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多远才好看

历史多远才好看

——读张鸣的“历史”二书

留白

历史真是要离远了看才好玩。太近的历史因为“历”过，所以就“史”不起来，横岭侧峰的不仅看不分明，还拖泥带水连骨头带肉的让人觉得一说就错，甚至怎么说怎么像是别有用心。如果离得远点，再远点，书中人都已作古，拱木已经十围，复仇的讨债的修家谱的盖祠堂的张罗百年诞辰的都已无事可干，这历史才真的生动起来，好玩起来，甚至娱乐起来，也“另类”起来。消费时代的人们一般都想得开，除了形而下地消费今生今世，形而上地消费来生来世，当然也不能放过像花姑娘一样谁都可以打扮一下的“历史”。所以，最近关于近现代史的读物特别好卖，张鸣先生陆续推出的《历史的坏脾气》和《历史的底稿》可以说适逢其时，坊间的热卖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两部书先后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用了同一个副标题——“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头一本书据说卖得很火，我就没买，前不久逛书店，看见第二本又出来了，这才下了决心。说实话，没看之前，我就对书名有保留：历史的坏脾气你老兄如何知道？历史如果有“底稿”也断断到不了凡人手里。不是我抬杠，这两本书如果不是名字起得“吊诡”，炒作功夫高，决不会赚那么多穷书生自解阮囊。

我的阅读虽是“后发先至”，但为了行文方便，还是先说那本“坏脾气”吧。这部书共分五辑：军阀有性格、晚近人物脸谱、历史的坏脾气、不确定的道路、庶民的世界。观照的角度相当广泛，加上作者既有学院派功力，又有四两拨千斤的码字绝活儿，就可读性而言是没话说的。写《潜规则》的吴思说张鸣说史“总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并不全是吹捧。吴思用了“说史”二字，真是一语中的。因为是“说”，而不是“研究”，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作者“满嘴都是舌头”，诸如“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帮会龙头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西太后的明白和服气，都是这老外的，而对中国人，她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镇压改革是对的，开历史倒车也没错，后来改革更是对的。”“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成者王侯败者贼，其实帝王也是贼。”“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会’中人，文人跟监狱的距离想必要比其它人近一点，越是有才华的人，危险似乎就越大。”等等“说法”，几乎成了广为流传的名言。不过，我个人倒是很喜欢《曾经有过的高等教育大跃进》这样的史料密集的段子：

“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群学生（加上青年教师），花了仅35天，就写出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据报道，著名学者王瑶等写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意思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比王瑶强20倍不止。生物系40天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同样据报道，说是法国大科学家拉马克编跟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国的植物志，用了十多年，意思他们比拉马克强100倍不止。北大放了卫星，其他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北师大编出了10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比着放卫星的味道出来了），还编了10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苏联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弄出了一部100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这部书加进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下限写到1958年，把大炼钢铁都写进去了。新闻系写出

了《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出版事业史》《中国广播事业史》。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95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是10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要属武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由学生参与产生出来的大量‘科研论文’，也陆续地发在了今天仍列在‘核心期刊’名录上的学术刊物上（其实，即使今天各高校写校史的时候，统计成果也未必就把这些货色剔出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科研成果的数量实现了飞跃。”这些“写在学术边上”而绝不故作高深的历史小品，读来真是五味俱全。

相比之下，《历史的底稿》基本上属于“三余”（冬天、夜里、阴雨天）或“三上”（马上、榻上、厕上）读物，在厕所里放了个把月，也就读完了。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涉猎之广，眼光之高，出手之快，行文之闲，后一种含娴熟、闲淡之意，最是难能。作者时不时还会写出一些警句来，比如：“宦官之恶，其实就是皇帝之恶，史家多少年的板子，其实是打错了地方。”（《关于割人的话题》）“既然革命后的世界是个佛都不忍看、不愿看的天地，那么诗人皈依佛门，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革命?诗?酒?佛?女人》）作者调侃文人也毫不客气：“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文人的舌头》）这样的文字，读来自然令人神旺。

张鸣说：“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做出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这就意味着，当我写这些散碎的小东西的时候，必须考虑专业人士的眼光。也就是说，可以让他们说我不务正业，但不能让他们说我胡说八道。”以张鸣的博闻强记，这话不算诳语。不过，他“胡说八道”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比如那篇《看杀名人》，说什么潘岳出行。“必有大批女人围观，摸索追吻，无所不为，就跟韩日世界杯期间，贝克汉姆在日本的遭遇一样。”还有后面写左思的一大段，就真有点“八卦”了。除了“八卦”，个别篇章也有些文不对题，如《朝堂上的变戏法》这一辑，说的都是秦汉三国盛唐的老皇历，似乎和“晚近中国”没什么干系，可见，比起《历史的坏脾气》，这部《底稿》有点强弩之末的味道，挑剔的读者如我，看完全书，多少有点失望。窃以为，“底稿”云云，倒不如“草稿”二字来得恰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