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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事变真相之我见

“玄武门事变”真相之我见

李雪莹

内容提要:

“玄武门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的秦王、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在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市)大内皇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流血政变,结果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长兄(当时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当时的齐王李元吉),得立为新任皇太子,并继承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

毫无疑问,千百年来唐太宗李世民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帝王之一,而人们最为关注的也自然是那场惊心动魄的“玄武门事变”的真相。由于种种原因,事情的真相已很难被准确的证实,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去探索事件的真相,尝试着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还这段尘封的历史以全貌。

关键词:

政治谋杀夺取政权太子之争

历史上,关于“玄武门事变”的议论不乏其人。司马光认为建成能有“泰伯之贤”,世民能有“子臧之节”,互相礼让,“则乱何自而生矣”,对于李世民最后诉诸武力,则遗憾地表示“贻讥千古,惜哉!”○1。宋人范祖禹认为建成为李渊所立之太子,是“父之统也”,李世民杀他是“无君父也”○2。类似的议论不一而足,人们对李世民在封建道德上的缺欠不无微词。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认为高祖李渊“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3

然而通过对一些史书典籍的阅读,我个人认为,“玄武门事变”并非秦王李世民对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咄咄逼人的迫害忍无可忍无奈之下采取的反击,而是一起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案。我得出此结论理由有二:其一,李世民对治国之才求贤若渴。

武德四年,李世民攻下洛阳后,杜淹本来是要“委质于隐太子”的,而当时封德彝典选,知道杜淹是个人才,“以告房玄龄,恐隐太子得之,长其奸计”,“于是邃启”李世民,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4可见那时李世民就已经与李建成展开了争夺人才的斗争。李世民以秦王的身份网罗了众多有识之士,而且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俨然是一派君臣气氛,如果不是为了夺取帝位,何必如此?另外,据《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李世民平定长安后,秦王府很多文武官员被调赴外地,使得他颇感不安。谋士房玄龄告诉李世民,这些人调走得再多也用不着可惜,但是杜如晦就不同了,此人是辅佐帝王之才,如果你只想当一个藩王,杜如晦这样的人也没什么用,但是如果要“经营四方”,则非此人莫属。李世民闻言大惊,“你要不说,我差点就失掉这个人才。”急忙将

已外调为陕州总管府长史的杜如晦调回。这些对话不可能出自《旧唐书》编者的杜撰,想必本自贞观史官的实录,当年收录此事无非是为了突出李世民重视人才,却无意中暴露了早在建唐之初,他就在积极筹备“经营四方”,蓄谋夺取皇位了。

其二,“玄武门事变”李世民方面的实际参战人数。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赐实封一千户。” 《资治通鉴第191卷》:“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 《新唐书列传第十四屈实尉迟张秦唐段》:“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从以上几点史料可以看出:杀李建成、李元吉时的实际操作人数应该在八十人左右,这个数字包括李世民在内(如不是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人数就是十人之内)。并且李世民要亲自参与厮杀,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人数之少。很明显,这更像是一次刺杀,而不像是一次战斗。

《资治通鉴第191卷》:“翊卫车骑将军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后,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俊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其宫府诸将薛万彻、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于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从这些可以看出:当李建成、李元吉被杀死之后,其宫府兵立即进攻玄武门,并杀守将。虽张公谨多力以致东宫、齐府精兵二千不得入,但从“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来看,守门的兵马中归顺秦王的人也不少,应接近东宫、齐府的兵力(二千人),方能抵挡当时被复仇怒火焚烧的心情激动的东宫、齐府死士,尤其是英勇悲愤的薛万彻。要知道薛万彻是唐代名将,从灭窦建德到以后的灭薛延陀,征高丽等,其英勇是不容置疑的。《旧唐书·薛万彻列传》称其“筹深行阵,勇冠戎夷”。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

稿》中言:“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唐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权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之故也。”

由此可得结论:这是一场集体谋杀案,不止是谋杀的实际进行者,连同所有的旁观者都是凶手。玄武门的驻军既是旁观者,也是杀害李建成、李元吉的凶手,当然包括战死的屯营将军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所以当我们计算这场事变的实际操作者人数时,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肯定,不止八十几个人,而是八十几个人加上玄武门归顺秦王的能抵挡两千人进攻的守军的人数。这样计算起来,人数就可能上千了,正是有这么多人的参与,李世民才胆敢发动这起事变。

综合史书记载,李世民为他发动兵变夺权找了三个理由:一、李唐王朝建国第一炮——晋阳起兵是他首倡;二、打天下他功劳最大,唐高祖李渊多次许诺要立他为太子以作回报,但没有兑现;三、太子李建成要杀他,“玄武门事变”只是“自卫反击”。然而把几部史书对照读却发现,这三个看似强硬的理由正是疑点重重之处。

其一,据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这次起兵的策划和部署全出自李世民一人之手。万事俱备,李世民却恐怕李渊不同意,犹豫了很久不敢告诉他。果然,当李世民将计划密告李渊后,他大惊失色:“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我现在马上将你押送朝廷法办。”说完就动手写奏章。李世民不慌不忙地说:“现在天时人事已到了这种地步,我才会作这样的打算。如果一定要将我送朝廷究办,我也不怕死。”李渊说:“我怎么会忍心告发你?但你千万小心,不能再说。”经过李世民和众人的反复劝说,李渊才被迫同意,表示今后家破人亡还是化家为国都由你了。此前裴寂还将晋阳行宫中的宫女偷偷送给李渊受用,在酒酣时,裴寂又威胁道:“臣子占用宫女可是杀头的罪,二郎(李世民)密谋起兵也是因为怕这件事败露,才这样准备的。”至此李渊已无退路:“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听他的吧!”

可是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早在大业六年(六一三年)李渊和宇文士及就在涿郡(今北京)“尝夜中密论时事”。既然要秘密讨论,自然不是效忠隋朝的事了。而据《旧唐书.夏侯端传》,在起兵的一年前,李渊任河东讨捕使。好友夏侯端曾以天象的异常相劝:“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参墟得岁,必有真人起于实沉之次。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李渊听后,“深然其言”,完全赞同他的分析和建议。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说得更具体:在被任命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后,李渊“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归心,有如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温大雅在李渊起兵后任“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是李渊的机要秘书,此书又撰写于“义宁、武德间”,即公元六一七年后的几年间,看来在“玄武门

事变”后也没有受到删削,应该比较可信。可见李渊早有叛隋起兵之心,只是感到时机还未成熟,才韬光养晦。对他的政治态度和密谋策划有人已有所觉察,晋阳长姜曾私下对其亲信说:“隋祚将亡,必有命世大才,以应图篆,唐公(李渊)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5李靖因为已经查到了蜘丝马迹,肯定李渊“有四方之志”,想亲自向隋炀帝告发,只是由于道路阻塞才作罢。○6据此可知,李渊应该是晋阳起兵的主角,退一步说,至少也是共谋者,绝不是为李世民的既成事实所迫。

其二,据温大雅《起居注》等书记载唐朝创业阶段的历史,往往建成、世民并称,建成在世民之上,于是可断定平定群雄,李建成之功不仅不比李世民小,甚至可能还比李世民大。另外,东都之役后,李世民逐渐以洛阳为基地,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武德四年设立文学馆,招徕了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等“秦府十八学士”,武将则有“八百勇士”,引起高祖极度不满。武德五年他对宰相裴寂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7此后对李世民的军政权力加以限制,于同年四月将其兵权转归齐王李元吉,不久又罢免了他的陕东道大行台、都督山东河南河北诸军事的职务,由太子李建成取代。接着又驱逐了李世民心腹房玄龄、杜如晦,以至六月初三夜李世民召二人密谋时,他们都是身穿道服化装潜回的。高祖还曾经当面斥责李世民:“皇帝自有天命,不是靠智力可获得的,你何必那么急着想要呢?”○8由此可见,李渊在立储一事上,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从未倾向于李世民。

其三,据说“玄武门事变”发生前三天的六月初一晚,李建成召李世民到东宫饮酒,在酒中下了毒药,李世民当即“心中暴痛,吐血数升”○9,被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扶回西宫。此事的真伪实在令人生疑,李建成既然要置李世民于死地,必然要用剧毒,李世民当场“吐血数升”,说明毒性已经发作,回家后居然平安无事,莫非李建成用了假冒伪劣产品?而李建成居然没有预伏甲士,任由李世民活着脱身,以李建成的政治经验,难道不知道毒杀未遂的严重后果吗?再说,既然李世民早已掌握李建成“淫乱后宫”等诸多罪行,又有叔父在场目击自己被毒的铁证,为什么还要等两天后再向李渊告发,而且绝口不提毒酒事件呢?看来此事多半出于贞观史臣的虚构。李建成系高祖与窦皇后所生嫡长子,被立为太子名正言顺。他曾为大唐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掌握着东宫独立的武装长林兵,并且获得手握兵权的四弟齐王李元吉的支持。高祖最为信任的宰相裴寂,也是李建成的坚定支持者,高祖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等人经常说李建成的好话。显然,李建成的“接班人”地位十分稳固,完全没有搞阴谋诡计的必要。

综上所述,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玄武门事变”是秦王李世民为夺取政权而发动的一起政治谋杀案。

后记:

一,关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据钦定的《高祖、太宗实录》,“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巢剌王(元吉)性本凶愎,志识庸—卜,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对于建唐前李建成、李元吉的作为,《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说他们“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已来,又无功德,常自怀忧,相济为恶”。可是温大雅的记载却完全不同。河东是军事要地,介于太原和关中之间,李建成留在那里,负有李渊的特殊使命“潜结英俊”,而李建成亦不负期望,“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欢心,无不至者”。以致唐军攻克霍邑后,“河东沿黄河的百姓数百人争先恐后,主动送来渡船”○10,足见李建成此前拉拢人心的成效。

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长安(长安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并不亚于后来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唐军声威大振,顿时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使得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使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又令王世充占据的洛阳的西方成为了死路,更使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不得不顾及强大的唐军加上坚城长安的效果,同时又与窦建德相持,没有让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逼近太原,其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

武德元年(六一八年)定都长安后,李渊随即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作为储君,李建成的主要职责是帮助高祖处理日常政务,“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11并委派德高望重的老臣李纲、郑善果辅佐。

李元吉其人的确有不少严重的缺点,但亦“力敌十夫”○12,在军事上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

据史料记载,站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边的,还有其他小王的母亲,即李渊“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等,而且说她们皆与李建成,李元吉淫乱。○13司马光对此则表示“宫禁深秘,莫能明也”。○14这样的态度是慎重而正确的,封建史臣做这样的歪曲,意图是把李建成描绘成在朝廷中找不到政治力量的孤家寡人,只能用不正当手段在后宫中施展伎俩。

二,史书是否真的记录了历史?

关于“玄武门事变”的来龙去脉,历史上的三部官修史书《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皆有记载。其中《旧唐书》是五代后晋时根据唐代官方史料所撰。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根本没有条件对史料详细的辨别真伪就仓促成书,一向不被认为是信史,也正因此宋代才会重修唐史。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增益非官方记载,此为《新唐书》。而《资治通鉴》在前两书的基础上又有补订增损。但总而言之,三史书基本是以唐代官方史料为基础的,而唐代关于“玄武门事变”前前

后后的官方记载,基本都集中在《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里。不巧的是这两本《实录》正是在李世民的干预下修成,终李世民一生,都担心日后史家如何评论“玄武门事变”,于是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起居注》和《实录》,打破历代皇帝不可阅读的先例。这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完全不符,因为即使是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不能查阅史官们对他记载了什么。史官们对他日常活动和言论的记录应该随时密封,待他去世后才能正式整理成书,永久保存。唐太宗为什么要打破常规做这种完全可能给他留下不利影响的事呢?虽有史书记载李世民要求“削去浮,直书其事”,但已引来种种推想并举证,认为李世民曾修改两书。按近代学者章太炎的说法:“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15故上述三史书关于初唐历史的记载其真实性大打折扣,也正是因此,“玄武门事变”才显得越发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三,洗尽铅华,后人如何看待这位唐代天骄?

《旧唐书》评价太宗皇帝时说:“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尝试论之:础润云兴,虫鸣螽跃。虽尧、舜之圣,不能用檮杌、穷奇而治平;伊、吕之贤,不能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际,遭遇斯难,以至抉目剖心,虫流筋擢,良由遭值之异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轲,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时也。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

《新唐书》评价太宗皇帝时说:“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

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贞观政要》集论的撰者,元朝的戈直说:“夫太宗之於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

明宪宗在命儒臣订正重刊《贞观政要》时写道:“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

纵观历史,唐太宗李世民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卓越的政治家,著名的理论家,书法家和诗人。他在位的二十三年(627-649)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军事力量强大,出现了为后人所称道的“贞观之治”。称他为“千古一帝”一点也不为过,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毫无疑问,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玄武门事变”已经被历史盖上了厚厚的尘土,我们无从找到确凿的证据为这一历史悬案断案,究竟孰是孰非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就让这一事件一直保持着神秘吧,给每一个后人留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品味这其中的得与失,咀嚼这流传千百年的历史传奇带给人们的启示。

注释:

○1参见《通鉴》;

○2参见《唐鉴》;

○3参见《读通鉴论》;

○4参见《旧唐书》;

○5参见《旧唐书,姜(上莫下言)传》;

○6参见《旧唐书,李靖传》;

○7参见《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8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9参见《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10参见《旧唐书,高祖本纪》;

○11参见《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12参见《隋唐嘉话》;

○13参见《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14参见《通鉴》;

○15参见《书唐隐太子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