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上）

田平安李浩提要: 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近几年来法学界十分热门的一个话题。2003 年9 月14 日至18日，中国诉讼法学会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厅，以及XX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共同举办了第七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术研讨会。会议对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进行了深入讨论。本刊特邀请了参会的几位著名学者，各陈已见，以期进一步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

对民事检察监督的两点看法

田平安(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民诉专业委员会主任)

众所周知，近段时间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民事检察监督问题均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关注的焦点是:在以法院为主体推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今天，如何看待民事检察监督? 是强化? 是弱化? 抑或取消? 先是法院的精英与检察机关的精英在报上争论，后有民诉学者的加盟，唇枪舌剑、各抒已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年九月，民事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在XX召开第七届学术年会，与会的学术界和检察系统的名流精英专门针对民事检察监督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若干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次笔谈的目的是想在上次会议的基础上深化研讨。我先抛砖，盼诸君献玉。鉴于篇幅，只谈两点。

一、现阶段对民事审判实行检察监督是必要还是不必要?

我认为，对一种法律制度是承认还是否认，首先要审视有无法律依据。《中华人民XX国宪法》第129 条规定，“中华人民XX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XX国民事诉讼法》第14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5 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一)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 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186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第187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第188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

可见，对民事审判实行民事检察监督不但有宪法依据还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姑且不论现阶段进行的审判改革的合法性，既使正确，无论怎么样改革，在法律未作出明文修改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应该借口改革而否定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存在也是现实需要。我曾听到法院的同志抱怨:法院的权力太小了;我也曾听到非法院的同志说:法院的权力太大了。愚意以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是源于两种视角得出的不同结论。从国家权力的架构看，法院的权力偏小;从当事人与法院的架构看，法院的权力偏大。而现时谈论民事检察监督是仅就后者而言。试看那种“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法官在生活中绝无仅有吗?那种我即是法，我说了算的法官各地不是都有吗? 至于违反程序、无视事实，动辄“勾兑”的现象则比比皆是。所以说，在事实层面上，民事XX是存在的，民事错案是存在的。据法院工作报告称:2000 年审结各类抗诉案共14069 件，改判的3185 件，2001 年审结各类抗诉案件21098 件，改判的4697 件，“从1999 年到2002 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民事抗诉案件占全部再审案件的比例从13 ·15 %上升到24 ·6 %.”[1] 1999 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审判监督案件98756 件，占全部案件的1. 58 % ，1998 年，全国民事行政检察

部门共提起公诉案件8438 件，实际进行再审的5306 件。1991 年至1999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民事行政案件283521 件，立案审查109288 件，提出抗诉34778 件，法院再审审结16490 件，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调解13566 件。我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数字的就在于证明，民事XX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民事检察监督有客观生成的土壤。从理论上说，有权力必须有制约权力的办法，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在诉权与审判权失衡的环境中加进第三者的法律监督的必要性，这个道理还需要更多地展开吗?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问题，应当分四个层面来分析。首先，我不主X所谓全方位的监督。民事诉讼是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的诉权交互作用的过程。为了保持当事双方力量适度的平衡和国家权力在民事诉讼中的相对中立，外来的附加力量尽量少一些总比多一些好。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在民事起诉阶段、诉讼阶段和执行阶段，检察机关以不加入为宜。其次，现阶段维持适度的抗诉应是要坚持的方式。尽管每年的抗诉案件不多，抗诉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存在有利于法院依法审案。有观点认为，民事抗诉制度将危及司法的权威，导致法院的判决、裁定永远受到挑战，本人认为，权威的存在源于人们的信任，而信任根植于判决的正确性和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满足感程度。抗诉只能帮助民事判决的正确性确立和当事人安全感和满足感的生成。尤其在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现象日益凸显的时候，保留民事抗诉制度还有助于消减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重树民事司法的权威。还有人讲，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在国外几乎没有先例，因此认为抗诉应予取消。我以为各国有各国的国情，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作法为唯一的标准，更不能动辄以国际接轨为说辞。因为国家政体、国体、司法制度的设计、权力的架构、人文环境和风俗习惯诸因素深深地制约着法律制度。别人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可以有。国与国之间，学习是相互的，接轨也是相互的。再次，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方式是对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进行追究。最后，检察机关应有权针对同级法院在一定阶段的民事审判和民事执行倾向性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二、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关注点应逐渐放在涉及公益的民事案件上

所谓公益，指的是不局限于公民个人之间，而是涉及社会相当多数成员且具有社会性的利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市场经济框架的逐渐构筑，国有资产的流失、环境污染、侵害消费者权益、侵害众多劳动者权益，以及不正当竞争的事件层出不穷。有的无人管，有的受害者势单力薄。如果没有一个机

构从维护社会公益的角度站出来支持受害者通过民事司法程序救济公众的利益的话，不仅社会公众的利益得不到必要的保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类恶性侵权行为的放纵，无法维持建设小康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其后果无疑是十分严重的。笔者以为，在一定的案件X围内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公诉权是可以的。

大陆法系各国与英美法系各国，虽然在检察机构的设置，以及归属划分上有所不同。但是不论是那一类型法系的国家，就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领域内的职责权限而言，无不授予其对于特定案件的民事公诉权。

法国作为大陆法系中最早建立检察机构的国家，自检察机构设定之时起就授予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领域内的公诉权。《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21条规定:“检察院得作为主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者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于法律规定之情形，检察院代表社会。”第422 条规定:“在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检察院依职权进行诉讼。”第423 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外，在事实妨害公共秩序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第425 条规定:“下列案件，应当通报检察院:1. 涉及亲子关系、未成年人监护安排、成年人监护的设置与变更的案件;2. 先行中止追诉程序、集体核查负债程序、个人破产程序或其他制裁;涉及法人时，裁判清理或财产清算程序，裁判清算与裁判重整程序以及有关公司负责人金钱性责任的案件;对法律规定检察院应当提出其意见的所有案件，检察院均应得到案件的通报。”[2]除了民事诉讼法中的这些规定外，《法国民法典》中还有大量的类似规定。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84 条规定。“凡违反第144 、146 、147 、161 、162 及第163 条规定的婚姻、夫妻，一切利害关系人或检察院有权提出起诉”。第190 条规定。“国王检察官(XX国检察官) ，对适用第184条的所有情况下，除第185 条的修正外，在夫妻生存时应提出婚姻无效之诉，并请求判令分离。”

1877 年公布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69 条规定:“(1) 检察官有权参与婚姻事件。(2) 检察官可以出席在法院以及在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前进行的辩论，任何期日均应依职权通知检察官。(3) 检察官可以对应该宣告的裁判发表意见，为了维持婚姻，还可以提出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方法。(4) 在法庭记录里应记明检察官的XX，并应记载检察官所提出的申请。”

1898 年、1938 年、1958 年德国民诉法修改中也都基本保留了这一规定。

英国作为英美法系中最早建立检察机构的国家，检察机构也享有广泛的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利。由于英国的检察制度是由国王的法律代理人演变而来的，因而按照英国法律规定，检察长为公益事项参与民事诉讼，强化国家干涉，对于涉及皇室权益的民事案件、告发诉讼案件，确认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合法身份的案件，以及缠讼案件，检察长有权参加诉讼。在参加这些案件的诉讼中，检察长是必要的当事人，享有当事人的权利。美国立法上对检察机构民事公诉权的授予，起源于19 世纪未制定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1890 年美国为了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打击和限制垄断，制定和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Antit rust Act of 1890) .该法除了授予美国检察机关以刑事手段严厉打击垄断行为以外，还授予地方检察官和美国司法部采用民事诉讼的方式禁止和制止违反谢尔曼法的行为。除此之外，1914 年通过的《克莱顿法》;1969 年的环境保护法;1970 年的防止空气污染条例和防止水流污染条例;1972 年的防止港口和河流污染条例、噪声控制条例、危险货物运输条例;1986 年重新生效的反欺骗政府法等等法律、法规中，均授予检察官提起相应诉讼的权利，或者支持相关人员提起诉讼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41 条规定:“如果检察长认为对保护国家或社会利益，或保护公利及合法利益有必要，他有权提起诉讼或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上参加案件。如果法律有规定，或法院认为检察长有必要参加该案件，检察长必须参加民事案件的审理。参加案件的检察长可以查阅案件材料，申请回避，提出证据，参加对证据的审查，提出申请，就审理案件时发生的问题或就整个案件的实质提出意见，以及实施法律所规定的其他诉讼行为。”

当然，有关民事检察监督的问题还多，一些不明确的程序、制度诸如:民事抗诉的具体操作;对追究法官XX行为的具体程序设计;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民事公诉的程序、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等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并期待立法机关的立法修改。翼希XX贡献宝贵的意见。

检察机关依据新证据提出抗诉问题探析

李浩(XX师X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

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实务中，检察机关常常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过程收集到的能够证明法院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认定的证据提出抗诉。相对于原审中的证据而言，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亦是一种新的证据。对检察机关的这一做法，理论界有人表示异议。不赞成的理由主要有两条:其一是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把有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证据作为抗诉的法定事由;其二是如果允许检察机关依据其调查的新证据提出抗诉，就会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失衡的地位，使申请抗诉的一方可以借助检察机关的公权力来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上述异议引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检察机关在抗诉监督的过程中能否对已被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重新调查取证? 能否依据调取的新证据提出抗诉? 欲给出

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需要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的法定情形作深入的剖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对抗诉的法定事由总共规定了四种情形，即(1)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2)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3) 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4) 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与民事诉讼法第179 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相比，抗诉监督的法定事由少了“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判决、裁定的”一种。在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的四种情形中，与认定事实错误直接相关的是第一种情形。

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实际上是指法院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当事人争议的案件的主要事实作出了认定。这主要包括四种情形:其一是法院依据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显然是不充分的证据就认定其主X的事实存在，如仅依据与当事人一方有亲戚关系的两个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就轻率地作出认定;其二是对同一争议事实，主X事实存在的一方提出了本证，否认的一方则提供了相应的反证，法院在未能确定反证不真实的情况下就采信了本证。之所以把这种情形也归入主要证据不足，是由于反证的存在，本证的证明力已被抵销或严重削弱;其三是法院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主要证据存在着重大瑕疵。第三种情形虽然给人以认定事实证据充分的表象，但重大瑕疵一旦被揭露，法院的裁判便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塌。其四是指法院未依法调查收集证据，致使一方当事人主X的事实因证据不足而未被认定其存在。对

当事人主X的事实不予认定，实际上也是法院关于事实上主X的一种评价和判断，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与法院认定当事人主X的事实不存在并无二致，因而不予认定其实也是法院认定事实的一种形态。当法院依法有义务调查收集证据而未履行其义务，致使主X事实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因举证不足而不被认定时，不能不认为法院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过早地作出了对事实的认定。

在上述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四种情形中，第一、第二两种检察机关即使不调查收集证据也能够提出抗诉，而对第三、第四两种情形，检察机关为了形成正确而有力的抗诉意见常常需要调查取证。笔者认为，在以下两种情形下，检察机关依据其调查所获得的新证据提出抗诉，不仅是履行抗诉监督的职能所必须的，而且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一) 检察机关为证明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的重大瑕疵而对证据及相关的事实进行调查当检察机关怀疑原裁判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为虚假或伪造时，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取证以确定自己的怀疑是否有根据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进行必要的调查，检察机关就难以揭露当事人伪造或变造证据的事实，就无法针对这类错误裁判提出确有根据的抗诉。

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包括证据形成的过程不合法和证据系伪造、变造两种主要情形，因而检察机关抗诉时对证据的调查也主要针对这两种情形进行。在实务中检察机关有不少通过调查获得新证据抗诉成功的实例。前者如汪太平诉涉县燃料公司房屋损害赔偿案件。在该案件中涉县法院依据涉县质量监督站付林榜出具的鉴定结论判决燃料公司赔偿房屋维修费5 万余元，燃料公司向涉县检察院申诉后，检察机关对鉴定结论这一主要证据的形成情况进行了调查。查明鉴定人付林榜无《鉴定作业证明》，无从事鉴定的资质，又是一个人前去鉴定，违反了必须由两名以上鉴定人参加鉴定的程序规则。后者如X 小娥诉X蔚华要求返还房屋一案。在该案中，上诉人X蔚华于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供了一份房屋所有人X英芳生前所立的遗嘱，遗嘱中表示去世后房屋由我妹X蔚华继承，法院委托XX市公安局对遗嘱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署名X英芳的遗嘱书是X英芳所写”。二审法院以这份遗嘱为主要证据判决系争的三间房屋由X小娥(系X英芳之养女) 、X蔚华各继承一半。终审判决宣告后，XX市人民检察院受理X小娥申诉后

委托公安部、XX省公安厅对这份存在诸多疑点的遗嘱进行了鉴定，结论均为“署名X英芳遗嘱的字迹不是X英芳所写的”[3]

(二) 法院对依法应当由其调查收集的证据未调查收集时，检察机关可以针对这类证据调查取证我国民事诉讼第64 条确立了证据的调查收集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为主，法院在必要时给予协助的模式，一方面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X，有责任提供证据”，另一方面又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由于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应当调查取证的情形规定得较为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 年颁发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XX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 条将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具体化为四种情形，即(1)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 (2) 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3)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 (4) 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

2001 年12 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以往的司法解释作出了重大的变更。首先，它不再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作为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并明确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其次，它明确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仅指下列两种情形: (1) 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2) 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属于广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有约束力。在调查收集证据问题上，各级法院须按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证据规则行事，否则即属于XX。检察机关在此问题上的职责是监督法院是否切实遵守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调查取证规则。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需要依据最高法院确定的规则实施监督，而不能仅依据自己作出的规定进行监督。如果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调查取证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检察机关就需要按照新的规则实施监督。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新规则，检察机关在抗诉监督中可以收集的证据包括: (1) 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对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的证据，已向法院申请调取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线索，法院未进行调查收集或未认真调查收集的; (2) 应当由法院调查的有关程序事项的证据中能引起再审的证据，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例如，败诉的一方当事人以一审法官有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而未回避作为理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在审理时竟未对此进行调查，便以当事人举证不足为由驳回了上诉，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抗诉时可收集一审法官存在应当回避情形的证据。(3) 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的证据，法院在审理中未收集的。这类问题主要存在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以诉讼方式谋取非法利益的场合。当事人进行这类诉讼前，一般都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在法庭审理时也不会轻易暴露，所以法官也不易察觉。另一方面，恶意诉讼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损害也常常是在诉讼终结后的一段时间内才会显现。因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将这类证据规定为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但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却往往没有调查收集。检察机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理所当然地应调查收集这类证据。

从以上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检察机关只要是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设定的规则对法院的认定事实活动实施监督，并为了履行监督职责进行调查取证，其调查收集证据和提出新证据的行为便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如果越出了这一X围，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活动的正当性就可能产生问题。

论人民检察院发动再审权和对其它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

章武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民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对错误的生效裁判人民检察院可以依职权发动再审。但是，现行民诉法的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有效地运作，民事检察工作开展非常困难，检法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并由此引发了理论和实务界对是否应保留检察机关在民诉中抗诉监督权之争。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取消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把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发动再审的唯一途径。取消的主要理由是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与民事诉讼的性质、特点不符，干预了属于私法的民事关系，与处分原则相抵触。而且检察机

关参加诉讼支持一方当事人，也必然造成当事人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的不平等。[4]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抗诉监督在现阶段不仅不能取消，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这一制度，使之在程序上更合理，更具有实效性。因为检察机关的抗诉是一种制度化的审判监督，它具有当事人申请再审无法比拟的作用。同时，它与处分原则并不冲突，因为从抗诉的实践看，几乎百分之百的抗诉案件均起源于当事人的申诉。[5]第三种观点在加强和完善现行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方面的意见与第二种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其不仅仅局限于完善现有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其认为“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作为不大”。检察机关“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的监督。这种全面的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不仅仅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还应当包括对起诉至判决、裁定执行的全部的监督活动，以及检察机关对于重要的民事诉讼案件的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于涉及国有资产权益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起

诉权。”上述三种主X，均有一定的道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认为，对我国民事、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发动再审的程序，应作如下定位:

1. 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有提起诉讼、参加诉讼和发动再审的权力。主要理由是:

首先，人民检察院参与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不违背民事诉讼法理，且符合国际惯例。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是以诉讼主体对其民事权益可自由处分，奉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等为基轴运行的，但不少属平等主体之间民事纠纷的案件(如婚姻、公害等) 均涉及公共利益。鉴于该类案件的民事处分涉及到公益，所以在民事诉讼中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仅应限制适用当事人主义原则，而且国家往往需要对这类案件置缘其间。否则允许当事人假借维护私权为名，恣意侵损公共利益而无人过问，只能说是国家的失职。检察机关因超然于当事人双方，无疑最适合充当代表国家公权干预特定民事诉讼的角色。在西方“，作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代表者”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参与不乏其例。如1976 年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422 条规定:“在法律专门规定的案件中，检察机关作为主要当事人提起诉讼”。第423条规定:“除上述案件外，在公共秩序受到损害时，它可以为维护公共秩序而提起诉讼”。在再审之诉的规定上，法国最高法院的再审之诉不仅当事人有权提起，检察长也可以提起。当事人未及时提起上诉而该判决违反

了法律或法院的判决属越权行为，检察长可以提起再审之诉。法国的检察理论认为，检察机关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益。[6]在日本、美国等国家也有类似规定。

其次，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让其参与涉及公益案件的民事诉讼，还有现实的紧迫感。笔者之所以在民事诉讼中主X保留检察机关发动再审的权力，主要还缘于现在有许多严重侵蚀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相当比重。然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国家的利益却遭到了极大的侵蚀，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资产重组过程中当事人合谋规避法律，私分、侵吞国有资产，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已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公共投资领域中发包方和承包方为了个人私利或小集团利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而在这些案件中，国家不介入，当事人双方谁也不会主动提起诉讼或再审。在资本主义国家，尚有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进行干预，以维护公益，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更不能消极无为。而现行法却使检察机关对该类案件的处理显得软弱无力。虽然民诉法在总则中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有权进行监督，但分则中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却十分狭窄。使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造成了大量涉及公益案件的检察监督无法开展。于是，一些学者针对这种情况大声呼吁:“我国法院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而完善法律监督制度是保障法律充分获得实施的非常重要的条件”。[7]我们认为，对检察监督权作适当的扩X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赋予检察机关对涉及公益的案件广泛的民事检察监督权如起诉权、发动再审权，不仅能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且对于发现犯罪分子，惩治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也是大有裨益的。

最后，检察机关参与涉及公益的民事诉讼，还缘于近年来出现的大量现代诉讼。这类诉讼是围绕公共利益产生的纠纷基础上形成的诉讼，其典型形态是与环境污染有关的公害诉讼、消费者权益诉讼、纳税人诉讼等。我国随着科技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进步，这类诉讼也在逐渐增多。它与传统的诉讼相比较有较大的差异。如原被告之间力量对比的较大差异。其裁判不仅直接拘束本案中的诉讼当事人，而且对未涉讼的一般公众也有拘束力、引导力等特点。在该类型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地位极不平衡，极易使裁决不利于原告一方;而且现代诉讼的任务并非完全是私权纠纷的解决，它还肩负形成社会公共政策的神圣使命。如何衡平

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地位，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并使法与世推演及时创设权利、设定义务，成为现代国家所共同面临的课题。让检察院参与该诉讼，使其在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考虑。

2. 对于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一般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不能发动再审，当然也不宜提起或参加诉讼。主要理由是:

第一，人民检察院参与一般民事案件，极易侵犯当事人的处分权，打破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对此，上述主X取消检察机关发动再审权者的理由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人民检察院参与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违背诉讼经济原则。诉讼成本是设计民事诉讼程序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检、法两院和当事人对同一再审案件重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则有违诉讼经济原则。

第三，赋予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的发动再审权，不利于制止滥用申诉权的行为。众所周知，申诉状“满天飞”的状况是多年来困扰我国法院的一个问题。立法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权后，当事人向法院申诉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但若立法继续保留检察院对一般民事案件的发动再审权，申诉状“满天飞”的状况无疑会从法院转向检察院。这当然是我们在设计程序制度时不能允许的。

第四，赋予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的发动再审权，不利于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法院的裁判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司法对纠纷的最终解决，涉及到国家法律的权威。因此，世界各国主要是通过上诉审程序来纠正错案，而对改变生效裁判的再审则设定了严格的程序，即只有该裁判被认为有错误，且是比较严重的，达到了必须纠正的程度才予以再审。我国由于现行审级制度的缺陷和司法不独立以及法官素质不高等原因，造成了错案的大幅度上升。有错必纠的再审指导思想和多元化发动再审的主体进一步加剧了再审案件的无限扩大，造成了两审终审的名存实亡。因此，改革审级制度(即有原则意义的案件和重大案件实行三审终审) ，严格控制再审程序的发动，提高法官素质应成为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的发动再审权在存有上述弊端的同时，在现阶段又有它的现实意义。因此，取消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的抗诉监督权应与审级、法官等制度的改革同步进行。只有在上述诉讼制度的改革提高了法官的素质，改善了执法环境，推动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取消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的抗诉监督权才是适宜的。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形式(一)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形式(一)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按照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主要职能有：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行政执法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实现的。目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形式大多是法定的，但也有非法定的（即检察机关自己探索实践的）。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作用，本文拟就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形式作一探讨。 一、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这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法定形式。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是指人民检察院按照刑事案件管辖范围，对于控告、检举、自首等材料审查，判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决定是否立为刑事案件而进行侦查（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强制性措施）的刑事诉讼活动。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是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实施的法律监督。我国法律规定，把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设置在检察机关，突显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是作为追究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手段，目的在于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遵守国家法律实行监督，追究违法犯罪者的法律责任，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是从属于法律监督的，是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三条中规定：“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实现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的法律监督职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三款、第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民的报案、控告、举报，依法受理，并依法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保障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控告权、检举权的充分行使，保护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监督的有效性；二是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按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对属于自己管辖的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及时立案；三是通过立案，开展专门性调查和采取强制性措施，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查获职务犯罪嫌疑人，惩罚犯罪，从而达到警示作用，维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二、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和通知立案，这是实现立案监督职能的法定形式。 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是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以及被害人认为侦查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后，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侦查机关说明原因，即要求侦查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 通知立案，是指人民检察院在立案监督工作中，认为侦查机关说明的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时，直接通知侦查机关立案。 要求侦查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和通知立案是检察机关实现立案监督的法定形式。 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和通知立案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刘利宁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各类案件中，民事行政案件占90%左右。广大群众对裁判不公的反映，也主要集中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不公问题意见较大。我们认为，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加强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完善和加强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下面笔者就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制度完善，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原因 当前，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与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笼统且不科学。一方面导致检、法两家在法律监督的范围、程序、方式等方面长期存在较大分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得不到应有的配合，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不合理的限制，职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监督效果还不理想;另一方面，造成检察机关的执法不够统一，工作不够规范，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监督不当、抗诉质量不高等问题。法律缺陷制约民行检察工作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抗诉范围狭窄，检察机关不能对调解、破产裁定、执行中存在的违法错误进行抗诉，出现法律监督真空。虽然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其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是在分则只规定抗诉这一种监督方式，而且仅限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还多次以批复文件的形式，排除了检察机关对调解以及破产、执行过程中作出的裁定的监督。司法现状表明，法院排除检察院的抗诉监督，使审判权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容易滋生腐败。从法理上讲，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全面的、多方位的、立体的、多元化的监督。而法律规定的法律监

中国检察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检察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罗汉卿 内容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家体系中的行政制度、审判制度、监狱制度，一般都是伴随着国家的起源而产生的，但检察制度是法制的产物，是随着法律监督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在我国，伴随着法制社会的确立和发展，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认真研究我国检察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特点对发展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加强法律监督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检察制度御史制度法律监督双重领导 在古今中外，各国的检察制度产生的背景、内容的规定都不是完全相同的。从文化的渊源来讲，中国封建社会设置的御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检察官的原始形态，也可以说，中国近代检察制度是西方检察制度的影响与中国古代文化官制的传承，是中西方文化的合璧，它既离不开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也离不开西方法律文化。中国现行的检察制度的产生是受到多种法制文化的影响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建立的。 一、中国检察制度的渊源 检察制度是近代我国从西方引进的一种制度。在我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中国现代检察制度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检察制度和前苏联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一）西方检察制度的发展、特点及对我国现行检察制度的影响 现代检察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的大陆法系的法国和普通法系的英国①。但是真正完整、系统、成熟的现代检察制度是在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也就是说，在考证西方检察制度时，我们应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即：封建社会时期西方的检察制度和资本主义

时期西方的检察制度。 1.大陆法系国家封建社会时期的检察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封建社会，最早产生检察制度的是法国。早在公元12世纪，法国正处于封建割据时期，各封建领主、教会领地和城市都分别设有法院、国王法院，其只能管辖王室领地的案件，国王的司法权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为了维护王室的利益，国王于公元12世纪在封建领主法院内设置代理人，即代表国王参加诉讼。之后，随着国王权力的扩张，国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司法权的管辖范围，到公元13世纪，国王路易九世改革了司法制度，王室法院对封建领主享有管辖权，并对教会法院和城市法院的审判给予了一定的限制，并且将之前的弹劾主义诉讼改变为纠问主义诉讼，大大加强了国家权力对司法的统治；同时，腓力四世将最初的国王诉讼代理人改称为检察官，并安设在各级法院。 由此，世界上最初的检察制度产生了，检察官公然地成为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和监督地方行政机关日常生活的代表。在法国检察制度产生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封建社会的法制状况同样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与法国封建社会不同的是：英国封建社会发生割据以后，当时的国王除了加强王权统治，限制地方封建领主等的司法权外，还出现了一个一直沿袭至今的一种制度，即使陪审团制度。在当时的英国封建社会，陪审团分为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①，其中大陪审团发挥着与当今检察机构同样的作用，他们负责刑事案件的收集证据、调查案情和提起公诉，但是涉及到王室利益的案件则由国王的律师起诉。公元16世纪，国王辩护人更名为副检察长，担任破坏王室利益案件的调查、起诉和听审任务。至此，英国封建社会的检察制度也由然生起。 2.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检察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各国政治、文化、经济、法律的发展状况不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尽管检察制度都是在继承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检察机关在政权体系中的地位、机构的设置、职权范围和所起的作用都形成了各国自己的特点。其中最典型的资本主义检

基层检察院关于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汇报

基层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法律监督 工作情况汇报 2018年以来，XXX人民检察院在市院和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市、县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六届人大会议和县第十七届人大会议精神，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意识，拓展监督渠道，不断增强人大意识，结合建昌实际，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服务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聚焦主责主业，认真谋划开展检察监督 2018年以来，我院法律监督工作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和高检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决议》和《意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能，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努力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有效地促进了县域和谐稳定。今年以来，我院共受理侦查机关报捕案件XXX件XXX人，批准逮捕XXX件XXX人；受理审查起诉案件XXX件XXX人，依法提起公诉XXX件XXX人。 （一）加强检察监督制度建设。我院首抓建章立制，为检察监督夯实制度基础。在认真执行各项法律政策、依法严格履行监督职责的同时，我院结合本地实际，积极主动地和公安、

法院取得联系，共同研究解决切实促进提高案件质量的制度、机制方面的问题。一是我院主动发起建立与公安和审判机关的案件研讨联席会议制度。针对一段时期公安机关案件质量不高、证据规格偏低的情况，2018年初以来我们两次邀请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来院，就其相关办案单位在案件突破、调查取证、讯（询）问嫌疑人、证人的笔录制作和证据的采纳、采信以及证与证之间的关联性、合法性、充分性、真实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研讨会商，经研讨公安机关认识到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直接影响公安机关案件质量的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我们达成定期或不定期就案件质量及证据规格等问题进行研讨会商的共识。二是结合扫黑除恶专项工作，今年8月23日，由我院倡导发起，召开了由县委政法委牵头的公、检、法联席工作会议，会议就建立案件信息共享、检法提前介入、轮流召集联席会议等三项工作机制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我院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单位先后召开了4次工作衔接会商联席会议，统一执法思想和定案标准，有效地促进了专项斗争工作合力的形成。公安机关也主动表示，要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我们刑检部门的业务骨干，就相关刑事法律政策的具体适用和相关证据采纳、采信及证据链条的形成、固定等方面的问题给公安干警讲课。三是我们还主动与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加强联系，拟形成与前述同公安、法院的案件联席研讨会议机制类似的工作机制，从而不断加大我院的刑事诉讼监督力度，放大监督视角。 (二)加强刑事立案监督。我院把立案监督工作做为强化法

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制度

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制度 民事诉讼中的检查监督制度就是在民事讼诉活动中以人民检察院为主体而形成的法律监督制度。检察机关根据特定的民事案件而提起民事诉讼，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大部分国家从立法的形式上授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权利。在社会快速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我国的各项经济活动也变得更加活跃，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纠纷也在不断增加，各种新类型案件的出现，导致办理的困难也在增加，检察机关面临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更加重视民事讼诉中检查监督制度的发展，关于民事检查工作的作用也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过程中，民事检查监督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民事检查监督制度的介绍 （一）民生监督监督制度的概念 制度就是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者行动准则，同时也表示在一定的环境中形成的各种规范或者规则，制度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就是指在特定的社会范围中统一用来调节人们相互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法律、规章、道德、习惯、以及戒律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以及实施机制组成的。民事检查监督制度就是指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制度，它主要包括了民事检查监督制度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地位、监督程序和方式等。民事检查监督制度和刑事检察监督制度一样是我国法律监

督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民事检查监督制度的特点 民事检查监督制度的特点主要包括监督性、强制性以及程序性。监督性就是检察机关只能够通过法定的方式来监督人民法院在民事讼诉活动中的一系列违法行为，并不能对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的实体纠纷进行裁判。检察机关只是一个监督者的身份，当事人双方在进行民事讼诉活动时还是根据法官居中裁判、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模式来进行的。我国宪法给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也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只是民事讼诉活动中的法律监督者。强制性表现为民事检查监督主要是根据法律法规来监督民事讼诉活动，这是一种专门和法定的权利，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强制性。程序性是指民事检查监督并没有权利对实体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裁判，只有引起相关法律程序的程序性权利，所以民事检查监督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程序性，同时这也是和其他国家法律的最大区别。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检查监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让独立审判原则受到了影响 如在裁判有误时检察机关提出了抗诉，让法院再次行使自身的审判权，在抗诉提起之后，虽然检察机关没有代替法院进行审判，但是这个时候法院的审判权行使却是被迫接受，不再是中立和消极的，检察机关其实已经分割了法院部分的审判权，最少是控制了审判的提起权，这个时候法院审判权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另外检察机关通过自身对法院裁判的批判，发起抗诉和再审，就将导致案件徘徊在正确和错误

我国检察制度的传承及发展.doc

我国检察制度的传承及发展- 清末建立检察机关时照搬了国外的一些制度，但外来制度在实践中，被我国优秀文化所改造，逐渐形成与外来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检察院与法院相分立的制度、检察院与司法部相分立的制度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一 清朝末年，进行了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改制，其改制的主旨是“远师德法，近仿东瀛，其官称则参以中国之旧制”。所谓的“旧制”，也涵盖了传统的“三法司”制度，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个相对独立并有监督关系的机制。特别是都察院或御史台的设置，可以讲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中重视监督，尤其是重视独立性监督的体现。这一文化思想是我国检察机关能够从审判机关中独立出来的重要原因。 清末改制初期，从国外引进的检察制度为“检审合署制”，即检察机关附属于裁判所之内。1906年颁发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第十二条规定“凡大理院以下审判厅局均需设有检察官，其检察局附属该衙署之内”。1907年初，天津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第一个检事局，其全称为“天津地方审判厅检事局”。

1906年，清政府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司审判，而京师检察厅与都察院同时并存，原来属于都察院受理民刑案件的权力转移给了检察厅，御史的部分职能成为检察官的职能。由于监督职能的传承性，清末曾出现过一人兼任御史与检察官两职的情况。 虽然当时审判独立的呼声很高，但是对审判权进行监督的呼声也很高。1907年4月，法部在奏酌拟司法权限摺中认为：“审判权必级级独立，而后能保执法之不阿；司法权必层层监督，而后能无专断之流弊。”同月，大臣沈家本等在上奏中认为：“检察总厅职掌，实与审判相关……其宗旨在于护庇原告权利，与律师之为被告辩护者相对立，而监督裁判持其一端。”6月12日，法部在《京外各级审判厅官制并附设检察厅章程》的奏折中认为：“各国法制，凡一裁判所必有一检事局，虽附设于裁判所之中，实对裁判所而独立。其职务在代表公益监督判官的行为，纠正裁判之谬误。”在检察机构的称谓上，先谓检事局、司直局，最后定为检察厅。1907年10月颁布的《京师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九十七条中规定：“检察官统属于法部大臣，受节制于其长官，对于审判厅独立行使其职务。”当然，检察与审判机关均称为“厅”，检察官职务上独立于审判厅等，还不等于检察机构独立，但在同年12月9日，京师的做法又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天，京师的检察机构成立，其官方的印章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前面没有任何审判厅的字样。

(行政管理)行政执法检察监督

强化民行检察职能促进依法规范行政 依法行政是指一切行政管理活动都必须遵照法律,依照法定程序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就行政权而言，它是最具扩展性的一种权力，如果缺乏相应的外部监督，各种行政执法行为就有可能发生权力滥用、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等危害行政权的现象。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行政执法的有效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这正是我们对行政执法进行监督的目的所在。 一、当前行政执法现状 当前，我国的行政执法行为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一定程度影响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之所以出现目前这种现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对行政执法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目前，我国正处于各方面社会矛盾涌现、各种利益竞争凸现期。就行政权而言，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公权力，权力范围及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如果对行政权缺乏规范和有效监督，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行为就有可能会发生权力滥用、超越职权等危害行政权

的现象。在征地拆迁、社会保障、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社会管理权行使中出现的一些渎职、侵权等腐败现象，有些已演变为社会热点问题。加强对行政权的规范，并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已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呼声。 二、检察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实施法律监督的法律依据 目前，在我国，行政权被滥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主要表现在于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具有随意性。现行法律体系设计了若干针对行政权的监督制度，如人大监督、行政相对人监督、法院监督，审计、监察监督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人大监督重点在于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权的监督仅限于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国家强制力；而人民法院对行政权的监督则限定于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实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则。审计、监察监督则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内部纪律作风方面的督查与处理，其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相对较弱。这些种种制约机制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构筑了几道防火墙，但从多年来的实践得出，其仍凸显出诸多监督的乏力。那么，我们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权进行监督呢？ 根据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作出这一规定，一方面阐明了法律监督制度是中国国家制度的一

[管理制度]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缺陷及完善的几点思考

（管理制度)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缺陷及完善的几点思考

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缺陷及完善的几点思考 壹种制度悖论 “司法独立乃是法治的真谛！”（龚祥瑞）法治的内于规定性使得以司法审判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司法改革日益彰显出审判独立的价值意义，树立审判权威，维护司法公正，乃法治必然，大势所趋。尽管审判独立原则和其他任何壹项法律原则壹样，经过了壹种从政治目的上升为法治原则的演进过程，但其内涵却天然包容着壹种技术性因素：权力分立使法院摆脱单纯的工具性色彩，成为法治和正义的判断者，从社会角色上得以淳化，这使其有权力公正司法；法官独立，法官具备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严谨的职业意识，这使其有能力公正司法。于法治的指引下，公正司法使正义维护者——法院（法官）日渐权威，终将以强大的公信力取信于民。 和此同时，作为同为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履行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以另类国家权力（检察权）判断形式预先标明法院生效裁判的可责性，这种同操法律职业者的国家权力质疑，显然将使法院审判权威遭受挑战。不仅如此，于检察监督抗诉案件中，除了“壹事不再理”原则之悖逆外，检察抗诉强制性将法院及诉讼当事人拉入再审程序，使法院（法官）游离于双方当事人之外于庭审中获取争议案件的权威性信息，且首先形成壹种下意识认同或反感的非理性判断，这显然既不符合诉讼程序直接、言词、理性等基本理念，又破坏了审判中立的根本原则，违背了诉讼发现真实的认识规律。由此，审判权威和检察监督自然悖逆。 这种悖逆蕴含着俩种发展极致：其壹，检察监督的中肯、沉稳使法院裁判备受指责，审判权威日益受损，终使法院（法官）正义维护者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司法秩序遭遇严重威胁；其二，检察监督因其软弱、草率，迅速耗尽其差强人意的社会根基，而于法治

检察机关检察规章制度与实务

课程内容（重点） 第一部分为检察制度基础理论。 该部分着重介绍检察的概念；西方与我国检察制度的产生与进展；我国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地位、任务、职权；人民检察院的设置、内设机构和检察官制度；人民检察院的活动原则。 第二部分为检察实务。 该部分着重就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几种要紧业务进行介绍和讲解，具体涉及直同意理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审查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刑事抗诉；刑事监督；民事、行政监督。第一章 一、检察的概念 在我国，“检察”一词差不多成为表述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活动的专用概念。 “检察”，是指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国家工作

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案件和经济案件立案侦查、起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审判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的活动。简言之，检察，即法律监督。 3、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特色 第一、检察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下与政府、法院并行的国家机关，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 第二、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履行公诉、职务犯罪侦查和诉讼监督等职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第三、检察机关实行检察院负责制，在系统内实行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体制。 第四、坚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与党的领导相统一的原则。 四、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地位和任务 1、人民检察院的性质 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法律监督的涵义 狭义的法律监督：是指有关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立法、执法、司法等国家法制运作环节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制控和督导。 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一切国家机关、政治或社会组织和公民对法制全

试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细化

试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细化 [摘要]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联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在部分省市试点展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该会签文件确定了监督的案件范围、监督的方式等，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指引了方向。然而，如何在具体展开工作时能做到依法监督、适度监督，还需要明确的监督理念和具体的操作细则。笔者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在确立事后监督、效率监督等原则的基础上，明确监督的主体、监督的管辖、监督的范围、监督的方式等具体内容。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具体制度 民事执行是审判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是衡量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准，但目前仍缺乏对执行工作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执行监督的现状不容乐观。 一、我国民事执行监督的立法现状及不足 1998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和2000年颁布的《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三点：其一，监督主体为本级法院院长或上级人民法院；其二，监督范围为法院在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监督前提为前述行为不当、错误或违法；其三，监督方式有四种：指令、直接作为、督促、指定执行。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将五种类型的民事执行活动列为监督的案件范围，并确定人民检察院以书面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上述立法内容存在不足：一是监督程序不明确。监督程序的启动权限、监督管辖主体、执行监督审查程序和决定程序均不明确；二是监督范围过于笼统。有学者严厉的指出，民事执行已成为一种不受监督的“特权活动”，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非危言耸听，民事执行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正体现着监督的空白。 二、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依据 （一）我国人民检察院及其权力的性质是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依据目前，我国对检察权的性质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二是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三是检察权兼具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四是检察权是一种独立权，即法律监督权。关于检察权性质的前三种观点都是囿于“三权分立”的思想基础，也正因为这些观点跳不出三权分立思想的思维定势，所以无法真正的理解我国检察权的性质。笔者认为，我国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其行使的检察权性质是法律监督权，这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活动履行监督职能提供了基本依据。 （二）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存在是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直接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此处民事审判活动应从广义上去理解，不仅包括狭义的审判活动，还包括民事执行活动，执行本身也是审判活动中的重要环节。《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该条中的“审判工作”也显然涵盖了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也是指广义上的审判活动。另外，在民事诉讼法制定当时，全国

构建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制度

长期以来，民事判决、裁定执行难、执行乱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司法痼疾，使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关方面不断推出一些政策和规定，从贯彻施行的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除了提出对执行主体、机构以及程序进行改革和完善外，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执行活动中的法律监督作用寄予很高的期望。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我们有必要对目前民事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检察机关如何发挥法律监督作用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对民事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的必要性 目前，民事执行难、执行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执法的社会环境差，被执行人以及其他协助执行的人法律意识薄弱，有些地方政府和单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思想严重，抗拒执行或拒不协助执行。第二，法院民事执行体制不利于裁决的执行，例如委托执行，由于执行的是外地法院委托的案件，又是针对本地当事人的财产，因此，受委托的法院往往以各种借口不予执行或拖延执行。第三，法院违法执行或执法不公现象较为严重，突出表现在：程序违法，尤其是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滥用执行权力，以罚款、拘留等作为强制执行手段强迫进行执行和解；违法或不当执行案外人财产，造成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违反规定收取执行费用，任意收费、提高收费标准等情况时有发生；不妥善保管和及时处理财物，扩大了当事人的损失；片面追求执结率，违法或不当终止执行案件。执行难、执行乱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国家司法的权威，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对判决确定的当事人权益的损害，必须通过多方面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就外部因素而言，这一问题的产生与现行执行制度中监督的缺失和救济制度的不完善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法院内部监督体系的不足 民事执行活动既涉及审判活动，还涉及执行措施的适用、执行财产的处理以及不同法院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民事诉讼法中对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活动的监督基本上未作任何规定。为了加强法院内部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 年7 月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专门规定了对民事执行的内部监督。2000 年1 月，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执行程序作进一步改革，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在执行程序中高级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指导下，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指导作用，并明确了监督的具体方式，即“高级人民法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法院的违法、错误的执行裁定、执行行为进行纠正或直接下达裁定、决定予以纠正。”[1] 上述两个规定对监督、规范民事执行活动具有一定的实际效果。但是，这种内部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很多。第一，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地方各级法院是一级审判组织，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是通过法定的司法审判程序进行监督的。而该规定确定的监督方式是由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违法、错误的执行裁定、执行行为进行纠正或直接下达裁定、决定予以纠正，这种类似上下级行政领导体制的监督方式，与我国现行审判体制不甚相符。第二，监督的运作程序不明。上级人民法院对下

当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难的原因跟对策

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中，没有一部具体、完整而统一的法律来监督法院审判活动，造成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审判监督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难以监督的因素，通过事实分析，提出了一些如何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措施。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保证审判活动公正、合法和维护公民、法人、行政机关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对已生效的错误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查处民事、经济、行政审判活动中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冤枉裁判的犯罪行为；对审判及诉讼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及建议等。从我们经历的民事行政检察实践来看，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民事、行政法律监督程序未作出具体监督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未就民事行政法律监督问题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因此，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行政法律监督的过程中没有一部统一而完整的法律来监督，以致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上存在监督困难因素。对这些因素的产生我们将如何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呢？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认识和看法。 一、现行民事、行政监督难的原因分析 随着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阶段检察机关有限的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已越来越不适应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监督形式单一，强制性不够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是在具体采取何种形式监督问题上，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分别在第185条和第64条规定检察机关对于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外，则没有更具体的规定。从法律角度来看，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形式只有唯一的合法的一种，就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 （二）、监督时间滞后，形成监督被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就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这就是表现在所谓的“事后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具有一定的被动性： 首先，不利于检察机关收集证据。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都是一审至二审后的民事行政案件，如果再去收集、调查新证据来证实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绝非易事，而证据的特点要求在收集证据时要迅速、及时，时间久了证据收集就相当困难，对调取新证据与当事人初提交法院的证据之间也难以相互印证，甚至会相互矛盾，这也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抗诉成功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不利于发现和纠正审判中的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式监督的是一审或者二审已生

关于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的几点建议

检察院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机关不仅要增强监督意识，还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问题，更加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司法公正，在当前更应重视加强公安立案监督和法院民事执行的监督，把监督与查办司法、执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结合起来，以维护司法制度的公正和权威。 1、防止公安机关插手民事经济纠纷。 公安机关超越权限，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为名，直接插手干预一些合同、债务等经济纠纷案件时有发生。这些行为既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还引发当事人的不满和愤怨对立情绪，有的甚至引发一些不安定因素。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既干扰经济纠纷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又侵犯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应拓宽民主渠道，及时受理当事人的申诉，并调查、核实及时作出处理。 2、加强对法院执行不力的监督。 执行权有“主动性”和“单向性”等特征，信息不对称，当事人制约不了，所以只能以“权力制权力”。“执行难”固然有难克服的客观因素，但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表现

出来的消极现象仍然突出。检察机关应当变被动为主动，采取定期询访或个案专访的形式，对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进行督察，督促执行的及时到位。并及时行使监督意见、暂缓执行建议、检察建议等权力。 二、拓宽预防犯罪的范围。 目前检察机关预防犯罪的范围主要是预防职务犯罪。但随着社会变革和物质繁荣的同时，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变成了一大突出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能否利用自身的业务优势，主动与中小学校联系，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引导青少年热爱生活，明辨是非，遵纪守法。从而达到保护青少年并减少其犯罪的目的。 三、加强队伍建设，更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加强业务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执法水平，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开展理想信念、公正执法、热情服务三项教育活动。 加强改进检察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坚持对检察队伍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带头公正执法、廉洁执法、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检察职业道德观念和良好的检察形象。尤其对于出庭检察官应作装出庭，注意文明用语，避免刻薄和高高在上的气势。 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意识，完善和落实自觉接受监督的机制和措施，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检察权真正用来

“法律监督”性质对于检察制度的意义

“法律监督”性质对于检察制度的意义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定性，对于检察制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法律监督”的性质揭示了检察制度内在的监督属性 中国检察制度与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相比较，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其共性主要体现在:都以公诉为重要(或主要)职能;都具有监督属性;都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都以维护国家法制为使命，等等。因此，我国(包括我国借鉴的前苏联)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从各国检察机关所具有的监督属性发展而来。 然而，除了前苏联等国家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由于三权分立政体的限制等原因，都未对检察机关所具有的监督属性在法律上予以揭示，致使不少人对外国检察机关的认识停留在“公诉”、“指控犯罪”等表象上，影响了人们对其内在的监督属性的深刻认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对外国检察机关是否具有监督属性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认为西方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是“司法监督机关”、“诉讼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护法机关”。西方一些学者也将检察机关称为“护法机关”，将检察官称为“法律守护人”。笔者也曾不揣浅陋，在《检察的内涵及其启示》(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等文章中，从公诉制度产生的初衷、公诉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公诉权的内容、检察权配置的根据、检察机关

的目的、“检察”一词的由来等方面，论证了“监督”是世界各国检察机关内在的固有的属性。 我国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不仅揭示了世界各国检察机关内在、固有的监督属性，使其由隐含变为公开，而且规定了监督的性质和范围是“法律监督”，并由此决定了我国检察制度在宪政地位、组织结构、职权性质与配置等方面与外国检察制度的诸多区别。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各国检察机关的监督属性，明确我国检察机关与外国检察机关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把握我国检察机关的特点与规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法律监督”的性质摆脱了外国检察机关“身份不明”的尴尬 在外国，检察机关往往“身份不明”:在法律文本上，多数国家将检察机关列为行政机关，但也有少数国家(如意大利、俄罗斯等)将检察机关规定为司法机关;在理论上，有的认为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有的认为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还有的认为检察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双重属性，属于“准司法机关”;在机构设置上，有的单独设置，有的设在法院。这种尴尬的境地，常常使检察官们发出“我是谁”、“我在哪里”的疑问和嗟叹。 为此，大陆法系国家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在长达150多年时间里，还先后经历过四次有代表性争论。造成检察机关“身份不明” 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检察机关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检察机关在组织体制上像行政机关那样实行“阶层式建构”和

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X利宁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各类案件中，民事行政案件占90%左右。广大群众对裁判不公的反映，也主要集中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不公问题意见较大。我们认为，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加强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完善和加强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下面笔者就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制度完善，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原因 当前，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与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笼统且不科学。一方面导致检、法两家在法律监督的X围、程序、方式等方面长期存在较大分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得不到应有的配合，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不合理的限制，职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监督效果还不理想;另一方面，造成检察机关的执法不够统一，工作不够规X，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监督不当、抗诉质量不高等问题。法律缺陷制约民行检察工作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抗诉X围狭窄，检察机关不能对调解、破产裁定、执行中存在的XX错误进行抗诉，出现法律监督真空。虽然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其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是在分则只规定抗诉这一种监督方式，而且仅限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还多次以批复文件的形式，排除了检察机关对调解以及破产、执行过程中作出的裁定的监督。司法现状表明，法院排除检察院的抗诉监督，使审判权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容易滋生腐败。从法理上讲，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全面的、多方位的、立体的、多元化的监督。而法律规定的法律监督方式过于单一。这样，检察机关陷入了虽然有权力监督，却缺乏程序保障的监督方式的困境，心有余而力不足，使得民行检察监督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因此，司法现状呼吁检察机关革新监督方式。

检查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我国检察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法律监督属性的有机统一。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明显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人民检察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国家机构中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相并列；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履行检察职能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公平正义；人民检察院在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下，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 之所以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因为：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要的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特征，一是共产党领导，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政体，其主要内容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分别行使国家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军事权。人民代表大会下之所以要设立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是基于对权力制约监督的需要。因为根据政治学原理，权力不受制约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在西方一些国家，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主要是通过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来实现的；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搞三权分立式的分权制衡，必须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权力实行制约监督，以保证国家权力沿着法治轨道运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行政检察工作调研报告

行政检察工作调研报告 行政检察工作调研报告 下面是我们文秘114的小编给大家推荐的行政检察工作调研报告供大家参阅！ 为全面了解我县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开展情况，根据县人大常委会2016年工作要点安排，6月23日上午，县人大常委会傅克主任带领部分常委会委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以座谈、实地察看等形式对此项工作进行了调研。调研听取了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汇报后，就如何提升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水平和检察机关社会公信力、如何加强宣传提高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社会影响力、如何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县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基本情况 2014年以来，县人民检察院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检察工作主题，以“严格规范司法、强化诉讼监督、加强队伍建设”为着力点，全面依法履行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职责，推动检察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两年来，共受理各类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198件，从“监督生效裁判、监督民事执行、监督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拓宽渠道广辟案源”四个方面入手，以“抗诉”和“发出检察建议”为主要手段行使法律职权，化解社会矛盾，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成效显著，2015年全市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量化考评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同时，县检察院还不断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

和水平。着力从“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三个方面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注重办案人员思想政治建设和队伍专业化建设，不断适应新形势、新变化，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经济社会转型速度加快，民事行政诉讼出现很多新问题、新情况，给检察机关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当前我县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和困难。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一）宣传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尚未被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所了解，依申请监督的案源相对较少，多数案件没有找到有效法律途径而是直接进入信访环节，使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二）检察监督形式和手段有限。目前检察机关民事行政监督检察手段主要是“提起抗诉”和“发出检察建议”两种，“提起抗诉要求再审”的案件占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比重较小，而“发出的检察建议”往往对人民法院没有强制约束力，监督难度较大，效果不佳，客观上削弱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 （三）“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检察队伍力量薄弱。一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范围广、涉及法律法规多，我县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只有两人，且仅一人有办案资格，与担负的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和工作任务不相适应，不能满足工作发展的需要；二是履行新增职能水平需进一步提高。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民事执行、审判程序监督案件相对增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