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Contents
1.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1)
2."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1)
3.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1)
4.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2)
1.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1)
2.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2)
3."放活微观,管制宏观"(1)
4."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1)
5."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2)
6.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1)
7."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1)
8.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1)
1.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1)
2.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2)
3.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1)
4.郡县制度: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雏形(1)
5.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1)
6.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2)
7.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1)
8.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2)
1."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1)
2."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2)
3.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1)
4.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1)
5.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1)
6.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1)
7.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1)
8.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1)
9.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1)
10.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2)
1.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1)
关于中国经济变革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两极化。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出版的《2050年趋势巨流》(Megachange:TheWorldin2050)一书中的计算，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的20%。[丹尼尔·富兰克林、约翰·安德鲁斯:《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趋势巨流》，罗耀宗译，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页。]《经济学人》的数据与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计算[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曾经出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进而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长期结论，在他看来，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把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作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陈晋:《哈佛经济学笔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对于西方人来说，面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
2013年1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年届103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出版《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在过去几年里，这位当世最高寿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从未踏上过这个陌生国家的土地，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他自己出资在芝加哥召开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之后又倾力完成了这部著作。在这本书里，科斯对中国经济变革给出了三个基本性结论:一是“最伟大”，他认同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点，认为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二是“非计划”，“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他的这三个基本性结论表明，在现有的制度经济学框架中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页。]
与上述声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见似乎更为尖锐。
2012年初，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准确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广为人知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崩溃。他的主要论据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5%，更多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投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这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前的情况非常类似。他在文章的结尾调侃:“世界经济已经饱受欧洲金融危机之苦，我们真的不需要一个新的危机发源地。”几乎同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也刊载了题为《2012年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中国的体制、法律、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问题会成为即将崩溃的原因。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长期悲观论颇为流行，不少自由派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耶鲁大学的黄亚生教授多次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在他看来，“如果以亚洲各主要工业国经济起飞的不同年份作为出发点来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足为奇。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郭觐:《黄亚生:“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国际金融时报》2011年7月1日，第2版。]
经济学界的两极化分歧不但没有消解中国经济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显得更加迷人。当理论和数据都无法给予清晰判断的时候，我想起了约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于是，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
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与逻辑，也许是一次不错的探险。--这正是本书创作的起点。2."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1)
每一个中国男孩，几乎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了解本国历史的。我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邻居家的旧书架上捞到一本泛黄毛边、繁体字版的《三国演义》。展卷阅读，罗贯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11岁的我给镇住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直到30多年后，在书堆里埋头日久的我才突然抬起头来，想找罗先生问几个问题:为什么天下大势必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为什么合了就必定会再分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
这些当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学术问题，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甚至将最后一个问题看作西方历史与东方历史的“区别点”。
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了城邦制，东方的春秋战国正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传授几何学;孟子出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是一位12岁的翩翩少年。公元前360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356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汉武帝(前156-前81年)进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时，西方的凯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公元184年，汉帝国陷入内乱，之后进入了将近四百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帝国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开始了“大分流”。中国在公元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而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时期，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2000年出现了欧元，实现了货币意义上的“统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欧元的存废又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魏斐德的问题正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
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你尽可以从地理条件、民族心理、宗教语言以及偶然性等角度来给出解释。魏斐德给出的答案很简洁，但在我看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他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梁禾主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统一的文化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荣光，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根据他的统计，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个文明社会，其中，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得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尽管统一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甚至连汤因比都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过他确定地认为:“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感激涕零。”[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页。]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这个词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别无选择。
3.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1)
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长期统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治国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有卓越的智慧，由此，我得出了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它们分别呈现为--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集权政体的“大厦”，它们的共性就是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这些制度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及至于近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上述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维持大一统、实行威权治理的基本理念无实质性更变，因此，制度创新的目标与手段依然共轨同辙，体现出鲜明的延续特征。对于面向未来的中国变革，此乃最为严峻的命题之一。
本书正是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做一次跨时空的平铺直叙。
在第一讲和第二讲中，我将讲述中国在完成大一统之前的两次重要变法--公元前7世纪的“管
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管仲的“四民分业”思想、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制上的大胆试验，皆具开创之功，它们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极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
第三讲“汉武帝变法”是一个重点，在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变革中，中国完成了帝国模式的建设，汉武帝倡导“独尊儒术”奠定了全民思想控制的基本模式，他围绕产业、流通、货币及财税等核心经济命题，施行了史上第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其颁布的诸多经济政策为后世所借鉴仿效。第四讲的“王莽变法”，是一位儒生皇帝对汉武帝的极端化模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非常短命的古典社会主义试验。
第五讲和第六讲，分别讲述中华文明史上最繁荣鼎盛的两个朝代--唐朝和宋朝的政治经济变革。唐太宗以史上最小之政府造就最强之帝国，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然而130年后，制度上的缺陷使唐朝难逃“安史之乱”的劫难。宋太祖果断地削夺了地方藩镇的权力，化解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挑战，有宋一朝在经济制度上的创新为历代之最，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次转折性事件，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东西方文明也在此时分道扬镳。
4.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2)
第七讲“明清停滞”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后，中国会掉进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陷阱;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一次胆怯的被动行为，还是自信的主动决策;中国人在经济创新和科技创新上的能力退化是怎么发生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如何形成的。
从第八讲“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以“东亚病夫”的姿态被拽入全球化洪流，重新驶上积极变革的轨道，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输入式改革，其过程痛苦被动，耗尽一代精英的心血。晚清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结局，期间发生的两次“国进民退”事件值得后人警惕。
第九讲“两个民国”提供了两个从理念到模式均南辕北辙的变革样本，一个是极度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运动，另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陷入进退维艰的闭环型矛盾之中。
第十讲、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变革简史，1949年之后的20多年间，进行的是一场意识形态气息浓烈、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试验，它曾经取得过辉煌的经济成就，然而最终将中国拖进了一个停滞混乱的泥潭。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则又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两个阶段，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种种羁绊又让改革的长期前途显得扑朔迷离。
上述十二讲，始于遥远的公元前7世纪，止于当下的2013年，漫长的叙述宛如一次疲倦的旅行，对于写作者和阅读者都是一次智力、体力考验。在闭门创作的日日夜夜里，我常有与古人对弈复盘的感慨，有时一起欢愉，有时一起快意，有时一起沮丧，相与辩驳，东西参详，终于体会到钱穆所谓“对古人怀有温情之敬意”的心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尝言:“关于政治经济、经济发展、经济时代问题，都要理解决策者背后的思想模式和意识形态。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群人对环境的解释，以及对该环境如何调理出秩序，所提出对策背后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在这本书中，我放弃了批判者的姿态，而更希冀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也因此，我在十二讲之后，又增写“回到历史的基本面”一节，就“统一文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同时，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变革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判断。
在这本书中，我将提出两个也许会引起争议的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1.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1)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因此没有任何求变的动机及欲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视之为变革的发生。所谓国家，从来是血腥竞争的产物，这是举世之公理。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为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特别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是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书中写道:“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2.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2)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他甚至认为:“明清以前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史记》论述姜尚治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李剑农的观点参见其《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页。]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3."放活微观,管制宏观"(1)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国语·齐语》:“通七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
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欢迎，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管子·霸言篇》:“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他还建议齐桓公专门设立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者供给本人饭食，来三乘车者供给马的饲料，来五乘车者配备可供自由调遣的人员。[《管子·轻重乙》:“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他在都城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如同鲁班在木匠业的地位。
在这种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下，可以想见齐国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的活跃，《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繁华景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在农耕时代，对于国家的内政来说，最重要的商品当然就是粮食--中国自古存在商品粮交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商品粮占粮食交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管仲对粮食政策十分重视，在重要的农业税上，他并不像一般的治国者那样，要么横征暴敛，要么一味降低，譬如孟子就认定，国君是否实行仁政，“什税一”--只征收百分之十的农业税是一条铁线般的标准。[《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这一机动税率，明显比孟子的“什税一”要灵活和现实得多。此外，管仲还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欺压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控，在农耕年代，这一见解无疑非常重要。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在对外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价格，即“因天下以制天下”:如
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以控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如果要鼓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天下高而我下”。
4."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1)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迄今犹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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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
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管子·海王》:“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比如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别国去，售价可以抬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敢于擅自开采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盐铁专营的政策，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让中国从此成为一个“独特的国家”。我们说“中国特色”，无此为过。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卡尔·马克思就曾言，“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即便在当代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认识也未有改变，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5."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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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14世纪开始，“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理念在法国和英国似乎都牢固地确定了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特别是在美国，商店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你买一杯咖啡都意识到自己在纳税。可是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寓税于价”。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证。
“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6.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1)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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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
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升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杨联升:《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据杨联升的学生余英时考据，到了16世纪的明朝，出身商贾世家的陆楫又重拾管仲之论，提出“吾未见奢侈之足以贫天下也”(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而那时正是“士儒合流”的年代。欧洲思想界在17、18世纪才有类似的思想，较著名的有曼德维的《蜜蜂宣言》(1727年)。参见余英时的论文《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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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1)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
“止战”--防止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后世思想家提出过很多“止战”的主张，如墨家、道家提倡“以农止战”，法家是“以战止战”，儒家是“以仁义止战”，明清两朝是“以闭关锁国止战”，及至晚清时，魏源、郑观应提出“兵战商战”之论，凡此种种都不同于管仲的“以商止战”。
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在诸国中，齐国是食盐、冶铁以及丝绸的输出国，是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是粮食产销最稳定的国家。管仲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产阶级的胜利。
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齐国因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它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管仲却鲜用兵征伐四野。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
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史记》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国诸侯到齐国开会，每次会盟，除了炫耀国力之外，重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第二年，齐国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管仲的这些做法，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当齐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协时，管仲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轻重戍》中便记载了一则十分精彩的案例--
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特别是鲁国，向来与齐国并称“齐鲁”。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跟着穿。很快，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梁两国进口。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对他们说:“你们为我织绨十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铜，如果织了百匹，我就给三千斤铜。这样一来，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财用也足够了。”鲁、梁两国果然中计，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农事因此荒废。一年多下来，粮价暴涨。到了这时，管仲下令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关口，不再进口一匹绨布。两国经济顿时崩溃，难民纷纷涌入齐国，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反而促进了农业生产。鲁、梁从此一蹶不振，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
管仲还曾用同样的手段制服过莒国和莱国。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管仲无疑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让人叹服。
8.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1)
中国历代首相级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见，仅先秦管仲、元朝阿合马、镇海和桑哥、民国宋子文和孔祥熙诸位。
管仲很长寿，活到80多岁，他早时潦倒，盛年治齐，四十载而成霸业。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区仍处于荒蛮时代，中国却能诞生这样的经济大师，实在算是一个奇迹。他重视制度建设，思想务实，以发展经济为治理主轴，所涉及的许多经济命题，如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价格、消费、国际贸易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治国范畴，这位没有上过一堂经济学课程、屡次创业失败的商人无疑是一位无师自通的经济天才。细数其经济政策便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视其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
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1.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1)
春秋到孔子之后，重建统一的呼声便越来越强，孟子渴望天下“定于一”，荀子期盼“法后王而一制度”，连最消极的庄子也抱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在此共识之下，各国变法均以强国兼并为目标，其中最成功者，便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在两千多年的国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和陈云则分别是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典范型执行者。
与变革之初的齐国一样，秦国也是个偏远的小国，它立国比齐国还晚，秦人始祖是一个游牧及狩猎的民族，被中原诸国蔑称为“秦夷”。所不同的是，齐国在东面滨海的黄河下游，秦国在西北高地的黄河中上游，前者盐铁资源丰富，工商传统悠久，后者地贫民淳，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可言。所以，它们的改革，一个是“蓝色”的、开放的，一个是“黑色”的、封闭的。
秦国开始变法时，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岁，操盘的商鞅刚刚三十岁，正是百无禁忌的年龄，所以，他们的强国之术非常强悍和血腥，第一要义是打仗，这是检验变法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商鞅说:“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商君书·靳令》:“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是为“霸道”。
这场变法历时二十三年，分三个阶段，分别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层层递进，体系严密，其最终的结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
商鞅变法的第一阶段花了三年时间，把秦国改造成了一个百分百的农业国。
商鞅颁布的第一条变革法令叫《垦令》，其主题只有一个:把全国人民都变成农民。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归心于农”，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风就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强大，他把所有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为“恶农、慢惰、倍欲之民”。在《垦令》中，有二十种具体的办法鼓励及资助农耕。
在农业政策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废井田，开阡陌”为主题的土地改革。
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度，自商时就有文字记载，西周盛行。后世史家对之解释不一，按《孟子·滕文公上》中的记载，国家以九百亩为一个计算单位，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各家分得百亩私田，同养公田。耕作之时，先要把公田的农活干完，才能各治私事。由此，春播秋割，守望相助。这一制度颇类似原始人民公社制。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汉书·食货志》:“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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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从此以后，土地私有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各朝代也有各种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数量上都远不及私有土地。
2.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2)
在古今中外的所有变法或革命中，土地从来都是政治力量与人民进行交换的最重要的筹码。就近世而言，列宁发动苏维埃革命的承诺是“和平、面包、土地”，孙中山推翻帝制的经济承诺是“平均地权”，毛泽东上井冈山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是最近的改革开放，也是以“包产到户”政策率先稳定了农民。商鞅是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上尝到了甜头的政治家。
要让国民都去种地，就必须堵住其他的出路。商鞅说:“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如果工商业没有过高的利润，那么从商的人就没有什么兴趣了，而如果不去经商，那就只有去务农了。在历代治国者中，商鞅也许是最仇视商人及商业流通的一位，他视之为“国害”，并出台了众多限制商业的法令，其中不乏极端之举。下面试列举四条。
其一，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在商鞅看来，只要不允许粮食交易，商人就无从得利，家家必须去种地，由此，粮食产量必然提高，而国家则控制了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交易权。他把“山泽之利”全部收归国家，这既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又阻挡了一条非农的发财之道。按他的说法，把矿山收归国有了，那些不愿耕作、懒惰刁钻、追求暴利的民众就丢掉了饭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里去种地。[《商君书·垦令》:“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
其二，对工商业坚持重税政策。中国历代思想家，无论哪一学派，一般都主张轻税，唯有商鞅
独树一帜。他认为，只有“重关市之赋”--加重商品的流通税，才能让商人产生“疑惰之心”。秦国的租税有多重，迄今已无完整记载，不过商鞅曾提出，大幅提高酒肉的价格，按原价征课十倍的捐税，[《商君书·垦令》:“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由此类推，工商税率之高可以想见。
其三，推行户籍登记，限制人口流动。商业之繁荣，关键在于流通，商鞅深谙其中奥秘，所以，他针对性地出台了几条极其严苛的法令。他下令在全国进行户籍登记，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这是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开端;此外，他还出台法令禁止私人经营旅馆，其目的是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现代社会讲人有“四大自由”，其中之一便是迁徙的自由，然而，中国人的这个权利从商鞅变法开始就受到了限制。
其四，取缔货币，实行以物易物。商鞅对货币抱持敌视的态度--这是古今中外所有计划经济主张者的“传统”。他对货币和粮食有一种很奇特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货币活跃了，粮食就萎缩了;粮食丰裕了，货币就没有用了”--“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在他变法的二十余年中，秦国一直是以物易物，直到他死后三年，秦国才开始铸币，由此可见，秦国的商业流通在各国之中是非常落后的。
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讲，商鞅所推行的这一整套经济变革，与三百多年前的管仲相比，无疑是大大的倒退。但是，这些政策却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聚集国力，让国民经济充满纪律性，并因专制而产生高效率。《史记》记载:“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也就是，变法实施之后，民怨沸腾，三年之后，居然大见成效。说到底，这就是专制的力量。
3.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1)
许多伟大的独裁者都是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有坚定的治国理念，并深信可以造福于他的人民，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牺牲或伤害亲人，甚至他们自己。在技术上，他们往往以人民的名义行事，通过裹挟基层民众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和既有财富集团进行攻击，以达到利益重构和集权的终极目的。商鞅变法清晰地呈现出了这样的特征。
在花了三年时间把秦国变成一个大农场之后，商鞅推行了著名的军爵制度。
自夏商周以降，中国进入封建制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
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已隐然崛起，几乎成为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史载的诸多名将、儒士均为贫寒之士。当代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春秋时期的名士进行过统计，在初期，非贵族出身的寒微之士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而到末期已占到百分之四十四，如苏秦、张仪等人都是“穷巷掘门、桑户卷枢之士”。到了战国，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比商鞅早二十年左右，吴起在楚国进行改革，就提出“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王室子孙的爵禄继承只能延续三代，然后就要把封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吴起因此遭到贵族的嫉恨，终被射杀。二十年后，商鞅再提此议，并且做得更为彻底。
军爵制度的具体政策有两条:第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第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商鞅设计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
这一军爵制度可谓开天辟地，它彻底抹杀了贵族与贱民的界限，人人可以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在秦国，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而国家的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之多少和杀敌之多少。这是一种极端务实的、反智的、唯“生产力至上”的功利主义。在商鞅看来，人人种地，则粮多，粮多则生育多，生育多则兵多，兵多则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些人口去种更多的粮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继续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环往复，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国家目标”。凡是与这一国策冲突的、相违背的，都是必须禁止的，甚至不能“以功抵过”。[《商君书·赏刑》:“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最早打破贵族制度的国家，这其中，商鞅的作用可谓最大。以国史论之，军爵制度打开让孔武之人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到了隋唐时期，政府又发明出科举制度，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打通了另外一个通道。由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军爵制(武士)与科举制(文士)相互勾连，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平民社会的稳定性。这两个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权对商业的道德蔑视及制度打压，最终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4.郡县制度: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雏形(1)
恐怖专制的力量是强大的。变法启动到第十个年头，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全国民众个个都是农民，人人皆为战士，上阵奋勇杀敌，得胜封爵赏田。国家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人口，将那里的人民也都改造成秦民，继续种地、杀敌，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是效率极高、效益惊人的正循环。夏商周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国家模式，秦因此被列国惊呼为“虎狼之国”。
在将全国的战争机制都发动起来之后，商鞅开始实施第三轮变法，目的是要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其重要政策，就是统一度量衡和实行郡县制度。
当时各国割据，从衡器到货币都极其混乱，即便在一国之内，也是标准不一。齐国称霸时，管仲就多次会盟诸侯，统一各国税率和称重尺度。商鞅当然不与诸国商量，他直接规定之。他提出“平斗桶、权衡、丈尺”。斗桶指计算容积的衡器，权衡指计算重量的衡器，丈尺指计算长度的衡器。也就是说，他统一了全国的容积、重量、长度的度量标准。
而确立并推广郡县制度的影响尤为深远。
西周建立之时，分封诸侯，一共有上千个国家，几乎一个城池为一国。春秋初期，诸侯兼并剧烈，剩下160多国，到了战国年代，天下滔滔，只余十多个国家。国君出于统治及征战的需要，纷纷加强中央集权，兼并进来的土地不再分封出去，而是建立新的地方治理制度。春秋后期，县制开始推行，县令为一县之长，由国君直接任免，他们不再是世袭贵族，而是一批没有血缘关系的职业官僚。
商鞅完善并推广了郡县制的地方管理体系。他把小乡、邑合聚为县，设立县令、县丞、县尉等职务，组成县署，后来每征伐下一块土地，就增设一县。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和县令都由君王直接任免，不得世袭，各地方长官于每年秋冬向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朝廷据此对其进行考核，奖功罚过。
郡县制成为秦国的治国基础。这一制度完全有别于之前的封建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根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当代史学家唐德刚从国家管理模式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三千年可分为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商鞅之后，几无大变。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省市县治理模式仍然没有跳出其藩篱。[唐德刚:《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晚清七十年》，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33页。]
在推行变法22年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驾崩，商鞅随后被秦惠公处以车裂的极刑，并诛灭全家。司马迁说“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可是又承认“后世遵其法”。秦惠公车裂了商鞅并灭其全家，但并没有株连到其他大臣，商鞅制定的主要法规被全数继承下来。有人算了一下，从商鞅变法开始到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前后凡141年，秦人共发动战争108次，天下果然是打出来的。
5.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1)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最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如果我们将商鞅变法的种种政策放到中央集权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框架中进行一番审视，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历史性意义。
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2 经济成长历程第一单元 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练习题
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2 经济成长历程第一单元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练习题 第1题【单选题】 宋词“并（太原）刀如水，吴（苏州）盐胜雪”反映了宋代( ) A、地域性商帮的崛起 B、太原、苏州成为著名都会 C、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已经南移 D、手工业水平的高超和专业市镇的兴起 【答案】： 【解析】： 第2题【单选题】 明朝后期，一些富商大贾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而希望政变自身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他们积极结交文人士大夫，摹仿其文明优雅的生活方式。面对此种社会情形，下层知识分子利用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优势，为其提供文化方面的服务。这种现象( ) A、动摇了封建政府重农抑商政策 B、改变了古代中国的阶级结构 C、推动了文化的商业化和世俗化 D、反映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 【答案】： 【解析】：
第3题【单选题】 A、汉代铁犁牛耕技术已推广 B、精耕细作农业得到发展 C、家庭农业生产模式已形成 D、男耕女织生产形式确立 【答案】： 【解析】： 第4题【单选题】 俞森的《荒政丛书》卷5中记载：“一妇每日纺棉三两，月可得布二匹，数月之织，可供数口之用，其余或换钱易粟，或纳税完官。”材料表明古代中国( ) A、重农抑商政策已经有所改变 B、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 C、农业是财政收人的主要来源 D、小农经济并非完全封闭的 【答案】：
【解析】： 第5题【单选题】 明清时期，晋商以山西富有的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这反映出当时( ) A、农副产品的商品化趋势明显 B、晋商经济地位得以快速提升 C、区域位置决定商业贸易发展 D、长途贩运贸易成为商业主流 【答案】： 【解析】： 第6题【单选题】 A、土地经营制度的变化 B、自给自足封建小农经济的形成 C、历代赋役制度的改革 D、农民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 【答案】： 【解析】：
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学者认为十五年之内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一个大国崛起的路径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然而同时又能发觉中国是个矛盾重重的国家，人们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盛世，但这个盛世却跟自己没多大关系。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制度变革在三十多年里、在一个市场化的取向里不断往前走，但这些年我们又看到了像国进民退这样的景象，看到了权贵资本主义苗头的出现。然而这些弊病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全部都有，我们如何来看待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困顿，中国自己的逻辑在哪，这是本次研究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重要观察点。 两个分析工具（从经济角度分析两千多年来中国治理的内在逻辑）——“四个利益集团”与“四个基本制度” 一、利益集团的象限分析法 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的兴衰波动全部是四个利益集团的互相竞争、互相博弈、互相妥协的结果。 这四个利益集团也可以用来分析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但中国有两点特殊性。第一，中国是全球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其他国家是联邦制、邦联制、共和政体等，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制是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开始的，保持了两千多年。这是中国在政体上的一个重大不同。第二，要管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经济制度上形成了国有企业体系，即国家以盈利的方式控制能源型、资源型行业。这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除了国家与公民的单纯的赋税关系外，国家又要自己来经营一块“自留地”。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保持中央集权制？这与中国和西方的文明演变有很大关系。如果将中西方的历史放到两三千年来看，会发现两者的历史演变非常相近：在早期这两个地方都是部落制国家，通过不断的战争、兼并而变大。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西方是希腊时期，都是各国纷乱的城邦制；然后中国开始搞一个集权制改革的实验，即公元前360年的商鞅变法，在西方，公元前354年，亚历山大开始购并整个希腊城邦，中西方同时出现了帝国思路，进行集权制改革；到公元前一世纪到二世纪之间，比如汉武帝第一次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西方几乎在同时西方罗马出现了凯撒大帝，罗马由共和政体走向帝国政体，两边都慢慢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从公元二世纪到五世纪，中国出现大分裂，三国魏晋南北朝，几乎同时西罗马瓦解，自此之后中西方走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上去。中国在六世纪以后隋唐又统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分裂过，但西罗马瓦解后再也没有统一过。如果说它有过统一的特点的话，就是2002年欧洲地区出现了欧元，在货币意义上进行了一次统一。 中国从汉以后，我们的文字、语言是一样的，一直处在统一的语言状态下（以及统一的宗教、道德认知状态下）。但是在欧洲，当年罗马地区用的拉丁文已经变成死文字，出现了英语、德语、法语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中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因此，当统一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之中的时候，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就有了天然的土壤。我们相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城市一个政党一个利益集团能够以他的力量管制住这个国家，保持这个国家不产生分裂。这个问题仍然是未来中国所有搞顶层设计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即在中国搞任何一个经济变革和政治改革，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统一，这是两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逻辑。如果会影响到统一，那么经济变革和政治改革还能不能走下去，以何种方式走下去。 当中央集权制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模式，在这个国家建立以后，所有的经济变革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进行的。那么这四个利益集团要一次一次的进行利益调整。因为大家不能决裂，简单的话分成N多个国家就完了，但中国必须在一锅里讨论这些问题。所以中国就出现了几个大的问题。 比如四个利益集团不断地发生变形。可以分为三种大的变形。 A、在某些时候当中央政府非常强大，无产阶层数量非常多，而地方政府没有话语权，有产者很弱小，就出现这种结构。它有如下表现：国家非常稳定；经济活力非常缺乏；有产者逐渐减少；国民经济由非常强大、稳定逐渐走向衰竭，然后又慢慢开始变形。
论述类文本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阅读练习及答案
二、论述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根据布罗代尔的“世界时间”概念，我们可以说，在12世纪之前，“世界时间”的钟摆是在东方，在中国——在洛阳，在长安，在汴梁，在泉州。然而之后，这个钟摆开始悄悄地摆向了西方，摆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然后到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最后又到了北美洲。“王安石变法”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尽管当时没有一个人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造成“世界时间”大挪移的原因，不是自然性的，不是资源性的，而是制度性的，首先是政治制度，然后是经济和文化制度。 欧洲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后，就进入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9世纪爆发黑死病和大饥荒，其文明水平和经济能力与东方的中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当汴梁、临安人口超过一百万时，同时期的欧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只有数千人，规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过数万人口而已。不过到了11世纪，欧洲却发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社会变革。 1085年，宋神宗驾崩的那一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个由市民选举执行官的城市——比萨城，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从11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动地成为“自由民”，因而有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的市民阶级的合法权利，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就在比萨成为“自由城市”的两年后，1087年，也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众多自由学者聚集在这里，研究古老的罗马法典和医学。到1158年，皇帝费德里克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独立的大学体制的建立，让欧洲的知识精英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了平等钳制的关系。 发生在王安石年代的这两个事件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自由的城市催生自由的商业，自由的大学催生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商业和思想又是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两块奠基石。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遥遥领先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创新上却开始落后了，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更空前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城市与学校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好现代文明，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11世纪至12世纪常被称为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时期，是“世界时间”的钟摆从东向西摆动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解读“王安石变法”，当有新的体味。 （选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删节）4．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王安石变法”正处在“世界时间”钟摆到达东方的历史时刻，尽管当时没有一个人感觉到了这种变化。B．自由的城市催生自由的商业，自由的大学催生自由的思想，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是观察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
名师原创历史专题卷：专题十七 历史上的重大改革
专题十七历史上的重大改革 考点74 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1-4） 考点75 外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5-7） 本试卷共七道主观题,满分100分,考试时间100分钟。 1、（10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公元前119年,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规定凡二缗抽取一算,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两年后武帝颁布“告缗令”,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出,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式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连皇家园林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税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税制改革的影响。 2、（15分）材料公元前385年,公子连回国即位,是为秦献公,在位期间致力于社会改革。秦献公元年,废除“井田制”而继续推行“初租禾”,即按实际土地面积征收实物税。同年,下令废除实行了300多年的人殉制度。 秦献公二年,将都城从奴隶主聚集的旧都雍城迁到秦国东部、地近河西地的栎阳。秦献公六年,把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改建成县,由自己直接掌握,派官吏代表自己进行管理。秦献公七年,秦国初行为市,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抽取营业税。秦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如果有人犯法,实行连坐。秦献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葬于嚣困,其子秦孝公继位。
江苏省赣榆县海头高级中学2017届高三历史复习训练三
小题训练三 1．王家范在《中国历史通论》中说：“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生’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质……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引文中“‘共生’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指的是 A．宗法制 B．分封制 C．君主制 D．郡县制 2．《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说道：“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 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成为世族经济， 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定型为 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 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作者意在强调 A．宋代以后的经济发展趋于停滞 B．区分清楚三个时期的经济形态 C．古代经济形态演变的基本态势 D．古代经济形态受政治强势干预 3．右图是《明清时期国内各区域市场分布示意图》，它较为充分地反映出 A．小农经济的自给性 B．重农抑商政策瓦解 C．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D．商品经济显著发展 4．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记载：“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和平、秩序和统一……明显地，采取共和体制而带来的政治面貌，并不足以革新国家，还需要有一些更基本的运动来唤醒国家及人民。”据此推断作者的真正意图是 A．中华民国建立导致了社会动荡 B．辛亥革命没有带来社会变化 C．深化思想启蒙以促进国家革新 D．共和体制还不足以革新国家 5．19世纪末，定居温州的英国传教士苏慧廉曾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中国男孩在教会学校接受人种知识测试，老师与他的回答如右图中所示。这一对话实质上反映了当时国人A．对西方的了解加深 B．已经接触西式教育 C．民族意识不断觉醒 D．民族自大心理尚存
6．下表为列强在1893—1928年间在华设立的商行户数（补注：日本在1920年达4278家，1928年达8 926家）。对其解释正确的是 A．一战期间各国放松对中国的侵略 B．一战后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C．资本输出是列强攫取利益的重要手段 D．各国开行户数可直观地反映各国实力 7．“吾人所主张者，并非如反动派所言，将产业重新分配之荒谬绝伦，但欲行一方策，使物产之供给，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此即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的定义。”材料中的“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指的是 A．管制经济资 源以达成真平 等B．致力 劳资和谐以求 社会安定 C．产业和平收归国有以厚民生 D．合理分配生产所得以求互利 8．美国军事史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曾指出；“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边行军边打仗；同样解决了可能造成分裂的内部争端；同样生存下来了。”材料所述的历史事件是 A．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 B．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 C．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抗战 D．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 9．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的“一五”计划开始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制造业，60年代开始试制国产化肥厂的成套设备，“文革”时期也从欧洲、日本进口了一批包括化肥生产在内的成套设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精选多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精选多篇) 第一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从历史得失看中国政治 中国的政治，从传统政治到现当代政治，经历了历代王朝的更迭，经历了千年历史的锤炼，经历了几次彻底的大变革，中国的政治于是变成了今天的摸样。虽然一直在变革，但有一点恐怕是从来没有改变的，那便是历朝历代中国人都想要达到的理想国。这一理想国或许是大同世界，或许是皇权专政，或许是民主制度，亦或是现在的中国制度……尤其是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制度都被尝试了遍，在政治这条路上，中国人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向前，一直在寻觅。 那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钱穆从汉、唐、宋、明、清五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朝代的政治制度来谈，每个朝代他都从中央、地方、监察、科举、经济、兵役制度出发，谈到了各个朝代的具体情况。 历史是一面明镜，无论这一路上发生了什么，它们都会成为历史，一切的功败都将得到历史的定论。 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是贯穿全书来自于钱穆从历代中国政治制度的
得失里看到的结论。 钱穆先生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中国政治制度频繁变革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大批的有识之士们都在为了“解放”中国，为了“废除封建 制度、建立民主共和”而奔走相告。他眼前的世界，是怎样的充满了变革、充满了未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注定了让作者这么一个有着中国根又忧国忧民之人又重新翻开了中国的历史，去传统政治里寻找答案，寻找中国的未来之路。 作者这里的传统政治制度是从两个方面来谈的：一是制度，一是人事。这或许跟中国的传统紧密相关。作者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了解一代的制度就要精通一代的人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独特的有着其本身的历史特点的，只有适应其自身特点的能够在其时其地有价值的制度都应当得到中肯的评价。 在作者看来，任何一项制度都不会有绝对的利或者弊。“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的制度，结果别人的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这就道明了我们需要用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历史的特殊性必须深入到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心得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心得 篇一：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一部简明中国商业史——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齐国宰相管仲翻开历代经济变革的新篇章，实行“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盐铁专营”等政策，一时间，民众安居乐业，齐国一跃成为霸主。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他当政54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一举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律令，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来强兵，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然而，当世界步入工业革命时期，因种种原因，它远落后于世界各国，备受欺凌，成为“东亚病夫”。经历百年跌宕之后，公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在21世纪初，中国重回强国之列。 …… 两千多年间，中国历经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革，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代经济变革，基本的衍变逻辑是什么？ 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用一副六字对联加以说明：上联——“发展是硬道理”；下联——“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名言都出自20世纪末的大改革家邓小平之口。在吴晓波看来，就是发展与稳定 的辩证史。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吴晓波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著作。作者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雄厚的笔力，由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横跨了2700年，最后到当代改革开放，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比照和叙述了历代经济变革和工商变迁，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深入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是第一部整体叙述中国商业史的编年体著作。 吴晓波在导论中引用了熊彼得的名言：“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表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3000字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3000字 导读：读书笔记《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3000字，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3000字范文： 个人觉得，办公室围绕打造“四味”机关，大力倡导读书，甚至在百忙之中拿出专门时间听取读书心得感悟，是一件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事。从知识获取的途径来说，可以对生活实践感知感悟，可以与他人沟通交流，可以徜徉书海，其中只有第三条最不受时间空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花费的成本最小。从读书的效果而言，既可以陶冶自身情操，可以营造良好家庭氛围，还可以学以致用，更好地服务工作。所以，办公室的倡导，无论对于我们个人、家庭还是工作，都大有裨益。 我是今年8月7日到综合室帮助工作的。来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家庭也把读书作为生活、工作的重要内容，家里不安电视，电脑一年开不了几次，每年固定拿出大约三千元左右购买书籍，全家读书50本以上。今年三月，被评为诸城市百户文明和谐家庭。来到综合室之后，除了充分感受到任劳任怨的实干意识、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外，对各位领导同事持续学习的进取精神感受颇深。大家在高标准、高效率干好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休息、吃饭等边角余料时间学习，充实自己，提高能力，让我个人受益匪浅。 下面，谈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的一些感悟。2012年先
后读过《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和《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我读的第三本吴晓波的书。 2015年6月，一大学同学推荐并从北京邮寄了这本书，乍看书名，就深深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平时读历史，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更替、文化传承了解的多一些，而经济变革则少的多。马克思一个经典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对每个朝代的经济不够了解，就很难全面理解这个王朝为什么有这样的政治事件和文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偏安一隅的秦能够一统关东六国？为什么唐朝的诗、宋朝的词和元朝的曲很发达？为什么明清的小说鼎盛一时？这些问题在经济上可以找到很好地解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了解古代经济知识非常重要。但是，这里面有三个难题，一个是古代记录较少而且散乱。不同于军事、政治、文化，古代经济一直躲藏在历史的角落里。《史记》成书之前，经济材料大多散布于各类书籍，而且与农耕水利等混杂在一起。司马迁对汉代以前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挖掘，形成了《货殖列传》，但仅仅是《史记》一百三十篇中的一篇。《汉书》一百二十卷，只有《食货志》一卷记叙上古至汉代的经济发展情况。二是年代久远阅读起来晦涩。这些文言文相对晦涩，名字术语很多，经济活动用现在的知识不容易解释，这就造成了阅读理解上的困难。三是中国经济学起步晚。经济学科是个小青年，直到近代建立了独立的经济学科和引入西方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之前，经济都不是独立学科，更遑论与政治、经济的交叉研究。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历史经济变革读后感 2014年，民建北京市委理论委员会开展系列读书会活动。我利用春节期间休息，一气 读完了钟瑛主任推荐的吴晓波老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不由得心潮澎湃，感触良多。此书以时间为轴，在东西方历史的宏大背景下，打破时间壁垒，重构历代变法全貌；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我们知道，对一个事物的把握，不仅要从感官上对事物的形态进行了解，还要了解事物所处的周边环境，更要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到灭亡的历史规律及所处历史阶段。同理，对经济的学习，不仅要横向，也要纵向，不仅要微观，更要宏观，不仅要重点，也要全面。 书中吴晓波老师提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作为一本经济类的书籍，《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没有华美的文字，只有对历史朴实的描述，引经据典，展示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变革的背景、思路、内容和成果，说明了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不是停滞而是探索和发展的，洞悉上下五千年来华夏国家当权者治理国家经济的方针，并通过历史改革事件分析，为当今中国改革提供借鉴。 自春秋战国时期200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不仅是简单的朝代更迭和轮回，对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创新，努力调整和平衡国家中央政权、地方政府、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四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朱元璋、李鸿章、宋子文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陈云、邓小平、朱镕基等人，都在历史中留下了经济革新的印记。 中国的朝代更替、集权与放权，表面是历史英雄人物个人的强弱促成的，实际深层的推动力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历经诸侯割据兵荒马乱的时代，人民苦不堪言，流离失所，就慢慢盼望统一、集权、安定的强势国家出现，于是就容易出现一个儒家模式管理的国家；在长期等级森严、教条、迂腐的国度，人民慢慢就盼望自由无束的生活，于是国家就容易转换到道家的模式。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就不断在儒家和道家两种模式中转换，分分合合。经济管理其实也一样，集权利于国家应付内忧外患的紧张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放权利于地方和商业，容易搞活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任何一项改革都应是适应时代潮流和国家人民需要的，否则就会流产，甚至改朝换代。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读书报告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读书笔记 内容摘要 通过阅读吴晓波先生的著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我颇有收获。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21世纪发生的对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的11 次经济改革阐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读后给我很多启发。本文针对此书的内容和观点，结合当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改革趋势，做一简单的陈述报告和分析。 关键字:经济改革集权国进民退 目录
一、对本书主旨及内容的概括 （一）中国古代经济改革 （二）中国近现代经济改革 （三）对本书主题与中心思想的分析 二、“国”与“民”在经济层面上的关系的思考——基于对近现代经济改 革中出现的六次“国进民退”的分析 三、结合历代经济改革对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政策的分析 四、总结——从历代经济的变革，来理解当前的中国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 一、对本书主旨及内容的概括 吴晓波先生在本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分十二讲对中国从古至今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对中国经济乃至整体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十一次经济改革进行了较为简单而清晰的描述，给出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书中虽无明确的划分，但是根据改革发生的时间，大致可以将书中提及的经济改革划分到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之中来。首先，本文将对书中的内容做一全面地概括，并对全书的主旨进行简要的阐释。 （一）中国古代经济改革 本书中涉及到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改革包括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汉武帝变法，王莽变法，世民治国，王安石变法，明清停滞。 第一讲“管仲变法”以“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为副标题，对管仲经济思想的总体评价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具体而言，书中提到：管仲以“士农工商”四阶层的划分开创了全社会宏观上的行业分工；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倡导奢侈消费；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盐铁专营”、“国家投资”等方式实施宏观调控；以商止战，开创关税同盟之先例。管仲第一次建立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强调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中国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讲“商鞅变法”描述了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经济改革，如其副标题所言，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变法期间，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生产资料，排斥、部分禁止商品贸易，打压商人阶层，鼓励农业生产，辅以军爵、郡县等政治制度，国民经济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目标。 第三讲“汉武帝变法”介绍了汉初“文景之治”后汉武帝刘彻和大臣桑弘羊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具体包括铸造钱币、盐铁、酿酒专营；流通领域的均输、平准二法；税收层面的告缗令与算缗令等。这些经济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第四讲“王莽变法”立足于王莽和汉武帝变革之前全国的经济背景不同，以“第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 班级：博雅1204 姓名：王新 学号：1230020187 2013/11/30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年6月 前言 初拜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本子，觉得钱先生有极为深厚的国学功底，一言一语都极富有极深国学的积淀。用字之简练，每字皆为所指，钱老用词的谨慎细致可窥一斑。至于内容，由于是演讲稿的形式，较钱老其他著作的文言写作，晦涩难懂，此本小书浅显易懂，言简意赅，较易理解。在随后的几遍细读之后，更是受益匪浅，亦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其一，全书的分析思路将中国古代政治的研究集中在“人事”和“制度”两大维度上。包括有四个层次，分别为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和兵役制度。行文想借助这些制度的沿革来浅窥我国古代的政治得失；其二，全书的论述特点为以朝代划分为主，各类制度划分为辅，注重分析比较分析；其三，在书中十分注重辩证法及研究历史方法.钱老在书中提到了研究历史的方法，尤其是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的关系，这些历史逻辑对我的启发很大。 以“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的辩证为主的全书辩证分析逻辑 将之作为全文的第一个小标题是想突出其的重要性。在分析一本书之时，尤其要重视全文分析逻辑，把握论述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叙述全书时的用语和措辞，及作者的思路和全书的重点线索。把握住全书的思路，对于理解全书大有裨益。故，在谈全书之前，我还是想就全书线索及论述方法进行简单论述。 钱老在此书的引言部分，提出自己对历史分析方法的意见。稍加提炼，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矛盾论、发展观、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的辩证统一等几种方法上。 就矛盾论而言，钱老认为“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相互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个分裂，绝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1这句话可谓十分精炼。我们在分析每个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时有必要将之放在那个时代的制度整体体制下作通盘考虑，如果忽视制度之间的联系，必然会陷入割裂的分析观中，不能全面的认识整个政治制度的得失。“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然无疑的。”2在政权的运行过程中，诸如政治改革，政策推出皆有其目的。必然当世有某种社会或官僚阶层内部的矛盾而采取的诸多政策改动。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年6月第2页 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年6月第2页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著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16年出版，直到前几天，去卓哥寝室闲逛才发现，借来一看，便停不下来，几天下来，便翻到了尾页，还在一些章节反复看了好几次。关于经济变革的历史书，这本书可算得上精彩，打算自己也买一本作典藏。 要想看懂当代中国变化趋势，考究兴替，以古鉴今，站在历史长河里，放大一点格局，自然会明白很多，很多当下政策制度的由来有根可循，关于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有史可鉴。因此，看完之后发现多处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觉，遂又深深感觉到还是得多看点书才活的更加透彻。 有人说，现实就是历史不断的重演，在过往无边的时间里，无数人各异的活法中，不同事各样的发生中的某一种就可能是自己接下来要过着的生活，可能会面临的事，所以，历史绝对是厚重的。于经济变革而言，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数十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革都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今，在新时代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多看远一点过去，多学习一下历史，才可能会觉得，未来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不能预见的，不是不能把握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对中国历史上数十次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对比，辩驳得失，其内容对当下对未来经济改革都不失为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学术著作。 如作者在跋中所写一样，以上评论，若有谬误之处，均由我承担。也同样引用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在《历史之源》中所说，历史并不是存在“单一的真相”，“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我们所见的事实及所作出的论断，总是受到时代视角、意义语境的局限，《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不例外，以上也不例外。
[好书推荐]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xx 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期的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重回强国之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革，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作者简介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主要出版著作有: 《激荡三十年： 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跌荡一百年： 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敬琏传： 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等。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推荐理由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
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目录 导论研究xx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第一讲xx变法： 两千多年前的“xx”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xx古代版的“凯恩斯” 第二讲xx变法： 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xx： 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军爵制度： 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之研究中国的方法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之研究中国的方法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学者认为十五年之内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一个大国崛起的路径已经可以清晰看到。然而同时又能发觉中国是个矛盾重重的国家，人们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盛世，但这个盛世却跟自己没多大关系。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制度变革在三十多年里、在一个市场化的取向里不断往前走，但这些年我们又看到了像国进民退这样的景象，看到了权贵资本主义苗头的出现。然而这些弊病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全部都有，我们如何来看待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困顿，中国自己的逻辑在哪，这是本次研究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重要观察点。两个分析工具（从经济角度分析两千多年来中国治理的内在逻辑）——“四个利益集团”与“四个基本制度”一、利益集团的象限分析法 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的兴衰波动全部是四个利益集团的互相竞争、互相博弈、互相妥协的结果。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无产阶级有产阶级 这四个利益集团也可以用来分析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但中国有两点特殊性。 第一，中国是全球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其他国家是联邦制、邦联制、共和政体等，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制是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开始的，保持了两千多年。这是中国在政体上的一个重大不同。第二，要管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经济制度上形成了国有企业体系，即国家以盈利的方式控制能源型、资源型行业。这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除了国家与公民的单纯的赋税关系外，国家又要自己来经营一块“自留地”。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保持中央集权制？这与中国和西方的文明演变有很大关系。如果将中西方的历史放到两三千年来看，会发现两者的历史演变非常相近：在早期这两个地方都是部落制国家，通过不断的战争、兼并而变大。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西方是希腊时期，都是各国纷乱的城邦制；然后中国开始搞一个集权制改革的实验，即公元前360年的商鞅变法，在西方，公元前354年，亚历山大开始购并整个希腊城邦，中西方同时出现了帝国思路，进行集权制改革；到公元前一世纪到二世纪之间，比如汉武帝第一次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西方几乎在同时西方罗马出现了凯撒大帝，罗马由共和政体走向帝国政体，两边都慢慢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从公元二世纪到五世纪，中国出现大分裂，三国魏晋南北朝，几乎同时西罗马瓦解，自此之后中西方走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上去。中国在六世纪以后隋唐又统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分裂过，但西罗马瓦解后再也没有统一过。如果说它有过统一的特点的话，就是2002年欧洲地区出现了欧元，在货币意义上进行了一次统一。 中国从汉以后，我们的文字、语言是一样的（以及统一的宗教、道德认知状态下）。但是在欧洲当年罗马地区用的拉丁文已经变成死文字，出现了英语、德语、法语等等。中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因此，当统一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之中的时候，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就有了天然的土壤。我们相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城市一个政党一个利益集团能够以他的力量管制住这个国家，保持这个国家不产生分裂。这个问题仍然是未来中国所有搞顶层设计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即在中国搞任何一个经济变革和政治改革，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统一，这是两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逻辑。如果会影响到统一，那么经济变革和政治改革还能不能走下去，以何种方式走下去。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读后感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这本书我反复阅读了三遍，初看是感受是一本介绍中国经济史的历史教科书，再看感觉是一本对于中国历代经济变革的得失深层思考的启示录，第三次读到感触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悟道之书。全书通过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尊儒制、科举制、国有专营制。这两个研究工具，通篇对每个中国经济变革的历史时期进行剖析，科学的诠释我国历史发展中历次经济变革的经验和教训。 反复阅读此书一是让我了解了中国历代经济变革的脉络；二是获得了一个深刻的启示就是任何经济变革要取得成功都离不开政治制度或政治变革的保障；三是纵观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特点，长远来看在国家政权趋于稳定时经济发展成果必须与人民共享，才会发展较为持久。 首先了解了中国历代经济变革的脉络。以往我们总是在感叹国外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发达、超前，但读了此书我感到我们的祖先其实很多经济学的道理都在千百年前实践过，且利用我们现在所谓的理论化经济学方法达到富国强兵。从管仲的两千年前的“凯恩斯主义”，到商鞅命令型计划经济鼻祖，到汉武帝时期对于经济变革的顶层设计，再到王莽设计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概念的改革，到大唐盛世与最小的政府，还有宋代王安石变法、明清奉行大陆孤立主义、清晚期洋务运动、民国以及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全书经济发展各时期历史脉络清晰，将各个经济变革大事件进行分析，颠覆以往自己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的认识的肤浅。经济发展中的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历史客观的需要而存在的，在中国传统大一统的观念下，中央和地方分权还是集权？有产者和无产者如何均富？都是历代经济改革家探究的问题。 其次获得了一个深刻的启示就是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经济改革缺乏政治保证或政治改革配套都是不能成功的、徒劳的；同时脱离政治体制的经济改革是危险的、甚至危及国本国体存亡的。书中很多成功和失败的经济改革，都是在的政治制度或政治变革配套息息相关。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并非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动，而是一些地方汉臣自发地开展的，而且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三大要素，更重要的是未有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保障和政治环境。洋务运动的工厂实业办的再好，整个经济发展的政治束缚又在思想上、行动上未有深刻改变，也只是在满目疮痍的晚清的无济于事的经济的修修补补。侧看当时日本同中国同时进行经济改革，首先日本就破除所有封建政权，确立君主立宪制，改革教育，自上而下的改革，政体顺、民心顺，经济改革便大刀阔斧。同时即便是自上而下的经济变革，在旧的政治体制未发生根本变化时，进行大的经济改革必将遭致巨大失败。王莽改革失败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当时的经济改革思想俨然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但在当时封建制度的下，而且王莽本身的执政根基不稳，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纵有再多经济改革想法也是徒劳。在看这本书的同时我也在对应的看了钱穆的《中国政治变革得失》，越发感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要匹配的重要，也越发感到经济事务不是单纯存在的而是政治思想、政治理念的物化表象。这也更坚定了我这么多天党校学习，不断强化的思想，在大一统的中国，讲政治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不过时的，也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 最后一点感悟，长远来看在国家政权趋于稳定时经济发展成果必须与人民共享，才会发展较为持久。对比书中分析的各个朝代，政权存在时间最久的居然是宋代，其次是唐代。这是什么原因？也许盛唐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值得借鉴，关键是不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与民争利。这一点历朝历代建国之初都似乎做的很好，倡导轻徭薄赋、精简机构、经济领域开放，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国家机构的雍员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这就促使国家必须通过国营专营和集权等方式获得国家机构维持、重大战略实施的经费，这就在政策上将经济财富通过政府手段向国家收拢。当财富向国家收拢的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垄断或人
改革开放与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与资本主义 姓名：王小勇学号：20152203041 专业：机械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改革开放与资本主义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资本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分量。由此，很多人得出结论：中国现在出现了资本主义。这只是片面地理解中国的国请，其中多有仇富心理的影子。中国是一个极其巨大且复杂的国家，如果仅仅计算面积，它并不是最大的。但是如果综合考虑它的人口、经济和历史，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类最大最复杂的文明体。面对这样一个国家，在种种形容词的后面把“主义”两个字去掉，尤其是资本主义，才能避免此类误解。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要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 关键词：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在一般性的词典上，社会主义是这要定义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学思想，主张整个社会应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发展出了他们的理论体系，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1】。资本主义是这样定义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属于个人所有的经济制度。这种以资本为主体的制度是尊重资本和财产为个人所有，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占，这就是私有制的含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内容，没有私有制就不能叫资本主义【2】。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话题近年来传扬甚广。还有人更进一步说，中国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更甚，是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进入2000年来尤其是现今的中国，充满了资本的踪迹，全世界想赚钱的和想投资的人无不把眼睛投向这里。在世界范围内，资本增殖在中国达到了全新的速度和效率，财富故事不断上演，各种富豪榜上的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在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是错的。很多人在潜意识中就会认为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中出现大量的资本积累，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资本的出现就意味着存在剥削。就好比现今的中国，各种小老板和大老板乃
吴晓波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简介
吴晓波：中国人的内心就是呼唤独裁者 2013-12-12 10:40:00来源: 人民网(北京)有0人参与 分享到 吴晓波（微博）和他的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阅读吴晓波先生所著《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大有早年读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和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吴思的《血酬定律》一样的感觉，阅读中激发出许多思绪。2013年10月26日，《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了吴晓波先生，虽然许多问题并非“新”问题，但当这些历史问题被集中提起，并与今天的中国改革实现理路上的对接，实在是一种创新。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把中国经济史，尤其是经济改革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您提出了四个利益集团这样一个前提假设。经济问题异常复杂，很难用中央、地方、有产者、无产者四个利益集团一语概之吧？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是以两个分析工具为前提，第一个分析工具就是四个利益集团。这个框架有它的特殊性。一般来讲，政府本身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中国是专制制度，政府本身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维持中央集权有四个配套制度。经济制度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郡县制、科举制和尊孔。第二个分析工具则是观察宏观经济波动的三
个核心问题：财政问题，货币问题和土地问题。中国所有的经济变革基本上就在这两个分析工具的前提下进行展开。 国历：您在这本书一开始就谈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似乎就是一个治乱循环的历史。从经济史的角度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治乱循环？ 吴晓波：在两千多年的经济变革历史中，基本上一手秉承了“发展是硬道理”、一手是“稳定压倒一切”。所有的经济波动都是在这副对联中间做钟摆式运动。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当政权刚刚创建时，国家经过战乱，国贫民穷、百废待兴。这时就放纵民间、发展经济，往往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