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务限法立法文化解析

宋代务限法的立法文化探析

作者：陈玮；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

摘要:宋时为使民事诉讼不影响农业生产，对受理民事诉讼的时间作了限定，称为“务限”。宋代务限法承袭了唐代保护农业生产的务限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备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运作。本文从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来剖析宋代务限法的立法文化。本文共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个部分从务限法的概念以及北宋和南宋对务限法的规定来分析务限法的内涵。第二部分从五个方面论述宋代务限法的立法文化：传统农业耕作制度、自然经济观、宋代息讼政策、行政和司法一体化、唐宋对诉讼时效的规定。

关键词:务限；宋代；立法文化

目录

一、务限法的内涵 (1)

（一）务限的概念 (1)

（二）北宋对务限的规定 (2)

（二）南宋对务限的规定 (2)

二、宋代务限法的立法文化分析 (3)

（一）司法活动顺应传统农业耕作季节性 (3)

（二）自然经济观在诉讼时间上的规定 (5)

（三）宋代的息讼政策和惧讼心理 (6)

（四）中国古代行政司法一体化 (7)

（五）唐宋对诉讼时效加以限制的传统 (8)

三、结语 (9)

参考文献 (10)

一、务限法的内涵

（一）务限的概念

宋时为使民事诉讼不影响农业生产，对受理民事诉讼的时间作了限定，称为“务限”。按宋制，对发生在民间的田宅、婚姻、债务之类的纠纷，每年十月一日后至次年正月三十日前须把诉状递交官府，三月三十日前官府必须审理裁定完毕，其余时间不能受理。这一根据农务来规定轻微案件起诉、受理、断遣时限的制度，称为“务限法”。1“务”是指农务，即农业生产劳动。“入务”，即进入了农忙季节，从农历每年的二月初一开始到九月三十日结束。在这一期限内，各个州县官府停止对于田宅、债务、地租等民事案件的审理。“开务”是指进入了农闲时节，从每年的十月一日到次年正月三十日，这时可以受理田宅、债务、地租等民事案件。2

（二）北宋对务限的规定

《宋刑统》卷十三《户婚律·婚田入务》中规定：“谓诉田宅、婚姻、债负，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所有论竞田宅、婚姻、债负之类，取十月一日以后，许官司受理，至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三月三十日以前断遣须毕，如未毕，俱停滞刑狱事由闻奏。”。3这是宋代民事诉讼时间限定的最早立法。其大致含义如下：所有有关田宅、婚姻、债务之类的诉讼，每年农历十月一日以后，州县官府可以受理，到次年的正月三十日，州县官府停止受理诉讼。如果原来已经受理的民事案件，尚未审理完毕，可以延长审理至三月底，但三月底以后，不仅不能接案，也不能审案。因为此时已进入春耕农忙季节，不能因民讼案件而影响当事人的农业生产。宋代官吏多能严格遵守这个规定，如《元史·李师中传》有载：“李师中，知洛川县,民有罪,防其农时者,必遣归，令农隙自诣吏。”4

宋仁宗景祷五年(1038)五月诏：“诸色人论田上诣阙进状，朝廷下转运、提刑差官推勘者，并依令十月一日以后施行。”5可见北宋对每年十月一日以后审理案件的规定一直遵行不变。

1肖永清，《中国法制史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2郑天挺，谭其骧：《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3［宋］窦仪：《宋刑统·户婚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7页。

4 [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551页。

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95页。

但并非宋代所有的民事诉讼都要遵照务限之期，《宋刑统》同时也规定：“如是交相侵夺及诸般词讼，但不干田农人户者，所在官司随时受理断遣，不拘上件月日之限”。意为涉及财产侵夺且不影响农务生产的案件，不受务限期的限制，官府可随时审理，以保护合法权益，排除不法侵害。6这种灵活变通政策既保证了农务,又不会阻抑不干农务之诉。

北宋仍然存在一些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执行务限例外情形的案例，特别是对民户陈诉灾伤、不予受理的现象尤为严重。如哲宗元佑五年，因“秀州嘉兴县民数千诣县诉水灾，知县王岐不为收接，因此，百姓喧闹，致蹈杀四十七人。”7绍圣四年十二月，开封庐东明县主簿何夷权知县事，于“人户限内陈诉旱伤，不为受理，”受到“御史弹幼，乞赐冲替。”8

（三）南宋对务限的规定

南宋对务限期间的规定又与北宋不同，大体上是因为所统治的地区的农时不同所致。南宋偏安江南，气候温暖，春耕生产较早，为不废农时，宋高宗绍兴二年颁发了《绍兴令》，其中规定：“诸乡村以二月一日后为入务，应诉田宅、婚姻、负债者勿受理。十月一日后为开务”。9将审理民事案件的时间由原来的三月三十日改为二月一日，使民事诉讼的时间又减少了两个月。

宋高宗对务限期间的缩短，使一些豪右形势之家依仗权势，对民户当赎田宅故意拖延至入务，借机贪取一年租课，细民受害。为防止豪右之家依仗权势拖延务限，借机非法吞并他人财产，因此，高宗又诏：“应人户典过田产，如于入务限内年限已满，备到元钱收赎，别无交互不明，并许收赎。如有词诉，亦许官司受理”。10这项诏令规定的非常明确，凡是典产限满，因收赎发生的词诉，不受“务限”的限制。但由于豪右兼并势力的发展，此项规定并没有能很好的执行，所以，宋孝宗又规定了一种例外情况，孝宗隆兴元年(1163)再次明饬州县：“应婚田之讼，有下户为豪强侵夺者，不得以务限为拘。如违，许人户越诉。”11南宋朝廷规定了受理民事诉讼的统一务限，但一些地方官员也往往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己决定开务时间。如朱熹知潭州时，因当地“多是峭田，只有早稻，

6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91页。

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816页。

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817页。

9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97页。

10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97页。

收成后农家便自无事”，因此下令“诸县争论田地词诉，可以承行理对，不必须候十月”即不必受原来开务时间的限制。黄震知抚州时规定的更具体，“合受民词”，“自六月为始”。12宋代民事诉讼“务限”的规定，既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传统原则的体现，也是宋代封建诉讼制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农忙止讼的务限法令在南宋法官的书判中亦可得到佐证，《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录了南宋名公胡石壁的判词：“当职观所在豪民图谋小民田业，设心措虑，皆是如此。当务开之时，则迁延月日，百端推托，或谓寻择契书未得，或谓家长出外未归。及至民户有词，则有计嘱案司，申展文引，逐限推托，更不出官，展转数月，已入务限矣，遂使典田之家终无回赎之日。”13胡石壁不仅进一步揭示了豪民用心之毒，而且正确地揭示了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和贫民的悲惨处境。

二、宋代务限法的立法文化探析

（一）司法活动顺应传统农业耕作季节性的要求

北宋初年，粮食作物的种植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的格局，出于防备水旱的目的，宋太宗决心调整粮食种植结构，宋太宗下诏，“命令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14这一决策大大激发了北方农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特别是淤田法在北方盛行后，北方种植水稻面积更为扩大，从而使水稻种植上升到了全国粮食作物种植的第一位。15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用工量在一年的过程中是很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性就是农业劳动的季节性，北宋州县官府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时间为每年农历十月一日至次年的正月三十日，其余时间不能受理。这一期间正是水稻种植在一年中所需要的用工量每最大的时间区域。由上可见，这种秋收后开始受理民事纠纷而在春耕农忙季节则禁止民讼的制度，很显然受到农业劳动季节性的影响。独具特色的农忙止讼的“务限法”传统，可以说是气候因素对中华法系所施加的最为深刻印痕。

中国早期农业“靠天吃饭”，除了春天播种，夏季施肥，秋天收割之外，受

12李青：《清代档案与民事诉讼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13李志敏：《中国古代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

14 [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671页。

15赵禄祥，赖长扬主编：《资政要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452页。

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自古以来灾害频繁。整个农作物生产时节都在面临旱灾、水灾、虫害的威胁。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根据中国史书统计：“中国每六年就有一次农业失败，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的二千二百多年间，中国共计有一千六百多次大水灾，一千三百多次大旱灾”，因此西人曾把中国称为“灾荒之国”16。据《宋史·五行志》记载：“淳化三年六月甲申，京师有蝗起东北，趣至西南，蔽空如云翳日。大中祥符九年六月，京畿、京东西、河北路蝗蝻继生，弥覆郊野，食民田殆尽，入公私庐舍。景佑元年六月，开封府、淄州蝗。诸路募民掘蝗种万余石。隆兴元年七月，大蝗。八月壬申、癸酉，飞蝗过都。蔽天日。”17在农业文明时期，民以食为天，作物的产量直接关系着普通百姓的生存和社会稳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农忙季节，宋代农民和基层官吏都要投入巨大的精力去治理虫害、旱灾、水灾等一系列任务。

在中国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宋代理学对灾害频繁的解释就是代表“国法”的天子违背了“天理”，要“存天理，灭人欲”。因此统治阶级司法时应顺应“天时”，要与四季分明的温带大陆型气候，即农业性季节时令一致。西汉儒家经典《礼记·月令》曾具体详细地描述了一年四季的司法活动时间表：“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勿肆掠，止狱讼；孟夏之月，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孟秋之月，命有司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勿或枉挠；季秋之月，乃趣刑狱，勿留有罪；孟冬之月，是察阿党，判罪无所掩蔽。”18由此可见，中国长久以来的刑事司法传统便是春夏止狱讼，秋冬趣刑狱。而对于危害性更轻的民事纠纷，春夏不予受理也就不难理解。

（二）自然经济观在诉讼时间上的规定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为繁荣的时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从唐代后期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到南宋时最终完成，耕地的不断增加，各种农田类型诸如：山田、沙田、淤田、薪田等逐步增多，《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代垦田的最高额为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的五百二十四万顷。宋代自然经济的发展，必然

16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1页。

17 [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6页。

导致以权利配置和权利维护为主要内容的立法和司法的先进程度，必须要与经济、文化的先进状况成正比。而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其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农业社会,其经济文化的渗透作用是无所不至的。

宋朝规定的“务限法”反映出了以农为本、因时制宜的农本观对司法制度的深刻影响。宋朝开国之初制定的国家大法《宋刑统》，有“婚田入务”专条，适应自然经济文化的要求，对诉讼时效作出了特殊规定。宋代用国家大法的形式，规定民事案件的诉讼审理时间，其目的是不影响农业生产，表明宋朝中央政府对时令和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其他事项，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并提供制度上的充分保障。宋朝民事争诉的案件主要是田宅、婚姻、债务。在诉讼、审理过程中,牵涉的不光是双方当事人,还有干连的佐证以及亲属邻里等。每审一案,就会耽误一地生产，审理众案，就会影响各地生产，这类诉讼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为了避免这种后果的产生，宋朝以制度的形式将民诉案件严格限制在农闲季节审理。这种制度安排不仅表明宋代诉讼审判制度的创新和发展，也是以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文化的客观要求。“务限”制度集中反映了“以农为本”的社会需要。宋朝将受理民事诉讼的时间缩短为四个月，约一百二十天。宋朝的民诉时限集中在连续的几个月内，这是官府为了保证农时，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而规定的。

（三）宋代的息讼政策和惧讼心理

在封建社会，“息讼”观直接压抑了人们正当权利观念，维护了封建王朝的社会基础。在封建经济繁荣的唐宋两朝，务限实际上是符合统治者“息讼”政策的，更是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无讼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以德去刑的法律思想，它旨在通过实行德治和礼义教化，达到止争息讼的理想境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宋代理学家朱熹对这句话注解说：“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无讼为贵”19宋代理学家陆九渊任荆门知军时，百姓有争讼，每多方劝说。尤其对于父子兄弟之问的纠纷，他总是以“纲常礼教”来开导、启发，最后往往使他们感动得自已撕掉状子，重归于好。20

19 [宋]朱熹：《论语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134页。

南宋是程朱理学勃兴的时代，理学使传统儒学为之一变。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是先验于人和宇宙而永恒存在的，人之礼教，国之法律，都遵循着一个“理”字。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德、礼、政、刑不过都是为实现理、顺应理的不同手段。而将厉行法治，则视为要求每个人去克服心中的“人欲”。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规范着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而诉讼的发生被认为是社会的弊端，是骚扰朝廷稳定政治统治的不良因素。因此，在法律实践上尽力限制民间提起诉讼，以求“息讼”。这主要就表现在对民间提起诉讼时间的限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崔瑞德将诉讼区分为“紧急的事件”和“非紧急事件”。21“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凡杀人、抢劫、盗窃之类的重大刑事案件的诉讼都是紧急事件，应受到高度重视，起诉不受限制。而对于婚姻、继承、债负之类的民事诉讼等非紧急事件，则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务限”制即其中之一。

封建时代的百姓，大多数人在长时期内是存在惧讼心理的，史载北宋：“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畏刑罚，怯官府，窃铁攘鸡不讼，不见于公庭。”湖南岳州府慈利县，民“俗尚淳朴…至大家子弟。亦不敢服华衣以见人，赋性悍直，有小忿则悻悻难忍，然类多为身家计，不至轻讼以荡产…”22善良百姓一旦涉讼，被官府传唤，便被邻里所小视。而且一旦涉诉，还有可能付出很高的经济上的代价，这就使人们不愿轻易走进衙门。民间长期形成的惧讼心理其实是绝大部分老百姓不愿意将纠纷上诉到官府的原因，这样就维系了社会在表面上的相对稳定，官府就没有那么多的案件需要审理，也就没有必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等候老百姓起诉，只要在某些时段接案，既让老百姓有申诉的机会，地方官吏又不至于把所有精力浪费在处理民间纠纷上，毕竟地方官的职责并不仅仅史审理案件。因此，务限便成为官民普遍适用的绝佳措施。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当中曾经提到过：“追求无讼成为乡土社会的一种理想。”这里应该强调的一点是“追求无讼”绝不意味着真的“无讼”，而是一般人面对诉讼的态度，即是一种理想。封建时代的民间调解受到普遍重视，而“始能忍，终无祸”的“无讼”观，直接维护自然经济秩序。任何纠纷都有其背后的社会因素，通过诉讼，往往只是暂时消除了人们相互之间的矛盾，表面上通

21张中秋：《中国法制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

22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过诉讼明确了权利义务的各自归属，但是并没有真正实现定分止争，甚至矛盾可能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传统司法理念以道德为标准，注重用调解的方式去结案，使当事人能从心理上真正接受，最终有利于稳定社会关系，具有标本兼治的功效。张晋藩先生指出：“由提倡无讼而发展起来的调处息讼，把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解决民事纠纷的较好的方法，其制度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实施之广泛，在世界古代法制史上是仅有的。”23（四）中国古代行政司法一体化

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行政兼容司法，司法隶属于行政，行政和司法在基层浑然一体，所以从地方官吏，一直到卿，都可以断狱判罪。24而在顶层，皇帝就是实际上的最高法官、最高的仲裁者。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主持所管辖地方的事务，其主要目的是维持地方治安，保证中央政令的畅通无阻，因此，保持一方稳定，成为地方官员的最主要职责。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各级官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对于一般民事案件，其原则主要为化解、调处，平息双方的争端。对于严重的犯罪，则代表国家，依据法律给以惩罚。而到了宋代，御史台也有一定的司法权。凡违法失职的官吏、御史台要进行侦讯。御史台设有拘押犯人的台狱。太宗时，“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为之。凡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太祖对侍御史知杂冯炳说：“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卿也。”25可见御史台要参与各重大案件的审理。御史台以外，宋制中书省有权论证刑名，事干武将或边防军政，枢密院亦得预闻。三司及户部亦置有推勘检法官，如系追究钱粮诸事，三司或户部亦可判决杖以下轻罪。宋代的行政与司法合一的趋势加强了。宋代行政与司法的进一步结合，是行政干预司法的突出表现，也是宋代司法制度变革的重要反映。26宋代地方官兼行政、司法于一身，地方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政绩与升迁，而一个地方的百姓诉讼浩繁争讼不断，正是地方官治民无方德教不彰所至，因此，封建官僚从心里厌恶诉讼。在儒家看来，有纠纷，表明民心不古，抑或官吏贪败。“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位者听而断之，其附与刑

2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历史传统与近代转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24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25罗辉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2页。

26漆侠：《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内外交困中的艰难抉择》，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7页。

者归于士”27，认为纠纷起于“不服教”，那么，解决纠纷从根本上就应当行教化之礼。司法官只有用道德去感化百姓，使人心端正，才会互相修睦。各地如果讼事繁多，一方面是民之不化，另一方面就是父母官的失责。东汉陈宠言及“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28，将诉讼看成是吏治黑暗的结果。因而在中国古代，官员治下的纠纷多少，成了考评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能否于务限内完成民事纠纷的审判，是监察官考查官僚治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唐宋对诉讼时效加以限制的法律传统

农忙止讼制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的《杂令》之中就已出现。唐《杂令》规定：“诉田宅、婚姻、债务、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列。”29唐朝民事诉讼时间累计有六个月，约一百八十天。两宋王朝承袭了唐代保护农业生产的务限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备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运作。《宋刑统·户律》特设“婚田入务”门，并引唐《杂令》，并附“参详”：“所有论竞田宅、婚姻、债负之类，取十月一日以后，许官司受理，至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三月三十日以前断遣须毕，如未毕，具停滞刑狱事由闻奏。如是交相侵夺及诸般词讼，但不干田农人户者，所在官司随时受理断遣，不拘上件月日之限。”可见宋代于农历每年二月初一开始“入务”，至九月三十日“出务”，在务限期内不得受理民事诉讼，以免妨碍农事。宋代对唐代务限期间的继承和的缩短更体现了务限法对于唐宋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30宋代的诉讼时效制度已比较周全。不仅仅对于受理民事案件的时间有着限制，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也是有着诸多限制。《宋刑统》规定：“准法，诸理诉田宅，而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官司不得受理”。典卖田宅的时效为二十年，《宋刑统》还规定,田地房屋分界纠纷,当时不曾诉讼,事后家长、见证人死亡、契书毁乱,超过20年的,官府不再受理这类案件。债务纠纷,债务人、保人逃亡,时过30年不再受理。31南宋新建,高宗规定,买卖田宅依法满3年而后再发生纠纷的,官府不得受理。时效的规定着眼于稳定依法已经形成的民事关系,避免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影响。

27吕友仁，李正辉注译：《周礼》，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2页。

28 [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5页。

29郑显文：《中国古代“农忙止讼”制度形成时间考述》，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页。30张晋藩：《中国古代国情背景下的司法制度》，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5期，第8页。

31陈光中：《刑事司法论坛》，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三、结语

宋代对于务限法作出的完备立法规定和司法运作是在各种因素交杂融合的作用下形成的。宋代的务限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满足了农业生产的需求，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由提倡无讼而发展起来的调处息讼，把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是解决民事纠纷的较好的方法。但同时也压抑了人们的正当权利观念，使得中国古代的法治进程滞后不前。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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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瑞蕾：《宋代民事诉讼权利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宋朝服饰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宋朝服饰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然而，服饰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文明的体现，更是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通过服饰可以饰代表一种社会身份和一定思想观念。众所周知，中国是经历了很多朝代的兴衰的，所以在衣着服装方面，每朝每代都不同，所以中国服饰文化璀璨华美，丰富多彩。以下我就针对宋朝服饰的艺术风格和特色进行论述。 一、宋朝的政治文化对其服饰的影响 统治阶级的意识往往会影响社会心理的走向，这是任何时期艺术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宋代艺术因其集传统儒家的人伦精神、道家的自然无为、禅家的清心一片、屈骚的深情无限、自身时代的整合精神与价值选择于一身，而具有独特魅力。它所显现的淡雅、简约是历代所不具有的，这些影响在服饰艺术上也有突出表现。程朱理学以“存天理，去人欲”作为指导思想，将伦理纲常确立得非常完备。就政治目的而言，“存天理”是为了维护封建的等级秩序和伦理纲常；从文化意义上讲，“存天理”代表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因此在这一氛围中形成的宋代服饰文化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显得拘谨、守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它的朴实、无华。朝服作为统治阶级的服饰尤其突出了这一特点。 二、宋朝服饰的发展变化 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1、宋朝服饰特点的历史变化，从王朝初年的简朴到王朝末年的奢侈，一方面表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 2、宋代的服饰中明显地反映了少数民族的影响。宋时于较新奇的冠帽、衣裳以至鞋履，不时有“服妖”的指责，正好说明宋代的服饰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朱熹在谈到宋代服饰的渊源时，明确指出：“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这是长期以来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的结果，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丰富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作用。 3、在宋朝出现的缠足陋俗，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腐朽和妇女地位的低下。 三、宋朝女服服饰 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刹时都收敛了许多。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女服服饰主要有礼服和常服。礼服：其服色大致与唐代相同。常服：均以大袖上衣，长裙、霞帔为常服。 (一)女服礼服

唐宋文化比较与唐宋文化转型

作业：论析唐宋文化的区别与唐宋间文化转型的社会经济原因？ 唐宋时期的古代中国无可争议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两个朝代，中国与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交流。唐宋文化都是一次大繁荣的时代产物，但是由于其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有较大差异，因而唐宋文化又是界限明显的。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被称作“大文化”。关于文化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通过对唐宋文化资料的收集，我觉得在论析唐宋文化的区别方面，三层次说是最好的分析方法。 （一）物质是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是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它包括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唐宋文化在物质上的最大区别表现在衣、食方面上。 1·从衣着方面来说，唐代服装总体呈现出艳丽奢华，奔放豪迈的特点。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服饰图案改变了“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采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唐代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对于异国的衣冠服饰，唐代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中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兼容并包的大国心态。 宋朝的服饰简洁质朴。宋朝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相比唐代都收敛了许多。两宋时期，服装分类更加细化，不同行业有服不同装。北宋初年，对各级官员的服色都有严格的规定，如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至于普通百姓，就只能穿黑白二色。因此和唐代相比，虽然宋朝的服装色彩种类并未减少，但在整体上仍显得单调。 2·在饮食上，唐代时，饮食文化呈现出一种“大有胡气”的全面开放状态。当时有“贵人御馔，尽供胡食”之说。深受胡食之风影响的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就主食饼类而言，唐代普遍崇尚粗大，如唐代的饼餤以直径阔大著称，平民百姓日常食用的胡饼也是相当大的。唐代的菜肴烹饪尽显豪迈之色，肉食多大块整体烹制，如韦世源《烧尾宴食单》中的“红羊枝杖”。在食风上，唐人多不拘小节，蘸蒜齑食饼，抽雪刃割肉的豪爽饮食场面不乏记载。唐代的官私宴饮规模宏大，动辄数百、上千人参加。酒宴之上，唐人更是豪情万丈。酒酣尽情之时，宾主往往要即兴表演歌舞。各种助饮的酒令在唐代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人们行令时强调胜负，显得气氛十分热烈。唐人饮茶也并不像后世那样文雅，进行慢斟细品，而是趁热猛灌。 与唐代饮食文化相比，宋朝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大大减弱了，显得细腻精致。品类细化，花色品种众多。精切细割的炒法烹饪更趋流行。宋人的酒文化多了几分轻言细语的文雅。酒宴之上，宾主们儒雅地坐在座位上欣赏歌曲和舞女的专业表演。助饮的酒令也渐渐演变为各种文字游戏了。在饮茶上，宋人从茶叶的制作即开始追精求细，宋代的饼茶形制小巧，装饰精美，非唐代所能比。 （二）制度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制度文化层。

宋辽金文学

知识要点： 1、宋初诗坛最早流行应答酬唱、浅切易晓的“白乐天体”。 代表人物有：徐 .、李。等 2、白乐天体之后真宗时盛行晚唐体，他们尊崇的对象是贾岛、姚合，多写山野闲逸情趣，诗意偏狭，以锤炼字句为能。 代表是“梅妻鹤子”的林蒲，有名的佳句“疏影横斜水情浅，暗响浮动月黄昏”。 3、与晚唐体诗风一致的还有惠崇、希昼等九位僧人。 4、宋初最早提倡儒学复古和文体复古的代表人物是柳开-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他之后还有：张景、姚穆修等人。 5、王禹是宋代文学创作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有《山行》《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6、西昆派：北宋初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因杨亿编为《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作者为杨亿、刘筠、钱惟等人。收录的诗全部使近体律诗，内容无外乎歌咏宴饮生活，咏物咏史及泛咏男女情爱，形式上追求用典丰缛，属对工整，下字丽艳，音节铿锵；标榜学习李商隐。 7、范仲淹，字希文，有著名的《岳阳楼记》 8、诗文革新的进一步发展却导致儒学复古思潮与文学自身的分离。 9、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文备众体。有《六一词》《醉翁琴曲外编》。 他在《朝中措》中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10、王安石的文章以明理见长。他写了不少咏史诗，也以议论见长。著名的《名妃曲》二首，借歌咏王昭君和亲之事，隐约表达臣子明知“君恩”不可恃。但又不得不寄希望与此的复杂感情。第一首属于翻案文章。他的后期诗作在艺术上愈趋成熟，既长于取境，又精于锤炼，题材上也有所收束，多为写景诗，体裁上以绝句小诗为见长。 11、曾巩，字子固，整理了《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典籍。在北宋文学家中，他的文章较为质实，缺少情致，是古文家中保守持重的代表。 12、苏辙，有史论文《六国论》《三国论》，优回环往复、舒畅灵活的特色。 13、宋初词坛仍程序五代花间词派的余绪，袭用艳情、别情的旧有题材，采用令词小曲的传统形式，词进一步雅化，文人化。这方面的代表有晏殊、欧阳修等人。 14、晏殊有词集《珠玉词》。是一种极端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但也反映了北宋升平时代富贵阶级特有的从容自信，与五代的醉生梦死不尽相同。其闲情词最有名的是《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他的名篇《蝶恋花》中有名句：“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被王国维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一境”。 15、张先以善用“影”字著称。因得意于词： “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归朝欢》）； “柳径无人，坠飞絮无影”（《剪牡丹》）而自称“张三影”。 16、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其词集自题为《乐府补亡》统称《小山词》。有名句“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 17、柳永自称是：“奉旨填词柳三变”。其词集名《乐章集》，其中的慢词已超过二分之一，他最突出的特点是铺叙说法的运用，在他努力下，铺叙成为浅斟低唱、缓诉衷肠的词的重要艺术表现方法。词在柳永之后形成雅俗分流的局面，尽管柳词的影响主要在“俗”的方面，但那些以“雅”著称的词家也从他那里汲取了许多营养。 18、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中国第一个文字狱“乌台诗案”原告沈括，被告就是苏轼。他对文章的看法是：作文应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

从宋代文化的俗与雅到现代文化的俗与雅

从宋代文化的俗与雅到现代文化的俗与雅 晚唐以降，尤其是入宋以后，江南文化领域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原本高高在上的士人文化逐渐摆脱“唯我独尊”的精英观念，开始走向普通大众，呈现出由“雅”到“俗”的转变，其突出表现是话本小说、戏文、通俗诗词等文学式样的日趋流行。二是原本局限于下层社会的民间文化逐渐突破等级观念的限制，开始跻身主流文化行列，呈现出由“俗”到“雅”的转变，其突出表现是说唱、歌舞、戏剧之类艺术的空前活跃。推动这两种文化转变的便是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和不断成长的市民意识，市民文化也由此兴起。因此，市民文化既源于士人雅文化和民间俗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属于雅、俗共体的新型文化形态。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继唐代以后出现了又一个诗歌高潮。虽然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宋诗》，但其总量超出《全唐诗》好几倍则是无疑的。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二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为多（李诗近千首，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 巨大的数量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支叹》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变法运动只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壮歌。这是一。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钦《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

宋朝服饰色彩分析

宋朝服饰色彩分析 多姿多彩的唐代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宋代。政治上的保守，“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焚金饰、简纹衣”使得宋代服饰不再奢华艳丽，而是趋于质朴简洁。事实上，其服色、服式多沿袭了唐代，但这一时代的服饰将以前（南北朝至唐代）的影响已完全有机地吸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传统融合得更好、更自然。由于理学逐步居于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们的美学观点也相应变化，在服饰上的反映尤为明显，整个社会舆论主张服饰不应过分豪华，尚简朴，尤其是妇女服饰。 (1) 皇帝服饰色彩 黄色仍为皇帝的专用服色。宋代皇帝服饰有大裘冕、衮冕、通天冠服、履袍、衫袍、窄袍、御阅服等。大裘，青表里，黑羔皮为领、，朱裳，被以衮服。衮服青色，七章，红裙五章、白罗中单、金龙凤革带，红袜赤舄。皇帝朝服仅次于冕服，是皇帝在大朝会、大册命等重大典礼时穿着的服饰，相当于群臣百官的朝服。所穿纱袍用绛色，衬里用红色，领、袖、襟、裾均缘黑边。下着纱裙及蔽膝也用绛色。颈项下垂白罗方心曲领一个，腰束金玉大带，足穿白袜黑舄，另挂佩绶。皇太子在大典礼时也穿这种服装。（图一为皇帝朝服） 图一皇帝朝服 皇帝服饰色标： (2) 皇后服饰色彩 宋代皇后礼服——这种服饰穿礼服、戴龙凤珠翠冠，是宋代皇后最贵重的服饰，平时很少穿着，只在受皇帝册封或祭祀典礼时服用。其制为深青色的“织成”（一种织物的名称）、五彩翟纹。领、袖、裾均是红色镶缘，上缀云龙纹样。穿着这种服装，头上必须戴凤冠，内穿青纱中单，腰饰深青蔽膝，下穿青袜青舄。

（图二为皇后礼服） 图二皇后礼服皇后服饰色标： (3) 宫廷男性（官吏）服饰色彩 宋代诸臣百官服饰，有祭服、朝服、公服等。百官公服宋代也称常服。百官常朝视事，皆穿公服，唯在祭祀典礼及隆重朝会时穿着祭服或朝服。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色，五品以上服朱色，七品以上服绿色，九品以上为青色。北宋神宗年间改为四品以上为紫色，六品以上为绯色，九品以上为绿色。凡绯紫服色者均加佩鱼袋。（图三为官吏公服）

宋辽金书法

宋辽金书法 中国书法简史 作者：叶培贵等 第六章 宋辽金书法 叶培贵安艳红 宋代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辉煌的时期。邓广铭先生分析宋代学术思想时指出，由于唐代释道两家的教义学说盛行于世，声势凌驾于儒家之上，这使唐代后期以后的知识分子萌生了重新恢复儒家独尊地位的意识。而在付诸实践时，却产生了排抵、交斗和融汇，从而形成了宋学。从中央的文化政策上，没有重复秦皇汉武的文化专制主义，对儒道释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一政策，对当时学士士大夫们的思想的相对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因而，宋代文化不仅超越了前代，而且为元、明所不及。

宋代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文人集团的核心地位。这一政治角色的变化，影响了文人心理。一方面，肩负政治责任，使文人的政治、道德、伦理意识大大加强，在艺术领域内同样如此；另一方面，政治压力的重负，又使文人极需寻求心灵解脱的栖息地，因而各种文艺形式得到了极大重视，并适应他们的需求而有较大的变化。具体到书法领域，一方面，文人们注意强调政治、道德、伦理观念在书法中的表现和意义，使书法也成为“载道”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又视书法为适意的雅玩活动，弱化对书法技巧形式的斤斤计较（“不计工拙”），而追求书法在表现个人情趣上的特有功能，从而将书法引向一个个人性色彩较为浓重的空间，形成所谓“尚意”书风，开书法艺术的新局面。 宋代书法得到了皇家更多的重视。宋太宗淳化三年刊刻的《淳化阁帖》，在法帖传播方式上是巨大的进步，使原本深藏内府的许多巨迹，得以化身千百，流入寻常百姓家，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范本供不应求的矛盾。《阁帖》所收，大多为文人较为常用的行、草和小楷墨迹，而非篆、隶、楷书碑刻，加上宋以后印刷的兴起、碑刻风气的衰弱，行、草书形

(完整版)概述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1．概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答：思想文化是指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即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的文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包含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等思想文化方面，它们也代表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A：先秦儒学：先秦儒学是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流派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 （1）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其文化背景是鲁国礼乐文明。 （2）先秦儒学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仁”的观点，由孟子发展而为“仁政”，这是儒家学说中“救时弊”的内容，也基本是后代描绘社会蓝图的价值尺度，也是思想家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 （3）孔子也很看重“礼”，并反对把“礼”看成“钟鼓玉帛”的形式，而是维系社会和谐、上下关系的保障物，实际也关乎人的生存，强调人们应当用真诚之心去尊礼。 （4）儒家思想中还有关于人生理想的内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B、汉代经学：（1）经学是训解、阐发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诗》、《书》、《礼》、《乐》、《易》、《春秋》成为儒家学派授受的教本。 （2）及至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五经》成为治国的法典，孔学遂成为官学，儒学便一步步从包含革命性的原始儒学摇身一变，成为僵化的制度化儒学，匮乏创新却饱浸陈腐。 （3）汉代的儒学本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再加上自然灾害，汉代“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传，最终导致王莽的以新代汉。 C 、魏晋玄学：（1）魏晋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 （2）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3）核心思想：贵无论、本静末动、得意忘象和得象忘言、以性统情以及名教本于自然等思想。 D、隋唐佛学：（1）佛教的思辫力胜于中国固有传统的道德说教，其幽远的议论成了思想界的权威，其人生多苦的厌世观和往生极乐世界的思想，深人人心。 （2）唐中叶后，统治者对佛教势力进行了几次打击，此后天台宗、华严宗等渐归沉寂，而密宗的加持祈祷之类迷信的方面也在流行一时之后遭到冷落。相反，倒是禅宗因与老庄思想的融合，赢得知识阶层的普遍认同。 E、宋明理学：（1）理学实际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程颢，程颐），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将上的地位。其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与朱熹对立的为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断言心之“灵明”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为学主“明体心”、“致良知”。 （2）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是理学，人们习惯上多以“宋明理学”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时期的哲学。 2．试论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中的礼仪规范。 答：A：衣：（1）性别和年龄上的服饰不同。这是由人类主体生理因素产生的服饰类型。例如男女性别在头饰上有各自的特点，年龄也是服饰类型多样化的原因。 （2）职业和地位上的服饰区别。这是由社会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造成的服饰类型。不同的职业往往有自已的服饰标准。社会地位对服饰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与宋词的俗化

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与宋词的俗化 摘要：雅化本是宋词演化的主要趋势，而当雅化发展至顶峰的时候就伴随了宋词俗化的出现，宋词的俗化主要展现在题材、语言、审美、技法以及传播方式等方面，而究其主要原因，则是宋代经济的发展和娱乐活动的健全带动下的市民文化的兴起，然而目前国内大多文献将目光专注于词的雅化，俗化方面有待更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了宋词俗化的发展历程及其表现，及宋词俗化的原因。 关键词：宋词；发展历程；俗化；市民文化 The rise of the demogenic sociology of Song Dynasty and secularization for Song Ci Abstract：Song Ci elegance is the main literature evolution trend,and when the elegant development to the peak with the song secularization appeared, saying the main show in the theme, language, aesthetic, techniques and the dissemination way and so on, and the main reason is the rise of the public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ong Dynasty economy and entertainment sound driven by the, but most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literatures focus on word elegance, secular aspects need to be further research,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Song Ci secular and its manifestations, and the reason of Song secularization. Key words:The Song Dynasty; Development; Secularization; Demogenic Sociology

中国文化概论课后题答案

绪论 一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指：人化或人类化，即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其体现即有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也有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二怎样理解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联系和区别？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心态文化，又称“小文化”。书本绪论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 三文化结构的四层次包括哪些内容？ 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注意：这里还是记住为好，六大系统可简记为：社语俗物精艺） 四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一历史上哪些地理因素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举例说明。 1 黄河中下游一带是是中国历史上百姓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地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外来文化影响。 3 地理障碍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也使中国的不同地区所受的外来文化影响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4 地理环境对开放与封闭的影响是相对的，首先，不存在绝对的开放或封闭的地理环境；其次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再次自然地理环境也不是决定开放与否的唯一条件，海洋并不是开放的唯一途径。 5 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地理阻隔，而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过于优越。 二为什么同样的地理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但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地理环境在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给人类的发展保留着相对广泛的自由，因为：第一，它并没有规定人类从产生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二，它并没有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三，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从来没有达到极限，今天离极限也还相当遥远。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人们对地理

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

概述 1、宋朝的文化发展趋势，基本上与其积弱积贫的国力相应，尽管有其自身发展的某些特点，文化巨匠也层出不穷，唐宋古文八大家，宋朝即占六人，但从总体的格局和气度而言，它终究难以和强盛的唐朝所表现出来的恢弘相比拟。 2、宋代的书法在起点上有着先天的不足，首先表现在客观方面：○1书法自从实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样式之后，师生相传的“道统”一直未绝。即使像南北朝时的长期分裂板荡，但因王羲之本成长于东晋，所以“江左风流”也仍由羊欣、智永等人继承下来并传至唐代。五代的动乱，即发生在中原，而且数年就破坏一次，因此这一绵长的传统遭到了致命的阻断。○2历代优秀书法遗产遭到兵灾的破坏，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尽管宋太宗后来命王著鉴定内府所藏刻成《淳化阁帖》，只有二府大臣才能蒙赐一套，它对于促进书法复兴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书法遗产垄断所造成的后果，是真正有天才的书家失去了鉴古开今的良机。 3、宋代书家们大多以唐人为梯航，一则是因唐为近代，书迹还较易寓目，二则便是晋帖已成奇货的缘故。 4、由于唐时对读书人在科举进身和官吏考绩两方面的书法要求到宋代已不复存在，朝野不再以书法相尚，必然使产生大书家土壤贫瘠不堪。但是毛笔还在使用，于是投机取巧的士子为了博得当世主文者的欢心，竭力模仿他们的书体。这种及其短视的实用主义做法，造成了宋代特有的“趋时贵书”现象。 5、欧阳修在编纂《集古录》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鉴赏能力，而且认识到当代与古人的差距已至不可等闲视之的地步。与当时已处于书法巅峰的蔡襄一道，为促进宋代书法转机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的时实践努力，标志着宋代书法的复兴。他们通过知己知彼的权衡，突破了唐人的樊篱，闯出了一条“尚意”的新路，而帮助他们达到目的的思想武器，即是禅宗。 6、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起源于唐代中期，发展到宋代，已成为士大夫的宗教。这一方面是因为宋朝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禅宗的这些转变，也改变了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不少士子从坚决辟佛的立场，逐渐转向对禅僧抱有亲善的态度。如欧阳修晚年取号“六一居士”。民族矛盾的深重和官僚制度的腐败，给士大夫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禅宗教义中视人生如梦幻、生死无别，宣扬随缘任运即是解脱，强调一切现实问题的解决无非是自我心理的调节等等，正与士大夫的要求一拍即合。 7、宋代书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与唐代拉开了距离。与唐人“尚法”的主流相比，宋人则更注重意趣的抒发和个人情感的宣泄，他们想写什么或怎么写，都表现出一种任情适性的自由，因此更接近艺术的本质。 第一章北宋前期的书法 第一节晚唐五代书风的延续 1、徐铉篆书《重摹秦峄山刻石》 行书《私诚帖》所反映基本是晚唐以来趋于肥厚的时代风貌。 2、王著，对北宋学虞世南一系的人如周越、宋绶、蔡襄等，有着较大的影响。他主持编纂《淳化阁帖》。其书法的主要弊病在于缺乏学养而导致的俗。 3、李建中，人称“李西台”他的书法能反映出恬淡枯寂的心境。其线条，较少提按，而中锋的用笔使之带有浑朴的意味。

浅谈唐诗与宋词在艺术意蕴表述上的异同

浅谈唐诗与宋词在艺术意蕴表述上的异同 【关键词】：唐诗宋词诗体与词体继承性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唐诗宋词是最璀璨的文化瑰宝之一。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唐诗宋词大致可以归纳为六类：一类是怀古诗词，积淀着厚重的历史感，有沉郁的美；二类是咏物诗词。托物言志，有隐喻的美；三类是写景诗词，借景抒情，有自然的美；四类是战争诗词，戍边征战，有悲壮的美；五类是行旅闺怨诗词，旅途艰辛，有凄楚的美；六类是送别诗词，折柳相送，有深沉的美。一首首诗词充满美感，给人以美的启迪。 唐诗和宋词，在诗体与词体文学特征也有所不同，1、和音乐的关系的差异诗体和词体的文学特征有着很大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以格律诗和词的对比来说明诗体和词体文学特征的差异。首先，诗词和音乐的关系是不同的。中国古典诗歌从一开始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但是诗最终与音乐分离，并且在与音乐分离之后，走向了自己的成熟和繁荣。而词是在音乐的土壤中萌芽产生的，音乐性是词体文学的最基本特征，即使在南宋词不再完全入乐歌唱，而成为一种新的韵律诗歌后，它仍是要按照词谱所规定的韵律乐调填写，音乐的烙印依然是不可抹煞的2、外部形式的差异：句式、句法、韵律、对仗,外部形式的差异表现在句式、句法、韵律、对仗等方面。首先从句式上看，格律诗句式整齐划一，词的句式则参差不齐；其次，诗词的句法也有很大不同，格律诗句法相对固定，词的句法却灵活多样；再次，诗词的押韵规则也不一样，格律诗只用平声韵，一韵到底，隔句压韵，首句可压可不压；词平仄通压，中间可以换韵，韵脚疏密不定；最后，诗词的对仗规定也不很不相同，格律诗第二、第三两联必须对仗，而词的对仗却灵活得多，没有统一的要求.3、题材内容的差异：诗：以社会性的群体情感为主,词：以作者个体的自我情感为主,诗词的题材内容也有很大差异。诗在题材上比较偏重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浮沉等为主要内容，抒发的主要是社会性的群体所共有的情感；而词在题材内容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以描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为主，抒发的大多是作者个人的自我情感。4、语言特色的差异：诗是典型的语言艺术,词是典型的精美语言艺术诗是一种典型的语言艺术，而词却是一种典型的精美语言艺术。缪越先生曾经形象地把诗词语言特色比喻为士大夫延客和名姝淑女的雅集园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诗来说，词的语言更加轻灵细巧、纤柔香艳.5、风格的差异：诗庄词媚诗词风格上的差异被精练地概括为诗庄词媚，即使题材内容相同的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大相径庭；而同一位作家的诗词作品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这与诗词题材内容和语言特色的不同有很大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

宋朝服饰文化特点论文

宋朝服饰文化特点论文 摘要：服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因此，自古国君为政之道，服装是很重要的一项，服装制度得以完成，政治秩序也就完成了一部份。 关键词：宋朝理学服饰褙子特点 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统一的社会局面带来了宋朝经济的繁荣。“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使程朱理学逐步居于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们的美学观念也相应发生变化，服饰开始崇尚俭朴，重视沿袭传统，朴素和理性成为宋朝服饰的主要特征。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它对宋代服饰产生较大的影响。它强调封建的伦理纲常，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在服饰制度上，表现为十分重视恢复旧有的传统，推崇古代的礼服；在服饰色彩上，强调本色；在服饰质地上，主张不应过分豪华，而应简朴。宋代各朝皇帝还多次申饬服饰“务从简朴”，“不得奢华”。特别是对妇女服饰要求尤为严格，一改唐代妇女服饰袒胸露背的风尚。并在宁宗嘉泰初年，将宫廷中除帝王后妃外，妇女所用的金石首饰，集中放火焚烧，以此警示天下。再如宋代初年妇女的发式承晚唐五代遗风，以高髻为尚，这种高髻的梳成，大多掺有假发，有的直接用假发编成各种形状的假髻，用时套在头上，这就违背了理学关于服饰简朴的原则，因而《宋史?舆服志》曰：“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可见，在程朱理学影响下，宋人的服饰是十分拘谨和质朴的。一、宋朝服饰的文化特点 在宋代，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建筑讲究白墙黑瓦，陶瓷讲究单色釉，绘画讲究写意风格的水墨山水，就连赏花也推重梅、兰、竹、菊等，用以借喻人之清高品格。背子的样式简约，风格素雅，真正是以简胜繁的杰作，而且，当时的人们着装只要洁净就可以了，并不刻意追求新颖，避免与众不同。从背子这种特有的服式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对宋代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能领略到宋代简约至极的物象之美。 南宋女人讲究服饰打扮，即使是贫家女子也有一两件锦衣罗裙几样头饰。“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营生。”（《鸡肋编》南宋：庄绰），“都民土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武林旧事》南宋：周密），“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都人以碾玉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宋史五行志》元：脱脱等） 南宋女人佩带首饰比起唐朝有更多花样，更多新奇妙美。“如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钗环、领抹，极其工巧，古所无也。”（《都城纪胜》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梦粱录》南宋：吴自牧），“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武林旧事》南宋：周密），“花影乱，笑声喧。闹蛾满路，成团打块，簇着冠儿斗转。”（《瑞鹤仙》南宋：康与之），“花艳艳，玉英英。罗衣金缕明。闹蛾儿簇小蜻蜓。相呼看试灯。”（《阮郎归》南宋：洪瑹），“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青玉案》南宋：辛弃疾）。南宋的贵族女人更是珠光宝气竟相互斗美攀艳，“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会，……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人呼曰斗宝会。”（《梦粱录》南宋：吴自牧）

完整版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课件及课后习题答案_

书本 绪论 一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指：人化或人类化，即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其体现即有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也有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二怎样理解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联系和区别？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心态文化，又称“小文化”。 书本绪论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 三文化结构的四层次包括哪些内容？ 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注意：这里还是记住为好，六大系统可简记为：社语俗物精艺） 四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一历史上哪些地理因素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举例说明。 1 黄河中下游一带是是中国历史上百姓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地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外来文化影响。 3 地理障碍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也使中国的不同地区所受的外来文化影响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4 地理环境对开放与封闭的影响是相对的，首先，不存在绝对的开放或封闭的地理环境；其次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再次自然地理环境也不是决定开放与否的唯一条件，海洋并不是开放的唯一途径。 5 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地理阻隔，而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过于优越。 二为什么同样的地理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但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地理环境在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给人类的发展保留着相对广泛的自由，因为：第一，它并没有规定人类从产生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二，它并没有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三，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从来没有达到极限，今天离极限也还相当遥远。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存在着相当悬殊的差异，利用的方式也迥然不同。这就是同样的地理因素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

辽金史研究书目

辽金史研究书目 《辽史》（全五册），中华书局点校本。 《金史》（全八册），中华书局点校本。 陈述辑校：《全辽文》，中华书局1982年版，427页+8张图版，44.8万字。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全三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3175页，215万字。 阎凤梧、康金声主编：《全辽金诗》（全三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4145页，281.5万字。 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464页，34.5万字。 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373页，25万字。 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380页，25万字。

中国辽金史学会编：《辽金史论集》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379页，29.3万字。 中国辽金史学会编：《辽金史论集》第五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335页，28.1万字。 张畅耕主编：《辽金史论集》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439页，34.4万字。 穆鸿利、黄凤岐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七辑（契丹史、女真史国际学术会议专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433页，35.7万字。 干志耿、王可宾主编：《辽金史论集》第八辑（ 张博泉先生七十寿辰纪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432页，33.9万字。 徐振清、贾云江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九辑（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374页，31.2万字。 鲍海春、王禹浪主编：《金史研究论丛》（第二届金史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专辑），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版，390页，30万字。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46页，48万字。 阜新市辽金元契丹女真蒙古族历史考古研究会编：《阜新辽金史研究》，香港新天出版社1992年版，265页，31万字。 李品清主编：《阜新辽金史研究》（第四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271页，44.5万字。 李品清主编：《阜新辽金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285页，45.5万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336页，43.2万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352页，45.3万字。

宋代文化繁荣原因探析

宋代文化为什么繁荣 宋代文化异彩纷呈、成果丰硕，是我国文化历史上的繁荣时期。文学、艺术、史学、理学等领域成果繁盛。文学方面，代表人物有柳永、李清照、周邦彦、苏轼、欧阳修、陆游、辛弃疾等，以“词”为著，形成一代风貌。史学方面，不仅宋代政府重视编撰史书，私人修史也颇为盛行。书画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书法艺术名家辈出，蔡襄、米芾、苏轼、黄庭坚号称“北宋四大家”。理学方面，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其“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宋代在文化艺术上成就突出、人才济济。 一、以儒学为主，佛道并存的政策为理学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北宋建立之初，尊崇孔子及其弟子；统治者对传统儒学至为推崇，表现出强烈的尊孔崇儒意向，主要体现为恢复被战乱毁坏的各地文宣王庙；宋太宗、真宗时，诏令国子监刻印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科举取士强调“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这种官方经学教育导向，使得宋代推崇儒学重视教育的风气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同时，宋代统治者还提倡崇佛、崇道。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益州雕印《大藏經》，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宋太宗时期，在东京设译经院，大量翻译佛经，并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地广建佛寺，大度僧尼，成为宋代佛教最盛、佛徒最多的时期。宋太宗时曾召见华山道土陈抟，赐号“希夷先生”；在京城、苏州等地，修建道观。宋真宗时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理学的产生是宋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宋代统治者，比过去那些主张灭佛、灭道的统治者智高一筹，他们主张实行以儒学为主，佛、道融合的思想政策，这样做不仅适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也形成一种支配宋、元、明清思想界的新儒学，即理学。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他们的诗风相近，文艺思想偏重说理与传道，提出“天理”、“至诚”等哲学理论，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以及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格物致知”的思想概念，后世把他们称作理学家。 宋代王朝实行“崇文抑武”政策，吸取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权臣悍将篡位的教训，以文治国，成为宋代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方针。宋太祖明确提出：“宰相需用读书人”。宋太宗则主张振兴文教，抑制武事。这种以文治国政策，很快在宋代形成风尚，并对宋代文化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办官学、兴科举，为宋代文化繁荣储备了人才资源 以儒学为主，佛道并存的政策得以弘扬，还有赖于学校教育的重视，因此，在学校教育方面，北宋曾有三次大兴官学之举，分别是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 宋代继续发展并改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于七世纪初，发展至宋代，开科取士，比隋唐有更大的发展，宋代俸禄之厚也超过前代。科举制度更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文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石戒撰《庆历圣德颂》描述：“得人之多、进人之速、用人之尽”可谓描述了当时的盛况。王安石修撰《诗》、《书》、《周礼》，并定位官方教材，庶族有了更多的仕进机会，天下形成“文质彬彬”的风气，培养了大批人才。 宋代新法盛行，其中不乏对民生、教育有利的举措，虽然种种新法遭到旧势力等其他因素的阻扰，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某种程度上也促成宋代学校教育的兴起，同时，政府加大对地方官学的管理及投入。官方还为地方学校建设在物质条件予以保证，分拨学田为州县学校维持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上的保障，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管理当地教育的官员，地方当局不得随意干预学校事务。 由此，宋代也呈现出具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为一体的士大夫群，欧阳修、梅尧臣、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如范仲淹曾任参知政事，主持朝政，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主持推动庆历新政，散文、诗等文学作品也颇丰。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