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解读
[摘要]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集团主义”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对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政治文化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政治文化深刻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政治文化也是一国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一国外交总是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体现该国的政治文化,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1]从政治文化入手研究一国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日本的政治文化入手,来分析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内容
日本政治文化是与日本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扎根于日本,但是又不仅仅来源于日本,它不仅包括日本本土的政治文化而且包括与外界交往过程中吸收的政治文化。纵观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治文化中蕴藏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结合东西方文明,既有吸收性又有对传统的保守性。
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脱亚入欧”口号的提出,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吸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日本政治文化不断学习汲取和模仿其他先进文化的图画,因此有学者又把日本文化称作“混血文化”、“合金文化”、“飞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虽大量汲取东亚文明中心的文化要素,具有东亚文明的共同特征,但它在自身历史积淀中却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日本采取的是一种“有用性”的选择原理和日本式的审美意识,一边吸收一边改造。日本民族文化摄取了中国儒学,挖掘了它的合理内核,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儒学讲求分析事物的“格物”思想,并逐渐将它改造为经验论性质的学术思想。日本民族在东亚文明总体框架之中创造了民族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在东亚地区文明的撞击中锻造形成,并不断取得飞跃的。[2](69)
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日本的功利性更为明显。如果说在学习中华文明时,日本是被先进文明所主动吸引,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被动的成分则很明显。日本是在幕府锁国状态下,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对其学习是在感受到与西方差距的刺激下,由学习“兰学”开始的。所谓“兰学”即西学,主要指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技。而到了幕府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尤其是目睹满清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政治制
度方面。明治维新初期,政府即派出大批皇室成员及官员,赴西欧等国进行考察,考察的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军事及政治等各个层面。而随后进行的改革,吸收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提高了国民的素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上则引进了西方的一系列政治体制和民主。但是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由脱胎于封建武士阶层的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其改革并不彻底。这些改革,维护巩固了日本天皇的神圣地位,同时经济上仍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封建残余和财阀实力。
日本政治文化包含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外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3](31)
著名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早在50多年前其名著《菊与刀》中就曾从文化和人类学的角度专门分析过日本,她认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4](19)无论是从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社会等级制度的归纳,还是日本著名人类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关于日本“纵式社会”的论述,都突出了日本文化中等级观念的存在及影响。日本人的等级意识是从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带有明显的等级特点。这种在家庭内部培养起来的等级
观念和意识,随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活动,逐渐扩展影响到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使日本人在遇到问题时,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同时按照等级来区别对待不同的事务和人。等级制度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个是中根千枝所强调的“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列出序列;另一个则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
对内日本社会严格按照等级制度来运行,而对于国际社会,日本人的“序列”意识同样在起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是:每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等级。“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
级固定起来的世界中”,[4](19)各民族应“各守本分”。当然日本认为的“国际等级制度”是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
2.强调神人一致,肯定现实的神道教
在日本政治文化中,神道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忽视。它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同时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宗教。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神道教已经成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宗教、习俗、思想和制度的体系。神道教在19世纪末即明治维新后发展成国教,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神道。它明确指出天皇是全日本人的“神”。由于神道是以日本神话以及对皇室的崇拜为基础,因此受到日本民族主义者的欢迎,成为统治者统一团结日本的工具。神道教对日本民众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影响很深。二战时期,由于法西斯主义者的操纵及宣传,神道教由普通的民间宗教发展成为国家神道,极力宣扬皇国史观,并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借口。把天皇当作“现人神”吹捧,导致人们对天皇的迷信和崇拜,而系统
化了的神道教又极力地鼓吹把为国献身的人当作神一样的敬仰和供奉,导致普通民众对战争的认识完全失去理性认识。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充分利用了神道中“忠”的含义,宣扬为天皇而战,死而尽忠,同时,利用国家的影响来推广神道,由国家支持在日本各地建立神社,供奉那些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官兵。二战后,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了自己的神格地位,占领当局也明确宣布政教分离,因此神道教的地位开始衰落,但是神道教的影响依然存在于广大的日本社会之中。
3道德感薄弱,依靠外部强制力的“耻感文化”本尼迪克特曾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比较,她认为与西方依靠人内心的罪恶感约束人的行为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这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即外部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来作用于人的心理进而反馈到人的行动的一种文化。因此,耻感文化比罪感文化更具有现世性,在这种文化下人的行为更讲究灵活性———始终以避耻为目标。
“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的作用,表现为日本人道德观念薄弱。行为观念的是非与善恶不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从内心去评价,而是依据周围人对自己行为的反映来判断,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律性,因此,“耻辱感”可以说是日本人决定思维与行动方式的主要精神动力之一。
[5]同时日本人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感,缺乏恒定的善恶标准,行动随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容易给人以反复无常的印象。
耻感文化的产生究其根源是来自于日本民族的自卑感,由于自卑才过分地看重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日本人很注重名誉,对名誉十分敏感,有时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正义还重要。对传统日本人来说,“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分善恶。[6](321) 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7]因此在“耻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
的心理比较淡漠,所怀有的内疚及悔过,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41
内部追求与集体一致,强调“和”的集团主义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8] 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研究了日本社会之后,从社会集团角度研究日本人,提出了“纵式社会”的理论。其理论是建立在日本社会是集团社会的基础之上。所谓集团主义精神,可将之理解为视集团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集团的和谐优于或高于个人欲望的满足。[9] 每个人几乎都要参加一个甚至几个集团,个人要忠于集体,个人的身份确定与社会承认直接与参加的集团息息相关。
日本人历来有一种传统,即崇尚集团主义,在一个集团中,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即中根千枝所谓的“纵式结构”)协调着人际和权力关系,使人们能有效合作,也就是说每个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集团,作为个人应该为这个集团增光而不是抹黑,而且在集团内部,每个人应该尽量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强调“和”,不给别人带来麻烦。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10](117)
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也能把个人的责任缩小。[11] 日本人通过集团而团结起来,而且在为集团奉献的同时,“集团主义”精神为整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对由集团所作的决定,只有集体可以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人承担后果的责任感。集团主义在强调内部和谐一致的同时,对集团外部却有很强的排外性和封闭性。
二、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长期而深入的。就像一幅图画的背景一样,无论图画怎么变换,底色是很难置换的。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是在其政治文化的背景之下,不调整变换的。
1.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在外交上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
日本外交姿态与走势的多变和不可琢磨的特点以及其外交语言的隐晦性与多义性是其外交两面性的外在表现。[12] 这种两面性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一方面基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自身政治文化的底蕴而言,日本从根本上来讲,更多的人倾向于把它作为一个东方国家;而另一方面,鉴于近代以来,日本所实行的对外战略基本上是与西方国家为伍,“脱亚入欧”的成果非常明显,使得日本在亚洲更像一个西方国家,而且其所作所为也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不信任。因此日本的政治文化的内在与外表的分裂与矛盾,导致日本外交政策也在许多方面拥有两面性,给人一种表里不一的印象。日本外交姿态与走势的多变和不可琢磨的特点,典型地表现在日本对华关系方面。
以目前中日关系为例,日本把中日关系当作新时期日本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因素,并称之为日本亚洲外交的一大支柱。但面对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矛盾心理。即一方面是务实的,能够从现实出发,体现在小泉首相多次强调不赞成“中国威胁论”,主张以双赢的观点积极看待中国发展,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范围推进日中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日本官方在有关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问题、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问题的表态,又显示了对中国的戒心乃至敌对的心理。总之,日本既想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保持中国的稳定,又担心中国强大;既想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以多边合作制约中国,又担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以扩大;既希望两岸加强对话与合作,又怕中国实现统一。这种心态导致日本在对华外交政策的不断摇摆、日中关系的不稳定。
2.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日本在对外交往中寻求维护“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秩序,是与其国内文化中强调的
等级观念相联系。日本民族对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种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机,改变与己不利的国际等级秩序，同时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古代,由于中华文化圈的强大影响和吸引,虽然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同时也主动地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华帝国”面前自己的角色;虽然承认“中华帝国”
在汉文化圈的领导地位,但是并不依附。即使在元朝时期,面对忽必烈的三次进攻,也依然坚持自己的独立。但是随着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深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日本逐渐开始试图挑衅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唐朝时,日本就曾经派兵赴朝鲜半岛参加白春江战役(公元663年)。到了明朝末年,日本直接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组织倭寇进行骚扰,而丰臣秀吉直接发动了侵朝战争,开始对华夷秩序进行公开的挑战。到了近代,由于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民族开始重新反思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积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待自身势力强于周边邻国之时,开始策划对外扩张。而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东亚地区是日本的主要关注范围,涉及的外交战略目标也主要是以扩张为手段,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代华夷秩序。[13](26)
此后,日本走上了武力扩张的道路,并开始了争取与己有利的国际等级秩序的侵略和外交活动。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不仅获得了巨额经济赔款,而且获得了西方大国对其现代国家的身份认同,从而进入西方国家的行列。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是日本争取列强地位的第一步。此后,日本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并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及其邻国。日本的外交政策周旋于各列强之间,为自己谋取亚洲强国的地位。但是一战后,由于日本不满于当时自己的国际地位以及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利益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上为了转嫁1929年经济危机的后果,日本开始策划新的扩张计划,谋求更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趁机占据政坛上风,挑起了侵略战争。这是日本试图打破一战以来由英美等国设定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结果。此时,日本的侵略目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东亚地区,而转向了更广泛的世界殖民地和资源产地,并与德意法西斯结盟,妄图成立称霸世界的反动联盟。在战争中,日本按照其政治文化中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设计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按照这一设计,日本将主导东亚各国,成为东亚的霸主,同时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与美英等国势均力敌的地位和实力。战后,日本的外交意识中,仍然是按照这一等级观来看待国际体系的。所以尽管战败,日本并没有放弃寻找机会跻身世界强国地位的机会。日本从来没有把国际社会看作一个平等和谐的大家庭,而是认为国际体系就是按照等级秩序建立并维持的,各国应该安守本分。
3.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
关于神道教,时至今日,在日本社会中,仍旧是一种融入日本普通民众生活的一种大众性的宗教仪式。在日本,神道在民间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信仰神道教的人占人口的80%。[14]
神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一种传统的仪式性活动。但是鉴于历史上,神道与国家政权的
关系以及神道本身作为一种本土文化的特征,其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战中神道作为国教,在宣扬皇国史观,鼓吹侵略舆论,麻痹人民思想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政治改革也不见起色。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右翼分子妄图转而利用神道来凝聚日本民族。典型的就是近年来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及政治家对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参拜,把神道信仰与政治挂钩。其实日本宪法早已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而日本的部分政治家却一再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以宗教问题为借口,对亚洲邻国的抗议置若罔闻。小泉首相自上任以来,从2001—2004年连续4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强调以后要每年参拜1次。日本首相的这一做法,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亚洲邻国的感情,给自身同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严重损害了与中韩等国的外交关系。[15]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已经成为日本展开对亚洲外交的一个制约瓶颈。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的处理,得不到亚洲国家的理解,日本外交将会失去有利的支撑。而靖国神社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到日本的宗教问题,关键在于日本领导人外交思路的改变,把政治问题与宗教问题区分开来。
4“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具有很重的功利主义色彩纵观日本外交史,可以发现日本这个国家的外交战略缺乏一贯脉络。
日本外交实际上是针对外部世界行为的刺激而作出的被动反映。耻感文化注重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自身缺乏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因而行为很容易陷入盲目过激的地步。典型的事例是二战前和战中,整个日本民族对战争的狂热,用一位著名的日本研究学者的话来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一旦发动起来,就永远不会主动停止下来的民族,除非有外力的强制作用。这正是对日本民族心理缺乏自主约束力状态的真实写照。而当今日本,由于二战的特殊原因,使得自己的外交战略和安全紧紧地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在许多问题上,并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经常使本国的外交陷于被动。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中就建交秘密达成共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进行了所谓的“越顶外交”,日本朝野震惊。由于美中关系的先行一步,使得日本不得不仓促应付,在谴责美国做法的同时,加快与中国建交的步伐。而在此事件之前,日中关系还停留在以“民间外交”为主的阶段。1990年美伊战争期间,作为美国的同盟,虽然美国一再要求日本出钱出力,但是由于日本宪法向海外派兵的限制以及国内的反对舆论,使日本外交陷入两难境地。虽然日本最终在国会通过下拨款100多亿美元,但是仍被美国批评为“too little,too late”。
[16]
冷战的结束,使日本外交又一次面临被动的挑战,是继续加强美日同盟还是结束它?是继
续追随美国外交还是进行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是追求“民生大国”的目标还是迈向“普通
大国”?
耻感文化是一种缺乏内心道德感制约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指导之下,日本外交直接受利益的制约比较明显,而较少考虑道德因素,具有很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在中华文化圈势力强大时,日本主动地争取融入;但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对比之下,日本开始以作为东方一员为耻,提出“脱亚入欧”,同时加入西方列强的队伍,开始了向邻国的侵略扩张,给东方文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二战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在战败问题上做深刻的反省。在外交上不时作出一些伤害亚洲邻国感情的举动。日本《朝日新闻》专栏作家早野就曾经指出从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看来,在亚洲邻国眼里,日本这个国家的道德还在受到质疑。
5.“集团主义”在日本外交中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与强者为伍”的思想,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集团主义在日本政治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集团主义影响之下,日本人很重视与集团中其他人的协调一致,个人主张往往不直接坦率地表露出来,而是彼此试探对方的意图。这一点在日本外交人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场合,日本外交官总是很谨慎,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因为作为外交领域的政治集团,日本外交官很重视协调一致,任何外交政策的出台都必须经过层层协商。例如,在从1975年起成立的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虽然日本从第一次会议就是其成员之一,并且每年都参加例会,但日本领导人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出过什么积极的主张。而在联合国大会中凡是由美国提出的议案,日本一般都追随美国。而在一些涉及
本国利益的问题上,日本外交官则使用含糊的措辞使其立场暧昧不清。例如,对1990年海湾战争的态度以及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轰炸科索沃等问题,态度都较暧昧。
同时,在“集团主义”指导之下,日本在外交政策上总是与世界上实力强大的国家结成同盟,借与大国的协调和庇护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日本政治文化自古以来就有敬畏强者、蔑视弱者的传统。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对汉唐强盛的敬畏,使日本十分重视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汉时,日本曾多次觐见并请求册封;唐时,则派遣唐使,向唐学习,从衣着服饰到建筑制度模仿唐朝。而随着明清衰落,日本的野心开始膨胀,自明末,倭寇就开始在我国东南沿海时时骚扰进犯,而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获得长足的发展。国内狭窄的市场及贫瘠的资源,促使日本将扩张的目光移向了邻国,尤其是中国。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之后,中日两国的形势发生了逆转,日本对中国的态度转为蔑视,并积极参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动,着手实施酝酿已久的侵略计划。1927年,田中一义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详细而露骨地阐明了日本妄图侵略中国继而征服全世界的野心。
二战结束后,最典型的与强者为伍的例子是与美国结盟。1951年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一条约标志着战后日本依靠美国的安保体制的形成。《日美安保条约》明确规定美国可以在日本国内和周边拥有基地和驻军,确定了日美在军事方面的不对等的相互关系,使日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紧紧地依赖跟随于美国。1952年4月28日,《日美安保条约》
与《旧金山和约》一同生效,至此,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日本战后外交体系完全形
成。[17](54)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美日同盟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但是日美关系的基础即日美同盟并没有动摇。1960年,新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诞生。70年代《防卫计划大纲》以及80年代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的默许甚至压力之下,在日美防卫合作的框架之下进行的。冷战后,美日同盟并没有寿终正寝,反而得到了强化。1997年9月23日重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公布,对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完成,不仅扩大了美日同盟的地区范围,而且完全超越了自卫的最大限度。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美国反恐战争开展以来,日本外交上与美国的配合日渐密切,把战略上同美国一致认可为实现日本大国梦的主要依靠。[18]
阿富汗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公然派出3艘舰艇驶向印度洋,为在那里进行作战的美国舰队搜集情报、运送物资,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向海外交战地区派出部队。而伊拉克战争期间,日本自卫队首次走出国门,支援正在战斗的美英军队,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踏上依然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领土。开辟了战后日本发展道路的吉田茂曾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大正年间国运隆盛,主要采取了日英同盟和对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之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惰性,而且
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19](15)可见,受集团主义的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强者结盟思想已经成为日本外交决策部门的外交信条和外交传统,不会轻易改变。
21世纪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仍离不开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日本外交政策制定的潜在指针;而确保国家利益则是日本外交的准则;争取大国地位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政治文化是日本外交的灵魂,不论客观条件如何改变,政治文化都为日本外交人员处理外交问题提供了框架。而且政治文化的一些内容,已经渗透到了日本外交原则里,成为了一种历史延续下来的“潜规则”。在新世纪里,日本外交将继续秉承“务实”、与强者为伍的原则,积极向政治大国的方向迈进;在日本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之前,日本的外交政策不会发生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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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感文化的产生究其根源是来自于日本民族的自卑感,由于自卑才过分地看重于别人对自
己的看法,因此日本人很注重名誉,对名誉十分敏感,有时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正义还重要。对传统的日本人来说,“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为了名誉,可以不
顾事实,不分善恶。[6](321)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7]因此在“耻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的心理比较淡漠,所怀有的内疚及悔过,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
但与此同时,对由集团所作的决定,只有集体可以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人承担后果的责任感。集团主义在强调内部和谐一致的同时,对集团外部却有很强的排外性和封闭性。
二、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长期而深入的。就像一幅图画的背景一样,无论图画怎么变换,底色是很难置换的。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是在其政治文化的背景之下,不断调整变换的。
1.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在外交上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
日本外交姿态与走势的多变和不可琢磨的特点以及其外交语言的隐晦性与多义性是其外交两面性的外在表现。[12]
这种两面性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一方面基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自身政治文化的底蕴而言,日本从根本上来讲,更多的人倾向于把它作为一个东方国家;而另一方面,鉴于近代以来,日本所实行的对外战略基本上是与西方国家为伍,“脱亚入欧”的成果非常明显,使得日本在亚洲更像一个西方国家,而且其所作所为也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不信任。因此日本的政治文化的内在与外表的分裂与矛盾,导致日本外交政策也在许多方面拥有两面性,给人一种表里不一的印象。
日本外交姿态与走势的多变和不可琢磨的特点,典型地表现在日本对华关系方面。以目前中日关系为例,日本把中日关系当作新时期日本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因素,并称之为日本亚洲外交的一大支柱。但面对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矛盾心理。即一方面是务实的,能够从现实出发,体现在小泉首相多次强调不赞成“中国威胁论”,主张以双赢的观点积极看待中国发展,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范围推进日中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日本官方在有关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问题、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问题的表态,又显示了对中国的戒心乃至敌对的心理。总之,日本既想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保持中国的稳定,又担心中国强大;既想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以多边合作制约中国,又担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以扩大;既希望两岸加强对话与合作,又怕中国实现统一。这种心态导致日本在对华外交政策的不断摇摆、日中关系的不稳定。
2.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日本在对外交往中寻求维护“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秩序,是与其国内文化中强调的等级观念相联系。日本民族对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种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机,改变与己不利的国际等级秩序,同时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古代,由于中华文化圈的强大影响和吸引,虽然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同时也主动地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华帝国”面前自己的角色;虽然承认“中华帝国”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解读
[摘要]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集团主义”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对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政治文化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政治文化深刻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政治文化也是一国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一国外交总是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体现该国的政治文化,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1]从政治文化入手研究一国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日本的政治文化入手,来分析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内容 日本政治文化是与日本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扎根于日本,但是又不仅仅来源于日本,它不仅包括日本本土的政治文化而且包括与外界交往过程中吸收的政治文化。纵观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治文化中蕴藏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结合东西方文明,既有吸收性又有对传统的保守性。 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脱亚入欧”口号的提出,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吸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日本政治文化不断学习汲取和模仿其他先进文化的图画,因此有学者又把日本文化称作“混血文化”、“合金文化”、“飞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虽大量汲取东亚文明中心的文化要素,具有东亚文明的共同特征,但它在自身历史积淀中却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日本采取的是一种“有用性”的选择原理和日本式的审美意识,一边吸收一边改造。日本民族文化摄取了中国儒学,挖掘了它的合理内核,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儒学讲求分析事物的“格物”思想,并逐渐将它改造为经验论性质的学术思想。日本民族在东亚文明总体框架之中创造了民族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在东亚地区文明的撞击中锻造形成,并不断取得飞跃的。[2](69) 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日本的功利性更为明显。如果说在学习中华文明时,日本是被先进文明所主动吸引,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被动的成分则很明显。日本是在幕府锁国状态下,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对其学习是在感受到与西方差距的刺激下,由学习“兰学”开始的。所谓“兰学”即西学,主要指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技。而到了幕府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尤其是目睹满清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政治制
浅谈日本文化特点
浅谈日本文化特点 08094020 张家瑞 2012/05/16
浅谈日本文化特点 日本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文化是通过吸收、选择、融合外来文化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文化时代，当时的日本是一个狩猎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徐福人海东渡对日本社会变革及文明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渡来人源源不断地将大陆先进文明带进日本。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在奈良时代达到高潮。在长达千余年的对大陆文化的借鉴中，日本把大陆文化变形、融合，使之日本化，最后使大和文化日渐丰盈起来。二战后，美国文化又滔滔涌人。这三次外来文化对日本的冲击过程也是日本贪婪的吸收过程，日本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将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自我文化有机地结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杂文化”。 一．日本“杂文化”的主体性和开放性 1. 日本文化的主体性 众所周知, 从历史角度看日本的周边是文明古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 日本作为远离大陆的孤岛独自发展了自身的文化。与亚洲的文明中心古代印度和中国相比, 古代日本文化处于低水平的状态。古代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遇时,就好比水往低处流, 当时已非常先进的中国文化被日本所吸收。到了近代, 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相当迅速。也是由于与西欧资本主义文化相比落后很多, 因此近代以后的日本开始大规模地吸收了西洋文化。 日本是岛国, 与文明中心地的中国以及中国的邻国朝鲜隔海相望。在近代以前的日本, 这个距离, 某种意义上给予了与外界交流的主导权。也就是说, 顺应时势或必要时日本经由大海从大陆引进所需文化, 时运不济或不必要时再次利用大海一时关闭交流的大门。日本利用有力的地理环境, 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以来, 一千多年间没有受到外来的侵略和征服, 也没有像弥生时期的大规模的外族人种的迁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占领, 日本之前从未有过外国军队的进入。这与当时的亚洲大陆和欧洲频繁征战, 发生民族冲突不同, 日本文化得以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常常根据自国的需要有选择性地接收。这种开放和封闭的地理环境同时带来的是日本文化的两面性。开放的同时关闭, 一时开放一时关闭的外来文化的吸收也具有两面性。 日本人自古以来信仰多神论认为世上万物皆有神, 神支配人们的幸福与不幸。六世纪时佛教传到了日本。现在在日本人的生活与习惯中一般来说喜庆时以神道仪式庆贺,不幸之事采用佛教仪式。这种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给日本文化带来了极大地融合性, 使外来文化和土著文化保持其不同的同时得以并存。 2.主导性，选择性，融合性，保守性 日本的主体性又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冷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研究
冷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研究 冷战的结束极大地改变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及随之出现的国家间关系的新的互动，迫使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以冷战结束为界标，我们可以把日本的对非外交分为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发展阶段。本文在简要概述冷战时期日本对非外交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冷战后日本对非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基本动因。 一、冷战时期日本的对非外交 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是在二战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注：二战前，非洲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日本同埃塞俄比亚曾有过一定的接触，双方在1930年前后维持了一段时期的外交关系特别是皇室关系，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公然侵犯埃塞俄比亚，日本公开支持墨索里尼的野蛮行动，拒绝承认埃流亡政府，双方关系随即破灭。)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神话的彻底破产及和平主义的普遍兴盛，美国单独的军事占领及其在日本推行的比较全面的民主化改造，使日本外交战略得以形成的国内外环境彻底改观。冷战时期，日本自愿或被迫地选择了一条明显不同于二战前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从根本上以“日美
同盟”和“经济中心主义”为其两大支柱。由于此，日本得以在美国的经济扶植和核保护伞下，积极利用有利的国内外资源专注于经济和科技的振兴，以此逐步恢复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这一外交总框架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对非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取向。 就战略层面而言，日本对非外交体现了明显的“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特征。(注：PeterJ.Schraeder,“Japan'QuestforInfluenceinAfrica”,CurrentHistory,May1999,p.232.) 在策略层面上，日本强调通过援助来渗透非洲国家市场的目的，以促进日本的对外贸易与投资。 但是，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能均衡地得到日本的经济援助。日本以资源和经济潜力为标准把那些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列为核心国家(keycountries)(注：JunMorikawa,JapanandAfrica:BigBusinessandDiplomacy ,AfricaWorldPress, Inc.,p.15.) 之列，并对这些国家施以重点援助。
浅谈日本文化认识
浅谈日本文化认识 通过对这门课的学习和了解，让我们从各个方面对日本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的经济，科技，经济管理，教育等都是值得我们发展中国家借鉴的。 也许是小时候学的历史知识在我的心里太过于根深蒂固，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我总是怀着一丝敌视，直到现在才学会了辩证的看待。 日本文化是传承于汉唐宋明的汉民族古典文化，中国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优秀文化。不可否认，日本这个民族在吸收不同文化的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例如，茶道，书法等等，都是在中国之华夏文化的基础之上而创造而来。我们中华民族秉承了孔老先生的儒家思想，不断的吸收现代文化的同时，也摒弃了许多传统文化。比如说，在新民主文化时期，胡适先生提出中国汉字拼音化，如果胡适先生这一想法得以实现，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正巧这些被我们渐渐忘却的传统，正被别人弘扬着，我想这也是前几年中日、中韩传统节日之争的原因吧。 日本的文化主要表现在风俗习惯，文学等方面，日本以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讲究礼节世日本人的习俗，平时人与人见面时总要互相鞠躬，并相互问候；日本的当代文学与其他的事物一样，有其丰厚的渊源，部分来自中国的传统的影响，也有来自多元化的西方的思想，当然日本历史悠久的传统特点也是少不了的。九世纪是日本与中国直接交往的时期，这时候中国的古典文学对日本的文学影响至深。日本
的文化艺术主要以体现在茶道，花道两方面，茶道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之一，在世界上享有声誉，而花道，顾名思义就是插花艺术，日本的花道始于十五世纪，花道有多重流派，而每一种流派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且他们所遵循的艺术准则以及这些准则所蕴含的人生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基本是一致的，特别强调事理一体，因此，尽管日本的插花艺术千姿百态，但象征天地人的三条线是罪基本的格局。说到日本的体育文化，当然少不了相扑，柔道和剑道，相扑是日本的国技，不仅在国内深受人们的喜爱，今年来在过外也颇受外国人的欢迎。而柔道起源于古代的武术，可追溯到柔术，剑道是由日本传统的剑术发展起来的，剑术原为武士掌握格斗技术的训练手段，1970年国际剑道联盟成立，剑道开始被承认为世界性的体育项目，剑道在战后一直衰落，但现在开始复兴。 我最欣赏的还有日本的茶道。说起日本的茶道，它还是起源与中国，但其中具有日本民族味。日本茶文化是在唐朝时期传入的，几百过去，日本仍旧保留了一套完整的茶文化，并得到日本茶道。而中国的茶文化，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整的保存下来。我想这与中华子孙所受的儒家思想不无关系，隐忍的接受着外来文化，却在隐约中失去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在我们批评他人抄袭我们的同时，我们也要反省下自己，为何没有保护好祖先留下的财富。 日本人相当注重形式，茶道便是这样的一种体现。他们喜欢当着客人的面准备食物，像铁板烧，让客人不仅能吃到食物，还能学习到烹饪的方法，茶道也是如此。许多人会认为，日本人饮茶，只重形式。
结合当前国际局势,阐述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
浅析新时代外交政策 摘要：2013年以及过去的2012年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伊拉克战争告一段落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在缓慢和不平衡中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朝鲜半岛安全不容乐观、中东战火纷飞、伊朗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非洲大面积军事冲突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纷争愈演愈烈。2013已经走过大半，我们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发展！ 关键词：新外交中国周边安全局势外交政策 一、中国新外交的提出 2004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2005年，中国在亚非峰会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首次在代表世界最高权威的讲坛上，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义，提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思想。随后，这一理论不断在APEC、二十国财长会议上频频被提起。 我们看到从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倡导世界各国携手共建“和谐世界”，中国不断完善着对自身、世界以及对外关系的认识，将“和谐”从中国内政延伸到外交。作为2005年中国外交的最大亮点，可以说，“和谐世界”已渐渐成为中国外交理论的主轴。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反映的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其本质是相同的，只是具体所指的目标不同。建设“和谐世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政府明确阐述了“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内涵：中国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则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体现了中国内外政策的高度统一。“和谐
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时政分析
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时政分析过去几年，我国的国际战略态势总体上继续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周边关系进一步改善，但与此同时，我们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必须居安思危，妥善应对。 1 当前国际形势：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的新阶段。世界经济艰难复，风险犹存，在这种情况下当前国际形势分有如下5个特点：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有所加剧。 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 四，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族、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 五，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国际地位稳步上升。 下面从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进行阐述。 2 大国关系 （1）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 过去两年，双方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加强沟通，双边关系的战略涵更加丰富，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得到增强。访问加勒比国家，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这开启了中美元首的首次“庄园外交”形式，这将为今后中美关系走向树立风向标。 （2）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时任国家主席与普京总统五度会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二个10年的发展确定了总体框架。双边经贸合作务实推进，中俄双边贸易额稳步增长。尤其主席首次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俄罗斯，这就更能看到发展中俄关系是我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3）中日关系呈现一片疑云
去年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使得本就脆弱的中日关系跌入低谷。日本政府无视二战后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无视历史，甚至践踏国际公约的行为引起了亚洲国家的不满与警惕。我国与日本围绕钓鱼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本也由此成为搅动东亚局势的罪魁祸首。 （4）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和发展 过去几年，会晤多位欧洲政要，法国总统、英国首相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中欧举行第十次领导人会晤和第三轮中欧战略对话。进入时代，克强总理首次外访，欧洲之旅即选择了瑞士、德国，不仅签署多项经济、教育相关文件，而且为遏制欧盟反制中国的光伏产业提供了更多的话语权。 3. 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 当前，随着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的深入推进，以及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进一步稳固，中国周边形势总体上将继续趋于平稳。主要形势主要包括： 1、周边热点继续降温，但存在着潜在危机。中国周边牵涉到的国家达28个，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环境复杂程度高、竞争激烈； 2、大国继续争夺地缘战略优势，中全压力“西缓东急”。特别指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指导下，运用其超级大国的影响间接的与中国形成了“周边”的关系； 3、睦邻互信继续增强，但“中国威胁论”依然存在；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力逐渐提升，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威胁。周边国家对待中国的崛起普遍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疑心，导致对华的态度敏感而强势。 4、中国与周边邻国即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土、领海、岛屿争端； 5、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维护国家安全任重道远。 4、周边的主要热点及安全问题： ?钓鱼岛问题：日本“购岛”闹剧与中国的反击；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关于二战胜利成果的维护与否定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和日本的领土争端，还涉及到中国与美国的博弈。 ?南海问题与海洋领土争端：美国强行介入南海问题，试图与中国周边国家一
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政策浅析
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政策浅析 ——解析当前国际形势，把握国家对外政策关键 网络工程0912班 2009811057 摘要：以对当前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以及特点的分析为切入点，体会当前国际形势的纷繁复杂，主要从世界经济复苏与风险、世界局部性战争、美霸权主义以及防恐新形势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把握时代的脉搏，看清国际形势。当面对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时候，我国将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主要从开展峰会外交、稳定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以及积极参与解决热点和全球性问题展开外交。 关键词：国际形势经济复苏防恐新形势外交政策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 （一）、世界经济在调整中缓慢复苏，仍面临诸多不确定风险 首先，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同步、不均衡特征越发突出，全球复苏进程相对缓慢。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国家复苏乏力，亚洲、拉美和非洲经济增长较快，发展中国家发挥着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发达国家大规模刺激计划效用衰减，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自身发展水平制约，不同程度地面临通胀压力，短期内难以填补全球需求缺口。 各主要经济体加紧反思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模式，围绕新的发展制高点的竞争不断加剧。美国政府将经济繁荣列为国家力量源泉，继推出“出口翻番”、“再工业化”和新能源发展战略后，又宣布基础建设投资计划，力图通过强化实体经济和出口能力重塑美全球竞争优势。欧盟提出转向知识创新经济，实现经济健康和绿色发展，增强欧盟经济包容性和社会向心力。日本公布“新增长战略”，将转向利用国内要素和扩大对外开放并举的需求引导型增长。同时，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面临自然灾害、流行疾病、能源资源、粮食和水资源短缺等发展瓶颈，可持续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二)、世界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14日晚突然离境，携家人于15日飞抵沙特阿拉伯。首都突尼斯市14日晚至15日晨发生暴力事件，军队进入市区，维持秩序。本?阿里1987年接任突尼斯总统，于1989年4月正式当选。此后，他四次连选连任突尼斯总统，执政至今。这起戏剧性事件的导火索，是突尼斯城管“粗暴执法”，逼一名小贩自焚身亡，引发全国骚乱。，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更是波及到了北非、中东地区的多个国家，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从本次风波事件来看，北非、中东国家将进入内部纷争加剧的多事之秋，目前整个动荡局势还在延续，尤其是利比亚还在采取武力镇压，从而爆发了内战，国际
2020年(财务知识)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
（财务知识）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
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 壹、经济外交政策的提出 1957年，日本政府发表了第壹份《外交蓝皮书》，明确提出包括“经济外交”的三项“重要课题”，从而揭开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序幕。1958年通商产业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命名为《经济合作的现状和问题》,其“前言”指出“经济合作的基点是立足于国际协调的精神，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仍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为扩大输出市场和确保重要资源输入市场做贡献”，不仅强调对外经济合作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且认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的解决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背景,渐渐进入壹个新阶段”。因而能够将这2个文件视为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进经济外交的“宣言书”。ODA作为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方式、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和演变和经济外交的发展过程密切关联，且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 对于“经济外交”这壹概念，日本学者有表述方式和基本内容不尽相同的各种界定。有的认为：经济外交是“于对外政策方面，为实现国家的诸多经济利益，而由该国政府尽量动员本国资源来推行的对外关系的壹种方式”，突出了经济外交的动因、目的和行为主体。1也有认为：经济外交是“有关贸易、资本、金融、服务等各方面的市场开放，和随着经济摩擦而导致的进出口限制，以及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等日本政府的各种政策”，强调了经济外交的内涵、外延和结构性的内容。2中国学者认为：对日本的经济外交有广义和狭义的俩种解读，只有从这俩个方面全面理解经济外交，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及演变的实质。于狭义上，经济外交“就是指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进行的外交活动。是相对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而言的。”于广义上，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使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前者强调经济外交的
日本及其外交政策
日本及其外交政策 班级：11级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二班 姓名：赵京 学号：2011800427 【内容摘要】日本是东北亚一个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个大岛及6900多个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二战战败后实行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君主立宪制，经济实力迅速提高。日本是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中、亚洲至今唯一的成员国，亦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科学研发能力居世界前列。但是，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国际政治地位不能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也是日本外交的中心任务。 正文：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然会以该国的基本国情为依托，为实现该国利益的最大化而制定，因此，本文将从日本概况和由此制定的外交策略两方面来介绍我们的邻国——日本。 1日本的简要介绍 自然环境方面，日本为于我国东北方向，与我国隔海相望，被太平洋环绕。总面积为：377，835平方公里，其中土地面积37万多平方千米，水域面积3，091平方公里，领海面积310000平方公里。境内多山，山地成脊状分布于日本的中央，将日本的国土分割为太平洋一侧和日本海一侧，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71%。国土森林覆盖率高达67%。富士山是日本的最高峰，海拔3776米。富士山被日本人尊称为：圣岳。 日本的平原主要分布在河流的下游近海一带，多为冲积平原，规模较小，较大的平原有关东平原、石狩平原、越后平原、浓尾平原、十胜平原等。日本平原面积狭小，耕地十分有限，人口生理密度高达3054人/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二，仅次于埃及（3503人/平方公里）。 政体方面，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宪法订明“主权在民”，而天皇则为“日本国及人民团结的象征”。如同世界上多数君主立宪国一样，天皇没有政治实权，但备受民众敬重。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宪法没有赋予君主任何权力的君主制国家。 日本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立法权归两院制国会；司法权归裁判所，即法院；行政权归内阁、地方公共团体及中央省厅。 经济与科技方面，日本是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中、亚洲至今唯一的成员国，亦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科学研发能力居世界前列，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质量，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为八国集团之一，首都东京是亚洲最大和全球领先的世界级城市之
从日本动漫外交看日本对华文化外交
从日本动漫外交看日本对华文化外交 ——动漫外交对中国大学生对日情结的影响 【内容提要】 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于2006年4月28日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他建议日本应当积极开展“动漫外交”，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而在2008年03月，现任外相高村正彦正式任命哆啦A梦为“动漫文化大使”，此举无疑是在延续麻生太郎的外交政策。日本外务省希望通过“POP文化”，特别是动漫文化，推销日本，大打文化外交牌的举动引起中国国内的激烈争议。不少人认为由于目前日本动漫一统市场，如不制止日本动漫潮在中国学生间的泛滥，中国下一代必然会“日本化”，形成浓烈的日本情结，从而影响对日政治态度。然而不少动漫爱好者认为，日本动漫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日态度。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本文希望通过调研与解读相关资料，探求： 一、中国当代大学生热爱日本动漫的行为与其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存在，相关程度如何； 二、日本动漫外交的效用以及收益率； 三、日本动漫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动漫外交文化外交情结中国大学生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一）文化外交及其作用机理 当前，文化外交成为了许多国家宣传自身文化与政治理念，提高国际软权力的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所谓文化外交，根据李智所著的《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一书所述，是指“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外交活动。”①作用机理如下：首先，通过”文化模糊”处理，目标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被增强。而这种文化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以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舆论传播也常从文化视角切入，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向目标群传播，使目标群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舆论输出中文化因素的激励和感染，从而慢慢接受传播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次，借助文化熏染、提高对该国文化的接受度。文化熏染是通过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潜移默化，使个人在无意识中获得正规教育之外的认知。文化致效就是将要输出的舆论与文化因素进行有效整合，让要表达的舆论披上文化的外衣，促使目标群在本民族文化的惯性思维之下，自然地接受舆论观点。就某种意义而言，舆论传播中的文化致效也是文化意识的战略传播，必然具有很强的熏染性。然而，少数国家也把这种外交方式当成是文化渗透的手段，通过文化传播这种隐蔽的手段来改变他国国民的价值观与政治态度，从而达到影响与控制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的目的。尼克松的经典著作《1999不战而胜》与《真正的和平》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文化外交主要通过建立他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情结来实现。那么什么是情结呢？情结是一心理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的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每个心理学理论对于情结的详细定义不同，但不论是弗洛依德体系还是荣格体系的理论都公认情结是非常重要的。情结是探索心理的一种方法，也是重要的理论工具。情 ①《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李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_国际政治论文_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_国 际政治论文 ; 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 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 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 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 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 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 “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 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28 .)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 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 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 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 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 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
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 程。(注：Deborah https://www.wendangku.net/doc/018158979.html,rson,Origin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 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 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 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 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 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
中国外交政策及特点
中国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政策指的是我国在处理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各方面关系如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边界关系中，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以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他政策措施处理办法，在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导下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14个国家时，提出了中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1974年，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率先明确提出以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2000年7月6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就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阐述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四项原则。 原则 一、维护和平、反对武力。二、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三、自主选择、求同存异。四、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和平。 中国将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积极参与多边外交，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及安理会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努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目标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成果 在当前国际形势中，和平、发展、合作仍是主流，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大于挑战。2005年，中国外交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利用机遇、应对挑战，进一步塑造了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而不懈努力的国际形象，展现了坦诚、负责、务实、灵活、开放的外交风格和坚持原则、仗义执言的社会主义国家风范。从中国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利益出发，中国外交全面运筹同周边国家关系、同大国关系、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及多边外交，增强外交软实力，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浅谈日本文化中“舒服”的距离感
一次去日本的岐阜县旅行，在旅馆遇见了一位以色列的背包客。我问他对日本印象如何，他回答说，日本人给他一种距离感，但是，那是一种很“舒服”的距离感。我不解，继续追问，什么叫“舒服”的距离感。他举例说，每次逛商店时，店员们都很热情，但是他又可以自由地选购，从来不用担心他们会过来推销。而只有当他遇到困难、主动寻求帮助时，店员才会走向他，这种购物体验让他觉得非常舒服。后来细细回想我在日本留学这一年的生活，以色列背包客所说的“舒服”的距离感其实无处不在。 在坐公交、坐火车时，日本人不喜欢交谈，更不用说陌生人之间了，所以你不用担心旁边的陌生人会查户口式地跟你搭讪，整个车厢非常安静，其实这种看似“冷漠”的态度却会给你难得的清净感和安全感。 在购物时，你会发现日本的商场或小店的各个收银台都会有一个小托盘。这个小托盘的作用是，避免付钱时顾客和店员产生直接的肢体接触，也避免交接不好时钱币洒落一地的尴尬。日本高质量的服务业一直享誉全球。除了贴心的细节，周到的售后外，我觉得还少不了这些“舒服”距离感创造的美好氛围。 在餐厅吃饭时，一般很少有服务员走到你跟前问你需要什么，你只需要借助一台平板电脑就可以完成点餐。用餐过程中，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餐桌上的各种调料。用餐结束后，你再把盘子送回指定窗口即可。吃多吃少，吃快吃慢，没有人干涉你。大阪的“一兰”拉面馆，更是把这种“舒服”的距离感发挥到了极致。这里的餐桌被设计成了一个个的小隔间，顾客和顾客之间、顾客和服务员之间都隔着小板子，当你需要服务时，只需要按下桌上的按钮，服务员就会走到你的餐桌前，打开你桌前的小板子为你提供服务，服务结束后会关上小板子不再干扰你用餐。这种餐厅文化满足了越来越多习惯“一人食”的顾客的需求，也让吃饭变成了一件很私人和很自在的事情。 在日本住民宿时，住客可以在网上完成所有的手续。有时候你可能全程见不到你的房东，但他们会在网上把钥匙箱的密码告诉你，进屋后，会有一本详细的、多语种的手册，介绍所有入住的相关事项。退房时，你只需要把钥匙放回原处即可，这之间没人干涉你在做什么，给你充分的信任感和自主空间。即使是多人混住的青年旅馆，每一个铺位也会有帘子隔开，每一个铺位都配有充电器、台灯和床头柜，拉上帘子，那里就是你的小天地，这样的设计既保护了个人隐私又不打扰他人。 除了公共空间的人际交往，日本人朋友之间、恋人之间、师生之间的交往也同样体现了这种“舒服”的距离感。 朋友之间一般不轻易麻烦对方、打搅对方。 如果他要拜访你必定会提前给你发信息，即使拜访你的家，也很少会进入你的卧室。我和我的日本室友虽然关系比较好，经常相约参加各种活动，但是我们彼此却都没有进过对方的房间，一般有事情都是在公共的餐厅讨论。 恋人之间很少会在公共场合牵手，更不会有其他过度亲密的举止。我一度认为日本的大学不允许学生谈恋爱，因为在日本的大学校园里，你看不到男生女生卿卿我我，你更是很难分辨出谁和谁是情侣关系，学生们很注意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言行。 师生之间更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第一次去日本导师的办公室，导师安排我在他两米开外的椅子上坐着，我们之间隔着一张长长的桌子，然而我发现这张长长的桌子，竟给了我很多安全感，我不会感到局促不安。在日本，一般只有遇到学术问题，导师才会找你交谈，导师把他跟学生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仅仅限于学术上的指导。学生不用刻意讨好导师，导师也不会偏袒学生，导师私人的事情，更是从来不会让学生去跑腿。 总之，朋友之间“舒服”的距离感，能让你获得了尊重和轻松。恋人间“舒服”的距离感，让你感受到了文明和修养。师生间“舒服”的距离感，让你享受到了学术的自由。然而，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处却是另一番景象。 想起一年前，一个许久不联系我的高中同学，半夜给我发来信息，希望我在两天之内帮他准备一篇1000字左右的演讲稿，参加单位的职工演讲比赛，随后发来一份长长的演讲比赛说明文件。但是，当时我正在准备硕士论文，腾不出时间来认真构思一篇演讲稿，于是我非常委婉地拒绝了。随后，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不满，收到他回复的微信，是一个擦汗的表情包，加上一句：“好吧，你忙。”让我充满了愧疚感。亲戚之间有时候更是如此，觉得帮他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旦你拒绝，可能说翻脸就翻脸。不可否认，人际交往中的亲密感有时候会让人感到温暖，感到有集体的归属感。但是，那种“不分彼此”的介入与各种形式的“道德绑架”却难免让人不适。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当我走进理发店时，理发师不再口若悬河地推销他的产品，不再为找话题而找话题，我可以享受一个安静的理发时光。朋友之间、亲人之间、恋人之间、师生之间，更加明白各自的位置，不再理所当然地索取，更懂得留给对方空间，更懂得那份不轻易打搅的美好与善意，守住让彼此舒服的距离感。中国古代的山水画讲究留白，留白产生空间美，留白带来意无穷。我想人与人之间，也需要留白。人与人之间的留白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那段“舒服”的距离感，它不是冷漠，它不是自私，它更不是高高挂起，它其实是真正地理解与尊重。 （作者单位：日本金泽大学） 浅谈日本文化中“舒服”的距离感 ◎曾 赢 64
名词解释 外交政策分析
第三章 1，组织伦理之父——韦伯P88（207/255） 马克斯·韦伯（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 其中官僚组织模式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因此被称为“组织伦理之父”。（其行政组组织理论正是产生于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时，韦伯和泰勒、法约尔被认为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甚至有人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2，韦伯的权力理论P88（276）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来自传统或世袭的传统权力，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的超凡权力，根据法律与规定的法定权力。在这三种纯粹形态的权力中，传统权力的效率较差，因为其领导人不是按能力来挑选的，仅是单纯为了保存过去的传统而行事。超凡权力过于带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或神圣的启示，所以这两种权力都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理性和法律的权力(合法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谨慎的公正。 3，官僚制P89 (228) 作为韦伯组织理论的基础，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勾勒的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官僚制具有以下特征：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的结构是分层控制的体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成员有严格的资历限制和选用制度，并建立了奖惩与升迁制度；通过对成员的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提高工作效率。官僚制的提出，为行政组织指明了一条制度化的组织准则，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目前已经成为各类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4，施耐德外交决策P90-93 (292) 施耐德从决策的视角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对象主要是“黑箱子”内部的决策组织和决策者个人的决策行为。由于研究内容涉及组织运作、官僚政治、认知心理等，被成为外交决策学的“大理论”。施耐德认为，研究外交政策的过程与研究其结果同样重要，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就是外交决策学。他指出，外交决策的研究主题仍是民族国家，其主要概念有作为行为者的国家、目标、手段和情势；外交政策行为是职权范围、沟通和信息，动机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施耐德用系统分析法为外交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支柱：决策组织的形态和互动；决策者的心理状态。这是这两个支柱内外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决策的最终形成。 5，研究框架P93 （232） 施耐德用系统分析法为外交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支柱：决策组织的形态和互动；决策者的心理状态。这是这两个支柱内外各种变量之间的
2020年中国的外交政策情景分析
2020+年的中国外交政策情景分析 中国2020情景分析项目1 中国早已走上了大国崛起之路。在政治家、科学家以及公众看来，这是发展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谁能在此刻断言，这种趋势是否会继续下去，以及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定当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 本文正文部分将描述三种互不相同的情景，即在何种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的外交政策将出现怎么样的变化。本文将首先介绍描绘出这些情景的依据——情景分析法（Scenario Method). 2 情景分析法 目前，国际形势正变得愈发错综复杂，社会、经济、技术以及政治的变化互相影响。在此大背景下，对国际政治的分析变得愈发困难。与此同时，有关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对决策者来说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迄今的阐述模式都有民族国家权力类型的烙印。由于使用的是外推法，因此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格局下，这些阐述模式变得收效甚微，而且不符合未来发展形势的需要。3 明克斯（Minx）和布尔克（B?hlke）提出的问题“当今的现状、理论结构或者概念是否足以用来描述未来的改变？”，从一定时间点开始其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使用外推法进行长期预测就好比驾车时通过后视镜推断路况一样。鉴于这点，本文所采用的情景分析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在撇开当前景象和概念的情况下，对于“如果……会怎样”这个问题给出符合前因后果逻辑关系（不一定可能！）的回答。 情景分析法的“核心在于通过一种有条理的交流模式（communication process），展现出可能的未来发展状况，该模式可以使各种推动力量和其衍生后果（……）清晰化。” (明克斯 /布尔克，2005: 174). 这一方法中，交流模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分析正式开始之前，十到十二位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员组成小组，以尽可能符合情景分析所需要的全面化要求。所以，全体小组成员将参与讨论并商定各情景的准备工作。 第一个常规工作步骤是建立各种特征形式下的可变影响因素（参数），例如：“权威专家政治”、“民主政治”和“解体”三个特征下的“国家政治体系格局的设计构建”。通过精确分析当前的相互作用关系，人们可以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参数特征。确 1 作者：约翰内斯.加布里埃尔（Johannes Gabriel），克里斯丁.施密特（Kristin Schmidt），西蒙.克里斯特（Simone Christ），蒂尔.迪特克里斯特（Till Dittkrist），马丁.埃克哈德（Martin Eckhardt）， 玛莲.叶迅内 克（Mareen Jeschonneck），蒂姆.克沃塞克（Tim Kwoczek），米夏埃尔.莱西纳（Michael Lechner），托马斯. 泰什（Thomas Tesch），扬.弗格（Jan Vogel）。中国2020脚本项目为特里尔大学国际关系和外交政治专业与柏林 戴姆勒研究中心社会与科技调研组（STRG）的合作项目。尤其要感谢社会与科技调研组（STRG）和林亚国际（ Linya Int’l）的丹尼尔.佳（Daniel Jia）所给予本文翻译的资金支持。 2 参看名克斯（Minx），埃尔克哈尔德（Eckard）以及布尔克（B?hlke），艾瓦尔德（Ewald）（2005）：思考不 同的未来。世界瞬息万变，片刻不停，如何才能制定出合适的战略构想？，见：《国际政治》，2005年12月，第12期，第六十年，第14至22页。 3 参看威尔登费尔德，沃纳，（Weidenfeld, Werner），（1999）：告别马尼，未来国际政治思考，见：《国际政治》，1999年12月，第12期，第五十四年，第1页至第9页。 4 明克斯/布尔克 20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