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

“话语权”？

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且不说“怎么谈”，单论“谈什么”，就已经由话语权决定了，一旦决定了谈什么，很多问题就谈不了，更何况怎么谈？

话语权是掌握在媒体控制者的手里，掌握在拥有经济权的人手里。他们一般学有所成，控制着媒体和其他经济实体，而他们想说的，一定和自己有关。

"话语权",包括哪些方面呢？

话语权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话语理论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使得我们有必要从传播的角度来思考媒介话语权对传播信息内容的影响以及对社会行为产生的作用。

（一）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工具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中国古代并有“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君无戏言”之类的古语。传统中，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

现代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 意识形态是由一个人、一个集团或一种文化支持的一系列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设想和期望——一系列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想法，一种价值体系。它与某种哲学思想不同，一种意识形态很自然成为一个行动的方案。就大众传播的意义上说，它对一种文化的灌输十分彻底，以至于其成员根本意识不到还可以分享其它一些人的设想。一种意识形态能被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世界运行或是世界应当如此运行的自然法则。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从系列即定的物质利益中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表现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3]并且，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是对现在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属于意识范畴之内，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将其制度化，固定化。并让被统治阶级成员接受下来，作为一种基本的世界观。而在社会生活中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此类意识形态就会有意无意的传播出去，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有形无形的隐含在信息内容之中，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播中最基本的潜在力量无时无刻的存在着，而且在不断的改变受众的观点。现代批评家伯

顿（1990）认为：意识形态附加着对世界和人、集团之间权力关系的独特看法的一系列信仰。每个人都有某类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对他们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什么是对与错、世界是怎样一回事以及他如何才能被改造成更好的地方的观念，这些世界观受到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大多被认为是平常的东西，其中也蕴含了意识形态的内容.例如：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人们普遍认为，自杀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自杀者死后会进地狱。在这种普遍观点的认识中，如果有人提出说自杀是一种善行，大多数人就会对这种观点持以抵触的态度，所以在基督社会中，这种观点只能是处于弱势地位。除非当这种观点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强势话语权。

（二）媒介话语权与媒介价值

媒介的话语权是指媒介在对受众人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一般来说，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话语权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话语权，比如，随着信息传播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媒介帝国主义开始产生，媒介帝国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信息传播的不平等而向另一个或几个国家传播本国的意识形态。媒介帝国主义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到了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也分别用无线电波传播自己的思想意识，以此互相抗衡。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美国之音（VOA）用66个超大功率的发射台对全球广播。而且，由于卫星技术的发展，西方的意识形态还在第三世界得到强化，导致本地文化的丧失，而发达国家的电视媒介有迎合消费主义的大都市里的中产阶级要求，媒介所倡导的品位、志趣、时尚、生活方式都有全部西方化。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报刊发表的国际新闻，有90%来自西方“四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的新闻报道71%关于美国，9.6%

关于欧洲，关于非洲的报道不到1.8%[4].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经讽刺的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应该被允许参加美国的总统选举。因为他们与北美公民一样受到同样多的有关候选人信息的媒体轰炸；另一种是媒介之间的话语权控制，传统四大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中电视曾独占鳌头。1924年，英国科学家贝尔德发明了第一台电视机。不到80年的时间，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从有线电视到卫星传输，电视如今日渐成为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中国，至2003年止，全国共有49套卫星电视节目（中央台13套，教育2套，省级34套）有广播电台1272家，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93.65%，覆盖人口10亿[5]。在传统的四大媒体中，电视媒体从其面向社会，面向家庭，传播速度快以及不受年龄文化限制而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随着媒体发展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到来，网络传播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媒体的影响将变得有限。

媒介价值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媒介传播所引起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另一层是指媒介传播信息过重中隐含的一些价值观或社会意识形态。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分为“所指”与“能指”。能指（signifier）是物理形式，所指（signified）是与能指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心理上的概念。所指与能指只是由于要分析的目标才被截然分开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结合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它们的关系显得极其正常与自然。由于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一些媒介在传播信息的时候并会隐含一些价值观，尽管看起来是客观公正的，而实际上或多或少的隐含有深层次的内容。罗兰，巴特在他的《神话学》中描述到：“…在封面上，一个穿着法国军服年轻黑人正在敬礼，眼睛上扬……但是我看得非常真切，我清楚地看见它对于我的意指：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因此面对一个更大的符号学系统：有一个

能指，它自身已经凭着前一个系统（一个黑人士兵正在进么法国式的敬礼）；还有所指（在这里是法国和军事的一种有目的的混合）；最后，通过能指而呈现出所指——法兰西帝国，”[6]对于巴特而言，这张照片歪曲了法国殖民剥削的历史事实，从而构成了一个神话“法兰西帝国它仅仅是一个事实，看这位优秀的黑人，他正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行礼。”不仅如此，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所传输外界的信息是由把关人控制的。一些个人主观倾向不可避免的渗入信息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曾指出：“美联社每天通过世界通讯服务从纽约向亚洲发送9万个单词，反过来亚洲每天只向全世界传送1.9万个单词。一个对于1977年某一天委内瑞拉本土的新闻只有7条，并且这些新闻是经过美联社或合众国际社转发的，而这两者也都是美国机构。”所以媒介价值中无可辟免的隐含有一些倾向性的价值观。而当这种倾向性的价值观传播给受众时，并起到了话语权的现实作用。

（三）媒介传播内容中隐喻的价值观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受众对前重要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这是我们在研究电视传播活动中运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英国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对此进行研究，它们发现电视传播内容中，信息表达的不是充分的公正，而是和一定阶级相关的先验假设和观点，并且在对于70年代的晚期产业关系的研究中，格拉斯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挑选了三种类型的偏见。首先，媒介的偏见在对社会“现实”的误导中显示出来：例如过分强调罢工对于英国糟糕的经济经状况所承担的责任，在这些误导之中，汽车厂之类的产业被给予大量的新闻报道。第二，媒介是在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致中发挥着作用。第三，媒介认为工人阶级的声音应从新闻的制作中清除出去。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客观公正背后隐藏的偏见。我们说，任何媒介所传播的信息都是经过把关人的。大卫·麦克奎恩在《理解电视》中曾说：“所有的再现在任何时刻都只能有一个单一的视点。”他认为，媒介所传播的信息（1）都是有选择性的；（2）有限制，受镜框制约的；（3）单意性的（只有一个视点）；（4）是机械性加工润饰的结果。展现给观众的信息远非整个情景或背景，而是包含了全体中非常有限的部分。理查·戴尔（1985）也提出了电视表现四个方面：（1）电视表现作为世界真实的一种再表现，它首先要服从于电视的选择和艺术的审美，电视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是作为代表性的典型的现实世界，电视表现的种族矛盾、妇女儿童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有代表性问题，电视表现的第三个方面是每时被平等再现的民主概念，第四个方面并是观众方面，既电视表现给谁看，为谁而表现。由此可见，媒介传播出去的信息都是经过把关人取舍的再现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已，这里的“把关”就是按照一定标准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选择，它体现的是媒介组织的立场和方针，个人也一般是从媒介组织的角度定位出行使“把关”权的，因而个人因素在其中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对次要的。总的来说，对“把关”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三个定位角度，即社会角色定位、专业角色定位和传播对象定位。社会角色定位关注的是媒介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从把关的角度而言主要体现在对信息的倾向性及其传播效果的质量上：专业角色定位关注的是业务水准，真实性、准确性、明晰性、时效性、组合性是其决定取舍的主要标准，传播对象的定位角度：关注的却是信息的服务，它是从满足目标群体需求和兴趣的角度出发对信息进行取舍。三个定位角度决定把关人如何对信息进行把关取舍。媒介传播内容中隐喻的价值观主要有三个方面（1）画面上，这主要从电视媒体来说，许多摄像镜头中，由女权主义者、民运分子、恐怖主义等等组成的

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通常都是消极的、颓废的、凶狠的或是可鄙的形象，摄像机通常会挑出最简单的和最易于辨识的形象：晃动标语牌的女权运用者、目光凶狠的恐怖主义分子、颓废的民权运用者等等，而且这些形象大量出现在自持公正报道的新闻节目之中，这种被嫁接过的真实的再现，让受众感受到了这些人群的危险性，由于让受众对抗其影响。而这种节目传播方式的另一种结果就是远离这些运用的大众更加的抵制类运动。在当今的失衡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发达国家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报道的信息量，只有很少量的部分。而即使便是这些少量的部分，还大多是有关暴力，毒品，贩卖人口，冲突的报道。可以相信，发达国家民众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是何等的片面性。（2）声音上，粤语已经成为中国极流行的地方方言，在电视剧或电影的表现中，一旦节目汇中的某个角色发音中带有粤语语音，大多的电视剧或电影都把他（她）放在一个富有的商人位置。事实上，更由于粤语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粤语的流行，而媒介的这种表现，更加推进了粤语的流行，从而极易给受众造成一种印象：能说粤语是一种象征。在好莱坞电影中，偏有东方口音的亚裔表现的都是一些反面角色：犯罪、妓女、下层员工，而相反，能说一口纯正美语的人必定是一个上流绅士。这种语音表现极容易给受众造成一种刻板印象。（3）文字编排上，按照对文体的重视程度，报纸编排次序不尽相同。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同时，世界上还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由于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人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次战争中，其他的国际事件大多被忽略了。在文字编排上的自我审查制度也有助于在不同媒介，同类媒介不同载体中实现‘异口同声’，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可以让观众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响。[7]对这些基本程式的书写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巨大飞跃。道格拉斯媒介研究小组曾指出，在关于工人罢工的报道中，动词“拒绝”“要求”在涉及工会

和工人的报道中常被使用。而“提议”或“许诺”等更为肯定积极的词语则出现在雇主身上。研究小组把这种偏见出现的原因归因于无意识的职业习惯和媒介从业人员的阶级背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电视中表现的偏见相当严重，已经违背了它理应均衡报道的职责。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电视机构的过度等级化，发现了在他们与“官方的”和“可接受的”信息来源之间存在的紧密的联系，而这导致了新闻总是倾向于给予某些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优先权。

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对于权力的理解，以科尔曼为代表的“信任——权威”模式认为，权力只能存在于群体中，权力是个人基于利益的权衡由信任（尽管在具体个体上并不总表现如此）而出让对自身一定行动的控制所形成的外部管理约束机制，也就是说个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让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他人掌控的一种社会行为。[8]媒体的话语权就是受众出于对个体自己或整个社会发展的形势考虑，将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媒体来间接控制（尽管有时候是非自愿的），而这种控制是潜在的，它通过社会的职能部门来完成最终的行为，因为人们并没有给予媒体直接的权力，他只是通过媒介价值和形成的社会舆论影响了社会行为。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王海滨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我们以理论的命运为例，我们通过探讨一个理论怎么样能够拥有很强的生命力，怎么样能够渊源流长，进而来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怎么样增强其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拥有经久不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取决于这些因素，首先是理论的制定者和创立者要创造出来“真经”，“真经”是说真正的经典。传播者要“真懂”，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者要真正地弄懂理论的创立和制造者创造出来的理论。实践者要“真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的领导干部要真正地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其方法论。再一个是接受者要“真信”，接受这个理论的人，理论的传播对象、接受对象，他要真正地理论上认同、情感上认同、信念上认同，真正地接受这个理论。最后是理论要增强其话语权和影响力，它在解决时代问题和掌握人民群众上要“真灵”，真正地灵，能够解决时代问题，能够掌握人民群众。 一、创立者要创造“真经” 首先，第一个，创立者要创造“真经”，真正的经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成为真正的经典，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命根，最终决定了它的命运。理论创新者要创造出真正的经典（“真经”）是决定一种理论的发展命运，并且拥有话语权的基石。如果我们以一个生命，拿人的生命来比喻理论存在时间与发展状况，那创立者的“真经”是决定一种理论的发展前途，且拥有话语权的命根。 经典是要能够反映时代的发展趋势，反映国家的需求，反映时代的要求以及人民大众的诉求，它开辟了新研究领域，运用了新的分析框架，提出并解决了新的问题，提出了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原创性的理论或核心理念，进而引领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理论才能够称得上是经典的理论。再一个，理论能够沿着思想发展的逻辑，前边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发展理论，这里边是从思想理论的逻辑出发来发展理论，创立经典。一个理论能够沿着思想发展的逻辑实现了思想或理论史上的转变，系统阐发了某一理论，进而解决了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大问题，推进了学术的发展，那这样的理论也能够成为经典。 从经典的来源来看，前述的这两种经典，如果前者是论从实出（论从实践中出）的话，

《谈谈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现状及看法》

2016-2017-2《形势与政策》作业 学院：贝尔英才学院 专业：理工科强化 姓名：李堃羽 课程号：B0900181C 学号：Q16010313 任课老师：王从烈 2017年6月10日

谈谈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现状及看法 当今世界发展迅速，格局多变，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时期。而要抓住并利用好这个重大机遇期，增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环境的建设力度是十分重要的一点。使中国声音“走出去”，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的根本目的，是要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的真实声音。这样才能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所谓‘话语权’，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权利。中国国际话语权，通俗地讲，就是中国在国际上说话的权利。这里所说的说话权利，并非讲讲话、发发言那么简单，而是我们说话的被重视程度，有多少人真正地听我们说话，尊重我们的说话，重视我们的说话，公众合理地把我们的说话进行传播发散。而我们自己说话的覆盖面、受众群体的多寡、受众者是否接受我们的说话、尊重我们的说话、客观公正地对待我们的说话，都是我们研究与提高我们的话语权的重要内涵。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硬实力得到了空前提升，从而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总体上也得到了空前提升。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声音已成为世界上谁也不能忽视的大国之音。但同时，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认识当今中国在国际上所拥有的话语权的实际情况，这是有针对性地加强话语权建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在当前的国际外交领域与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国际地位虽然在不断地得以提高，话语权也在不断的增大，但实际国际地位依然还未与中国的大国的身份相符合。我们在看到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国际话语权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根基依然坚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分量依然有限，中国在国际主流舆论中的形象依然负面。比如说，中国GDP第二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就是第二，中国的经济话语权有限。世界上主要的经济规则话语权、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知识产权话语权、证券市场话语权、期货市场话语权、金融机构话语权、货币话语权、信誉评级机构话语权，等等，基本都是西方国家在主导。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普遍采以敌视的态度，甚至不惜诬蔑与栽赃。西方国家凭借其话语体系优势，对中国进行抨击：抛出“普世价值”，说中国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把中国妖魔化为

国家形象与话语权研究

国家形象与话语权研究 A study of national image and discourse power 叶淑兰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专题形式探讨中国的国家形象与话语权问题，旨在推动同学们了解中国形象与话语权的前沿研究，批判性思考中国形象与话语权构建存在的问题与战略，引导同学们撰写一篇较高水平的课程论文。 课程内容主要由理论历史篇、现实专题篇和借鉴反思篇三部分组成。理论历史篇讲授国家形象理论、话语权理论、中国外交话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以及中国形象与话语权的历史变迁；现实专题篇分别讲授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与话语权，探讨战略性外交话语，中国形象话语互动、南海话语权、公共事件话语权等议题；借鉴反思篇讲授美日等国家形象与话语权构建的启示以及中国形象与话语权构建的反思与战略。 This course explores China's national image and discourse rights in a thematic form. It aims to promo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frontier of Chinese image and discourse. From this study, students can critically consider the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mage and discourse right.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guide students to write one high level of thesi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study.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urs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oretical history, realistic topics and reference to refle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theory teaches the theory of national image, the theory of discourse right, th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of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an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inese image and discourse power; The topic of the special respectively teaches the Chinese image and discourse right in the eyes of foreigners, discusses the strategic Diplomatic Discourse, the interaction of Chinese image discourse,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right to speak of public events and so on; Drawing lessons from introspection give a

论话语权

?修辞学大视野? 本期话题:修辞研究:学术观察和阐释路径 主持人的话:中国修辞学研究能够以什么样的力度、在什么样的深度和广度介入相关领域的学术建构?在不负传统学脉的同时,展示修辞学研究在当代学术背景下的多元并存格局,这一切,需要开放性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思维。本期发表的一组文章体现了不同的观察点和阐释路径。 《论话语权》认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话语权得以公平分布、顺利实施的基本条件。文章分析了话语权分布的不同类型,探讨话语权滥用、占用、弃用和慎用等现象,讨论正导、误导、强导和祈导话语权等问题,显示了修辞研究介入社会公众生活的可能性。 话语义和语言义,分属动态语用环境中的临时义和静态语用环境中的固定义,前者的具体性和后者的一般性,关联着认知主体不同的认知经验,《论话语义同语言义的联系和区别》的精细分析,启迪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从表达效果到交际效果:现代汉语修辞观的语用学转向》观察中国修辞研究从注重表达效果到注重交际效果的变化轨迹。认为“表达效果”论比较多地将修辞活动的能量视为表达者的能量,“交际效果”论更多地在修辞表达—接受的过程中考察修辞行为。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现代修辞学和语用学影响下汉语修辞观的语用学转向,它与近年汉语修辞研究的其他转向一起,共同体现了修辞研究思路和理念进入特定历史时空的学术调整。 论　话　语　权 冯广艺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本文认为建立平等、友善、互助、和谐的人际关系是话语权得以公平分布、顺利实施的基本条件。文章分析了话语权分布的倒金字塔型、伞字型、口字型和逆向对等型,探讨了滥用、占用、弃用和慎用话语权等现象,讨论了正导、误导、强导和祈导话语权等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语言的角度论述了话语权的重要性。 关键词:话语权;话语分布;平等;和谐社会;和谐语言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8)04-0054-06 　收稿日期:2008-03-25 　作者简介:冯广艺(1957—　 ),男,湖北武汉人,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汉语语用学、修辞学。 在现代语言学中,“话语”(discourse )是一个热门话题,“话语”这个词有广、狭两种含义,狭义的“话语”是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的对象,指“一个人在一次言语行为(speech act )中用词的序列所表白的内容”,“它可以是一个词、一个句,也可以是句以上的单位,如段 落、段落群等”[1] 。广义的话语,泛指人们的言语和所说的话。本文所说的“话语”,是指在宽泛意义上的话语。“话语权”是人们为了充分地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话语权”是语言权利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本文先讨论公平分布、顺利实施话语权的 基本条件,再分析话语权分布的几种类型,接着指出行使话语权的几种现象和话语权的导向问题,最后指出从语言和谐的角度讲,据理力争话语权、正确行使话语权、充分尊重话语权、有效保留话语权等是现实社会中协调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国际关系,达到交际目的,妥善处理各种事务乃至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 一 在现实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复杂的。我们认为,建立平等、友善、互助、和谐的 2008年第4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14,2008　(总第151期)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G eneral ,No 1151

_中国怎样赢得国际话语权

中国怎样赢得国际话语权 —读《话语权.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话语权，乃是一国发出声音对世界的影响能力，无疑，在当今的世界中，美国是话语权的最大拥有者，甚而可以说是话语霸权。它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世界上都有许多双耳朵在认真倾听着，揣摩着。这种倾听的力量，在和平的年代，在日常的事务中，已经超越了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的相对间接影响，而形成日常影响力的最大构成者。当然，这种软性的影响力之源还是得基于军事.政治.经济.历史等综合国力因素。而就话语权本身，最大.最直接的促成者则是媒体。 话语权之兴起，兴盛缘至美国，那么我们就以美国为例来察看它的兴盛史，获知中国赢得话语权的灵感。 话语权，追究乃是政治的发言力，执行力。这种发言力的表达则是通过媒体。由最早的报刊，书刊到现在的电视，网络，它通过媒体的传播达到扩展范围，扩大受众。而传播知识构成影响能力的一层因素，更深层次的力量因素则有二：媒体的公信力和政治的权威性。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话语权的力量之因。 而美国如今话语霸权的形成，则是三者逐步扩大，形成的共同影响力。而这也并不是说这三者是独立完成其发展的，恰恰相反，它们——媒体和政治正如一对亲兄弟，是有打有闹，有分有合的一路走来的。没有它们的打闹，完不成其各自的壮大.成长；没有它们的和解，更形不成话语权这个可怕的利器。 从美国的建国之初起，民主.自由观念便被高高树立，言论自由则被

认为在履行民主职能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美国奠基之人的华盛顿.杰斐逊，在位总统时遭受媒体的恶意诽谤，被迫接受不同程度的攻讦和谩骂，却从未利用其信誉和地位对报刊进行打压。虽然说政治此时并未从媒体获得正面的话语力量，单媒体却从兴起之时便生起敢于与政治叫板的力量，获得独立，批判的能力。这一阶段，媒体为其媒体，政治为其政治。 而自罗斯福总统开先，媒体与政治开始打起交道。总统借媒体打造形象，宣传政策,他的“炉边谈话”.“白宫咖啡”，在特殊的时刻以民众信心，又极好的宣传了施政政策。而媒体，，也借此与白宫的默契，逐步赢得公众的信任。再观我们所熟悉的事件，伊拉克战争中美媒的借势渲染，奥巴马选举的大力造势，中美汇率之争的焦点制造，白宫与美媒的并肩而立，获得了多大的眼球效应，话题论点。白宫抛出的话题，媒体借势发挥，各抒己见，各取所需，各赢所利。白宫掌握着“信息源”这个巨大的经济源头，由此控点，时而给媒体分几个胡萝卜，时而又挥舞一下这根关乎媒体利益的大棒，让媒体在报道时不得不考量利益。这并不意味着媒体丧失了独立地位，看看《纽约时报》的《五角大楼文件案》看看《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弄得尼克松黯然退场，就可知媒体并不是那么安分，它们绝不可能丧失它们赖以稳固的公信力的基础，如若它们连批判力都丧失，它们还何以谈自由和独立。 反对与合作，最终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媒体既不可能因为受白宫去信息源的约束而与白宫步调一致丧失其独立地位，白宫也不可能因自由的原则而任媒体无肆的揭露与批判。它们双方在斗争，为赢得更大的

如何构建中国话语权

如何构建中国话语权 胡正荣李继东《光明日报》（ 2014年11月17日 11 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被各国广泛关注的同时，也遭受着诸多质疑甚至责难。究其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话语权与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话语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我封赏的，更不是他国赠赐的，而需要精细塑造、培育和争取。特别是在当前，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信息获取手段快捷多样，信息内容规模丰富庞杂，更需要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热点，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在信息发布、解读和回应等方面主动设置议题，熔铸和传播中国的核心价值，展现中国视角、风格和气派，方能有效构建中国话语权。 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话语的基本叙事结构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掌控着国际舆论的主导权，西方文明仍是核心话语，主导着整个世界，全球仍习惯于用西方价值和逻辑来评判是非，诠释国际和国内议题，国际话语体系仍处于不平衡、不平等、不公平的格局。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席卷全球，世界信息传播格局很可能滑落到一种基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话语极权。 实际上，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世界权力结构也在调整、变化，国际话语权正在重新分配，新的信息传播秩序和格局正在形成，多极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一种潮流和共识，可以说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交替过渡之中。这期间，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解释自己“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疑惑，这不仅关乎通过解答这一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和理

性地认识、理解和评价中国，更影响到未来构建和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话语新体系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但当前，中国话语权构建存在着三大问题。首先，中国国际话语设置的统领性不强，尚未形成一个有机协调、高效运转的系统。一直以来，中国对外的声音多头、资源分散，在国际传播事务上涉及部门众多，形成了一种归口管理、层级分割的结构，这种多头行政层级化的模式导致沟通、协调难度增大，难以形成合力。其次，在国际传播中，中国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不强，习惯于被动跟随国际强势媒体，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常常保持沉默，抑或言辞隐晦、不温不火，对国际社会关切度不够明朗，也就无法像CNN、BBC和半岛电视台等国际一流媒体那样设置国际事务议程，进而难以影响、引导国际舆论。第三，话语传播模式创新性不够，表现在叙事方式不够成熟，话语传播体系不够完善，在国际交流中说教色彩过浓，空泛直白，简单僵硬；同时，对新媒体认识不够、研究不多进而重视不够。鉴于此，我们亟须强化顶层设计，主动设置议题，提炼中国核心价值，发挥多元主体积极性、能动性和联动功能，创新传播模式，以便更好地构建中国话语权。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对外传播资源，凝聚中国核心价值。在日益纷繁复杂的世界，话语权建设应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国际组织、政府、民间团体等多元主体，而且关系价值观、渠道和方式等多种因素、层次及其相互关系，这就需要在更广范围、更高层面，更有权威地对中国话语权建设进行总体设计、优化资源、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监督落实，并形成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唯其如此，方能逐步解决目前中国话语建设中统领性不强的问题。而更为关键的是要做好中国核心价值的顶层设计，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传播实务中，我们需要超越传统和现代价值，实现多价值内容凝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福柯的话语权

傅柯的“话语理论”简述 1、话语权概述 “话语权”成为当代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国内被人们频繁使用，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运用傅柯的“话语权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上至学者，下至普通百姓，大家似乎都对“话语”和“话语权”的含义甚是了然。不同的学者在他们不同的学术领域中都多次提到对相关“话语”和“话语权”的理解，有人论述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亚裔文学在国外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中国农民的“话语权”，有人论述民间文学的“话语权”，也有人研究建筑设计中的“话语权”，还有很多学者运用“话语权”这一较为复杂的概念来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比如利用话语权来阐述某些特殊翻译现象等等。 话语作为人认识世界的工具，作为人与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作为与思想直接对应的关系，其存在初期仿佛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随后对话语的认识与研究却越来越丰富和深入，事物各式各样的存在激起人们的思考，而思考又需要一个中介来“想”和“表述”，思考的结果也需要一个承载体来表达和外化。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话语是极其重要的中介，人类所知所晓的一切，人类所建构起来的所有文明，都是通过话语这个中介作为传递手段并最终完成的。独特的话语由个体的出生、家庭背景、文化环境、时代风貌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正是有了独特的话语，才由话语建构起了独特的个体。 国内外学界对于话语是有一番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语言学界对话语做的界定是：“‘话语’通常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与篇章相对，指口头说出来的一句句话；广义的理解指言语交际行为体现出来的由词句构成的言语表达形式，它既可以是口语体，也可以是书面体。”这种广义的理解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概念较为接近。 2、傅柯的话语权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傅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学术研究广泛且深刻，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其影响渗入到社会学、政治学、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但修辞学只研究其著作中以话语为中心的观点。话语以及话语权是傅柯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傅柯的“权力理论”一直受到学界关注。 由于独特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傅柯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性错乱等问题感兴趣，他

论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姓名：李款 学号：2014200512

论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话语权作为国际社会中国家竞争的重要因素，对提升本国国际影响力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首先探析话语权的本质，从而通过英国、美国、中国三个国家来论述话语权在国际社会重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话语权；国际社会；地位；作用 一、话语权的本质探析 “话语权”包含“话语”和“权”两个部分。“话语”一词，“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看，指的是一种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包括语言、含义、符号等形式，人们借助于话语在言说者和受话人之间进行意义交流”1语言作为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重要工具。不同文明孕育出多彩的语言，为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社会阶级或社会群体服务。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丰富，由此而产生更多相关的话语和语言。而在当今时代，“话语”的产生就代表着特定的制度和价值体系，对人的约束和认识产生特定作用。而“权”包括两种含义，即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权力是公民和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所以权利包含着权力和利益。而关于权力，美国学者朗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2所以人们对于“话语权”究竟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权力”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话语权是人们为了表达和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另一些学者认为“话语权”是指说话的权力，该权力能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福柯曾经在其著作《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的观点。因此话语并不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身说话的权利，更加是要追求自身话语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从而能够改变他人来实现自己的各方面利益要求。随着世界各国关系的加深和紧密，话语权已经从个人上升到国家层面，在 1陈正良.周婕.李包庚.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浙江社会科学[J],2014.07 2【美】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时间:2010年07月27日11时00分来源:红旗文稿作者:张志洲 近些年来，话语权成了政治权力的一种越来越突出的表现方式，国际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话语权政治”。纵观当今世界的话语权状况，大体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处于一种明显的优势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则相当有限。只有从根本上加强话语质量建设，才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出路。 一、什么是话语权 话语权这一概念，直接脱胎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1970年12月，福柯在其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的演讲《话语的秩序》之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著名命题，他深刻地认识到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话语权”指的是一种“权力”（power），而非“权利”（right）。换言之，话语权不是指有没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指话语背后体现着的权力关系。 作为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话语权以话语为载体，有着自己内在的特性。话语权的内在特性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除了基于社会“共有知识”或科学的、客观性的叙述之外，话语的逻辑性越强，以及在不同时机和场合下的话语越具有一致性，其说服力就越强，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其逻辑性和说服力；二是由于具有社会性，话语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三是所使用的概念和知识的创新，以及观察视角上对他人的引导，会有利于话语转化为权力。四是诸多外在因素，如“受众”的既有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制约状况，以及时机与舆论环境等，参与话语权的塑造，改变这些因素的状

论舆论话语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及作用

论舆论话语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及作用 写在前面： 在当今社会中，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直接影响着每一个受众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谁掌握了“话语权”, 谁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反映出来, 谁就能将“自己的意志”表达出来, 国际事态的发展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上的弱肉强食，新闻、传媒等文化软外交也逐渐在国际关系中占得一席。然而目前，整个国际社会的舆论形势还处于“西强我弱”的状态，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对于我国刻不容缓。本文从话语权的定义出发，分析了它的内容、影响力、地位，以及如何改善我国的话语权形势的几点建议，希望有作参考。 话语权的定义： 话语权简言之，就是人对社会发生现象的“说话权”、“解释权”和“发表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从广义上看, “话语权”是舆论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公民的一项不可让与和剥夺的民主权利。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话语权不只是公民所享有的权利，还是整个媒体整个国家所拥有的表达的能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

舆论话语权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不同的媒体集团、媒介方式对于信息的表达自由度，另一方面指信息传播的主体拥有的对受众人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在国际交往密切国际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显然，出于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舆论话语权是各国必争的权益。 话语权的两个核心要素： 话语权也可以理解为：行为主体具有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right)以及使自己的意见得到认可的实力(power)。[1]因此它具备两个核心要素：“权利”和“实力”。 “权利”，顾名思义，关系到“权”和“利”，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天赋”的，各个主体“生而平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下，“权利”被赋上了很强的政治色彩，具体体现为对相关领域和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是各国媒体参与国际传播的机会。譬如，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就包括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 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国际关系行为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等。所以，我们认为“权利”必须靠各个主体自己去争取，必须通过建立更加公正公平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加强各国媒体间的平等协商和交流合作来实现。 如果说“权利”仅仅是话语权的第一层含义，是表层的含义，那么“实力”则被看做是话语权最本质的含义，是话语被认可和接受的“权力”。“实力”被定义为：不同媒体按照统一游戏规则提升自身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

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 中国争取自己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略，是新世纪中国提高自己软实力极其重要的步骤。 同时，海内外华语媒体的联手合作，也是发挥媒体之真正功效，即监督整个国际国内社会， 促使其能够朝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也为我们提高自身国际话语权提供坚实的基础。所谓 ‘话语权’，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权利。争夺中国国际话语权，通俗地讲，就是要争取中国 在国际上说话的权利，在国际上取得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对称、相匹配的发言权与发言被重 视权。这里所说的说话权利，并非讲讲话、发发言那么简单，而是我们说话的被重视程度， 有多少人真正地听我们说话，尊重我们的说话，重视我们的说话，公众合理地把我们的说话 进行传播发散。而我们自己说话的覆盖面、受众群体的多寡、受众者是否接受我们的说话、 尊重我们的说话、客观公正地对待我们的说话，都是我们研究与提高我们的话语权的重要内 涵。 事实上，在当前的国际外交领域与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国际地位虽然在不断地得以提高，但

实际国际地位还很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普遍采以敌视、轻蔑、或鄙夷不懈的态度，甚至 不惜诬蔑与栽赃。 如果要了解真实的中国，当然包括她的过去和现在。在外国媒体，主要是西方媒体通过我们 的正面宣传，开始正面而真实报道中国的时候，我们的国际话语权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 当然，由于时间有限，我只是从另一角度较为粗浅地谈了谈自己的看法。中国国际话语权的 获得，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广大的海外华人华侨需较长时间努力奋斗的任务。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我们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还奢谈什么国际话语权之获得？！昔日上 海滩上，中国人连在自己土地上建起的公园都无法进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民族奇耻大 辱，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 广大的海外华裔同胞，总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们最了解自己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 他们最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他们最坚决地维护自己祖国的尊严！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获得，并非一言以蔽之之事！ 如果我们还记得自己民族极其悲惨的近代史，我们的人民公务员，就不应该置人民利益于 不顾，贪污腐化，甚至内外勾结，携款外逃……

儿童课堂话语权的缺失与策略

儿童课堂话语权的缺失与策略 摘要话语权是儿童应有的权利，在课堂上，每个儿童都有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经常被剥夺，所以如何保障儿童的话语权是每个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每个儿童在课堂上都应该通过话语权来正常发展自己。 关键词儿童；课堂；话语权 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公约》，是第一部有关于儿童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约定。这一基础性文本赋予了儿童一种新的革命性的地位认为每一位儿童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儿童享有一个人的全部权利。其中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儿童应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通过口头、书面或印刷，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儿童作为权利的主体，拥有话语权是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来剥夺儿童的话语权。 一、儿童话语权的含义 话语是主体表达自身思想、情感、态度的主要方式，它代表着一种权力。后现代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尽管它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它在社会中是一种真实的权力。”儿童的课堂话语权是指儿童在课堂上表

达自己，展现自己言语的权利。 二、儿童在课堂话语权缺失的表现 1.课堂教学儿童参与少 无论是幼儿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方式基本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师在上面传授知识、学生在下面听课的“授―受”式，幼儿园也是如此。幼儿园课程大多是静态的、预设的跑道，以“学科知识”作为中心，强调真理知识的重要性，脱离儿童的认知结构和生活经验，这样一来幼儿的学习兴趣首先就被挫伤了，其参与课堂的积极性自然就会减少。其次，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公立幼儿园，而公立幼儿园的数量又是相当的有限，所以会出现学生数量超负荷的情况。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只能是一个老师对着一群儿童授课，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师资力量的条件下，平均到每个儿童身上的课堂参与度就会自然地减少。 2.儿童提出异议机会少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师重道”“上施下效”的思想，教师被赋予很高的地位和权力，教师似乎代表着不可质疑的权威。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领导者和实施者，是知识、价值、态度和观念的传递者，管理学生的具体学习，主宰着整个教学过程。教师对于儿童来说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威，儿童很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尤其是在很多幼儿老师心中，许多问题已经有了标准答案，如果

国际交往中的语言伦理的话语权平等分析

国际交往中的语言伦理的话语权平等分析 【摘要】文章主要对话语权的概念意义、内涵以及基本的特征进行了探讨研究。首先阐述了话语权的含义，然后分析了话语权的来源，最后通过一些实际的案例进行了话语权的相关研究，希望从中可以得出实现英语汉语的话语权在国际交往中平等的方法，以期为更多相关的教育人员提供可参考意见。 【关键词】国际交往；语言伦理；话语权平等 在现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还存在不平等现象，这一不平等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其中的要害是有悖语言伦理的，而且也侵犯了多个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平等。”所以我们就要对此进行研究探讨，采取相关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从语言理论规范中，以英语汉语为例，提出了自己的一点构想，希望可以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实现话语权的平等，促使国家之间的交流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利益。与此同时，国家在行使话语权的过程中，也能够更好地构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所以对此研究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话语权的概念、内涵及结构特征

（一）什么是话语权 法国的一位科学家曾经说过：“一切的统治，归根结底是语言的统治。”这句话虽然简短，却也十分精确，概括了权利和语言二者间的关系。其意思为：统治的根本在于话语，而语言和话语的本身，也就是权利，这就是话语权。话语权的来源是知识，而权利的运作则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话语权的权利在于可以通过它去做一些有益或是无益的事情，如果所做的事情是有益的，那么就可以更好地行使英语汉语话语权，构建一个良好的国际交往秩序，也能为话语权的平等做出贡献。当今社会是由知识和话语权来进行控制的社会，旧社会当中的刑罚式、不人道的种种方式，已经为现如今的这种话语权方式所取代，从而演变为一种政治、法制等方面的语言伦理，这种方式可以更加全面地进行控制和规划。 （二）话语权的含义以及结构特征 制度话语权的意思就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和规范的运 作之下才会具有的预期效果，所以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制度加强国际交流，从而可以在国际话语权上，以英语汉语为例，使它们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以此来实现话语权的平等。话语权是具有合法性、强制性特点的，在执行时要规范操作，才能更好地行使话语权，而这些规范、惯例也可能随时成为生活当中的一种沟通符号。

中国如何与美国争夺国际话语权

<<中国如何与美国争夺国际“话语霸权”？》 丁学良 标签：财经 《中国如何与美国争夺国际“话语霸权”？》 丁学良（应《南方周末》大参考版之邀，在“中国记者节”上的评论） 最近几年来，中国学界和传媒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推展中国的声音。众多国人深感，在当今世界，美国的“话语霸权”相对而言显得太强。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剖析一下为什么美国能够拥有那样的“话语霸权”？进而言之，刻意要在国际社会推展“中国之声”的个人或团体，能否从美国生成和保持其“话语霸权”的过程中，吸取一些启发？笔者希望在这几个问题上，与读者分享一些观察和反思。 换言之，中国要与美国争夺世界的“话语主导权”，该如何入手？ 虽然美国的“话语霸权”这个概念经常出现在中文的讨论中，但我更愿意用“话语主导权”这个中性的提法。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主导权，基本上不是通过“霸道”——即用强制性的力量或暴力威胁——的方式实施的。在当今国际舞台上要获得话语主导权，绝大多数时候只能通过辩论的、传播的方式，通过观念和言语的软的影响力，而不是通过强制力或暴力威胁来实现。 形形色色的观念和论点使美国在国际辩论中从不缺席 美国的话语主导权建立在本国肥厚的观念土壤里，我们很难在大问题上听到一个“统一的”美国声音。可以说，如果美国自始至终只有一种声音，它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话语主导力。 中国在推展“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国际对话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今天的国际社会上，当讨论中国实力的增长对世界次序的含义时，人们使用最多的概念，还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它是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任美国副国务卿时提出来的，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提法，它把很多美国人和西方人对中国发展和兴起的担忧、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目标取向，串连在一起。需要提醒的是，在佐利克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在美国有许多“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比如，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建议，经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提出，主张美国应该动用一切力量，预防性地阻止地球上任何一个强国的兴起而挑战美国的地位。这两种观点之间差别巨大。有一点千万不要忘记，佐利克和沃尔福威茨都是小布什政府的高官。可见，在中国的兴起及如何应对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美国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今天，“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这个理念逐渐被中国和其他国家所接受，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一个主流政策架构。 不仅是在这个问题上，在美国严肃的媒体上，对重大的国际和国内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是一个常态，美国稍好一点的大学也一定会有训练学生如何作尖锐而理性的辩论的常规资源（这与“愤青”式的骂街天壤之别）。一个国家的公民，特别是它的知识界，如果在本国没有持续的辩论空间，没有充分的训练和准备，又怎么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作理性论战？我记得有一位美国历史学

西方文论中的话语权

西方文论中的话语权 20世纪70年代初，文学批评家奥赫曼（RichardOhmann）首次将奥斯汀（Jane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引入当代西方文论。自此，言语行为理论开始给当代西方文论带来重大冲击。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语言的施为性（performative）。按照这一理论，人们说话即做事（doingthingswithwords）。这方面，詹姆斯（JamesGee）进一步指出人们通过行使话语权来完成七件事情（buildingtasks/thingsthroughlanguage）。其中包括：（1）通过使用语言赋予某人某事意义与价值(givethemmeaningorvalue)；（2）通过使用语言确立某人的身份、地位(buildidentities)；（3）通过使用语言来建立某种社会关系(buildrelationships)。以夏洛蒂（CharlotteBronte）的小说《简?爱》(JaneEyre)为例。这部小说包含了简?爱对话语权的垄断与伯莎(BerthaMason)话语权缺失的对立。这组对立客观上突出张扬了简?爱的妇女意义与价值、压制贬低了伯莎的女性意义与价值，确立了简?爱的正统女性身份和伯莎的“疯”女人身份；同时这组对立颠覆了读者对这部小说及人物的传统解读，让读者看到了简?爱及作者夏洛蒂对其他种族妇女姐妹的歧视与偏见，看到了她们已从受压迫者女性堕落成为女性的压迫者。 一

由于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主人公简?爱被赋予了绝对的话语权。整部作品中一直是简?爱发出“自我权威化和总体化的叙述声音”，发出一个敢说敢做、敢于反抗男性权威的女性个人的叙事声音。事实上，这部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原因之一就是，简?爱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敢于反抗男权社会、向男权社会发出女性强音的第一人。比如，在伯莎?梅森被发现以后，罗切斯特仍要简?爱留在桑菲尔德庄园（Thornfield），此时简?爱大声疾呼，发出了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性宣言：“［先生］，我要正告你我必须离开，不要以为我会变得无足轻重，也别以为我是架没有情感的机器。不要以为我穷，长得矮小不美，就没有了灵魂。那样想，你就大错特错了！我现在是用灵魂与你谈话，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经过了坟墓，在上帝脚下，都是平等的。”“先生，你的妻子还活着，这是你早晨还承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留下来，像你希望的那样和你住在一起，我就会沦为你的情妇，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虚伪！” 正是通过简?爱对话语权的垄断，让简?爱发出如此强音，作者让长期受到男权社会忽视的“小女人”站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心，赋予了女性意义与价值，塑造、张扬了英国妇女的社会形象。 然而，与夏洛蒂为让女性发声、让长期受到男权社会忽视的“小女人”站到社会舞台中心的创作初衷相对立的是，她让另一个女性伯莎丧失其话语权，减少其出场次数，并将其贴上“疯女人”的标签禁锢在

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

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可以说是冷战后国际关系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中国已经并正在对现有国际体系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使得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评论的焦点。在关于中国的各种话语中，既有赞叹肯定的声音，也不乏怀疑敌视的言论，后者又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霸权话语的刻意渲染下，“中国威胁论”平而不息、周而复始，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有鉴于此，深入研究国际话语权在塑造中国国际形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探究如何提升国际话语权，对中国实现在国际社会塑造负责任大国良好形象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话语权的概念与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著名的“语言转向”引发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对语言 问题的关注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话语”（Discourse）概念正式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并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福柯的话语权理论的价值在于揭示了“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所具有的建构功能和权力特征，为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问题研究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 首先，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这种观点突破了传统观念中言、行的两分对立，为国际关系学将话语作为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第二，话语对现实具有建构功能。将话语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就承认话语具备“行事”（Performance）能力，而不仅仅将话语视为现实的镜子和表述的工具。建构性的话语观拓宽了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视野，启发人们探究不同的话语 王 啸 ［摘要］ 一国的国际形象是别国对该国综合实力认知后形成的总体印象和看法。“话语”作为一种具有建构功能的社会实践，通过干预主体的认知过程进而影响认知结果。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所掌握的话语霸权，制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话语，而中国由于实力较弱，且话语权意识淡薄，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身国际形象塑造的话语主导权。新世纪，中国能否在国际社会树立真实、可信的形象，有赖于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 国际话语权；话语霸权；国际形象；负责任大国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0)06-0058-08 （国防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6 期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No.6

中国话语权构建重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话语权构建重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作者：暂无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6年第4期 赵修义 “话语”这个词，在中国舆论场上突显出来是近几年的事情。可以说“话语”在中国是一 个新词。2005版的《新华词典》中“话语”这个词条下的解释只是“言语，说的话”。这显然 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话语”“话语权”“话语体系”等等所要表达的东西。突出“话 语”“话语权”，我的观察重点是在“权”字上。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最先是引进了 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从国际环境提出要发展文化软实力，解决如何被认同或不被误解的问题，不挨骂的问题。开始强调的是“中国元素”，后来说“中国故事”，接下来就是“中国话语”了。提出这一说法的背后，是深深地感到中国尽管成了强大的 经济体，但是在国际舆论上还缺乏影响力和话语权。后来，“话语权”这个视角又移用到国内，主要指在思想多元的背景下，尤其是在西方话语充斥我们的学术和思想领域的情况下，主流意 识形态如何主导，如何维护和强化自己的话语权的问题。这两者的重点都在“权”“权力”（power）上。 尽管，“话语”“话语权”，以及“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等概念和命题还存在许多学 理性的问题有待澄清，但在这些提法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我这里重点探讨一下如何构建 我们的话语权问题。 第一，重视话语权问题，确实重要。据我观察，现在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重点放在国内，着力于如何让官方话语取得“权力”，占领制高点。所以考虑的重点是如何使用各种权力和资 源使得已有的官方话语在舆论场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换句话说是用权力工具来推行话语。当 然也要改进说话方式和使用的语词。另一种则是着眼于国际上的话语权，更看重创造新的语词（包括概念、表述）。但是国际上的“话语权”不单是一个用词、造词的问题，涉及许许多多 语词之外的东西。即使“话语”，也不是一个用词或语词本身的问题，按最先讲“话语”（discourse）这个词与权力（power）连在一起的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用法，“话语”是一种实践，其中就有一个怎么说话的问题。 第二，如何使得自己的话语被人认作为真理，才是关键。至于“软实力”，争夺话语权等等，对外来说，好像是需要少说多做的事情。看看除了霸权在握的美国人，许多国家都是只做 不说的，或者多做少说的。挪威就是闷头搞了一个“可持续发展”，被联合国接受，经过里约 热内卢大会在全世界推广，影响力很大，但是没有听他们自己说我有了多少话语权。我们是大国，当然不一样，但是像美国人那样说话，中国肯定不合适，因为我们不搞霸权主义。像“软 实力”等等，本身就是美国人的霸权语言，“让人随我所欲”（约瑟夫·奈语），这类话说出去，是害自己的。 第三，创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需要的，但是当务之急是要把已经出炉的新语词、新表述、新论断，静下心来做点梳理，厘清各种新词之间的关系，力求少而精。在阐释上花点 工夫，给人以确定性。另外还需要把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之后的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那些概念、论断和口号好好清理一下。现在的文件，各个时期、各种提法混杂在一起（就 文化来说，就有许多，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文化、和谐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价值等等）。至于“学术话语体系”之类的说辞最好不要提。 这本来是语词矛盾。因为从学理上看“话语”指的是一种实践——语言行为，学术是知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