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误读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具有形象化，个性化，民族化，典型化的特点。因此，文学语言必须具有形象性，直观性和民族性。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必须是作品外在形态和内在意义的高度统一。翻译是异质文化交流中极其重要的路径之一。文化误读是指文学翻译中对自己本族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某些生僻或普遍问题产生误解的现象。文化误读虽是解读他者文化时所引发的普遍现象，却常常被简单定性为“错误”，遭到批评。然而我们面对中外译制文化，有必要跳出“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进入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对误读现象进行更为深入地探究以发现隐藏其后的原因及其影响，从而更全面，更公正地审视误读现象。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出现在文学翻译中的误读的缘由：
第一，文学形态的差异；
因为国家民族的差异，从而导致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上的差异，也就使得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在民族性，典型性和形象性上存在差异。但是语言又不是单纯的字，词，句的组合，而是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历史，哲学，艺术，心理等各方面的沉积，还是一种民族文学传统的沉积，因而，从一种文学到另一种文学的翻译远不仅是字，词，句之间的机械转换，而涉及两种语言的不同文化沉积和文学传统。文学作品的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民族文学传统的沉积，而语言的差异又使得要在目的语中重现原语作品的形态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对原有文化的错误预设；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秦达指出：“语言在文化中对词义，习语含义的影响如此带有普遍性，以致在不仔细考虑语言文化背景的前提下，任何文本都无法恰当地加以理解。”他人为，“笔译和口译中出现的最严重错误，往往不是因为词语的表达不当所造成的，而是因错误的文化假设所导致的。”误读通常源于译者对原语读解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指出译者应该“对自己头脑中的文化预设与各种“先结构”保持充分的认识”，人们往往由于过分熟悉这些东西而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翻译过程中茫然不觉地受到影响，造成误读失误。
第三，思维差异；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折射出来的思维差异，主要表现在具体与抽象，综合与分析，本体与客体，顺向与逆向等方向。民族思维的差异容易使一些“先见”根植在译者的头脑中，稍不留神就会滑入预定的轨道，以此代彼。诚然，思维，价值及审美观差异是复杂的，这些文化因素纵横交错，都可能使译者产生误读。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是一

种文化交际中不可忽视的事实存在，而且它具有与文学翻译同样的历史，那么，我们或许就该问一问“文化误读”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认为，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后果可从正反两方面看。首先，从其消极作用来看，“误读”，顾名思义，是一种对原作的“曲解”，“误解”，“改变”，因而它导致了文学传播中的部分失败，使译作读者看不到异质文化文学的真相。文化交流的目的就是为了互相了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果翻译中出现“误读"，那交流的质量就要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就翻译界已取得的共识而言，文学翻译就是应在最大程度地在各个层面上忠于原作，那么”“误读”显然又与翻译的宗旨是相悖的。因而，任何一位译者都应尽量避免翻译中的“误读”。但是，异质文化的相互认识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文学翻译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又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它的存在合法性是无可厚非的，如果从文学翻译应当为民族文化建设服务这个角度讲，“误读”也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可简要概括为几方面：1，使外国文学作品很容易在本国传播，与本国读者达到沟通，建立起文化交流；2，在“误读”中可能会阐发出原作中一些未被发掘的新意，重新发现原作的价值，甚至“创造”出文学名家，泰戈尔在中国被不同的诗人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以及尼采在中国现代被“误读”，还有唐代诗人寒山在五，六十年代风靡北美，都可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例子；3，由于“误读”往往是由于译者自身文化的历史需求造成的，因而，它也能促进本民族文学的发展，甚至产生质的飞跃，美国新诗运动中庞德等人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误读”，认为中国诗就是简约和意象，有力地推进了美国现代派诗歌的革新运动就是一个证明。
在文化翻译中针对文化误读的现象众说纷纭，但文化误读作为一种基于错误认知下的翻译形式，其本身是不提倡的。我们应当避免文学翻译中出现文化误读。毕竟庞德现象属于个例，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应该奉为圭臬，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文化误读”，正如Nide所讲：“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双文化甚至比双语更重要。”，它对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异质文化之间对话也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的各自特点，更重要的是，他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
总而言之，对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仍是比较文学界中一个极为紧迫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