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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话剧的影视改编

曹禺话剧的影视改编
曹禺话剧的影视改编

2009年6月第25卷 第3期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 oleu m (Editi on of Social Sciences )

Jun .2009

Vol .25 No .3

[收稿日期]2008210221

[作者简介]原小平(1973-),男,河南武陟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曹禺话剧的影视改编

原小平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曹禺的剧作历来是影视改编的热点之一。在曹禺剧作的影视改编史上,《日出》

的改编总体上比《雷雨》、《北京人》、《原野》的改编都更为成功。以《日出》的影视改编为个案,

通过与曹禺其他作品的文本特性及其改编效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话剧改编为影视作品,原著的文本特性对这种改编有很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关键词]曹禺;话剧;影视改编

[中图分类号]I 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3-0095-(04)

曹禺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的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代表着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新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些剧作一直广受欢迎,即使在话剧受到影视的冲击而愈来愈不景气的新时期,曹禺的经典剧作仍然魅力不减。1986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艺术家王培说:“我们剧团一赔钱就上《雷雨》或《日出》,一下

就场场满座,尤其是《雷雨》。”[1]3215

也许正因如此,曹禺的这些剧作也一直是其他艺术形式改编的热点。早在1938年,《雷雨》和《日出》就被当时上海的新华影业公司摄制成黑白故事片,三年后,《原野》也被上海的美商中国联合公司改编为黑白故事片《森林恩仇记》。由于当时全国正处在抗战初期的救亡热潮中,这三部摄制于上海孤岛时期的影片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在1980年代,曹禺的话

剧《原野》

(1981年南海影业公司摄制成同名影片,编剧凌子、吉恩,导演凌子)、《雷雨》

(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影片,编导孙道临)、《日出》(198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影片,曹禺、万方编剧,于本正导演)再次被搬上银幕时,尽管这三部影片与40余年前改编的影片相似,却备受关注,人们围绕话剧如何改编为电影对其展开了广泛讨论,评论者大都对影片《日出》持肯定态度,而认为

影片《原野》次之,再次是影片《雷雨》,从当时三部影片的获奖情况来看,也印证了这种论断:电影《日出》不但获得了广电部1985年优秀影片奖,而且获得了1986年的第六届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第九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而影片《原野》则是在被禁演八年之后获得了1988年的第十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雷雨》获得的是1985年的金鸡奖最佳录音奖。观众对三部改编影片的认可程度明显不同。在1962年,《雷雨》还曾被香港的凤凰影业公司拍成同名影片(导演朱石麟),不过并不成功,曹禺对其评价是:“他(指朱石麟)太进步了、太

左了,拍得也不怎么样。”[2]123

而曹禺的《北京人》直到1998年才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影片(编剧林洪桐、秦玉钰,导演秦玉钰),此片则几乎没有任何反响。

迄今为止,曹禺的话剧被改编成电视剧的有两

部:《雷雨》和《日出》。1996年电视剧《雷雨》

(导演李少红、曾念平,编剧束焕、史航)被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开始录制,但在1997年播放之后,引起强烈争议。总的来讲,贬多褒少。而在2002年开始录

制、2003年春播放的23集电视剧《日出》

(万科文化有限公司拍摄,万方、程世鉴编剧,谢飞导演)则获得一致好评。

纵观曹禺剧作的影视改编史,不难发现《日出》的改编总体来看比《雷雨》、《北京人》都更为成功。当然可以从编导与演员方面来为这种现象找原因,

并且可以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例如电视剧《雷雨》的导演李少红明显要比《日出》的编导们具有更强烈的商业操作意识,她在电视剧《雷雨》的改编受到质疑时为自己辩护说:“今天,我们确定一个文化形态,或者进行一项文化行为时,已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单纯了……‘纯文学’改编,或者‘纯艺术’改编是针对原有文化背景而言。相对市场而言,不存在‘纯文学’和‘纯艺术’。”[3]或者还可以说电影版《雷雨》相比《日出》的改编显得太拘泥于原著而缺少艺术创造力了。但这样类推的结果是电影和电视剧《日出》的改编碰巧遇上的编导改编水平都是最高的,因此他们改编最为成功。事实并非如此,如影片《原野》的编导和演员在对原著进行电影化转换和传达原著神韵方面所表现的才能都不比《日出》逊色,评论者在拿它与电影版《日出》、《雷雨》相比时,也都承认:“这三部影片中,就《原野》而言,它通过视觉造型表现出来女人的那种疯狂、激烈和不可遏制的热情……就它对于女人的内心世界那种充分完整的揭示而言,比较深的打动了我……”[4]然而,事实上,从整体接受效果来看,影片《原野》仍不如《日出》。笔者认为,其中还有更内在的因素制约着曹禺剧作的影视改编效果,那就是,从原著自身的结构和内容来看,话剧《日出》比《雷雨》、《原野》、《北京人》更适合进行影视改编。

话剧和影视都是通过人的表演来叙事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讲,话剧与影视具有很强的可通约性,两者的艺术转换是较为方便的。夏衍曾讲:“也许可以说,话剧改电影要比小说改电影容易些。”[5]410但话剧和影视毕竟又属于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艺术形式。而话剧的风格又是有巨大差别的。仅从流派来看,就有古典主义戏剧、浪漫派戏剧、自然主义戏剧、象征主义戏剧、表现主义戏剧、存在主义戏剧等等。这样,有些话剧的艺术特征可能与影视更接近,而有些则可能更疏远些。而前者在进行影视改编时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更容易取得改编的成功。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中,许多有经验的影视艺术家们都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夏衍曾说:“文学作品,有的适宜于改编,有的就不适宜,有的在改编时花的力气可以少些,有的则要多些。”[5]400“契诃夫的小说、戏剧,有的容易改编,有的就比较困难。”[6]美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罗伯特?麦基则痛心地说:“几十年来,有数亿美元被用于选定文学作品的电影版权,这些选定的作品被扔到银幕剧作家们的膝盖上,他们读完之后只好跑掉,对着夜空喟叹:‘什么也没有发生!’整个一本书在人物的脑子里!”[7]429

那么,话剧艺术和影视艺术差异何在?具有哪些特征的话剧更容易进行影视改编呢?罗伯特?麦基认为舞台艺术中演员的台词和动作是其主要艺术媒介,它虽然在表达人物内心冲突方面不可能像以文字为媒介的小说那样深刻和细腻,也不可能像影视那样逼真生动地展示广阔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但善于通过夸张性的富有诗意的舞台对白和动作来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戏剧优于小说和影视的地方。也就是说从内容上讲,小说最善于表现人物内心冲突,戏剧最善于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影视最善于表现人与外界环境的冲突。因此,他得出结论:如果一部话剧所表现的人与外界的关系越突出,就越容易进行影视改编。他说:“如果你必须改编的话……去寻找冲突分布于所有三个层面上……并强调个人—外界关系的故事。”[7]430显然,在曹禺的经典性剧作中,《日出》在表现个人与外界冲突方面最突出。曹禺在话剧创作上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不断地拓展改变着自己的创作路数和风格。他的几部代表作在内容、结构和美学风格上差异显著。《雷雨》无疑重在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从剧中人物的复杂关系上就可以看出来。剧中八个主要人物每一个都和其他七个构成了某种关系、某种冲突,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往往还是多重的,如:周朴园和鲁大海,即是雇主和工人的关系,又是父子关系;周萍和四凤既是主仆,又是情人,还是兄妹。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带有夸张的巧合,具有充分的戏剧性,最适合舞台表演,观众也是愿意接受的。尽管后来曹禺认为《雷雨》“太像戏了”,认为技巧上用得过分,这只能说是曹禺自己创作观转变后的一种自我感觉。事实上,《雷雨》应该说是他所有剧作中乃至中国所有现代话剧中,舞台效果最好的一部。《雷雨》的这种极端戏剧化的人物关系如果搬到银幕或屏幕上,则不免给人以失真之感,让人觉得不可信。可以说,《雷雨》那种过于复杂的人际冲突和过于巧合的情节构制,是充分戏剧性和舞台化的,却构成了影视改编的巨大障碍。在1986年,电影《雷雨》播出后,人们评论它是“戏剧味浓”。这实际上应看作是对影片的委婉批评,然而,这种不足归根结底应该说是原著引起的。而1996年电视版《雷雨》人物结局的改变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改编者无意而做的、一种对原著的过度戏剧化的消解。电视版《雷雨》的结局———四凤没有死,被侍萍带着离开了周公馆;周冲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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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离开家庭,到北平开始了新的生活;周萍选择了子承父业的道路———这可能更接近生活原态,富有真实感,但这种改动在另一种意义上,却背离了原著的精神,因而遭到了众多指责。从这种改编困境,也可以看到话剧《雷雨》不宜进行影视改编的一面。

曹禺在写作《雷雨》时还在上大学,所接触的社会生活面还很狭窄,其创作也并非意在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因而《雷雨》的戏剧冲突仅限于家庭内部,反映人与外界的冲突很少,呈封闭式结构。曹禺在创作《日出》时,已对社会生活有了较深的体会,其创作目的是要明确地反映社会,要反映人与外界社会的矛盾冲突,他还曾为此专门进行了几个月的生活考察。他在《日出?跋》中介绍自己怎样创作《日出》时说:“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8]381“《日出》,希望献与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刻在人心里也应为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8]389“果若《日出》有些微的生动,有一点社会的真实感,那应作为重点的小东西、翠喜、小顺子以及在那地狱里各种各样的人,同样地是构成这一点真实的因子。”[8]390《日出》描写了旧中国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生活图景,及其中人们的奋斗与挣扎。因此单从反映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日出》的成就要高于《雷雨》,而《日出》的全方位反映社会生活的散点透视式结构,是开放性和流动性的。这种接近真实生活的内容和结构,很适合可以灵活转换时空的影视艺术来表现。甚至可以说,话剧《日出》的整体结构是电影化的,而非戏剧化的。其实早在1937年就有人不断谈到这个问题,当时的评论家张庚就说:“关于第三幕,朱光潜先生以为‘比较宜于电影而不易于表现于舞台’,这是确论。”[9]第三幕在作者看来是话剧《日出》的核心,它增加了“社会的真实感”,是表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所必需的。然而这一幕单从戏剧性和舞台效果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与整个剧本前后缺乏有机的联系,而显示出游离全剧的特征。以至于欧阳予倩在1937年把《日出》首次搬上舞台时,删去了第三幕。有关话剧《日出》第三幕的这种趣事,一方面反映了《日出》总体结构的非戏剧化特征,另一方面反映了话剧在表现人—外界与社会冲突上的捉襟见肘。而当《日出》改编成电影时,原著中第三幕的情节在电影版《日出》中,就显得相当流畅自然,与陈白露周围上层人物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电影版《日出》的编剧曹禺、万方也因在改编中“注意运用电影思维,发挥电影表现潜力,为戏剧名著的银幕改编积累了有益的经验”(1986年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委员会评语),获得了最佳编剧奖。与之类似,话剧《日出》的这种结构也为电视剧改编提供了更大的合理发挥空间。

《原野》在曹禺的剧作中则是另一种风格。它受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琼斯皇》影响明显,具有表现主义风格。它的内容固然有人与人冲突、人与社会冲突的层面(仇虎的复仇),但由于作者并不熟悉农村生活,实际上,这一表层的情节冲突写得不够成功。周恩来总理曾评价说:“《原野》他想写农民,他没有生活,他没有写好。”[1]3215《原野》的精华是第三幕中对仇虎潜意识的发掘与表现。这使戏剧冲突由人与人的层面转向了人物内心。用戏剧表现人物内心冲突,可以看作曹禺为超越戏剧艺术表现极限、突破自身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而做的尝试和努力。通过这种尝试,自然可以显示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然而表现人物内心冲突毕竟是小说而非戏剧的长项。所以,尽管《原野》在表现人物心灵方面成绩不俗,而舞台效果却一直比不上《雷雨》和《日出》。表达潜意识与精神幻觉固然不是话剧所长,同时亦非影视所长,所以1981年电影版《原野》在改编时,干脆或者说是被迫省略了原著第三幕大量有关表现仇虎精神幻觉的内容,而只突出表现原著前两幕中仇虎的复仇及与金子爱恋等有关情节,这种避虚就实的改编手法、编导对电影造型优势的充分发挥及主演刘晓庆等人的传神表演,再加上许多在当时看来过于大胆的男女相恋镜头,使得1981年电影版《原野》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在当时更具有一种艺术冲击力。然而电影《原野》的这种看似巧妙的存头去尾式改编,对原著来讲,则是留下了糟粕抛弃了精华。抓住原著的失败之处拼命发挥,这也许是电影本性决定了的、编导不得已的选择。由于前两幕中那些情节,即使在原著中也显得缺乏足够的生活逻辑,在银幕上就更显得缺乏生活实感,所以影片《原野》的艺术成就最终没能超过电影版《日出》。这和话剧《原野》先天地比话剧《日出》难以进行电影改编这一点,应该说有着很大关系。

曹禺的《北京人》同前三部剧作风格也不相同,曹禺曾说:“我喜爱契诃夫的戏剧,受过契诃夫的影响。《日出》还不能说有契诃夫的影响,《北京人》是否有点呢?不敢说……契诃夫那种寓深邃于平淡之中的戏剧艺术,确曾使我叹服……我说《北京人》受点影响……”[8]589确实,曹禺的《北京人》不仅与契诃夫的抒情心理剧《樱桃园》在风格上很相似,而且在发表后也都具有同样的解读差异———作家强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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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卷 第3期 原小平:曹禺话剧的影视改编

们是喜剧,而演出者和观众常常把它们看成悲剧。《北京人》这种受到误读的遭遇,实际上和它所具有的契诃夫风格是分不开的。这种风格的特征是,通过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其中人物微妙的对白和动作,来制造一种抒情气氛,展示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这种剧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一些人物言行片断,而不是整个事件过程。如愫方的感叹:“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再如曾皓给曾文清下跪的细节,就常为人们所称许。但由于这些细节是那样地平淡,甚至有时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显得晦涩。如曾思懿极力把病危的曾皓送往医院,就不易让人想到她是害怕曾皓死在家中影响卖房,在剧中作者又被迫通过曾思懿的口把这个意图说出来。揭示内心冲突是小说、是文字的特长,因此,单从文学性上来讲,《北京人》可能达到了曹禺剧作的最高峰。曹禺的许多研究者如田本相等人,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肯定这部剧作的。但用于演出,则并不适宜,连曹禺也承认,《北京人》不易产生舞台效果,他曾说:“《北京人》是出‘关门戏’”。劝中国剧作家“不要学契诃夫”,他想中国人看戏的习惯是“有头有尾”,他认为莎士比亚比契诃

夫更易于被中国观众接受。[10]

他还说:“我说过,我受过契诃夫戏剧的影响,但《日出》不是,《北京人》有点。契诃夫有深刻之处,但是,学是学不像的,中

国人演他演不出来。就是演得出,也没人看。”

[2]148

其实这种揭示人物心理冲突、淡化外在情节的抒情

性话剧内容,也不易为银幕荧屏所表现。也许正因如此,《北京人》是曹禺的代表性剧作中,改编次数最少、改编最迟的一部,并且至今为止,还没有进行过电视剧改编。

[参考文献]

[1]黄式宪,等.银幕向舞台的挑战———《日出》、《雷雨》、

《北京人》影片座谈会(一)[J ].电影艺术,1986(7).

[2]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M ].南

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3]袁立章.由《雷雨》引发的争论[J ].大众电视,1997(8):

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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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人》影片座谈会(二)[J ].电影艺术,1986(8):3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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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夏衍.杂谈改编[M ]//夏衍.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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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

原理[M ].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8]曹禺.曹禺选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9]张庚.读《日出》[M ]//曹禺研究专集:下册.福州:海峡

文艺出版社,1985:14.

[10]蔡子襄.《北京人》导演杂记[M ]//曹禺研究专集:下

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327.

[责任编辑:夏畅兰]

The Screen 2adapt a ti on of Cao Y u ’s D rama s

Y UAN Xiao 2p ing

(School of L iterature,W uhan U niversity,W uhan,Hubei 430072,China )

Abstract :Cao Yu ’s dra mas have al w ays been one of the hots pots of screen 2adap tati on .I n the hist ory of the screen 2adap tati on of Cao Yu ’s dra mas,the adap tati on of "Sunrise"is more successful than "Thunderst or m"and "Peking Man"and "Open Country"on the whole .The adap tati on of "Sunrise"being as case,by comparing text p r operties and their adap tati on effects of Cao Yu ’s works,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influence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ginal text on the famous works adap tati on .Key words :Cao Yu;D ra ma;Screen 2adap tati on

?89?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6月

论曹禺《雷雨》中繁漪的形象

阜阳师范学院成人学生毕业论文题目:论曹禺《雷雨》中繁漪的形象 专业汉语言文学 年、班级 2014年 层次专升本 学习形式函授 学生姓名王宁 学号 指导教师 时间 2016年6月10日 阜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制

阜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毕业论文登记表 2016 年 6月 10日

论曹禺《雷雨》中繁漪的形象 摘要:她是受到新思潮的感染、时代的感召,勇于追求个性解放,开始觉醒, 开始具有反叛意识的资产阶级新女性繁漪,她的性格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她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看到各个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繁漪是曹禺在《雷雨》中着力塑造的人物,她是一个最具“雷雨”性格的女性。她果敢阴鸷、敢爱敢恨,追求个性、立意反抗,爱恨交加、疯狂报复。她是一个“极端”的“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具有雷雨式性格的资产阶级女性。繁漪的形象充分揭示了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作为一个女人,无力与强大的封建势力相抗衡而实现自我理想,即使反抗,也将以悲剧告终的悲惨命运。 关键词:女性繁漪反抗性时代性悲剧性 引言:一般评论认为,《雷雨》作品以1925年前后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封建家庭悲剧。蘩漪是曹禺《雷雨》中的个性最鲜明的人物,她具有“雷雨”式的性格,她反抗,她追寻,她妥协,最后疯狂。 蘩漪——主人公周朴园第三房妻子、周萍的后母,但同时却扮演着周萍地下情人的角色。在临界于新旧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曹禺塑造了一个这样的蘩漪——一个活在新社会和旧社会交叉的性格复杂的女性形象,一个纠结于新旧民主专制的畸形产物。曹禺笔下的蘩漪,拥有受生命深处的欲望控制的性格,又有封建落后的思想。她敢于反抗封建道德,敢于大胆追求自由爱情,集中表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和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虽然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却仍摆脱不了封建女性依赖性、自贬性。 话剧《雷雨》是曹禺的第一个戏剧生命,也是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剧本在一天的时间、两个场景内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三十年的复杂的矛盾纠葛,全剧交织着“过去的戏剧”与“现在的戏剧”,同时展现着每个人物的悲剧,最后所有的悲剧都归结于“罪恶的渊薮”——作为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家长的象征的周朴园。它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露了旧社会、旧家庭的罪恶,成为中国现代话剧里程碑式的作品,在中国话剧整体面貌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使中国现代话剧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展示了多元的、自由创作的发展前景。

赏析曹禺四大经典话剧之

赏析曹禺四大经典话剧之《日出》 故事——交际花陈白露受银行家潘月亭供养,整日与一群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相周旋,虽厌恶和鄙视周围的一切,但只能抱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昔日的恋人方达生希图拯救她,她亦无力自拔。潘月亭投机股票失败,陈白露债台高筑,深感前途渺茫,最终服毒自杀《日出》是以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四幕话剧。《日出》的思想是暴露半殖民地大都市黑暗糜烂面,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 剧本通过对半殖民地都是群丑的出色描绘暴露社会的黑暗糜烂。有工于心计的银行家潘月亭、卑躬屈膝的李石清、俗不可耐的顾八奶奶、洋奴张乔治等。这些都市群丑聚在陈白露的寓所里寻欢作乐,而又尔虞我诈,充分暴露了被金钱扭曲了的畸形人性。二、描绘“不足”者的被受欺凌。“小东西”被卖进妓院;小职员黄省三走投无路毒死自己的孩子后自尽被救发了疯。剧本描写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描写了他们善良、忠厚和倔强的品性。 剧本通过对都市群丑和下层被侮辱被剥夺者的描写,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中国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图景,一方面是剥削者、“有余者”贪得无厌,醉生梦死;另一方面是被损害者、“不足者”备受侮辱。“有余者”和“不足者”形成强烈对比,表达了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的主题。 人物——潘月亭: 潘月亭是大丰银行的经理,他老奸巨滑、深谙世故、心狠手辣、藏而不露。当潘月亭得知李石清用偷看文件的方式掌握他的底细之后,只表现出原始的愤怒:“你怎么敢——”随即又转变话锋:“石清,不不——这不算什么。不算多事。互相监督也是好的。”他一改嫌李石清多事的骄横态度,与李石清成了“一条战线”的朋友,显得异常亲密。他并非宽怒了李石清的多事之举,而是将怒不可遏深深地埋藏地心底,用缓兵之计让李石清有充分的“表演”的机会和时间,况且,“燃眉之急”的时刻,李石清还会派上用场,此等小人此时还得罪不得……潘月亭接受李石清想做襄理的暗示:(沉吟)“昌,襄理,——是啊,只要你不嫌地位小,那件件事总可以帮忙。”他对李石清又采用了欲擒故纵之法,更显示了潘月亭的狡猾和老谋深算。潘月亭渡过了临时的难关之后,他一改对李石清的态度。在李石清得意地描绘银行的美好前景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有人说不定要宣传我银行的准备金不够?”“说我的银行这一年简直没有赚钱,眼看着就要关门。”“同人背后骂我是个老浑蛋,瞎了眼,昏了头,叫一个不学无术的三等华来做我的襄理。”潘月亭对李石清的憎恨和不满已溢于言表,话语中暗含嘲讽和杀机。他终于炒了李石清的鱿鱼,解除了心头之隐患:“不过你今天坐的汽车账行里是不能再替你付的。”对潘月亭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李石清转眼之

曹禺与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

“曹禺与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自学指导6l(2)《雷雨》的主人公是“命运”。《雷雨》真正的主人公就是“命运”。曹禺的戏剧是诗化的。雷雨乃是诗的意象。如果我们能在诗的氛围中发现雷雨的中心地位,便不难发现雷雨在戏剧中的中心地位。在《雷雨》中,“命运”化为一个隐身的主角无处不在,它推动着剧情的发展。蘩漪是最“雷雨”的一个人,不可知的力量在蘩漪的性格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剧中其他人物也无不体现着一种生命深处的受欲望控制的性格。在鲁侍萍与周朴园见面时,鲁侍萍说到:“是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这里,“命运”第一次现身,在剧情发展中却不显突兀。到最后在悲剧的产生过程中,“命运”又隐身为一次次巧合的制造者......(3)《雷雨》的主人公是“雷雨”。作者在《雷雨》中设置了一个虽未出场却始终控制着情节的跌宕起伏的主人公——“雷雨!”.“雷雨”是最核心的主人公,剧中所有人物无不以它为生命形式的中心,剧中任何一个角色都没有办法和它“抢戏”。“雷雨”是跳动的、不安的、焦灼的,剧中的每个人物一出场几乎都在说“闷”,这便是主人公的“暗箱操作”。狂暴的雷雨正象征着拥有巨大力量的对命运的掌控,一群陷入情热的重重漩涡中不可自拔的微小人物,在它的注视下,上演着一幕幕的悲剧。而这个主人公最偏爱蘩漪,使“雷雨”性格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种种人生企盼,最终都在“雷雨”(雷雨式性格,和自然界的雷雨)中作了归结。最终一切源于“雷雨”,一切又都结束于“雷雨”。作品的题目是《雷雨》,序幕与尾声中那个医院中的安排,也是为了让读者以悲悯的心态去看,从而作更深层的反思......所以,“雷雨”是《雷雨》的主人公。(4)《雷雨》的主人公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雷雨》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外在的主人公剪是曹禺所要渲染的造化与命运对人生的不可抗拒的安排,这是宿命的“他者:。曹禺本人看到了它的不可战胜性,看到了悲剧人生的无奈。那个内在的主人公乃是那位最有抗争精神的带有自由反抗气质的蘩漪。她的柔弱的女性气和内在的野性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既带有雷雨的雷厉风行,又免不了短暂强硬过后的软弱。当这内在的主人公和外在的相交织,曹禺就将这人间深厚的悲凉通过自然界最神秘的雷的力量展现了出来 (5) 《雷雨》的主人公是蘩漪。《雷雨》的主人公是蘩漪。蘩漪便是“雷雨”。蘩漪,繁,多也,漪,水之纹也。蘩漪便是猛浪,便是永不宁静的水,便是荡涤一切的“雷雨”。她的痛苦最深,而渴望又最强,所以爆发得最疾、最猛,就像雷雨。她是线索。她的愤激之语往往便是剧本的破题之处。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蘩漪具有鲜明的“雷雨”的性格,极端、彻底,敢爱敢恨,具有那种可以摧毁一切的原始的“蛮力”。她与作家刻意设置的背景环境始终是相通的。从出场时“喘不过气来”的郁热和压抑,到最后不顾一切的“报复”:一种“雷雨”式的“命运说”的另一种诠释可将内容补充得更完整些“命运说”的具象化两个主人公。“命运说”的变异也许,应该说命运是内在的主人公,蘩漪是外在的主人公蘩漪是曹禺最钟爱也是最先想到的人物 李平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自学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07.

曹禺先生的生平以及其作品的简介

曹禺先生的生平以及其作品的简介 曹禺(1910-1996),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曹禺祖籍湖北潜江。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旦角演员。 曹禺,卓越的中国现代戏剧家。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论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

论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 140010043 01班王娅羽 摘要:曹禺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塑造了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四部剧作中的女性形象。他在《雷雨》中塑造了蘩漪、侍萍、四凤三位女性,在《日出》、《北京人》、《原野》中又着重塑造了陈白露、愫芳、花金子三位女性。本文将把这些女性分为传统女性和另类女性进行简要对比分析。 关键词:曹禺戏剧女性形象 在曹禺的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女性,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以使”形象,以侍萍、四凤、愫芳等为代表。这类女性是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佳人”与“母亲”两类女性整合为一体,去除了“佳人”身上的风月之感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爱与美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人心中最理想的爱人形象。另一类女性是以蘩漪、陈白露、花金子为代表的另类女性。她们大多处于“五四”时期,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和洗礼。她们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一、传统女性形象分析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一直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她们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她们在做女儿时就被灌输一些三纲五常的思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在家里的各种教育都是为了让她们可以在将来嫁个好人,然后为她们的丈夫提供更好的服务。 她们任劳任怨的料理家务,提供性服务,甚至在男人看来她们只是传宗接代的生娃工具。 她们从一生下来就被规划好了将来的人生,在社会伦理道德的熏陶下她们只能按照别人安排的人生规划走,不敢越轨半步。在男性眼中,她们贞洁、美丽、温柔、善良,为他人着想,默默承受来自生活的酸甜苦辣,她们具有坚韧的忍耐力和忘我的牺牲精神。 1.善良、软弱、苦难深重的母亲——侍萍。侍萍作为一个旧时代的下层妇女,她的 人生已经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属于丈夫,一部分属于儿女。她的存在总是将自己低到尘埃里,她总是蛰伏在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一边默默无私地为他人奉献,一边希望得到对方的关爱和理解,从而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生命充满希望,有着无穷韧性的女性,却在命运的捉弄下走向崩溃,失去理智。 在那样的年代,女人前半生的幸福往往押在婚姻的赌注上。少女时代的侍萍与周家少爷周朴园定情,并且为他生下两个儿子。然而周朴园却因为利益狠心的遗弃了侍萍,毁灭了她少女的爱情之梦。并且失贞的事实,彻底葬送了侍萍在后来追求婚姻幸福的可能性。因为在那个年代,一个失贞的女人被视为耻辱,不会有一个好男人去珍惜疼爱你。 因此她绝望于爱情,也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利。这段感情令她受尽情感和道德的折磨,在世人面前,她背负着失德的十字架艰难前行。可以肯定的说,周朴园的背叛彻底的毁灭了少女侍萍的纯真年华。 被周朴园遗弃后,她默默地自己舔着伤口,忍受着生活带给她的各种苦痛,希望女儿不要重蹈她的覆辙。她像中国许多劳动农民一样淳朴,安分守己,且有命运观念,宁可自我牺牲也不伤害别人。命运就是这样喜欢和老实人开玩笑,再见周朴园,她既没有幻想,也不求补偿,而是为了周家的面子,为了儿子,不和亲生骨肉相认。面对长大成人的长子周萍,她的隐忍和欣慰矛盾交织,只一句“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①她虽亲眼看见鲁大海被殴打,但后来还是警告他不准伤害周家的人。她竭力反对周萍 和四凤恋爱,但是在她得知四凤已经怀孕后,却非常痛苦而果断的放他们去,宁愿自己承担命运的惩罚。她是一位非常慈悲伟大的母亲,为了子女的幸福而甘愿牺牲自我。她

曹禺及其话剧

曹禺及其话剧 曹禺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我国著名戏 剧大师,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戏剧教育家。 ●曹禺生于一个封建没落的官僚家庭,父亲为军人,曾留学日本,任过黎元洪秘书等职, 能善诗书。曹禺幼年丧母。1923年入南开中学,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在导师张彭村指导下,在易卜生戏剧《娜拉》、《国民公敌》中扮演娜拉等角色而崭露戏剧才华。1928年中学毕业保送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3年毕业进入清华研究院。1934年在《文学季刊》上发表《雷雨》,同年9月回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1936年发表《日出》,同年8月到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37年发表《原野》。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与《日出》一同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后《原野》诞生,《北京人》出版,牢固地确立了曹禺在戏剧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以上4部剧本被称为曹禺的4大剧作。《家》(改编)成功,一同成为曹禺的代表作。其他作品还有《蜕变》《艳阳天》《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及改编剧《正在想》《镀金》等。 ●曹禺的戏剧创作受到莎士比亚性格悲剧、古希腊命运悲剧和奥尼尔心灵悲剧的影响。 二、四大剧作 曹禺剧作写出了人的生存困境,在困境中,人无论如何“挣扎”,都不能摆脱“宇宙”的“残酷”。当曹禺沿着这条路线去写作时,剧作和剧中的人物便“活”了起来;当他头脑清醒,用社会学的眼光去看待人时,作品的成就就受影响。 幻灯片7 (一)《雷雨》 作品表现周、鲁两家人的纠葛与冲突。周朴园一心要维护一个“圆满”“有秩序”的家,但他不知家里发生了混乱,潜伏着危机,他的儿子和妻子在反抗与不知中破坏着家庭,而这又是他30年前的错误造成的,各种矛盾聚集爆发,轰毁了他的家。剧作在24小时和两个场景进行,有“三一律”的特点。矛盾冲突激烈,语言诗化让人着迷。 ●《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剧本在一天时间在周公馆和鲁家两个地方展开了 周鲁两家30年的复杂矛盾纠葛。其中有周朴园与鲁侍萍的爱与恨,有繁漪和周平、周冲和四凤的情感纠缠以及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劳资纠纷,以此向人们展示了血源的悲剧、爱情的悲剧、阶级斗争的悲剧、人性罪恶的悲剧以及神秘命运的悲剧。 人物 ●周朴园既是尊崇旧道德的资本家,又是在外国留学过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人物隐藏在 “仁厚”、“正直”、有“教养”等外衣下的伪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作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戏剧情节——例如他对侍萍的“忏悔”、对繁漪的专横、处理罢工的手段等等,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对物质、名誉的追求,最后遭到的是上帝的惩罚,承担现实的罪恶:子女死亡、家庭散去、清醒的接受命运无情的审判。 ●繁漪是一个旧式的女性,由于生活的局限而阴郁,但她聪明、美丽,在被压抑中试图追 求自由和爱情;但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饱受精神折磨,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她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悲剧的意义于是就更

浅论曹禺戏剧对人性问题的开掘

伟大戏剧家的人文关怀 ——浅论曹禺戏剧对人性问题的开掘 孙永安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探讨曹禺先生对人性方面的不断开掘的问题,发现出在他的话剧中开掘出了两方面的人性,即残缺、变态的人性和完美理想的人性;而且剧作家对前一方面的人性既是批判的又是同情的,对后一方面的理想的人性美却是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并试图总结出曹禺先生通过他的剧作对人性等问题开掘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曹禺戏剧人性蘩漪愫方 曹禺的一生都在强调,他的戏剧作品是以“人”为中心的,并且强调对人的思考,强调认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强调探索人的灵魂的秘密,去努力解决一个人应该如何活着得的问题。曹禺的剧作大胆揭示和批判了黑暗社会中人性的恶,并且执著的追求人性善的理想。他曾说过:“我看戏,读文艺作品,我所注目的是人,人是最重要的。”[1] 一、曹禺戏剧对人性的格外关注 对人性的探索一直是曹禺剧作永恒的主题。有评论家认为按文学的标准曹禺的戏剧和鲁迅的小说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文学的标准只能有两种,第一,是对人性刻画的深度和人性所展示的丰富性。世界一流的文学,人性的展示,一定是丰富的,而不是单调得……我认为,曹禺先生当时23岁时候写的《雷雨》,完全能够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2]而且曹禺的据作不仅揭示了人性的丰富性、深度性,也揭示了人性的悲剧性。 《雷雨》通过周朴园30年前对侍萍的始乱终弃,以及周鲁两家五对爱恨交织的爱情的悲剧结局,展现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和人性自我的放纵。而《日出》通过竹筠和陈白露的前后对比,以及陈白露最后的自甘堕落以至最终的死亡,展现的是人性的善良和人性的惰性。《原野》通过写仇虎报仇,残忍的杀死仇人的儿子焦大星和焦大星的儿子小黑子的故事情节,以及仇虎最后在森林逃亡中陷入精神恍惚等情节,展现了人性的蛮性。《北京人》通过写任劳任怨、心地善良的愫方与没落的北京士大夫文化熏染下已堕落成生命空壳的曾文清的一个虚幻的爱情故事,以及愫方最终的出走,展现了人性的韧性和极端的惰性,以及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的问题。《王昭君》通过改写有关王昭君的历史传说故事,塑造了一个自愿远嫁匈奴最终实现胡汉民族的长期的民族团结和融合的完美的理想人性的女性形象,展现的则是人性的至善至美。 曹禺的剧作对人性的深刻开掘,体现了他对生活真实认识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这源于他对生活执著的追求、观察与思考。他的很多剧作和人物都在生活中有真实的根据和原型。(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详加论述)。 二、对残缺、变态人性的揭露、批判和赞美、同情的统一

曹禺与外国文学对话与探究

曹禺与外国文学对话与探究 摘要:曹禺作为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戏剧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仅是他在创作上不断吸收民族文艺的养分的结果,还是批判性地接受西方戏剧艺术的结晶。本文将从圣经、希腊悲剧以及契诃夫的影响三个方面探究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曹禺与外国文学的对话。 关键词:曹禺圣经希腊悲剧契诃夫 正文: 曹禺,原名万家宝,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代表剧目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 曹禺1910年9月24日出生在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官场失意,母亲因产褥热而去世,是继母将他抚养长大。他经常随继母出入戏院,观看了许多地方戏曲以及当时流行的文明新戏,欣赏到了许多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读于南开大学时,参加了著名的南开新剧团,在南开中学排演新戏,先后出演了《玩偶之家》、《国名公敌》等戏目,这些戏剧实践使他懂得了舞台并加深了对戏剧艺术特殊规律的理解。此外,他还拜读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古希腊悲剧,并深受其影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解放后,曹禺自学俄语来阅读原版的契科夫剧本。1962年,曹禺在对青年剧作家的一次谈话中,还专门精辟地分析了契科夫的《海鸥》,并赞赏不已。①在曹禺的戏剧创作中,基督教也对其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曹禺不仅读过《圣经》,还用英文教过一段《圣经》。这些与外国作家及文学的接触或显性或隐性地影响了曹禺的戏剧创作,并在他的创作实践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和烙印。 《雷雨》与古希腊悲剧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完成于1933年清华毕业之前,也是曹禺的成名作。剧本不仅得到巴金的赞许与推荐,还受到郭沫若的好评,宣扬“《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作家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作品上演后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并且几十年来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剧作之一。其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了不少艺术批评家,不同的人对《雷雨》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而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比较《雷雨》与古希腊悲剧。 一、命运悲剧的主题 曹禺在《雷雨序》中说到,“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泥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②《雷雨》里的人物都在尽力挣扎,想要摆脱残忍的生存处境,开始新的美好的生活,于是他们都寻求拯救。其中最明显的是周萍与繁漪。周萍想要深知与繁漪之间情爱关系的畸形与罪恶,想要摆脱繁漪的纠缠,悔改以往的过错,寻求灵魂的净化与安宁,于是他将四凤作为自己挣脱罪恶深渊的救命稻草,却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另一个更加罪恶的泥潭,最终仍挣脱不了命运的控制。而繁漪在沉闷压抑的周家过着不自由的生活,处处受封建家长周朴园的控制,同时,作为一个年轻女人,享受不到爱情的甜美,为了逃离这种不正常的生活状态,她紧紧抓住周萍不放,甚至在周萍要与四凤双双离家弃她而去时,卑微地祈求他带她一起走,即使是于四凤共侍二夫也无所谓,然而,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 这种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愈挣扎却只是徒劳,生命个体时刻与命运接触但却无法掌控

曹禺的个人简介及作品

曹禺 个人简介 曹禺(1910-1996),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曹禺祖籍湖北潜江。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旦角演员。 曹禺,卓越的中国现代戏剧家。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更值得称道的是剧作的语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观众(读者)能听(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语言带有浓烈的抒情味--它的语言发自人物的肺腑,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某些场合的台词(如第三幕周冲对四凤畅谈未来理想的台词)本身就是没有分行的抒情诗。《雷雨》以自己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话剧这门“说话的艺术”的魅力。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

曹禺(1910-1996),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

曹禺(1910-1996),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曹禺祖籍湖北潜江。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旦角演员。曹禺,卓越的中国现代戏剧家。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更值得称道的是剧作的语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观众(读者)能听(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语言带有浓烈的抒情味--它的语言发自人物的肺腑,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某些场合的台词(如第三幕周冲对四凤畅谈未来理想的台词)本身就是没有分行的抒情诗。《雷雨》以自己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话剧这门“说话的艺术”的魅力。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 曹禺率清华大学抗日宣传队在保定育德中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了《月亮上升》等话剧。这部描写东北松花江群众掩护抗日武装队员过江的话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育德中学附近有个铁厂,曹禺与工厂的工人们座谈,工人们纯朴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曹禺在车上遇到的那位姓赵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鲁大海。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在清华园的小河边,曹禺为创作《雷雨》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创作。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这时是1933年8月,曹禺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受聘赴保定育德中学任教。 在育德中学期间,他将此剧本进行了最后的完善。育德中学是同盟会员陈幼云1907年11月在原直隶讷公祠公立高等小学堂基础上创建的一所完全中学,1917年增设留法勤工俭学等工艺预备班,1931年又增设高级普通科,全校高初中合计有20个班左右,学生1000多人。学校要求理科教师要用英语授课,让学生毕业时达到大学预科程度,这样,英文课就颇为重要。曹禺被育德中学聘为英文教员,为学生讲授林语堂开明英语读本,英文经典,英

浅论曹禺《雷雨》戏剧艺术

浅论曹禺《雷雨》的戏剧艺术 姓名:张意 班级:2013秋汉语言文学 二○一五年八月十六日

题目:浅论曹禺《雷雨》的戏剧艺术 [内容摘要] 《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中极为成功的著作之一。作者曹禺以卓越的艺术才能,深刻地描绘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图景。本文以文中塑造的八个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为基点,从四个方面对《雷雨》的戏剧艺术进行了初浅的分析:一是激烈尖锐的戏剧冲突;二是曲折巧妙的戏剧情节;三是鲜明复杂的戏剧人物;四是富有特色的戏剧语言。《雷雨》所展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悲剧的承担者。曹禺先生用其犀利的笔锋将其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确是经典之作。 [关键词] 曹禺《雷雨》戏剧艺术语言艺术

引言:曹禺的《雷雨》写于1933年,1934年发表于《文学季刊》,1935年在天津和日本东京公演,引起轰动,郭沫若称之为“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①《雷雨》的确是才华横溢之作,它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命运对人残忍的作弄。这是一部四幕戏,全剧共八个人物。周家的人物有周朴园、周蘩漪、周萍和周冲;鲁家则有鲁贵、鲁侍萍、鲁大海和四凤。8个人物,前后30年间复杂的纠葛,写出旧家庭与旧社会的悲剧与罪恶。曹禺以极端的雷雨般狂飙恣肆的方式,以扣人心弦的情节、各具特色的人物、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和简练含蓄的语言,以及话剧中的诗意特征,如刀刃一般在读者的心弦上缓缓滑过,那抖颤而出的余音,至今未息。在戏剧艺术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雷雨》臻于完美之境。 正文 《雷雨》是曹禺的话剧代表作,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典范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戏剧成熟的标志。《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和成名作。下面,笔者试图从以下四个角度谈谈自己对曹禹《雷雨》戏剧艺术的理解。 一、设置激烈尖锐的戏剧冲突。 《雷雨》通过一个带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具有夏日雷雨的征候,反映了正在酝酿一场大变革的2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情节安排巧妙,矛盾冲突杂而不乱,层次感极强。同时,剧中的矛盾激化、缓和、再激化、再缓和,节奏紧凑,不给人丝毫喘息之机,这与剧名“雷雨”那突如其来、迅猛异常之势相吻合。例如四凤,周萍把她当作救赎,周冲把她当作希望,侍萍却不想让她步自己的后尘。再例如周萍,对于周朴园是欺骗与罪孽感,对于侍萍是难逃宿命,对于蘩漪是悔恨与惧怯,对周冲是歉意,对四凤是希望。这千丝万缕的种种矛盾冲突环环紧扣,动人心魄。 与周朴园的正面冲突共有四处。第一次是周朴园逼蘩漪喝药。“我不愿意喝这苦东西”,“我不想喝”,“留着我晚上喝不成么?”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尽管是“愤怒的把药喝了”。第二次是周朴园催蘩漪去看病。这次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这次冲突中的蘩漪态度有所改变,但优势还是在周朴园一边。第三次是蘩漪雨夜从鲁家归来碰到周朴园。第四次在剧尾。蘩漪以一个审判者的姿态,将周朴园叫出来,当着众人的面,撕毁了他道德的假面具,让周公馆见不得人的黑暗暴露无遗。此时,周朴园已完全处于消极的被动地位。从刚开始的抵触情绪但还顺从,到后来的“战士”品格:敢于直面数落、嘲笑、蔑视他,到再后来面对周朴园的训斥,敢于当面顶撞,再到最后的总爆发——发疯。在每一幕中都有一个冲突的顶点,每一幕的顶点再逐步上升。全剧在冲突的高潮悲剧性的结局中落下帷幕,极具感染力,不仅给观众以心灵的震撼,而且也更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曹禺“舞台示”

分析《北京人》舞台提示之环境描写 摘要:从舞台提示的角度分析曹禺《北京人》的环境描写,不仅为我们以另一个视角深入了解《北京人》的戏剧情节、刻画人物的深度,而且为我们了解曹禺的整体创作路线提供了思路。曹禺以他独到的环境描写取得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曹禺、《北京人》、舞台提示、环境描写 舞台提示是曹禺戏剧形态构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美学标志之一,也是曹禺戏剧创作的特色所在。舞台提示又称舞台说明,是剧作者根据演出需要,提供给导演和演员的说明性文字。按其内容和作用的不同,可分为四种不同的形式。是剧本语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剧本里的一些说明性文字。舞台说明包括剧中人物表,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服装、道具、布景以及人物的表情、动作、上下场等。这些说明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展开剧情节发展有一定的作用。这部分语言要求写的简洁、扼要、明确。这部分内容一般出现在每一幕》场)的开端。结尾和对话中间,一般用括号》方括号或圆括号)括起来。 应该说,古今中外的戏剧中大多有“舞台提示”的成分。在西方,直到十七世纪,剧作家们还很少运用“舞台提示”这一戏剧说明方式。在早期西方戏剧中,舞台提示通常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从十八世纪开始,随着正剧的出现,舞台提示逐渐增多。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戏剧,舞台提示的范围扩大到了舞台的布景、声响、音乐、照明等领域,代表人物有雨果、缪塞等。其后西方现代戏剧的剧本中基本上保留了这种存在方式,并把它看作戏剧文体的特殊要求。 但是很多剧作家写剧本中的舞台提示都只是局限于有限的提示演员的作用,而像

曹禺这样把舞台提示写的面面俱到的他是第一人。钱谷融教授所指出:“戏剧主要是通过自身台词和动作来塑造性格、发展冲突、表现主题的。在舞台上,既没有作者插嘴的余地,在剧本中自也无需作者多作不必要的说明;说明过多,反而束缚了导演、演员对人物性格的发掘和创造。所以一般剧作在人物出场时通常只对他的 连这些也不需要),至于思想、性格则绝少提及。董健教授在《戏剧艺术十五讲》一书中也指出:“这部分语言》指提示语言——引者注)在叙事性上与小说差别无几,对戏剧人物的塑造不起第一性的作用,所以大部分剧作家不太着意于这种语言。”加之不少剧作家并没有舞台实践的经验,不具备“舞台提示”的写作素养和才能,同时认为这是导表演份内的事情,作家写得多了反而会吃力不讨好,所以都不愿在这方面下工夫。但曹禺的戏剧创作绝对是个例外。他的“舞台提示”极为繁富翔实、内蕴生动,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很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对导表演的舞台实践也有极强的指示作用,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曹禺这样解释说:“我写戏时,有个想法,演出自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不准备演,也能叫人读。也就是说,我写的剧本,能读也能演,以前没有人写那么长的舞台指示,我是想多写点,主要也是增加剧本的文学色彩,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人物,也希望有助导演和演员理解人物,为此,我写的时候,是下了功夫的,是用心写的。”曹禺把剧本当做小说在写,别的剧作家的剧本只是提供给导演和演员看的,但是他的剧本更主要的是要给阅读者看,让读者自己去感受每一个角色和场景,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钱谷融在《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一文中说:“曹禺剧作中的舞台指示,特别是人物的出场介绍,写得也极有特色……他这样作,可能有人会不以为然;会认为这已经超出了剧作家的职责范围,而更象是一个小说家在越俎代庖了。我却不这么想。也许是出于个人的偏爱吧,我有时甚至嫌他写得过于简短了。……这里决

论曹禺的悲剧艺术

论曹禺的悲剧艺术 摘要:曹禺戏剧发展了我国悲剧艺术,进一步开拓了悲剧文学的表现领域与精神刻画的深度,为悲剧艺术提供了典范。曹禺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的丰富深刻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曹禺;悲剧;情节;人物 一、悲剧的概念 悲剧是戏剧的主要体裁之一。它渊源于古希腊,由酒神节祭祷仪式中的酒神颂歌演变而来。在悲剧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但他们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激情预示着胜利、成功的到来。 亚里士多德把悲剧定义为:是对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宣泄。后世很多美学家、戏剧理论家都曾从不同的角度确立悲剧的本质。在悲剧中,人的欲望、情感、意志、能力都是历史的产物,体现着人类的本质力量,但都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磨难,甚至是厄运,而且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这就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在这种悲剧冲突中,主人公不仅要同为其造成挫折、磨难的强大外在力量搏斗,往往还要同主体的内在本质力量进行搏斗。尽管突然降临的悲剧性情境似乎是偶然的,但是,这种情境只是为主体行动安排的必要契机,而行动都是源于主体的自我意识,是主体为了极限发挥自身的潜能而做出的。因而,由行动构成的命运的曲线,连同最终的结局无论是失败或是丧失生命,便是他(或她)完整生活的凝聚,亦即完整的人格在行动中自满自足。悲剧的力量正在于主人公有限的生命运动所体现的人类精神的永恒价值。 在戏剧史上,根据悲剧所涉及生活范围的不同,一般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为英雄悲剧。它往往表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的重大题材。直接表现各派政治力量、不同阶级之间的正面冲突。其二为家庭悲剧。表现家庭之间、家庭内部各种复杂的伦理关系及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法则酿成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及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其三为表现“小人物”平凡命运的悲剧。与“小人物”相对立的是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有形与无形的巨网。最后一种其表现的矛盾冲突贯串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展现着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艰难历程。 悲剧的实质,无论“英雄悲剧”、“家庭悲剧”,还是“小人物悲剧”,都要探索到人类本质力量这一人生最深的底蕴。人们意识到的与意识不到的要

论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

论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话剧)的贡献 曹禺作品创作,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戏剧艺术创作思想,在其思想和艺术形式指导下,从事中国话剧创作。 曹禺正在接触和通读希腊悲剧,并从一接触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等人的作品都有着突出的命运观,人的悲剧是非人力做能左右的,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希腊悲剧也被称为命运悲剧。 二、曹禺作品创作,充分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创作思想和表演艺术,达到艺术上的古今融合。 也必须看到,曹禺在借鉴外国戏剧的同时,更多的是受到中国传统戏剧的影响。曹禺是带着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民族戏曲传统去接受西方话剧,并以民族戏曲美学去消融西方话剧而进行其话剧创作的。戏剧冲突的浓墨重彩、紧张强烈、读来淋漓尽致,回肠荡气是形成“曹禺风格”的重要特点之一。 曹禺作品人物,富于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由于生活境遇的变化而顺理成章。《雷雨》中繁漪最初的性格应该是传统文化熏陶过的淑女,知书达理,温柔贤淑。然而,嫁给周朴园后,常年忍受周朴园专制冷漠的精神压迫,变得郁郁寡欢,心如止水,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尤其对爱情失去了信心。一个人寂寞着自己,生活乏味。人们说生活累,少半源自生存,大半源自攀比,但她连攀比的对象都没有了,她的生存中最多的就是每天的习惯:喝药。药,不仅从身体上折磨着她,更从精神上折磨着她。然而周萍的到来,周萍的热情重新点燃了她的生命之火,她真真彻底地爱上了他。然而,周萍的懦弱、社会的根深蒂固的道德伦理,又逼迫周萍抛弃了她,又让她回到了生活的悲剧当中。于是,繁漪从一个贤惠、知书达理的淑女,变成了一个具有残酷报复心理的“恶”女人。作品中,周萍也是一个善变的人。他的感情是“丰沛”的,爱上了仆人的四凤,又暗暗和继母勾搭。周萍最后的结局,不是死于封建伦理道德,而是死于他的性格特点,可以说,周萍的悲剧,从小的方面上说是性格悲剧造成的。 曹禺作品富有的创作技巧和典范的作品,深深地影响着话剧的创作,给后世话剧创作,文学剧本创作,电影剧本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曹禺作品创作,具有其独特的思想道德价值与卓越的悲剧美学价值,达到精神上的雅俗共赏。 曹禺从道德角度提出问题,立足于对家庭和人的精神以及道德观念的剖析,对社会进行伦理批判,通过道德抗议来进行社会抗议。《雷雨》用令人震撼的闪电撕破了中国传统道德的虚伪面纱,烛见了中国旧家庭的罪恶。 通过伦理批判和道德抗议,来摧毁社会的黑暗,让人以人的身份站立在社会中。这种创作方法,也给后世的话剧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从思想内容方面,给写话剧和演话剧的人展示了范本。 曹禺作品多写以悲剧。这种悲剧性主题,昭示了那个时代背景。《雷雨》的悲剧,是家庭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周公馆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是大现实的缩影。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暗示着社会亦然:充满了各种名利的内斗,外斗——周朴园与鲁侍萍、周萍与繁漪、周萍与鲁大海;充满了各种名目的人情淡薄:繁漪与周萍、鲁四凤与繁漪、周朴园与鲁大海。从家庭到社会,曹禺游刃有余的创作并给予悲剧的色彩。 曹禺悲剧性格特点的创作,从形式上给后世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曹禺的戏剧

曹禺的戏剧 曹禺与《雷雨》、《日出》 曹禺的创作道路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天津人。现代戏剧家。 纵观曹禺的生平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学生时期及“三部曲”的创作曹禺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父亲曾任宣化镇守使、都统等职,继母酷好戏剧,曹禺从小随继母观看了大量的文明戏和传统戏曲。在家中接受了几年读经诵史的旧式教育,1922年秋进入在南开中学读书,开始接触到新兴话剧。南开在校长张伯苓的带动下,积极开展校园戏剧运动,早在文明戏时期就成立了在北方很有影响的剧团——南开新剧团,学校演剧风气浓郁。曹禺1925年加入的南开新剧团,在南开的6年中,先后演出了《压迫》、《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中外戏剧,同时改编了《新村正》、《悭吝人》(改编后名为《财狂》)。“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当时新剧社的指导老师张彭春对曹禺多方加以引导,借给他一套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对他研究戏剧表现技巧颇有帮助。1928年曹禺升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大学期间,曹禺广泛涉猎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等西方戏剧名家之作,亦常常与朋友到广和楼听京剧名家的演唱,到天桥看曲艺表演,一如既往地热爱中国传统曲艺。从小失去母亲的孤寂,19岁时父亲去世感受到世态炎凉,使他更关心现实民众的苦难,不断地思考着一些社会问题,追问人生的意义。他读《老子》、读《圣经》,试图在中外哲学著作中寻找答案。经过多年的艺术准备和生活积累,曹禺1933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雷雨》。清华毕业后,曹禺到河北保定明德中学教英文,不久又回到清华研究院进行戏剧研究,因经济原因,中途辍学,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5年又写成了《日出》。1936年曹禺受聘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住所在第一模范监狱附近,犯人服劳役的景象使他回顾起童年时听保姆段妈讲述的农民铤而走险的故事,现实和记忆融会到一起,激发曹禺创作《原野》。《雷雨》、《日出》、《原野》成为曹禺抗战前的三部力作。 抗战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国立剧专向内地迁徙。西迁过程中,曹禺导演了《疯了的母亲》、《觉悟》等街头剧,在湘鄂川一带演出。在长沙,曹禺听了徐特立的关于“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演讲,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促使他在《蜕变》中塑造了一心为公的梁专员。1938年春抵达重庆,与宋之的一起将反映爱国青年对汉奸、特务进行斗争的《总动员》改为《全民总动员》(《黑字二十八》),参加第一届戏剧节演出。1939年春,曹禺随“国立剧专”迁到川南江安县,完成了构思已久的《蜕变》。剧本表现了抗战中初迁后方的某省立医院,在忘我敬业的丁大夫和正直无私的梁专员的努力下,清除了胡作非为、贪污腐败的官僚领导,重新焕发生机,反映了抗战中‘蜕’旧‘变’新的气象,体现了作者对抗战的乐观情绪。同年由国立剧专师生在重庆进行公演。1940年,曹禺再次将对封建家族的记忆用戏剧形式加以表现,创作了《北京人》。1942年,曹禺辞去教职,担任中央青年剧社、中国电影制片场编导,在重庆附近的唐家沱用3个月的时间将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改编成同名戏剧,戏剧得到了巴金的赞赏,该剧1943年4月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首演。此外,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根据法国戏剧改编了《正在想》和《镀金》两部独幕喜剧。《北京人》、《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抗战胜利后的戏剧活动 1946年2月,曹禺回到上海,3月与老舍一起应邀访美,回国后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并为上海文华影业编导了《艳阳天》。1949年3月曹禺绕道香港,来到北平,参与筹备中国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年7月成为全国文代会主席团成员。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1952年,创作了以协和医学院为故事背景,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获得了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的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1961年,曹禺根据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争的史实写出了《胆剑篇》,表达出“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再于理”的历史认识。“文化大革命”十年饱受迫害,被迫搁笔,文革结束后,1978年发表了《王昭君》,将昭君出塞故事翻新,强化了民族团结的主题,也对昭君这一历史人物进行新的阐释。 创作概况曹禺创作主要集中在抗战前与抗战时期。《原野》是曹禺全面抗战前颇有特色的戏剧,反映了宗法农村常见的家族复仇,又通过象征手法使其意义扩大为对人性的探究。仇虎被冤入狱,恋人亦被仇家强娶过去,他越狱复仇,但罪魁祸首焦阎王却已经死了,根据“父债子还”的逻辑,他把复仇的对象对准了善良、懦弱的昔日好友焦大星,他虽然成功地完成了复仇大计,但陷入恐惧中。花金子气质与繁漪接近,具有强烈的爱与恨,是曹禺戏剧中激情女性系列中的一个。该剧不仅在社会政治层面对军阀、农村恶势力进行揭示,同时也深入民族文化深处,表现封建宗法观念如何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戏剧中对民间戏曲的穿插,强化了戏剧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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