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大公报》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国人民进行的８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日抗战问题成为朝野的热点话题，而报纸作为重要的舆论载体也立即作出回应，天津《大公报》与上海《申报》表现尤甚，两报对事变的反应几乎主导了当时的整个舆论界。虽然从整体上看，《申报》对日外交言辞敏感度大于《大公报》，批驳力度亦大于《大公报》，不仅涉及到各个方面且常常连续评论。从语气上看，《申报》的犀利反衬出《大公报》的持重，其痛快淋漓的批驳衬托出《大公报》的迂回含晦。且与《大公报》相比，《申报》被认为关于军事抵抗的态度是积极的。《大公报》初始试图通过少抗议多劝省的做法使日本停止军事行动，而后来则以抗议、批驳、劝省三者交相运用的方法以阻止日军扩大侵略。再后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战。不管怎么样，《大公报》强烈的爱国与社会责任感，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大公报》对中日形势的变化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和报道。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

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大公报》在中日抗战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与贡献。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揭露日本野心，宣传抗日救国，《大公报》针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和野心，不断持续地发表文章向日本声明中国虽然目前处于弱势，但是中国人民不可侵犯，倘若日方把中国逼到了一定的绝境，中国将不惜一切奋起反抗，到时日本将为此付出严重代价。早在九一八发生之后的9月26号，张季鸾就在《大公报》上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愿日本国民反省》其中开头一段即表明态度：“中國因此次日軍行動所受財産生命之損失，其重大直不可以數計；而名譽之蹂躪，主權之被侵，其損失尤不可以量衡。雖然，日本獨無所損，無所失乎？夫國際之間，與其辯理論，不如講利益。吾人今願日本國民淸夜一思！如此行動，果爲日本之利？抑爲日本之損？吾人敢言：即此數日之長久占地，砲火揚威，日本所損，恐已不■。倘不速悔禍，仍得意洋洋，以爲此番要根本解决滿蒙，要長期保障占領，冥意孤行，一錯到底；吾恐將來日本之損失，將大於中國幾倍，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復，甚至永久不能恢復。抑吾人非危言聳聽以爲快也，事實如此，特一部分日人■不之思耳，試问其故，望日本國民熟

察焉！次年1月10日张季鸾又在《大公报》上发表《对日本国民尽最后忠告》。而1937年9月21日《大公报》的《诫日本军阀》最后一段指出：“日本軍閥!假使你們甘願做國家的亂臣賊子，甘願做世界的公敵罪人，就請你們繼續倒行逆施下去，你們的國家及人類的世界都會給你們以公道的懲罰。假使你們還有一點理智，還有一點眞感，就請你們爲了先輩軍人的歷史，爲了國家人民的利益，爲了世界人類的幸福，一齊跪倒明治神宮的香案前，痛切懺悔你們的罪孽吧!”等文章。对日方晓之以理，动之以利。

其二：大公报主张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战，唤醒和号召全国团结起来抗战的决心和精神，并鼓舞了抗战的力量。在1937年8月4日发表的《战时与平时》中，号召：“全中國民族，在物質享受上，都要恢復到原始生活，精神上，要團結粘凝成一個。所有的人民，都要組織起來。我們的政府，要簡單化，同時更强固化。怎樣使他强固？就必須更能集中，能代表，全國一切能吃苦能鬪爭能犧牲的力量。全國的行政組織，敎育組織，需要都適應於戰時。軍隊與人民的戰時生活，需要有偉大的組織，管理一切。農業工業的戰時生產，需要重新設計與實行。全國人力財力，需要一切貢獻於國家。一般紳士先生們，必須覺悟過去的一切一切，不能維持了。在覆巢之下，要想獨存，是絕對沒有的事。口頭講講抗日，便算愛了國，這種時期業已過去了。”在1937年10月18日发表的《告全国青年》更号召全国有志氣的靑年便應該放眼於較大的將來，加緊磨鍊，加緊努力，以期對國家大時代有所貢獻。并指出：“對日抗戰的前途，大槪不外以下三個結果：

（一）勝利，（二）失敗，（三）不死不活的妥協。這三個結果，勝利或失敗都有前途，惟有不死不活的妥協最可怕。”以及在1937年10月26日年发表的《全国更需要切实团结》中指出：“我們要加緊完成戰時應有的一切組織，要眞正全國總動員，不如是，則所受的摧毁更大，而勝利更遠。”……“最要緊的，是先澈底解决人的問題。就是除盡人事上思想上的一切矛盾摩擦，使全國眞正陶鑄成一個意見，各貢所知，各盡所能，大家心安理得的去工作，去奮鬥。回想自抗戰展開以來，國內一切景象，本來甚好了，但是還不彀。我們同情蔣委員長國慶演詞呼籲全國更鞏固團結之言，願在這裏貢獻一點具體意見。”

其三：对当时时局和形势变化的及时报道和剖析，让中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及时了解中国形势处境，加强国民抗战准备和信心。如1937年9月21日发表的《世界大势与中国》:

“……先分析實際形勢，次說明具體理由。第一：日本最接近的是德義，我們先論德義。查自抗戰展開以來，日本的國策，要强化日德協定，與勾結義大利，想成立日德義集團，牽制英法，特別妨礙英國，他好趁此打倒我們。但是他這種野心，是達不到的。何以故？德日勾結，是對俄，不是對華，日本今天，是征服中國，不是防制共產。任憑日本怎樣宣傳，德國會認得淸……不過同胞們要注意，這所說是客觀的大趨勢，必須我們自己努力。方可成功。中國軍民要牢記！第一，我們要絕對正義。第二，要絕對犧牲。我們要使得全世界切知：中國勝是全人類共同的利益，中國倒，是全世界共同的災殃。中國軍民，要自己流着血，拚着命，以國格人格的光輝，去得朋友，要以中國的

奮鬥力，去改造世界，不能坐待大家來援助……。”还有1937年发表的《中日战局之前瞻》，1938年1月4日发表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等大量报道战争形势时局变化的文章。及时安慰和鼓舞人心。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胜利。它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期间，《大公报》对此也作出了其不可忽视的贡献力量！

大公报

●政府注意防疫 政府近据外人报告，绥远城所属之萨拉齐地方发现传染疫症，闻已由内务部电绥远蔡都统转饬调查，严防传播，尚未得复。一面并由内务部商同交通部，派京绥铁路局西医驰往丰镇一带调查有无疫气流行之事，俾资防范。云 《大公报》紧要新闻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报对于疫瘟之警告 京津泰晤士报二十七日北京通信云据萨拉齐十二月二十三日来电，该处附近各村中已发生疫疠矣。报文曰：“此间瘟疫已见附近各村，颇形猖獗，似传播甚速。乞赐援丰，务请电示防止方法。”云云 据记者所知，至昨日止，并未有何举动以防遏此项可畏疾病之进行，此病已经进行至于一百五十英里之遥。今既无法阻止住居传染、地方之民旅行往来，则此疫传拨全国乃意中事，耳目下应行之。第一件事即截断该处与张家口之交通，然以某种原因未能照行，于是此项厉疾将传至张家口，再由张家口遍布于中国之北部，并及于蒙古、满洲焉。欲遏止此种残害人命之疾疠不使蔓延，惟有速行扑灭之一道，且必大举以扑灭之。适用科学上最新之方法，佐以严厉之手段。凡有防止疫疾蔓延所发之规条，有拒不遵守者，须加以重。每一区域已发现疫疾者，即应禁绝出入，所有居民不准前往他处也。 记者尝极力刺探政府所采取之方针如何，顾至今毫无效果，实则以予所知，政府殆未尝有所举动耳。（本报记者按政府已有所举动，具见北京通信）吾人以为距今七年前东三省及中国北部，因疫疾勃发所损人命之众，当足以警醒。当道知此种瘟疫其利害为何如，其传播之速又何如，既明乎。此则一闻瘟疫发现消息，自应迅派专家前赴各该地点，立即施行禁绝往来之法。苟非然者，政府将遭遇一种局面，不得不糜费数百万之金钱，牺牲国家数十万之生灵矣。夫政府接到警报漠然无动，又不迅即实行预防之方法，其结果必致全国起，而令政府负大伤，生灵糜费，国库之责任。今者死亡之数日见增多，若非按照医学（此字不清）理，且持以决心速力者，则此次因疫死亡之人数不久必数倍于中国自共和建设以来，因屡次革命、变乱而伤亡之人数矣。 当局之漠视灾厉，实为犯罪行为。假使此瘟疫延至吾人所引为惴恐之程度，则政府自总统以下均当负其咎责。盖中外人士警报纷至，势局之重要已呈明于官吏之眼前，然而若辈置若无闻，对于今日之大患初不加以注意也。

中国新闻事业史考试试题

中国新闻事业史考试试题（第一卷） 一、填空题（每小题1分，共15小题，15分） 1、中国新闻史是研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科学。 2、关于邸报的产生，“周朝说”的代表者是________。 3、宋代统治者主要是通过“______制度”来控制邸报的内容。 4、小报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最早的_________________报纸。 5、《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称，“________________为根本要务”。 6、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在北方的舆论重镇是《__________》。 7、《_______》的创刊，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进入到利用新闻媒介的阶段。 8、1918年11月，________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等两篇文章，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 9、1920年8月，《新青年》杂志由同人刊物改组为_____________。 10、1925年6月，________组织出版了《诚言》，专门制造谣言。 11、古田会议后，中共中央军委规定，各军办一种《________》。 12、30年代初期，农村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影响最大的是______。 13、30年代中后期，鲁迅利用《申报》副刊《_________》发表了大量杂文。 14、_______年10月，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废除新闻检查制度。 15、1947年3月后，新华社分东渡黄河部分，称“_________”。 二、判断题（在正确答案后划?，错误答案后划?，每小题1分，共10小题，10分） 1、中国古代报刊从唐代到辛亥革命，存在1000多年。（） 2、太平天国后期，洪仁干提出了创办“新闻馆”的主张。（） 3、《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 4、外国传教士报刊一直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 5、《昭文新报》是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近代化报刊。（） 6、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行小册子完全是为了“排满”。（） 7、“暂行报律”风波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虚伪性。（） 8、《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大本营。（） 9、《中国报学史》是关于中国新闻事业史最早的著作。（） 10、受陈独秀影响，《向导》周报一度对北伐持反对态度。（） 三、单项选择题（在备选答案中选择正确答案填空，每小题1分，共15小题，15分） 1、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___________年。 A 1927－1949； B 1949－1966； C 1949－1978 2、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主要传播媒介是________。 A木铎；B墙报； C 教会报刊 3、外国人在华最早创办的近代化中文报刊是________。 A《察世俗每月统计传》；B《澳门新闻纸》

大公报简介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1902年( 壬寅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1966年9月10日停刊。版本包括：泰兴《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天津《大公报》、上海《大公报》，《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出版至今。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经核实，此报道为虚假新闻。 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日报之一。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 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因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 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九.一八”事变后﹐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仁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 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量最高近十万

自考《中国新闻事业史》复习资料

事件 1．《苏报案》性质：是清王朝勾结帝国主义势力迫害革命报刊和报人的事件。P97—P99 起因：1903年5月，陈范聘请章士钊、章太炎为主笔和撰稿人，发表了许多鼓吹反清的言论，其中以关于邹容“革命军”宣传以及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影响最大。这些文章的发表，引起了清政府的仇恨。 经过，结果：1903.7，清政府以《苏报》刊载了反清文章和章太炎、邹容抵毁清政府为由通过上海租界捕房逮捕了苏报的一些负责人，主编章士钊等事先逃走，章太炎等人被捕，邹容自行投案，苏报馆被查封，经过十个月的审讯，租界当局判处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苏报》永远停刊。 意义：这件轰动一时的案件，通过传媒的广泛报道，极大地扩大了革命的影响，让更多的中国人懂得了中国必须革命的道理，从而大涨了革命者的志气，大灭了清政府的威风。 2．《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 P106 性质：是辛亥革命前夕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大论战。一次引导革命群众从改良主义迷雾中醒悟过来的思想解放运动。 内容：1.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简单地说是革命，还是保皇？这是论战的中心。 2．是实行民主主共和制还是实行君主立宪制。 3．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要不要平均地权。 经过、结果：《论战》在1905年至1907年间达到高潮，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民报》方面参战的主要有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等，《新民丛报》方面披挂上阵的主要是梁启超，梁启超尽管威风不减，无奈大方向错了，终于改变不了被动，失败的局面。1907年11月，江河日下的《新民丛报》宣告停刊，论战终以革命派取得显赫胜利，改良派惨遭失败而结束。 意义：首先，革命派击退了保皇派的进攻，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为辛亥革命做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其次，培养和锻炼了革命骨干，为辛亥革命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再次，革命派通过论战，扩大了舆论阵地。 3．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P154—P155 性质：是“五四”运动前后，报刊上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右翼”思想的论战。 过程、结果：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以“反对空谈”为名，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社会革命。面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针锋相对地表明了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决心。

《申报》《大公报》比较分析

《大公报》与《申报》的新闻理念分析 《大公报》与《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报纸。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百年老报《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它以一张民营报纸的超然姿态，秉持民间立场，祈望以新闻舆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并由此形成自己的办报风格，其中尤以“文人论政”最为典型。同样是百年老报的《申报》其办报实践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自由主义及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理念。文人论证与新闻专业理念看似不同，但都是发挥报纸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其目的都是启迪民智，监督政府从而使社会更加民主繁荣。这对今天的报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大公报》的文人论证 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代始于1895年，此时的中国社会发生诸多方面的制度性突破，其中现代报业的兴起是一个标志性的大事。《大公报》适逢其时，于19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大公报》并不以简单发布“消息”为满足，它始终抱有一理想，即“形成真正之舆论”，而真正的舆论，必须“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大公报》践履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就是倡导“文人论政”。所谓的“文人论证”，《大公报》在1940年5月10日的社评里道出其中精义：“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这段话提示《大公报》追求两方面的主张：第一，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感；第二，舆论的独立健全。第一方面指示，《大公报》以文人的社会参与为舆论基础，而实际也形成一个文人圈子为其提供舆论资源；第二方面指示，《大公报》始终怀抱新闻自由主义期待，而实际上这种期待尽管略显尴尬，但毕竟造就了它的舆论品格，使其享誉报林。 2、《申报》的自由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 在早期的新闻学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许多报刊和报人都积极主张。《申报》也是积极提倡者。在《上海日报之事》中提出，西人“不患人之多言，而特患人之不言，是以博采舆论以见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则行之，其所善者则改之，故每遇可行可止之事，得以抒所见闻，直陈议论。”在《论日本禁止新报》中，严厉批评日本政府禁止新报的错误，指出“自古饰非拒谏之君，每多无好下场者，日本君臣岂不闻之”，日政府限制新闻自由是助纣为虐，“闻其禁止日报之故，日报指其瑕疵吁，亦何其不容人言耶?”在《申报》因报道“杨月楼”事件受到牵连时，感慨道“因一时之时论两不相合，而欲使中国公论之报尽归诸各官私论之言，此行也，不但背于众理，而亦失舆论之公矣!” 申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改变保守方针, 积极促成民主。1931年日军占领东三省以后，《申报》改变了言论不触及时弊的保守态度, 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 主张国民党改变“剿共”的政策等等。 2时评针贬时弊, 副刊健康向上。同样是抗战时期全国民众发出了抗日的呼声, 并各自采取了自发的行动。《申报》则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 对他们的抗日热情予以肯定, 并加以理性的指导。《申报》团结民众鼓舞士气,起到了社会的解压阀和润滑剂的作用, 充分体现了其社会责任感和专业主义意识。而副刊《自由谈》的革新, 更是让《申报》的杂文一度成为辉煌。改版后的《自由谈》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联系实际贴近生活生动活泼的随笔、杂谈成为主要内容。鲁迅撰写的杂文成为《自由谈》的一面旗帜。 两家报纸经过百年历程秉承的新闻理念，对如今的报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报纸应该时刻谨记自身的社会责任，为公众和社会负责。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建设，报道新闻

新闻评论考试主要内容

第一章：新闻评论概述 1 新闻评论的定义：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最新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和有普遍意义的紧迫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引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是现代新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和述评等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丁法章在《新闻评论教程》中的定义） 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和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发表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新闻评论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文字、或声音、或音像结合、或图文并茂，在新闻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赵振宇在《现代新闻评论》中的定义） 2 新闻报道与评论的区别：反映内容方面：新闻评论反映意见性信息(主观)，求异不求同，新闻报道反映事实性信息(客观)，求同不求异。写作目的方面：新闻评论宣传主张、观点，新闻报道传播事实信息。表达方式方面：新闻评论议论为主,讲究判断、推理的逻辑性，新闻报道记叙为主,用事实说话。 3.评论的特点：（一）论题的新闻性。第一层含义，先有新闻再有评论，评论以新闻为依托，新闻要具有时效性和新闻价值。第二层含义，针对现实工作和实际生活中的某一个迫切问题、某一类思想倾向而写的。（二）论理的思想性。包含三 层意思：新闻评论贵在说“理”、说什么样的“理” 、怎样说“理” 。（三）论说的公众性。新闻评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论题到论理，从语言到文风都要面向最大多数的公众，具有广泛的公众性、公益性。首先，论题来自公众，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其次，评论的立论客观、公允、为民代言，真正成为受众利益的代表者，正群舆论的传播者和引导者。第三，评论的论述方式和语言表达上也应当以符合广大民众的特点和需要，尽量照顾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第四，评论的公众性还表现为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 第二章：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选择题） 徐铸成《漫谈新闻和新闻评论》 ?新闻这一行，如果也要从历史上找开山祖师爷，那么“司马迁和司马光应是我们的祖师爷，而王船山则是新闻评论家 杰出的代表。 ?司马迁著《史记》，在每篇“本纪”、“世家”、“列传”的后面，写一段“太史公曰”，对此人此事作简要概括的评议，“这 也可说是为后代的史论、新闻评论开创了先例，树立了典范”。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运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在紧要处写上一段“臣光曰”，发挥了史论——旧闻评论的传统。 ?王船山写《谈通鉴论》，就《资治通鉴》所载的重要史事，逐条加以评论，篇篇都有新见解，内容精辟，文字简洁， 为史论增一异彩。 新闻评论源起： ?在我国，唐朝就出现了被称为《邸报》的报纸，但由于封建专制下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其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报纸， 更谈不上新闻评论的体裁。 ?进入19世纪后，1815年出现了最早的以我国文字刊行的《马六甲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登载论说，可以看作我 国报刊言论的发端。 ?新闻评论在报纸上地位的真正确立，是在19世纪70年代我国民间报纸勃兴以后。 以政论为主的报纸评论时期（1874—1894）主要代表人物： 王韬（1828～1897）:我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是近代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份政论型报纸。他撰写的100多篇政论，直抒胸臆,表达了他力主变法的政治观点。办报立言。 早期时评及其特色：时评：以议论时事为主的评论，最初专指时事短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报刊时评开始出现。1904年创刊的《时报》，专门设置《时评》专栏，所发评论注意与当天重大新闻相配合，篇幅短小，时效性强，一日数篇，分版设置。时评成为《时报》的一大特点，是新闻评论演进为独立新闻体裁的重要标志。与政论相比，时评更注意新闻性，因此更接近于今天的新闻评论。 张季鸾（1888～1942）,中国新闻家，政论家。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主笔)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邹韬奋：邹韬奋从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到1944年逝世。《生活周刊》从第2卷第47期起，开辟了“小言论”专栏，每期一篇或几篇，大部分由邹韬奋亲自执笔。邹韬奋小言论的特点是善于抓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说群众想说的话,往往从一件具体事出发,采取谈家常的方式,评它三五百字,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简单干脆,明白晓畅,既生动活泼又有战斗性,很适合群众阅

大公报

大公报 评价：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创刊于1902年。它是一种民间报纸，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它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一百多年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详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 历史： 清末，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创办。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民国，王郅隆接收了《大公报》，之后聘请胡政之担任主笔兼经理，随后他就对《大公报》的版面进行了改革。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1926年—1949年期间是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 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时期，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

大公报

大公报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英华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 大公报桂林馆合照二排左4胡政之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百年《大公报》

百年《大公报》 １选题缘起 在中国报业史上，名噪一时的报纸犹如过江之鲫，但能历经百年而不衰，见证中国近现代复杂多变的历史，始终保持其宗旨、风格如一者，唯《大公报》是也，堪称中国报业史上的奇迹。《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至2012年已整整走过110年的风华。在历史上，这份报纸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报业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①。其历史价值怎样，功过是非如何，早已成为新闻史学者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２《大公报》的历史及现状 从清末的保皇派党派报纸、北洋政府时期的“安福喉舌”、新记公司“四不主义”的资产阶级商业大报以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直至延续在香港出版，《大公报》110年的发展历史可谓中国报业的缩影。《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自出版起，即负敢言之名，指摘权贵，激评地方时弊为己任。1926年确定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力图办成“文人论政”的报纸。 《大公报》的百年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２.１英敛之时期 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张报纸《大公报》诞生了。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了《大公报序》，宣布“大公”之含义，寄希望于“扩大公无我之怀”。确立办报宗旨为：“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由此，《大公报》确立了自己的言论立场：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评击时弊。英敛之主持《大公报》达十年之久，注意积极宣传改良新思想，新潮流，着力探讨救国救民之道，注重报纸本身的改革和创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著文说：“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② ２.２王郅隆时期 1916年，王郅隆买下《大公报》，重组人手续办《大公报》，聘请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在这一时期，胡政之对《大公报》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如加强国际新闻报道，普及世界知识，更新版面等。这些举措让《大公报》逐渐摆脱以“论”为主的格调，拓展了《大公报》作为传媒的社会功能，热心传播新思潮，号召知识分子献言献策。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不幸沦为“安福系的机关报”，背离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令读者对其产生反感。王郅隆时期也成为“是最缺乏民主独立精神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经营管理的低谷，创下发行最低的记录”③。 ２.３新记《大公报》时期 1926年至1945年为新记《大公报》时期。④1926年夏，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成立了“大公报社新记公司”，《大公报》进入了它生命中最为辉煌的年代。此时，《大公报》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四

《新华日报》1940’社论选集

《新华日报》1940’社论选读 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如果我们要为中国记者从自己历史中找寻优良的传统，怕首先就应举出这样的风格，作为我们记者的圭臬。 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于今日的新闻记者，其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原也不只是垂诸竹帛，留诸后代作为殷鉴，对当时的行政当轴亦发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说古时的史官和今日的新闻记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脉相承之处，并不为过。因此，我们觉得，在今天纪念记者节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能屈的风格，来作为我们中国史上新闻记者的优良传统，是颇为适当的。 “为人民喉舌”，这是每一个新闻记者所用以自负的。然而，要真能负得起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就得象董狐那样，紧握住自己这一管直笔，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的给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丝毫的假借，也不容有丝毫的含糊。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应当是我们的机会来作一次清夜扪心、检讨一下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曾否对董狐那枝直笔松过乃至放弃过?是否对得起真理、对得起人民? 过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战中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我们为抗战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最艰苦的一年。反躬自问，一年来我们对抗战确也尽了不少的力量，对于抗战事业既忠既勇的言行，不问其出自前线或后方，都曾为之报道消息、发扬光辉；对于抗战不利的事实和言论，也曾予以揭发，予以斥责。然而，讲到直笔，讲到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颜(遵检一段)。这种风气的形成，固然在客观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这责任全部推到记者肩上；诚如同月二十九日《新民报》“先得纠正空气”一文所指出，“在一切问题之先，是‘说话’这一件人民的基本权利，要有确定界限以内的把握”。故要纠正这种风气，就“还有一种‘空气’，似乎先须纠正。”但是，显然的，不能说记者本身对这种风气就没有责任。我们觉得，应当纠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轻内的风气，怕还有较此更甚而更为新闻记者自己引以内疚的。间尝省察，养成此种于记者风格尚多未合之处的，除客观“空气”外，在记者本身，要有一种应予纠正的观念，即对于宣传一词的了解是也。 新闻记者应当为抗战建国的国策努力宣传，向国外宣传、向民众宣传，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但今天宣传一词已在广大的读者之间造成一种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听到象“这是宣传，尽可不去理它”这一类对报章杂志的批评。而记者自身，对这种批评也竟习以为常，毫不怪异。这是说明一般社会都已把宣传一词，当做说话不真、记事不实来了解，而

《社论两篇》教案3

《社论两篇》教案 *教学指导* 评论是新闻宣传的旗帜和灵魂，作为评论的一个重要类型，社论更多地反映媒体的政治倾向，其作用就在于表明立场，引导舆论。而党报的社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同级党委、政府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 本课编选的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和香港《大公报》的两篇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具有强烈的舆论导向作用，反映的事件、问题也更严肃、重大。《大公报》1902年创刊，现在在香港出版发行，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刊。《大公报》把报纸作为论政的工具，带着宽广的社会责任感，用针砭时弊﹑扶正驱邪的方式体现真诚的爱国精神。 学习本课前，可以让学生先了解一下社论的特点以及两文涉及的相关背景，作好铺垫后再来阅读两篇社论。 *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 这是一篇很典型的礼仪、纪念型社论，其立论点就在于“庆祝”，基调则是“热烈”的。 香港回归，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举世瞩目。面对这么重大的选题，社论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论述角度──香港回归走过的风雨历程。以香港回归这一天为一个点，围绕这个点展开思考。欢庆，又不只是欢庆，在激动喜悦的同时有回顾、有赞颂、有承诺、有展望，这构成了文章的结构线索。回顾中华儿女这一百年来走过的“不平凡道路”──斗争、挫折、探索、坚持；赞颂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创造性、前瞻性、必要性，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铺平了道路；以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给香港“港人治港”的承诺，同时也是保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承诺，将“一国两制”的具体实施落实到法制高度；最后，展望未来，坚信必将走向“中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全文气势恢宏，一气呵成，用不多的文字表达出丰富的内容，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挚的爱国热情。 一般情况下，称颂赞扬的评论远没有批评性的容易出彩，比起歌功颂德，读者们（受众）更喜欢揭露、抨击的文字。因此，这种纪念型的社论要想在实现其赞誉效应的同时引起读者

香港与内地文化之比较——从传媒谈起

香港与内地文化之比较 ——香港与内地媒体文化对比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文化联系日益密切。香港电影、流行音乐以及文学作品在内地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此也带来香港文化在内地的风靡，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得不归功于香港媒体的强大的影响力以及港媒与内地媒体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 发展状况： 作为亚太区的资讯中心之一，香港传媒业的发达令人称奇。拥有60多种报纸，平均每4人每天购买1份报；有600多种期刊，每万人阅读1种；有2家广播公司，94%的港人仍保留收听广播的习惯，人均每天收听时间达2小时12分；有5家电视台，人均每日收看电视时间不少于3.7小时。 香港的文字传媒和电子传媒几近与欧美同步发展，如今在诸多方面已赶超欧美，走在世界前列。因此香港媒体对海外辐射能力很强。一些重要报纸如《明报》、《文汇报》、《大公报》在北美、欧洲或者东南亚华人地区发行海外版，以凤凰卫视、TVB为代表的香港电视台也制作了大量的专题和方艺节目销往港外。 内地传媒产业近年来的发展也可谓是风声水起，360多家地面频道，出版期刊9549种，报纸数量接近2000种。但媒体节目、报道的质量还亟需加强，媒体的群众影响力也有待提高。新兴传媒还始终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后还需要大力发展。 报道风格： 港媒报道时多以社会新闻作头条，报道多夸张渲染，语言风格犀利。如今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香港某报纸头版便以“他妈的”表最严厉抗议。以斗大“他妈的”三大字，作为头版标题，配以巨幅照片，质疑和谐号出事后，相关单位态度的草率、轻蔑，体现了港媒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香港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文化长期浸染的地区，香港人对香港以外的新闻的关注正在衰减。除非有重大国际新闻波及香港人的生活，香港报纸上清一色“港闻”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很难改变。 香港的记者大多年轻，出道时间不长，但“港记”的敬业精神令人称道，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会追逐官员和名人，他们都会提当下最热点的问题，哪怕提问对象与问题“八杆子打不着”，比如，分管医疗的官员会被追问如何看待“三三四”教育改革。 而内地主流媒体主要以政治新闻、国际国内大事作头条。由于中国大陆的新闻监管较为严格，媒体舆论监督的稿件有时会被主管部门勒令停止刊发，内地媒体也就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在同一事件上，相比港媒的批判精神，北京《人民日报》头版却出现“党的恩情比天山高”几个大字，对比之下，相当讽刺。 但内地也不乏一批传统政治报纸之外的新媒体，如南方周末等，在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报道风格，获得了一定的赞誉。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多次于不同场合强调自己对香港媒体的偏爱，甚至将港媒作为鼓励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展开舆论监督的例子。他曾感叹说：“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我的文章，香港报纸上这类文章就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针砭自己。批评可以尖锐，这是新闻自由。” 但另一方面，港媒的报道也有一定缺陷。商业化运作、市场导向是香港大多数媒体的准则。香港社会信息透明度高，挖掘独家新闻不易。一些媒体就会“剑走偏锋”，来些“出格”的新闻，包括“八卦”新闻，期望以此吸引读者，导致了一些媒体在市民中的公信力不高。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文档资料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 《大公报》是中国“有报纸以来最善于利用人的报纸，它集合了全国的智慧、劳力，为它效力”[1]366。 一、“三驾马车”开道：各尽其才团结敬业 “三驾马车”以“大公”为宗旨，不仅彼此亲密合作，而且都具有“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吴鼎昌有言：“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胡政之表示：“本报系团体事业，我从来未当私人产业来办，也没有做过私人如何享受的打算。”张季鸾也说：“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束身自爱的报人都能避免的。其比较不容易泯绝者是私于所亲，私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正因为如此，他们能以“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相互勉励，并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坚持独立办报，成为当时报坛一道亮丽的风景。[1]325 “三驾马车”的敬业精神令人首肯心折。报界同仁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中曾评价胡政之“如果把报馆比作一部机器，他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机匠，时刻注意机器的运行，及时加油，拧紧每一颗螺丝，并竭力设法改进机器的性能与效率”[2]219。作为《大公报》的灵魂张季鸾，著名报人、书法家于右任评价他是“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认为“先生之名，中外宣扬”[1]393-395。毛泽东赞曰“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推崇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中正赞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1]290-291，“先生文字报国，誉满天下”[1]394。 二、“开国五虎大将”掌门：前任元老经验丰富 在新记《大公报》的筹备和创刊过程中，除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领导运筹帷幄之外，还有五人功不可没，被称为“开国五虎大将”。他们是王佩之、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杜协民。他们都是胡政之旧部，有着丰富的管理才能和办报经验。 上述“开国五虎大将”为《大公报》的创办和日后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是《大公报》忠实的掌门人。 正是《大公报》热情、诚恳与“海纳百川”的气度，使《大公报》精英云集，享誉中外。如： 杨刚：新记《大公报》记者、文艺副刊主编、驻美特派员，作家、《傲慢与偏见》第一个中译本译者，新中国成立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社副主编。 萧乾：他主编的《大公报》的副刊《文艺》是20世纪30年代北方乃至全国颇具影响的文学阵地，1939年至1942年任《大公报》驻英记者，二战后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和波茨坦会议――见他的欧战特写集《南德的暮秋》。 彭子冈：发表过访宋庆龄、宋美龄、郭沫若和《毛泽东先生

新记《大公报》人才培养成功之道剖析(一)

新记《大公报》人才培养成功之道剖析(一) 摘要《大公报》人才辈出，原因何在？本文从知人善任的人才选拔机制、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企业民主制度管理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新记《大公报》用人育人的成功秘诀。 关键词大公报人才培养 周恩来曾经多次说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一是爱国抗战，二是她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108位杰出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辞条，其中《大公报》人占了13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费彝民、范长江、萧干、蒋荫恩、孟秋江、陆诒、彭子冈。名列《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中的《大公报》编辑记者有50名之多，是所有中文报纸中最多的。从《大公报》出来的像著名政论家梁厚甫、新闻教育家蒋荫盟、历史学者唐振常、著名报人及武侠小说家金庸、梁羽生等，蜚声于时，在海内外华人社会也有较大影响。 “百年大公”可分为三个阶段：1902年晚清文人英敛之天津创刊时期、1926年至1949年“大公报新记公司”时期和香港版后五十年。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要数胡政之、张季鸾领导下的新记公司的23年，这是新闻学界公认的。人们不禁要问，新记《大公报》旗下群英荟翠，人才辈出，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靠的是什么秘诀？本文仅从《大公报》善于用人培养人的角度，进行一些探讨。 一、知人善任的人才选拔机制 《大公报》人才济济，层出不穷，是其得以事业鼎盛的根本原因。其用人之道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不唯名气，不唯资历，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继任总编王芸生，茶叶铺学徒出身，自学成材。1929年，王写文章与《大公报》辩论，引发张季鸾注意。当年夏天，王芸生向张季鸾发出了一封求职信。张季鸾亲自到王的住地方，接他进了报社。陈纪滢出身邮局职员。东北沦陷后，他利用在邮局的工作之便，为报社采写了许多独家新闻。做大公报发行同时兼职当《战线》副刊的编辑。1932年秋，他流落天津起，以邮政工作者的身份客串记者编辑长达十年，成为大公报历史上连续主编一个副刊时间最长的人。范长江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在各报上发表文章被看中的；徐盈、子冈、杜文思是从投稿者中被发现的；还有如当时天津《庸报》总编辑张琴南，北平《晨报》骨干编辑许君远，原法国瓦斯通讯社记者费彝民，燕京大学新闻系助教蒋荫恩，北大助教张佛泉等，都被《大公报》延揽其中。 2、不养圣（剩）人贤（闲）人，用人求精不求多，不称职的立即解聘。 3、不熬年头，不论资排辈，只要干得出色，就立即破格擢升。如徐铸成入社才三年，就由练习记者提拔为驻汉口的正式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月薪也由30元猛增至150元。梁厚甫初当翻译时，月薪才60元，因为突击翻译希特勒的一篇演讲稿，任务完成得好，张季鸾立即下条子，把他的月薪调到100元。① 4、注意保护人才，文章或报道出了问题，当局者怪罪下来，老板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抵挡过去，主动承担责任。“王芸生在天津编撰《六十年中国和日本》一书出版后，一举成名。南京国民党外交部聘请王芸生为条约委员，胡政之把袁光中找到他的办公室，为他译电通知金诚夫请外交部打消聘请，不愿将人才外流。”② 5、注意教育和培养。总经理胡政之知人善任，对于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兴趣和能力都很了解．因此他分配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愉快地胜任。在分配了工作或交给了一项具体的任务之后，他就给予完全的信任，除必要的指导之外，从来不罗嗦。既没有要这样、要那样的框框套套，也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清规戒律，完全让你自己在实践中发挥所长，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自行创造。 老报人曹世锳在回忆录中说：“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处，只要有一分长处我就能用你。就是胡的用人标准。所谓一分长处，就是对《大公报》有一分用处。只要能供给《大公报》所需

《大公报》成功的原因之一

《大公报》成功的原因之一——强有力的社评 《大公报》是一份综合性报纸，内容丰富。目前除在香港发行外，还营销中国大陆，发行网遍及全球五大洲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菲律宾马尼拉出版的《大公报》菲律宾版，是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此外，《大公报》还有海外版，营销欧美各地。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至今，已拥有106年的历史。其创办人是英敛之。英敛之以“文人论政”为定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精神，创办了极具影响力的《大公报》。 《大公报》之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并且出版至今。不过是因为它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责：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责。 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各方势力的纵横交错。中国国民的言论自由不仅受到但是当权者的压迫，而且也受到的外国侵略者的威胁。社评作为一张报纸最低限度的报纸职责却并非每一张报纸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它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作为以文人论政为宗旨的报纸，《大公报》特别重视对政治的言责，对社会的扶助与匡导。它每天至少有一篇社评，国内外时事无所不评，对公共问题无不有主张。其社评不但时效性强，而且往往对重大新闻作因果辨析和趋势判断，其预见之准确、分析之独到、文笔之犀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读者翻开《大公报》，无不以先读社评为快。吴、胡、张接办《大公报》之初，就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它有几个立言的原则：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时竭力将“我”抛开，进行客观的探讨。二是“诚”，指秉持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 最典型的例子是九一八事变后，许多报纸都主张立即对日宣战，《大公报》却主张“缓抗”。三位报社领导人商定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四个字。他们认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目前双方力量对比甚为悬殊，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不宜马上应战。为此，《大公报》曾被人谴责，报纸销路急遽下降。但《大公报》坦言答复读者：“如在个人，匹夫受辱，拔剑而起，挺身而出，生死荣瘁，何足介意。独关国家问题，影响悠久，非尽可以置利害于不顾。”宁肯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势力低头，这不是一般的报纸能做得到的。 但是《大公报》也有被蒙蔽的时候。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在日军和国民党谣言般的舆论下，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连夜疾书一信致《大公报》负责人，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接到周恩来的信，《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由此引起的“笔墨交锋”，曾经轰

《大公报》的言论精神

《大公报》的言论精神 摘要：《大公报》的成就与其言论自由息息相关。其一，公正公立。按照其创刊时英敛之先生的思想，以“四不方针”为准，《大公报》无畏权贵，保持 着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公正公立。其二，敢言善言。几代报人兢兢业业，有着“公、诚、忠、勇”的品质，不怕失败，不畏强权，不媚时尚，对政府予以监督批评帮助，对大众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 正文： 自《大公报》创刊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光阴。在这一百年间，数不计数的大小报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大公报》却能在浮浮沉沉中愈行愈远，这与其言论精神息息相关。 《大公报》言论精神之一：公正公立。早在1902年英敛之创刊之际，将此刊以“公”命名即奠定了这百年大报的言论基础。英敛之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希望《大公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强调“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1926年，新记阶段的《大公报》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指《大公报》完全保持政治独立，不会依附，屈膝于任何一个政党，完全以一个自由公民的方式发表言论；“不卖”指“不以言论做交易”，保持其经济的独立性，不会因为金钱诱惑而丧失言论的自主性，这也是“四不方针”的基础；“不私”强调《大公报》的公共性，为大众服务，做“一切人的喉舌”；“不盲”强调要在报道中保持理性与公正，独立思考，不被一时的潮流所趋冲昏头脑。 在黑暗复杂的年代，在著名报人林白水，邵飘萍相继遇害不久，《大公报》提出“四不”承诺，让读者了解到“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可以说是当时民族报业的一抹亮色。事实证明，《大公报》也的确做到了这样的承诺。例如当年国民党执政期间，曾经强迫国统区各类媒体成共产党为“兵匪”，只有《大公报》抗命，坚持称其为“中共”或者“共党”，它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但不承认其为“兵匪”。虽然不赞成当年苏俄的激进主义，但是《大公报》是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进行实地了解的媒体，向中国大众客观的介绍苏联的建设情况。虽然《大公报》有着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影子，致使其有一定成分的“拥蒋”，但是当国民党有过失有疏忽的时候，《大公报》也会毫不犹豫的站出来批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