Ｗ０－Ｗ１＋Ｍ，它包括薪金损失和惩罚损失两部分。在Ｗ０既定时， 查处降职后的收入Ｗ１与腐败私人成本成负相关关系。如果腐败者受到查处后被解雇，则Ｗ１＝０，原职位薪金全部成为腐败成本。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在我国现行体制之下，权力操纵者的预期收益总是大于预期成本的，而群众和监督表部门的预期收益总是小于预期成本的。这可以从当前我国腐败的现象和数据中得出：根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腐败事件被揭露的概率不足１０％，而受到相应刑事处罚的概率更为不足１％，因此，许多腐败行为处于“灰色地带”。 （三）寻租空间理论分析 寻租理论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下，一切可以获利的交易全部被竞争的作用使利润减少，但在商品和要素 ５３??

“剩女”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剩女”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中国大城市出现年龄高\学历高\收入高的“三高”未婚女性青年群体，人们冠以她们“剩女”的称谓，并有关数据宣示，“剩女”现象现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针对这种社会现象，本文通过研究一些大龄白领未婚女性面临择偶难的困境进而引发思考，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剩女”现象的内在原因及其深刻本质予以发掘，同时，从择偶标准的性别差异对其做更进一步的阐释，并针对此种现象提出笔者的一些想法。 关键词：“剩女”择偶梯度性别差异男权思想交换 一何谓“剩女”现象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出色的女人往往很难找到男朋友，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独立自主，漂亮幽默，却总是形单影只，身边缺少男士相伴。有人将这些未婚大龄白领丽人称为“白大荒”，“白”：白领丽人；“大”:大龄女青年；“荒”：没有结婚、身边没有固定异性朋友，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身边“荒”着。那么，究竟什么是“剩女”？网上一位博友定义：剩女，也称“3S女”(single－单身，stuck－被卡住，seventies －生于七十年代)。“剩女”，简言之，其实就是大龄未婚女，她们大多在２８至３５岁，品貌出众，才能出色，收入稳定，但却迟迟嫁不出去。如果我们对“剩女”做近一步的解释，那么她们一般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剩女”是非常优秀的女人。主要针对社会的白领精英阶层分子，也是人们常说的“白骨精”。知识女性是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她们文化水平较高\素质较好\就业层次较高\社会地位较突出，这一系列的优秀后盾使成就意识成为她们的基本心向。在工作中，她们能够畅游自己生存的领域，受到别人的尊敬和崇拜，并且拥有一定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她们的成就甚至可以超越许多的男性；对于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她们可以标榜是“富阔”，所以外在的物质满足已经显得格外的表面化，她们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人生有着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其次，“剩女”是具有较高主体意识的女性。她们不甘于像传统女性那样做只能受动的被动存在的物，不相信命运对自己人生的摆布，她们对客体的认识不再是简单的被动存在，她们用积极的心态作用于自己的生活圈，主动的选择自我\完善自我，在理性认识层次上十分明确意识到确立主体意识的意义，[1]时刻关注自身的发展，有着较高的职业意识和成就意识，渴望得到应有的位置和承担必要的责任，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自觉自愿的在工作领域创出自己的蓝天。进而她们有能力养活自己，有能力让自己生活的愉快。面对生活，她们整天在忙碌中度过，在匆促的生活节奏下，她们在潜移默化中，习惯了没有男人在身边的生活。在朋友的圈子里，在工作的环境下，她们是被崇拜的对象，不仅是女性，男人更是倍加崇拜，在这样的环境下，女人的心理也在逐渐的发生转变。她们有强烈的控制欲、较高的成就感、极大的自豪感，这些一直让她们的内心世界“变相”的发展，工作和精神领域的充实与现实生活的单调与空虚成为她们的交替心理，极度的内心渴望成为她们人生的导向。 第三，“剩女”大多个人眼光高，是完全的完美主义者。“剩女”的梦想是相当广阔的，对于很多“剩女”来说，她们大多生活在自己铸造的“虚拟环境”中。她们渴望自己能超越周围的人，成为女中豪杰，但现实社会对精英女性的排斥让她们不能容忍，以此她们就创造一个只属于她们的“虚拟世界”，让她们有种“悲伤的幸福”，在虚拟环境的氛围下，她们能够完全的享受自己的人生欲望，但同时这种虚拟的控制会让她们迷失自我，进而走向不归路。 最后，“剩女”闲暇时间少，工作压力大。社会层次高是很多剩女的一大特点，要么在热门行业任职，要么在单位任中层干部以上职务。生活对她们来说好像只有工作，面对生活，她们整天在忙碌中度过。她们有

从经济学角度浅论腐败成因

摘要腐败是社会的一大现象，以腐败中贿赂为例，从贿赂产生的四个基本条件出发，用简易的数学论证方式来浅究行贿者与受贿者行为的经济学成因，并依据数学分析提出治理行政官场贿赂腐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腐败贿赂权力寻租 一、引言 水不平则溢，人不平则鸣，腐败是社会不公正现象并导致社会动荡的最大根源。历史规律已深刻证实了当社会腐败成为一种社会风潮并且人们已对腐败熟视无睹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剧烈的阶层分化和对立，如果对这种阶层分化和对立不能进行有效地制止和纠正，社会就会累积巨大动荡风险。这种累积的风险就像高高在上的堰塞湖一样，当我们构筑的社会体系不能有效地疏导和降低这种风险时，它最终会冲破这种社会体系构架，实现摧枯拉朽之势的社会变革。当腐败问题成了一种社会生态，反腐则是任重道远。 本文所探讨的腐败问题并不是全民性质上的腐败，譬如生活中排队的总想插队，办证的总想快点，家长们总是想着给孩子的老师送礼、给自己的上司送礼。而是限于政治官场上的腐败（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这种腐败广义上泛指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从狭义上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蜕变现象。譬如结党营私、徇私枉法、颠倒黑白等各种犯罪；利用出身背景，政治地位、经济权利、熟人关系进行贪污枉法，吃喝享乐等。在这一系列行为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贿赂为例，从简单的数学角度来阐述腐败的经济学上的成因。 二、贿赂产生的条件 贿赂这一过程的产生，必须要有四个基本的条件，即受贿者必须要有权力寻租的条件以及进行权力寻租活动的意愿，行贿者要有行贿的动机以及行贿的能力。在探究腐败的经济学成因时，必须要从腐败存在的这四个原因入手。 （一）权力寻租的条件 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权力寻租是把权力商品化，或者说是以权力为资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即通常所说的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在这一环节，权力被物化转化为商品货币，进入消费和财富增值环节。权力寻租所带来的利益，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或污染源。在实践生活中，行政权力表现为大量性，经常性扩张，即行政权力腐败。行政官员作为行政主体的代理人，而社会大多数人处于服从行政主体及其代理人行政官员的受制地位，[1]加之我国大陆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程度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行政官员仍有很大的权力干预市场行为，事实上造成行政官员有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二）权力寻租的意愿 在行政官员产生腐败倾向时，他们必定会考虑自我心理需要和外在物质需要。这种需要是行政官员对自身畸形心理需要的必要感被体验，是推动着行政官员以一定方式向着一定方向进行活动的直接始动力量。 以外在物质需要中最重要的经济需要为前提。假定大部分行政官员是理性人，那么他们会考虑自身的成本与收益来做出选择。系统性腐败存在的原因必然是受贿带来的机会收益大于行政官员获得合法收入的机会成本。这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证明在当前的国情下，腐败对官员来讲，在某种程度是理性的选择。 若官员不存在腐败行为，则不会存在额外的成本和代价，那么其收益为r2。 由于在政府推行全面反腐以前，受贿行为被发现的概率p非常低，那么虽然被发现的后果r1+q的量化值处于高水平位置，受贿后果的期望p（ r1+q）仍然很低，而且受贿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r，因此官员受贿的利润非常高。而当前中国行政官员的收入普遍不高，那么

腐败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分析(一)

腐败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分析(一) 摘要：从经济学视角看，腐败行为的发生是基于“预期成本—预期收益—风险”的权衡分析，腐败的预期成本越小，预期收益越大，被查处的风险越小，腐败分子就越容易作案。因此，提高腐败的预期成本，抑制腐败的预期收益，增大腐败分子被查处的风险，是打击与治理腐败的基本思路。关键词：腐败；预期成本；预期收益；风险 我们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视角上研究腐败，可以认为腐败行为是一种非法经济行为，它也符合一般经济规律，即它在取得收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可能的成本和风险。笔者认为，腐败分子作案时可能一时糊涂，但作案后不自首不退赃，甚至继续作案，证明他们或多或少进行过成本与收益估算，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也是有一定分析的。在我们实际上还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也不能保证在现有遴选教育管理机制下，所有干部都德才兼备、绝无私心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将腐败分子作为理性经济人来对待，从经济学的“预期成本—预期收益—风险”角度对腐败行为进行研究，以便对腐败案件层出不穷的现象做出一些解释，并寻求打击和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在其《控制贪污腐败》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关腐败问题的公式：腐败动机＝贿赂－道德损失－（被发现和被制裁的机会×所得处罚）＞薪金＋廉洁的道德满足感1]。以此为参考，笔者认为腐败行为动机大小是一个关于成本与收益的函数： p=f（g*r1－c*r2） （其中，p代表腐败行为发生几率，g代表腐败预期收益，c代表腐败预期成本；r代表风险）一、腐败行为的简单发生动机分析 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可见，逐利行为是否发生，是可以简化为成本、收益与风险相互权衡的结果的。 （一）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环境分析 在我国社会体制转变过程中，政府、金融、国有企业等领域有较多的机会腐败，有机会腐败的人较多，反腐环境总体情况不够乐观。以金融领域为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等人研究编制的中国首个金融腐败指数显示，2002—2003年度，中国金融腐败指数为5.42，其中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证券业腐败指数为7.26（指数最高值为10，表示最严重），表明金融领域的腐败情况较为严重2]。 我国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政府配置经济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是市场发育缓慢、腐败难以消除的主要原因。再以金融领域为例，我国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融资渠道少（股份制、民间融资渠道未完全确立健全），金融资源一直是市场上的稀缺资源。金融资源的垄断集中，企业融资选择少，造成地位不平等，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增大了金融腐败的可能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我国的融资结构过分依赖于银行业，企业离开了银行就往往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也增大了银行腐败的可能性。”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君也指出：“之所以说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是因为在转轨过程中金融交易与监管的寻租机会，远远多于非金融领域。而选择性执法则导致腐败行为的预期成本低于收益，从而加剧腐败实施者的侥幸心理。”3] 另外，我国的政府部门和金融、国有企业等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较大，其学历、素质、年龄等都有很大差距，在规范、有效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而近几年腐败分子较之以往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准、学历程度和智商，大都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既不是法盲，也不是文盲，他们采取的腐败行为更为隐蔽，谋求取得的腐败收益更为巨大，导致腐败行为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而被发现、惩处的几率更小。（二）腐败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分析

论剩男剩女现象的制度原因综述

论剩男剩女现象的制度原因 摘要:剩男剩女是指超过晚婚年龄仍未婚嫁的青年男女。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和实施的市场经济、计划生育、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和婚姻自由等制度对此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剩男剩女；市场经济；计划生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一、引言 婚姻生活是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而且性别差异也不会影响到婚姻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有婚姻生活者的幸福感要高于无婚姻生活者。[2]不止于此，婚姻更是与人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未婚的女性比已婚女性的死亡率高50%，而未婚的男性比已婚男性的死亡率高250%。[3]“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也是我国的社会传统。令人不解的是，今日之中国却有众多过了适婚年龄仍未婚嫁的“大男大女”。据上海市结婚登记调查报告，2007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龄28.64岁，女性初婚年龄26.43岁。这已经大大高于国家提倡的晚婚年龄。另据倪晓锋报告，30-34岁和35-39岁这两个年龄组的未婚“大男”占同龄人口的比例分别达到9.71%和4.82%。30-35岁组女性大龄单身人口的比例也由1995年的0.8%上升到2.13%。在已婚有配偶的群体中，各个年龄组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24岁年龄组中，男性已婚有配偶者已从10年前的31%降低到21%，相应的女性也有近10个百分点的下降。25-29岁年龄组中，男性已婚有配偶者下降的幅度更大，从10年前的80.8%下降到现在的69.5%，下降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同1995年相比，中国大陆居民的结婚年龄有所推迟，晚婚已经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4]除了数量在不断增加外，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规模不小，比海南省的总人口数还超出130多万；(2)年龄构成以30-39岁为主；(3)性别构成向男性倾斜；(4)城乡结构偏重农村；(5)文化和职业分布则显示出性别反差，低文化、低职业男性和高文化、高职业女性都相对容易成为非志愿独身人口。[5]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利用市场交换关系，依靠市场供求、竞争和价格机制组织和调节社会经济，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一种经济体制。[6]p137市场经济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市场目的的利益性、市场运行的开放性、市场活动的竞争性和市场关系的平等性。[7]p57-59 1．市场目的的利益性引起择偶时更关注经济利益 学者指出，人们在希望能过上正常人所希望过的那种婚姻生活时，不得不在其经济地位与性爱之间作一个平衡，哪一边更重要就优先照顾哪一边。[8]p416即，当年轻人收入水平提高

腐败问题的经济学论文.pdf

腐败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动摇政权基础、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产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对策进行分析，考察在给定各种异致腐败的非经济变量前提下，经济因素如何决定腐败行为和反腐败行为的情况，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种非经济变量对腐败和反腐败行为的影响。 一、腐败的定义及我国目前腐败的现状 对腐败概念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经济性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失渎职等。狭义的主要指权钱交易为主的经济性腐败。本文认为，对腐败的概念所包括的内涵不宜泛化，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把握腐败的概念比较合适。腐败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权谋私。鉴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腐败”一词作以下定义：腐败是经济人违反制度规则用公权资源，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一种经济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人是经济人，人的行为决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腐败者也是经济人，腐败者作为经济人参与腐败活动的决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腐败利益的最大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腐败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生产”，这种“生产”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一般来说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产生和泛滥比较严重的时期。因为一系列的政治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有资本主义国家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发生剧变的阶段，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阶段。联合国调查了107个国家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剧变革时期，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状态等变化最大的阶段。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由于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加上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非常大，而对腐败的惩治又不够有力，导致腐败成为一种低风险、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业，使腐败之风越刮越盛，腐败的渗透面越来越广，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多。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类型的腐败；利用授权和管制权腐败；利用公共资源的处置权腐败；利用征税权腐败；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务分配权腐败；利用执法、司法权腐败；利用投资和采购权腐败。 从我国的情况看，腐败问题还处在易发和高发时期，存在面广、量大的状况。面广，即腐败的面越来越广，腐败现象渗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门有，而且清水衙门也有，现在已很难觅得到一方不被腐败所污染的净土。量大，即腐败者的数量很大，查案往往一查一大串，一查一大片；腐败的金额在增大，腐败者的腐败动机已从挥霍享受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变，胃口越来越大，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 二、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导致我国目前腐败问题十分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腐败的成本太低，腐败的机会太多，而反腐败的成本则偏高。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认为“有机会就一定会有贪污……就像有个一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一个握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从事遵纪守法活动还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一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走上腐败的不归路。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成本和收益与腐败发生率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腐败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发生率上升，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与我国腐败的低本、高效益有着直接的关系。腐败的成本是指腐败者在实施腐败行为中的付出。腐败成本主要包括：腐败的总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受惩成本。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一点精力，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或伪造账册等就可以获得利益；有时也可能要付出点联络费用，以疏通关节。如请人吃饭、送点礼品、礼金等。但这些费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当然作为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则是十分巨大的。从我国情况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劳力、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法制的不健全，监督制约的薄弱，使腐败机会很多，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劳力。 腐败的机会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为零。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都是掌握有一定公权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一般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统一的规定发放的，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败而被查处，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从事某种腐败活动，其所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等这些资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纪活动，也由于有种种限制，如机关干部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纯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从事腐败活动，则回报往往是十分丰厚的。 我国目前腐败的最主要的成本是腐败的受征成本，受征成本在一定时间相对固定的，即根据腐败程度严重状况不同，受到的处罚也不同。腐败十分严重者，将被判处死刑，腐败的成本达到最大化。虽然，我国对腐败的惩罚存在着高选择性，即同样的腐败，受到惩罚的轻重程度可能大不一样，往往职位高者、关系网多者，处罚相对会轻一些，但受惩成本一般是可以测算的。我国目前腐败的受惩成本也是不高的。一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二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三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都要经过有关部门

“剩女”现象成因的社会学分析

“剩女”现象成因的社会学分析 引言 近年来，各类相亲节目活跃在各大卫视荧屏，节目中的女性各个妙语连珠，展现自我，在博得观众一笑的背后，又有谁注意到她们隐藏在精致妆容后的落寞。况且这种走马观花的电视相亲，其过程就像质检人员抽查产品是否合格一样，只是对前来应征的男性进行简单的分类，不能产生深入的了解，可能一不留神就让适合自己的伴侣擦身而过，不可不谓风险大，且浪费时间。再者，电视台直播的相亲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等，或多或少带些炒作的嫌疑，只是为了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女嘉宾找到合意伴侣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些外貌秀丽，素养较高的大龄未婚女性便是时下网络中非常流行的名词——“剩女”的典范。“剩女”们大都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工作，生活环境舒适幽雅，却在爱情上迟迟停留不下来。她们有充实的干劲以及追求高层次的生活质量，远大的理想，希望找到出类拔萃的另一半。但是出类拔萃的男人是不会在他们背后默默付出的。要做好她们背后的男人，压力太大。这样导致长时间感情生活不协调,迟迟徘徊在婚姻的殿堂外。随着年龄增长，也就在社会上剩了下来，所以成为了“剩女”。 一、什么是“剩女”及其本质 根据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所谓“剩女”，狭义上理解是指现代都市女性，她们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长相也无可挑剔，因她们择偶要求比较高，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

宿，而变成“剩女”的大龄未婚女青年。 公众一般喜欢把“三高女”和“白骨精”作为这一群体的代名词。“三高女”为眼光高，人气高，收入高的女性简称。“白骨精”为女性白领、骨干、精英的简称。网络媒体则称她们为“3S”与“剩族”，“3S”就是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的结合：single (单身) ,stuck（卡住了）,seventies（七十年代出生的）。“剩族”则为过了最佳适婚年龄的女性群体：其中25-27岁称之为“剩斗士”，这些女性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28-31岁称之为“必剩客”，此时属于她们的机会已经不多，又因为事业而无暇寻觅；32-36岁称之为“斗战剩母”，她们在残酷的职场斗争中存活下来，依然单身；36岁以上称之为“齐天大剩”，甚至有人把她们中的特殊个体称为“圣女”。与“剩女”们相比，比她们年纪大的女人，孩子都上小学了，比她们年纪小的也在挑三拣四之后高高兴兴地嫁人了；比她们聪明的没她们漂亮，比她们漂亮的没她们聪明——可偏偏被剩下的就是她们。 而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19 岁以下全国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18:100,城市人口的性别比为 115:100,已经严重偏离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例。随着这部分人逐渐进入婚恋交友的高峰年龄,男性择偶的困难将日益明显。在20-34岁非婚人口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占的比例逐渐增高,“剩男”的问题远比“剩女”更严峻,全国人口中非婚男女比例在27岁达到199:100,33岁时达到293:100;城市同龄人口中情况略好,在27-34岁间平均为162:100;这种现象意味着乡镇非婚人口中的性别比偏离更大。这与大量存在的“剩女”现象形成了悖论，而这也恰恰反映了“剩女”的本质，即相对于“剩女”们自身对于婚

经济学分析论文精华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经济学分析 (1) 对论文抄袭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9) 腐败行为经济学探析论文 (14) 关于房价问题的初步分析 (17) 建筑安全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23) 社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课程论文 (31) 关于人大超市内伊利“大果粒”酸奶市场的分析 (39)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经济学分析 (43)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经济学分析 【摘要】最近几年，各媒体频繁报道大学生人才招聘会人满为患、水泄不通的场面，以及几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案例，给人们留下深刻的感性印象。而政府权威部门所发布的数据，也从理性层面印证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客观事实。关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目前社会似乎存在一种将问题归因于大学生的较为普遍的看法，人们的一般认识是，大学生的择业观念制约了他们的就业渠道。在我看来，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劳动力商品供给需求机会成本 【正文】一、大学生就业的现状 全国高校毕业生2001年117万人，2002年145万人，2003年212万人，2004年280万人，2005年338万人，近五年高校毕业生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除毕业生就业需求外，还有其他的需求。据劳动部提供的数据， 2004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000万，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下岗职工需要再就业，加之高校毕业生，2004年各类新增劳动力超过1300万。2005年全社会各

类新增劳动力约2400万。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80-100万个，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应为900万个左右。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但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增长优先发展战略，新建项目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劳动力需求增速慢于经济发展速度，出现了"高增长、高投入、低就业"现象，因此，经济发展实际向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每年不足900万个，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二、大学生就业难的基本成因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大学生是人力资源生产和再生产的产品，而大学生就业，则是产品进入消费的过程。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品能否进入消费过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人力资源的使用主体对产品要有需求；二是人力资源的供给主体必须提供符合人力资源使用主体需要的效用，即有效供给。这两个条件，是通过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用人单位和大学生的双向选择实现的。在双向选择选择的过程中，任何双方的需要不能达到协调一致，大学生就业就不能实现。其基本内涵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商品的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供求均衡；如果供给量小于需求量，商品紧俏，是卖方市场，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供给方，需求方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商品滞销，是买方市场，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需求方，没有供给方选择的余地。 大学毕业生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是商品，大学毕业生也是商品。高等院校是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方，用人单位是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供求均衡；如果供给量小于需求量，大学毕业生是紧缺商品，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供给方的高校，用人单位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大学毕业生不再是紧缺商品，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