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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协整检验-陆军、钟丹

陆 军、钟 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协整检验

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协整检验

陆 军 钟 丹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510275)

内容提要:本文在全面分析泰勒规则的理论含义和实际应用的基础上,运用协整分析

方法估计我国泰勒规则的具体形式。检验结果表明,泰勒规则可以恰当地描述我国银行

间拆借利率的具体走势,并充当央行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问题,

本文尝试引入前瞻性泰勒规则,用预期通货膨胀率缺口代替原有的通货膨胀率缺口作为

估计变量,对泰勒规则作进一步修正。

关键词:货币政策 泰勒规则 协整检验

一、引 言

《中国人民银行法》已经明确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应采用什么政策工具和中介目标来实现最终目标一直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1993年,人民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这表明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失控局面的冲击后,人民银行意识到利用信贷规模和现金投放作为政策工具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缺陷,开始逐步转向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1996年起,人民银行采用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1998年,央行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进一步确立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地位。然而,几年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表明,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指标可控性、可测性和与最终目标关联度上,都不令人满意。不仅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无法实现,其测量口径引起许多争议,而且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物价、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也出现了不一致(夏斌、廖强, 2001)。甚至有学者提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应借鉴泰勒规则,采用利率指标。在2002年举办的“货币政策目标与操作”国际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从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以及理论逻辑出发,利率比货币供应量可能更适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王煜、张红地、余明,2002)。因此,我们需要做好从货币供应量目标向利率目标转移的理论研究的准备。

就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言,目前国内已经开始进行探索性的研究,谢平、罗雄(2002)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实证研究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他们首次运用历史分析法和反应函数法检验泰勒规则在中国是否成立,指出泰勒规则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国货币政策,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参照尺度。在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今后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新方向———借鉴泰勒规则,采用利率目标,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启示。然而他们对泰勒规则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例如,他们用历史分析法和反应函数法得到的结论实际上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他们直接采用泰勒教授根据美国经济数据提出的传统泰勒规则形式,运用历史分析法计算我国货币政策中利率的泰勒规则值并作为随后检验和分析的基础;而另一方面他们估计得到的反应函数却说明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不稳定的,并非按照传统的泰勒规则操作。造成这一矛盾之处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运用历史分析法时直接采用传统的泰勒规则形式。事实上,如果用计量方法,根据我国的具体数据估计得到泰勒规则的具体形式,可能可以更好地说明我国的情况。此外,他们对泰勒规则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也欠缺深入67

的讨论,尤其是忽略了货币政策时滞对泰勒规则操作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尝试在谢平、罗雄一文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我国应用泰勒规则的可行性。具体而言,本文从泰勒规则出发,利用协整理论检验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并估计我国泰勒规则的具体形式。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问题,本文引入前瞻性泰勒规则,用预期通货膨胀率缺口代替原有的通货膨胀率缺口作为估计变量,对泰勒规则作进一步修正。

文章的第二部分将简要回顾与探讨传统的泰勒规则,介绍泰勒规则的含义和国外相关文献的实证结果;第三部分提出实务上运用泰勒规则所遭遇的问题,并就中国现有的资料寻求可能的解答;第四部分以Johansen 协整分析方法来检验国内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长期走势是否符合泰勒规则,同时估计我国泰勒规则的具体形式;第五部分引入前瞻性泰勒规则,对传统的泰勒规则予以修正;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改进方向。

二、传统泰勒规则的回顾与探讨

1993年,在“Macroeconomic P olicy in a W orld Economy :from Econometric Design to Practical Operation ”这篇文章里,泰勒(John T aylor )使用多国的理性预期模型,通过7个工业国家数据的模拟分析,发现利率规则最有利于央行保持产出与物价稳定,其中利率规则是指根据产出和物价水平与设定目标值之间的差距来调节利率的货币政策规则。随后在“Discretion versus P olicy Rules in

Practice ”

(T aylor ,1993)一文中,T aylor 教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代表性利率规则,并用实证分析证明这一规则很切合1987年至1992年美国联邦资金利率的走势,这一规则后被称为“泰勒规则”,具体形式如下:

frr =rstar +p +015ygap +015(p 2ptarget )

(1) 其中,frr 为联邦基金利率,rstar 为实际均衡利率(泰勒教授根据美国资料设定为2%),p 为平均

通货膨胀率(本季度与上三个季度通胀率的平均值),ygap 为实际总产出缺口,以100(Y -Y 3)Π

Y 3表示,其中Y 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 DP ),而Y 3为潜在产出(按照212%的年增长率增长的潜在

G DP ),ptarget 为设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值(泰勒教授设定为2%)。

泰勒规则的基本含义在于,货币当局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遵循以下反馈规则,即根据通货膨胀率和总产出的实际值与目标值之间的差距来调节联邦基金利率的走势。虽然泰勒规则的形式很简单,但它既可以很好地反映货币当局的两个主要目标,即在短期内维持实际产出在其潜在产出水平附近,同时在长期内有效地控制通胀率,而且还可以概括现实中影响货币政策的基本因素(Judd and Rudebusch ,1998)。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产出缺口调整因素考虑了未来通胀的可能性,所以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前瞻性。

后续研究泰勒规则的文献,对该法则的运用提出了各种问题、扩展以及修正,并形成了一系列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设定为以下两个变量:通货膨胀率以及实际产出各自与目标值偏离的函

数的利率规则,即所谓的“泰勒类型规则”

(T aylor 2type rules ),这类规则与原始的泰勒规则有以下不同:

首先,是通胀缺口与产出缺口的权重设定不同,即对两个调整系数的设定不同。泰勒教授根据当时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基于简化的考虑,将这两个调整系数均先验设定为015,见(1)式。但许多学者认为若用计量方法估计这两个系数,可以更切合货币政策的历史情况。而且,由于这两个系数反映了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偏离目标值的反应程度,它们必须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和货币当局的偏好加以修正。此外,根据Andrew Levin ,V olker Wieland ,and John C.Williams (1998)的研究显示,调整系数越大,模型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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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使用数据的时间选择上有所不同。原始泰勒规则中,使用的是当期数据,即当期的联邦基金利率必须按照当期的产出缺口以及通胀缺口来调整。这其实是假设央行在设定本期的联邦基金利率时,就已经掌握了本期通胀和实际产出的数据。然而这假设是不现实的,因为一般本季度产出和通胀的数据最快都只能在下季度才统计出来。考虑到实际操作上的可行性,有学者提出应使用滞后一期的产出和通胀数据,即本期的联邦基金利率根据上一期的产出和通胀缺口来设定。

再次,是“泰勒类型规则”可能会考虑联储平滑利率的行为(K ozicki,1999)。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联储有平滑利率走势的偏好,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对通胀与产出缺口的反应与调整不是在一个季度内一次完成,而是在几个季度内逐渐完成。考虑联储平滑利率行为的“泰勒类型规则”,一般假设本期的联邦基金利率除了取决于产出与通胀缺口因素外,还取决于上期的联邦基金利率。

最后,是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测量方法不同。衡量通胀可以采取很多种指标,包括消费物价指数、扣除能源和必需品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和G DP平减指数等,而对潜在产出的估计也有许多种方法,由此就有许多种衡量产出缺口的方法,对此,本文的第三部分会作进一步讨论。K ozicki (1998)对通胀率和产出缺口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分别估计泰勒规则,发现不同指标得出的联邦基金利率,对产出与通胀缺口的反应程度有显著差异。

三、估计泰勒规则时存在的不确定性及可能解答

在实际估计时,泰勒规则中各组成部分的设定与衡量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实际总产出缺口的估算,二是通货膨胀率的均衡值或目标值的设定,三是实际均衡利率值的确定。在这一部分,我们会结合我国的实际数据,逐一讨论这些不确定性。

(一)潜在产出和实际总产出缺口的估算

潜在产出是指当经济体系的生产资源均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在文献中,估算潜在产出的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对实际产出的时间序列进行分解的方法,即将实际产出分成潜在产出和围绕潜在产出波动的产出缺口两部分,包括Wharton学派的潜在产出线估算方法, H odrick2Prescott滤波方法(简称HP滤波),Beveridge2Nels on方法和状态空间—卡尔曼滤波方法(state space2K alman filter)等等。二是利用生产函数估计潜在产出。生产函数法假定产出遵循固定的生产函数模式,随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变化而增减。而按生产函数法估算潜在产出的最大优点是其背后有经济理论的支持,因而在文献中被大量采用。本文将采取这种方法来估计潜在产出。

将生产函数设定为:Y=f(L,K,A)(2)

其中Y、K、L和A分别表示产出、固定资本存量、劳动者人数和技术进步因素。在实际估算生产函数时会遇到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资本存量的实际资料欠缺,二是充分就业劳动量的估算,三是技术进步因素A的估算。

11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

由于资本存量的实际资料欠缺,我们用全国的固定资产净值来代替资本存量,再根据式子K

t+1 -K t=I t-D t估算,其中K t+1、K t代表t+1年和t年的固定资产净值,I t代表t年的固定资产投

资,D

t代表t年的固定资产折旧。

21关于充分就业劳动量的估算问题。

一般认为,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劳动量。而自然失业率受人口、经济制度和社会阶层变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估计上十分困难。本文以统计年鉴中提供的“经济活动人口”作为充分就业的劳动量,即将自然失业率视为零。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化的处理,因为自然失业率为零的可能性很低。

31关于技术进步因素A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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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的增加有赖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但同时也依赖于许多其它非要素因素,例如教育普及、研究开发及金融体制的变革等等,这些因素一般被概括为技术进步因素。对这一因素的处理,本文参照OEC D (1994)的处理方法,用两阶段估计法。

假设我国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由于使用的季度数据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所以在回归方程中加入D1、D2、D3三个季节虚拟变量。

D1=1 一季度

0 其他 D2=1 二季度

0 其他 D3=1 三季度

0 其他

估计以下式子:

Log (Y ΠL )=C0+C1×Log (K ΠL )+C3×D1+C4×D2+C5×D3

(3) 然后将上式的残差项以H odrick 2Prescott 滤波(HP 2filter )的方法加以平滑化所产生的新数列作为A t 项,即:

A t =HP -filter{Log (Y ΠL )-[C 0+C 1Log (K ΠL )+C 3×D 1+C 4×D 2+C 5×D 3]}(4)

进而将A t 项代入,估计下式:

log (Y ΠL )=C 30+C 31Log (K ΠL )+C 32A t +C 33×D 1+C 34×D 2+C 35×D 3(5)

最后,用充分就业的劳动量(L 3)代替劳动就业量,就可以得到潜在产出(Y 3)。即:

Y 3=Exp{Log (L 3)+C 30+C 31[Log (K )-log (L 3)]+C 32A t +C 33×D1+C

34×D2+C 3

5×D3}

(6)

图1列出由生产函数方法估计的潜在G DP 估计值和实际产出值,而对应的实际产出缺口走势图则见图2,而关于估计我国生产函数时使用的数据、具体过程及结果的说明请参看附录1。

图1 潜在G DP 估计值和实际产出值图2 实际产出缺口估计值

(二)关于通货膨胀率均衡值或目标值的设定

泰勒规则以“维持通货膨胀稳定”为政策目标,因此,运用泰勒规则时,自然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以何种物价指数代表通货膨胀指标,二是所欲稳定的目标通货膨胀水平的确定。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一般常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衡量通货膨胀水平。而关于第二个问题,文献中确定通胀率均衡值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方法是简单使用一个较长时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作为通胀率的均衡值。第二种方法操作上也很简单,就直接采用中央银行公布的通胀目标的平均值。

我们这里使用“潜在物价指数”法,引入“潜在物价指数

(P 3)”作为通货膨胀的目标值。潜在物

价指数基于Fishier 的交易方程式,具体指在给定货币供给量和均衡货币流通速度(V 3)下,能维持

潜在产出(Y 3)正常交易活动的均衡物价水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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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MV 3ΠY 3(7) 其中,M 以广义货币M 2表示,V 3为均衡货币流通速度,Y 3为潜在产出。理论上V 3应是产出、

物价、利率乃至制度改变等因素的函数,很难准确估计。简单起见,我们用每年实际值的年平均值(V )视作当年均衡值(V 3)。即每年的V =当年的名义G DP Π当年末的广义货币。

将M 2、V 3及前面由生产函数法估算得到的潜在产出(Y 3)代入(7)式,则可求得P 3的估计值。

而P 3的年增长率就代表了目标通货膨胀率(PST AR )水平。

(三)关于实际均衡利率的设定

关于实际均衡利率的设定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方法一是利用潜在G DP 的年增长率估算。T aylor 教授(1993)就是采用这一方法,他设定实际均衡利率等于潜在G DP 的年增长率,似乎颇符合美国的情况。方法二是利用回归方程,估计泰勒规则的形式,那么回归方程的截距项就是实际均衡利率。然而这一方法缺乏理论依据,因为估计得到的泰勒规则形式只能反映以往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对通胀和产出可能作出的反应(G ramlich ,1998)。方法三是G ramlich (1998)和Stuart (1996)等学者提出的,用指数化的公债(index 2linked bond )利率作为实际均衡利率的替代变量。第四种方法认为实际均衡利率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通过估算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确定实际均衡利率。

还有一种求实际利率的方法,它依据费雪方程式,资产的实际报酬率(实际利率)等于扣除预期通胀率的名义报酬率。如Barro (1992)提出以三个月的国库券利率扣除预期通货膨胀率(以实际CPI 指数的年增率代替)作为短期的实际均衡利率。本文也采用这一办法,具体是用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扣除实际CPI 年增率作为实际均衡利率。

四、泰勒规则的实证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以计量经济学的协整理论(C ointegration Theory )为基础检验泰勒规则,即通过实证检验我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与实际均衡利率、通胀率、通胀缺口及产出缺口这五个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说明泰勒规则在中国是否成立。

(一)协整理论的简单介绍

协整理论是研究分析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Engle and G ranger (1987)指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称得到的平稳的线性组合为协整方程,可以认为协整方程的存在说明这些变量(即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所以,如果通过检验,证明泰勒规则内的各个变量之间的确存在协整关系,就能说明泰勒规则是成立的,且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本文将采用Johansen 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计量模型的设立和数据说明

我们将拟检验的模型设定为简单的泰勒规则模式:

INTER =a 1RST AR +a 2CPI +a 3YG AP +a 4PG AP (8)

其中,I NTER 为银行同业拆借利率①;RST AR 是实际均衡利率,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扣除CPI

的年增长率代替;CPI 为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②;YG AP 代表潜在产出缺口,即100(Y -Y 3)Π

Y 3,其中,Y 代表实际G DP ,Y 3

用第二部分的生产函数法估算得到;PG AP 代表通货膨胀缺口,即0

8陆 军、钟 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协整检验

①②将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提供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年同期=100)的月度数据作简单平均得到季度的消费物价指数数值。1992至1995年选取上海融资中心同业拆解利率,引自谢平、罗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1996至2001年选取人民银行各期季报公布的7天的同业拆解利率。

CPI-PST AR,其中PST AR表示目标通货膨胀率,用上一部分第(二)点介绍的方法,估算“潜在物价指数”P3的年增长率得到。

在我们要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内生变量向量组y

t

=(I NTER,RST AR,CPI,YG AP, PG AP),外生变量x t只包括常数项。

(三)实证分析方法与结果说明

下面我们利用Eviews软件,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确定变量的协整阶数,然后按照Johansen的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协整分析,找出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最后再做系数差异检验。

1、单位根检验

本文用Dickey&Fuller(1981)年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是否为稳态序列。

2、AR模型滞后期数的诊断检验

当以单位根检验得到变量不全为平稳序列时,须进一步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数。协整分析的前提为VAR模型的干扰项是白噪音,而这能够通过选择适当的滞后期数(p)来实现。我们根据SC(Schwarz Criteria)这个信息判据选定滞后期数为1。表1单位根检验

变量Augmented Dickey2Fuller检验

I NTER-2152(t,1)

△I NTER-213233(0,1)

RST AR-2144(t,1)

△RST AR-21703(0,1)

CPI-2161(t,1)

△CPI-210033(0,1)

YG AP-2162(t,3)

△YG AP-71723(c,1)

PG AP-3137(t,1)

△PG AP-41453(c,1)

注:变量前加“△”表示对变量作一阶差分,括号里的第一个字符表示检验的类型(0:不含常数项,C:含常数项,t:含线性趋势项和常数项),第二个字符表示滞后阶数,3(33)

表示在1%(5%)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表2滞后期数的选择

lag=1lag=2lag=3 Schwarz Criteria191392013720117

3、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3:

表3 协整检验泰勒规则估计结果

零假设:

协整向量的数目特征值迹统计量临界值

5%显著水平1%显著水平

0301609631615914666152至多1个0138931173918945158

至多2个01263141952413129175

至多3个0107341591215316131

至多4个01058210231846151

注:3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拒绝零假设。

协整检验表明,这5个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见下式(括号中是标准差):

INTER=115273RST AR+113163CPI+014973YG AP+010893PG AP

(01165) (01063) (01223) (01074)

从结果上看,5个变量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传统泰勒规则适合描述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长期走势。每个估计符号都符号理论要求,而且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的估计值为01497,与传统泰勒规则非常接近,然而通胀缺口的调整系数却只有01089,与传统泰勒规则差别较大。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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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泰勒规则中通货膨胀缺口调整因素和产出缺口调整因素的权重可以体现短期内央行面对经济成长和物价稳定两难局面时的权衡结果,反映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偏好,即经济成长与物价稳定孰重的决策尺度(K ozicki ,1999)。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人民银行相对更重视保持产出的稳定。当然,由于我们使用从1992年到2001年的季度数据,其中包含的1993~1994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数据对估计结果会有一定影响。

五、前瞻性泰勒规则

(一)前瞻性泰勒规则的含义

前面传统的泰勒规则对通货膨胀率缺口的衡量,是直接以当期实际通货膨胀率扣除物价上涨的最终目标(或长期均衡值)表示,计算上相当方便。只是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同期或过去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并非理论实务上关注的重心,事前的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才是斟酌政策取向的关键。好的货币政策在认为未来物价有通货膨胀压力时就应该及时调整。况且,由于货币政策从制定、实施到影响实体经济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即货币政策存在所谓的时滞问题,因此,若将泰勒规则作进一步修正,在传统模型中引入预期因素,改用预期通货膨胀率缺口作为估计变量,使之成为前瞻性的政策决策方式,应是比较合乎实际的做法,还有助于央行更好地调控同业拆借利率。

以预期为基础的前瞻性泰勒规则的具体形式如下:

i t =r 3+πt +μ31(y t -y 3)+μ3s (E t (πt +1)-π3) μ1、μ2>0

与原始的泰勒规则模型(1)式比较,原来的通货膨胀率P 被预期的通货膨胀率E t (πt +1|I t |)代

替,其中E t (πt +1|I t |)表示以t 期的信息集(Information set )I t 来预测t +1期的通货膨胀率,i t 即rstar 。

所以在前瞻性泰勒规则中,目标利率不是取决于已经实现的或“事后”的通货膨胀率,而是取决于根据已有信息而作出的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

(二)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估算

要估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简化的方式是利用公众或专业机构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看法,作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但是,目前我国并无此项问卷调查资料与预期指标。在文献中,估算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方法有以下两大类:一是直接估计的方式,主要依据Lucas 供给曲线所导出的预期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expectation 2augmented Phillips curve )。如Brayton &Mauskopf (1985)、Rudebusch &Svenss on (1998)的实现通货膨胀率加权平均模型以及Hallman ,P orter &Small (1989、1991)的均衡物价模型(Pstar M odel )。二是间接估计的方式。根据费雪方程式(R t =r 3+πe t )估计隐含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如Hig o (1999)分别以稳态的均衡经济增长率、潜在产出增长率及资本报酬率的估算值作为实际利率的替代变量,进而间接估计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本文将采用直接估计的方式,引入菲利普斯—奥肯曲线,估算预期的通胀率,具体方法如下: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用下式表示:

πt =f (u t )+π3t

=π3t +b (u t -u 3)奥肯法则指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所观察到的在失业率与商品市场的超额需求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一实证法则(Oken ,1970,1974)。这法则可表示为:

u =u

3-a 3ygap t ,其中ygap t =Y t -Y 3t Y 3t ×100 其中,u 与u 3表示实际与自然失业率。Y 是实际产出,Y 3是潜在产出(即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

率时的产出)。

将奥肯法则和菲利普斯曲线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菲利普斯—奥肯曲线:

2

8陆 军、钟 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协整检验

πt =π3t

+ab 3ygap t 由于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与去年同期(πt -1)和上一季度(πq

t -1)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关系最为密切,

所以估计预期通货膨胀率时,上式中包括πt -1和πq t -1两项。

实际的估计式及结果如下:

πt =β1ygap t +β2πt -1+β3πq t -1,

πt =010256ygap t -10256πt -1+1121πq t -1+e ,(01713) (-4167) (2119)

所以预期通胀率πe t =-01256πt -1+121πq t -1

(三)对前瞻性泰勒规则的协整检验

按照前面第四部分介绍的方法,只是将通胀缺口改为预期通胀缺口(PG AP -EX =πe t -

PST AR ),进行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表4协整检验前瞻性泰勒规则估计结果

零假设:

协整向量的数目

特征值迹统计量临界值5%显著水平1%显著水平03301643671505914666152

至多1个01360321473918945158

至多2个01306171302413129175

至多3个010774188121516131

至多4个

01062211631846151 注:33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拒绝零假设。

检验结果表明,这5个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见下式:

INTER =116973RST AR +113733CPI +011313PG AP -EX +015093YG AP

(01187) (01074) (01076) (01221)

既然通过协整检验,协整方程个数为

1,而且各个系数的符号均符号理论要求,说明前瞻性的泰勒规则同样适用于描述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对比前面检验泰勒规则得到的协整方程(I NTER =115273RST AR +113163CPI +014973YG AP +

010893PG AP ),我们发现,前瞻性泰勒规

则的物价及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的估计值

表5误差纠正模型的预测误差的比较

预测误差泰勒规则模型前瞻性泰勒规则模型平均绝对误差(M AE )0132901325均方误差(RMSE )0148401486Theil 不等系数010*******均略高,而产出缺口的系数估计值仍与传统泰勒规则十分接近,而预期通胀缺口的系数估计值仍与传统泰勒规则相差较远。

(四)两种规则短期误差纠正模型预测误差的比较

前面已证明估计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那么,对于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短期动态调整,可以求得递延1期的误差修正模型。表5列出泰勒规则与前瞻性泰勒规则对应的误差纠正模型对实际同业拆借利率拟合精度的指标,包括平均绝对误差,均方误差和Theil 不等系数。观察结果,发

现两个模型的预测误差无明显差异,说明通胀率是否具有“向前看”

(forward -looking )并不影响拟合3

82003年第8期

优度,对预测误差改善效果有限。这结论与Fuhrer (1997)相同。

①六、结论与改进方向

(一)结论

自从1996年6月起,我国金融机构可根据市场资金供求状况,自行确定同业拆借市场上的拆借利率。尽管目前中央银行的货币数量控制主要以货币供应量为操作目标,但是透过再贴现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的调节,银行体系的净超额准备的变动仍将间接影响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高低。换句话说,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资金价格在理论上仍然可以反映央行货币政策的取向,而本文的总体实证结果也支持这点结论。具体而言,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协整方程个数为1,而且各个估计系数的符号都符合理论,所以实证表明传统及前瞻性泰勒规则都可用于描述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走势,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可以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参考依据。

(二)改进方向

1、通货膨胀率目标值的设定

在推导通货膨胀目标值时,为求简便,仅假设货币流通速度的当年均衡值(等于每年实际值的

年平均值(V )。但是,理论上V 3是产出、物价、利率甚至是制度改变等因素的函数。因此,未来在

估计通货膨胀目标值时,应对V 3加以深入的探讨。

2、对产出缺口的估计

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估计潜在产出,进而估算产出缺口,虽然该方法有理论支持,然而因种种原因,我们在估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假设,例如估计资本存量涉及的假设以及对充分就业人口的假设等,对于这些假设是否可能导致较大的偏差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另外,或许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更好的估计产出缺口的方法,并进一步比较各种不同方法得到的产出缺口是否会对最终泰勒规则的估计结果产生显著性的影响。

3、对泰勒规则的进一步修正和讨论

泰勒规则在假定货币当局对利率控制具有独立性的前提下运作,然而实际中这点很难做到。Athanasios Orphanides (1997)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操纵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自由度会受汇率固定而降低,因此,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泰勒规则有修正的必要。我国目前实际上实行的仍然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所以在进一步研究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时,必须寻求方法考虑这一因素。另外,在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实际经济部门对利率变动反应迟钝的情况下,如何具体使用泰勒规则还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附录1 我国生产函数的估计

我们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1996—2001年的各期季报,样本数据包括1992年第1季度到2001年第4季度,共40个样本点。

Y: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用1992年不变价格表示)。由于没有季度的G DP 平减指数,我们统一用年度的G DP 平减指数将季度G DP 的名义值转化为实际值。另外,这里的G DP 表示季度发生值。

L :使用年末全国劳动从业人员的数量。

②4

8陆 军、钟 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协整检验

①②年鉴上没有提供季度数据,这里假设每季的从业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都等于当年年末的从业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Fuhrer (1997)实证结论指出通胀率是否具有前瞻性(forward looking )并不影响拟合优度,但预期符合前瞻性时,可以使模型合理解释冲击的影响,有助于模型的动态稳定。

L 3

:年末经济活动人口数①

K:固定资产净值具体估算固定资产净值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1期初(1978年)我国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假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1978年年底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净值为320114亿元,由于当时国有经济的比重占了大部分(假设为80%),则可以合理估计当时全国的固定资产净值32011435Π4=4001175亿元。

21折旧率的假设。年鉴上有国有企业78年至92年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大部分都在5%左右,所以假设固定资产的年折旧率为5%,而季度折旧率为1125%。

31由于统计年鉴从1991年才开始提供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一指标,所以,对于1992年以前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数值,我们使用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将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转换成用1992不变价格表示的数值,而对于1993年开始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季度数据,则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其折算为按1992年不变价格表示的数值。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3)式和(5)式,结果如下(括号中的数值代表t 统计量):

Log (Y ΠL )=-1192+01334Log (K ΠL )-01485×D1-01310×D2-01272×D3

(-4314)(5165) (-8131) (-5132) (-4168)

Adjusted R 2squared =01744 DW =0186

log (Y ΠL )=-11921+01344Log (K ΠL )+11327At -01486×D1-01311×D2-01273×D3

(-6817)(911) (713) (-1312) (-8145) (-714)

Adjusted R 2squared =01898 DW =2117

用(L 3)代替上式的(L ),就可以得到潜在产出(Y 3)的估计值。

参考文献

李维刚,2001:《泰勒规则、联储货币政策及我国货币调控问题的思考》,《国际金融研究》第6期。

王宇,2000:《货币政策理论与操作的最新发展》,《世界经济》第3期。

王煜、张红地、余明,2002:《“货币政策目标与操作”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金融》第8期。

谢平、罗雄,2002:《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经济研究》第3期。

夏斌、廖强,2001:《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经济研究》第8期

Bennett T.M cCallum ,1999,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Analysis of M onetary P olicy Rules ,H omer Jones M em orial Lecture ,M arch 11.Edward M.G ram lich ,1998,“M onetary Rules ”,M ember of Board of G 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t the Eastern Econom ic Ass ociation ,New Y ork ,February 27.

Hallman ,J.J.,R.D.P orter ,and D.H.Small ,1989,M2per Unit of P otential G NP as an Anchor for the Price Level ,S taff S tudy N o.157,Board of G 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W ashington ,DC.

H ig o ,M.,1999,W hat C an In flation E x pectations and C ore In flation T ell Us ab out M onetary P olicy in Japan ?IME S Discu ssion Pap er Serie s 99-E -22.John P.Judd and G lenn D.Rudebusch ,1998,T ay lor ’s Rule and the F ed :1970—1997,F ederal R eserve Bank o f S an Francisc o ,E conomic Review ,3.K ozicki Sharon ,1999,H ow Useful Are T aylor Rules for M onetary P olicy ?E conomic Review ,S econd Quart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 ansas.M ichael W ood ford ,2000,Pitfalls of F orward 2Looking M onetary P 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2):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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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明)(校对:子璇)

2003年第8期

①由于年鉴上没有提供2000年和2001年经济活动人口的数据,我们根据以下公式和已知的数据进行估算:经济活动人口=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城镇就业人口+城镇失业人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农村从业人员=从业人员+城镇失业人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2000年经济活动人口=(21274+595+657)+49876=72402万人

2001年经济活动人口=73025+894+515=74434万人

Firm as A Coherent Organization for Transaction

of H uman C apital Usu fruct

Nie Huihua

(School of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F ollowing C oase’s idea,we define the firm as a coherent organization for transaction of human capital usu fruct.In firm authority relation substitutes price mechanism,and it reduces transaction costs because of“organizational coherence”.In our opinion,firm is a kind of coherent contract,while market is https://www.wendangku.net/doc/f416591142.html,anizational coherence links key em ployers to firm tightly.Firm has a lower critic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than market,owing to organizational coherence.The boundary of firm is limited by transaction cost and organizational coherence.

K ey Words:The Nature of the firm;Organizational C oherence;T ransaction C ost;Human capital

JE L Classification:D230,L1400,L200,M2100

Employment R eplacement and Labor Mobility:

A N e w Analysis Frame w ork

Y ang Y unyan,Xu Y ingmei&X iang Shujia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One of the im portant trends shown in the5th2000census results is that the central provinces have experienced a remarkable output of the labor force in1990’s,and a steadily decrease with the total em ployment is observed in m ost central provinces.In contrast, coast provinces expand fast with the total em ployment and received huge v olume of immigrants.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ast provinces benefits from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cess.As manu facture and other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mainly established in coast regions,the newly produced em ployment opportunity replaced the de facto em ployment in central provinces,resulting unem ployment and labor outflow in these regions.This paper argues that em ployment replacement, instead of income level,is one of the major reas ons responsible for massive labor force trans fer between central and coast regions. K ey Words:Em ployment;census;labor m obility;regional disparity

JE L Classification:J610,J620,J640

Cointegration Test of T aylor Rule in China

Lu Jun&Zhong Dan

(Lingnan college of Sun Y at2Sen University)

This paper analyse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 aylor https://www.wendangku.net/doc/f416591142.html,ing the cointegration theory in econometrics,this paper then estimates the specific form of T aylor Rule in China.The results of cointegration test prove that T aylor rule can describe the tendency of China interbank offer rate appropriately and serve as an im portant foundation or indicator when central bank establishes its m onetary policy.In view of policy lag problem,this paper further m odifies T aylor rule by introducing forward2looking T aylor Rule.

K ey Words:M onetary P olicy;T aylor Rule;C ointegration T est

JE L Classification:G100,E440

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实证检验及拓展

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实证检验及拓展 陈奉先1a涂万春1b (1.西南财经大学 a.金融学院;b.经济学院,四川成都 610074) 内容提要:本文在介绍泰勒规则产生、内涵、发展的基础上,利用Lawrence模型将汇率因素引入,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前瞻性泰勒规则。实证结果表明:泰勒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相对于物价稳定目标,央行更关注经济增长;将微观主体的预期和汇率因素引入到货币政策时,央行对利率的敏感性增强;继续推动利率和汇率体制改革能更有效地提高泰勒规则的解释力;“前瞻性泰勒规则”能提高中国货币政策透明度; 关键词:泰勒规则开放经济前瞻性货币政策拓展 Empirical Test for Taylor’s Rule in China and its Extension CHEN Feng-xian1a,TU Wan-chun2b (1.a. School of Finance;1.b.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 the origination、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ylor’s rule. On this basis, we then contrast the forward looking Taylor’s rule in an open economy by employing a model from Lawrence (1999).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aylor’s rule provides us a frame of reference in policy making; Central bank prefer “economic growth” to “price stability”; when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public expectation and exchange rate, central bank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ice stability; exchange rate and interest rate regime reformation would increase the explanation of Taylor’s rule; the forward looking Taylor’s rule could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of monetary policy. Keywords: Taylor’s rule; open economy; forward looking; monetary policy; extension 作者简介: 陈奉先 (1982~) 男满族,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央银行理论与宏观金融调控。 涂万春 (1982~) 男汉族,湖南汉寿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联系方式:四川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15号信箱邮编:610074 电子邮箱:cnbanker@https://www.wendangku.net/doc/f416591142.html,

弗里德曼规则还是泰勒规则_信贷周期下的我国货币政策选择

弗里德曼规则还是泰勒规则* ———信贷周期下的我国货币政策选择 汪 川〔摘要〕:本文在一个包含银行部门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讨论了银行信贷和中国 经济波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比较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通过信贷因素对我 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具有信贷周期的特点,并 且模型模拟出的产出、实际利率和投资等主要变量的相对标准差都与实际经济数据相吻 合;同时,脉冲响应分析的结论显示,相比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泰勒规则对我国实际经 济变量有着更好的控制力。 关键词:货币政策规则信贷周期经济波动DSGE 分析 JEL 分类号:E1E3E5 一、引言 在我国,银行贷款是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同时也是宏观经济调控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从2000年到2010年的我国季度数据的分析来看,信贷余额和产出缺口之间体现出较强的相关性。据图1所示,我国信贷余额和产出缺口的相关性仍然很强,两者呈现同方向变动的特点,并且信贷指标领先于产出缺口变动约4个季度的水平。 图1银行信贷与宏观经济波动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统计年鉴2000~2010。 *汪川,中国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有关信贷因素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文献可以追溯到Fisher (1933),Fisher 最早提出了信贷因素可以放大经济周期的观点。但在Fisher 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往往忽视信贷市场的作用。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不完全信息理论为代表,信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问题逐渐得到主 汪川: 弗里德曼规则还是泰勒规则

金融评论2011年第2期 流经济学的重视(Townsend,1979;Stiglitz and Weiss,1981)。 在宏观经济学分析中,信贷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产生,即外部融资成本途径和抵押贷款途径。抵押贷款渠道的研究以Kiyotaki and Moore(1997)为代表,Kiyotaki and Moore(1997)指出由于信贷配给因素的影响,企业以自身价值为抵押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形势就会通过企业信贷可得性来影响企业的投资水平,而企业的投资又作用于宏观经济,因此,宏观经济波动呈现较强的信贷周期特点。外部融资成本途径的分析以Bernanke, Gertler and Gilchrist(1999)为代表,根据他们的研究,信贷市场摩擦的因素(如信息不完全或合约执行成本过高)导致了企业外部融资的额外成本,由于这个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取决于企业的财务状况,因此,宏观经济波动就会通过企业财务状况来影响企业的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和投资水平,最终起到放大经济周期的作用。上述两类文献均被视为“金融加速器”模型,此类模型虽然分析了信贷市场中的摩擦因素所导致的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扩大作用,但正如Bernanke,Gertler and Gilchrist (1999)所指出的,该类模型并没有考虑银行等金融中介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 近年来,Christiano,Eichenbaum and Evans(2005),Christano,Motto and Rostagno(2008)以及Smets and Wouters(2003,2007)等有关研究均把侧重点放在银行的金融中介职能,即银行贷款渠道的分析上。这些文献突出了银行作为金融中介负责吸收储蓄和发放贷款的功能,该类文献进而指出,由于居民的储蓄为名义变量,因此,对价格冲击的因素会通过降低企业实际债务而产生“费雪通缩效应”,进而产生放大宏观经济波动的效应。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银行贷款渠道的作用。Bernanke and Blinder(1988)指出银行贷款和非银行贷款的非完全替代性是银行借款渠道发生作用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研究显示,当企业找不到贷款的完全替代品来作为资金来源时,央行收缩流动性将促使银行减少贷款供给,由于企业难以找到替代的资金来源,这将促使他们减少支出,从而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Hulsewig等(2006)使用最小化变量的理论和经验脉冲响应函数距离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贷款的供给在货币政策冲击后发生显著变化。Lown and Morgan(2006)沿用基于宏观变量的VAR模型研究银行贷款渠道的存在性,他们发现即使在控制了贷款利率和一系列的需求因素(预期产出水平、破产率、商业票据和国库券的利差等)之后,银行信贷条款的松紧仍然与贷款量和产出密切相关。 在国内的相关实证研究的结果均支持了信贷市场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要渠道的结论。蒋瑛琨等(2005)、盛朝辉(2006)证实了信贷因素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显著性作用;潘敏和繆海斌(2010)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商业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不同作用,并肯定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促进了宏观经济回暖;盛松成和吴培新(2008)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信贷规模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工具。在理论方面,现有研究大多运用“金融加速器”模型解释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杜清源和龚六堂,2005;崔光灿,2006),但总的来说,金融加速器模型在经济波动的持续性方面解释性较差;相比之下,银行贷款渠道则对我国经济的模拟结果更为接近,许伟和陈斌开(2009)构建了一个带有银行部门的DSGE模型,模型结果显示,商业银行信贷不仅解释了大部分的国内消费和货币余额的波动,还对投资和产出的波动有重要影响。 本文通过在“现金先行”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加入了银行部门,以DSGE方法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波动背后银行信贷的作用。与盛松成和吴培新(2008)的观察一致,在本文的模型中,货币政策正是体现在货币当局对整个银行系统的货币注入和撤出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比较了货币政策的弗里德曼规则和泰勒规则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评价不同的货币政策类型在宏观调控中的适用性。相比已有文献,本文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第一,本文在DSGE模型中引入了银行部门,刻画了银行信贷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内在影响;值得指出的是,不同于许伟和陈斌开(2009),本文的模型明确了银行贷款的作用,即支付劳动力成本,且本文的模型并不存在垄断竞争的假设。第二,

费雪等式和泰勒规则

假设: 投资品数量是1,价格是1,则投资品的名义价格是11*1=。 (1)将1单位的投资品进行投资,如果实际利率是r ,则,下一期的投资总收益为:r 1r 1*1+=+)(。 (2)将名义价值为1的货币进行投资,如果名义利率是i ,则下一期的投资总收益为:i i +=+1)1(*1 (3)如果本期到下一期,通货膨胀率为π,下一期的价格水平为π+1 (4)在均衡状态下,两种投资渠道的投资收益是相等的,则:r 11i 1+=++π (5)将上式进行整理:ππr r i ++=,因为πr 的值比较小,可以忽略,则 (6)π+=r i ,费雪等式。 (7)此公式为,在没有宏观政策当局干涉下市场自发形成的均衡。 (8)如果宏观政策当局,特别是中央银行,要对产出和价格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则需要对(6)式进行修改。 (9)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主要关注两点,产出和就业,更准确滴说是产出缺口和价格缺口。 (10)产出缺口:f t y -y ,其中,t y 为实际GDP 增长率,f y 是经济体的长期均衡增长率或者说是充分就业水平的增长率。 (11)价格缺口:*-t ππ,其中,t π为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在应用中, 多选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来代替。*π为长期的均衡通货膨胀率,或者说是与长期均衡GDP 增长率相对应的价格增长率。当经济过热

时,往往意味着0y -y f t >,0*-t >ππ。中央银行的应对措施就是,提高市场利率,收银信贷。 (12)则中央银行的操作工具就在(6)式的基础上,改写为: (13))()(*-b y -y a *r i t f t t πππ+++=,其中a>0,b>0。此式为泰勒 规则,Taylor Rule 。 (14)当不存在产出缺口和价格缺口的时候,央行的操作工具就会简化为市场均衡的费雪等式(6)。

泰勒规则分析

泰勒规则分析 假定N是通货膨胀率,N是通货膨胀的目标,i是名义利率,i是名义目标利率。从中期来看,i与N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真实利率给定,那么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在中期是one for one的对应关系。假定U是失业率,Un是自然失业率。泰勒认为,中央银行应该遵循以下的规则: 假定N是通货膨胀率,N是通货膨胀的目标,i是名义利率,i是名义目标利率。从中期来看,i与N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真实利率给定,那么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在中期是one for one的对应关系。假定U是失业率,Un是自然失业率。 泰勒认为,中央银行应该遵循以下的规则: a和b是正的系数。 上式的含义: (1)如果通货膨胀等于目标通货膨胀(N=N),失业率等于自然率(U=U),那么中央银行应该将名义利率i设为它的目标值i。这样经济将保持稳定。 (2)如果通货膨胀高于目标值(N>N),那么中央银行应该将名义利率设定为高过i。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将导致失业增加,失业增加将反过来导致通货膨胀下降。 系数a表示央行对失业和通货膨胀关心程度的不同。a越高,中央银行面对通货膨胀就会增加越高的利率,通货膨胀下降速度将更快,经济放慢的速度也会变快。 泰勒指出,在任何情况下,a都应该>1。因为影响支出的是真实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当通货膨胀增加时,央行如果想压缩消费的话,就必须增加真实利率。换言之,央行增加名义利率的幅度应该大于通货膨胀的幅度。 (3)如果失业率高于自然率(U>U),央行应该降低名义利率。名义利率下降将导致失业率下降。系数b反映央行对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关心程度的不同。b越高,央行就越会偏离通货膨胀目标来保证失业率在自然率附近。 泰勒认为没有必要刻板的遵守这个规则。当发生严重的外来冲击时,货币政策不必拘泥于这个公式。但是,他强调这个规则提供了一个货币政策的思路:选择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不仅考虑到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也考虑失业的情况。 研究发现,美国和德国的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并不考虑泰勒规则。但是这个规则很好的描述了它们在过去15-20年间的行为。 a和b是正的系数。 上式的含义:

CDMA不同厂家在边界切换的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案

CDMA不同厂家在边界切换的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案 1、存在问题 陕西本地网长武、彬县、旬邑与甘肃平凉、庆阳本地网交接,由于陕西本地网使用华为设备而甘肃本地网使用中兴设备,在交接区域用户普遍反映通话质量差,对前端的移动业务市场发展造成影响。 2、问题分析 cdma网络在各本地网边界之间,同厂家设备可以通过a3/a7互联实现软切换,在边界区域使用,用户感知与在本地网内使用相同。但异厂家设备之间由于技术规范不一致等原因,无法进行软切换。在边界由于双方本地网均使用283频点进行通话,相互干扰严重,在用户层面表现为通话语音断续、接通困难,通话时掉话。 电信前期接收cdma网络时,由于异厂家本地网边界主要分布在人烟稀少区域,无用户或用户量极少,此类问题未凸现,但随着电信移动用户的迅速增多,边界用户的用户感知差问题开始暴露,亟需解决。 我们了解目前异厂家边界通话质量提升手段最常用的是迁移边界地带,尽量避开用户密集区域,例如:我省榆林与内蒙古由于在省际边界存在重点客户用户感知无法保证,内蒙古对重点客户所在边界进行调整,将边界20余个华为基站全部替换为中兴基站,但此方案投资极大,并且如双方本地网用户分布均匀无明显稀疏区域

时,还存在边界线选择困难。 3、解决思路 电信cdma网络共有7个频点(283、242、201、160、119、78、37),边界区域基站话务量承载普遍较小,现阶段在边界基站载频配置均为语音1个载波(283),3g数据1个载波(37),其它载波均未使用,所以我们尝试在省际边界基站开启其它暂未使用载波,已规避同频干扰问题,提高用户感知。 第二部分:方案制定 1、提升边界区域通话质量机理 ▲在边界区域用户占用我方201频点时由于对方使用283频点,在交接区域,201频点信号纯净无干扰,ec/io信号质量好,用户通话质量提升。 ▲在边界区域用户占用对方283频点时,我方对283频点采取降功率,降导频增益、业务信道不承载业务等措施,发射功率大大减少,对方在交接区域的ec/io信号也得到一定改善,用户通话质量提升。 2、分频待机示意图 3、实现分频待机参数设置策略 经分析确定在边界区域基站新增201频点,通过设置不同载波的业务优先类型,同步信道消息、业务负荷均衡开关,引导边界用户完成分频待机和分频使用。 4、需解决其它问题

泰勒法则

泰勒法则 美国从1987年起逐渐扬弃义货币供给额为货币政策目标的操作方式,货币供给额的成长目标之重要性也逐渐被淡化,FED该采联邦资金利率(美国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之一)目标的操作方式。现在在每次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开会结束后,FED就会立即宣布是否调升或调降联邦资金利率目标。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变或不变及其变动幅度大小,不仅攸关未来美国经济之变动方向,而且立即对美国货币、债券、以后利率以及股票等金融市场造成直接影响,因此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对联邦资金利率非常注意,尤其对未来的利率走向更是关心。在1993年泰勒法则尚未提出之前,投资人都缺乏可靠之依据来判断未来的联邦资金利率,而有了泰勒法则之后,投资人都可以计算最适联邦资金利率,当然并非每个投资人所估算的最适利率水准是完全相同的 根据1993年泰勒教授所提出的最适货币政策法则,认为FED若要达成最有效率的货币政策,应该将其采用的政策操作工具——联邦资金利率跟随者亮相总体目标变数作合理的正向回应。这两项变数一是实际物价膨胀率与物价膨胀率目标之差距,二是实质经济成长率与潜在经济成长率之差距,前项差距称为物价膨胀缺口,后者则称为产出缺口。根据二项原则,泰勒教授将最适利率政策法则设定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名义联邦资金利率等于实际两帮资金利率加上实际物价上涨率,公式如下: R=r+P r代表实际资金利率,R代表名义利率 第二、将实际资金利率之公式设定如下: r=2+0.5×(p-p1)+0.5(y-yf) p代表物价上涨率,为消费者生活成本的上涨率 p1代表物价上涨目标 y代表经济增长率,为实际国内生产毛额增长率 yf代表在充分就业下,即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的情况下,潜在经济增长率 (y-yf)代表产出缺口 使用泰勒法则计算最适的美国联邦资金利率必须有两项假设,首先要设定当前的自然失业率,或是充分就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因为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之差额与产出缺口理论上呈现反向紧密相关,所以可以假定自然失业率也可以计算产出缺口。如果自然失业率是5%,而失业率实际值为4%,表示产出缺口为正值,实际经济成长率高于潜在经济成长率,将导致劳动市场需求紧俏,工资将上扬,同时物价水准有上涨之压力,货币当局应该提高利率,以抑制总合需求,减轻物价上涨之压力。其次要假设货币当局的物价膨胀目标,此项变数之设定比较主观,如果货币当局致力于物价稳定,不希望预期物价上涨率升高,货币的当局应会设定较低的物价上涨目标如果当前之物价上涨率高于物价上涨目标,货币当局应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提高联邦资金利率。泰勒法则是一个简便的最适短期利率计算器。 该项计算器有两个基本用途,第一项用途是检验目前利率目标是否过于宽松或紧缩,另一项

开放框架下扩展泰勒规则的再检验基于汇改前后及整体层面的比较分析

开放框架下扩展泰勒规则的再检验 ———基于汇改前后及整体层面的比较分析 郭福春 潘锡泉 内容提要: 本文在传统泰勒规则的基础上,纳入开放框架下的汇率因素,就汇改前后及整体层面的非线性视角对扩展泰勒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重新检验。研究发现:(1 )开放框架下纳入汇率因素的泰勒规则在汇改前后及整体层面呈现较大的异质性,确实存在非线性效应, 汇改后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对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明显,而汇改前及整体层面上的效应并未显现,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区间效应”特性。这启示货币政策当局采取以利率为中介工具的货币政策在汇改后应该而且急需对汇率波动做出及时反应, 这给我国货币当局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带来了一定的挑战;(2 )货币政策规则利率工具对货币因素和通货膨胀的敏感性较大,而对产出缺口并不是很敏感,这要求货币当局制定以利率为中介工具的货币政策时尤其不能忽视对货币因素的影响做出反应,而且更需要盯住通货膨胀目标。 关键词:汇率改革 泰勒规则 开放框架 协整检验 作者简介:郭福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310018; 潘锡泉,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金融系助教、硕士,310018。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12)11-0063-07 一、引言及文献评述 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下设计出最优的、时间一致而稳健的货币政策规则一直是学界和政策层面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学术界提出了诸如货币数量规则、麦克勒姆规则、通货膨胀盯住规则和泰勒规则等在内的一系列货币政策规则。尽管关于采用哪一种规则对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是最优的仍未能取得较为一致的定论,但由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等发达国家在研究货币政策规则时更倾向 于泰勒规则,泰勒规则作为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似乎更加受各方关注。自Tay lor(1993)提出该规则以来,有关描述短期利率如何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化做出反应的各种形式的泰勒规则成了学界和政策当局讨论一国货币政策决策参考的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利率政策规则。 Tay lor(1999)、McCallum(2000)分别运用该规则对美日等发达国家历史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规则信息比目标变量对指定的政策工具具有更强的依赖性,特别是在美国,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环 境特性符合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 该规则也很好地反映了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成功货币政策的实践。但问题是,早期的文献对泰勒规则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封闭经济框架,认为央行应根据通货膨胀率(或预期)与产出缺口(或预期)调整利率。而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外部冲击的存在必然会对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影响,与封闭 经济相比, 这集中体现于汇率变化对一国经济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因而使得学界对泰勒规则的传统设定模式产生了质疑,Svensson(2000) 就含蓄地对泰勒规则忽视汇率因素提出了批评,他认为3 620

应用文-货币政策中的泰勒规则

货币政策中的泰勒规则 '摘要:本文通过对Taylor提出货币政策中的泰勒规则的讨论,分析发现Taylor规则拓广了货币理论以及货币政策的研究在实际中的运用,认为泰勒规则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即联邦基金名义利率要顺应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以保持实际均衡利率的稳定性。并指出Taylor规则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制订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货币政策\xa0\xa0\xa0\xa0Taylor规则\xa0\xa0\xa0\xa0中介目标 引言 货币政策行动通过利率途径对 产生影响是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关于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及利率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 。 McCallum(1983)的实证研究认为利率是比货币总量更好的货币政策行为指标,因为利率吸收了货币总量预测能力(Litterman&W ss,1985),\xa0Friedman\xa0&\xa0Kurrner\xa0(1992)通过VAR检验认为商业票据利率与三个月国库券的利差对真实收入的预测能力不仅高于货币总量,而且显著高于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利率。这证明了包含长短期利率信息的收益率曲线作为中介指标的重要性。随后,Taylor(1993)提出泰勒规则,认为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惟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调整真实利率,应当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 泰勒规则提出后,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部分是对实际货币政策进行理论概括,部分是对最优政策进行分析。Taylor(1999),McCallum(2000)采用历史分析法分别使用美国、英国1962-1999年,日本1972-1998年经济数据,对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认为规则信息(rules\xa0messages)比目标变量更明显依赖于指定的政策工具。Clarida,\xa0Gali\xa0and\xa0Gertler(1997,2000)采用反应函数法对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对两类国家G3(德国,日本,美国),E3(英国,法国,意大利)货币反映函数作了估计,得到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通胀目标优于固定汇率目标的结论,并以此为一种手段为货币政策去获得一个名义锚(Nominal\xa0anchor)。Judd\xa0and\xa0Rudebusch(1998),Gerlach\xa0and\xa0Schnabel(1999),Nelson(2000)将历史分析法与反应函数法结合起来,在分析货币历史数据的基础上估算中央银行的反应函数。这些研究涉及到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等主要货币 。Levin\xa0,Wieland\xa0and\xa0Williams(1998)对美国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得出联邦基金利率一阶差分对当期产出缺口、一年期平均通胀率及目标通胀率差值作出反应的规则,该规则在不确定情况下是稳健的,且一阶差分规则优于Taylor(1993)规则。Christiano\xa0and\xa0Gust\xa0(1999)采用一些国家的经济数据检验了泰勒规则的操作特征,得到当通胀增加时,名义利率增加大于1:1,当产出相对于趋势变化时,利率没有作出相应变化的结论。Lawrence\xa0Ball(2000)建立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规则,通过在泰勒规则方程中添加汇率变量来决定利率,央行选择的政策工具是利率或货币条件指数。Giannoni\xa0and\xa0Woodford\xa0(2002)将工资与价格粘性引入泰勒规则,并考察了新规则的稳健性。Clarida,Douglas\xa0Laxton\xa0and\xa0Paolo\xa0Pesauti\xa0(2003)建立了一个简单IFB(Inflation-Forecast-Based)规则,它不是依据直接均衡利率估计,而是对通货膨胀预期给予较大的权重,结果表明这种规则比通常的泰勒规则表现好。 国内学者谢平,罗雄(2002)运用历史分析法与反应函数法首次将中国货币政策运用于检验泰勒规则,得到泰勒规则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国货币政策运用水平的结论,并认为利率规则值与实际值的偏离之处恰恰是政策操作滞后于经济形势之时,建议泰勒规则可以作为中

Markov区制转移“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在我国的非线性特征

一、引言 货币政策形成的非对称性可能是多方面的。Dolado(2004)认为导致货币政策非线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是非二次型的损失函数,也可能是供给曲线的非线性所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经济学人主观预期的非对称导致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理性的经济学人在经济衰退期和经济高涨期对经济前景形成不同的预期,从而导致了货币政策在调控过程中的非对称性。例如,Liu、Waggoner和Zha(2008)研究表明,理性经济人对货币政策执政当局的政策风格发生变化时会做出反应,使得其对未来的预期贴现发生改变,而对未来预期的改变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产生明显的非对称性。目前对非线性的货币政策估计多是利用泰勒规则作为货币当局的政策规则。 早期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主要是估计线性泰勒规则在中国适用性。对泰勒规则各种形式的估计发现,泰勒规则的利率变量具有很强的平滑性(谢平和罗雄,2002;卞志村,2006;陆军和钟丹,2003)。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渐加速,利率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不断增强,于是一些学者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进行了拓展,加入汇率、资产价格、货币供应量等变量(朱培金,2013;张庆坤,2012;郭福春和潘锡泉,2012;李琼和王志伟,2009),以期获得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泰勒规则。在这些扩展形式的泰勒规则研究中,学者对利率对汇率、货币供应量以及资产价格等变量的调整系数的结论各不相同,但对通货膨胀的调整反应系数却得到相似的结论,认为利率能够调整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并且对通货膨胀前瞻型的泰勒规则更适宜中国的政策规则。 以上研究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多是从线性方面考虑,但当价格调整菲利普斯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在实际经济中呈现非线性时,货币政策也具有非线性,如果继续使用线性的泰勒规则进行调控通货膨胀和产出就容易使央行的损失函数变得更大,此时非线性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就比较适宜(Sznajderska,2014)。 我国学者对泰勒规则的非线性也进行了诸多方面的研究(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欧阳志刚,2009;刘金全和张小宇,2012;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徐亚平,2009;张小宇,2013),这些研究认为:(1)货币政策的影响既会导致产出的非对称性,同时对通货膨胀的调节也存在非对称性。(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一个明显的门限效应。当通货膨胀超过门限阀值,货币政策就应该以通货膨胀为主要调控目标,低于门限阀值时则应该以提高产出为主要调节目标。 目前对泰勒规则的非线性的估计多是从平滑转换模型(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刘曦,2012)或者门限自回归模型(张小宇,2013;欧阳志刚,2009)等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而平滑转换模型与门限自回归模型在估计时设定转换机制是内生的,需要事前设定某一些特征作为转换变量。由于具有马尔可夫转换机制的区制变化在区制转变过程中为外生变化,能够更好地描述政策规则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卞志村,2014),故本文在以前学者研究非线性“泰勒规则”基础之上,利用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来描述泰勒规则在我国的非线性特征。 二、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调整的分析 (一)具有利率平滑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非线性模型设定

美国货币政策与“泰勒法则”

美国货币政策与“泰勒法则” 2010-07-15 国际期货霄云路营业部郑光明报 我们来看看约翰·泰勒(1993)中的“泰勒法则”的一个简单形式: r=p+0.5y+0.5(p-2)+2 这个方程式论文中的原型,由于一些参数表示和我们现在的规范稍有区别,我给出一些简单说明。方程中r是联邦基金利率,p是年化通胀率,y是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的百分比。后人在上述方程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其他的因素,有些是非常有效的,比如通胀预期等。 泰勒通过对美国以及英国、加拿大等国的货币政策实绩的细致研究发现,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唯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相关关系的变量。有鉴于此,他认为,调整真实利率,应当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 “泰勒法则”可以从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开始描述。假定经济中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均衡联邦基金利率,在该利率水平上,就业率和物价均保持在由其自然法则决定的合理水平上。其中,均衡利率指的是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应该强调的是,“泰勒法则”中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物价指数的上涨率,而是由泰勒自己定义的购买力的增长率,该购买力的增长率不仅与市场物价上涨率有关,而且与社会持有的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有关。根据泰勒的研究,在美国,该真实均衡利率约为2%。 如果上述真实利率、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水平(泰勒定义的)的关系遭到破坏,货币当局就应当采取措施予以纠正。首先,联邦基金的名义利率要顺应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调整,保持真实均衡利率水平得以实现。其次,如果产出的增长率超过了其潜在的真实水平,真实利率必须提高;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目标通货膨胀率水平,则真实利率也应当提高。根据泰勒的研究,美联储如果遵循这样的规则行事,就会使经济运行保持在一个稳定且持续增长的理想状态上。格林斯潘1993年和1994年的两次关于货币政策调整的证词,都是以“泰勒法则”为理论基础的。 美国货币政策历史回顾 在这个部分,我们展开对上世纪后半叶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整个历程的回顾,主要涉及到

有关泰勒规则Taylor rule论文的文献综述(英文)

2. Literature Review There are numerous types of monetary policy rule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economic literatures. In 1993, Taylor rule has been firstly put forwar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ofessor John.B.Taylor in USA, which aroused wide concern of both scholars and policians. According to Taylor rule, the central bank should make monetary policy to adjust nominal interest rate in short term based on the change of inflation rate and output gap for stabilizing real equilibrium interest rate. For example, when inflation rate exceeds target of inflation rate, the real interest rate would deviate from the real equlibrium interest rate, hence central bank should adjust norminal interest rate to keep them consistent. In recent years, Taylor rule has been widely experimented with in macroeconomic models, and examined or modificated in literatures. Taylor rule is simple and flexibal to guide American economy, and recieves extensive attention in academia. Besides, it has became a benchmark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England,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Bank of Canada soon. For these reason, there were extensive literatures about Taylor rule in recent decades, some proposed problems and others did a lot modification and extension, which formed a series of function that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est rate amd inflation rate and output gap (alleged Taylor-type rules). While the reaserches on this issue in China mainly focus on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adopt the Taylor rule in China’s monetary policy. The most Chinese scholars affirm that the Taylor rule was applicable for China’s monetary policy. However, some of them bring forward questions about its application, for example, Bian (2006) claimes that the Taylor tule was not stable and could not be adopted in Chinese monetary policy. Meanwhile, many scholars attempted to adopt different reaserch methods, such as co-integration analysis,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and 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l. Specifically, this section will give a brief review some literatures in different respects. 2.1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Multitudinous literatures have estimated Taylor rule by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variable selection. For example, Taylor (1993) measured inflation as the percent change in the price deflator for GDP over the previous four quarters in the original specification of Taylor rule. Subsequently, different price indexes have been

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 (一)泰勒规则的含义 泰勒规则也称利率规则,该规则表明了中央银行的短期利率工具依经济状态而进行调整的方法。泰勒规则的思想源于:利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很密切,理论上可以延伸到费雪效应(Fisher Effect)[1]。即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预期之间存在如下关系:i=r+?pe(1) 泰勒在上述原始的利率规则中,对滞后反应进行简化,并得到如下线性方程: it=πt+gyt+h(πt-π*)+rf (2) 其中,yt是实际GDP,以它与潜在GDP偏离的百分比来衡量;it是短期名义利率,以百分数来衡量;πt是通货膨胀率,以百分数来衡量。参数π*,rf,g以及h都是正的。这样,利率就对通货膨胀及其目标值π*以及实际GDP与潜在GDP的偏离做出反应。当通货膨胀率上升,名义利率就比通货膨胀率上升得更快。当实际GDP相对于潜在GDP上升,利率也上升。在这个关系中,截距rf是中央银行反映方程中隐含的实际利率。中央银行采取行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影响货币供应从而影响名义利率。假定,实际GDP偏离的长期平均值yt等于0,并令长期实际利率为r*,这样从长期来看,it-πt= r*。在(2)中,同一经济体不同时期的系数g有所变化;不同的货币制度下,(1+h)取值也有所不同,尽管大多数时候为正值。以下观察4种假设条件下,泰勒公式中有关系数的特征。 1,固定货币增长当货币数量方程中货币为固定增长时,参数g和(1+h)为正数,实际余额和利率成负相关以及与实际产出成正相关。如果固定货币增长,通货膨胀上升会减少实际余额,并导致利率上升。或者,假定实际收入上升,货币需求有所上升,不调整货币供给量,利率就会上升。g和(1+h)为正数的货币政策为固定货币增长的制度。 2,国际金本位制通货膨胀对利率的短期反应(1+h)容易通过休谟(David Hume)的硬币流动机制(specie flow mechanism)得到解释。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若美国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美国就会发生国际收支赤字,并使美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黄金流出美国以对贸易赤字融资,由此导致基础货币减少,并降低货币供应,最终导致美国利率上升。更高的利率以及对美国出口需求的下降会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类似的,美国通货膨胀的下降会导致其贸易逆差,黄金流入,货币供应增加,又使美国的利率下降。最后,促使美国的通货膨胀上升。 产出的变化会对利率调整产生作用,若实际产出上升,货币供应不变,货币需求上升会增加利率压力。金本位制度下,这种效应会是剧烈的,一般会造成贸易赤字,黄金外流又使货币供给下降。利率反应即使没有中央银行也会发生,如果存在中央银行并且实行金本位制,其反应系数会更大。美国实行货币金本位期间,财政部起到了中央银行的功能,金融危机期间财政部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 3,倚风而行如果美联储根据经济情况,按照上述公式做出反应,那么式(2)就成了反应函数。如果美联储"倚风而行",当面临较低的通货膨胀或产出的下降时,其作出的反应将是放松利率;反之,产出上升时便提高利率。这时,公式(2)中的it和(1+h)为正数。但是,倚风而行的政策的数量表示通常不明确,参数的模型要么很小,要么过大。 4,货币政策指针方程(2)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指导性公式。如果政策规则需要提高利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便告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适当地调整货币供应。这样,方程有一个通货膨胀目标π*,中央银行估计的均衡利率水平rf,以及美联储对通货膨胀上升做出的反应而提高的事后实际利率it-πt。泰勒认为,美联储在确定联邦基金名义利率i时应主要考虑到以下四个因素:1,当前的预期通货膨胀率πt。这里的通胀率是指由泰勒定义的购买力的增长率,它不仅与市场上的物价上涨率有关,也与社会持有的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有关。2,实际均衡利率rf。泰勒假定处于潜在增长率与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rf。3,对当前的通货膨胀率πt(预期值)偏离目标通胀率π*程度的调整项。根据泰勒的研究,在美国,

利率规则与通货膨胀_一个模型分析

2008年第6期经济经纬 ECONOM I C S URVEY N o.6 2008利率规则与通货膨胀:一个模型分析 崔百胜 (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物价水平居高不下是我国政府和广大居民目前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调控货币数量和名义利率水平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两大举措。一部分投资者只能参与产品交易,而另一部分投资者既可以参与产品交易,也可参与债券交易,且存在速度冲击,交易者初始禀赋是同一的条件下,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购买债券会降低利率水平;在速度冲击是独立同分布的情况下,速度冲击对货币增长率的影响是暂时性的。 关键词:利率;通货膨胀;货币数量;泰勒规则 作者简介:崔百胜(1975-),男,安徽宿州人,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金融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6-0153-04 收稿日期:2008-08-20 世界各国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在货币政策的运用方面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调控货币数量,二是调整市场利率。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在四个阶段经济承受了较重的物价上涨的压力,分别是1985年~1987年、1988年~1989年、1993年~1996年和2007年下半年至今。2007年6月份以来,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给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带来了较大的困难。2007年至2008年4月底,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先后采用了提高利率(先后6次提高1年期存贷款利率)、准备金率(目前法定准备金率已达16%)、公开市场操作和汇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试图将物价水平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但是,受货币政策滞后效应等因素的影响,物价水平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有些月份的实际利率已经是负利率,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平抑物价是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此轮宏观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加息来降低通货膨胀的方法而言,中央银行更为频繁地采取了减少货币供给量的紧缩政策。具体表现为,2007年初至2008年4月,银行准备金率先后提高13次,目前已达16%,而同期,银行利率调整的次数仅为6次;2008年1月至4月,中央银行先后发行各类票据46期,共回笼资金达23170亿元,而且长期票据的发行规模远大于短期票据;2008年的前3个月,M0的供给量在逐月下降。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我国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是以货币数量为主呢?利率规则是否在控制我国的物价上涨压力方面的效果有限呢?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的动态利率模型,对利率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效应加以分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提供理论参考。 一、文献回顾 自费雪于1930年提出实际利率这一概念以来,国外有关利率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按两种思路展开,一类是费雪方程及其费雪效应。费雪方程将名义利率和预期通货膨胀联系起来,用来分析实际利率的长期行为,而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一对一的调整,这种长期效应被称之为 费雪效应。如果费雪效应存在,则名义利率的上升并非是紧缩货币政策的表现而是反映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国外学者对费雪效应的存在性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验证。如有学者采用Johansen 的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证明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对一的调整关系(W a llace,1993)。有的学者分别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的某些时期存在较强的长期费雪效应(M ish kin,1995)。M alli aropu l os以美国1960年~1995年的数据为样本,利于线性参数型协整理论,证明了美国存在费雪效应(M alli aropu l os,2000)。有的学者认为,大量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之所以不支持费雪效应,是由于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长期关系是非线性关系,使得基于线性协整产生的检验结论也往往背离现实。他们使用美国1960年~2004年期间的数据,应用非线性模型验证了费雪效应的存在(Christopoul os et a,l2007)。 第二类关于利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模型是T aylor在1993年所创立的泰勒规则。该规则将利率看作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函数,认为通货膨胀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水平得到很好的控制。有的学者在假设条件变化的基础上,对原始的泰勒规则进行了扩展和改进,使得其解释能力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如在价格与工资存在利率刚性的条件假设下,提出名义目标利率取决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被称之为 !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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