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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设计理论_一个综述

第10卷第4辑2011年12月

产业经济评论

Review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Vol.10No.4

December2011机制设计理论:一个综述

方燕张昕竹*

摘要:本文梳理重要概念及其独创的见解和应用。对机制的新理解和激励相容概念使得机制设计框架得以确立;显示原理及其拓展简化分析框架。公

共品经济难以有效权衡配置效率、自愿参与和激励相容。在拟线性和一般经济

环境下,公共品提供的占优策略均衡机制分别存在严格的帕累托无效或独裁。

在贝叶斯环境下,公共品经济和私人品经济的帕累托效率与自愿参与可能难以

兼容。对于公共品不兼容性在极限角度仍成立。纳什执行及其拓展试图使在所

设机制下的所有均衡结果对于社会选择目标都最优。最优简要梳理在拍卖和规

制两项应用领域的发展。尽管对称独立下的私人价值拍卖模型拓展及其理解研

究成果丰硕,但是有些拓展的结论仍不明朗。最优规制机制分析及其拓展变革

传统规制理论,促进规制机制评价和效应分析等方面的发展。

关键词:机制设计社会选择规则激励相容显示原理执行理论

一、引言

借助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为分析各种形式的组织或配置机制提供了统一框架,突破传统价格理论分析范式。其重点解决与激励和私有信息相关的问题①。传统经济理论在相当松的假定下证明了市场机制通常能有效率地配置商品和服务。但是机制设计能在更松的假设下对其进行分析和比较,甚至能给市场机制提供新的理解。比如博弈分析表明,双重拍卖机制在各拍卖参加方对拍卖物估价拥有私有信息时是有效的,并且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双重拍卖会越来越有效地加总各方私有信息,最终使全部私有

*①方燕: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09级博士三班,邮编:102488;电话:158********,010-81364513;E-mail:fy314159@https://www.wendangku.net/doc/f014752424.html,。

张昕竹: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江西财经大学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邮编:100732;电话:137********;E-mail:xzzhang@https://www.wendangku.net/doc/f014752424.html,。

机制设计并非Arrow-Debreu一般均衡配置理论的特例或扩展。正统的一般均衡理论集中探讨某特定机制(如完全竞争机制)能否在某种经济环境下产生帕累托配置;机制设计不研究给定机制的有效环境,探索在给定环境下能否找到具某些合意性质(如帕累托有效和自愿参与等)的机制,参见田国强(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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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在均衡价格中得到体现(Wilson,1985)。这也验证了Hayek(1945)关于“市场能有效地加总各方私有信息”的论断。

当然,在某些情形下,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资源完全有效配置。此时,机制设计可找到其他更有效机制。一个经典例子是公共品提供问题。Samuel-son(1954)当时断言:“由于每个人提供虚假信号是其利益之所在,不存在保证公共品有效提供的配置机制”。机制设计可推翻Samuelson的推断,甚至对解决公共品提供问题的各种机制进行效率比较,从而确定通过税收支持的公共品提供的财政预算。除加深对市场机制的分析和理解外,机制设计理论给诸如定价与税收(Mirrlees,1971;Atkinson&Stiglitz,1980)、规制与审计(Laffont&Tirole,1993)、公司治理(Tirole,2005)、网络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Parkes,2010)等领域提供突破。

同时,机制设计理论可指出“哪些机制对于各方参与者(如卖方或买方)而言最优”(Samuelson,1984)。这方面的见解常被用于理解现实中的市场机制,如确定现实中常用的拍卖方式在何种条件下能实现卖方预期收益最大化(Harris&Raviv,1981;Myerson,1981;Riley&Samuelson,1981)。如果条件无法满足,则可明示最优拍卖形式应具有的特点(Myerson,1981;Maskin&Riley,1984a)。同样,这还有助于找到垄断定价问题的出路,比如揭示为实现卖方期望收益最大化所定的价格应如何取决于产品数量和质量(Maskin&Riley,1984b)。总之,机制设计理论能解释(乃至解决)很多理论和现实问题。

机制设计的思想起源①要追溯到20世纪30 40年代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大争论的探讨,当时传统价格理论不能评价如社会主义命令经济之类的非价格组织的优劣。价格理论只能揭示在一定条件下自由市场能实现效率,未能说明社会主义集中经济就不能实现同样的效率。主要是因为对中央指导经济系统的信息和计算可行性问题的回答很难(Ward,1967)。为此,Hayek(1945)建议将不同组织视为信息交流系统,从而使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争论有个评定标准或手段。

机制设计理论的真正发展常被认为始于Hurwicz(1960)。在Hayek(1945)的启发下,Hurwicz(1960)把机制视为一个信息交流系统。系统内的各参与者(或分别与一个信号处理中心)之间相互传递信息,按照所传递的信息和先定规则发布一个结果。在此框架下,市场制度能与其他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起初,研究兴趣集中于机制的信息量和计算成本,忽略激励问题②(Mount&Reiter,

①②其实,机制设计思想除源于社会主义经济(或公有经济)有效性的争论外,还与资本主义

市场机制(或私有经济)在某些情形下无效或失灵的探讨有关。研究发现,不对称信息会带来更大挑战,不能包括到拓展的Arrow-Debreu配置理论体系中(Akerlof,1970;Spence,1974;Rothschild&Stiglitz,1976)。

从最小信息量和计算成本角度研究最优机制问题的国内专家是Hurwicz的弟子田国强。参见其论文集田国强(2000)前言和综述性论文田国强(2003)中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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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Hurwicz,1977)。后来,Marshak&Radner(1972)和Groves(1973)强调激励问题的重要。鉴于如何向参与者提供激励仍未完全解决,直到Hur-wicz(1972)提出激励相容概念,才使机制设计理论得到真正有效的应用。因为只有在激励相容条件下,才能对有自利倾向又有私有信息(或可采取隐藏行动)的参与者进行分析。

20世纪70 80年代,显示原理的确切表述和执行理论的发展促进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大发展。显示原理极大地简化了机制设计问题。该原理使我们只考虑直接机制,就可找出某个配置问题的最优机制。尽管直接机制并非对现实情形的客观描述,但是其独特的数学结构,使得在直接机制集内求解最优配置较易处理;还可对那些用其他方法难以解决的机制设计难题得到轻松地解答。很多学者对显示原理的表述及拓展做出贡献,其中Myerson(1979,1982,1986)的贡献最大①。Myerson还将显示原理开拓性地用于规制和拍卖研究(Baron&Myerson,1982;Myerson,1981)。尽管显示原理相当有用,但是不能解决均衡多重性问题。尽管在某个均衡中能得到一个最优结果,但是其他次优均衡也可能存在,那么参与者就可能错误地实现这些次优均衡结果。能不能设计一个机制,使其所有均衡都最优?第一个对该问题给出一般性解答的是Maskin(1977)。随后发展起来的所谓执行理论已成为现代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部分。

过去几十年,机制设计理论不断影响着欧美各国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发展进步。在当今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机制设计在中国的新应用和新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解机制设计理论变迁显得很有必要和迫切。本文专门梳理机制设计文献发展脉络及其应用。正文主要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阐述机制设计中的关键概念和洞察性结论,第三部分简要探讨机制设计理论的两个重要应用,第四部分为总结和展望。

二、核心概念和独创性见解

首先,本节简要阐述激励相容和显示原理概念;其次探讨一些关于占优策略均衡或贝叶斯均衡机制的重要结论,特别涉及公共品有效提供问题;最后以对执行理论的讨论结束本节。

(一)激励相容和显示原理

Hurwicz(1960,1972)的出版标志着机制设计理论的诞生。Hurwicz (1960)认为,一个机制是一个信息交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所有参与者交

①严格而言,显示原理指出由某机制及其一个均衡所构成的共同体等价于一个直接激励机制。对显示原理的细致讨论和综述,详见Salanie(1997)、Myers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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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信号,这些信号按事先给定的规则确定一个结果。这些信号可能包含个体私有信息,如关于公共品的真实支付意愿方面的信息。机制就如一个机器,统一处理所接收到的信号,然后加总这些客观或虚假的私有信息。由于每个人都最大化自身期望支付,可能隐藏对己不利的信息或发送虚假信息。出现了信号博弈均衡结果的执行概念,这样机制就可视为信号博弈规则。这时,比较不同机制转化为比较相应信号博弈均衡(田国强,2000)。

为了确立实现某个既定目标(如利润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机制,首先要确定可行机制集,然后明确用于预测参与者行为的均衡标准(Fuden-berg&Tirole,1991,Ch.7)。假如只探讨每个人都直接报告私有信息的直接机制,那么只有如实报告类型是其利益之所在时才会如实报告。依据每个人所报的信息,直接机制将之对应到某个结果。现假设用占优策略均衡作为均衡标准。Hurwicz(1972)的激励相容(IC)可表述为:一个机制是激励相容的,如果每个人如实报告自身类型是其占优策略。有时还要施加参与约束(IR),即参与到机制中去不会让任何人境况变差。利用这些约束,在纳什环境和对技术和偏好的松假设下,Hurwicz(1972)证明了一个消极性结论:即在一个标准交换经济里,不存在满足IR的激励相容机制能实现帕累托有效的结果。换言之,私有信息排除完全有效结果存在的可能。

此外,Hurwicz(1972)还引出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如果考虑除直接机制外更广泛的机制集,和(或)使用比占优策略均衡更松的均衡概念(如纳什均衡或贝叶斯均衡等),能否实现帕累托最优?如果还不能,相应的社会福利损失究竟有多大?在此情形下应选何种效率标准衡量机制的优劣?更一般地,不管结果是否有效,何种机制能最大化既定目标(如利润或社会福利)?等等。后来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主要归功于显示原理的表述、拓展和有效应用。

显示原理表明一个机制的任何均衡结果都能通过一个直接激励机制来实现。Gibbard(1973)最早在隐藏信息情形下提出使用占优策略均衡的显示原理。后来,许多学者分别将之拓展至使用贝叶斯均衡情形(Dasgupta et al.,1979;Harris&Townsend,1981;Holmstrom,1977;Myerson,1979;Rosenthal,1978)。首次在隐藏行动情形下给出显示原理的是Aumann (1974,1987)。Myerson(1982,1986)则综合了同时隐藏信息和行动情形下的更一般显示原理,甚至拓展至多阶动态贝叶斯博弈情形。也就是说,一般性的显示原理不仅在参与者有私人信息和(或)采取不可观察性行动时有效,甚至在多阶段动态博弈下也有效。尽管潜在机制集很大,甚至无穷大,显示原理指出最优机制总能在一般机制集的一个子集(确切的是,直接机制集)内找到。当今很多文献集中探讨什么样的直接机制能在IC(有时有IR)约束下实现目标函数最大化这个数学问题。

其实,显示原理还能将纳什环境下的Hurwicz(1972)不可能性结果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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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信息要求较低的贝叶斯环境。从而说明,在纳什环境和贝叶斯环境下,私有信息的存在都会使帕累托最优结果无法实现。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效率标准;同时出于揭示私有信息和鼓励应有行动的需要,该标准还需考虑激励因素。一个直接机制是激励有效率①,如果它能使参与者期望支付加权和在所有参与者的激励相容约束下实现最大化(Holmstrom&Myerson,1983)。该标准可用于回答Hurwicz(1972)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比如市场机制能否实现激励效率。在局部均衡环境下,双重拍卖交易机制是激励有效率的(Myerson&Satterthwaite,1983;Wilson,1985);在一般竞争均衡环境下,可能特征化激励有效率的信息结构(Prescott&Townsend,1984)。

下文对公共品和私人品经济在占优策略均衡或贝叶斯均衡下的主要结论进行简要探讨。

(二)关于公共品提供的占优策略机制

现考虑经典的公共品有效提供问题。当每个人对某公共品的支付愿意具有私人信息时,他们可能被诱导去假装对该公共品无兴趣,希望少承担自己本应承担的成本支付份额(Samulson,1954;Olson,1971)。20世纪70年代前,经济学家常认为,由于人们不愿揭示其真实的支付意愿,公共品的有效提供不可能实现(Samuelson,1954)。然而Groves(1973)的结论令人意外。他俩指出,如果不考虑公共品需求的收入效应(技术上讲,是效用拟线性情形),那么存在一个机制族,使每个人揭示各自真实支付意愿是一个占优策略均衡,同时公共品提供的均衡量实现配置效率。他们主要通过设计一个税收或补贴方案,使每个人决策带来的外部性内部化,达到让每个人讲真话的目的。其实,Vickrey(1961)早就在拍卖环境下提出类似思想。尽管Vickrey-Clarke-Groves(VCG)机制②可在强均衡下实现配置效率,但是其存在一个重大缺陷,使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帕累托有效③。这个缺陷是,其不满足严格预算平衡(BB)④,严格而言是,转移支付过多(Tideman&Tul-lock,1976;Green&Laffont,1979;Fudenberg&Tirole,1991,Ch.7)。过多的转移支付难以有效处理。如在参与者之间分享超额转移支付,会损害参与者讲实话的激励;如浪费净支付剩余又不是有效率。只有系统自身消化过多的转移支付,才可根本上实现完全有效率(Mas-Colell et al.,1995,Ch.23)。

①②

③④注意,激励效率和经典的帕累托效率存在本质区别(Myerson,2006)。

VCG机制未考虑IR约束。如要满足IR,公共品提供的占优策略激励机制不存在。其实即使

在私人品情形,只要人数有限,在IR下的有效配置都不可行,虽然在人数无穷多的理想化情形下可行(Hurwicz,1972)。

经典帕累托效率常意味着实现了配置效率(AE)和预算严格平衡(BB);反之亦然。

此外,VCG还对合谋行为和低收益现象很脆弱,尤其在组合拍卖和交易环境下。对VCG脆弱性的研究催生出大批文献,如动态VCG的提出。具体参见Conitzer(2006,Ch.5)和Parke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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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弃拟线性环境而回到一般经济环境,则在占优策略机制内得不到多少合意的结果。判断依据主要来自Gibbard(1973)和Satterthwaite (1975)。基于Arrow(1951)不可能性定理,他俩分别研究表明①,在非受限的一般性经济环境②下,唯一可行的占优策略激励机制便是独裁机制,即按照某个事先选定的参与者(即独裁者)的最偏好结果行事。鉴于Gibbard-Satterthwaite(G-S)不可能性定理和其他不可能性定理③在占优策略机制范围内所揭示的一系列消极性结果,后来很多文献放弃占优策略机制,选择信息要求较松的贝叶斯机制。

(三)关于公共品和私人品提供的贝叶斯机制

在贝叶斯模型里,经济主体是期望效用最大化者。均衡解主要是贝叶斯纳什均衡。贝叶斯机制设计问题的一般性探讨主要由Dasgupta et al.(1979)、Myerson(1979)和Harris&Townsend(1981)给出。在显示原理提出并推广后,贝叶斯机制设计理论的重大发展主要由Myerson的一系列文章给出(Myerson,1979,1981,1983;Baron&Myerson,1982;Myerson&Satterthwaite,1983)。在这些论文中,假定配置集为单维,参与者偏好为拟线性且满足由Mirrlees(1971)和Spence(1973)提出的单交叉性④。Myer-son对激励约束进行精美的特征化,使细致分析成为可能。

鉴于VCG机制违背预算平衡(BB)约束,d'Aspremont&Gerard-Varet (1979)和Arrow(1979)指出可在贝叶斯机制中解决此问题。在占优策略机制中,IC约束要求,不管其他参与者报告策略如何,只要每个参与者如实报告自身类型策略,就能实现效用最大化;而在贝叶斯机制中,参与者是期望效用最大化者,IC在期望意义上便成立(Fudenberg&Tirole,1991)。由于IC在贝叶斯机制中更易满足,d'Aspremont&Gerard-Varet和Arrow在贝叶斯机制下比在占优策略机制下得到更合意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贝叶斯机制下,可找到帕累托有效的激励机制。其实,d'Aspremont&Gerard-Varet(1979)和Arrow(1979)的AGV-R机制可视为VCG在贝叶斯环境下的自然推广⑤。尽

①②

③④⑤对G-S定理的证明,Schmeidler&Sonnenschein(1978)和Barbera(1983)分别给出与基

于Arrow不可能性定理的原始证明不同的证明过程。

未受限制的一般性环境现实中较难满足,像市场环境之类的常见环境都受限制。其实,在受限的市场环境下存在非独裁的占优策略机制,如单峰偏好下的幻影投票机制(Moulin,1980;Jackson,2003),拟线性偏好下的双重拍卖机制(McAfee,1993)和拟凹偏好下的经典交换机制(Barbera&Jackson,1995)。

主要指Hurwicz(1972)不可能性定理,Hurwicz&Walker(1990)广义不可能性定理及其Green&Laffont(1977,1979)不可能性定理等。

单交叉性常称Mirrlees-Spence条件,经Guesnerie(1995)推广后,被称为Constant Sign假定。在Fudenberg&Tirole(1991)中亦称为Sorting条件。参照Laffont&Martimort(2002)。

因此,有文献将AGV-R机制称为期望Groves机制(或期望外部性机制),如Mas-Colell et al.(1995,p.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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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AGV-R机制可实现帕累托有效,但它并不满足事中参与约束(或个人理性约束)(Interim IR)①。有些参与者在观察到自己的真实类型和他人类型分布时可能不愿参与,故该机制只有在强制参与下才可行。如果自愿参与,即使在贝叶斯环境下,帕累托无效的搭便车问题也存在。换言之,对于公共品经济,即使在贝叶斯环境下,帕累托效率和自愿参与也不兼容。

其实,只要参与自愿和配置决策按照一致同意原则进行,即使从极限角度看,贝叶斯环境下的搭便车问题仍存在,甚至更严重。基于Myerson(1981)的处理技巧和Roberts(1976)关于公共品提供在占优策略机制下的极限无效率结论,Rob(1989)和Mailath&Postlewaite(1990)证明,筹资支持公共品提供的概率,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将趋于零。Mailath&Postlewaite(1990)还举例解释道,尽管每个参与者都知道筹资提供公共品对大家有利,提供公共品的概率仍逐渐趋于零。因为在公共品情形下,如果参与公共品决策的人数相当多,任何单个参与者成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决策者的概率很低,也就是说,公共品被提供的概率几乎不受任何单个人的影响,但是每个参与者一般都可决定自己可分担的公共品成本支出额(Olson,1995;Fudenberg&Tirole,1991)。

其实,在贝叶斯环境下,帕累托效率和自愿参与之间的不兼容性,即使在非公共品领域也可能成立②。对于贝叶斯环境下的私人品经济,帕累托效率与自愿参与不兼容论断的直接依据正是Laffont&Maskin(1979)③和My-erson&Satterthwaite(1983)④的不可能性定理。Laffont&Maskin(1979)和Myerson&Satterthwaite(1983)都指出,在双边交易下,不存在满足事中IR 的直接激励机制,使得只要买方估价大于卖方估计交易就发生。基于显示原理,进而不存在任何能实现所有交易所得的机制(不管直接机制还是间接机制)。也就是说,帕累托效率与自愿参与和自由交易不相容。总之,在激励

①②

③④如果目标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而非福利最大化,AGV-R却是满足参与约束、配置效率和贝叶

斯激励相容约束的机制集中期望收益最大的(Krishna&Perry,1998)。

私人品和公共品的差异很关键。对于私人品,随着经济体的增大,激励和私人信息问题会逐渐消失。比如在私有品按拍卖方式配置且潜在买方很多时,均衡结果满足经典竞争均衡的性质,如价格已加总所有私有信息并反映私有品真实价值,从而买方将价格看做外生参数是其最优策略(Wilson,1977;Milgrom,1979)。相反地,在公共品下,激励问题常随着经济体的增大而变得越加严重(Mailath&Postlewaite,1990)。

Laffont&Maskin(1979,Ch.6)的分析环境比Myerson&Satterthwaite(1983)的两人双边交易环境更一般化。双边交易中的两元决策变量一般化到多元。由于Laffont&Maskin对有效决策解和最优期望转移支付的可微性假定,限制了对不可微情况的分析。参考Fudenberg&Tirole(1991,p.278)。

Myerson&Satterthwaite(1983)的扩展分析很多,结论很有意思。比如Cramton,Gibbons&Klemperer(1987)向多人和任意初始产权结构下的拓展:如果初始配置完全平均,将存在满足IC、IR和BB的有效机制,从而与Coase(1960)定理形成对照。也许由于买卖身份的不确定(Myerson,2008)或者初始产权配置对保留价值的影响。再如Spier(1989)向在诉讼案件讨价还价情形和Le-dyard&Palfrey(1989)向公共品机制情形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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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机制下,不可能进一步抽取潜在交易所得。因此,在很多文献中,帕累托效率常被激励效率标准所取代。例如,始自Chatterjee&Samuelson(1983)的双向拍卖机制被证明是激励有效率的,同时其激励效率的上边界只有在线性策略均衡下方可得到(Myerson&Satterthwaite,1983)。

虽然在私人品领域,帕累托效率和自愿参与之间的不兼容性可能成立,但是根据Wilson(1977)和Milgrom(1979)的结论,随着买卖双方人数的不断增加,甚至增至无穷多,即使在私人信息下,任何潜在交易者单方面的策略性行为也不太可能影响交易条件,从而使配置趋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Fudenberg&Tirole,1991,p.279)。基于Hurwicz(1972)在纳什环境下的极限有效结论,Roberts&Postlewaite(1976)在贝叶斯环境下证明,在某些正则性条件下,随着交易人数趋于无穷,任何单个交易者通过策略性报告所获得的最大额外效用趋于零。后来,Wilson(1985)和Gresik&Satterthwaite (1989)在贝叶斯环境下得到类似的结果。总之,对于贝叶斯环境下的私人品经济,自愿参与条件下的经典效率结果从极限角度看却可能实现。

(四)执行理论

对于直接机制,激励相容保证每个人说真话是一个均衡,但不能保证其唯一性。对于给定的一般性机制,显示原理只能将其背后博弈的某特定均衡情形对应到讲真话的直接机制上。其实,很多机制(特别是一般性机制)背后的博弈有多重均衡,有些均衡会导致无效的结果。比如,Leininger et al.(1989)发现,双重拍卖有无穷多个非线性策略均衡,并且这些均衡结果的福利从激励效率到零之间不等。显然,均衡多重性严重削弱双重拍卖机制的吸引力。Wil-son(1979)在分析可分性物品的统一价格拍卖时,得到如“投标者在低价位下共同分割物品”之类的均衡。在这种默契均衡中,每个投标者会挑衅性地投注低于预期均衡份额的任何份额,阻挠其他投标者获取高于他们默契拟定额的份额。这些潜在合谋对卖方很不利。再如,在社会决策中,要在多个候选人中做抉择的投票人事实上面临一个协调问题。把票投给一个毫无获胜机会的候选人将意味着浪费自身选票。因而,如果普通大众在选举时都认为某个候选人根本就没有获胜的可能,那么这个预期最终会自动实现(Olson,1995)。

鉴于此,设计机制使其所有均衡结果对给定目标而言均最优,很合理和重要,这就是执行问题①。最早,Groves&Ledyard(1977)和Hurwicz&

①执行概念按要求高低有多种。正式地,弱执行指某机制有一均衡结果实现既定社会选择规则;强/严格执行要求该机制的所有均衡结果都实现既定规则;完全执行要求每个要实现的结果同时是某个机制的均衡结果。执行问题研究的经典著作有Maskin(1985),Moore(1992),Osborne&Ru-binstein(1994,Ch.10),Mas-Colell et al.(1995,Ch.23Appendix),Corchon(1996),Jackson (2001)和Maskin&Sjostrom(2002)等。最新的博弈论手册Aumann&Hart(2002,Ch.61)对基于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维度执行理论的分析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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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eidler(1978)论证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构造机制使所有纳什均衡都帕累托有效。然而要论对执行理论的贡献,Maskin(1977、1999)最大。Maskin(1977)给出纳什可执行社会选择规则(SCR)的一般性特征或定理,即在至少有3个参与者时,只有满足Maskin单调性和无否决权条件的社会选择规则才是纳什可执行的①。

基于Maskin考虑完全信息博弈下的纳什均衡,如果精炼纳什均衡,社会选择规则可能更易执行(Maskin&Sjostrom,2002)。如在完全信息下,几乎任何SCR都可通过非劣战略纳什均衡得到执行(Palfrey&Srivastava,1991;Jackson et al.,1994;Sjostrom,1999)。注意,这种特殊的纳什均衡执行可能不太稳健(Chung&Ely,2003)。更重要的是,从信息不完备性和动态性两维度上的扩展或精练。Maskin定理扩展至不完全信息下的贝叶斯均衡情形,产生贝叶斯均衡执行②概念(Postlewaite&Schmeidler,1986;Pal-frey&Srivastava,1991;Mookherjee&Reichelstein,1990;Jackson,1991)。如Palfrey&Srivastava(1991)探讨,在拍卖情境下为使所有均衡都激励有效率,双重拍卖该如何修正。此外,其向完全信息下的子博弈均衡情形下的扩展,产生子博弈完美均衡执行和重复执行概念(Moore&Repullo,1988;Glazer&Ma,1989;Glazer&Perry,1992;Kalai&Ledyard,1998)。比如Glazer&Ma(1989)对所罗门判案(Soloman's Predicament)的开创性研究。他们指出,由于所罗门判案中分辨真实母亲的目标规则不满足Maskin单调性,在纳什均衡下不可执行,如果在动态博弈机制下执行却可能。事实上,在子博弈完美均衡下,很多社会选择规则可能执行(Maskin&Sjostrom,2002)。一般地,在正则性经济环境下,至多三阶段的动态博弈可执行几乎任何社会目标(Moore&Repullo,1988;Moore,1990)。

除了从信息不完备性和动态性两维度扩展,Maskin定理③还在其他方向进行扩展,比如事实或近似执行(Matsushima,1988;Abreu&Sen,1991)、防范重新谈判均衡执行(Maskin&Moore,1999)和各类的事后执行(Eli&Saung,2002;Segal,2003)等。Moore(1992)和Maskin&Sjostrom (2002)评述了执行理论的各种概念的扩展。正如Nobel Foundation(2007)所言,执行理论已经在并且将继续在经济理论的多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如社会选择理论(Moulin,1980)和不完全契约理论(Maskin&Tirole,1999)。

在此提醒,如果要了解给定机制的所有均衡,不能拘泥于直接机制。这

①②③Maskin(1977)手稿对该结论的证明不完全,但是影响很深远。后来Willams(1986)、

Repullo(1987)和Saijo(1988)分别给出完整证明。一般情况下,Maskin单调性足以保证纳什执行,无否决权条件在如市场环境等许多情形下都满足。具体请参考Maskin(2008)。

论述贝叶斯均衡执行的经典著作有Myerson(1989),Fudenberg&Tirole(1991,Ch.7),Palfrey&Srivastava(1991),Mas-Colell et al.(1995,Ch.23),Krishna(2002,Ch.5)等。

有文献为迎合拓展了的执行概念,一般化Maskin单调性。参照Baliga&Sjostrom(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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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通常意义上的机制设计文献和执行文献的主要差异,即机制设计文献主要通过直接机制探讨单个均衡;执行理论文献则关注所有均衡和间接机制集(Jackson,2003)。当然,一般意义上的机制设计已经包含执行理论。

三、应用举例

机制设计使得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框架更加统一。比如,尽管Vickrey(1961)揭示出常见拍卖方式背后的收益等价性规律,但是只有机制设计产生后,收益等价性定理的一般性分析才可能。此外,机制设计还在其他领域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比如,在竞争机制分析中,机制设计揭示了各竞争交易机制之间的买方均衡配置和价格形成结果,而经典价格理论对这些问题一直无能为力(McAfee,1993;Ellison et al.,2004;Tian,2008)。这里,将不(也不可能)详细探讨机制设计在各领域的应用,仅仅通过梳理其在拍卖和采购研究与规制两个重要而热门领域的应用,初步洞察机制设计理论的魅力与活力。

(一)最优拍卖和采购机制

拍卖和采购机制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Harris&Raviv (1981)和Riley&Samuelson(1981)已从最优最小价格的选择入手分析了最优拍卖问题,但是从机制设计角度分析的Myerson(1981)的问世才奠定对最优拍卖问题的系统性研究方法和基石(Wolfstetter,1999,Ch.8)。该文及其跟进的大量文献促进对现实拍卖机制的理解①。在此经典文献中,假定一个卖方要出售一物品,但不知道潜在买家愿意为此物品支付多少价格。哪个拍卖机制能最大化卖方期望收益?基于显示原理,Myerson(1981)研究了每个潜在买家直接报告支付意愿的直接激励机制,得到在满足IC和事中IR下的收益等价性定理,即在风险中性、类型独立和私人价值等假设下,卖家使用任何能使最高估价者得到物品和参与拍卖的关键估价相同的拍卖方式均得到相同的期望收益(SIPV)②。特别地,英式和荷兰式拍卖,以及第一和第二密封拍卖4种方式都能得到一样的期望收益。如果买家类型分布对称和卖家保留价格适当,这4种拍卖机制都最优③。

①②③研究拍卖机制的文献很多,如专著有Krishna(2002),Milgrom(2004);综述性论文有

McAfee&McMillan(1987),Milgrom(1989),Wolfstetter(1999,Ch.8),Klemperer(2004)等。现在拍卖机制研究俨然成为一门热门学科。

Krishna&Perry(1998)拓展Myerson(1981)收益等价性定理,得到一般性收益等价性原理,即在拟线性环境下,所有具有相同配置或决策规则的贝叶斯激励机制所得的期望收益均等于一个外生常数;或者说执行某个给定配置规则的所有机制在转移支付规则上等价。

Myerson还证明,即使买家之间非对称,最优拍卖方式仍可促进竞争,只要采用更有利于低支付意愿卖家的歧视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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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rson(1981)的对称独立下的私人价值拍卖模型(SIPV)得到全方位的拓展,获得许多独创性见解。首先,放松SIPV的技术性假定的研究不断出现(Wolfstetter,1999,Ch.8),如投标者不确定人数(McAfee&McMil-lan,1987)、估价不连续(Riley&Samuelson,1981)、投标者风险非中性而规避(Maskin&Riley,1984)、信念相关(Milgrom&Weber,1982)、非对称拍卖(Plum,1992;Maskin&Riley,1996)、多物品拍卖(Maskin&Ri-ley,1989;Armstrong,2000)等。前面几种拓展性分析得到一些有益的结果,使对拍卖机制的理解更加深刻。后3种拓展的结论仍不明朗。比如,在单个投标者可投标多物品时,投标者策略性减少需求的行为,使得一些复杂现象(如收益等价性定理失效和低价格均衡等)经常出现,导致对组合拍卖进行特征化异常困难(Avery&Hendershott,2000;Armstrong,2000)。

其次,如果拍卖者是仁慈而具广大抱负的经济主体(如政府),那么假定卖家追求期望收益最大化可能并不合适。至少在某些情况(如政府私有化某资产)下如此。此时,一个更加重要的目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将私有化资产拍卖给对之估价最高的个人或企业。Maskin(1992)发现,英式拍卖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即使在每个投标者估价依赖于他人私有估价类型之类的公共价值情形下也如此。其实,基于前述的Laffont-Maskin 和Myerson-Satterthwaite不可能性定理,由于信息约束,政府通过拍卖进行资产私有化彰显产权初始配置的重要性。的确,由于共同产权可能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初始产权不应事先就假定为属于某个人(Cramton et al.,1987)。

最后,如果拍卖物数量可适时调整,结论可能不同。如果卖家能以既定成本提供额外物品,买家之间直接竞争的积极效应就可能有限。同时,此时的拍卖机制自然变成了销售机制①。Mussa&Rosen(1978)和Maskin&Ri-ley(1984b)得到垄断者在不了解消费者消费品位下的最优销售机制。此机制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厂商的数量折扣手段。Stole(1995)将之成功地扩展至寡头垄断情形,但是向多产品垄断和多维类型情形扩展(Armstrong,1996)的结果不那么乐观。换言之,从(期望)收益最大化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变化所得的有效结果不能自然地拓展至多维类型情形(Maskin,1992)。在多维类型情形下,一般不存在使物品配置给估价最高者的激励机制(Je-hiel&Moldovanu,2001)。

(二)最优规制机制

规制垄断者和寡占者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问题。正如Laffont (1994)所言,过去大量规制文献都(有意或无意地)对规制过程做出事先

①换言之,销售机制可视为拍卖机制的拓展。由于拍卖机制与购买(或采购)机制的主要差别是机制设计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购买机制亦称反拍卖机制(或采购拍卖)(Garg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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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规制者被假定面临一些外生约束,如垄断者须获得超出市场回报率的超额回报,而这个市场率不来自于背后最优化过程,而由事先确定。鉴于如此松散的基础框架,对规制过程做出合理的规范判断很困难(Laffont,1994;Laffont&Tirole,1993)。在Weitzman(1978)和Loeb&Magat(1979)启发下的先驱性工作Baron&Myerson(1982)和Sappington(1982,1983)及其后续文献的出现,极大地改变这种境况。在这些开拓性论文中,规制过程被视为一个不完全信息下的贝叶斯博弈,其中规制者对垄断者(或寡占者)的真实生产成本信息不了解①。借助显示原理,Baron&Myerson(1982)和Sappington(1982,1983)在不诉求于事先假定下得到最优规制方案。在最优机制中,规制者(通常为政府机构)必须在鼓励有效产出和抽取垄断租金之间权衡。有时,还要保证垄断者有充分的参与激励。

自从这几篇先驱性文献出现后,规制经济学文献蓬勃发展②。这些文献为对不同规制机制的评价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如对价格上限规制方案与成本分担(或利润分享)规制方案之间的适宜度评定(Gasmi et al.,1991)。同时,规制经济学家还可以利用Baron–Myerson模型实证估计规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③(Wolak,1991,1994)。更重要的是,对早期模型(如Baron-Myerson静态模型)的各种扩展促进了对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比如,最优时间一致性问题(如棘轮效应问题)得到很好的解答,尤其在私有信息随时间逐步被揭示下的情形(Freixas et al.,1985;Laffont&Tirole,1988);对综合最优拍卖和最优规制的一般性探讨指明方向(McAfee&Mc-Millan,1986;Riordan&Sappington,1987;Laffont&Tirole,1987);催化对企业成本事后审计的研究(Baron&Besanko,1984;Laffont&Tirole,1986)。此外,还有对如被规制企业与规制者(或审计者)之间的收买(或合谋)(Tirole,1986,1992;Laffont&Martimort,1997;Baliga&Sjostrom,1998;Sjostrom,1999;Mookherjee&Tsumagari,2004)、规制治理与卡特尔化(Laffont&Tirole,1993,Ch.13)等问题的广泛研究,也得出大量有意思的见解④。

①②③④除供给方信息(如成本)不完全外(Baron&Myerson,1982;Baron&Besanko,1984),有

些学者如Riordan(1984),Lewis&Sappington(1988a)主张需求方信息不完全。双方存在争论,但是两方面的不对称性研究在逐渐融合(Lewis&Sappington,1988b;Spulber,1988)。

Laffont(1994)对从Baron&Myerson(1982)到Laffont&Tirole(1993)的10年间规制文献发展给出经典综述。

在新规制经济学中,随着模型的不断增多和拓展,对各模型及其外生假定的合理性和有用性的认证需求也增加。因而用计量手段验证模型参数成为必然趋势。具体请参见Laffont(1994)实证应用部分的讨论。

新规制经济学的经典性文献是被誉为规制经济学圣经的论文集Laffont&Tirole(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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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机制设计理论把各类组织视为非合作的贝叶斯(或纳什之类的)博弈①,从而可依据这些博弈的均衡结果来比较不同组织。这样就使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能参照理论最优情形分析各种组织的绩效等指标。比如在经济问题分析中,机制设计通过将激励约束和资源约束同等对待,为对配置效率失败的理解提供分析框架(Myerson,2006),同时为电力等市场设计、工序分配和复合资源配置等现实又复杂的问题提供了分析思路。总之,机制设计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军事等问题都有重要的见解,也在经济政策和市场制度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Nobel Foundation,2007)。上面对机制设计两大重要范例的梳理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今的机制设计理论,除了在上述提到的拍卖市场设计和交易机制与最优规制机制两个重要领域的理论深化和运用拓展外,还在如计算机科学(Nisan et al.,2007)、网络经济学(Narahari et al.,2008)和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上推进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比如,在现代网络经济学中,机制设计渗透到对如交通运输网、交际网和万维网等网络路线、密码和节点计算等网络经济学重要研究领域中(Garg et al.,2007)。再如,在电子商务应用中,机制设计成功地用于分析如关键字拍卖下的广告位销售、宽带或频段等交易、供应链形成、采购拍卖与电子采购中的私人市场等问题。

当然,机制设计理论本身也在发展和完善。这些发展基本上都基于对经典机制设计假设的合理化或放松基础上。在此主要指出启迪于信息结构和理性两方向的理论发展。首先,经典机制设计理论常假定具有私有信息的一方的类型和概率分布等信息结构是外生的共同知识。这个假定在分析交换经济帕累托配置决定等情形时也许可行,但是在更多现实机制的分析时,认为相关信息与所选机制无关未免过于主观臆断,同时认为信息结构是共同知识也不过是一相情愿。第一,机制选择时所依据的信息同样会受到激励的引诱,机制背后的信息交流相对直接报告类型信息是有限的(Green&Laffont,1987;Battigalli&Maggi,2002;Mookherjee&Tsumagari,2007),为此必须探讨何种机制,可在既定信息下刺激出现有效决策的同时,又可使相关参与者有激励通过同时交流(Blumrosen et al.,2007;Kos,2009)或序贯交流(Kos,2010)提供私有信息或搜寻外人具有的信息。在受限行为或信息空间下简单机制常近似有效(Blumrosen et al.,2007)。同时,机制设计者(如

①有少量文献从合作博弈角度分析。如对拥有信息的委托人问题,当初Myerson(1983)从合作博弈角度入手,后来Maskin&Tirole(1989,1990)的分析又回到非合作博弈框架中。参阅Fuden-berg&Tirol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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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和参与者(如代理人)之间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共同知识,并且潜在类型空间可能也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共同知识假定下的理论上的最优机制对特定环境细节变化很敏感或不稳健(Wilson,1985)。为此,要关注是否可能在均衡解更强健和简单机制内生化的条件下建模研究稳健性机制。总之,当今机制设计理论研究一大主题便是包括信息获取和信息揭示在内的信息结构内生化工作和无公共知识且类型空间巨大下的机制稳健化工作(Bergemann&Valimaki,2006)。

除了对信息外生性和公共知识进行假设外,经典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每个模型无一例外都假定,各经济主体是完全理性的,如具有完全的计算能力,同时在有效机制下的信息揭示是完全充分。这些假定在如互联网经济等情形下很不现实。基于此,目前学术界蓬勃发展出计算机制设计(CMD),以着重处理在信息交流和计算能力有限性和理性不完全等条件下的机制设计问题。目前,CMD理论的重点课题①有如算法机制设计与计算复杂性、间接机制与有效偏好揭示、分散执行与分散自动机制设计以及动态环境下的在线机制设计等。由于CMD过重地依赖于占优策略执行和事后纳什执行概念,在这些均衡下执行合意结果很困难;同时参与者对建模和计算能力相对有限,有必要建立有限理性之类的模型,如行为模型(Laibson&Gabaix,2004)。总之,目前CMD研究很不成熟,也受到很大挑战。

最后,套用著名经济学家Tirole的名言结束本文。正如理性预期使宏观经济学发生革命一样,博弈论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博弈论能改变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那么机制设计就能使规则制定者的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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