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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04日07:09 中国税务秦晖我要评论(72)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近年来“农民负担”问题日益成为决策层、理论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而“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已成为我国经济繁荣中抢眼的暗点之一。为此人们从纯财政角度提出并实践了许多对策，如绝对量控制、负担率控制、发放负担卡、压缩财政开支等等，而“并税除费”的征收方式改革则似乎是人们讲得最多的，一些论者还称之为治本之策。

我是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并税除费”的，因为当前“税轻费重”之弊的确十分突出。但应当强调的是：“并税除费”决不是治本之策，而且如无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治标”效果也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财政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就很发人深省。

被称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在那个锦衣卫、东西厂的特务政治和“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的痞子世风葬送了明王朝、儒生们的抗清也已完全失败后，痛定思痛，不仅对明王朝而且对整个传统体制都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以“天下为公”的儒家信条为武器，不仅对专制君主制，而且对秦以来两千年间的“法制”、政治上的内外朝之制、科举选官及胥吏之制、军事上的兵志与方镇之制、经济上的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以及后宫宦官制度、学校制度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论。其中，他批判一条鞭法而要求恢复赋役分征，似乎显得颇为“保守”。但只要我们不抱有越晚近的东西越“进步”的先入之见，就应当承认他的批判是极有洞见的，而且他的评论实际上远远超出一条鞭法本身，对传统帝国千年以来“农民负担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根本缺陷，也堪称认识深刻。他的这些话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同类问题，也不无启示意义。

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历代“并税式改革”，连同“易知由单”这样的配套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屡屡出现。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出”。为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中饱，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一条鞭”、“地丁合一”等等。其宗旨都是要求把从朝廷到基层的明暗正杂诸税（赋、役）“悉并为一条”，“一切总征之”。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

往往还给农民发放“易知由单”（法定税目表），允许农民照单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

一般说来，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他说：

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

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

这意思是说：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即“租”，征收谷物）、人头税（“庸”，征收绢）和户税（“调”，征收麻布）。晚唐杨炎改革为两税法，全都以贫富（即占有土地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虽然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其实这两项征收已经并入了土地税中。相沿至宋朝，一直没有从中减去户税和人头税，然而却在此之外重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丁身钱米”）。后人习以为常，认为“两税”只是土地税，“丁身”才是户税和人头税，其实那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把庸、调之名目取消，何至于此？所以杨炎的税制改革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到明代，在两税、丁口税之外，又征劳役（力差）和代役租（银差），本来是十年轮一次的。嘉靖末年改革为一条鞭法，把两税、丁口、差役和各项杂派全都归并到一起征收，原来每十年中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如今分摊到十年里征收了。这实际上是把银、力二差又归并到了两税中。但不久每到轮值之年，各种杂役又纷纷派了下来。后人习以为常，认为“条鞭”只是两税，而杂役则是该着轮流当差的，谁知道那也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取消银差、力差的名目，何至于此？所以一条鞭法也是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到明末，朝廷又先后加派旧饷（辽饷）500万两，新饷（剿饷）900万两和练饷730万两。户部尚书倪元璐要改革，又把三饷归并为一，实际上是把这些杂派又并入了正税（“两税”）。如今（黄宗羲写作时的清初）人们以两税之征为理所当然，岂知其中包含的三饷加派正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设若三饷之名目不改，人们或许还会顾其名思其义，知道这是税外的加派，以后再加不得了。天哪！这样每改革一次，负担就加重一层，老百姓还有生路吗？

就这样，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现代有史学家把这“黄宗羲定律”用公式表示，即：

两税法=租庸调+杂派

王安石免役钱法=两税法+杂派

=租庸调+杂派+杂派

一条鞭法=王安石税法+杂派

=两税法+杂派+杂派

=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

倪元璐税法=一条鞭法+杂派

=王安石税法+杂派+杂派

=两税法+杂派+杂派+杂派

=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

地丁合一=……

=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杂派

通式：bn=a+nx。式中bn为经过n次改制之后的新税额，a为原始税额，x为杂派，n为改制次数。显然，这是个累进的算术级数。

正是出于对这一“定律”的恐惧，明清时的一些县志作者便在《赋役志》之类章节里把过去已经归并的各种杂派名目不厌其烦地列出，并告戒“后之好事者切勿轻言归并税则，以贻后患”。

黄宗羲对这类改革的看法也许比我们今天的一些评论更为深刻。正如今天人们常说军机处之类措施“根本解决了相权问题”一样，人们往往也说地丁合一之类措施“根本解决了”力役或人丁负担等问题。但研究者很快发现早在宋代“摊丁入亩趋势已普遍出现”，钱物代役更是汉朝的“算赋”、晋代的户调、唐朝的丁庸和宋代的免役钱等多次实行过的。而清代的摊丁入亩也不过是明代一条鞭法的又一次重复，因而有“清代一条鞭法”之说。实际上，力役或人丁负担不久又在合并后的“地丁银”之外重复出现，到晚清、民国时，“地丁属地，差徭属人”又成了各地的常规。因此，“黄宗羲定律”实际上是专制王朝时代的又一个怪圈。

从并税改制到又一次杂派高潮的“周期”，与所处王朝盛衰阶段有明显关系。王朝治世吏治相对清明时，这一周期较长，改制的积极效果也持续较久。王朝衰世吏治腐败，周期就会大为缩短。唐初租庸调并徭役为丁庸，维持了较长时间，但唐中晚期的两税法就衰败得非常之快。仅十年左右时间，弊端即已丛生。正如陆贽所说，两税本以大历以来农民负担最重的一年为标准，把大量临时杂派并入其中，而本来这些杂派财政如果好转是有可能减免的。如今并入常税，已是“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然而很快，两税之外又出现了“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奉”等等临时加派，成为经常的附加税。而且代役税已并入两税，很快又另有以召雇为名的征役，以和市为名的科配。陆贽认为这都是并税改制惹的祸。上引黄宗羲的话也表明，从一条鞭到倪元璐税改，并税引发新杂派潮的周期越来越快了。

当然，以“黄宗羲定律”来完全否定并税式改革是不对的。在历史的局限下没有别的办法，这种改革至少可以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之效，连这样的改革都不搞就真是因循守旧了。两税法、一条鞭历史上都算是成功的。史家往往把陆贽这样的人视为保守派（黄宗羲有“启蒙思想家”的大名，人们就不太说他），这也不能算错。关键的问题在于：并税式改革可以搞，但光有这样的改革是不够的。公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如果长期受到忽视，如果他们总被视为“耕田奉上之草民”，那么任何单纯的“税改”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1995—1997年间笔者在一些农村税改试点县已经看到那种“积累莫返之害的苗头。而当时一位乡镇官员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并税改革的确好，过去那些统筹、摊派什么的，农民要就是不交，你还真没办法。如今一合并成皇粮国税，农民再不交那就是抗税了，我就好派出警察去抓人啦！”如果这样的想法成为实行“并税”的出发点，其危害可以想见。

因此我认为，在其他改革（尤其是乡村民主、村民自治改革）不能配套的情况下，并税式改革是有一定风险的。即使从治标的角度讲，绝对量控制（定死征收的绝对额而多年不变，不搞什么“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几”之类软性的相对指标，财政上厉行“量入为出”而杜绝“量出制入”）也比并税式改革更重要。能控制住绝对量，再用并税式改革来防止征收额流失才有意义。而如今有时并税式改革却是作为绝对量控制难以指望条件下的对策，这就难以避免“黄宗羲定律”的陷阱了。

黄宗羲定律产生的原因及其破解

“黄宗羲定律”产生的原因及其破解 摘要： 纵观中国古代税收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在很多时候，税制每改革一次，人民的负担却加重一层，这一历史规律就是“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定律”之所以会出现，表面上是由于历次税制改革都是并税改革而不是减税改革，且都没能从制度上约束封建国家的征税权力，但其根源却在于缺乏的封建专制制度。所以，要想从根本上破解“黄宗羲定律”，使我国的税制演变彻底摆脱“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最有效的办法是实现税收的化，而税收化的实现，又有赖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关键词：黄宗羲定律；原因；破解；税收化 从清华大学的晖教授将黄宗羲从历代税制改革中总结出的“积累莫返之害”命名为“黄宗羲定律”开始，学术界对“黄宗羲定律”的研究逐步升温。特别是2006年取消农业税前后，出现了一个研究“黄宗羲定律”的高潮，很多学者在探讨新一轮农村税费改革中如何避免“黄宗羲定律”，或者利用“黄宗羲定律”分析农民负担问题。不过，对于“黄宗羲定律”是否真的成立，目前仍然有争议，比如就有学者提出古代农民的税负并非像“黄宗羲定律”描述的那样呈间歇性单边上扬的趋势，而是呈周期性波动①。本文试图换个角度看待“黄宗羲定律”，跳出税制改革本身以及“黄宗羲定律”是否存在的争论，结合现代政府理论与财政、税收的相关理论，分析“黄宗羲定律”的成因，进而给出破解“黄宗羲定律”的治本之策。 ①杜恂诚：“黄宗羲定律”是否能够成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1）。

一、“黄宗羲定律”的容 “黄宗羲定律”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从中国历代赋税制度改革历程中总结出的一条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①。黄宗羲把这种现象称为“积累莫返之害”，以清华大学的晖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学者把这一规律称为“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论述“积累莫返之害”的：“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②由此可见，历史上每搞一次税制改革，就会催生一次杂派高潮。现代有学者把“黄宗羲定律”用公式表示，即： 两税法=租庸调+杂派 王安石免役钱法=两税法+杂派 =租庸调+杂派+杂派 一条鞭法=王安石税法+杂派 =两税法+杂派+杂派 ①https://www.wendangku.net/doc/fc19006129.html, ②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作者:秦晖 编者按： 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 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 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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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百姓怨而诸侯叛，纣亡其国，“赴火而死”。 这个故事后来衍生出成语：见微知著。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个人，崩溃，可能就在一个很小的放纵开始。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千万不要低估人的欲望，只要开了一个头，就很难刹住。 大学生为了新款的手机、包包而贷款，鲜有全身而退的。 那些收受了第一笔贿赂的官员，也很少有悬崖勒马的。 世人贪欲，大抵如此。 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 所以人要懂得克制，审慎行事，不可迈出贪婪的第一步。 02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 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

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 “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 “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汉朝刘邦杀韩信，明太祖杀尽开国功勋……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自古以来，共患难易，同富贵却难。 现在人合伙做生意也是如此，一起打拼的时候，亲密无间。 等到生意做大了，有了丰厚的利润，彼此就开始有了异心。 分家、甚至拆台、撕破脸的情况，屡见不鲜。 自古以来，利益最容易侵蚀人的心智和情感。 如果与他人在利益上合作，你要有心理准备，预留退出机制，省得后来“人财两空”。

秦汉史(秦晖)

秦汉史 一、秦汉史简述（秦制与周秦之变） 二、周制介绍 三、儒、道、墨、法 四、儒道之争 五、汉儒之变化 六、“礼”的变化 七、“有为”和“无为”之争 八、西汉时经济政策 九、汉代的社会管理 十、汉代的吏治 十一、汉代基层设置 十二、中国古代行政设置（君权相权、分权集权）十三、汉魏之变 1）儒里化趋势、以礼入法 2）社会基层组织 3）选拔人才 4）货币使用

秦汉史简述 ●秦汉时代的研究基本依赖于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因为很少有野史或 个人文集流传下来。要作出新的研究主要取决于地下简牍的出土 ●重视秦汉时代的原因：秦汉时代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China基本认同为“秦”的转音；汉民族也是在汉帝国时形成） （越南将华人分为华族、艾族（客家人）、明家族（明代移民）） ●世界历史上的三大轴心文明：古希腊时代、印度列国时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将汉代与古罗马帝国放在一起研究，是史学界一个热门的领域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 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谭嗣同 ●自秦汉已废封建（古汉语用法，意指奴隶），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 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康有为（与谭嗣同的观点截然相反）●毛泽东与康有为一样褒奖“秦制”，但康看到的秦制是“自由平等”，而毛看到的是“先 进阶级专政”和“镇压反革命”。毛与谭都把“秦制理解”为强权与暴力，但谭斥此暴力为“大盗”，而毛誉此暴力为“革命”和“镇反”，并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 （同样的事实判断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 （谭与康的判断是否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 ●周时有主人、附庸之分，而秦时臣民皆皇家奴，但有受宠与否之分 （主人对附从或尚知爱惜，因附从属于己也。而受宠奴之虐待其他奴也，有狐假虎威之横暴，无损及己物之顾惜，其虐或百倍） 秦汉史 ----周制介绍 ●孟子对周制的评价：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 ●左传对周制的评价：率其宗氏，机其分族，将其类丑 ●周的建构特点：血缘色彩浓，国人交往半径小 ●周朝族群的重要因素：血缘纽带的结合，宗族亲情父权的伦理关系 （周时天子之尊是伦理性的，不具有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天子对下面的诸侯不能随意任免）

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 秦晖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思、批判中国传统、通过文化启蒙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重建为标帜。从那时以来整整八十年，对“中国传统”的事实判断（中国传统究竟是什麽）和价值判断（否定还是肯定传统，以及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之间的各种“保守”与“激进”立场）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题。而前一判断则是后一判断的基础。就这一基础而言，过去八十年主要形成了两大认识范式，一是强调“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论”，它导致了以“土地革命”（消灭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为核心的“反传统”运动。一是强调宗法伦理、整体和谐与非个性化的“儒家文明”论，它引出了倡导个性解放的自由主义“反传统”运动和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传统复兴运动。 然而这两大认识范式看来都遇到了解释危机。作为历史，它们都无法解释何以同出“反传统”阵营、而且早期具有极端个性解放或激进自由主义色彩的五四极左翼（陈独秀、李大钊等）后来会发展出一种比“传统”更压迫个性更敌视自由的整体性极权倾向、并在其发展至极端的文革时期忽然迸发了向古代“法家”（商鞅、秦始皇等）认祖归宗的热情——显然，用“反传统过激”或“传统的影响”都难以解释这一切。作为现实，它们更无法解释当前改革中大陆上“西化”（民主、市场、自由、人权等因素）与“传统化”（国学热、宗族的复兴与乡镇企业中的家族化色彩等）同时发生的机制，尤其无法说清两者间的关系。 本文试图跳出这两种范式，从乡土社会而不是从“思想家”的作品中寻求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本文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之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小共同体本位论质疑 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被视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传统乡土社会，目前流行的主要有两大解释理论：一为过去数十年意识形态支持的“租佃关系决定论”，这一理论把传统农村视为由土地租佃关系决定的地主—佃农两极社会。土地集中、主佃对立被视为农村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农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基础；宗族关系、官民关系乃至两性关系和神人关系都被视为以主佃对立为核心的“封建”关系（此即把政权、族权、神权与夫权都归之于“封建地主制”的“四大绳索”论）；赋税、利息、商业利润等资源分配形式都被视为“地租的分割”；而“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的叙述模式被用以解释历史上的“周期性”动乱；“中国租佃制与西方农奴制”则成为解释中西之别、尤其是解释中国何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首要因素。

关于官场的九大定律

2010-12-25 11:28 转载自分享 最终编辑xx岸边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 “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第一定律，xx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麽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地发展下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句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句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凤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 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 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关于官场的九大定律

关于官场的九大定律 2010-12-25 11:28 转载自分享 最终编辑汶河岸边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麽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争论。“兼并”(亦作“并兼”)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应当严厉抑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即所谓“不抑兼并”。当代一些学者把它们看作是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家统制派与自由放任派之争，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于是这种斗争似乎延续到了现代：改革前，尤其是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潮中，“不抑兼并”又受到不少赞扬。直到最近这类笔墨官司还时有所见，[1]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过去很长时期，尤其是在鼓吹“儒法斗争”的年代里，“抑兼并”被视为法家的思想，因此历代“抑兼并”的著名人物，从桑弘羊、汉武帝直到王安石、朱元璋、张居正都被冠以“法家”称号。然而实际上，正统儒家思想中“抑兼并”的倾向并不亚于法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信条与对三代“井田制”的崇拜历来是我国“抑兼并”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而我国历代王朝中最“激进”的“抑兼并”实践者、以“五均六管”、“王田私属”为主要内容的严厉的国家经济统制政策实行人王莽，则是满脑子周公之道的超级腐儒，从没有人试图给他“法家”的头衔。有趣的是，历来被认为具有儒、法两种倾向的思想家们在进行辩论时常常会互相攻击对方纵容了“兼并”。如曾被认为“北宋的商鞅”的王安石，就宣称儒家教条主义者(“俗儒”)要对当时的“兼并”狂潮负责：“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2] 而另一方面，汉唐诸儒则无不把“兼并”之泛滥归罪于秦代的法家政策，归罪于商鞅与秦政“信并兼之法，”“尊奖兼并之人”。[3] 其实平心而论，秦以后的儒、法两家理论，在摧抑兼并以维护宗法共同体这一基本点上并无分歧。其区别仅在于：儒家相对而言更倾向于以“礼义”、以宗法伦理的堤防来阻遏“兼并”，而法家则更多地主张用刑罚、用行政手段来打击“兼并”。事实上，这两种手法在历代专制王朝“抑兼并”的实践中常常是同时并用的。所以尽管有人指责儒家的无为之治放任了“兼并”，有人指责法家的功利观念鼓励了“兼并”，而实质上“抑兼并”不能说是哪一学派的、甚至不能说是哪一封建国家的特有主张。它是以共同体(而不是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包括中、西在内的一切前近代社会)本质所决定的一种政策。 尽管如此，在是否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方面儒家也不能说是最“温和”的。汉初70年间“开关梁，驰山泽之禁”、经济上最开放的时代盛行的并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提倡“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黄老学说。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化上的专制倒是与经济上的统制同步发展，“无为”的自然主义日益变成“有为”的国家主义，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一直发展到五均六管、王田私属，终于在王莽时代走到了“儒家原教旨主义”与国家经济统制的双重极端。因此如果仅就西汉一朝的历史看，似乎儒家倒是统制经济的头号代表了。 当然这是表面现象，武帝以后经济统制的文化依据与其说是“儒术”，不如说是“独尊”。文化上的“罢黜百家”才是经济上“利出一孔”的最好注脚。事实上，文化专制不管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为符号(不管“独尊”的是儒术还是别的什么术)，从根本上说都是与经济自由不相容的。焚书坑儒的秦朝与独尊儒术的西汉晚期之所以有十分类似的经济政策，其缘盖出于此。 而如果仅就作为学术思想的“儒术”而论，从中是既可以得出强硬经济统制的结论(如今人所谓的“井田制社会主义”)也可以得出反对这种统制的结论(如今人所谓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与民争利”等等)。应当说，孔子时代的“儒学”并没有什么系统的“经济思想”，而汉以后被独尊的“儒术”则已是先秦各家的成份都有所渗入的大杂烩，其中在经济统制问题上，源出先秦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与源出先秦法家的“有为”信念堪称两大传统，由此导出了“不抑兼并”的自然主义和“抑兼并”的统制主义这两种政策倾向。笔者姑名之曰“道儒(受道家影响之儒)”与“法儒(受法家影响之儒)”。这两个名词似前所未见，但笔者以为这样的划分较符合汉以后各种倾向都在儒家的框框中存在的状况，而比“儒道互补”、“儒法斗争”之类的说法合理。 法儒与“抑兼并”

舆情经典理论

大众麦克风时代：是指在网络媒体越来越发达的时代，公众的话语权实现了空前的普及，社会各阶层都已经习惯于在网络上“喊话”、表达个人观点，通常用“大众麦克风”来比喻话语权的回归。一些社会事件一旦上网曝光，网络舆论就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 两个舆论场：在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客、BBS、QQ、微信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两个舆论场的存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 两级传播论：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 即观念总是先从广播和报刊传向“意见领袖”，然后再由这些人传到人口中不那么活跃的部分。也就是说，信息的传递是按照“媒介——意见领袖——受众”这两种传播的模式进行的，即两级传播理论。 议程设置： 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日复一的新闻选择和发布，影响着公众对什么是当前最重要或事件的感觉。 意见领袖： 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概念。在传播学中，指活跃于一定人际传播网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建议，意见的，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

●规律： 踢猫效应：心理学名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泄愤连锁反应。 一般而言，当一个人的情绪变坏时，潜意识会驱使他选择下属或无法还击的弱者发泄。这样就会形成一条清晰的愤怒传递链条，最终的承受者，即“猫”，是最弱小的群体，也是受气最多的群体，因为也许会有多个渠道的怒气传递到他这里来。 沉默的螺旋：德国女学者诺依曼1974年提出，认为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大众传播媒介提示和强调的意见具有公开性，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从而带来压力，引起人际接触中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压倒性形成。 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这一定律也在社会群体突发事件中有充分的表现，如诚信体系故障，社会秩序会混乱等。 黄宗羲定律：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舆情长尾： - 长尾聚能效应：互联网对社情民意的聚集作用。新媒体环境下无数内容和渠道碎片集结形成长尾，草根声音通过聚合形成强大的话语场和传播力，与传统媒体影响力分庭

中国历史的十大定律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满足不了，就要搜求奇珍异宝。 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

秦晖和金雁——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秦晖 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书架与书架之间的空隙，大概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那时许多大学生都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秦晖却告诉我们，笔记本电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计划：“本来早就想添置一个台式电脑，但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置。以前笔记本电脑太贵，买不起，据说现在降价了，也想买一台。 ” 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间的设计甚至连客厅都没有，一进门的地方是不足三五平方

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编者按：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议上谈农村减负问题时提到了“黄宗羲定律”。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一问题，特转载先生此文。我们同时转载温家宝总理讲话的有关报道，黄宗羲有关论述的出处——《明夷待访录·田制三》，并陆续刊登有关文章和报道，请注意查阅。 近年来“农民负担”问题日益成为决策层、理论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而“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已成为我国经济繁荣中抢眼的暗点之一。为此人们从纯财政角度提出并实践了许多对策，如绝对量控制、负担率控制、发放负担卡、压缩财政开支等等，而“并税除费”的征收方式改革则似乎是人们讲得最多的，一些论者还称之为治本之策。 我是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并税除费”

的，因为当前“税轻费重”之弊的确十分突出。但应当强调的是：“并税除费”决不是治本之策，而且如无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治标”效果也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财政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就很发人深省。 被称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在那个锦衣卫、东西厂的特务政治和“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的痞子世风葬送了明王朝、儒生们的抗清也已完全失败后，痛定思痛，不仅对明王朝而且对整个传统体制都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以“天下为公”的儒家信条为武器，不仅对专制君主制，而且对秦以来两千年间的“法制”、政治上的内外朝之制、科举选官及胥吏之制、军事上的兵志与方镇之制、经济上的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以及后宫宦官制度、学校制度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论。其中，他批判一条鞭法而要求恢复赋役分征，

秦晖 如何认识西方危机

秦晖：如何认识西方危机 更新时间：2018-08-01 ●秦晖 (进入专栏) 西方发生危机，解释也有两种，右派老说是福利国家搞多了，左派老说自由搞多了，尤其金融监管不力等。这两种说法都对都不对，因为这两种弊病的确都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危机说穿了就是借债借得太多，而且美国是个人借债比较多，消费借债尤其在次贷问题上，欧洲是国家借债太多了，就是所谓的主权债务。但是这两者背后的根源是一样的，而且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福利国家是有毛病，自由放任也有毛病，但是它都是可持续的，理论上讲不应该导致现在的这种状况。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高税收、高福利，低税收、低福利，都可以建立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理论上讲你都不可能得出这个国家要破产的后果，为什么现在会造成这种后果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左右两派都要为老百姓说话的结果，民主制度下老百姓对左右派都是只喜欢一半的，左派上台，老百姓就寄希望于他们增加福利，但是不希望他们增税，右派上台，老百姓寄希望于他们减税，但是不希望他们减福利，因此左派上台以后福利增加了，但是税收增加很困难，右派上台税收可以减，但是福利不能减，这么一来一回折腾几次，国家肯定就要破产。

所以当前出现的问题既不是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不是什么自由放任危机，我这里讲的不是说这两种制度没有它的问题，而就是民主制度的问题。我在中国也算是很典型的民主制度的鼓吹者，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的确是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你完全按照这个搞下去，民主制度是搞不下去的。但是我就要问了为什么以前都是这样，而民主制度没有崩溃?如果搞了民主，老百姓坚决不愿意增税又坚决不愿意降福利，民主制度怎么可能维持两百年呢?我们也知道在民主制度的背景下，老百姓接受增加税收，接受降低福利，这个例子都是很多的，为什么以前他们可以接受现在就不可以这样呢?最近这二十年的确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专门造了一个名词叫做“反向的尺蠖效应”，就是左右派的两种理论，除了它的学理层面还有它的现实可操作层面，都一样的;如果在一个专制国家搞，很可能左右派都要为皇上着想，左派为皇上横征暴敛，但是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你没有办法保证，右派为皇上推卸责任，但是皇上横征暴敛的权力你照样没办法制约。在民主国家有相反的一面，但是这个事情在以前表现得并不那么突出，原因是假如老百姓真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很快就会出问题，一旦有问题，老百姓并没有傻到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地步，他是会接受的，不管是增加税收还是降低福利。 但是最近这二十年，西方的那些人就好像感觉不到“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政策的危害，就把这个窟窿越做越大，以至于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点我认为和全球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全

秦 晖《 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秦晖《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秦晖：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谨以此文敬献于林昭等先驱者 一 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会说：错了！应当是"达則兼濟天下，穷則独善其身"才对。的确，《孟子》原来说的是"穷則独善其身．达則兼善天下"。后人习惯先"达"而后"穷"并改"兼善"为"兼济"，尚不失孟子原义。但我确实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想要"善其身"与"济天下"，那还是改成本文题目所云的"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好。 思想史上流行的观点认为，"达則兼濟天下，穷則独善其身"是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不过，从"文本史"的角度讲，这个说法是有明显缺陷的：如上所述，整个这句话原出于《孟子》，本与道家无关。而道家或老或庄，似乎都没有说过"善（无论独善兼善）其身"之类的话。相反，本来意义上的道家是主张"绝仁弃义"解构道德而追求无是非无善恶的"逍遥"境界的，它

并不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说前半句是儒后半句是道，似难以服人。 但如果把"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道德含义除去，而只把它们理解为"有为"与"无为"，则这句话（不仅是后半句）又成了纯粹的道家思想。人们常常只把"无为"看成是道家主张，其实至少庄周这个道家宗师也有追求“有为"的一面。在《庄子·外篇·山木》中，庄周曾自比"腾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 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猴子抱上了高贵的大树，便得志称雄，"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荆棘丛中，就夹起尾巴做孙子，"危行侧视，振动悼栗"了。换句话说，在庄周看来，人当得 势时是"有为"的，所谓"无为"，就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时的生存方式："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 众所周知，道家在知与行两方面都倡导“无为"。单就"无为"而论"无为"，本无所谓对错。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于苟且了。权力 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

秦晖先生的昂纳克寓言看世界贸易纷争

秦晖先生的“昂纳克寓言”看世界贸易纷争 2019/8/26 最近一部美国纪录片《美国工厂》刷屏了，10年前秦晖先生在某访谈会上提出了“昂纳克寓言”，面对如今的世界贸易纷争，再看这个论点似乎更能体会贸易纷争的由来，本人觉得相同体制的国家只适合和相同体制的一起玩，如果有某些不同体制的国家参合进来，由于人为的优势势必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自由竞争的结果反而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也许就是世贸组织形成的由来，也是为何世贸组织会强调成员的体制性和知识产权保护。也许他们早就想到这点了，但是怎么解决，难道最终还是另起炉灶吗？附上秦晖先生的访谈内 容。 秦晖：奴隶制有一个监督成本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讲，奴隶制提高劳动效率的唯一障碍就是监督成本高，连物质刺激这个障碍都没有，—早有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奴隶制下，你干得多，我赏你，所以奴隶制下并非干多干少都一样，物质刺激加上鞭子驱使。而监督成本在很多场合也可以有办法解决。他致命的短处就是创新不行，自由经济就凭这一点胜过他。 但是低人权国家纳入全球化进程后，你自由经济创新的东西人家都可以学，但是人家的那一手铁腕驱使你却学不得。在这样背景下，这个竞争鹿死谁手就很难说。 我最近去了趟德国，和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莫德罗长谈三个小时，我提出一个问题叫“昂纳克寓言”。两德统一是西德把东德

“吃掉”了，而且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们都知道，莫德罗也承认，但也有严重的问题：东德制造业垮了后，新的并没有建起来。德东地区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状态。 刘苏里：很多西方国家有这个问题。 秦晖：是的，所有发达和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但东德问题更严重，—他们原来全靠制造业，制造业一衰败，虽然第三产业发展很快，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更何况他们从西方又引进了高福利，强势工会这些制度。本来这些东西也可以养活他们，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解决上述问题，于是他们的左派，包括莫德罗，就对这个现状骂得很厉害，说我们吃亏了，西德捉弄了我们，搞得我们这里失业率上升。他最近还说，中国就做得很好，跑到中国来，大吹中国模式。他们左翼党的基金会开会也给我发了邀请。我之所以想去跟他谈话，是因为我看到他在中国发表的言论。这人好像吃了后悔药，以为中国这样做才是对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东德出现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它的制造业垮了，西德的资本又不来投资呢？道理很简单，两德统一后很快通过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两边的收入基本拉平了，社会保障，强势工会，劳工权益等等，都变得和西德一样。那西德的资本凭什么跑到你这里来呢？你有什么吸引力呢？我说资本愿意跑 到中国，也不愿意跑到你（东德）那里去。我对莫德罗说，你设想过另外一种可能吗？比如说两德统一，你们可能把西德“吞”掉吗？莫德罗说，我觉得不可能，我也不指望东德“吞”掉西德，我只是说统一以后他们应该对我们更好一些。我问他，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吗？

陈家井村再现“黄宗羲定律”

均是精品，欢迎下载学习！！！ 陈家井村再现“黄宗羲定律” 作者：简东方陈统奎《南风窗》2010年第3期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闻知浙江省兰溪市一个名叫陈家井村的村庄存在“黄宗羲定律”现象，批示国土资源部了解处理。然而，记者得知，总理的批示虽然引起过重视，但至今未真正落实，陈家井村的“黄宗羲定律”依旧如故。 何为“黄宗羲定律”，为什么温总理如此关心？简言之，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使得减负改革的成果前功尽弃，形成“积累莫返之害”，这种现象由明代大思想家黄宗羲根据历代赋税改革总结得出，被称为“黄宗羲定律”。 2001年，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在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文章《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上做了很长一段批示，警惕农村税费改革时再出现“黄宗羲定律”。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温总理公开谈“黄宗羲定律”，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随后，全额免除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从中南海颁布全国，其政策用意就是要让“黄宗羲定律”彻底失去存在的土壤。 岂料，陈家井村却传来以宅基地竞价拍卖等方式让“黄宗羲定律”再现的消息。 剥夺农民福利

陈家井村地处浙江干线公路47省道兰溪段的北侧，距离兰溪市区6公里。这是一个拥有1370人的行政村，478户，年人均收入约7000元。原有1000来亩耕地，现在只剩下近850亩，人均耕地仅0.62亩，土地资源非常紧张，连续9年未新批宅基地，无地建房成为农民最头疼的一件大事。 2007年村委会从兰溪市国土局获批宅基地用地指标之后，花费9.9万元，从农民手中以1.65万元一亩的价格征收了6亩土地，设置17户宅基地，然后以竞价投标方式出让给本村农民建房。一共有150多户有建房需求，然而农户大多“望地兴叹”，仅34户农户参加投标，最终17户农民中标竞买得宅基地，6亩土地拍卖金额高达197.93万元，村委会从中轻松获得大约187万元的“级差地租”，平均每亩地竞标价高达30余万元。 翁志勤，当年中标的17位村民之一。这位55岁的农民以10.12万元拍下一块约100平方米的宅基地，并开始建新房，两年多过去了，因负债沉重至今还没竣工。站在“半拉子楼”前，翁志勤向记者亮出自己的账本：竞标买宅基地时，就向亲友借了5万元，而要把这栋3层半的楼房建好造价至少15万元（毛坯房），他至今已欠下12万元债。翁志勤家现在承包的土地只有一亩多，只能养家糊口，就指望着在外打工的儿子，每年赚足3万元回来还债。 为造新房，翁志勤陷入了贫困之中。记者在陈家井村调查发现，17户竞标农民的口袋多被购买宅基地掏空，不得不借债建房，为此背上沉重债务。而那些拍不到宅基地的农民同样面临困苦，因为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