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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教学提纲

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教学提纲
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教学提纲

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

苏轼的词一改宋词的婉约之风,开创了雄壮、豪放的词风,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和领军人物。他写下了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他与辛弃疾合称为“苏辛”。

苏轼豪放词的开创性功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题材内容的扩大。凡写情、纪游、怀古、说理、赠答等等,均可入词,后人称之“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2)意境的创新。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冶艳香软、宋初文人词的闲雅凄婉,苏轼豪放词适应着自己的广泛内容而开拓了豪迈奔放或高远轻旷的意境风格。

(3)形式音律上的突破。词本是合乐的歌辞,在其发展中,音乐对它有很大的制约性。苏轼则视词为抒情诗,在实际的创作中,往往突破形式音律的规范,不尽依词乐而作软媚之声。

此外,在语言上也一反花间词以来的错采镂金的风气,而代之以清新奔放的诗的语言。句式自由灵活,不拘词律。

参考文献:《辞海》、《中国古代文学史纲要》

葡萄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

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浅论苏轼在词史的贡献

唐德鑫

内容提要:苏轼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不可磨灭。本文从其思想、人生观、文艺观等入手,并透过其作品的风格创新、特色、意境、词学渊源及其词学改革、流派、历史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较为完整地剖析其整个词学体系的嬗变过程和词学创作的脉络,对其在中国词史的重要地位和贡献略作刍议。

关键词:苏派词;词学观;豪放派;苏轼贡献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别号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词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式(文、书、画等)奇才。据研究,苏轼进入词坛较晚,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信中所谓“近却颇作小词”,即指熙宁八年(公元1075,四十岁)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此在《东坡乐府》中亦得到印证。然而短短几年的关于词的创作中,苏轼的才华就已得到巨大的体现,在后来的整个词学生涯中,苏轼的词学更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乃至派别,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词学史。前人关于苏轼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大量关于研究苏轼对于中国词史贡献的文献资料中,或囿于其人思想之探究,或囿于其文艺作品之剖析等等,都不约而同地人为割裂苏轼本人(包括其出身、阅历、思想等)与其作品之间的玄妙关系的探讨,以致不能更加有效合理地科学分析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据此,笔者试图以苏轼的思想作为主轴,以其作品作为副轴,对苏轼的词学成就进行研究。

一、苏轼的思想及其词学观

苏轼出身礼仪簪缨之家,一生思想深受儒、道、佛的影响,加上天生对于绘画、书法等文艺的秉赋,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苏轼本人的艺术创作思想,乃至于形成其本人独特的艺术创作理论和审美观念,而这种种观念又不断地渗透在其词学作品之中。

词学在晚唐温庭筠、冯延巳、南唐后主李煜等人“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成功转型以后,“词为艳科”几成定论。宋初由于天下旧乱而入治不久,纲纪败坏,士风颓废,文人词作相互酬和,粉饰太平,形成了带有卑弱浮靡之气的“西昆派”局面。苏轼之前,北宋词坛依然盛行晏殊、欧阳修等被号为“词中西昆”的词学风格,而实质上仍然沿承了五代遗风,只有到了一向主张创作不落窠臼的苏轼手中才大发光彩。

首先,在苏轼思想中,一种以“挺立士风”、“有补于世”的道德自觉和“载道”精神成为指导他本人艺术创作的核心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张载语)的儒

师精神也正是苏轼本人的终极理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年的苏轼洋溢着一股积极入世的情怀,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他在“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之际回忆道: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在该阙词中,苏轼回忆道自己少年初入京城时的意气风发,畅想着能够凭籍自己的“胸中万卷”,努力“致君尧舜”,实现古圣贤的大同理想。也正是这种积极乐观的“入世”情怀,苏轼作品中要求一种“载道”的道德教化的味道才显得愈加浓烈。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在射猎中抒发着自己的豪迈: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疆场杀贼,为国捐躯,这正是这种浓烈的“载道”精神和努力践履传统“忠恕之道”的思想在作品的渗透和潜在体现。

其次是苏轼词学观中的“务实”的思想。他在《答谢民师书》明显提出作品反对“贵华而贱实”的艺术理论,而是认为作品应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还进一步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1],强调作品中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强调了心灵感触的至关重要。比如他在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所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洋溢着对于其第子由的无限怀念之情,在《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所写“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中,对于亡妻的悲痛追忆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凝结在作者心中深深的伤痕印记,化成了他本人最为真挚的情感。

其三是作品中强调的“革新独创”的精神。在《跋吴道子地狱变相》中,苏轼这样表达自己对于绘画的艺术见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也是苏轼本人向来所秉持的一种不落窠臼和追求脱俗的艺术境界。比如苏轼本人“以诗为词”的词学本体论的见解中,他认为词应该从诗歌中解放出来,然后再“细琢歌词稳称声”[2],使之韵律可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精神的体现。此外,他本人对于“檃栝词”的开创、本人自度《贺新郎》词派、本人作品中突破“词协音律”的藩篱等等,如后人评价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3],都体现了其本人词学观中的革新和独创的开辟精神。

其四是苏轼追求“解放”的思想。这种“解放”的实质是人文思想和自我精神的解放,并将这种自我解放的意识渗透到艺术作品中的过程,创作上则表现为作者对于传统格律、传统风格、传统词牌等的突破。诚如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苏词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东坡乐府》中可以看出,苏词的题材不仅融入传统的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色彩,还更多地出现了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这是对于词体裁的解放,格调的解放和思想境界的解放。苏轼

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这里所说的“新词”即指他对于“檃栝词”的创作,而在《与陈季常书》中也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这里所指的“新词”又指他对于豪放词的尝试。叶嘉莹先生认为苏轼的作品中:“有冯延巳挚烈深沉的执着,有李后主滔滔滚滚的奔放,有晏殊情中的思德圆融,有欧阳修疏隽豪放的意兴和柳永开阔博大的气象。”在苏轼手里,词体被解放,词的境界被解放,词人的精神被解放,正是这种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渗透才促使苏轼成为继往开来的“士大夫词”的集大成者。

二、苏词的创作实践及贡献

苏轼的思想融汇了儒、道、佛的三教精神,加之坎坷的仕途生涯,使之始终游离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之中,逐渐在其“道德人生”和“学问人生”中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审美的观念,在词学创作中则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观,并将之深深地融汇在他自己的词学创作之中,表现为:

(一)苏词的风格特色

从晚唐温庭筠、韦庄等人所开创之“花间词”,到南唐后主李煜“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词”,再到“富贵词人”晏殊、“婉约词人”欧阳修等人的词的风格嬗变过程中,苏轼不仅对这种“花间词”和“士大夫词”均有所继承,对于柳永的“慢词”风格有所沿袭,并且还对于豪放词有肇创之功,对于婉约词有所开拓,并直接影响到后来辛弃疾之豪放词风、姜夔之“清雅”词风等。

首先是苏轼本人对于“豪放词”的开创。据《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言:“词至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高度评价了苏轼对于艳丽风格嬗变和豪放风格肇创的意义。诸如在传诵千古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之中,苏轼纵横恣肆,奔放洒脱,又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其词格调雄健顿挫、激昂排宕,乃至于后世盛誉他“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4],“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缈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5]。南宋苏派词人刘辰翁亦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这些议论都高度地评价了苏轼的豪放词创作和历史意义。

其次是对于婉约词的继承和开拓。苏轼的词包罗万象,体裁风格多元,在婉约词方面也具有较高的造诣,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婉约词的艺术内涵和境界。比如他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中的名句“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该词被王国维赞为历代咏物词的最工,又如在《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全首: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对于极其平淡的景象,词人却能够极其细腻地表达他的婉转深情和伤怀情绪,极尽婉转缠绵之思而不细碎,赋予词以极其感人动情的艺术魅力,并且给人以《雎鸠》“哀而不伤”的艺术享受,难怪张炎在其著名词评著作《词源》中盛赞苏词“清丽舒徐,高出人表,为周(邦彦)、秦(观)诸人所不能到。”其他词作中,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被王士桢称为:“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浣溪沙·道字娇讹语未成》被贺裳评为:“不在‘晓风残月’之下。”以上均说明了苏轼不仅局限于“花间词”的继承,还能够脱其窠臼,不作无病呻吟之语,又能感人肺腑之深的新的艺术境界。

(二)苏词意境的开辟

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诚然,他的词几乎囊括了从传统的闺闱恋情、山水田园、咏物记事乃至于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之作,是故其词的意境也豁然开朗,蔚然成观。元丰二年己未 (1079,苏轼四十四岁),案《东坡年谱》“七月,御史李定等交章弹劾所作诗文言涉讪谤,被逮。”经历此“乌台诗案”,苏轼的词作和词风也经受了一场大洗礼,也成为他人生艺术创作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以后,苏词的境界获得了巨大的飞跃,他的思想逐渐转入“出世”的释道空灵之中,此可从他元丰四年辛酉 (1081)作《东坡易传》和次年即“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6]”等得到资证。此后他一连创作了系列在历史上被广为传颂的优秀词篇。

总的考察,苏轼豪放词的意境多汪洋浩荡,奔放恣肆,犹如天马行空,自有不可羁勒之势。如《白雨斋词话·卷六》评价说“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此极超旷,而意极和平。”最著名的是他元丰五年贬黄州以后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起句便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作者眺望浩荡大江,与周边苍莽大地所凝合成的壮丽图轴,胸中不禁激起无限愁思,问道在绵延的时间轴上,尚余多少风流人物?而这些人物却已早早被这浩淼江水和沧澜之浪淘尽矣!起句便将无限的历史时空完美地凝结在作者的笔端之中,同时也一吐作者沉积多年的胸中块垒,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博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性情。据刘尊明先生研究,他认为苏轼“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7]”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素庵手批东坡词》);《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格力挺拔,语句遒劲。正是这种“词家李白”的境界才使得后世形成了独特的“苏门四学士”和“豪放词派”等追崇群体。

苏轼是个词作的“千手观音”,在婉约词方面,苏词的境界又变得婉转而不妖艳,柔情而不颓废,感怆而不伤神。譬诸在他贬居黄州,而在定惠院寓居所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首,意境上,“缺月”“疏桐”“漏断”“孤鸿”几个意象的组合,塑造了一个极其幽邃和静谧的环境,衬托了极其寂寞、孤苦的心境,最后又以孤鸿自喻,“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透出一丝凄怆的寒意,极尽哀婉缠绵之情思。正如胡寅在《酒边词序》所言:“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此并非溢美之词,而正是指出了苏轼对于柳永、晏殊、李煜、冯延巳和欧阳修等人以来的“慢词”、“富贵词”、“花间词”再到“士大夫词”的脉络递承和弘扬革新,一变“伶工之词”的格调和境界,这可以从《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减字木兰花·春月·春庭月午》和

著名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作品考察中得出,而这也正是他本人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所说的“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的婉约词的创作。

(三)苏轼的词学改革

上文中论述到苏轼词学观中的革新思想,这种革新思想渗透在作品中则表现为苏轼本人对于词学体裁、韵律等方面的革新。宋代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这正突出了其对于诗词歌赋等各种体裁在融会贯通基础上渗透至词学的创新之处。据笔者统计,在苏轼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词中,其主要革新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体裁的革新。苏轼在四十岁左右才进入词坛,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年代,而他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近却颇作小词,……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文章提及的“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词,这充分说明了苏轼一开始就以扭转词坛浮夸颓靡之风为由而进行尝试了。由于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其体裁遍及怀古、政论、闺闱、悼亡、咏物、言志等等,于是一新天下耳目,一辟宋词新局面。如他最早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里,其恢弘志气足以使“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如其著名的咏月作《水调歌头·中秋》则被王国维誉为“宋词第一”,又如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徐州太守任上所写的五首《浣溪沙》,不仅坚持了他一贯的“以诗为词”的诗学本体论,还加入了俚语,使之具备浓烈的乡村生活气息。

二是词学韵律的变革。长久以来学界对于苏词是否“协律”的问题颇有微词,笔者在此做点刍议。考之于《醉翁操·自序》中对于“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中“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的评价和“细琢歌词稳称声[8]”、王灼“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9]”等条,历史上基本认可苏轼本人知晓音律的结论。然而像李清照等以为苏词“不谐音律者”、“句读不葺之诗”的见解实正是陆游:“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和宋人王灼:“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10]”所言。而苏轼的这种大胆的革新也正是其本人努力于词的解放的理想,是其对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现实践履,强调不以韵律的边框限制而束缚词的境界。

三是新词体和新词牌的开创。首先是关于“檃栝词”的开创。“檃栝”有度量之义,櫽括词体乃指将诗文剪裁改写为词的形式。苏轼是首先引申进了檃栝词体并为之实践的人,比如其《哨遍》櫽括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其《水调歌头》櫽括韩愈的《听颖师琴诗》等,这是苏轼词学的一大贡献。他在《东坡乐府》中提及,在其刚开始尝试时“人俱笑其陋”,后“使家童歌之,……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才感受到其魅力。曹冠在櫽括苏轼《赤壁赋》序时说:“东坡采归去来词作《哨遍》,音调高古。”对其创作深表赞誉。其次是苏轼自度新曲的贡献。在“令引近慢”的词牌格调之中,苏轼不仅有所继承、改造,可贵的是他尚能够“自度曲”以开创新词牌,比如对于唐代词牌《浣溪沙》,苏轼以46首之多高居唐宋词作量之首,将一首并不起眼的小令词进行大规模的创作;而其《水调歌头》则得到宋词作家胡仔

“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的评价,并且后世为之附和了大量的“用东坡中秋韵”、“用坡仙韵”的《水调歌头》“和韵词”;《念奴娇》一调自苏轼以后,则出现了如《百字令》、《百字歌》等约20余个的异名,而《赤壁词》、《大江乘》等皆取义于东坡《赤壁怀古》一词,成为宋词长调中影响最大的名篇;更重要的是苏轼还自度了《贺新郎》的全新词牌,该词牌又名《金缕曲》,清人又有名《雪月江山夜》者,最早见於《东坡乐府》,特别是在“南渡”以后,该词牌对于辛弃疾、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词林后学发挥了至为重要的影响,是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苏轼的才华及贡献。

三、苏词在历史上的影响、地位及其缘由探究

苏轼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们不妨先将视线转移到宋史上以管窥苏词在其时的影响:徽宗年间,苏轼已逝,据史料称“徽宗年间,虽禁‘苏学’”,然“四海文章慕东坡,皆画其像事之。[11]”文人学子愿意冒着鼎镬之祸而拥护苏轼,足见其影响之大,更重要的是,其时以“六君子”[12]为主的“苏学”门派已蔚然成风,比如“苏门四学士”中的秦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说:“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而其所以契合长公(苏轼)者颇深。”夏敬观在《吷庵手校淮海词跋》中也说:“少游学柳,岂用讳言?稍加以坡,便成为少游词。”如此足见苏轼对其影响之深邃,到了南宋又出现辛弃疾、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豪放词”继承者,并真正意义上形成影响深远的派别。而实质上,苏轼的种种影响与其本人多舛的仕途、复杂的思想和始终徘徊在“出入世”的精神等是有着必然的渊源关系的。

另,重要的是,“苏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六君子”时期,难能可贵的是“苏学”的影响在封建史上从未间断。据《中国词史》[13]和《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14] 等史料分析,北宋灭亡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个支派。一派行于北,盛行于中州,以《东坡乐府》为主,为蔡松年、吴激、元好问等名家所崇,该派作品多收录于元好问《中州集》之所搜集;另一派传于南,则为张元幹、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南宋词人所崇,词风激昂慷慨,陈词激烈,颇有苍莽遒健之势。宋灭金兴,乃至于明清之际,苏轼词的影响始终不曾衰落,从南宋陆游、辛弃疾,金元好问,明袁宏道,清陈维崧、查慎行、纳兰性德等词林后学的继承,对于清初“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影响等,一条清晰而完整的“苏学”脉络得以展现,或学其纵横恣肆,或承其“载道”士气,或摹其清婉隽永,或习其淡雅清丽等等。如此可见,无论是苏词中“豪放派”、“婉约派”、“清雅派”的形成还是后来的“南北分化”,苏词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后世词史的轨迹。

苏轼为何能够在历史上形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和如此崇高的地位?笔者以为,缘由一:苏轼本人对于传统“大同”“忠恕”“纲常”等儒家大精神、大人格的禀赋。由于苏轼的思想从根砥上有着儒学的“载道”“匡济”的理想,加上豪放豁达的性情,形成了他作品中,既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又有“养浩然之气”的孟子阳刚气息,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苏派”词人深为感染,特别是在飘摇欲坠的北宋政权历“澶渊之盟”和“南渡”以后,在“废池乔木,尤厌言兵”的山河破裂岁月之中,“苏派”爱国词人正是在这种鞭策下延续着一种豪放不羁和“经时济世”的精神和“忠国忠君”的思想。比如苏轼在元丰六年(1083)夏秋所作的《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所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其时他刚经历了“乌台诗案”遭贬黄州,而他却以极其阔达的胸怀面对这人生的际遇,在这种精神的深深地影响下,后世如陆游《秋波媚》:“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

酒,此兴悠哉!”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等等,陆、辛两人也正是在这种报国无门和遭遇贬官之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其词风对于苏词有明显的沿袭痕迹。

缘由二:苏轼本人多舛的人生历程。从《东坡年谱》考察得知,从熙宁二年到元丰五年这十几年间,苏轼先后经历了王安石“新政”和“上书神宗,论朝政得失,忤王安石”贬杭州通判、“知密州,重葺超然台”以及“乌台诗案”后贬黄州团练副使和“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并“两游赤壁”的系列重大人生和心身的变故:从“旧党”到“新党”、从“熙宁变法”到“元祐更化”的政治事件、从辗转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贬职黄州、常州、杭州。这期间,苏词的精神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得他由原先的“豪放”而转入早年的“婉约”之中,并超越了早年的“婉约”之风,使之渗透了“眼界大”“感慨深”(《人间词话》)的“士大夫”忧患观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品格。此外,苏轼本人的家学渊源(苏洵、苏澈等对其影响)、自身的天资禀赋、动荡的社会局势等等也成为影响其创造的相关因素。

四、结论

在苏轼的整个词学生涯中,受到其本人的人生阅历、志趣等内在精神的影响,在秉承传统词学的基础上,苏轼通过对于前人的“钩玄索要”和自己的艰辛探索,改革和开拓了词的新模式和新境界,使得词的风格、意境、体裁、韵律等得到大解放,并透过其独特的审美观、文艺观和历史地位、历史影响等,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词林后学”的探究和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轨迹,为中国词学和词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轼的词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词在题材内容、风格意境和语言音律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推广到词的领域,开创了词的创作的新阶段。

苏轼对词的贡献,首先在于提高了对词的认识与评价。他打破诗词有别的人为界限,促使词成为真正独立的抒情诗作。

在题材内容上,苏轼把词人的视野从传统的“花间”“尊前”引向了人间社会,以至赢得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评价。苏词众多的题材中,以抒情词、咏物词和田园词的成就最高。

就抒情词而言,除了传统的风月柔情之外,苏轼大胆开拓,把词体逐渐转化为文人言志抒情的工具。他用词表现自我,用词直接抒发自己的为政、爱国、怀古以至广泛的人伦之情。如《沁园春》(孤馆灯青)抒写“致君尧舜”“用舍由时”的为政抱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写密州出猎的盛况,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其中又有一首词人四奶奶爱妻王弗的悼亡作。即“十年里生死两茫茫……”,借用梦境抒胸臆诉悲苦,情真意挚,沉痛断肠。

实施咏物词多达30余首,且艺术精湛,不但重形似描写,而且重神似描写,不但能写出物象,而且能写出寄托。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苏轼的田园词是对宋词题材的一个突破。他在徐州所做的组词《浣溪沙》五首,描写了农村风光、农民形象、劳动生活和乡风民俗,宛如一曲清新优美的田园牧歌。

在词风上,苏轼可谓开创了豪放的意境。最具代表的是《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词人挥洒如椽之笔,描画雄奇壮美的江山景色,又驱使无限时空,赞美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感情豪迈而又沉郁。

苏轼还开创了旷达词。所谓旷达,指豁达通脱、疏狂不羁、潇洒超俗、乐观开朗的创作个性。旷达是苏轼为人的性格特征,旷达词在苏词中数量很多,所以旷达可以称为苏词的主要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通篇吟月,却处处关合人事。词人似与月对谈,探讨人生意义,最终从大自然中得到慰藉,摆脱了人生苦恼,实现了旷达。此类词还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苏轼传统婉约词的创作,也多佳制。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

在语言和音律上,苏轼也有创新。苏词的语言清新朴素、简洁畅达,不似柳词的俚俗,更没有花间词的脂粉气,而以清雄韶秀见长。在词调上,他引进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沁园春》、《永遇乐》、《水调歌头》、《贺新郎》等。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结合作品谈谈苏轼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结合作品谈谈苏轼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宋词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沿袭期、变革期、过渡期、中兴期、衰落期。北宋初中期,虽不乏各大名家的优秀作品,但词主要还是以描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深闺怨景等为主题的应歌宥酒的娱乐作品。而苏轼成功地转变了这种风气,提高了词的品质,扩大了词的意境、改变了词的风格同时推进了词的格律。 (一)提高词品。 从题材和内容上来说,苏轼的词突破了晚唐五代以至北宋初中期“词为艳科”的传统,很多内容,如怀古、言志、隐逸、悼亡、农村风光、仕途失意、报国雄心、人生奥秘,无不可以入词。所以刘熙载说:“东波词似是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艺概?词概》)后人常用“以诗为词”来概括苏轼的特点。如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三句,说得是自己有少年郎的豪情,左手牵着黄狗,右臂举着苍鹰去打猎。“锦帽貂裘”两句,写的是打猎的装束。“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以孙权自比,说全城人都跟着去看他射虎。 下片“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说自己虽然双鬓已经微白但丝毫挡不住他的雄心壮志。“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苏轼以魏尚自比,寄望着朝廷何时才能将边事托付于他。最后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是说为了抵抗西北的敌人,要把弓拉得如圆月一样去参加战斗。这首词把词中历来软媚无骨的儿女情换成有胆有识、孔武刚建的英雄气了。 (二)扩大词境 诗至宋朝有了以理入诗的风气,苏轼亦把宋诗特色之一的“理趣”引入了词里,他之前,词多为应歌酬唱之作,而苏轼将词回归到自我,并能将浅显的事理提升,情浓理也浓。苏轼从人生角度去探究人生奥秘,去面对逆境人生。他认为人生如梦,是有着丰富的生命内涵的,并不是简单的消极悲观思想,而是一种豁达的人生体验,甚至是一种激进的人生态度。而这种种的情怀都能在其作品中找到端倪,从而使其词的意境深远,回味悠长。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数句,

试论苏轼词作的风格多样性

试论苏轼词作的风格多样性 辽宁省鞍山市华育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王希 摘要:在传统文化中,对苏轼词风格的认识往往以“豪放”评之,我认为这有失于偏颇和简单化,其原因在于仅以几首豪放词来涵盖苏轼词全貌,以偏盖全。我通过对几首苏轼词代表作的评论赏析,说明起词作风格的具体表现,提出苏词体势高妙,时而慷慨豪放,时而清丽委婉,时而飘逸旷达,风格多样,不可一而论之。 关键词:苏轼风格多样豪放旷达婉约 词的历史可谓久远,但直到宋代,才可称“得其时也”。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词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词坛一时名家辈出,各领风骚。而因词风迥异造成的流派之争也便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作为一代文坛名匠,苏东坡的词风,更是被后世的文论家们屡加评论。 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辩》中说:“论词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词情蕴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人们就把宋代的词人分为两派:晏殊,晏几道父子及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俱归入婉约一派;苏轼,贺铸,辛弃疾,陆游等归入豪放一类。这种分法虽显简单粗略,但后人却纷纷认同。 纵观古今对苏轼词风的评论,大体有“豪放”,“旷达”,“婉约”等几种说法。其实,对象苏轼这样才华横溢,气质浪漫,个性自由,风格多变的一代文豪,试图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词风,那肯定是徒劳的,也是片面的。如果仔细探究一下苏轼的全部词作,使可见苏词风格的多样,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雄浑豪放,亦有《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的缠绵悱恻,更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超脱旷达等等,不一而足。再基于苏轼执着而不乘张,既能拼搏进取,亦能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以及挥洒自如的写作态度和变化莫测的诗文技巧。我认为,对苏轼风格应分而论之。 一、苏轼词作风格中的“豪放” 苏东坡之所以被后世众论者尊为“豪放派”之鼻祖,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一些描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的词作,确实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慷慨豪迈的气质,领词风转变之先河。 如他创作的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全篇洋溢着一股报国杀敌的豪情,其词在脉脉柔情的传统词风中,敲响了慷慨激昂,纵横奔放的豪迈鼓乐,“回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给人一种豪气冲天的冲动感觉。另外,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田》回忆自己与苏辙少入仕之初,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勃勃雄心,《南乡子·旌旗满江湖湖》中季风迂儒,赞扬“帕首腰刀”的勇士,《阳关曲·赠张继愿》中“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的惋惜,都充满高昂豪放的精神,这在唐诗佳处,也不过如此。因而王灼说他:“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1)。便是此意。 二、苏轼词作风格中的“旷达”

柳永苏轼对词的贡献

柳永苏轼对词的贡献 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对后来词人的影响很大,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位。柳词在词调的创作、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向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苏轼作词,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又充分吸收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受到柳永的影响,苏词对柳词有承袭的地方,亦有其创新之处。 柳永是词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从整个词学的发展史来看,柳永、苏轼、周邦彦分别代表着词学发展的三个高峰。柳永是首要的一环,他奠定了词体的生命基调,但是柳永的成就是阶段性的而非总结性的。词没有柳永,不一定能进一步开拓文学生命,但词如果没有苏轼的杰出革新成就以及周邦彦的“集大成”,那么词就不能提到与诗文相提并论的地位。论开拓和创造成就,柳永首膺其功,他为词打下基本的规格。宋翔凤曾云:“柳词……高处足冠群流……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不似东坡辈以余事为之也。”不止是苏东坡,北宋词家大都未能冲破“文以载道”的观念,作家填词,总给人遮遮掩掩的感觉,词很难登入大雅之堂。柳永的性格纵放自傲,政治上的遭遇使他向“专业词人”的方向发展,为词开辟了新的天地。 柳词在形式方面,衍小令为长调,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慢词和小令平分秋色。柳永创作了大量成功的作品,具有相当高的示范意义,对词的继续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在技巧方面,独辟“柳词家法”,以赋为词,铺叙展衍,成为后代学慢词着必学的门径。柳永还“变旧声,作新声”,柳词除七分之一承袭旧调,其余的都是柳永创的新调,即使是承袭旧调的作品,柳永也能根据词情的需要,在词的长短和分句方面做调度。如《浪淘沙》,唐五代词牌字数28字,柳词133字,形式分句也有很大差异。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制词调最多的词人。苏轼的作词技法尽管也有新变,但是追根溯源,还是出自柳词。柳永在格律体制上的开拓精神是最为突出的,然而在词风的全面革新,词境的全面扩大,词品的进一步提升,其“变革”之功是由词学史的第二里程碑苏轼完成的。苏轼作为词的杰出革新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公认。苏轼成就在于对词风、词境、词品的革新。从词的本体出发,实质上这种革新精神是与柳永有一定渊源的,苏轼对柳词的排斥只是针对柳词“卑俗”的一面,而非全盘否定。柳苏两家词风有别,但从“变革”精神来讲是如出一辙的。 柳词雅俗共赏,变“雅”为“俗”。“凡能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说出了柳词在市民阶层的影响。柳词既有“俗”的一面,又有“雅”的一面。柳永作品中俗词主要表现在意俗,毫不避讳地描写情场生活,主题也大多与歌妓有关,着力刻画她们的声貌容态,充满色相的、世俗化的描写。如《柳腰轻》“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锦衣冠盖,绮堂筵会,是处千金争选……”或正面描写,或侧面烘托,整首词对歌妓舞姿刻画的淋漓精致,主题思想狭隘、低俗。但这并不是说柳永的词全部都是俗词,宋翔凤《乐府余论》云:“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道出了柳词“雅”的一面,如《八声甘州》,王国维将《八声甘州》与苏轼的《水调歌头》、《念奴娇》等量齐观,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之。”无论是从章句、情调还是词境,此词都是柳词的典范之作。其实,将柳词分为“俗”和“雅”两方面是不符合实际的,“俗”和“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俗中有雅,雅不避俗的,柳永是词史上第一位真正做到雅俗共赏的作家。如《雨霖铃》:以一个“凄”字带出全词凄凉的基调,继而写帐饮践行,泪眼惜别,下阙词锋一转,“多情自古伤离别”,揭示人间离合自古就有,从个别写一般。晓风残月,只添愁情,纵有痴言爱语,却不知向谁倾诉。此词在语言方面通俗、自然、流美;在情感表达方面铺叙而又含蓄,婉约缠绵又不艳不俚,通俗之中又

苏轼在词 的贡献

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 风格: 在苏轼以前,词坛基本上是“婉约”风格一统天下,虽然有个别作家的个别词作突破了这一拘束,但始终未形成开宗立派的新风格,使词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苏轼却对词进行了全面的质变性的开拓,出现了“豪放”风格和“旷达”风格。 苏词风格之驳杂,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雄浑豪放,亦有《蝶恋花》的缠绵悱恻,更有《水调歌头》的超脱旷达。苏轼豪放词基本特征是不受声律束缚、题材广阔宏富、笔势纵放、气象恢弘。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苏轼的婉约词摆脱了传统婉约词的香艳软媚,显的清新真挚、明丽净洁苏轼的婉约词呈现出“以雅为美”的特点.苏轼的一些作品中描写自己面对自然的感怀今昔,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在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在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 内容: 苏轼扩大了词的领域,用词来抒写生活情趣,政治抱负,身世感慨,亲友情谊,农村生活,咏物,谈禅,说理等,无所不宜. 突破:

论苏轼词的创作风格

论轼词的创作风格 摘要:在北宋词坛上,轼享有巨大的声誉,轼词的创作风格一直以来也都是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轼词的创作风格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诗为词”,具体表现为多样化的题材和独特的创作手法;前人创作传统、儒释道三家结合的思想以及轼曲折的人生经历是词的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词“以诗为词”的创作风格对后世词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键词:轼;创作风格;以诗为词;原因;影响 轼是中国词坛上别具一格的作家。轼基于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大胆的对词进行了变革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词的创作风格可以凝练成四个字—“以诗为词”,轼“以诗为词”的创作风格又有具体两方面的体现,即多样化的题材和独特的创作手法;再通过对轼词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和其影响的具体分析,进而领略轼旷达的情怀和豁达的人生态度。 一、轼词创作风格的具体体现 在北宋词坛上,轼既继承了前人传统突破了传统樊篱,将诗文革新运动扩大至词的领域,在原有词风的基础上实现了标志性的突破与创新,为词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全新的境界。轼用词这一新型的音乐性文体,表现诗歌原始而古老、历久而弥新的题材,并将赋、比、兴等诗歌手法运用于词的创作,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词的审美潜力,为宋词成为与唐诗比肩的一代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故而,一言以蔽之,轼词创作风格的集

中体现就是“以诗为词”,取词的躯壳而赋以诗的神气。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一)多样化的题材 轼“以诗为词”的表现手法是他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就是以诗之法,运词之意,以诗之器,显词之艺,将诗歌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作当中,消解诗词界限,合二为一,达到了诗词一体的艺术效果,进而拓宽了词的表现空间,提升了词的表现能力,词同样可以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故而形成了词多样化的题材,无论是豪放词、旷达词还是男女恋情词,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极具风韵,回味无穷。轼在词创作方面最难能可贵而且也是最具闪光点的一点,就是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融入到词的创作当中,这在他多种题材的词作当中都有展现。 1、展现建功立业的豪情 在轼众多的豪放词当中,《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1]可谓是东坡平生第一快词,整首词塑造了一个英姿飒爽、希望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英雄志士的形象。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此年轼四十岁,“老夫”是轼的自称,有宦海浮沉的疲惫之意;词的首句充分描述了轼出猎时的装束,“千骑”形容出猎的队伍之盛大,声势之雄壮,此处有夸之语;词的第二句意谓作者自己出猎的勇猛姿势可以像当年权射虎那样。词的下片意在抒情,“酒酣胸胆尚开”意谓胸怀开阔,豪气勃发;“持节云中,何日遣唐?”此句一语中的,意谓不知朝廷何时才能重用自己。此时的轼正在遭受贬谪期间,借此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渴望早日得到朝廷重用,展现出想要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如果说《江城子·密州出猎》是东坡平生第一快词,那么《念奴娇·赤壁怀古》可以说是他豪放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轼的这首词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是因为它完全符合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含义。每个人生来都有现实的抱负和人生的寄托,即将自己的存在价值最大限度的放大,彰显自我的存在感,换而言之,就是平凡大众的英

苏轼诗词艺术特色

苏轼诗词艺术特色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他以诗境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代表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妈娇?赤壁怀古》。抒发追求理想、热爱人生的美好感情。如《水调歌头?怀子由》。爱情词与咏物词的风格则以婉约见长。如《江城子?掉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苏轼词的内容:

苏轼扩大了词的领域,用词来抒写生活情趣,政治抱负,身世感慨,亲友情谊,农村生活,咏物,谈禅,说理等,无所不宜. 苏轼词的风格 苏轼词以豪放为主,有名的有.在裏描写了赤壁战场的雄奇景色,周瑜,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形象,颢示了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和建功立业的抱负.苏轼词虽以豪放为主,但还有清秀,穠丽,温婉,蕴藉的一面,如(莫听穿林打叶声)写得简淡.苏轼词不喜欢雕琢,善於吸收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漱f语,给人清新朴素的感觉. 特点: 1.开创了豪放词风。 苏轼在婉约之外,大量地创作豪放词,开创了豪放词风,促进了词风的转变。我们一般认为苏轼的豪放词能够借助瑰丽壮伟的意象,恢宏的意境来抒发其慷慨豪情。苏轼豪放的艺术风格表现主要有三: 一是将充沛激昂甚至悲壮苍凉的激情融入词中; 二是在写人、咏景、状物时以慷慨豪迈的意象,飞动峥嵘的气势,阔大雄伟的场面取胜; 三是以奔放雄豪的音调著称。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均体现出这一风格。 2.以诗为词。 所谓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 3.突破了音律的束缚。

论苏轼对宋词的开拓创新

论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 (一) 诗至唐,已臻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之境,颇有难乎为继之势。宋人欲与抗衡,唯有另辟蹊径,自创新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再次给人启迪:沿袭和模拟仅能勉强维持命脉;蓬勃的生机,只有来自不断的开拓与创新。 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原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可惜晚唐温庭筠等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具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向了“艳科”的小径。及宋,囿于传统偏见,词坛依然沿承五代遗风。代表时风的晏欧词被目为“词中西昆”。柳永创制慢词,又变雅为俗,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毕竟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 苏轼来了。他雄风千里,使词坛快然一新。其何能如此?一则,就文艺思想说,苏轼一贯反对俯伏前人脚下,一贯反对模拟因袭;主张不断开拓创新,主张每个作家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二则,他本人才华横溢,魄力过人,形诸文艺实践,则不仅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都有戛戛独到的艺术造诣。据此二则,我们很难想象苏轼一旦提笔为词,竟肯寄人篱下。从现有材料看,苏轼进入词坛较晚⑴,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⑵的年代,但苏轼居高临下,并不以为然。他从事词的创作仅四年,就在《与鲜于子骏》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近却颇作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郊外”一阕,无疑是指《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段话表明:第一,即便写婉约言情词,也要有别于柳永,自见特色。第二,已写得一阕绝无柳七郎风味的、别开生面的壮词。第三,尤为重要的是,苏轼在此公然向传统的词风挑战,向风靡天下的柳词挑战,提出要在词坛上“自是一家”,别树一帜。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苏轼以他那非凡的艺术魄力和艺术才力,在词坛上掀起一股革新的浪潮,使宋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二) 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显著的标志是“以诗为词”,而“以诗为词”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凡能入诗的内容,均可入词。“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⑶此说虽不无夸大,但针对宋初词坛实际,他能从题材与内容的开拓上来评价苏轼的创新精神,可谓卓有见地。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免苍鹰掠地飞。回望白云生翠@⑴,归来红叶满征衣。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 ——《祭常山回小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这两篇作品写于同时,无论描绘出猎的场景,抒发豪纵的情致,表达爱国的壮志,乃至用事的手法都极其相似。而且词中不伏老的爱国形象,直抒胸臆的气势,似乎较诗更为突出。这样,苏轼就在内容上打破了诗词界线,把却敌报国的时代主题引进了词坛。 在这类词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对周瑜形象的刻划,英气勃勃,光采照人,为中国词史上的空前之笔,是苏轼对北宋词坛杰出的贡献。显然,这里寄托着作者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对这首词,近来颇多议论。有人以为是一种“失败者的心理”,有人则以为是“一支胜利的凯歌”⑷。我以

苏轼词的成就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他以诗境 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代表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妈娇?赤壁怀古》。抒发追求理想、热爱人生的美好感情。如《水调歌头?怀子由》。爱情词与咏物词的风格则以婉约见长。如《江城子?掉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二).苏轼的词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词在题材内容.风格意境和语言音律等方面都有

论苏轼词的艺术特征

论苏轼词的艺术特征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她以诗境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豪放就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 苏词风格的特征:在气魄方面雄奇、博大;在“法度”方面突破陈规,不许泛滥。为了弄清“豪放”一词的含义,我们还可以瞧苏轼自己的一段话: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得无睡,辄亦得之耳。《东坡续集·答陈季常》)这就是苏轼称赞陈季常豪放词风的话,联系她称赞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话,可以断言:苏轼心目中的“豪放”,既要能体现“诗人之雄”,酣畅淋漓地抒发为造物主所不容的“如此快活”的感情,又要在“法度”(即一般艺术规律与传统)容许范围内“出新意”、“寄妙理”。 从以上可以瞧出,所谓“豪放”,在气魄方面,它要求雄奇、博大,不允许中正、平庸;在“法度”方面,它既要

求突破陈规,又不允许泛滥无归。 然而,苏词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豪放的风格呢? 第一,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扩大了题材,丰富 了内容。 晚唐、五代文人词发展于歌楼酒宴之中,其主要特征就是“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因而被视为“艳科”、“诗余”。词的内容只能写儿女私情、离愁别恨。北宋时期晏殊、张先、欧阳修等词人,几乎毫无保留地承袭了晚唐、五代的词风。其后的柳永,善于用“俚语”与铺叙手法描写病态的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尤其就是妓女的生活,词的内容有所扩大,但其基调仍未跳出“艳科”的窠臼。苏轼则一扫靡艳词风,开创豪放一派,正为胡寅《酒边词序》说的: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 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 外,于就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苏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把“词”提到了与“诗”并列的地位,凡就是“诗”能表达的内容,多写进“词”里去了,山川景物[如《水调歌头》]。记游咏物[如《浣溪沙》]。感旧怀古[如《沁园春》,《念奴娇》]。惜别怀人[如 《八声甘州》]。述行明志[如《江城子》]等等,都成了苏词的题材。刘熙载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艺概》卷四),此语恰到好处地道出了苏词

苏轼的文学地位和贡献

苏轼生平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次子,宋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纱縠行(今三苏祠内),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终年66岁。唐宋八大家之首,千古第一文人。他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苏轼幼时,其父游学在外,由母程夫人教授诗书,即“奋厉有当世志”。宋仁宗嘉佑三年(1057),与弟辙同试礼。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读了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顿觉“有孟轲之风”,遂将试卷交主考官欧阳修。修见轼卷,“惊喜以为异人”,拟取为第一,又疑其为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才取为第二;接着,礼部复试,又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欧阳修兴奋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高度褒奖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苏轼兄弟遂同科进士及第。其后又同辙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最高等,宋王朝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仅二人),从此,苏轼、苏辙文章名扬天下,学者多从讲问,皇帝还自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他官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曾任兵部和礼部尚书,先后出任凤翔、杭州、密州、湖州、徐州、颍州、登州、扬州、定州等地方官,他救灾治水、发展生产、抑制豪强、整顿军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他天赋的创造性,使他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艺的颠峰。其诗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圆美流动。既有现实主义力作,如《五禽言》、《李氏园》、《荔枝叹》;又有浪漫主义佳篇,如《游径山》、《百步洪》,充溢着有磅礴的气概,又如《崇惠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清新明净,华美自然,尤其是后者更成了咏唱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正如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所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启豪放词派之先河,高远清新之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他拓宽了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世概》),表现了全新的风貌。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深沉淳厚,回肠荡气,一往情深。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使他成了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苏轼的书法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在宋代书苑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苏轼是一位画家,是中国文人画运动的发端和中坚人物。其写意和传神、常形和常理、诗画本一律等理论,广泛地为文人画派所传诵,并奉为金科玉律,影响至今。苏轼的家庭是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 苏轼的博学多识还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对中医药学很有研究。流传至今的重要医书《苏沈良方》就是将苏轼收集的医药良方与宋代另一位大科学家沉括收集的良方汇编在一起而成的。他在农业、水利、烹饪、养生等领域有极高的建树。 像苏轼这样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真可谓“千古第一文人”,他发出的夺目光辉使整个北宋文坛为之灿然。宋神宗皇帝精辟地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宋孝宗皇帝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苏轼之上”。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陈毅元帅吟道:“吾读长短句,最爱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苏轼忠诚报国,爱国爱民,政绩卓著,是一个深爱人民爱戴的良友。苏轼曾两度杭州为官,向朝廷力争不能废除西湖,并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使西湖得以留存至今。他还疏浚六井与运河,平抑粮价,赈灾济困,创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段出自《宋史?苏轼传》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对苏轼的无限感激之情。他主张轻徭薄赋,富民兴国,主张严于选材,善于任用。他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受到新旧两党夹击,一生坎坷不平。元丰三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晚年遭贬惠州,又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还,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行至常州病逝,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追谥“文忠公”。 苏轼的逝世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杭州人民纷纷走上苏堤悼念苏轼;太学生们也在寺院举斋志哀。士大夫们写了很多祭文吊唁他。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方叔的祭文写道:“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曲洧旧闻》)。祭文一出,传遍大江南,世间“人无贤愚皆诵之”。 苏轼一生,在坎坷与困难中不断追求、积极进取。他以他全部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学和艺术生活状态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和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能和生命智能,展示着灿烂的人格魅力。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父子,以其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实践,深邃的哲学思想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名人文化体系——三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遗产。

苏轼对词的贡献

苏轼对词的贡献 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创人。苏轼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天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谅解,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这应当是人生境界的一个新的拓展,表现了人类智慧大大前进了一步。苏轼对词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建立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派,取代了传统婉约词派的统治地位,成为北宋词坛豪放派的开创者。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对词的发展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建立了宋词的历史地位 词最初在民间产生,内容原是很广阔的,它与诗的不同主要在于配合音乐,能够歌唱。但后来文人词的大量发展,却把描写爱情或色情作为词的专业,自晚唐五代以来,词被称为“小道”、“艳科”,在人们心目中比诗“体卑”。词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扩大内容,开拓题材,打破诗词的界限。苏轼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 苏轼以创作诗的态度来作词,使人发现了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内在潜力。它除了适应音乐曲调,更重要的是可以从自身的格式变化,发展成为一种独立抒情诗体,这样,苏词的抒情言志突破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确立了词的独立抒情诗体的地位。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遗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词中写出猎盛况,有声有色,使人如临其境,一扫过去那种语娇声颤,柔婉妩媚的普遍倾向,词的下片气慨尤为豪迈:“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现了苏轼的自负与豪情。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他打破诗词有别的人为界限,促使词成为真正独立的抒情诗作,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到与汉赋、唐诗、元曲的同等地位,使宋词在中国历史文学的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二、夯实了词的内容,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它只有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沃土,才能生长成为枝繁叶茂的大树。在以“花间派”为代表的传统词作开始衰落之际,苏轼登上了词坛。词的创作这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题材内容上,苏轼打破了诗与词的界限,以诗为词,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以词怀古、感旧、记游、说理,将触角伸进了诗的题材范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促使词从“樽前”、“月下”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大大开拓了词境。借用写诗的某些方法作词,拓宽了词的题材,深化了词的内涵。苏词的内容和题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 民族斗争是宋代主要的社会问题,在词史上,苏轼较早把民族矛盾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题材,增强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苏轼忧国忧民,具有远大的报负,即使在遭遇人生“低谷”时,他那种欲有所为、欲有所“伸”的政治抱负也在词中时时可见。苏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泛舟赤鼻矾,写下了那首声震词坛,千载传响的热情向往英雄事业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以祖国雄伟壮丽的江山和悠久的历史作背景,借对历史舞台上曾导演过的赤壁之战、大败曹军的周瑜的怀念,塑造了一个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而抒发了作者强烈渴望为祖

苏轼对词史的贡献

苏轼对词史的贡献 苏轼在词史上做出了非凡的成就,对词的贡献很突出。在苏轼出现之前,晚唐五代词人写词只是在诗余之时,或是游戏之作,写成之后也是“随亦自扫其迹,旦谑浪游戏而已”,是为小道;同时,内容也受传统观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属于“艳科”。即使到了宋初,文人也是将之视为曲艺之类,无法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而到苏轼之时,他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 一、“诗词同源说”——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对词加以改革,他提出了诗词同源说,认为诗词本为一体,词是“诗之苗裔”。他在评论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时,说“不减唐人高处”;也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由此可见,苏轼认为诗与词只是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而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故而,苏轼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他“以诗为词”的写词手法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所谓“以诗为词”,诗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在苏词中的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故。首先,在题序上的开拓,由于苏词之前的词,多为应歌而言的代言体,词有调名即可,而苏词是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作,所以词作所抒为何情或为何事而发,都必须有所交代,同时又因词为抒情之作,不适合叙事,故而苏轼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文本构成一个整体。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既交代了时间、原因,也道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怀念对象;另外,像《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中的小序是用来记事,文本则重抒发情感。苏轼题序的应用既交代了作词的时间、地点、原因,便于后人研究,同时也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 另外,苏轼“以诗为词”还大量用典。这种词中用典是一种替代性、浓缩型的叙述方式;也是一种曲折委婉的抒情方式。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兼具叙事与抒情,上阕用叙事的方式描绘了涉猎打虎的场景,下阕用了冯唐的典故,抒发了诗人的壮志以及怀才不遇之情;另外,《减字木兰花》也是一篇用典之多的词作。 苏词大量的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自是一体”——旷放词、豪放词的开拓 为了能够使词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自是一体”的创作主张,即: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情感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只有这样才可以“其文如其为人”。故而,苏轼在此的风格与题材上作了变革。 “词为艳科”,内容多为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是一种写爱情的婉约词,具有女性化的柔美。而苏轼则打破了这种风气,他将传统女性化的柔美上升为男性化的豪情,将传统的只表现爱情变革为表现性情,使词可以像诗一样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是一篇旷放词,它标志着苏轼词的转变。在词中词人表现了“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意气风发、旷达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

论苏轼诗词文比喻手法的特色

” “ “ 论苏轼诗词文比喻手法的特色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39(2016)03-0054-04 比喻是一种最常见的修辞手法。比喻的名称,在中国文学 中,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抑》,其文曰:“取譬不远,昊天 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1]比喻手法的运用,起于何 时,已难考证,但在《诗经》中,我们可找到许多运用比 喻手法的例子,如:“白茅纯束,有女如玉。”[2]“有力如虎, 执辔如组。”[3]这样的例子在《诗经》中不胜枚举。因此“比” 这种文学技巧,被后人公认为《诗经》的主要艺术手法之 一。应该说,在《诗经》的成书阶段,即春秋中期,比喻 手法已被当时的文人熟练地运用和掌握了。《诗经》之后, 东汉的郑玄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中给“比兴”作注时引 东汉郑众的话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 [4]所谓“比方于物”,即打比方,就是普通的比喻。南朝刘勰 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谈论“比”时说:“比之为物,取类不 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5]其中 “喻于声”、方于貌”, 都是比较直接的相似,是具体对具体, 很简单。而“拟于心”,譬于事”则是从具体到抽象。刘勰对中 国的“比喻理论”有所推进,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相似,很有 意义,只是没有进一步探索本体与喻体如何相似。直至宋

代,陈骙《文则》中的“十喻”,才有了更大的发展。陈氏将

“ 比喻分为十种,其中纯粹的比喻有五种:一是“直喻”,就是 带比喻词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明喻。二是“简喻”是省略比 喻词的,现在通称为暗喻。三是“对喻”,现代通称为“引喻”。 四是“类喻”和“详喻”,应该都属于联合比喻,只是一个是并 列的,一个是承接的。五是“博喻”,是一个本体多个喻体[6]。 陈氏对比喻的十种分类虽然有一些不足,但仍然无损他在 “比喻理论”上的贡献,除了其中非比喻成分,其它的分类在 比喻的研究史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具有发凡起例的重要 作用。当代学者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专辟一 节“譬喻”。陈先生说:“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 点,说话和写文章时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 象的,名叫譬喻,现在一般称为比喻。”[7]随后,陈先生将 “比喻”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用当代修辞学的方法, 详加论述。陈先生关于“比喻”的阐释,代表了“比喻理论”的 最新发展。综上所述,比喻”这一修辞手法,在中国有很长 的发展历史,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从《诗经》以来,中 国的文人学者在文学创作中都有意识地运用比喻手法。如: “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8]:“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东流”[9];“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0]……发展到宋代,中国古代文学达到了巅峰,名家如林, 名作如海,群星灿烂。而在众星之间,有一颗大星,光芒 万丈,譬如北辰,众星拱之。这颗大星,就是一代文宗苏

浅析苏轼的豪放派词风对后世的影响

浅析苏轼的豪放派词风对后世的影响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以富有反对传统观念束缚的革新精神,突破前期词作对内容、情感、手法、风格的限制,为词的创作开拓出了一片广阔而高远的新道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创作,推动了词作的进步。在此以前低于诗甚至低于音乐一等的状况不复存在,词作成为和诗作一同站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顶峰的体裁。而苏词代表的豪放主义,以其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方式受到后来历朝历代胸襟宽广的创作者和读者喜爱,在我国词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旨在简要分析苏轼豪放词派形成的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通过举证其部分代表作品及与以前作家的比较,着重从苏轼在扩大词的题材、开拓词的意境、运用多种写作方式、豪放与其它风格并存等方面,论述其所作的开拓性贡献以及对后来所产生的影响。 标签:苏轼词豪放派创新 一、创作背景 苏轼词作的创作有独到之处,笔者究其原因,认为其独特词风的形成还是来源于苏轼所处年代的风云激荡的社会背景和他个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社会背景上,北宋动荡不安,苏轼生活的年代更是政治和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为挽救危机,有志之士曾尝试改革。为适应政治改革,文学界也掀起诗文革新运动。彼时,已经有一些带有豪放之风的作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如范仲淹《渔家傲》和欧阳修《采桑子》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豪放词风的萌芽之势,为后来豪放词风的真正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苏轼的开创性贡献提供了素材。 人生经历上,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仕途坎坷,频频往返于庙堂和江湖之间,在贬谪与升迁中历尽轮回。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于人生有常人无法想象的体会,也是他有机会游历祖国的好山好水,体味大自然的美好意境,为其创作提供了情感基础。 此外,苏轼思想上,兼容并蓄,接受各种宗教和学说,并在人生阶段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影响。他对于宗教的理解,复杂而包容,缥缈又自成一派,是真正将文化与文学集于一身的集大成者。 尽管身处动荡,尽管人生坎坷,尽管仕途不如意,但苏轼丰富的人生经历、对自然深刻的思考、对各种宗教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得他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抒发自己心中激荡的情感与豁达的胸襟,使他以豪迈的态度对待挫折,以随缘自足的佛家态度生活中,以乐观开朗的襟怀发现美。这些都是苏轼成为文学改革、词作创新举大旗者的直接动因。 二、创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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