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玉玲案

齐玉玲案

一．案情：原名“齐玉玲”的齐玉苓1990年从滕州八中毕业。在当年的中专考试中，她被济宁商校录取。但她的录取通知书却被

同届毕业生陈晓琪半路截走。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该通知后

即以“齐玉玲”的名义入济宁商校就读。1993年，陈晓琪毕业时，其父陈克政伪造体格检查表和学期评语表与原档案中两表调

换。目前，陈在工作单位人事档案和工资单上的名字仍是“齐

玉玲”。齐玉苓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被人冒名顶替上学

直至参加工作长达11年。一边是自己的下岗、清苦的劳作，

另一边却是冒名者现今银行职员的舒适生活，生存状态的如此

反差挨到谁头上都难以接受。

二．判决结果：

1999年，得知真相的齐玉苓以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为由提起诉讼。同年，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赔偿精神损失费3.5万元。但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法院认为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的范畴，齐玉苓已实际放弃了这一权利，故其诉请陈晓琪等侵犯其教育权不能成立。

原告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此后，就有了山东高院就侵犯受教育权民事赔偿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的请示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10年前的偷梁换柱导致10年命运的

截然不同。但10年后，法律终于给出了公正的说法，还受害者一个公道。8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我国首例受教育权侵犯案作出终审判决。被人冒名顶替上学，被人侵犯受教育权利的齐玉苓最终胜诉，她依法获得了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近10万元。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判决，它以宪法的名义保护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

三．涉及的法律：

1：《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民法通则》第9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

《宪法》第46条第1款

2：适用的法理：

①．宪法是公法

②．宪法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③．宪法规范只对国家机关的行为发生效力

④．公民一般不能违反宪法

四．专家学者意见：

关于此案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黄松有向媒体作过深刻的解说。他认为，我国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有相当一部分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就是这样一种在宪法上有明确规定而又没有具体化为普通法律规范上的权利。该《批复》首次打破“沉默”，鲜明地指出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即使没有转化为普通法律规范上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也应当得到保护。

黄松有指出，该司法解释以宪法名义保护公民所享有的受教育基本权利，此举堪称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所谓宪法司法化，即指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将宪法作为直接的法律依据在法律文书中援引。黄松有说，这使宪法在我国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尴尬处境，一方面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的很大部分内容在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而如果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就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也不能真正进入法治社会。

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近年来，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公民因在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接连涌现，而在普通法律规范中却又缺乏具体适用的依据。因此，实现宪法司法化，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已显得十分必要。

五．社会反应:

六．个人观点：

1．邹莉婷：

2．许楠楠：一张代表喜悦的录取通知书却导致了现今社会的一种悲剧的衍生。一张红纸造就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一个光鲜亮丽一个却奔波劳苦。这到底是谁的错呢？是陈晓琪经受不住诱惑而触犯法律，还是国家教育体制的不完善，亦或是国家法律存在严重漏洞？首先陈晓琪不应该冒名顶替，冒用别人的名字去索取那本不属于自己的生活。然后国家也应该尽快完善教育体制，杜绝冒名顶替现象的发生。最重要的是要填补法律上的空白，从根本上减少这类悲剧的发生！

3．贾彤：我们应当看到，宪法司法化的发展也将面临许多复杂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在程序方面，涉宪诉讼的当事人资格、涉宪诉讼的诉的利益、涉宪诉讼的级别管辖等问题，都需要今后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加以解决

4．邓芳：长期以来，宪法在法院是得不到适用的，法官、律师、检察官和普通老百姓都没有适用宪法的观念。传统观念认为，宪法和法律没有哪一条告诉法院或法官应当或可以适用宪法。因此，在司法阶段，法院或法官拒绝适用宪法，这种传统观念自然地体现在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及民事诉讼这三个方面。

宪法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在无需透过其它立法予以充实的情况下便可直接适用，虽然以其它立法文件使宪法加以具体化有其必要性，但绝不因此就意味着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

5．卓月宫：众所周知，诉权为请求法院对争议作出裁判，以保护当事人权利的基本权能。没有诉权，法院便不能对当事人的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正因为当事人享有诉权，所以当事人才享有起诉权。从现代法治理论出发，宪法保障任何人都有要求法院对其权利进行司法保护的权利。只要是法律上的争议，权利人就可以要求法院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以消除争议。所以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按照正当程序办事。

6．张乔雨：毫无疑问，宪法也是法，具有法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规范性。因此，宪法也要进行适用，才能体现其价值和生命力。但是，不同的法规范因作用的对象、功能等因素的差异，有着不同的适用方式和特点。可以将法规范分为宪法规范和宪法规范以外的其他法规范。

7．兰鑫宇：我认为这个案件，首先给我们每个人都敲醒了警钟，首先我们要注意自己名字的安全，增强法律意识，保护自己名字的使用权；其次，不要像案件中的齐晓玲一样，仅仅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去盗用别人的名字，以此来获得一个似乎美好的生活，而使他人一直经历着艰苦，其实当你用别人名字时，你一定也过得胆战心惊！最后，是一些机关的工作严密性，怎么会出现冒名顶替的事而没被发现呢，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最后是相关法律要继续完善，打击那些欲用冒名顶替方法来获取他人利益的人！

8．贾雪丹：行为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上大学是对我们十几年学习奋斗的目标实现和新目标的开始,是应当珍惜并充实的渡过的,这样有助于个人的发展,也是社会良好风气的体现.冒名上大学的唯一后果就是学生学无所成,无谓的浪费青春和年华,毫无意义.欺骗自己和他人.

关于中国宪法在司法中 适用

关于中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齐玉苓案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成为当年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案也被媒体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学者们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该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解释中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有人认为，该案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宪法，最高院作出该司法解释是违宪行为；还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巨大，但对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该案引发的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齐玉苓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那么，何为“宪法司法化”？这种表述是否科学？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创始人本意是指，宪法像其它法律一样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同样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从字面上看，“宪法司法化”表示宪法不断适应自身进入司法领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要通过宪法的修改来逐步推进。因此“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准确。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是“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起源于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这种观点的错误在

于将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违宪审查。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解决的是个案问题，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时确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排除了违宪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确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而我们所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仅是指宪法直接适用于个案。因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很容易把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司法适用当成一回事。其次，有人认为宪法监督不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其实是将宪法监督等同于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机关唯权力机关一家，但宪法的监督主体却具有多样性。宪法监督在外延上不仅包括违宪审查，也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是对抽象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具体的违宪个案进行裁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成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维护宪法的权威。再次，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否就是宪法诉讼呢？在我国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它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保护时，而向有权机关提起诉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因此宪法诉讼与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但是在由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国家，宪法诉讼则包含了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两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地位。 二、宪法长期没有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原因。1、对两个司法解释的错误认识。1955年最高院对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作过一个批复，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规定科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院在给江苏省高级

对“彭宇案”判决书的认识

对“彭宇案”的认识 政师0811 0820601138 姜慧 “彭宇案”受到了极大关注，尤其是在南京地区，网络、广电和纸媒体，都在挖掘这个事件背后的新闻价值。究其根源，新闻媒体看中的是“好人无好报”这一新闻点，而普通网友却在关注“社会正义”“道德与良知”以及案件审判过程中出现的疑似作假证行为。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是彭宇负有责任，须承担40%被法院认可的医疗、鉴定等费用，也就是45876.36元。这是整个事件被关注的风暴眼之一。救了人还要认赔四万多，对此，很多支持彭宇的旁听人与关注者不能理解。 按照法官的判定，这个案件的焦点显然是“责任”和“动机”——彭宇到底是撞了老人然后伪装是见义勇为，还是原告徐寿兰老人昧着良心，一口咬定彭是责任人，好让高额医药费有人承担？作为旁人，我认为“彭宇案”它的现实意义在于： 第一，国家公务员（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公然作伪证，这是对法律、对政府公信力的最大讽刺，当然，也一定有伤害，必然影响了法院判决结果被公众认可的程度，而涉嫌伪证却未受法律追究责任，这显然有悖法律公平精神，也不利于法律法规在公众层面的推行； 第二，与本案无关的旁听人、关注者的反应相当重要，如果说自始至终没有被法院注意，似乎不太可能，但法院判决显然未受此干扰（或者说未采纳意见），却采用违背常规的被告举证、举证倒置原则，判决书中大量出现的“可能”“推理”等概念或意图模糊的词语基本反映出法庭作出判断的依据，这一点，更加佐证了质疑案件审判是否公平的旁人的观点； 第三，被告声称自己是见义勇为却遭人诬赖，这从情感角度本身就已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如果说，即使被告撒谎，不明原由的公众的情绪也依然有明显的指向，很多网友在网上感慨现在好人没好报，表示不再见义勇为、学雷锋，即是这一点的反映，法院作为必须依法办案的国家机关，不可以受主观左右，但政府有责任引导民众道德情操的发展，经济发展日益加快的今天，民众素质与公民道德的反方向发展，令人深思； 第四，律师（辩护人）的从业素质相当关键，从判决书来看，尽管被告败诉，但其辩护律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方若干疑点或弱点的漠视令人心痛，我们知道，法律的判定以事实佐证为最大依据，即使，原告或被告一方事实违法、有违社会公德，但法庭都须尊重“证据”，这一案件的判定结果令大多数人不满意，而网民在网上不断举出事实或提出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辩护律师的无能，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样是法律的悲哀； 第五，网络媒体覆盖面的发达使得网民能够参与许多焦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能够做出一些正面措施，比如前阶段的“山西黑砖窑非法用童工案”，网民的呼吁为事情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更多时候，主观认识上的理解使事实真相偏差巨大，甚至完全相反，进而衍变成网络暴力（此说法并不绝对针对“彭宇案事件”），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之后，网络上的声音必将成为政府和公众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正义的呼声需要重视，需要正确利用，而没有正确的引导，民众内心的一些狭隘心理或不正确看法亦将越来越壮大，届时，网络暴力一旦成为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毒瘤”就难以根治，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案例简介：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自称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属见义勇为，并非肇事者。随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双方对簿公堂。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二审和解结案。此案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类似彭宇案的各种版本在各地出现，引起民众对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搀扶的激烈讨论。 “彭宇案”已经过去将近7年了，可是有关“彭宇案”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平息过，一方面是从那以后类似事件频繁的发生，另一方面是此案俨然已成为人们掩饰自身道德缺失的武器，见死不救的事件也开始遍布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此案中蕴含的道德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对道德危机与法制建设的反思 彭宇案的发生使的法律与道德两个看似相同的概念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关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探讨也是不绝于耳，到底道德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当今的法律是否完善呢？首先我们先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入手来加以分析：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这一概念说明，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 法律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法律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二者的关系具体可以表现为： 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但是我们从“彭宇案”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与道德之前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之间不同的评判标准，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对象包括了“善行”与“恶行”，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而违反道德行为未必都违反法律。因此在某些领域上道德和法律也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于本案，舆论普遍认为彭宇乐于助人是一种值得人们称赞的行为，从道德上讲是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但

宪法司法化

论宪法司法化 摘要本文介绍了宪法司法化的起源、含义，分析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现状，从宪法的法律性、最高权威性、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等方面，阐述了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关键词宪法宪法司法化 一、宪法司法化的含义 齐玉苓案引起了学术界以及司法界对宪法司法化的探讨，对宪法司法化的概念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宪法的司法化是一种法院依据审判权力，按照司法程序具体运用宪法来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其核心是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性。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司法机关在对个案的审理过程中，对有违宪嫌疑的法律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判决，这实际就是所说的司法审查。司法审查的主要对象是抽象性的、普遍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在笔者看来，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权力之间、宪法权力与宪法权利以及宪法权利之间的纠纷解决的司法化。即司法机关以判决或违宪审查的形式解决法律纠纷，限制权力的滥用，保护权利的充分享有，并以宪法判例促进公民宪法权利的扩张，形成法治秩序的一种司法机制。它包括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 二、宪法司法化的起源 （一）英国 目前，英国宪法司法化最直接的表现是由普通法院对个人基本权利进行救济和保障，并由议会对宪法进行监督，行使违宪审查权。 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也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其特点是，个人所享有的民法法系国家成文宪法上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不是由一部成文的宪法予以规定的，而是见之于宪法性文件和普通法院的判例之中。在英国，对个人基本权利实行法律保护的制度，可以追溯到17 世纪时期。那时，英国在制度上已经出现了基于宪法的理由，而非行政法之原因，当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由普通法院给予法律救济的判例。基于此，宪法司法化在英国得到了有效的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对个人基本权利实行保护的有效手段和制度。 英国法律制度发展至今，基本上形成了由普通法院负责裁决即管辖有关政府

彭宇案的思考

彭宇案的思考

目录 1 彭宇案以及导致的结果 (3) 1.1 彭宇案经过 (3) 1.2 类似案件 (3) 1.3 “彭宇案”导致的后果 (3) 2 调查大众观点 (3) 2.1法律建立在“法官”个人意志上 (4) 2.2 政府的观点令人失望 (4) 2.3 这是对道德和价值观的挑战 (4) 2.4 相信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5) 3 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 (5) 3.1 党的形象 (5) 3.2 政府公信力 (5) 3.3 政府公信力的作用 (5) 3.3.1 简化社会复杂性，维持稳定的秩序 (5) 3.3.2 为公共权力提供连续的合法性基础 (5) 3.3.3 为构建新型治理结构提供联结点 (6) 3.3.4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6) 4 我对彭宇案的态度 (6) 4.1 对彭宇案的细致分析 (6) 4.2 怎样避免被敲诈 (7) 4.2.1提高警惕，及时报警 (7) 4.2.2当心以交通事故为由的敲诈 (8) 4.2.3 坚持就是胜利 (8) 4.2.4 坚持先验伤 (8) 5 激励机制 (8) 5.1根据激励因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8) 5.2借鉴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激励机制 (9)

1 彭宇案以及导致的结果 1.1 彭宇案经过 2006年11月20日，南京的徐寿兰老太太赶公交时跌倒，彭宇将老太太扶起送往医院，仅医药费就花去4万余元。徐老太太家人咬定是彭宇撞了人，其后向法院起诉，索赔13万余元。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最终以“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裁定彭宇承担40%的损失，补偿原告45876元。 1.2 类似案件 1996年，在呼和浩特，一位叫“呼格吉勒”的少年因为发现有一名女子被歼杀在公共厕所里而及时向警察报案，这一见义勇为的结果是，这位无辜少年居然被列为犯罪嫌疑人而被公安机关起诉，后来被冤判有罪而以死刑被误杀，真凶2005年才被抓获。 2009年11月6日，江苏省淮安市一名叫“周翠兰”的老太太，在卖豆浆路上检到1700元的现金，老太太拾金不昧，几经周折后找到失主。可是失主宣称，自己丢失的是8200元，少了6500元，他反而将老太太告上法庭，要求老太太赔偿另外的6500元。 1.3 “彭宇案”导致的后果 彭宇事件之后，媒体报道了多宗老年人摔倒后却无人敢于向前相救的事情，甚至出现了大量路人对于自高楼掉下的昏迷小孩视而不见，最终导致小孩流血身亡的人间惨剧。 2007年2月22日上午，南京一位75岁的老汉从公交车后门跌倒在地。然而，就在老汉爬不起来之际，跟在身后的乘客却只是看着。老汉顿时明白了什么意思，高喊“是我自己跌的”，大家这才上前施救。 2007年11月，一位七旬老太太摔倒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尽管马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从她身边走过，可是前后五六分钟时间，始终没有一个人向老太太伸出援助之手。直到老太太的侄女赶到，找来三个熟人，老太太这才被扶回了家。 2008年2月16日，一位九旬老人瘫倒在解放南路人行道上。然而，20分钟内，过往行人无一敢上前搀扶，一位热心市民最后喊来七八名路人作“见证”后，才敢打电话报警。 当然除此之外，更为平常的是，这还引发了大量的假意被别人撞伤而索赔大量钱财的道德事件，使整个社会人心惶惶。 2 调查大众观点 调查对象：彭宇案的具体经过。 调查范围：政府、网民、记者 调查内容：大众对彭宇案的看法，归纳并整理得出自己的观点。 根据调查得到的观点分类：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山东姑娘9年后讨要受教育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可现在我国公民宪法意识还不强，相当一部分公民对宪法知之甚少，或者认为宪法离自己很远。人们往往以为宪法是抽象的，很少运用于保护公民根本权利。其实宪法与老百姓并不远，宪法的许多规定，如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男女平等实行同工同酬等都与百姓有密切的联系。 1990年，山东省滕州第八中学初中毕业生齐玉苓考上了济宁商校，却被同村同学陈恒燕盗用姓名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继续冒用齐的名字参加工作。齐诉陈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纠纷案，经山东省高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于2001年8月24日向社会公布了审理结果：齐玉苓获得计10万余元的赔偿。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此案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对今后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求学路突然中断，齐玉苓被迫卖早点 1990年的夏天，山东省枣庄市滕州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姑娘齐玉苓参加中考，预考通过后，她按照要求进行了体检。7月份她又参加了全省的统考。到8月初，学校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齐玉苓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而委培生的名字却是不公布的。无奈，齐玉苓到班主任家打听，班主任说如果被录取的话应该有通知书的，让齐玉苓第二年再考。齐玉苓不死心，回家继续等待。可是一直到9月初，大家都去上学了，她还是没等到通知书。 没有上成中专的齐玉苓最后借钱上了邹城技工学校。命运弄人，技校毕业后，工作还没干两年，厂里减员分流，她下岗了。于是，每天早上卖早点、下午卖快餐成为齐玉苓维持生活的惟一途径。 中学同学九年前冒用她名上了中专 时光荏苒，一晃到了1999年。这时的齐玉苓已经准备结婚了，本来，对生活并无什么苛求的齐玉苓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却在这时悄然掀开。 一天，齐玉苓在银行工作的一个朋友对她说：“真是巧，我们银行里也有一个叫齐玉苓的，姓和名跟你都一样。”齐玉苓倍感蹊跷，因为姓名同音倒不奇怪，但“苓”字也一样就有点让她好奇了，而更让齐玉苓震惊的还在后面——这位“银行齐玉苓”正是1990年考取中专的，而且这个人上的中专正是当年齐玉苓所报考的济宁商校。 经过仔细调查，齐玉苓发现，那个已经是银行储蓄所主任、已为人母的“齐玉苓”就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陈恒燕。其实陈恒燕早在自己预考落选之后就开始了冒名齐玉苓的行为。没资格参加统考的陈恒燕已用齐玉苓的名

对彭宇案的证据法分析

对彭宇案的证据法分析 原告徐寿兰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水西门公交车站等车。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坐后面的一辆。在行至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到，致使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双方未能载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以下简称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配成原告治疗费、护理费、禅机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 对于本案，法院认为存在三个焦点：一、原、被告是否相撞；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三、背后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只有正确地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使本案得到公正的判决，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为此，围绕这三个焦点，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 民警所作陈诉是否为证据？ 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诉、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电子数据。首先，该陈述并不属于八种证据中的一种。其次，民警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本案中民警所作陈诉是事发之后与当事人的谈话笔录，与询问笔录核对无误，并与案件相关证据形成证据链之后，可以作为证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经过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应当确认其效力。但由于本案中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丢失，谈话笔录未得到相关核对，不能产生效力。所以，民警所作陈诉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 电子文档是否为诉讼法上的证据？

不能。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是对询问笔录的复制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根据证据规则基本原理，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由于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无法核实真实性，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真实性的要求，不能作为证据。 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是否为证人？ 证人证言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有关人员作的陈述。陈二春未能提供身份证等能证明其公民身份的证件，法院无法对其身份进行核实，其所作陈诉不能生效。其次，当事人双方都无法证明陈二春当时身在现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诉其亲身感知的事实，由于无法证明陈二春亲历现场，其所作陈诉亦不能证明其真实性。 法官如何对证人证言进行论证？ 证人证言在证明力上存在一定的缺点，即不稳定性和多变性，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客观地对证人证言进行严格的审查核实，即法官对于证人证言须能达到“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同时，要将证人证言与案件其他证据综合对比，只有形成合理真实的证据链条才能认定其效力。其次，要在合理的逻辑推理和经验推定下，对证人证言做出审查、判断，去伪存真，只有这样才能使案件质量得以保证。 在实务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比如，对于未出庭作证的书面证言的效力认定，不能一味采取消极的态度，法官可依据自由心证

再论宪法司法化——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案批复的理解

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做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开启了中国宪法的一个新时代，是我国宪法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对于该批复许多学者阐述了其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宪法可以被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即宪法司法化。诚然，该批复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该批复的上述理解笔者颇有异议。 对宪法司法化上述理解的异议 宪法司法化一说本无可批驳，但将其理解为宪法可被直接引用于法院裁判案件似有不妥。 首先，宪法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宪法不可作为具体案件的裁判依据。宪法的高度抽象性决定宪法只能是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及公民权利义务做出最为本质最为精要的规定，只是对国家、社会、公民权利义务做出提纲契领的构建，具体细化的工作只能由各部门法来承担。宪法的功能应在于宏观的构建一国法律体系，而不是具体调整法律关系。由高度抽象性又可引申出宪法的原则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宪法的原则性是宪法无法做出具体细致的法律适用规定，是宪法很难被引用于具体裁判中；宪法的纲领性使宪法不但规制现在而且规划未来，规划未来的内容对于发生于现在的具体案件当然不适用；宪法的原则性决定宪法只作概括的叙述而无详细的规定，在具体引用时缺乏操作性，很难适用；宪法的无具体惩罚行使宪法在具体适用中出现法律真空：如果当事人行为违反宪法规定，其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应受何种法律制裁？ 其次，有必要对国际通行做法加以分析。1803年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举世公认的开创宪法司法化先河的案例，但这一案例中马歇尔大法官并非直接引用宪法裁定当事人行为违宪，而是引用宪法指出当事人行为遵循的法律违宪，是先确定该法律无效再进而裁判当事人争议的。具体的案件不过是引子，最终引出的是宪法对及法律的裁判而非对具体案件的裁判。纵观世界各国不论是采取普通法院模式还是采取特殊法院模式，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既有具体案件来引起对普通法律的违宪审查。 最后，让我们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做一番剖析。齐玉苓案实质上将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侵犯了公民姓名权和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于公民基本权利中，如果用具体法律来规制应属科教法法律部门，只是科教法法律部门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尚未完善，因此才会出现受教育权法律保护的真空地段，而不得不将其概括为宪法权利来寻求保护。该案在法律责任上又规定适用民事责任，这也是科教法不完善的结果。其实该案引发的直接问题并非如何引用宪法裁判，而是如何完善科教法法律部门继而完善我国部门法体系。 宪法司法化之我见 笔者认为，宪法司法化是指以司法途径进行违宪审查。这是违宪审查的最有效方式，也应是建立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方向。 首先，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地位，贯彻宪法精神，是宪法发挥其作用的必经之路。

从“彭宇案”看经验法则

从“彭宇案”看经验法则 "彭宇案"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证人制度、视听资料、经验法则、证明责任的适用以及诉讼和解、调解与裁判的选择等。从理论和司法政策视角来分析本案可以看到，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应当妥善认定法院庭外调查收集证据的效力，法官应当以普通人的一般的社会认识为基准来运用经验法则，视听材料的证明效力要在考察其制作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认定，法院应严格按照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来审理案件，而且不应当盲目采取调解和和解手段来解决诉争。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像南京徐某某诉彭宇侵权赔偿案（以下简称"彭宇案"）这样能够引起社会如此强烈和广泛反响的可谓凤毛麟角。与更多涉及人权保障、涉及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的刑事诉讼案件不同，一般情形下，在实体上，民事诉讼案件通常仅涉及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及与财产相关的身份关系，绝大多数情形属于"私"的范畴，不太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在程序上，案件的程序问题又因为人们普遍存在的轻程序意识而往往容易被忽视，不太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彭宇案"有所不同，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其中所涉及的诸多程序和实体问题被"放大"以后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并与司法中普遍存在和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如司法体制、司法权威、法官裁量权、事实认定与司法公正、司法与传媒的关系问题等。"彭宇案"中还涉及"做好事"、"见义勇为"这样敏感的社会道德评价问题，而本案的一审裁判中对所谓"常理"的适用又似乎反映了审理法官对此类道德提倡的间接否定，因此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道德神经。由于这一结果恰好印证了当下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判断——"好人无好报"，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并借本案呐喊和呼吁。人们如此关注本案也反映了对司法、对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是在发泄一种对司法和公权力的怨气。可以说"彭宇案"是在偶然之中成为"典型"的。 从网络信息看，社会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地倾向于被告彭宇一方，给予了彭宇更多的同情，各种媒体提出的质疑大多是对原告不利的。"彭宇案"虽然是一起民事案件，但却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更广泛地思考。媒体对"彭宇案"的"放大"，似乎给司法机关带来了一些麻烦，客观上会给司法机关的审理带来干扰，但这并非只是消极后果，"彭宇案"中的问题是我们在法治进程中，在规范诉讼程序中必然要遭遇的问题，无法予以回避。本文的目的不是探究"彭宇案"所涉及的宏观的、社会性的问题，而是探究本案所涉及的诸多程序问题，如证人证言、经验法则、视听资料、证明责任、二审和解等，"彭宇案"在这些问题上均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是民事诉讼制度实施中的重要问题。笔者相信，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法官，也没有旁听本案的审理，笔者主要是依据一审判决书以及媒体所提供的一些信息提出问题，而非是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和裁决，纯粹是诉讼法理上的学术性探讨。 二、本案与证人证言制度 本案作为一例典型的侵权案件被起诉到法院，最重要的就是对侵权事实的认定，能否正确认定被告是否存在侵权事实关系到裁判的公正性问题。然而，从媒体的反应来看，本案一审关于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即被告彭宇是否撞了原告这一事实认定最有争议，这也是媒体对本案事实认定最有异议之处。原告的事实主张是，被告彭宇从车上下来后撞了原告，导致原告受伤；被告则对此予以否认。对于原告的事实主张，法院认可了原告的儿子用手机拍摄的笔录资料。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是"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对此证据，彭宇予以否认。判决书中引述了被告的观

再论宪法司法化——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案批复的理解

再论宪法司法化——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案批复的理解 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做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开启了中国宪法的一个新时代，是我国宪法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对于该批复许多学者阐述了其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宪法可以被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即宪法司法化。诚然，该批复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该批复的上述理解笔者颇有异议。 对宪法司法化上述理解的异议 宪法司法化一说本无可批驳，但将其理解为宪法可被直接引用于法院裁判案件似有不妥。 首先，宪法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宪法不可作为具体案件的裁判依据。宪法的高度抽象性决定宪法只能是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及公民权利义务做出最为本质最为精要的规定，只是对国家、社会、公民权利义务做出提纲契领的构建，具体细化的工作只能由各部门法来承担。宪法的功能应在于宏观的构建一国法律体系，而不是具体调整法律关系。由高度抽象性又可引申出宪法的原则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宪法的原则性是宪法无法做出具体细致的法律适用规定，是宪法很难被引用于具体裁判中；宪法的纲领性使宪法不但规制现在而且规划未来，规划未来的内容对于发生于现在的具体案件当然不适用；宪法的原则性决定宪法只作概括的叙述而无详细的规定，在具体引用时缺乏操作性，很难适用；宪法的无具体惩罚行使宪法在具体适用中出现法律真空：如果当事人行为违反宪法规定，其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应受何种法律制裁？ 其次，有必要对国际通行做法加以分析。1803年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举世公认的开创宪法司法化先河的案例，但这一案例中马歇尔大法官并非直接引用宪法裁定当事人行为违宪，而是引用宪法指出当事人行为遵循的法律违宪，是先确定该法律无效再进而裁判当事人争议的。具体的案件不过是引子，最终引出的是宪法对及法律的裁判而非对具体案件的裁判。纵观世界各国不论是采取普通法院模式还是采取特殊法院模式，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既有具体案件来引起对普通法律的违宪审查。 最后，让我们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做一番剖析。齐玉苓案实质上将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侵犯了公民姓名权和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

南京彭宇案与公平责任原则概述

南京彭宇案与公平责任原则概述(2011-06-10 15:37:45)转载▼ 基本案情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 彭宇表示无辜。他说，当天早晨3辆公交车同时靠站，老太要去赶第3辆车，而自己从第2辆车的后门下来。“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了，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彭宇继续说，接下来，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及其家属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 2007年9月4日下午4点半，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是否相撞； 二、损失数额问题。 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 当天，老太的代理律师表示：对判决事实感到满意，但40％的赔偿比预期要少。而彭宇则表示不服此判决。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原则也称公正原则、正义原则、公道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都无过错的特殊情况下，侵权行为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公平责任的出现是现代侵权行为法发展的产物，它已经逐步为许多国家的侵权行为法所接受。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对公平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中对公平责任原则作了明文规定，符合社会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合同法》以公平原则确定了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义务，弥补了我国立法上的不足，在市场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公平责任原则的概念及包括的内容（一）公平责任原则的概念 公平的本意是公平、合理。我国学者一般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来界定公平责任原则，即“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以公平考虑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由双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损失的归责原则”[1]。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公平责任原则有其独特的法律价值，它能弥补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的不足，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但是，公平责任存在理论上的模糊性。学者孔祥俊对此有论述，他认为：“其一，公平责任原则是法官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裁量’,使用标准模糊,弹性极大,使行为人难以据此预料自己的后果,故安全价值降低;其二,公平责任原则的广泛适用往往会威胁到过错责任原则和危险责任原则的安全价值,换言之,行为人以过错责任原则和危险责任原则不承担责任时,由于公平责任原则的存在,其对行为后果是否承担责任仍心无定数,从而累及改良原则的安全性。” （二）我国公平责任原则具体包括的内容 1、当事人自愿、平等，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的机会要均等。当事人参加民事活动机会平等，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表述自由。 2、民事主体在民事权利的享有和民事义务的承担上要对等，不能显失公平。 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谁也无权不付出代价来无偿取得他人财产，谁也不得以不正当的手段谋求不等价的交换。《合同法》追求权利义务的等值交易，在合同订立中，强调双方义务均等，对于显失公平的行为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消，社会道德也不允许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或者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体现在《合同法》中，就是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调整合同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确定其合同权利的义务。权利义务不对等时，利益受损方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并非源自其自身的实力，而是来自人为的歧视，这是明显的不公平。相反，另一方凭借人为因素，不付出代价即可取得不对称利益，这不仅有悖于社会公德，而且也为法律所禁止，更会削弱受损方创新的动因。显失公平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存在重大失衡，破坏了正常人所具有的道德标准，违背了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 3、民事主体在承担民事责任上要公平、合理。 为维护民事立法的公平原则，每个享有民事权利的人，不管有无过错，只要有造成损害事实存在，就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担民事责任，且分担责任要公平合理，不能盲目地随心所欲地让一方承担责任而另一方减免责任，更不能受种族、级别诸因素的影响。只有充分体现公平原则，才能使双方当事人真正达到机会平等、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平等，分担责任公平、合理，避免权利滥用和义务加重。 二、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条件和具体情况 （一）适用条件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失败 所谓宪法司法化，就是法院可以像运用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运用宪法条文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解决纠纷。只有在司法实践中援引宪法保证公民权力，才能将宪法落实。而随着此案司法解释的废止，中国的宪法司法化进程再次受挫。曾轰动法律界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的最高法司法解释近日被废，权威人士称这意味着法院将不能援引宪法裁判争议司法解释被废“齐玉苓案”被称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该案作出的批复也开创了中国宪法作为民事审判依据的先河。 12月18日，最高院发布公告称，自当月24日起，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27项司法解释。记者发现，最高院就齐玉苓案所做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赫然在列。与其他26项司法解释被废止理由不同，该司法解释只是因“已停止适用”而被废止，既无“情况已变化”，又无“被新法取代”。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周道鸾、中国宪法学会顾问廉希圣均指出，这一司法解释的废止，涉及宪法司法化问题。 周道鸾认为，考虑到我国现行体制，最高院无权对涉及宪法的问题做出解释，所以要停止适用。针对法院能否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做出裁判，法学界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不能引用”，另一种意见是“可以引用”。周道鸾认为，这一司法解释被废止后，此类做法“肯定不行。” 废除司法解释与黄松有无关 而廉希圣则称，一是现在中央不再提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二是齐玉苓案后，最高院前院长黄松有曾就宪法司法化撰文发表，跟这个问题联系起来。记者检索到，齐玉苓案二审判决后，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2001年8月13日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认为此案“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等。但据记者调查了解，在黄松有出事之前，中央有关领导曾就宪法司法化问题做出批示，并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事。 “即使黄不出事，这个司法解释也同样会被废止。”最高院内部人士向记者否认此事是黄松有出事后“人走政息”，并表示所谓“宪法司法化”或将因此而一去不返。 前进？倒退？还不好说 学者介绍，而长期以来，中国宪法除了发挥政治宣言等功能外，在社会生活、法律实践中总是难以觅其“芳踪”。但宪法首先是法，法律应该能被实施，因此宪法应当从神坛走向世俗，融入百姓生活，为民所用。 “法院判案子不能用宪法，又回到若干年以前的状态了。”廉希圣认为，这一做法“是前进还是倒退还不好说，但会有问题，如果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犯，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去处理，如何得到司法救济？” 新办法并未出台，如果遇到类似问题如何裁判？廉希圣建议，法官可按照宪法精神去理解法律，做出判决：“不然的话，司法机关不处理实际问题，就等于受害人得不到司法救济；而得不到司法救济就等于宪法向公民承诺的权利兑现不了。” (本报记者陈宝成) 齐玉苓案适用宪法开中国司法先河所谓宪法司法化，就是法院可以像运用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运用宪法条文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解决纠纷。 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不合格，失去统招考试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统招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 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随后向枣庄市中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等。原告认为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侵犯了自己姓名权、受教育权。法院审理认定侵害姓名权成立；对受教育权则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齐玉苓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山东省高院认为此案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因此报请最高院进行解释。最高院做出上述司法解释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后，山东省高院直接援引宪法第四十六条、最高院上述司法解释以及《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判决齐玉苓胜诉。

彭宇案判决之疑点分析

xx 案判决之疑点分析 诉讼法学xx 欠0268 时隔五年之久的彭宇案，现如今提到这个话题还是会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与深刻思考。这份判决无形中的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令我们不得不对当时判决的正确与否再次提出质疑。 xx 案案由： 2006年11月20日上午9时左右，南京某公交车站。当时两辆83路公交车一前一后紧挨着靠近站台，由于前一辆83 路公交车乘客较多，徐老太准备赶乘后面一辆83 路车，彭宇也从前一辆83路车后门下车。突然，徐老太跌到在站台附近。随后，彭宇将徐老太从地上扶起直到徐老太儿子赶到现场，随后彭宇同其子一起将徐老太送往医院。经诊断老太左股骨颈骨折，后经手术治疗花去医药费4 万余元，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 2007年3月底，徐老太起诉彭宇，称是彭宇将自己撞到在地，要其赔偿各种费用共13 万余元。而被告彭宇则一直坚称自己并没有撞到徐老太，完全是出于好心将徐老太扶起并一直陪同其就诊。此案经过三次开庭。 2007年9月5日，鼓楼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彭宇承担四成责任，赔偿人民币45876.36 元。 然而我们大家都能从法院所做的判决书中看出法院做此判决所依据的理由，但对于其论述理由的正确与否、合理与否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对于此判决我们认为存在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不能用，逻辑是否正确？二、法院的公平责任原则到底公平不公平？ 一、首先我们讨论一下法官证据的适用中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该判决书在证据的论证中存在以下几点逻辑错误： 1、法官提出的第一个主论证分析：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

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 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武断地确定需要甄别原告倒地的原因仅有“撞倒”、“绊倒”和“滑倒”等三种。在这里，如果不是法官的日常生活经验太少，就是他故意遗漏了其它可能的选项，犯下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从而很有可能遗漏真正引起原告倒地的原因。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撞倒”、“绊倒”和“滑倒”外，还有“吓倒”、“晕倒”等多种可能;即使是撞倒，既可能是被他人，也可能是被奔跑的狗撞倒，甚至可能是被穿行于人群的自行车撞倒，等等;即使是被他人撞倒，既可能是被下车的人撞倒，也可能是被车下的行人撞倒;即使是被下车的人撞倒，既可能是被第一个下车的人撞倒，也可能被第 N个(N> =2)下车的人撞倒。命题原告倒地的原因不是绊倒的”和命题原告倒地的原因不是滑倒的”不能由于“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就可以证明为真的，因为双方未陈述原告自己绊倒或滑倒和原告不是绊倒或滑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未陈述某事实并不代表该事实就不存在。但是，法官却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未陈述原告绊倒或滑倒就当作原告倒地不是自己绊倒或滑倒。这种错误就是逻辑学里典型的“诉诸无知”的逻辑错误。 2、法官提出的第二个主论证分析： “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在这里，法官在对证人陈二春的证人证言的认定中同样犯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法官认为： 陈二春没有看见原告倒地的过程，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所以，“当然也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不错，陈二春没有看见原告倒地的过程是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没有相撞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排除原告自己绊倒或滑倒的可能性。这就犯下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既然如此，就应该有“原告与被告相撞和“原告与被告没有相 撞”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如果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没有相撞”为假，就不能断定“原告与被告相撞”为真;否则，就将犯下“诉诸无知”。既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没有相撞”为假，就不能将其当作为假;否则，就将犯下“预期理由”的逻辑错

关于从我国宪法司法第一案谈宪法司法

宪法司法化散论——从我国宪法司法第一案谈起 摘要： 近来，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引发宪法司法化问题。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此次批复为我国实行宪法司法化提供了绝佳机会。不过，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宪法司法化并非一蹴而就，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1999年1月29日，原告齐某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被告人陈某、陈父以及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案件要从1990年说起。当年，原告齐某参加中考，被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班的委培生，但是齐某就读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直接将它送给了和齐某同级的陈某。于是陈某以齐某的名义在该校财会班就读，陈某毕业后被分配在银行工作。直至1999年初，齐某才得知自己被陈某冒名10年的事情。齐某一纸诉状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上述被告告上法庭，要求上述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 这一则看似简单的民事案件，却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个难题。侵犯姓名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有详细的规定，但是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仅仅是宪法上的权利，除了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外，没有民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一种处于“悬空”状态的权利。而在我国的审判中也没有直接援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的先例，因此，在法律上这种受教育权虽然有规定但是却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颁布司法解释，准许适用宪法条文对原告的宪法权利进行保护[1].这一批复的出台，开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援用宪法进行保护的先例，也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的发展脉络 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1].在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