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云谣集》与《花间集》闺恋词相异原因

摘要：同为早期曲子词，《云谣集》与《花间集》虽都以描写闺恋为主要内容，但艺术表达方式迥异，这和多种历史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本文着重从二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文化上分析其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云谣集；花间集；恋情词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015-01

作为现存最早的民间曲子词集，《云谣集》之恋情词展示了一个与《花间集》等文人词不尽相同的崭新的词学面貌，反映了词的原生状态。两者相较，虽然都以男女恋情为题材重心，但表现方式迥异。

集温庭筠等人词之大成的《花间集》五百首，淋漓尽致地描写风花雪月等意绪，反映了早期文人词创作的主体取向和风貌。《花间集》里的女性形象委婉、含蓄、被动的，是封建时期广大普通女性的缩影，映射出妇女思想的封闭、正统；而敦煌曲子词里却为我们展示了一批与之相反的女性。朴质率真的民间妇女较少受到封建礼规的浸染和约束，一扫柔弱的传统闺阁女子形象，相对花间女性的被动和封闭，显得较为主动和开放。

二者成书时间虽仅差三十年，《云谣集》与《花间集》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词体面貌，这种差异是离不开各自特殊的历史背景的。除却显见的民间词与文人词、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别外，本文着重从二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文化上分析其原因。

第一，所处时期不同。

《云谣集》编选成书年代已基本为学界确定为晚唐时期，但是其收录作品之创作时代，经王国维、龙沐勋、唐圭璋、任半塘等人考证，已确认其中的二十多首，即多数为盛唐作品。（参阅杜晓勤《二十世纪晚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盛唐时期国力强盛，开边战争、征戍防边较频繁，“至玄宗时，国内益臻安富，而朝廷之对外经营，亦益趋积极，于四边境置十节度经略使……开边太广，则边兵不得不增。”当时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涉及征戍内容，《云谣集》中也有不少以思念征夫为题材的作品，以《破阵子》为例：

年少征夫军帖，书名年复年。为觅封侯酬壮志，携剑弯弓沙碛边，抛人如断弦。

迢递可知闺阁，吞声忍泪孤眠。春去春来庭树老，早晚王师归却还。免教心怨天。

虽是闺怨词，但词中无论是“为觅封侯酬壮志，携剑弯弓沙碛边”的丈夫，还是企盼“早晚王师归却还”的妻子，都显出自信的盛唐文学精神。《云谣集》不少篇章里均能看到类似之语，其中的女性既能勇敢表达“早晚三边无事了，香被重眠比翼鱼”（《破阵子·三边无事》）的爱情愿望，也敢于发出“愿四塞来朝明帝”（《洞仙歌·戍客流浪》）的大国理想。能把闺怨的题材写的如此大气，这是身在晚唐五代的花间词人很难做到的。

《花间集》成书于五代十国的后蜀，所录为晚唐至五代作品，时值国势衰退，作者气势也相对减弱，家国大事无以为计，只在小情小趣上打转，因而题材内容较单一。

相对敦煌曲子的原生和粗糙，花间词人更讲究艺术的精工与修饰。通观花间诸篇，无不是用委婉含蓄、细密缠绵的笔法，表现女子幽微的欢愁与情感。概所谓五代小词，“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是为中肯之评。

第二，南北文化之异。

花间诸作与敦煌曲子词非常典型的表现出中国南北不同的文学风格。前者某种程度上是齐梁诗风以词体形式延续的余波，因地理因素之故，亦不乏受南朝清商乐的影响；后者为早期民间曲子词，是随着唐时新兴音乐燕乐而兴起，在音乐源头则可上溯至北朝时期的胡乐。燕乐本身是汉族本土乐和西北少数民族民间乐交融之产物。

在两者中，衬托爱情的意向也截然不同，表现出鲜明的南北特色。《云谣集》具有明显的北方文学特点，注重从现实生活中取材，表现出北方文学尚实际的特点，明显有别于花间

作者的多氛围营造和艺术想象。

在风格和意象运用上，同其它敦煌曲子词中相似，《云谣集》恋情词中也有大量的具有北方特色的意象，如“塞雁成行”、“边隅”、“沙碛里”（《凤归云·征夫数载》）；“悲雁随阳”、“四塞”、“戍客”（《洞仙歌·戍客流浪》）等，这些意象表现了阔大、勇武、悲凉的意韵，表现出浓厚的北方文学色彩，与花间文人词中婉约柔美的南方意向迥异。

《花间集》作者除温庭筠、皇甫崧、和凝外，其他多活跃于五代十国的西蜀，创作中多以花、蝶、月、烟雨等为主要意向，烘托出香软缠绵的氛围。如“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菩萨蛮·蕊黄无限》）；“江上柳月烟”（《菩萨蛮·水晶帘里》）；“柳丝长，春雨细”（《更漏子·柳丝长》）；“小园芳草绿，家住月溪曲”（《菩萨蛮·满宫明月》）等，都具有典型的南方意味。这些意象和情感更玲珑、繁复、细腻，营造出花间词的婉约丽艳的意境。

《云谣集》写出了文人词未能表达出的思想和内容，丰富了词的创作和内容，作为民间词，

填补了一段重要的词史空白。同时，民间词人在词中抒写人之意识的初步觉醒，以真实的情感和自然朴素的风格影响了后世文学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