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kdh

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

项红梅1 何明烈2

（1.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51；2.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英语系 四川乐山 614007）

[摘 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彰显女性身份的政治行为，把翻译作为争取译者和女性地位的工具；为了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译者采用各种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对翻译过程进行文化介入，操纵译本。但由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西方激进的翻译策略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热切的回应。中国女性主义译者选用了较为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国语境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彰显女性身份的政治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消除文本进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男性中心和性别歧视，使语言替女人说话。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采取了各种新奇出位的手段，以女性主义的方式对原文进行“重写”，操纵文本。由于女性主义在中外发展的程度不同，流行于国外（主要是加拿大）的激进的翻译策略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热切的回应。那么，中国的女性主义译者怎样来实现同样的目的呢？本文拟以朱虹的翻译为例探讨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

一、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译者通过她们的翻译实践为翻译世界呈现了一幅热闹非凡的画面。她们举着女性主义的大旗，挥舞着女性主义的尚方宝剑，一路过关斩将，使经她们翻译的文本无不带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不同于以前的译者对原文及作者亦步亦趋的态度，女性主义译者采用了更为激进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干涉，从而凸现女性主义的主张，让女性在文本中“可见”。其具体的翻译策略弗洛图（Louise von Flotow）总结为：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 以及劫持(hijacking)。[1] 增补其实是早就被接受的翻译方法，一般的译者也会用上。不过在女性主义译者的手中就成为她们从女性主义角度来操控文本的工具。她们根据女性主义的主张，创造性地在译文中增补有利于女性的成分，她们对《圣经》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不满于《圣经》中女性的缺席，以及以前译本中流露出来的性别歧视，她们翻译时避免一切只表男性的指称，而换成不涉及性别的中性词，或者干脆加上表女性的指称。如God the Father被换成God [the Mother] and Father；king变成了性别模糊的monarch或 ruler等。还把很多地方用来指所有人的man/mankind一律用两性兼容的语言（inclusive-language）如sisters and brothers来替代，从而表达出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受到上帝眷顾的真实意图。

通过加写前言和脚注，女性主义译者可以解释原文的背景、意旨，尤其是描述自己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使人们更为清晰地意识到文本中的女性主义痕迹。西蒙（Sherry Simon）认为这些解释说明“凸显了译者，让人关注她们的女人身份——或者更准确地说，女性主义者身份——的方式，为的是解释她们在翻译工作中感到的亲和力或挫败，也是为了阐明那些为了想象的或政治的目的而利用语法性别资源的文本。”[2]（7）

劫持是颇富争议的翻译策略，也是女性主义译者最为激进的翻译方式。它是指女性主义译者对本身并不一定带有女性主义意图的文本进行改动或挪用，赋予它女性主义色彩。翻译意识形态敌对，既带有浓厚男权思想的文本时，女性主义译者对之“妇占”（womanhandle），力图把男性话语篡改为女性话语，或者创造新词表达女性特有的体验。比如来自于拉美男作家尹芬提（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的一个句子直译成英语的话就是no one man can rape a woman。女性译者勒温(Suzanne J.Levine)创造性地翻译成no wee man can rape a woman。只有一个字的改变，勒温就淡化了源语文本中女人是自愿的强奸受害者的暗示，弱化了原文中的性别歧视并展示了女性的力量。[3]（83）

加拿大女性主义译者“极力提倡一种译者干预性的翻译实践，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女性主义的创造。”[4]其激进的翻译策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迅速引起世界各地女性主义者的注意。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中国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译者也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温和的女性主义翻译。

二、中国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

中国的女性主义译者走上与加拿大译者不同的道路，加拿大激进的翻译策略在中国没有得到热切的回应，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社会文化的影响。由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人受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想流毒的影响相应也会更深；并且中国女性未经历过西方国家那样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取得与男性的平等权利也是国家法律的强制效应，缺乏采取激进措施争取权利的传统，在翻译中她们自然地选择了更符合中国女性特质的温和手段。

其次是女性主义，尤其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还不深入。上个世纪中叶女性主义传入中国，进而引起关注，但焦点主要聚集在文学领域。直到2000年才有中国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谢天振在其当年的著作中浅浅地提及这一理论的存在）。

[5]（102）基于共同的性别体验和感受，许多女性译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很快注意到这一全新的理论，并对之进行咀嚼吸取营养，进而用于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但涉足的时间有限，中国的女性译者还在小心翼翼地试探中，没来得及掀起更大的风浪。

中国具有自觉女性主义意识的翻译家应首推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介绍给西方做出重大贡献的朱虹教授。朱虹是第一个引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先行者，也是把中国女性文学介绍出去的先驱。她意识到应该让世界了解中国妇女的状况、妇女的困惑和妇女如何看待自己，就开始着手翻译中国的女性文本。由于她的女性主义背景，在翻译中她自觉地运用各种翻译策略突显女性身份，实现着和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共同的目的——让翻译为女性主义说话。但她在选材上，不像加拿大的女性主义译者没有取舍，因为即使是带浓厚男性意识的文本她们也可以“劫持”，而是重点选择女作家的文本，特别是女作家描写女性的文本。[6]在具体翻译策略上，她采用了更为温和的技巧。下面我们就以朱虹对陆星儿的散文《女人的“一样”和“不一样”》的翻译为例来说明。

西方译者采用的不太激进的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的方法在朱虹的翻译中随处可见。如：

Life begins with the union of men and women，but women alone have to bear the burden of pregnancy and deliverance.

原文：生命的发生本由男女合成，却必由女人担负艰苦的孕育和分娩。

Life is nurtured by the women’s milk and blood，but is made to inherit only the man’s lineage.

原文：生命分明是吮吸女人的乳汁与鲜血长成，承继的却是男人的血缘与家族。[7]（94）

第一句中朱虹加了alone一词，更真切地描述出女性独自担当生育之苦的现实。男女一起创造了生命，但接下来的种种磨难困苦都不得不由女性单独去面对和承受，女性的苦楚在翻译中得以更好地呈现；同时alone的加入还可使人们注意到女性面对困难时敢于承担的勇气。第二句中的is made to 也揭示了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的无助和不得不屈居次要地位的处境。毫无疑问，增补的运用使译文更切合原文的意旨，更有力地批判了男权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

朱虹在翻译中没有借用“劫持”策略，但她为了突出原文的女性主义色彩，还是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大胆的篡改。如她把原文的题目译成Are Women “As Good As Men”? 就颇费思量。从传统的角度看，朱虹的翻译甚至可以说是不忠实。她把原文的陈述变成了疑问形式，good 和“一样”内涵完全不同，并且good也不能涵盖原文“一样和不一样”的全部，为什么她会犯这种明显的“错误”

浅谈词汇与英语写作

李少红

（1.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2.宁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词汇是语言的三要素之一，也是语言最基础的元素，词汇使用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篇文章的写作内容，英语学习者要在不断的写作实践中掌握用词技能，逐步提高语篇写作水平。

[关键词]词汇；词语运用；英语写作

1.前言

一篇文章的框架是：词（短语）——句子——段落——文章。在写英语作文时，正确用词不仅能使表达意思比较完整，而且对全文中心内容有着关键作用。一篇好的文章需要贴切、准确的词语作铺垫。许多外语学习者感到：积累了大量词汇不一定能写出好的作文。在平时练习中了解词义并且准确运用单词及其有关的短语是相当关键的。只有用好词语才会造出条理清楚、有逻辑性的句子，从而产生连贯、严谨的段落及文章。笔者认为：一篇好的文章需要准确、生动的词汇做基础，要提高写作能力，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掌握好用词技巧。

英语写作要求应用性技能很强，是一门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写作的专业技能课程。在多年教学实践探索中，笔者发现部分学生对英语写作学习信心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还没有认识到词汇在英语写作中的重要性以及忽视了在写作中如何用词。经过教学实践与总结，笔者重点在词语运用和英语写作两个层面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2.词汇在英语写作中的重要性

语音、语法和词汇是构成语言的三大要素，其中词汇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因素，词汇是语音和语法的载体，是构成语言大厦的建筑材料。可以说没有词汇，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足够的词汇，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听、说、读、写、译。反之，人们在交际中的困难和障碍也大多是因词汇不足造成的。词汇的重要性正如著名语言学家威尔金斯（Wilkins，1972）所说：“without grammar very little can be conveyed，without vocabulary nothing can be conveyed.”[1]他指出：“要是没有语法，很多东西无法表达。要是没有词汇，什么东西也无法表达。”由此可见，词汇学习在外语学习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使用词汇是制约英语写作效率的最重要因素。

3.如何在英语写作中使用词汇

3.1准确用词。准确用词关系到表达的正确和地道，一般而言涉及四个“C”：

第一个“C”为connotation（内涵）。它比meaning（意义）更为深入。例如，discount的意思为“折扣”，但英语中“30% discount”指原价100元现在卖70元；而汉语中“三折”指原价100元现在卖30元。汉语表达的很多意思在英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说法，但可以尽量找接近的，以提高表达的“精确度”。

第二个“C”为collocation（搭配）。它除了影响地道性（如big rain不如heavy rain地道），还与词义有关。

第三个“C”为context（上下文）。上下文会影响词的意义。例如，“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可以简单地表达为“Far and wide trade booms；here and there money comes”，但在正式场合译为“Home and abroad business thrives；hither and thither profit arrives”更好，因为这样用词较为庄重和古雅（hither and thither 是here and there在古英语中的说法）。

第四个“C”为culture（文化），这需要考虑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可能的心理反应等因素。

书写正确是准确用词的基础。书写正确首先指的是准确记忆单词和正确拼写单词。学生如果记忆单词时马马虎虎，书写时就可能出现将university，benefit等误写成univercity，benifet的情况。也许有人认为无关紧要，不就是拼错了一两个字母吗。但是，如果写汉语时把“乒乓球”写成“兵兵球”，把“末日”写成“末日”，读者对你的文章会留下什么印象呢？因此，准确用词要从准确记忆开始，扎扎实实地学习。书写正确还指准确使用大写字母。首先应注意文章题目的大小写，题目中实词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虚词无需大写，但是虚词出现在题目的起首位置时，这个虚词的第一个字母也要大写。其次，文章中每句的首个字母要大写。这里的句子指的是以句号、问号、感叹号结尾的句子，而不是其他的标点符号。句中分号、逗号后的部分都不能大写。再次，组成专用名词的每个实义词的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

词语的用法正确是准确用词的关键。影响正确用词的因素很多，而最主要的是文体。文体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如正式文体和非正式文体，口语体和书面体，但不管如何划分，文体都和词语的选用密切相关。不同的文体要求使用不同的词语，如文学作品的用词不同于法律用语，新闻报道用词不同于公文用语。

一般来说，书面语用词较大，句子长而复杂；口语则用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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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其实，这并不是她粗心大意所至，反而是她苦心经营的创造之处。这种篡改正体现了她的女性主义意识。

首先，疑问句会使读者自然而然地想得知答案，或不管他们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好还是相反，读者会先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一个答案，这样在读完全文后，读者更容易弄清作者的意图：揭示曾经广为流行的两句口号——女人能顶半边天和男女都一样——背后隐藏的性别歧视真相，即“男女都一样”其实是要女人“做得和男人一样”以“不被男人轻视”，又要求女人做得和男人“不一样”以取得“男人的欢欣”。这样朱虹就更清楚地传达出了原文的意思。如果直接译为women’s sameness and difference反而会使人不知所云。其次，good一词的选用也远非偶然。正如朱虹在翻译后记中提到的那样，要翻译“一样”可选的词很多，如same，alike，equal等，但她几乎是出于本能选择了good，就好像站在一个男性代表的面前，不服气地向他宣称“I am as good as you are”。[7]（95）这正是朱虹女性意识的强有力宣泄，因为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那个大胆向罗切斯特表白平等意识的简爱。

三、结语

女性主义译者通过翻译实践体现其理论主张，即通过翻译彰显女性身份，促使人们思考女性的处境，客观上促进了女性地位的提高。虽然由于历史及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女性主义译者摒弃了流行于西方的激进翻译策略，但她们也温和的手段对女性主义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Simon，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ge，1996.

[3]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Subjiextivity，Ideology[C] Lawrence Venuti(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75-85.

[4]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3（6）.

[5]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穆雷.翻译与女性文学[J].外国语言文学，2003（1）.

[7]朱虹.Are Women “As Good As Men”? [J].中国翻译，2002（5）.

作者简介：项红梅（1974-），四川宣汉人，硕士，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女性主义。

收稿日期：2008-09-11

女性主义翻译的影响(英文)

The Influence of Feminism on Translation Abstract: With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y, translators and scholars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how culture factors influence upon translation work. Feminism is one of these new schools, proposed by a group of feminists that gender and sexual element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is famous school and tries to assess its influence in an objective and proper way. I.Background and Description of feminism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are mostly discussed in the interior of the text on such as lexicon level, grammar level, and discourse level. Until 1950s,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gathered their focus on the “Cultural turn”: the term us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the move towards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from a cultural studies angle. (Jeremy Munday, 2001). A lot of theories sprout up, of which most representative three are: rewriting, feminism and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Feminism translation theories, with the most controversies among them, deserve a further discussion. In retrosp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descrip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we do find that most of them are related to gender, more specifically, to woman. Feminism translation theory is such a school focusing on this issue. To assess this series of theories criticall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analysis is made about the influence of feminism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ranslation works in this paper. II.Major points of view in this area Initially, feminism is not a translational notion, but a sociological one. Feminism can be defined as a collection of movements and ideologies aimed at defining, establishing, and defending equ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for women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Simon de Beauvoir’s most famous assertion, from her The Second Sex, that “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can be seen as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feminism. Deducted from Simon’s words, translation is also gendered not by its nature, but the impacts and definitions given by human beings. So early in 17th century did people start to connect translation and gender. A famous

女性主义翻译：

女性主义翻译： 1）Sex versus gender(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翻译也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王宁说过：“因为翻译研究总是包含这样两个方面：研究把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的狭义的字面翻译；研究把一种语言 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广义的文化翻译，前者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语言形式的束缚，而后者则有着较大的能动性阐释的张力”。 ?翻译的生理性别也就是结构主义者所关注的表面上的语言转换，翻译的社会性别是文化。 2）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1. 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主要观点有： (1)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女性主义认为, 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是平等的, 翻译不是机械性的语言转换, 而是涉及文化干预和操控的创造性活动。加拿大批评家谢丽·西蒙（Sherry Simon）说道：“译者和女人在他们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历来处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 (2)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传统翻译过分强调译者消极被动的一面，忽视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认为任何文本都带有作者的印记，而这种印记来自于文本的创作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在此基础上，他们力求以女性的方式翻译原作，从而让翻译的主体也就是女性不再卑微而又隐形，而能够被看到。这就是所谓的“妇占” (3)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极力倡导重写的翻译策略。他们有意识的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凸显女性的痕迹， 弗洛图（Louise von Flotow）归纳出三种重写策略： 1.增补(supplementing)； 2.加前言或脚注； 3.劫持（hijacking）。 2. 女性主义翻译误区： 1）仅从译者的生理性别来判断译者翻译成果的优劣. “双性同体”翻译思想的提出可以纠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激之处。该理论给翻译界的印象似乎已经被定义为建构一种完全与传统父权制下的翻译完全对立的翻译理想，而女性译者可以成功地翻译男性作者的作品，而男性译者也可以成功地翻译女性作者的作品。（超越译者本身性别，换个性别视角去解读文本，学会换位思考，从文本中性别的角度出发来考虑，揣摩人物心理，去创作） 2）过于忠实原文或为了译文语言和语体特色而摒弃女性主义思想（既要传达原文的内涵，留下女性意识，凸显女性声音，站在女性视角翻，凸显女性主题的差异性，如麦当娜的霸气，又不能矫枉过正，贬低了女性，如译为婊子之类的）e.g. 张译:“哦,她的确是我所见过的绝色美人儿!”（”儿”是男性倾向的词） 孙译:“哦! 我从没见过她这么美丽的姑娘!” 3）过于照顾女性主义而严重偏离原文（麦当娜那句话可以采取反译处理）（可能过于激进而而发真正传达原作意思） e.g. 我是个意志坚定，雄心勃勃，目标明确的人。不喜欢随你，我无所谓。

女性视角下看翻译主体性

女性视角下看翻译主体性 西方的女性主义产生于18 世纪法国大革命，自此之后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庞大多元的体系。女性主义在理论界中被广泛重视起来，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翻译界的文化转向为翻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提供了一个平台，为研究翻译打开了一扇不同以往视角的新窗。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在这一“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兴起的一派译论。它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政治诉求在繁多的翻译理论中显得格外醒目。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20 世纪70 年代女性主义与翻译理论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结果，由此译者的主体性被凸显出来，同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变得更加丰富。 1回顾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翻译主体性纵观中西方翻译史，女人和译者同时被归入话语的低等地位。译文被冠以“情妇”、“小女人”、“媒婆”、“不忠的美人”、“潘多拉”之喻等称呼，这些称谓无不表明了译文是从属于原文，是次要、派生以及被动的，如同女人从属于男人那样。以西方女性为例，16 世纪欧洲，女性不能够畅所欲言，不能自由得展示自己的才能，她们的言说与行为受到各方面严格的限制。在当时，女性只能被允许翻译工作，翻译的题材也只陷于宗教文本，而对于自主创作是得不到鼓励和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要想发表自己对社会、婚姻生活、政治上的见解，就必须通过翻译这个途径才可以实现，通过翻译加入个人的宣言，表达自己的诉求。18 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浪潮使得自由平等的思想贯穿

了整个欧洲，西方妇女解放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三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带动了女性主义对父权中心制更为深刻和激烈的批判意识。西方女性主义者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中吸取养分，将女性视角引入翻译理论与实践之中，并且提出“女性的解放必须从语言开始”。 关于翻译译文与女性的地位长期的从属地位，Simon 批评道：无论被肯定还是遭谴责，翻译的女性气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比喻。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的女性。正如女性的处境一样，翻译由此变得边缘化：“翻译被诬蔑为一种写作方式，为版权法所排挤，为学术界所不屑，并受到出版商、发行商、政府和宗教团体的层层盘剥。”翻译的女性化与其边缘化特征，体现了传统翻译关系二元对立的“主仆”关系。译文只是原文的模仿，它受制于原文的权力之下。由此，忠实性就变成了一部译作的好坏标准，对等于原作而言，忠实观主宰着翻译的标准。自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传统的翻译观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传统译论中原作与译作的男一女、主一仆、中心一边缘二元对立在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中不再存在，“带着镣铐跳舞” 的忠实观同样也遭到了质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重新对忠实做出了定义，认为“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 方案(writingproject) ――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 的! ”由此，译者主体性问题开始得到普遍而热烈的关注。

女性主义翻译

读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评、巴黎结构主义的本文中心论相对，接受美学提出读者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创作作品既非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文学活动的目的。相反，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学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为他之物”，因此，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 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刘云虹，2002）；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Gauvin, 1989: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让读者倾听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声音，让语言及作品起到积极地干预意义创造的作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对受众进行干预。在这里，“读者中心论”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体现，“读者中心论”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基石之一。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性别歧视——以《洗澡》译文为例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性别歧视——以《洗澡》译文为例-汉 语言文学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性别歧视——以《洗澡》译文为例 连晓华，魏夏春 摘要：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凸显女性特征，谋求身份认同，获得平等话语权等理论主张以反对长久以来的性别歧视问题，为传统翻译观开拓了新的视野，扩大了翻译研究领域。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观为出发点，通过对杨绛小说《洗澡》英译本分析研究，揭示翻译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启发人们对翻译中性别问题的思考，进而引起社会对性别歧视的关注。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观女权运动性别歧视话语权平等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国际译学界发生了一场范式变革：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领域开始涉及到各种视角下介入的译学变革：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纷纷登台。这无疑开启了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化翻译研究格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此应运而生，它着眼于从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来看待翻译研究，重点揭示翻译领域中性别歧视的现象。期间涌现了诸如雪莉·西蒙（Sherry Simon）、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芭芭拉·戈达德（Babara Godard）、劳丽·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实践家。通过分析女性和翻译在父权社会中的相关和相似性得出：女性和翻译一样，长久以来在父权社会中处于边缘化从属地位，没有公平的话语权，受到性别歧视，因而主张采取相关翻译策略以彰显女性身份，谋求身份认同及平等的社会及政治地位，消除翻译中的性别歧视，发展一种性别平等的语言。这对传统的翻

译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本文以《洗澡》英译本为例，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视角来解读性别歧视问题，探讨了性别歧视对翻译作品的影响，揭示文学翻译作品中渗透的性别歧视现象，强化大众的平等性别意识。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 20世纪80年代后，女性主义受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影响，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从最初反抗男权压迫发展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推翻“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论和性别歧视的社会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是在父权文化的传统译论中，通过让女性语言发声，掌握话语权，彰显女性视角，以谋求在文学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抵制在文学翻译中渗透的人为的性别歧视现象。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产生的背景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思潮的发展，女性主义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和外延，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妇女解放运动自我指涉的符号，旨在追求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解放女性思想，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等相关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在女性主义的思潮中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消除性别歧视，谋求社会平等。性别歧视是以性别为基础而产生的性别成员对另一种性别成员的不平等对待，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性别歧视有着深刻的社会及历史根源。以张伯伦、冯·弗罗托、西蒙等为代表的一群西方女性主义者和翻译理论及实践家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将女性和翻译联系起来。她们认为女性在父权体制下处于社会边缘化地位，从属于男性社会层，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及社会政治地位。同样契合的是，翻译领域充斥着各种暗含性别歧视的隐喻，并将译文的背离与女性背叛结合起来，如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等。父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其他论文文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 精品源自生 物 科 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风起云涌。这场由知识女性发起的意识形态的战争,波及到了政治、文化、文学等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更推动了女性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发展。翻译研究者从中找到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相似点,认为翻译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开始质疑暗含男性中心论的译论。由此,女性主义 翻译观应运而生。 一、女性主义与翻译 两千多年来,翻译领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如,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翻译被置于与女性相同的地位。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女性。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处于这种弱势地位是长期受父权压制的结果。父权中心制统治下的翻译研究移植了社会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使翻译这种跨文化的语言活动也被视为从属、派生的部分,进而被女性化和边缘化。女性与翻译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上找到了相似点和类比的基础,从而引发了两者相互结合的可能(徐翠波,2011,p.60)。 二、理论主张 女性主义和翻译都是对语言的一种批判性理解,当二者结合起来时,便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的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其主要观点包括: (1)对传统翻译理论标准“忠实”的颠覆,强调叛逆 (2)重新界定译文与原作的关系,突显译者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作者/原作-译者/译文”的两元对立模式,提倡原作-译文的共生共荣。这首先表现在翻译延伸了原作的生命,使得它得以在另一个语言文化空间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性别歧视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性别歧视 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凸显女性特征，谋求身份认同，获得平等话语权等理论主张以反对长久以来的性别歧视问题，为传统翻译观开拓了新的视野，扩大了翻译研究领域。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观为出发点，通过对杨绛小说《洗澡》英译本分析研究，揭示翻译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启发人们对翻译中性别问题的思考，进而引起社会对性别歧视的关注。 标签：女性主义翻译观女权运动性别歧视话语权平等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国际译学界发生了一场范式变革：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领域开始涉及到各种视角下介入的译学变革：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纷纷登台。这无疑开启了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化翻译研究格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此应运而生，它着眼于从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来看待翻译研究，重点揭示翻译领域中性别歧视的现象。期间涌现了诸如雪莉·西蒙（Sherry Simon）、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 on Flotow）、芭芭拉·戈达德（Babara Godard）、劳丽·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实践家。通过分析女性和翻译在父权社会中的相关和相似性得出：女性和翻译一样，长久以来在父权社会中处于边缘化从属地位，没有公平的话语权，受到性别歧视，因而主张采取相关翻译策略以彰显女性身份，谋求身份认同及平等的社会及政治地位，消除翻译中的性别歧视，发展一种性别平等的语言。这对传统的翻译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本文以《洗澡》英译本为例，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视角来解读性别歧视问题，探讨了性别歧视对翻译作品的影响，揭示文学翻译作品中渗透的性别歧视现象，强化大众的平等性别意识。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 20世纪80年代后，女性主义受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影响，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从最初反抗男权压迫发展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推翻“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论和性别歧视的社会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是在父权文化的传统译论中，通过让女性语言发声，掌握话语权，彰显女性视角，以谋求在文学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抵制在文学翻译中渗透的人为的性别歧视现象。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产生的背景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思潮的发展，女性主义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和外延，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妇女解放运动自我指涉的符号，旨在追求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解放女性思想，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等相关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在女性主义的思潮中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消除性别歧视，谋求社会平等。性别歧视是以性别为基础而产生的性别成员对另一种性别成员的不平等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

2012年第11卷第10期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11）.10 Industrial &Science Tribune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 □李宏洋 【摘 要】女性主义翻译的存在与发展在翻译史上经历过一段曲折的历程。在其起源阶段，特有的女性话语被迫被翻译成处于 主导的父权话语的代码。而伴随着翻译研究的逐步发展，女性主义翻译的支持者及译者们吸纳各家之言，从众多的 语言理论中汲取营养，使女性主义翻译具备了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翻译学研究的领域。本文从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入手，引出女性主义翻译。介绍了女性主义翻译思想的起源，阐明了女性主义翻译的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 论述了女性主义翻译对翻译理论的重大影响。文中侧重于女性主义翻译的具体原理，并对其发展策略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翻译理论；性别歧视；翻译研究【作者单位】李宏洋，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一、引言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时期的发展，女性主义者广泛的组织反对语言性别歧视，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和纠正措施。语言性别歧视引起一个命题：翻译中的性别研究。本论点分析性别语言歧视的表现及原因，并以此为基准提出了女性主义翻译。本文旨探讨女性主义理论与策略，探讨影响女性主义的翻译观。相比之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让人感兴趣的是其多样性的实践。因此，他们试图用心的词语，新的语法结构拼写，并用新的形象和比喻，以及一些文字游戏。他的目的是克服父权公约，突出女性语言本身可以影响的内容。他们的创作，引导他们自然地思考以及创作新的作品。显然，女性主义的语言翻译工作除了表示文本的意义，同时也是一种改变政治地位的方法。 父权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妇女的语言、思想和合作，所以女性主义翻译常使用新的术语，用来突出女性特征。他们认为妇女可以自由的使用她们自己的语言，应创造新的革命思想。大多数女性注意翻译实践表明，在文本中，作者和译者之间的默契共谋合作，相互影响的关系。女性主义翻译不是将原来的体系破坏，而是扩大和发展。 二、语言性别歧视 （一）语言性别歧视的原因。纵观古今，人类历史大多是单一的男性统治。在父权社会里，妇女总是被遗忘在角落。因为体质差异等因素，妇女常被逐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活动以及文学创作等，因此这些被视为男性独有的范围。在性别构建的过程中，语言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交流工具，更是一种交流的手段。然而长期以来都是男性在社会操控着语言生成和发布。这种由男性主导的语言讲述男人的生活，描述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称之为 “父权话语”。（二）性别歧视在语言中的表现。有研究表明，父权话语充满了性别歧视和对女性的压迫。几千年来，女性形象在东西方的文化中都有被歪曲和轻视的表现。如法国翻译家梅纳日在1654年杜撰的双关语中写到：“不中的美人”即 “语言优美但不忠于原文”。同时，在古典文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 通常男性支配社会，而女性则是从属地位。“三从四德”就是 中国如将经典之一，像一个无形的绳索长期束缚着中国女性。回顾两千多年的翻译历程，我们会发现翻译领域里充斥 着如：把翻译看作“媒婆”、“美丽而不忠的妻子”等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把翻译置于女性相同的地位，并被父权长期压 制，奴役，因此女性翻译处于弱势地位。 三、女性主义翻译 （一）翻译在19世纪、20世纪的发展。在19世纪末。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比以前出现的西方理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其中包括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并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等，为翻译研究采用新的理论视野和较大的开放领域。与此同时，一些女性主义翻译家认为应该客观地审查动态影响因素，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分析翻译策略，并讨论此时的文化目标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性主义翻译的发展经历了第三次浪潮。这一阶段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女性同性恋女权主义等等，这是这个阶段女权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20世 纪70年代以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妇女要解放，妇女必须从语言中解放。”因此，女权主义者翻译家做了大量工作，积极 努力消除语言性别歧视，并很快扩展到了翻译领。（二）强调“叛逆”。“叛逆”（或者“创造性叛逆”）是一个长期在翻译理论中的命题。在中外很多国家，很多人多角度解释和强调，但女性主义者的解释，强调的是独特的。她们的 目的是在译文中彰显女性的形象和声音， 以争取女性的权利，尤其是话语权，而其他人强调设计语言、文化、哲学等等方面，但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传统的翻译理论以“忠实”或“信”作为主要的翻译为基本原则。违背或偏离这一原则将被批评为 “不负责任的翻译”。而女性主义者则认为要绝对忠实原文，就像“女性绝对服从男性”，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例如： If your brother sins against you go and show him his fault ，just between the two of you．If he listens to you ，you have won your brother over．（Matthew 18：15．NIV 1984）此例句选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在此广为流传 · 171·

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启示与反思

第20卷第2期2007年6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 tics and As tronautics(Social Sciences Edi tion) Vol.20 No.2June,2007 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启示与反思 杨朝燕,刘延秀 (华中农业大学外语系,湖北武汉430070) 摘 要: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在20世纪后30年给传统翻译理论与实践观点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成为译学界的一股新生力量。文章着重探究了女性主义翻译观对翻译研究与实践及中国文学翻译的启示,并对其局限性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反思。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观;传统翻译理论;启示;反思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07)02-0061-05 收稿日期:2005-09-26 作者简介:杨朝燕(1970-),女,湖北天门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与翻译. Reflections on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Y ANG Zhao -yan,LIU Y an -xiu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Huazhong Agricul tural Universi t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feminism and translation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raditi 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 -tice in the last 30years of the last century,thus becoming a new force in the translation circle.This paper mainly ex -plores how feminis t translation theory throws light o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Chinese li terary transla -tion.Meanwhile,the theory .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Key words:feminis t translation theory;traditional translati on theories;inspirations;reflections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0的最新发展与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一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加拿大著名学者兼翻译理论家弗洛图(Louise von Flotow)和西蒙(Sherry Simon),另外有斯皮瓦克Gayatry Chakavorty Spivak)、钱伯伦(Lori C ha mberlain)、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 )及哈伍德(Susanne de Lotbini re-Harwood)。她们的理论引起了西方翻译界的注意与兴趣。国内对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研究相对甚少。文章试图揭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审视翻译研究和进行翻译实践的启示,并简要分析其局限性和发展前景,以期引起人们关注女性主义翻译对翻译界的影响。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启示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对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启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翻译领域注入了一股新 鲜的血液。它将/性别角色0引入到翻译中,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更新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为进行翻译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助于深入思考传统译论的一系列问题。 11重新思考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 女性主义翻译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翻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译作与原作的关系等作了重新描述,彻底颠覆了传统翻译中的忠实、对等观点。 传统语言哲学下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机械转换。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文化转向0一些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翻译被界定为一个传介过程,它没有超越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在其中穿梭往来。[1](P 8)女性主义认为翻译是跨文化、跨语际的/违规0(transgression)过程,是译者传达、重写并操纵一个文本使它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的语际转换过程。翻译是一项/内容丰富的阐释活动0(a

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5齐齐哈尔大学学报6(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1月 Journal of Q iqi har U n i v ers it y (Ph&i Soc Sc i ) January 2009 [收稿日期]2008-06-11 [作者简介]刘欢(1982-),女,齐齐哈尔大学外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 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刘 欢 (齐齐哈尔大学外语学院,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贡献;局限性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性主义运动拓展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它的出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本文通过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对女性主义翻译实例的解读,肯定了女性主义翻译的成果,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H 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09)01-0132-02 Influence of Fe m inis m upon Translation Practice L I U H uan (Schoo l o f F oreign Languag es ,Q i q i har U n i ve rsity ,Q i qiha r 161006,Ch i na) K ey word s :fe m i n i s m transl a ti on ;transl a ti on ;contributi on ;li m i tati on Abstrac t :F e m i nist transl a ti on cam e i nto be i ng i n the 1990.s ,wh i ch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 elopment of fem i n is m m ove m ent in cu lt ura l fi e l d .It gave fresh i m pe t us to the /cu lt ura l turn 0o f translation .A fte r a rev ie w of fe m i n i s m,fe m i n i st transl a ti on and some exa m-p l es ,t h i s paper g ives a positi ve attit ude towards its achieve m en ts and li m itations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继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理论的涌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理论也正叩响翻译研究的大门。雪莉#赛蒙(Sherry S i m on)作为翻译学文化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强调了性别研究对翻译学的贡献:/文化研究启示了翻译及译论中对性别和文化复杂性的理解。它使得我们把对语言之间转换的研究置于当今的种种-后学.中,例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0同时,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指引下,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方兴未艾,其翻译观念和策略对从事各种形式的翻译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20世纪60年代欧美女性主义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女性主义者强烈要求打破传统文化强加于她们的种种精神桎梏,创造反传统的女性文化。这种女性主义倾向在翻译中表现为,通过翻译文学作品的形式向社会显示了女性无可替代的价值,同时,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创造新的女性思想载体。西方的女性主义者根据其对语言和女性问题的认识不同分为改革派和激进派。改革派认为传统语言是社会的表征,是社会孕育了这种语言,只要出于美好善良的意愿,现实语言习惯可以改革,以便达到中性。有些人提出了诸如修改原词、重新组合、增加新的中性词等具体的语言改革方案。激进派则认为传统语言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因而不顾语言自身的内在规律与结构,任意创造自己的语言规范。这些有意识的误译也就是女性主义翻译论与/忠实0相对应的/叛逆0。路易斯#弗洛图(Luise ven F l otow )在5翻译与性别6(T ranslati on and G ender)中明确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女译者已经认定他们有权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原文产生质疑,如果原文与女性主义观点相悖,她们有权对原文进行干涉并作一些修改。0有的女性主义译家甚至只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如加拿大的Susanne de Lo t b i nn iere ,她认为/我的翻译被扭曲成男性的声音。诗的立场、语言、我的职业迫使我不得不扮演一种窥男狂的角色,似乎唯一可以说话的地方为男性所有,唯一可能的观众也都是男性。0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使用各种翻译手段干预文本达到创造性叛逆。 二、女性主义翻译的手段 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使用各种翻译手段干预文本达到创造性叛逆。弗洛图论述了女性主义翻译的三种常见手段:增补(supple m enti ng)、加些前言和脚注(pre faci ng and f oo t noti ng)以及/劫持(hij acki ng)0。增补是对两种语言(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补偿。在增补的过程中,译者的观念与信仰在翻译作品中可以反映出来。女性主义译者特别注意补偿原文在表述性别意义上的方式。加些前言和脚注一般的翻译者也偶尔使用,他们通过前言或脚注形式对原文意图进行解释、描述,同时对自己的翻译策略做概括说明。但是女性主义译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借读者了解翻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

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风起云涌。这场由知识女性发起的意识形态的战争,波及到了政治、文化、文学等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更推动了女性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发展。翻译研究者从中找到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相似点,认为翻译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开始质疑暗含男性中心论的译论。由此,女性主义 翻译观应运而生。 一、女性主义与翻译 两千多年来,翻译领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如,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翻译被置于与女性相同的地位。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女性。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处于这种弱势地位是长期受父权压制的结果。父权中心制统治下的翻译研究移植了社会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使翻译这种跨文化的语言活动也被视为从属、派生的部分,进而被女性化和边缘化。女性与翻译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上找到了相似点和类比的基础,从而引发了两者相互结合的可能(徐翠波,2011,p.60)。 二、理论主张 女性主义和翻译都是对语言的一种批判性理解,当二者结合起来时,便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的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其主要观点包括: (1)对传统翻译理论标准“忠实”的颠覆,强调叛逆 中外传统翻译理论一直把“忠实”视为翻译的根本准则之一。传统翻译理论中翻译标准的核心就是“信”或“忠实”,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以原作/作者为中心,强调译文/译者对原作/作者的绝对忠实。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她们认为,语言中充满了性别歧视,“忠实”通常意味着剥夺女性的话语权(马丽娜, 2012, p.127)。因此,在翻译中,她们要“妇弄”(woman handling)文本,对文本从女性视角、以女性的方法进行操纵,大胆实践自己的理论宗旨。 (2)重新界定译文与原作的关系,突显译者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作者/原作-译者/译文”的两元对立模式,提倡原作-译文的共生共荣。这首先表现在翻译延伸了原作的生命,使得它得以在另一个语言文化空间中面对新的读者群体。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译文是原作的后续的生命(afterlife),译文为原作开启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提出“性别译者”(feminist translator)的概念,首先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中的不同,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长久以来,传统翻译理论以“忠实”和“等值”为基础,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译文一直被认为是原作的附庸,译着仅仅是派生的和非创造性的活动,把译者的主体性化为零,是原作之镜。但女性主义者从译者的性别角色入手,重新界定了译文与原作的关系,突显了译者的主体性。 (3)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 除了理论上的贡献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以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尤其是对《圣经》作女性主义及两性兼容的语言( inclusive-language) 的阐释引发了争论,不仅让人们注意到性别化语言带来的冲突性的含义,而且也加强了对人们对翻译作为内容丰富的阐释活动的理解。她们宣称,在翻译过程中要用各种翻译策略彰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让女性的声音在语言中“可见”。在翻译的实践中,很多女性主义译者大胆采用新词、新拼法、新语法结构,以及运用一些文字游戏,目的在于超越男权语言的成规,为女性话语开辟新空间。 总之,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肩负着为自己与翻译正名的双重历史任务,她们为此而进

女性主义的翻译接受

3．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 忠实于作者和原文，是中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的共同基本原则，但在中西 方传统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种种隐喻性称谓中，我们发现了一点不同。西方传 统翻译理论是以性别为基础的，如将原文称为处女，将不忠实于原文的译文 称作不忠的美人，或者直接将翻译与女性等同起来，认为它们都是原文和男 性的依附物。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却不以性别为基础，有关翻译的隐喻基本上 是号|生别无关的。这是否说明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就没有性别差异和歧视 呢?当然不是。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排斥女性方面，较之于西方只 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竭力将女性译者“他者化”，原因 如张伯伦所说是对交陛译者，或者从更大的层面来讲，是对翻译的不信任所 引起的焦虑。他们担心译者背叛作者，翻译篡改原文，由于女性在一定程度 上从事翻译活动，他们更焦虑女性译者所表现的女性思想会对男权统治造成 威胁。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几乎没有给予过女性译者任何生存的空间，所以也 威胁。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几乎没有给予过女性译者任何生存的空间，所以也 就谈不上女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体现的差异性及其意义；中国传统翻译理 论缺失这种焦虑感和威胁感，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 迫，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匮乏。在翻译理论中给女性主义 一席之地，在中国也仅仅是这十来年的事情，而且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接受也是介绍远远大于阐发。 中国的传统翻译实践起始于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从东汉末年 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达到极盛，北宋时已 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马祖毅，1998：18)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 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从事佛经翻译的人主要是从国外云游传道至中国的僧 人。同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开始允许女性从事宗教文本翻译的情况不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翻译活动是完全禁止女性进入的。在中国，女性真正能 够从事翻译活动并出版具有一定影响的翻译文学作品，则是“五四”前后新 文化运动时的事了。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翻译史上继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 西学翻译后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在这一时期，许多进步的作家以文学为武器 来实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他们除了创作，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 品.在这批作家兼翻译家群体中,也包括了翻译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Kahlil Gibran，1883一1931)的《先知》、印度作家泰戈尔(R．Tagore， 1861—1941)的《吉檀迦利》《泰戈尔剧作集》《诗集》《园丁集》等的女作 家和翻译家谢冰心(1900--1999)，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女作家和翻译家萧珊 (1912--1972)、彭惠(1907—1968)，翻译英美文学的女作家和翻译家、 1949年以后定居台湾的沉樱(1907一)等。在以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林语堂(1895--1975)、茅盾 (1896--1981)等为代表的，影响中国整个现代文学史和翻译文学史的作家 兼文学翻译家中，女性译者的数量极少，且缺乏影响力。西方女作家的文学 作品，反而是由男性译者来翻译的。以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作品翻译为例， 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的《傲慢与偏见》在1937年出过两个 译本，分别由董仲篪和杨滨翻译；英国文学史中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