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影响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
刘晓多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采取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兴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医疗、慈幼、救济)等方式。在间接传教中,创办报刊是传播迅速、影响较广的一种传教方式。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百种报刊,发行范围扩及全国各省及沿海和内地各主要城市,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就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一探讨。
一
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因此外国传教士无法在中国内地立足,其创办报刊的活动也被限于南洋一带的华侨聚居区和广州、澳门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当时传教士所办报刊大多是中文报刊,主要以华侨为发行对象,多为普通平民,发行范围主要是在民间,目的是想通过华侨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只有少数外文报刊才以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外交官及传教士为发行对象,目的是让这些来华外国人了解中国国情,如《中国丛报》即是。而此时期报刊的发行方式则是以免费赠送为主。
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之初,为使其所办报刊能在中国广泛发行和流传,使基督教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传教士在中文报刊编辑上采取了一些缓和中国人抵触情绪、适应中国国情及迎合中国人心理、思想和习惯的方式和方法。首先是以“友善”的面目出现,宣传“中外友好”,鼓吹外国人来华及传教士创办报刊是为中国人谋福利,如报刊的编者用化名“博爱者”(米怜)、“尚德者”(麦都思)、“爱汉者”(郭士立)等署名封面,像“中外雍睦”、“百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词句常见于当时的中文报刊;再者是用基督教附会儒学,或用儒学来论证基督教,以儒学为招牌来宣传基督教。为此,报刊的封面上常印有孔子的语录,文章中更是牵强附会地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程朱著作的言论,以此来阐释和宣传基督教义;为适应中国读者的趣味爱好和阅读习惯,传教士还采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也即是入境随俗,使报刊中国化。如报刊式样仿照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线装书款式,在文体上广泛采用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章回体,篇末还常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这一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中悬念结尾的套式。另外还有意用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来写作,但由于作者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修养不高,以至于写得不伦不类,四不像。
当时大多数中文报刊是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宗教色彩浓厚,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宣称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①其内容也大都是讲解《圣经》、宣传基督教义。但外文报刊的宗旨和内容却与中文报刊不同,如《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的情报,其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从1842年到19世纪末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长期对外关闭的大门,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华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教会报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其数量较前大为增加。据统计,到1890年,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已达76种②,其中主要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编的《遐迩贯珍》、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主编的《中外新报》、英国传教士湛约翰主编的《中外新闻七日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中国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办的《中西闻见录》、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办的《格致汇编》、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益闻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中西教会报》等。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所办报刊与前期相比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首先从报刊的创办地点看。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割让给英国和五口通商口岸开放,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由战前的南洋及中国华南沿海一带迅速扩展到香港及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等中国沿海城市,并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乃至清朝首都北京,如《中西闻见录》就是在北京创办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的集
《中西教会报》等有影响的教会报刊大都是在上海创办的。
《益闻录》、
中地和出版中心,《中国教会新报》、
其次从报刊发行对象和方式看。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日益扩大和清政府对外实行妥协政策,另外传教士看到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及广大士大夫阶层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绝对影响力和统治力,逐步认识到中国封建统治阶层是基督教能否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决定因素。因此西方传教士把报刊宣传由鸦片战争前面向中下层人士、以普通平民为对象,转为面向中上层人士、以清政府各级官员及广大士大夫阶层为对象,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影响和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使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目的。随着读者范围的扩大和发行量的不断增加,此时期报刊的发行方式为出售与赠送并行。
再者从报刊的编辑策略和方法看。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除了仍不断宣传对华“友好”、为中国人“造福”外,为了迎合当时中国人为救亡图存“师夷长技”、“西学为用”而学习西学的需要,大量地介绍西学,以此来吸引中国读者,把介绍西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另外针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思想特点,传教士采用了“孔子加耶稣”的宣传方针和策略,即把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利用儒教来宣传基督教。为使报刊更为中国人喜闻乐见以吸引读者,有些教会报刊开始聘用中国人担任编辑甚至主笔,如王韬任职《六合丛谈》、沈毓桂和蔡尔康等任职《万国公报》,还有《益闻录》的主编李 、主笔邹 。
最后从报刊的宗旨和内容看。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传教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除了一些旨在传教的纯宗教性报刊外,有些中文报刊不再单纯地阐释基督教义、宣传基督教思想,而是增加了大量的非宗教性内容,成了以时
《中外新
《六合丛谈》、
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刊,其办刊宗旨也改为“增闻见”和宣传“格物致知”了。如《遐迩贯珍》、
《中西闻见录》等报刊都是以报道时事新闻为主,兼及科学、文化、宗教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报《中外新闻七日录》、
报》、
刊。而《格致汇编》则是专门宣传介绍西学知识和技艺并以“格致”命名的刊物。还有原为专言基督教的宗教性报刊《中国教会新报》,也在创办后不久逐渐变为以刊载中外时事政治为主,兼言科学、文化、历史、地理、思想、宗教等的综合性刊物,最后连刊名也改为《万国公报》而面目全非了。
二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是企图用“文字播道”来实现“中华归主”,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这些企图大都只是一厢情愿,到1918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总共也不过只有225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全国人口的0.5%,且多数是因经济原因而入教的“吃教者”③,基督教并没有取代儒教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主宰。而教会报刊在中国报刊业的强大势力也逐渐减小,最终被外国商办报刊和中国人自办报刊所取代。然而,传教士为传教采用各种策略和方法而进行的宗教以外内容的宣传,却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下面就其主要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一)搜集中国情报,传递政治、经济、军事等信息,出谋划策,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服务。
在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是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才取得了在中国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并随着殖民势力的不断扩张,其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一时占据了中国新闻报刊业的主导地位,另外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在物力、财力和人力等方面与本国相联系。这就使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外国政治势力,于是他们所办报刊也就往往为外国对华殖民侵略服务,为本国政府服务,从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喉舌和传递情报的工具。
早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主办的《中国丛报》就鼓吹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煽动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公开宣称:“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④并公开提出用武力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
强辩论。”⑤教会报刊还登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体制、对外关系、经济贸易、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介绍文章,为外国殖民者侵华提供了有关情报资料。更有甚者,有的报刊还直接参与了刺探、搜集和提供中国军事情报的活动,刊载了许多有关中国军队调防、兵力配备、军事设施及沿海军事布防的调查情报。《中国丛报》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由于它代表了当时在华英、美商人的意见,因而它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国情的介绍、军事情报及有关对华政策的建议对当时英、美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该刊还直接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中美《望厦条约》中的许多条款就是据它所提供的建议而拟定的,其主编裨治文还亲自参加了《望厦条约》的谈判签订活动。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也往往站在西方殖民列强的立场上,通过报刊对不断扩大的外国列强对华殖民侵略进行辩护,而对日益高涨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却加以反对,教会报刊就成了为西方列强侵华服务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宣传工具。有的教会报刊把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反诬为“不以不德,反以为仇”,污蔑太平天国革命军是“发逆”、“贼党”、“红头贼”,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是“孙逆”,说他“鼓煽狂言”,一经“拘获”应“明正典刑”。在这方面,《万国公报》是其中的代表,它发表了大量的时论文章,极力为西方列强对华殖民侵略辩护和出谋划策。该刊曾连续发表了其主编林乐知写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文,文中在列举了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有“十二益”之后,公然提出中国也应“借镜于印度”,像印度那样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保护国”,由英国来统治中国,“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⑥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该刊发表的《新政策》一文,则公开提出了中国在外交、内政、铁路、财政、新闻、教育、军事等方面由外国人主管或由中外共管的改革方案。⑦以上这些主张和建议的实质是控制中国的主权,变中国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内政的公然干涉。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殖民侵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也即是抢占中国这一广阔市场,倾销其商品。对此方面,教会报刊也必然要有所反映,其所提供的有关经济信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货价行情,这主要是外国向中国倾销工业品及收购中国农产品的有关行情,如《六合丛谈》几乎每期都登有“进出口货价与交易单”,而中国近代报刊刊登中外贸易货价行情表始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二是各地的贸易行情动态,如《万国公报》曾连续登载“上海各货行情”和“伦敦各货行情”;三是中外贸易的航运信息,特别是鸦片战争后,随着新的通商口岸的逐步开放,航运信息的报道逐渐增多,《遐迩贯珍》几乎每期都登有航运信息;四是商业广告,这多为外国商品的介绍,而中文报刊刊登广告是从《遐迩贯珍》开始的。以上这些经济信息的报道和传布,客观上迎合了西方殖民列强抢占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的需要。
(二)宣传西学,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近代来华传教士为传教,重新采用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学术传教”的办法,把宣传西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企图通过对西学的宣传,以显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以取得中国人对传教士的尊重和信任,以此来弱化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抵触情绪,最终使基督教能在中国传播开来,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教会报刊为此而刊载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在客观上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论月》、
《论彗星》、早在鸦片战争前,来华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曾发表《论行星》、《论月食》等有关天文学的科普文章,解释了诸多天文现象的科学道理。而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报《论日食》、
《救五绝》等文,介绍西方近代科技成就,它发表的《新闻纸
《推务农之会》、
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则刊载《火蒸车》、
略论》一文,是中文报刊最早介绍西方报纸有关情况的新闻学专文。鸦片战争后,教会报刊更是大力宣传西学,“天文”、“地理”、“格致之学”几乎成为中文报刊的必备栏目和必载内容。《六合丛谈》曾连载《西国天学源流》,该刊是西方“康德星云学说”和近代高等数学微积分在中国的最早介绍者。《中西闻见录》则大量登载了介绍西方天文学、地理学、铁路、电报、蒸气机、钢铁冶炼、照相术及防治河患水灾等方面的文章,而继其后出版的《格致汇编》则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专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另外还有《西医新报》和《博医会报》,专门介绍西方近代医学。教会报刊中影响最大的《万国公报》更是大力宣传西学,从其前身《教会新报》起,就设有“格致近闻”、“格物入门”等栏目,专载科普知识及世
《天文
《天文图说》、
《电报节略》、
界各国科技信息。易名后更加大了西学宣传的力度,扩充了内容,发表了《格物探源》、
《格致新法》、
《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论堂解》、
《格致进化论》、
《列地理》、
《美国学校志》、
《生命大律》、
《铁路略述》、
国政治异同考》等大量专论文章,介绍了西方近代科技成果和科学知识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等,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出版言论自由、君民一体、男女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
尽管教会报刊所介绍的西学大多是较粗浅的,且零碎不全、不成系统,但它必竟是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和学习西学的最早来源,中国人也正是通过这些报刊,初步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了解了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开始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特别是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一代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通过这些报刊“放眼看世界”,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思想的洗礼,进而思考探索救国之路的。而且西学中所带有的资本主义因素必然会冲击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思想,如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和自由平等思想对中国封建统治的君权和封建伦理纲常,西方近代科学文
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制度对中国封建科举制,西方近代科技和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重道轻器”、“重本抑末”、“重理义轻技艺”的传统价值观等方面都将发生碰撞和冲击,这对开社会之新风气、瓦解中国的封建制度、促进社会变革都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19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把报刊宣传对象转向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企图“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这样就加强了教会报刊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加强了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从而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思想解放,并激发起他们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社会变革的要求。
教会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对维新变法的鼓吹和推动。在这方面,《万国公报》是其中的代表,该刊发表了大量的时论文章,批判时政,鼓吹变法,倡导新政,成为当时传教士干预和影响中国政局的政治宣传工具。尽管西方传教士通过《万国公报》等报刊鼓吹变法维新是为了传教和外国殖民列强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改良派维新思想的产生,促进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如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和梁启超的《变法通议》都明显受《万国公报》所宣传的有关思想和主张的影响,而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中外纪闻》则不仅主要内容大都是转载《万国公报》的,就连报纸最初之名称也与之相同。另外当时的光绪皇帝也购阅《万国公报》,该报还为其特别推出《帝王初学》,向光绪皇帝灌输西学和维新思想。到1898年,《万国公报》的发行量高达3.8万多份⑧,大大高于同时期维新派所办报刊中发行量最大的《时务报》的发行量,这足见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在科学技术方面,教会报刊对西学的宣传促进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促进了近代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中国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于19世纪取得较大进步。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先进的制造技术引入中国,并应用于社会生产,这主要表现和反映在某些制造业和医疗领域。在文化方面,教会报刊的影响主要是促进了近代化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过程中,将西方先进的铅字、印刷机等印刷设备和石印、铅印等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为中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物质条件;教会报刊将西方近代化报刊形式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古代邸报的原始形态,为中国人办报提供了新的现代模式;教会报刊聘用中国人从事报刊的印刷、发行和编辑工作,为中国人办报培养了人材、积累了经验;而教会报刊所具有的社会性、公开性和新闻性及其所宣传的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突破了中国古代邸报为官方文书汇编的传统模式,为中国人创办新式报刊解除了种种限制。也正是在教会报刊的示范效应下,并应时代的需求,中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刊伴随其后陆续创办出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传教士所办报刊不仅向中国人宣传西学,与此同时还向西方介绍中国,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这方面,《中国丛报》是其代表,该报的宣传发行对象是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来华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它详细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间中国社会的有关情况,大量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情况,如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国妇女缠足的习俗等,甚至还全文译载了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
《千字文》、
《名贤集》,这些都有助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学西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毕竟是有限的,况且它只是传教士间接传教的方式之一,也只是西学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再就其具体影响来看,如前所述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尽管如此,它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产生及维新变法运动、对中国近代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封建社会的瓦解及中西文化交流都曾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今天面对这一段历史,有必要给以客观地评价。
注:
①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马六甲英华
书院1820年版。
②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19页。
③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266页。
④⑤《中国丛报》1835年1月;1936年2月。
⑥⑦《万国公报》1896年10～11月;1896年4月。
⑧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_评_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_
?书 评?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 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 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士大夫怀疑为与本国政府勾结的“第五纵队”。就连一向善待传教士的康熙皇帝，在1717年的一份诏谕中也表示出这种忧虑:“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人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国家冲突的危险中。”件七仪之争发生后，罗马教廷两次派员出使中国，使“皇帝(指康熙帝)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愤怒”。“最后康熙帝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登基后，对天主教极为仇视。他认为中国人阪依天主教，不仅仅是摒弃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儒学传统，而且恐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以后，就不再相信天主教宣传以外的东西那样，清政府的法令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会发生骚乱，中国将要沦亡。同时，由于天主教士曾经参与同雍正敌对的清L糖集团图谋皇位的宫廷争斗，雍正对传教士更加忌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何小莲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 收稿日期:2006-04-05 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1]95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1]95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 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 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 Vol.27No.5 Oct.2006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读后感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83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00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浅析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原因及影响》1412387 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王铂瑶 摘要：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过程的梳理，探究西方传教士办学的背景和原因，以此进一步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来华历经了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罗马天主教及清代的基督教新教四个时期，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清末之前，传教士的活动因受政治干预，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的影响历经挫折，传教活动收效甚微。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传教士借助中外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传播基督教。他们把创办学校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从小学、中学开始，一直办到高等教育。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来接触中国上层人士，再由这些上层人士去影响其他人，这一途径成为最佳选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末期，已出现了5所基督教大学，除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到20世纪初期，教会大学蓬勃发展，达到了16所之多，其中基督教大学13所，天主教大学3所。当时的中国国内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社会改革潮流此起彼伏，这对于传教士来说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随着社会改革的发展，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为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的背景和原因。 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的主观原因，是基于传教策略的转变。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为目标，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皈依上帝。在使用教育这种“间接布道”方式后，中国还是没有实现“一夜之间皈依基督”的愿望，同时，“教案”接连不断出现的严峻的局面让传教士意识到，只有得到中国士大夫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的传教事业才可以更顺利进行，同时也深刻的了解到，要想接触中国的士大夫和其他上层人士，兴办高等教育是一种不错的途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然后让这些领悟能力高并同时具有
传教士与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教育的传入
传教士与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教育的传入.txt大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而小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男人有了烟，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女人有了钱，有了资色，也就有了悲剧。教育理论与实践10中国电力教育2009年3月上总第132期晚清时期，传教士为了以教育达到传教目的，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现代教育引入中国。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宣传鼓吹西方教育制度，并且通过教会学校和参与洋务教育的机会将西方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一、办教会学校，翻版西方教育模式无论英美，基督教会在教育的开办上一直占着主要的位置。在 19 世纪，英美学校中已经开始教授科学课程，到19 世纪中期，西方已经有了一批大学在教学内容、管理体制、教学水平上具有了世界领先水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方教育中开始普遍重视当时的科学研究成果，教学内容更丰富，教育观念更进步，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学注重实物教学和科学实验、启发和引导，反对灌输和体罚，德智体美并重。这些在传教士按照母国的教育在华办教会学校时，都不自觉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使教会学校成为传教士宣传鼓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实例。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教会学校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和本土化，开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发挥其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鉴于洋务运动时期对西学和新式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与之强烈对比的巨大空白，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西学人才的养成所，当洋务教育兴办新式学堂时，教会学校发挥了其示范作用。1.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和外语课程，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提供参照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课程。以狄考文主持的 1876年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从第一年就开始有笔算数学，到第九年就已经涉及到微积分；对比洋务教育中新式学堂尤其是领头雁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发现从第四年开始数学和代数学的教授，第五年讲授格物，讲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讲授微积分、航海测算，到七八年已经涉及到化学和天文测算。由此可见，西方科学课程已经被引入中国，成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的参照物，体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西方近代教育的中国版。①教会学校普遍重视外语和科学课程，弥补中国传统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和教育的缺陷，满足了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教会学校也是以此作为吸引学生的手段，间接地满足洋务教育对外语人才的需求。2.教会学校展示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形式，为洋务学堂管理提供样板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就是对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扼杀，学生实践能力差。教会学校则与之相反，教学方法比较科学。比如，讲生理课时有人体结构标本，植物课有各类模型，先说现象再叙原理。同文馆的学生还经常作一些基本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学馆要求学生参与译书，到总理衙门担任翻译。医学教习德贞也经常让学生到医院实习。教学一般都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循序渐进进行教学。实行的选课与学分制，近代科学的教学考核和课程设置制度，教学中还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参加班级管理，倡导自由独立。同时是中国传统教育所不具备的，这些都保证了教会教育的教学质量。教会学校中，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平等，体育和美育颇受重视，开当时新型学校风气之先，这些方面亦对洋务学堂有影响。比如福州船政学堂曾购买了一些秋千、皮球等体育用品，供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甚至连学堂监督也和学生一起荡秋千、踢皮球、打燕子，这是旧式学堂闻所未闻的。②3.教会学校的留学现象间接促进洋务教育留学中国近代的留学潮在教会学校中开始传播。而中国官方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赴美留学的派遣，大都和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促成者和领导者。1872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官费留学生的派遣与容闳的努力分不开。而追本溯源，马礼逊学堂的教育奠定了容闳一生思想的基础。中国近代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雅妹亦是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出国门，成为我国近代妇女界第一位女大学医学毕业生。柯金英和石美玉也是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的，都学有所成。早期近代留学生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传教士收养的穷孩子，而晚清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传教士对近代留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教会学校是从传教的需要出发，但客观上
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作者：余冬林《光明日报》（2015年09月05日04版） 近代术语是中国各学科赖以构建的基石。它既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又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四部之学向近代七科之学演进奠定了基础。1807年9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由此揭开以新教传教士为主角的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此后，西方诸国新教传教士相继来华，在近代术语的生成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近代术语的变迁中，我们也不难窥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状貌。 马礼逊初抵广州时，由于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使其不敢公开露面，更不用说进行宗教布道和文化传播。“广州高度警惕的清朝官员在禁止中国人信仰这一外来宗教方面做得要比禁止鸦片流入成功得多。显然，他们认为宣扬外国教义远比单纯售卖药物危险。”（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禁教令虽然被解除，但新教传教士很快发现传教依然步履维艰，不仅因为儒释道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不相容，而且人们往往把传教士与殖民侵略联系起来。要改变这种状况和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形象，新教传教士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传播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当时的中国人不理解这些新教传教士，甚至一些西方人对他们也颇有微词，如扬州教案发生后，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认为传教士是“一群不切实际、惹事生非的神经质”。 当时，曾有西方人云：“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虽然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依然要面对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此外，近代西方自然科学门类和名目繁多，而在中国其学其名几乎都没有，因此，此类术语的翻译更为困难。对于术语的翻译，傅兰雅等提出了著名的译名三原则：“沿用中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编辑中西名词字汇”。其中创设新名采用三种方法：一是以平常字加偏旁作为新字，仍读本音，如镁、矽等，或以不常用字释以新义为新名，如铂、钾、锌等；二是数个字解释某物作为新名，并以字数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等；三是音译，以官音为主，凡以前译书已惯用者则袭之（参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受到中国上层敌视的新教传教士转而致力于在普通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那些在1842年前被禁止布道并因此而总要躲避一段时间的新教先驱们不得不借助于书面文字。这与相信铅印经典只要能到达普通民众的手里就具有巨大效力这一最早的传道信念相契合。中国的现实条件则强化了这种写作偏好。”（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因此，新教传教士主要通过编纂英汉字典、编写教科书、创办报刊、译述汉文西书等渠道来传播西学和近代术语亦在情理之中。 编纂英汉字典。为解决语言障碍问题，19世纪20年代以来，入华新教传教士相继编纂、出版了多种英汉字典，如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等。这些字典大都问世于西学大规模涌入之前，一批政治类新术语如自由、国会、内阁等，自然知识类如阳极、蛋白质、分子等应运而生。马礼逊及后继者在英华字典中厘定的术语，“不仅在中国传播开来，构成中国近代新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麦都思、罗存德等的辞典东传幕末、明治间的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所借鉴。”（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 编写教科书。新教传教士为拓展传教事业，纷纷以兴办学校作为主要手段。因中西知识体系的差异，新式学校往往会面临教科书匮乏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1895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充当了教科书编写者的角色。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有过单独编写教科书的经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_刘晓多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 刘晓多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采取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兴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医疗、慈幼、救济)等方式。在间接传教中,创办报刊是传播迅速、影响较广的一种传教方式。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百种报刊,发行范围扩及全国各省及沿海和内地各主要城市,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就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一探讨。 一 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因此外国传教士无法在中国内地立足,其创办报刊的活动也被限于南洋一带的华侨聚居区和广州、澳门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当时传教士所办报刊大多是中文报刊,主要以华侨为发行对象,多为普通平民,发行范围主要是在民间,目的是想通过华侨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只有少数外文报刊才以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外交官及传教士为发行对象,目的是让这些来华外国人了解中国国情,如《中国丛报》即是。而此时期报刊的发行方式则是以免费赠送为主。 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之初,为使其所办报刊能在中国广泛发行和流传,使基督教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传教士在中文报刊编辑上采取了一些缓和中国人抵触情绪、适应中国国情及迎合中国人心理、思想和习惯的方式和方法。首先是以“友善”的面目出现,宣传“中外友好”,鼓吹外国人来华及传教士创办报刊是为中国人谋福利,如报刊的编者用化名“博爱者”(米怜)、“尚德者”(麦都思)、“爱汉者”(郭士立)等署名封面,像“中外雍睦”、“百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词句常见于当时的中文报刊;再者是用基督教附会儒学,或用儒学来论证基督教,以儒学为招牌来宣传基督教。为此,报刊的封面上常印有孔子的语录,文章中更是牵强附会地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程朱著作的言论,以此来阐释和宣传基督教义;为适应中国读者的趣味爱好和阅读习惯,传教士还采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也即是入境随俗,使报刊中国化。如报刊式样仿照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线装书款式,在文体上广泛采用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章回体,篇末还常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这一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中悬念结尾的套式。另外还有意用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来写作,但由于作者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修养不高,以至于写得不伦不类,四不像。 当时大多数中文报刊是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宗教色彩浓厚,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宣称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①其内容也大都是讲解《圣经》、宣传基督教义。但外文报刊的宗旨和内容却与中文报刊不同,如《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的情报,其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从1842年到19世纪末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 （1010307410 邓飞阳10级药学4班） 摘要：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但在传教期间，传教士们在医院、人才、著作等方面，均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医学事业进行分析，旨在阐明中国近代医学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各项活动对中国医学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医学传教士近代西医 西方医学与中国古代医学均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两种文化的繁衍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而西方医学与中国医学之间的交流也久有渊源，早在古代，基督教的部分支派便有将西医传入中国的记录。但直到近代，西方医学才在传教士的推动下步在中国形成体系。其中的背景和历程，值得深入探究。 一、传教士推动近代医学传入中国的背景 明清时期，由于政府逐渐由开放转向保守，中西的交流逐渐被削弱。到了清朝前期，除广州外，中国再无其他与外界交流的门户。此间虽然有部分传教士登陆广州，并尝试将西方的教义与医学在中国进行传播，但囿于清政府对地域的限制，同时由于中国医学的体系已趋完整，治疗方法与经验著作积累丰富，西方医学彼时尚未占据明显优势，因而其影响非常有限。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逐渐卷入世界体系，在此后，一系列的条约使得中国不断开放通商口岸，更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土地，并获得了更加自由的空间，此时“西医”“中医”的概念区别才逐渐的建立起来。由于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在解剖学、生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体系逐渐完善，治疗方法更加多样，对中医无法解决的很多杂症有了较明显的疗效，因而逐渐被广泛接纳。 二、教会医学初入中国 最初的西医普及完全是由西方基督教主导的。在西方传教士的理念范畴中，中国土地上几亿人远离对上帝的信仰，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要以极高的责任感为这些“处于地狱边缘的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但军事上的胜利与文化上的征服往往并不同步。由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且有着流传已久的神话图腾，西方传教士单一的理念灌输往往无法得到认同，而对于侵略者的敌视情绪，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对于传教士和教会的冲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义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作用。 一、创办报刊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始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应首推办报。早在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在马六甲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期刊，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文报刊。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其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于1833年7月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在这一时期，传教士还创办了一些以外商、传教士、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其中以美国传教士俾治文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影响最大。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企图用“文字播道”的方法来宣传基督教，以实现“中华归主”和为殖民侵略服务。因此这些报纸除宣传基督教外，:还起着干涉中国政治，搜集中国情报，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作用。但是，由于传教士把介绍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因而在客观上，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沟通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早期的教会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曾揭案其宗旨为“首在灌输知识”。鸦片战争以后的教会报刊，也都以宣传西学相标榜，“科学”、“天文地理格致之学”成为其必备的栏目。有的报刊甚至是专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刊物，完全脱离了宗教宣传的范畴。如美国传教士付兰雅编辑出版的《格致汇编》，就是一份单纯宣传西学知识的科普期刊。由传教士创办的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广的《万国公报》，在每期的扉页上也印有“本刊是为推动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的说明，并且着重介绍了大量的有关政治、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万国公报》甚至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介绍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刊物。然而传教士并非要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在译介当时流行于欧美的社会改良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时，无意间带进来的只言片语。但是，传教士对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介绍，在客观上却极大的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加深了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推动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教会报刊的创办，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出现。在19世纪以前，社会上公开发行和流传的报纸，只有报房出版的《京报》和《辕门钞》。这类报纸除了报头外，没有标题、言论，也很少有自己采写的新闻。而近代教会报刊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体系，而且采用的也都是先进的铅印或石印技术，对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起了一个借鉴和推动的作用。不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报刊，就是参考和借鉴了这一时期外国人办的中外文报刊的某些形式创办起来的。 二、翻译出版书籍 除办报以外，基督教传教士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是翻译和出版书籍。在近代中国，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2012—13学年度第一学期 本科生公共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传教士，一个在晚清发挥了重要角色的团体。是文化侵略的始作俑者？还是传播福音的天使？又或是舍己为人的圣徒？他们的身份一直饱受争议。 早在西方人用炮火打开国门之前，想要使普天下受到救赎的传教士带着西学知识来到了东方。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清朝皇帝的行事作风及思想，更是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来到中国的第一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带着传扬基督的目的开启了尘封一百多年的大国之门。在马礼逊的影响之下，英国人见到了方块字，少部分英国人开始学习中文，中国人开始学习英文。尽管是带有明显的西方性道德传扬的目的，但是传教士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不少贡献，使国人突破了固有的传统观念逐渐接受外来文化。 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的初衷都是一样的，但随着中国的社会变革，传教士在不知觉的情况下逐渐接受东方思想，但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自身拥有的文化。他们创办了基督学校、中文刊物，宣扬了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科学和技术。被中国人视为不带任何侵略目的的友好的美国传教士由于清王朝的政策被吸收进了统治阶层，这使他们有机会抨击过时了的孔教的罪恶、妇女的从属等中国人民愚昧的行为。尽管许多人认为基督教的传播是对中国的剥削与掠夺，但事实上传教士做了许多对中国社会有益的事情。 尽管前面说到的传教士有多么的深入人心，但也有许多披着传扬基督的外衣的传教士进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19世纪60年代后，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强行推行基督教，与百姓发生冲突。此后几十年间，中国各地反对教会的呼声不断。外国教会还企图通过杂志改变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政治思维，大肆宣扬人种地位高低，以及为他们的侵略制造有理的舆论。可是这些措施不但没有是事情往西方人预想的轨道运行，反而更是激起了国人强烈的反侵略意识和反抗。这些所谓的传教士的行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传教士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在中国近代史人们将目光都聚焦在与中国普通群众联系最紧密的西方传教士身上。在19世纪这样一个闭关锁国多年的国家里，传教士作为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文化的桥梁，他们有着功不可没的影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部充满剥削、误解和敌意的历史。我们不能简单的将传教士理解为传播基督教的教士。美国传教士托普德在我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位传教士了，他不在乎百姓是否接受了他的思想，而是他真正用心去帮助百姓关心百姓。我想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前面提到的传教士做的恶事有多么恶劣，但仅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将其给淡化。由此，我的观点显而易见：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利大于弊。 【参考文献】 1.纪录片《西风东渐近代中国的西方身影（一）》起止时间：1~18分钟； 2.书籍《费正清文集：观察中国》起止页码：P31~44； 3.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P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