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试题资料

唐代文学试题资料

怪刺 整理

名词解释：

初唐四杰：指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不满于当时注重形式的文风，倡导一种有骨气的刚健诗风，并将诗歌题材由宫廷转向市井、边塞、山水等，感情真挚，对校正当时的文风起到了积极作用。

山水田园诗派：唐代以描写山水田园为主的诗歌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是王维和孟浩然，故又称王孟诗派。该诗派作家无论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林，对自然山水都有浓厚兴趣，他们或独立创作，或相互唱和，留下许多精美作品，故后人将他们归为一个诗派。

新乐府运动：中唐时期由元稹、白居易等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他们继承了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去反映现实、针砭时弊。新乐府运动是一场著名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

古文运动：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他们要求摒弃今文，恢复散句单行的古文传统，并在文章中弘扬儒家之道，为现实服务。

韩孟诗派：中唐时期重要的诗歌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而得名，主张表现个性，善写奇景、怪景，惯用险韵，风格奇特，故又称“险怪诗派”。代表人物除韩愈、孟郊外还有贾岛、卢仝等。

边塞诗派：盛唐时期的一个重要诗歌流派，代表作家有高适、岑参等。他们继承并发展了魏晋、隋及唐初以来边塞诗的创作传统，以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多方面反映边塞生活，表现了巩固国防、为国立功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进取精神。诗歌反映了盛唐气象，开阔了诗歌创作题材，气势磅礴，乐观向上，描写生动、形象，风格雄浑豪放，富有艺术感染力，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

上官体：初唐时期上官仪在宫廷文学创作中提倡“六对”、“八对”，其艺术风格为绮挫婉媚。因上官仪当时官至宰相，影响大，追随者多，故将其倡导的诗体称为上官体。上官体是唐代近体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近体诗范式的确立有较大影响。

大历十才子：唐代活跃于唐代宗大历年间的一群诗人，有卢纶、钱起、吉中孚、司空曙等十个人，他们的作品以场合与山水描写为主，形式上多用律诗，语言清丽，体现了唐代由盛转衰时期才子型文人的精神面貌和艺术追求。

作品分析：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 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 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 徒有羡鱼情。
这是一首干谒诗。唐玄宗开元四年或五年，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这首诗赠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一说张说），目的是想得到张的赏识

和录用，只是为了保持一点身分，才写得那样委婉，极力泯灭那干谒的痕迹。
秋水盛涨，八月的洞庭湖装得满满的，和岸上几乎平接。远远望去，水天一色，洞庭湖和天空接合成了完完整整的一块。开头两句，写得洞庭湖极开朗也极涵浑，汪洋浩阔，与天相接，润泽着千花万树，容纳了大大小小的河流。
三、四句实写湖。“气蒸”句写出湖的丰厚的蓄积，仿佛广大的沼泽地带，都受到湖的滋养哺育，才显得那样草木繁茂，郁郁苍苍。而“波撼”两字放在“岳阳城”上，衬托湖的澎湃动荡，也极为有力。人们眼中的这一座湖滨城，好象瑟缩不安地匍伏在它的脚下，变得异常渺小了。这两句被称为描写洞庭湖的名句。但两句仍有区别：上句用宽广的平面衬托湖的浩阔，下句用窄小的立体来反映湖的声势。诗人笔下的洞庭湖不仅广大，而且还充满活力。作者在此处以景衬人，以洞庭湖之广阔宏大喻自己的雄才。
下面四句，转入抒情。“欲济无舟楫”，是从眼前景物触发出来的，诗人面对浩浩的湖水，想到自己还是在野之身，要找出路却没有人接引，正如想渡过湖去却没有船只一样。此处作者以渡湖喻出仕。“端居耻圣明”，是说在这个“圣明”的太平盛世，自己不甘心闲居无事，要出来做一番事业。这两句是正式向张丞相表白心事，说明自己目前虽然是个隐士，可是并非本愿，出仕求官还是心焉向往的，不过还找不到门路而已。
于是下面再进一步，向张丞相发出呼吁。“垂钓者”暗指当朝执政的人物，其实是专就张丞相而言。这最后两句，意思是说：执政的张大人啊，您能出来主持国政，我是十分钦佩的，不过我是在野之身，不能追随左右，替你效力，只有徒然表示钦羡之情罢了。这几句话，诗人巧妙地运用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淮南子?说林训》）的古语，另翻新意；以“垂钓者”喻已出仕的人，以“羡鱼情”喻自己想出仕的愿望，而且“垂钓”也正好同“湖水”照应，因此不大露出痕迹，但是他要求援引的心情是不难体味的。
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分。措辞要不卑不亢，不露寒乞相，才是第一等文字。这首诗委婉含蓄，不落俗套，艺术上自有特色。

论述题：

高适与岑参边塞诗比较

高适诗尚质而主理，岑参诗尚巧而主景。（ 【元】陈铎《诗谱》 ）

1、 高适诗慷慨雄浑，有悲壮气；岑参诗新奇俏丽，有浪漫气。
2、 高适诗古近体兼善，由其长于歌行体；岑参诗善于近体，尤长于七绝
3、 高适诗以气胜，悲壮而厚重；岑参诗以巧胜，奇异而浪漫

高

适与岑参边塞诗比较

一、在选材立意上

从古至今，学术界似乎都坚持把高适与岑参并举，合称“高岑”，并以为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诗人，以边塞诗歌著称。但是，两人虽同为边塞诗人，同以“边塞”为题，他们在选材立意上却有质的差异。

高适的边塞诗所蕴含的沉厚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较岑参而言是比较复杂的。高适诗具有广阔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而岑参的诗则显得比较单一。高适的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抑或是描写底层士兵和人民的生活，均是为了表达沉重的忧国忧民之情，他常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问题，以政论的语调来表达自己对边塞之事的政见，抒发自己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内涵较丰厚。而岑参虽然也是以“入幕”为目的，但其诗只能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以其诗人式的敏感、敏锐的心灵去感受战斗的生活和边塞的风光，有着昂扬的情绪和乐观的精神，而缺乏一个政治家的深刻性以及关怀底层黎民百姓的情怀。可以说，这种差别与创作主体的个人身世以及生活体验不无关系。岑参祖上三代都以文墨至相，虽家道中落，但终究没有像高适般受过潦倒与贫困的折磨，未能从思想上接近人民，看到人民的疾苦，所以从作家本体来说，它缺乏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贴切观照与人生体认。

二、在对文学遗产的继承上

首先，高适诗在承传汉魏“风骨”的特点上比较突出，在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方面，因袭较多，突破与创新似嫌不足。高适的诗历来被文学评论家们认为是颇有“气骨”的，其“气骨”与魏晋时期的“建安风骨”颇有相似之处。其“气”主要指的是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这与作家本体的意气有关。由于作家本体意气骏爽，故其诗在思想情感上才呈现出一股纯正清明之气。高适在边塞诗的创作中，对于众多的传统文学样式，他因袭了乐府旧题。《燕歌行》就是一个沿用乐府旧题的典型例子。同时，他所沿用的诗题与所要表达的内容是基本和谐的。但是，其借用这些乐府旧题，毕竟是旧瓶装新酒，形式上的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地抒发自己丰富的感情，在艺术形式的表现上显然有些拘谨了。并且给人一种陈旧的感觉。

与高适相比，岑参则较多地融合了六朝以来的语言风格，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作了适当的创新，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他沿袭了六朝骈文语言绮丽雕琢的风格，并加以奇特的想象，创造出了绮丽雄奇的风格。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好比喻跨越了质朴，又有奇特的想象，“风掣红旗冻不翻”中的“冻”、“翻”

的字句锤炼亦独出机杼。另外，他创造了新兴的歌行体而取代了旧的乐府诗题，从而在诗歌的形式上彻底突破了乐府旧题材的羁绊，句式随情感表达需要而参差错落，卷舒自如，自由放纵。对于整个盛唐诗坛来说，岑参的诗歌可谓是别开生面，远没有高适那么古朴。

三、在抒情方式的选择上

在抒情方面，高适、岑参也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色。

高适的诗重在抒情，他往往直抒胸臆，或者夹叙夹议，因此他的诗常常带有浓郁的主观情调。在抒情中虽偶有夹杂景物的描写，然而旨在借景抒情，所以有时在景物的描写上显得有些节俭，但也颇有感染力。高适的代表作《封丘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平实的语言中，直抒胸臆，道出了一个封建社会中正直官吏的真实心态，生动真切，为后人所激赏。

而岑参的诗歌却重在描写塞外的神奇风光以及种种的边塞军旅生活。可以说，他是在描写中抒发感情的，或者可以说，他是寓情于描写之中。所以他的诗往往是客观的示现，展示出一幕幕五彩缤纷的生活画面，以奇异之思引人入胜，而作者的深厚感情也就浑含其中。景物的转换过程又是其心灵的解悟过程。

四、在表现手法的运用上

就唐代的边塞诗来说，高、岑齐名，风格也有许多相近的地方，尤其是他们的“悲壮之风”。大概是由于当时的整个盛唐气象的影响，抱有“入世”愿望的他们怀有强烈的报国立业的豪情壮志，再加之所选的“边塞”题材，塞外地域广阔，风景壮丽，战争军旅生活的悲壮，以及诗中所蕴含的深厚情感的缘故，高、岑诗歌的豪迈奔放尤为明显，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

以现实主义手法著称的诗人高适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边塞的人和事，议论战争的得失，以及将应时而生的追求不朽功名的昂扬意气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相结合，使他的诗歌较岑参而言更具有慷慨的悲壮美，凸现着一种凝重深沉、浑厚遒劲的格调。而岑参的边塞诗则显示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以奇制胜”的奇思妙想比高适更胜一筹。岑参在现实基础上侧重于想象夸张，豪迈中有瑰丽雄奇之笔，而不像高适般苍凉悲壮。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篇岑参的代表作中，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写军幕中的和平生活，咏雪送人，有八月飞雪的奇景、军营的奇寒，以及告别宴会的急管繁弦，处处都在刻画异乡的浪漫气氛，充满奇情妙思。作者在凭借生活经验与对现实观察的基础上，大胆地渲染夸张，大笔挥洒：“瀚海阑干百丈冰”；细节勾勒：“风掣红旗冻不翻”；最奇妙浪

漫的想象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鬼使神差般，于冰天雪地的苦寒中，忽地现出一派阳春景致。将雪花与梨花互比，扩大了诗歌的表现空间。

岑参好写自然风景，而且喜好表现景致的奇异，即使是常景，这个奇丽的世界对他的审美理想与美学追求产生了何等的心理冲击，此时，他好奇的艺术创作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然景观在他的笔下显出了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可以说，奇异的自然意象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岑参审美创作心理过程中的一种创造与实践。

高适、岑参边塞诗异同比较
盛唐时期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其中那些反映边塞军旅生活和边塞风光为主要内容的边塞诗以高昂的格调、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新奇独特的艺术形象流传于世，经久不衰。高适和岑参是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
高适（700—765）、岑参（715—770）生活在相同的年代，所处时代背景也基本相同，其边塞诗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他们的出身、经历和生活体验也都相似，如年轻时都求仕长安不成，一度任职卑微，最后弃官从戎，从而使得他们在创作上具有许多相同的特点：
一、抒发为国守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和执著追求，洋溢着一种急于用世、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高、岑的边塞诗中，始终都洋溢着这种积极进取的情怀。高适“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 看取宝刀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志存高远。岑参“小耒思报国，不是爱封侯。..早须清黠虏, 无事莫经秋。”“万里奉王事, 一身无所求。”“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意气豪迈。他们都抒发了报国立功的豪情壮志。但由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与差距，他们也有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感叹：“谁怜不得志, 长剑独归来。”“早治安边计，未尽平生怀。”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对理想和抱负的执着追求，报国立功的情怀始终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和创作。
二、歌颂边塞将士不畏艰险、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如高适《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
士兵们“铁衣远戍辛勤久”，远离家乡和亲人，即使是妻子儿女哭断肠，仍然义无返顾地走向战场，是他们无情吗？不！

因为这是在“破残贼”，是在保家卫国。爱国主义是催促他们踏上征程的动力，激励他们奋勇杀敌的号角。战斗的条件异常艰苦，“山川萧条”“大漠穷秋”，他们依然斗志昂扬，英勇战斗。将领的指挥无能和草率轻敌，导致士兵身陷重围，使得“力尽关山未解围”，但他们没有放弃，仍然“杀气三时作阵云”，欲与敌人决一死战，以死殉国：“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岂顾勋”再一次升华了士兵的爱国境界。
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等，是抒写这一主题的名篇。这些作品着力描写边塞广漠“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的恶劣环境和奇险战况，描写将士们“风头如刀面如割”的艰苦生活以及敌势凭陵和唐军千旗万鼓、惊天动地的军威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歌颂了将士们浴血战斗、死节不顾身的英雄气概，突出表现盛唐边塞将士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主题。
三、高、岑边塞诗都具有悲壮的共同格调。
宋人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明人胡应麟也说：“高、岑悲壮为宗。”“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在他们诗中表现出来的为国建功的理想抱负使人感受豪壮，而这种理想抱负在现实追求中的挫折和失落，又使人感到悲凉，奇险的大漠风光使人感受雄奇壮美，将士们经受的劳苦艰辛又使人产生同情和怜惜，奋勇杀敌、尽忠报国的气节使人感受崇高，血染沙场、骨埋荒野又使人感到沉痛，对和平生活的强烈渴望使人向往美好，人们不得不为此忍受离乡背井、无尽思亲又令人愁肠欲断。这些诗中，既写出战争中的雄壮，更写出战争中的悲苦，这种壮和悲的并存，崇高和沉痛的纠结，造成了高、岑边塞诗悲壮的氛围和格调，给人悲壮的情感体验。元人辛文房说高、岑诗“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
高适、岑参边塞诗虽有相同之处，但由于各自家庭背景、人生际遇的不同也各具特色。
一、思想、题材上的不同。
高适边塞诗的思想内容比较深刻，善于以政治家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分析边塞现状，把战争与国家安危、人民苦乐联系起来，胸怀大局，深入军营，大胆表达个人边防政见，同时对于亲历耳闻的军中矛盾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其《燕歌行》有感于边帅作战兵败，反而邀功请赏一事所作。全诗以“单于猎火照狼山”、“胡骑凭陵杂风雨”的民族矛盾为导线，展开一系列的矛盾。战

士慷慨赴难、杀敌报国与久戍不归：“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丈夫思乡、妻子断肠与久戍不得归：“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将军士兵苦乐不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也议论战败原因：边帅的骄与奢。最后“至今犹忆李将军。”诗人发出了边陲战士渴望良将镇戍的愿望。
岑参边塞诗以瑰丽的笔调，描写带异域情调的新鲜事物或奇特风光，塑造了一个个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内容丰富多彩。“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人从世间万物中撷取了“梨花”这样一个绝美的意象来表现“胡天八月”的飞雪。蒸沙烁石燃虏云, 沸浪炎波煎汉月”（《热海行送崔御还京》）还有《经火山》、《火山云歌送别》写火山云、天山雪,热海水的炙热、瀚海水的奇寒显得奇特清新，富有积极的浪漫情调。他的诗还表现西域的风土人情，反映胡汉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写水咸不冻的伊塞克湖，借助传闻和想象，以奇崛的语言和夸张手法，写出了一个斑驳陆离的童话世界，给人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印象。这种瑰丽奇峭的景物描写，在盛唐边塞诗中是独具一格的。
二、艺术风格同中有异，表现手法各具特色。
高适诗雄浑悲壮中显得深沉，质朴浑实；岑参诗雄浑悲壮中显得雄放，洒脱。高适常用对比、反衬的手法，语言刚健质朴、精炼准确；岑参则好比喻和夸张，语言新奇自如，呈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翁方纲在《石州诗话》说：“高之浑厚，岑之奇峭。”
高适诗多寄壮气于苍凉中的慷慨悲歌，“曾是不得意，适来兼别离。如何一尊酒，翻作满堂悲。”“暮天摇落伤怀抱，倚剑悲歌对秋草。”“斗酒相留醉复醒，悲歌数年泪如雨。”悲歌声里，跳动着一颗不甘寂寞的雄心。高适写景状物常从大处落笔，粗犷雄浑。“风飙生惨烈,雨雪暗天地”（《效古赠崔二》），“关山唯一道,雨雪尽三边”“黯黯长城外, 日没更烟尘”《别冯判官》《蓟门》，“黄河曲里沙为岸,白马津边柳向城”(《夜别韦司士》)多么雄浑悲壮。高适诗作中，对比和反衬手法运用娴熟，“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战士与将军，效命疆场与纵情声色的对比；“大漠孤烟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战争失利的场面。
岑参注重观察，精于细节描绘。“日末鸟飞急，山高运过迟。”；语言平凡却新奇独特“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落。”“匹马西从天外来归，扬鞭只共鸟争飞。”“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拔。”从细节处写大背景、大场

面。岑诗多比喻和夸张，“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便是代表。岑参描写边塞风光的奇异，往往起到烘托的作用。“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以恶劣的自然环境烘托战士的不畏艰险。岑参擅长的题材是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如《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表达赴边塞时对家乡和亲友的思念，情真意切，反映了诗人情感生活及诗风深沉细腻的一面。
高适、岑参边塞诗的共同与不同的特点，都很鲜明突出。阅读高、岑边塞诗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有生命力的文学流派，其共性应反映时代精神，表现时代的主旋律，而各个作家又应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高适、岑参边塞诗派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其基本原因就在此。

陈子昂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陈子昂在唐代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将文学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文学主体的能动作用，为唐诗的谏政与言情提供了蓝本。

有人在解析陈子昂有关“风骨”、“兴寄”等理论时存有误区，认为陈子昂的理论和创作是重质轻文、守旧落后的，这种观点显然违反了唐诗发展的真实情形。因为将唐诗的成功归美于陈子昂，并不是后人强加的，而是其同时代的人以及唐代所有有成就的文学家们公认的，因为陈子昂的确让他们看到和学到了唐代文学发展所需要的东西。

的确，在对艺术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上，陈子昂未能超出儒家的政治思维，他明确地将《诗》、《书》、《礼》、《乐》作为治国的基本要件，从观念上明确了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文学的存在形态及价值。相对于唐朝以前的文学观念，它近乎老生常谈，但在唐代文学处于浮靡不振、迫切需要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陈子昂的作为还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它促成了唐代文学在社会功能上的自我确认。

但是，如果认为陈子昂的文学意识只停留在政治教化上，那是片面的。陈子昂提出的的“兴寄”是一个大于“寄兴”的理论范畴，它包括“兴”和“寄”这两个方面。所谓“兴”，又包含有“起兴”和“兴象”两个层面，侧重于外在物象；所谓“寄”，也包含“言志”和“寄情”两个层面，侧重于内在情感。但“兴寄”作为一种文学观念，不是简单的外在与内在相结合或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问题，它把儒家传统的比兴、言志与汉魏时期缘情、重气等观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富有唐代时代特色的文学观念。因此他在表述“兴寄”

、“风骨”这两个理论范畴的时候，都是有意将其与“汉魏”、“正始”这一特定的时代联系在一起，说明在他的文学观念中，那段时期的文学艺术是唐诗成长不可或缺的土壤，因而陈子昂所提倡的复古也有继承并发扬汉魏、正始文学的因素。尽管陈子昂注重文学的教化效用，但他继承黄初建安文学重气、重风骨的艺术成果。既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又突出创作主体的情感表现，既重视具有艺术美感的“兴象”，又肯定富有个性的情感寄托，确立了唐代诗歌艺术的理想。杜甫称他“有才继骚雅”，就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今人徐文茂释“兴寄”云：“如果说‘兴’是指审美主客体在特定的具体环境中相互感应、相互扬弃、相互统一的辩证运动，那‘寄’则是从突出审美主体的角度来着眼的，是从审美运动主体由绪、意、旨，以及如何使旨具体物化为兴象并构成诗境的过程来提出的。……‘兴寄’不仅肯定了审美主客体的辩证运动，而且就主客关系和运动形态，强调了审美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陈子昂标举“风骨”和“兴寄”，一方面规定了新时期文学的美学特质，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文学家的创作规范，这两者是互为一体的，“风骨”是“兴寄”的艺术形态，有“兴寄”即有“风骨”。在注重“兴寄”的创作意识中，“质”和“文”是没有轻重之分的，也许陈子昂有些作品有过于古拙之弊，但从理论上说，他并没有“重质轻文”的倾向，相反，他所期待的依然是魏征所展望的那种“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境界。

陈子昂在“兴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实践，完成了唐代文学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时代使命，在革除南朝浮靡文风、创建新时期文学规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创作主体和艺术效果两方面引导唐人进行了自我确认，使文学成为其参与政治、抒写人生的有效手段。“兴寄”和“风骨”在唐代文学中获得了广泛的确认和运用。其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更是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分为直接和间接两条线索，直接线索即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司空图的《效陈拾遗感遇》、孙郃的《古意（拟陈子昂）》等，他们继承陈子昂《感遇》诗的表现手段，抒发情感，讽刺时弊，呈现出古雅质朴的风格。间接线索即杜甫、元结、白居易、韩愈，他们虽然没有明显地使《感遇》的形式写作，但继承了陈子昂的讽谏精神，以文学为参政治形式，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对朝政弊端的批评，使现实主义文风更加光大。从这两条线索中的文学的创作成就及文学地位，我们便会明白陈子昂为何能在唐代文坛有如此

大的影响了。

综上所述，陈子昂作为一代文学大家，以其鲜明的文学理论和丰富的文学实践，为唐诗的发展确立了方向。其论道匡君的谏诤精神、复古用今的实用原则、追求兴寄的文学理性，从作家修养、生活风范、文学实践等角度，为唐代文学摆脱南朝文学遗风、形成自我个性提供了可行的规范，让唐代文学获得了自我确认，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

（1） 深情婉约，意境曲折。李商隐一生坎坷，对爱情、理想都有不舍的追求，内心敏感，有一种屈折感萦绕心头，内心伤感，一直在思考怎样表达重沓、难言之隐。例如《槿花》中“殷鲜一相杂，啼笑两难分”。作品表达的情感复杂，刻意追求一种深邃的难言之隐，一味的表达这种情感，不便直说，刻意的掩盖，比兴手法使用时所比之物又被所托之物掩盖，故意象复杂，其作品呈现出多义性。
（2） 意脉贯穿，律法精细。从艺术源说，李商隐深受杜甫影响，尤其是在篇章布局上，二人都属于“沉稳派”。移步换形体现了其作品构思的细腻。例如，在《夜雨寄北》中，以问起笔，首句一问一答，体现了移步换形。其作品意象跳跃，前面写景，后面叙事，构思细腻。尽管其作品题材狭窄，但其构思巧妙，善于将多重意象巧妙地通过移步换形联系起来。其律诗追求律法精细，在厚重中有游走。例如，《瑶池》整首诗在诗韵方面给人游走感和厚重感。虚词的使用使得他的作品在跌宕中有一种韵味，诗脉流畅自如。例如“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3） 注重炼字炼句。李商隐体物工切，用典别出新意。尽管他的生活面不广，但总能对一些符合他审美趣味的事物进行体贴入微的揣摩，他将鲜艳的意味深长的辞藻和富有压缩性的典故结合，不仅写出事物的特征，还将自我的处境融入到物境中。
（4） 发展了咏史诗，并成功的创写了无题诗。李商隐在对史实的概括方面更加精简。他擅长用律、绝来咏史，抓住史实的典型特征画龙点睛。在作品中咏史与写景联系在一起，写景中发表议论，别有深味。他的咏史诗题材多集中在南朝、隋朝和唐朝的马嵬。李商隐的无题诗不同于前人的无意识的无题，而是有意识的，把不得不言又不便于直接表述的苦衷表达出来，为后代抒情诗的创制提供了范本。

李白与李贺诗风之比较
一、 相同点：
1、 奇特的想象
2、 惯用夸张手法抒情
3、 在谋篇布局时都有跳跃性
二、 不同点：
1、 李白的想象能将人引入一个广阔世界，看到一些更光明的东西。李贺的想象是将人引入一个凄冷世界，这与其鬼蜮思想有关。
2、

李白诗歌语言自然、清新，李贺诗歌语言奇丽、怪诞。
3、 李白诗歌的跳跃性结构是激情使然，李贺诗歌的跳跃性结构是怪异思维使然。
4、 李白诗歌的浪漫是积极的，李贺诗歌的浪漫是消极的、苦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