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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军事变革与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世界新军事变革与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世界新军事变革与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世界新军事变革与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本情况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变革,即“新军事变革”。这场新军事变革兴起的主要背景,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会发生,但局部战争仍时起时伏;二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实质是工业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行的机械化军事体系,向未来信息化军事体系的整体转型,即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化。变革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革新”、一个“转变”。四个“革新”也就是:革新军事技术,推进武器装备的信息化;革新体制编制,重新编组军队的结构;革新作战方法,以发挥信息化装备的优势;革新军事思想,以新的理念谋划作战与军队建设。一个“转变”,就是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革新,推动战争形态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方向演变。

概括起来,这场新军事变革主要具有以下五个特征:一是武器装备智能化。其重要标志是各类精确制导武器逐步成为战场的主角。这一点由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使用弹药总量的比例呈对数式增长可见一斑。二是编制体制精干化。提高质量、减少数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普遍趋势。通过裁减数量、调整编制体制、优化军兵种结构,增加军队科技含量等措施,军队规模更趋精干,战斗力普遍增强。三是指挥控制自动化。从20世纪60至70年代起,在短短二三十年中,使指挥控制实时高效的C3I系统先后进化为C4I与C4KISR,使军事指挥控制达到空前的水平。四是作战空间多维化。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内的广泛运用,作战领域正逐步由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向陆、海、空、天、电(磁)五维空间扩展。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表明,谁拥有制信息权,谁就能掌握高技术战场的主动权。五是作战样式体系化。近期几场局部战争表明,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抗,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已发展到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在机械化战争阶段有陆、海、空的协同作战,但它只是协同。随着信息化战争阶段的逐步到来,“空地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便向着真正的体系对体系的“联合作战”发展,这其中的关键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诸军兵种之间形成完整体系的粘合剂。

这场新军事变革带来四大趋势。趋势之一是战争越来越注重效果。工业时代以来的战争大都属于“高耗型战争”,不仅耗费巨大,而且旷日持久。而随着信息技术为军队作战日益提供种种前所未有的新能力,应当力求以尽量少的兵力投入、物力耗费和尽量短的时间,通过各种信息化的侦察探测手段,中远程精确打击,广泛开展特种战和心理战去达成最大的战略效果。这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快速决定性作战”计划,就是按这种理念制定的。趋势之二是作战方式向“网络中心战”发展。所谓“网络中心战”,就是信息时代的联合作战。就是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系统,把整个军队的侦察探测系统、指挥通信系统和火力打击系统,在很宽广的领域链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信息网络,使各级、各军兵种、各部队、各部门以及各个作战单元、各种武器平台,包括单个的士兵之间能够作到快速的信息互通,从而实现一体化的联合作战。典型的作战表现就是

“发现即被摧毁”。趋向之三是:军队信息化建设向网络化、智能化和太空化的方向发展。趋向之四:军队结构向规模轻便化、多能一体化和指挥扁平化的方向发展。规模轻便化,是为了增强部队的战略投送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改师为旅”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指挥扁平化,就是把以往层级多、纵深长的指挥系统,改造成适合信息快速流通的扁平式“网”状体制。

军事变革对世界的影响,简单概括有如下四点。一是新军事变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战争理念,改变了现代战争面貌,促使各国重新审视安全环境和战略策略,依据客观环境和主观需求积极主动地进行战略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的需要,已进行过三次军事战略调整:自上个世纪90年代,美,俄,英,法,日等国不甘落后,为谋求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积极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潮流,纷纷进行战略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在战略上也做出了必要凋整。可以预见,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各国还会进行新的战略调整并促进国际战略格局进行新的整合。二是新军事变革有可能加剧战略力量对比的失衡,使各国已经存在的差距不仅不容易缩小,反而有可能扩大。可能会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甚至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军事系统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新的更大的"时代差",从而对世界和平、发展和安全构成新的威胁。三是新军事变革不仅使军事手段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而且会刺激新干涉主义进一步抬头,给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带来新的威胁。新军事变革为运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提供了低风险、高效能、多样化的可能选择。现在,高新技术使战争的可控性显著增强,也使军事手段的运用空间进一步拓展。据统计,冷战时期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年均为4次,而冷战后年均却达10次之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是处理国际危机的前提。自l990年以来,美国对外出兵达60次,占二战后对外出兵总数的一半以上。四是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的难度进一步增大。新军事变革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建设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可以吸收和运用世界军事科技的成果,推动本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军事变革的经验,使本国的军事改革少走弯路。但是,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战略选择上面临两难困境:如果不顺应世界潮流。积极推进本国的军事变革,大力提高国防实力,与发达国家军队存在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如果把主要力量用在军事发展上,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从根本上削弱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何去何从,怎样决断,是一个关系重大、非常复杂的战略难题。

二、我国加快适应新军事变革的战略意义及紧迫性

人类进入新世纪至今不过三年半的时间,却已经历了两场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区域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而不论其战争形式及开战理由如何,这两场战争的实质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和占领;此外,各种形式的恐怖袭击频繁地发生在世界各地,给各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财产和生命损失以及巨大的精神创伤;中东地区的以巴冲突持续不断并日益加剧,亦对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以及世界和平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由于美国政府或明或暗的怂恿及支持,日本政府废置“和平宪法”,大力扩充军备,并以“维和”名义打破了向海外派兵的禁忌;越南、菲律宾等国完全无视《南海各方行为守则》,正加紧蚕食侵犯我南海地区的海洋领土权益及各项资源。鉴此,当前的国际形势及周边局势告诉我们,“世界和平”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中国的国家安全更是遭受日益严重的挑战

及危害。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现行的国防政策及军事战略做出检讨和反思,进而重新确立能够切实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国防指导原则及军事战略思想。

然而,我国军事状况不容乐观。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人在引进介绍西方新军事观念上并不落后,但国家科学技术和重工业的落后,机械化部队所使用的坦克、重炮、高射炮、卡车、摩托车、舟桥器材、无线电通讯器材都不能自行制造。中国军事领域的有识之士只能纸上谈兵,做无米之炊。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于1938年组建了第一个能够实施战略任务的坦克师,同年扩建为机械化军,后来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入缅作战。在内战中,这个机械化军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3月,中国军队机械化部队才重新发展到能够执行战略任务的师一级规模。中国虽然较早地成立了机械化坦克部队,但同欧美国家的根本差距在于:欧美国家都有自己的先进武器制造业,飞机、坦克、重炮都依靠本国自行设计制造,而中国机械化部队重武器装备都依赖进口,用欧美国家和苏联货七拼八凑起来的,空军和微不足道的海军亦如此。

这种情形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改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展最快。成效最大的时期,虽然期间有反右、文革的严重干扰,但毕竟实现了飞机、重炮、坦克、小型军舰及常规重武器的自行设计和生产,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常规武器和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非常规武器的军工体系和相关的科研体系及重工业体系。原因是大陆能够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以国际武器发展水平为参照,对国防建设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统一规划。

但从横向比较而言,由于现代化起步的较晚、加之近半个世纪的内战、外部入侵、以及新中国初建时内政外交经验不足,被动地卷入朝鲜战争,加之大跃进、反右、文革、等等原因,军事现代化程度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是比较大的。我们以20世纪军事领域一些重要事件为参照,作一比较是很有必要的。

法国在1916凡尔登会战时,就大量使用汽车运载军队。1916年,英国人发明坦克并于当年使用于松姆河会战。苏联军队在1933年、德国在1935年就举行了军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与空军协同作战演习。德国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苏台地区时使用了摩托化步兵师。反观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国共内战中,武器装备和作战水准基本上还处于欧洲1918年左右的水准。1956年7月,在苏联协助下,长春汽车厂出产了第一批完全自行设计制造的国产汽车,中国陆军的摩托化总算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1956年,中国出产第一架歼5喷气式战斗机,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掌握喷气技术的国家之一,空军有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1959年,中国出产第一辆国产坦克,终于有了自己的坦克制造业。于1954年1月,由刘伯承元帅负责,在山东半岛举行了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空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然而比之欧洲晚了近二十多年,且只有八千人的规模。十九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华北军事大演习所显示的机械化作战能力,也没有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1943年的库尔斯克坦克会战。1964年11月中国第一次核武器试验成功,进入世界核大国行列,但比美国晚了十五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攻击核潜艇建成服役,中国从此进入了核潜艇大国之列。但比美国晚了将近二十年。1958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到了1971年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而在1969年4月,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完成载人登月计划。在航天技术上,中国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由于满足于国内战争经验所总结出的陈旧理论,对于高新技术时代新军事革命缺乏预见,加之“文革”内乱结束后百废待兴,国防建设一度进展缓慢,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本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的结果呈现在世人面前,才开始意识到军事理论和武器系统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才意识到国防工业意识已经落伍。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人们的经验是钢铁工业的实力直接关系国家武装力量的强大。并决定战争胜负。当中国在执著地追求钢产量,而且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时“行情”已变,决定国防力量强大的因素已不是单纯的钢产量,更重要的是特种金属冶炼、特种材料的化学合成、激光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超导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等。本世纪末,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台湾海峡危机再次发生,中国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从俄罗斯进口先进的“现代级”驱逐舰、“苏27”、“苏30”战斗机,并在购买以色列预警飞机时因美国干预而受挫。这一情形表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虽然取得显著的进步,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是严峻的,应该有勇气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旦国防有事,面临战争时,仍需向国外进口先进的海、空武器,这种情形与一百多年前必须进口西方的舰船枪炮才能同日本作战的情形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军事技术在发展,其他国家也在发展,可能是速度比我们更快的进步。在判断关系国家社稷安危的军事现代化形势时,切不可应某种政治宣传的需要,只进行从长矛弓箭到导弹核武器纵向比较,而要进行现实的国家间发展速度的横向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烂的日本、德国经过40多年奋斗又领先于我国,已成为最发达国家,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本身就暴露出我国军事现代化的环境存在着深层性综合弊病。日本和欧美国家力图维持在尖端技术方面领先中国三十年的优势,这就实际意味着中国军事技术、军事力量同他们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一事实令人感到极大的压抑。

新军事变革是机遇同样也是挑战。基于国际局势的紧张和我国相对落后的军事体系,中国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军事变革的步伐,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三、我国该如何应对新军事变革的浪潮(不成熟浅见)

我国有我国的现状。中国正将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品不够高,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立足我国现状,我们应走出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道路。

(一)国防科技方面

国防科技与军事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领域。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便产生了国防和国家间的战争。为了巩固国防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各国都力图掌握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手段,于是便组织专门力量研制武器装备,国防科技便由此产生。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军事上的需要促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在此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出现军事革命;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了新的需要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实际上,新军事革命正是上述客观规律在军事高技术迅速发展这一特定条件下的反映。

当前,世界各国已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第一位变革作用,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富国强军之道。主要发达国家已把军队建设的重点转向了高科技领域,形成了以高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竞争新态势。美、俄、英、法和我周边等国,都把争取技术优势,抢占技术制高点,加速武器装备高技

术化,作为提高武器装备作战效能,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战略选择。同时,各军事大国及发展中国家,普遍把应付高技术局部战争作为军事斗争的首要目标。我们必须把握和适应这个大趋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

(1)以科学技术为基础,提高武器装备水平

1、依靠科技进步,突出重点武器装备

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国家不可能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向国防科技工业。但面对作战手段的不断高技术化,武器装备在质的方面竞争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应坚持有限的目标,提高国防科研生产的水平,控制若干高技术制高点,突出自身的“杀手锏”树立科技立国建军的思想,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精选新型武器装备系统作为研制重点,攻破尖端技术,把力量集中在一些对提高我军作战实力有重大影响、有重大威慑作用、对国防科技乃至整个国家科技提高有较大带动作用的项目上,如,精确制导、先进侦察与监视、指挥自动化、电子对抗、隐形与反隐形、定向能、军用人工智能等。

2、加强科技队伍建设,为国防科技工业提供智力支持

进行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人才是根本。没有高素质的科技队伍,难以研制高技术武器。经过多年的培养,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造就了一支较强的科技队伍,但仍存在不足之处,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2)利用当代信息技术,加强武器装备信息化

1、完善国防信息技术基础建设,为武器装备信息化打基础

首先,要加大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微电子芯片技术是武器信息化的基础之一,我国的芯片制造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将严重制约我国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我国应加大微电子芯片制造技术的基础研究,引进相关技术,培养科技人才提高芯片制造水平。其次,加强国防信息系统基础平台建设。国防信息系统基础平台建设包括信息获取、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等方面。在信息获取方面,国防科技工业应大力推进未来信息化战争需要的导航卫星、侦察卫星、预警飞机和无人驾驶飞机的发展。同时,要加大发展战场用各种传感器研究,以加大外层空间、低层空间的信息获取及监控能力,为信息化武器提供支持。

在信息传输方面,逐步建设和完善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提高信息网络的战时生存能力。在网络建设时,一方面要着眼于整个战场的互通,打破各兵种间独立的传统,建立起三军统一的战场信息系统网络。另一方面,要考虑军民兼容,为经济建设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作战,数字化的计算机通信网络必将是双方交战的焦点,成为软杀伤武器追踪的目标,因此,提高信息网络的生存能力是一重大课题。我军在进行信息网络建设的总体设计时应加强防护措施,提高其生存能力,做好打赢防御性信息战的准备。

在信息处理方面,软件是现代综合信息系统的灵魂,软件应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动员的一个制高点,我们应研制和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平台及相关的国防应用软件,以防止国外操作系统留有“后门”从而威胁整个国防系统安全。

2、注重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改造和系统集成

首先,信息化武器系统是信息化战争的主体,也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其次,利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技术加大对现有武器装备信息化改造以提高武器装备性能。第三,通过信息技术将原本分立的武器装备、不同平台武器装备进行综合集成,通过系统提集成高武器装备群的信息化能力,发挥武器装备的整体优势,通过系统集成带来的优势克服单件、单平台武器的技术劣势。

(二)军事人才方面

人才是政事之本,也是建军治军之本。纵观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讲,谁拥有人才优势,谁就可能拥有战略优势。江主席审时度势,敏锐把握当今世界竞争的本质要求,十分鲜明地指出:“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关键在人才”,“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又是当务之急”。国防科技战线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培养造就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较高、能打硬仗的队伍。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实现国防科技跨世纪发展的宝贵资源。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国防科技队伍还存在不适应的一面。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国防科技骨干队伍仍存在不够稳定的现象,尤其是中青年科技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尽快建设一支既有较高政治素质,又有较高业务素质的跨世纪人才队伍,是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战略任务。要通过调整改革,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不拘一格地选拔和培养急需的优秀人才,尤其是国防科研的“核心”和“尖子”人才,确保国防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因此,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是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

(1)充分认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严峻形势,增强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战略意识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军事变革。影响这场新军事变革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便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显然,我军的人才现状能否适应这种人才需要的形势,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人的因素看作是我军的强项和优势。应该说,我军官兵的政治素质好、具有勇敢精神等,这是我军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个最根本的优势,应继续保持。但随着新军事变革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看到,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军人的素质要求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的因素除了人的思想觉悟、勇敢精神之外,还包括科学文化知识、军事技术熟练程度以及适应高技术战争环境的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等等。从我军的现实状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在军事人才培养和军队素质的提高方面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军队素质和军事人才的培养与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与打赢高技术战争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1977年,邓小平就曾提出了我军有“两个不够”的问题:一是军队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二是部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这“两个不够”是带有根本性的差距,它已成为制约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瓶颈”。进入21世纪后,我军的这种差距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江泽民曾指出:“十几年过去了,这两个能力现在够不够?我看还是不够,而且按照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来衡量,差距增大了。”他还指出:“当前我军人才素质的差距是带根本性的差距。”因此,我军要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加快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两个不够”的问题,以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新挑战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要求。

(2)把握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要求,明确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应具备的个体素质

这一点应是军事人才培养的基本前提。对此,江泽民曾提出“五个队伍”的理念,即“一支具有战略眼光,能够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懂得信息化战争指挥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的指挥军官队伍;一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养和全面军事素质,善于对军队建设和作战问题出谋划策的参谋队伍;一支能够站在科学前沿,组织谋划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和关键技术攻关的科学家队伍;一支精通高新武器装

备性能,能够迅速排除各种故障、解决复杂难题的技术专家队伍;一支具备专业技术基础,能够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装备的士官队伍”。按照这一思路,新军事变革条件下的我军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应具备以下基本素质:

政治更加坚定。思想政治素质是人才素质的核心,无论哪一方面的军事人才,都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良好的政治修养。事实上,重视政治建设,强调军人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是我军特有的优势。在今后一段时期中,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敌对势力将会进一步加紧对我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和带来的挑战,将会引起某些军人思想意志的动摇。因此,我军在大力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中,首要和根本的是确立政治思想的坚定性,在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合格”作为首要标准,把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放在第一位,坚持不懈地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用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用革命军人的道德规范,来教育引导官兵不断增强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的纯洁性,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知识更加丰富。“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成才的基础,关系人才发展的后劲。历史和现实证明,大凡能成为优秀军事人才的人,都是较多地得益于良好的文化素养。新军事变革时期,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频率空前加快,这就要求军事人才的科学文化知识必须系统丰厚,尤其是对不断涌现的一些高新知识要努力学习和掌握。江泽民提出的“五支队伍”,每一支队伍都包含着对科技素质的高标准和要求。适应新军事变革要求,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知识结构需要更加合理,应突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现代军事科学和高技术知识,形成以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文、哲、史、经、政、法等社会学科知识为“底”,以足够的军事科学知识为“腰”,以相应的高新技术知识为“顶”的塔形结构。对各类人才知识的要求应因需取向:指挥管理人才应求其“博”,专业技术人才应求其“精”,所有人才均应求其“活”,以适应岗位任职的需要。

技术更加精通。精通军事技术,是军事变革中军事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看家本领。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大量投入,陆、海、空、天、电战场空间的多维化,精确打击、非线式和非接触等作战样式的多样化,诸军兵种部队编成的高度合成化,作战指挥的自动化和作战体系的扁平化,有限战争、非对称作战等理论的新发展,使得现代战争呈现出高技术较量的明显特征,科学技术成为战斗力的倍增器,军事工作更加技术化。技术素质的高低,应该也必须是衡量军事人才个体素质的重要尺度。“技术素质”蕴含广泛,它指的不是单纯某种“专长”、某种“技能”或某些“本领”,而是包括技术意识、知识、技能及运用能力的综合性指标。

能力更加全面。具有更加全面的能力,是新军事变革中军事人才素质结构的重要内容。现代科学正朝着高度综合的方向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交叉、综合。战争的形式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随着高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高技术战争同以往战争相比节奏加快,作战机会稍纵即逝,战场环境更加残酷,敌我双方态势错综复杂,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大。新军事变革中的这种高科技特征,要求军事人才必须具有更加全面的能力。首先要有全面的综合能力,包括学习研究能力、辩证思维能力、科学预测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管理协调能力、机智应变能力、合成指挥能力、快速决策能力和谋略创造能力等。同时,思维应更加扩展。思维扩展的核心是创造性。在新军事变革中,军事人才必须以创造革新见长,而创造活动则以创造性思维为“灵魂”。因此,“开发人的思维能力,特别是军

事创造思维能力,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这种能力表现为:能灵活迅速地应付事态的变化,善于发现新的军事事物,揭示新的军事规律,创立新的军事理论,发明新的军事技术,创造出新的先进的军事工作成果。为此,必须掌握创造性思维的方式,既善于理性思维,又善于形象思维;既善于发散思维,又善于收敛思维;既善于正向思维,又善于逆向思维;既善于循序思维,又善于超越思维。

身心更加健康。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对任何人都是十分重要的。高技术战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加火力战、电子战、心理战的展开,使战场环境瞬息万变,军事人才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为此,军事人才必须具有更加健康的心理和身体素质。在心理方面,要有敢打必胜的精神,坚定以相对劣势装备之我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信心;要有心理承受能力,能够承受各种意想不到的压力;要能够适应各种作战环境,不被任何艰难困苦所吓倒;要有“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个性修养和坚定、刚强、果断的性格,不为情绪所左右;要头脑清醒、目光敏锐、坚定沉着、机智灵活,善于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局势中把握全局,争取主动,实现预定目标。在身体状态上,要具有强健的体魄、较强的负荷能力、持久的耐力和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

(3)构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把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落到实处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有力地改变着军事人才的需求和配置。在着眼未来军事斗争需要、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过程中,我军必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选择“搭乘”和“起飞”战略,缩小我军与外军的人才差距,拉动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越性发展。由此决定,我军人才的培养模式,既不可简单与发达国家军队的模式趋同,也不能循规蹈矩,无视新军事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既要看到信息化对现代战争和军事人才培养的深刻影响,面向未来军事斗争适时调整人才结构和培养模式,又要看到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局限性,把适应知识军事需要的人才培养建立在现实国情、军情的基础上,把造就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这一战略工程落到实处。

一是强化正规培训。走基地化育才之路,实行院校集中培训、基地强化训练,既是各国军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也是我军培养人才的正规化渠道。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我军院校的教育体制,改革教学内容,建立与院校培训相衔接的训练中心基地,增加教育实践环节;另一方面,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和培训体制,应紧跟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步伐,瞄准军事变革的发展方向,强化基础教育,注重超前教育,实行交叉培训,加强岗前培训,重点培养适应高技术战争要求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和信息战与信息技术人才。要充分挖掘社会教育资源,依托国民教育选育军事人才,重点是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为我军培养通用型技术人才。同时,要借鉴外军的先进经验,有计划地派遣军事留学生出国深造。

二是加强实践锻炼。人的能力与素质,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和提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我军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而在和平时期,培养优秀军事人才的基本途径则在于严格的训练。一方面,要科学地制定未来军事人才的规模、结构和需求规划,提出人才建设预期目标,以利于各类人才得到相应岗位的锻炼;另一方面,要在军事实践活动中,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锻炼军事人才的意志品质、军事技术和指挥管理能力,使军事人才通过严格的训练和实践磨炼,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大显身手。同时,要革新训练方法,不断增加训练手段的科技含量,大力开发利用仿真模拟、数字化技术、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训练

手段,构建功能强大、仿真高效、管理有序、安全可靠的网络教育和模拟训练平台,提高各类人才训练的质量与效益。

(三)思想政治方面

无论做什么工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无论军事领域的变革怎样深刻、广泛,也无论技术装备如何发展,军事与政治的依存关系不会改变,政治的主导地位将更加凸现。思想政治建设始终伴随我军建设和发展步伐,是我党我军的特有优势,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相反,军事变革越深入,就越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能为各种因素所左右、所干扰,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到前位。解决军事变革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要着眼于从政治上进行观察和处理,关乎军事变革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要从政治上去审视和决断,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设促进军事变革的健康发展。因此,着眼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把握思想政治建设尤为重要必须注意想大事,谋大局,抓根本。

(1)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握军事变革的正确方向。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进入具体工作和行动。从军队来说,就是要把它与军事变革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真正成为指导军事变革的“魂”、总揽一切工作的“纲”。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官兵的头脑,使之转化为广大官兵积极投身军事变革的强大思想动力;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判断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形势,从战略的高度思考和谋划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大问题;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衡量检验军事变革的实践,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确保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2)抓住信息化这个本质和核心,确立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原则。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思想政治建设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是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到首位的核心之点。要克服和纠正只重技术装备发展,忽视乃至损害党对军队领导的倾向,不断强化军魂意识,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制度,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在执行中不走样。

必须着眼完成双重历史任务。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是我们应对挑战,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客观要求,是思想政治建设“两大历史使命”在军事变革新形势下的具体体现。这是现阶段部队建设的总目标,其它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目标进行。思想政治建设只有着眼完成双重历史任务,解决影响和制约完成双重历史任务中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才能把工作做实,才算抓住了实质。

必须全面提高官兵素质。官兵素质是部队建设水平的根本标志,是我军履行职能、完成各项任务的决定性因素。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归根到底要靠提高全体官兵的素质。全面提高官兵素质是思想政治建设的着眼点。要坚持把提高政治素质与培养综合素质统一起来,灌输先进思想与学习科技知识统一起来,教育引导与实践锻炼统一起来,严格纪律约束与提高自控能力统一起来,全面培养人、塑造人,努力培养和造就具有良好思想政治素质、军事专业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官兵。

必须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军事变革不只是军队自身的独立行为,有赖于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后盾。因此,军事变革应服从

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大局,必须放在国家变革大局下考量。要教育官兵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看问题,立足现有条件,以积极配合的姿态,注意吸收、借鉴和利用我国政治制度进步、体制改革和社会物质文明成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实现我军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

(3)着眼国情和我军建设实际,突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点内容。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个系统的、庞大的工程,任务艰巨而复杂。从思想政治建设来讲,肩负的任务十分繁重,必须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一是要把强化官兵的精神支柱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与渗透会变得更加复杂,对坚定官兵的政治信念和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信心构成了新的挑战。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官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政治敏感性,提高对外来各种信息的鉴别力,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打牢广大官兵的思想政治基础。二是要把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为推进思想政治建设发展的组织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更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要把加强和改进军队党的建设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军队各级党组织真正成为带领广大官兵完成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坚强领导核心。军事变革给军队党的建设注人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党委要在强化政治意识的同时,重视提高治军的水平和驾驭现代战争的能力。三是要把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作为提高思想政治建设质量和效果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军还有不少法规制度需要健全完善,部队官兵反映较多的有:维护官兵的民主权利问题,改善官兵福利待遇问题,干部任用中发挥群众作用问题,等等。要一手抓健全完善,一手抓现有法规制度的落实。不断强化法规意识,提高官兵依靠法规制度开展工作锯决问题的自觉性,为军事变革提供良好的法规环境。

(四)军事理论方面

军事理论是军事革命形成和发展的催化剂。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是引发新军事变革的强劲动力,历史上每当划时代的技术革命发生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军事变革。军事领域历来是吸纳和运用科学技术成果最快、最多的领域。但科技进步引发军事革命的转化机制中,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因素起作用,它将涉及整个军事体系的一切领域。当一种新的技术催生新的武器装备并用于作战后,必然会引起作战样式的变化。然而,这种由武器装备更新而自发形成的作战样式的改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只有把新的武器装备、新的军事思想和新的组织体制相互结合,把握新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并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指导战争实践,才能使战争形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一次军事变革才算完成,而这一过程的核心必然依赖于先进军事理论的牵引和支撑。

军事理论是贯穿于军事变革之中活的灵魂。如果说科技进步是军事变革在物质上的推动力,那么,军事理论就是军事变革在精神上的推动力。历次军事革命的实践表明,无论在什么样的技术背景下,每一场军事变革无一例外地需要经历艰苦的理论探索,新旧理论之间的磨擦碰撞,对旧军事体系的扬弃改造,对新技术条件下战法的实践检验等。如伴随工业革命而诞生的坦克、飞机等新型武器用于作战后,军事理论家对如何使用这些武器以及整个战争机制变革等问题进行了深人研究,又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践,新的军事理论才逐渐形成。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闪击战"理论和"制空权"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战争实践的先导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充分体现。所以,军事革命是科技进步与理论创新有机融合的产物。

军事理论的发展有力地推动着军事变革的进程。先进武器装备的拥有者,不一定是先进战术的运用者。只有在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武器战备的效能。越南战争是美国战后陷得最深、拖得最久、代价最大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后期,美军使用了大量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实施了"地毯式"的狂轰滥炸,但由于军事理论滞后,仍按过去的经验作战,最终只好以失败告终。战后美军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反思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提出了空地一体作战理论、信息作战理论、新联合作战理论等,并把这些理论成果吸收到新颁布的作战条令之中,运用于战争实践,出现了超视距远程打击、精确打击、非对称作战等新的作战方式,促使战争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为当前的军事变革奠定了基础。

中国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理论,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推动军事理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是我们的任务。

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套用,没有现成的本本可以照搬,需要我们以不懈的开拓探索精神,以开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以理论创新推动军事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从而指导军事变革的实践。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永恒发展的,人类的认识也是永恒发展的。军事理论同样也是发展的科学,随着军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永远不会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但军事理论的研究创新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军事理论应具有时代性、时效性、开放性、实践性。

(1)军事理论强烈的时代性。任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必然是能够充分反映时代脉搏和时代精神,顺应和引导历史潮流的理论。现代战争的高技术化,军队组织结构的合成化,作战指挥的一体化,武器装备的智能化,深刻地改变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只有从总体上把握了时代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才能清楚地看到我军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才能有目的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思路,从而在激烈的军事竞争中扬长避短、赢得主动,增强军事理论研究的前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必定在向未来发展,未来终会变成现实。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军事革命大潮,为追踪和赶上发达国家军事变革的步伐,必须增强对未来发展的认识和预测能力。这要求我们不仅需要勇气和胆识,而且更需要睿智,要具有超前的眼光;不仅要看到现实发展中的问题,而且更要看到将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通过对未来的预测和探索,牵引军事变革的正确方向。未来虽有许多未知和不确定值,但历史往往以扬弃的形式包含在现实之中,而现实又往往以趋势的形式体现着未来,对现实的发展趋势有了清晰深刻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即是对未来发展的把握。

(2)军事理论研究的时效性。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同时也促使军事理论研究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冷兵器时代延续了几千年,那时的军事理论主要是围绕着阵地战、车战、骑战和步战等进行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太大的变化;火器诞生至今有几百年,在战术方面出现了从线式战术到散兵战术的进步;而机械兵器出现后仅仅几十年,却引起了战略、战役、战术的重大变革。所以,军事理论研究必须抓住历史机遇,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提升理论创新的反应速度,缩短理论成果的产出周期,井及时应用于军事实践,走出滚动式的发展路子。否则,理论的先导作用就无法体现。

(3)创设理论研究环境的开放性。理论上的创新往往是与各种文化的交融与互动中形成的,任何理论的研究探索过程中都要广泛寻求相关先进的东西为我所

用。开放就是为了借鉴别人的长处补己之短,而封闭就等于自我束缚、自我限制。具有活力的军事体系应该是开放的体系,它可以在自我更新中不断增强自身对军事发展所蕴藏的潜在能量的吸收能力。尽管各国军队的性质、任务和发展千差万别,但其军事理论的发展仍有共同规律可循,研究成果也是可以互为借鉴的。必须打破传统的线性思维的束缚,打破疆域、学料、体系的界限,以一种积极、开放、进取的心态,善于从其他国家和军队中吸取营养。加强比较研究和参照借鉴,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

(4)理论注重的实践性。实践是评价理论成果的惟一标准。看一种理论创新是否具有科学性,理论自身是难以回答的,答案只能在实践中寻找。军事理论创新是否科学,关键就在于能够回答和解决军事实践提出的问题。理论从实践中产生,转过来又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任何脱离军事实践的军事理论研究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理论和实践不相符合时,必须坚持理论服从实践,并研究理论的适应程度,努力使理论与实践相符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军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促进理论成果向现实战斗力的转化,确保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课题。由于受到多方面的限制,理论在实践应用上的力度还不够,成效还不够明显。在我军武器装备状况整体较差的条件下,数量上的优势已难以弥补质量上的劣势,而先进的战法则是以劣胜优的法宝。战法创新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停留在理论阶段的战法只是纸上谈兵。战争的阻力主要来自敌方,而改革的阻力主要源于自我。为提高打赢能力,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打破不利于推广新战法的条条框框,以理论创新激活创造力,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改进战法,真正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五)思想观念方面

当今世界军事变革的实践和军事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切军事变革的先导。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加快实现我军建设的整体转型,首当其冲的是要瞄准军事变革的前沿,在与时俱进中转变思想观念。

(1)冲破旧观念的束缚

目前,冲破保守主义的束缚,冲破经验主义的束缚,是首当其冲的任务。军事历史长河的经验教训表明:面对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世界军事变革浪潮,因循守旧、按部就班,势必会错失良机,与世界新军事变革失之交臂。因此,我们必须冲破保守主义的束缚,树立强烈的超前意识,始终瞄准军队信息化建设和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制高点,敏锐地觉察和把握世界军事变革的最新动向,放弃被动追赶式的发展模式,,推进我军建设跨越式发展。同时,我军在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战术,和平时期所积累的建军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诸多挑战,面对作战形态的全新变化与军队建设的新情况,需要在探索中扬弃,在变革中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摆脱传统经验的束缚,直面未来信息化战场,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应该在继承传统“理论内核”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先进军事理论和发达国家军队建设的经验,博采众长、提升起点,加速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2)走出传统思想的误区

转变思想观念,难就难在有部分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容易对新理论产生错误的认识和教条式的理解。因此,转变思想观念,最重要的是要走出传统思想的误区。

1、走出把理论当结论的误区。理论是发展的,任何理论都不是终极结论。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必须进一步深化对传统战争理论的认识。战争年代,我军创立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军事理论,谱写了一部壮丽的“以劣胜优”篇章。但今天我们应该看到:在信息化战场上,需要发展传统理论、创立适应信息化战争的新理论、新战法,才能使“以劣胜优”创造新的辉煌。

2、走出把本本主义的误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必须要走出本本主义的禁锢,确立认识新事物的新标准。一要认识新的战争胜负标准。高新武器装备的出现,使传统的战争胜负标准发生了变化。战争胜负的标准并不都是消灭敌人的军队和攻城略地,而只是迫使敌方屈服。因此,在筹划军队建设和指导未来战争中,也应该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条重要原则。二要发展新的“歼灭战”思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仍然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但集中兵力的实质应由过去集中兵力兵器变为集中火力和信息,打击的目标从过去的“生力军”转向“决策指挥控制系统”。三要建立新的指挥体制。“集中式”、“逐层式”的指挥机制已经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我们应该紧跟信息时代发展,建立“扁平化”和“网络化”的新型指挥机制。

2、走出把翻新当创新的误区。就一般意义而言,创新是对既有事物的革命性扬弃和超越,具有突破性、革命性、创造性、发展性的特征,不是简单的翻新和奇思幻想,而应该正确理解创新的含义。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调整结构、完善机制、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

(六)军事经济方面

《管子》一书认为:“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这是从战争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依赖关系出发,论述当时战前经济准备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经济对战争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指出:战争归根结底是经济原因引起的,经济又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军队的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的发展变化首先依赖于经济前提,即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军队武器装备日益先进复杂,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经济对战争胜负的影响也愈加重要。

由于军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特殊组成部分,军事保卫着经济与政治,所以军事经济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而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必然不能为军事消耗太多资源,因此,在处理加快新军事变革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关系时,从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道路尤为重要。

(1)加大国防科研投入,加强国防高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力求以技术优势来夺取战略优势。

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严重后果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军事技术“时代差”。这就给我国新时期国防经济发展和未来作战准备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尽快消除军事技术“时代差”成了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认清当今世界国防高技术发展趋势,确定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目标,加快我国国防科技发展速度,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1、重视关键技术攻关,即将大部分资金投入重点项目。从我军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军用电子和信息技术落后,在战场监视系统、制导系统、信息化武器系统等方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必须重点攻克这些影响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瓶颈”技术。

2、注重威慑力量建设。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海空军力量、战略打击力量必须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威慑力量的主体。海空军、导弹部队是技术性强、技术装备要求高、投入大的军兵种,由于投入不足等原因,与国家安全要求存在一定差距。为此,必须从长计议,加强军事高技术研究,有计划、分步骤地装备现代武器,尽快实现海空军与导弹部队的现代化建设。

3、加快高技术机动装备发展。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速战速决,要求有快速机动装备保障。在当前相对和平环境下,要集中力量装备几支突击力强、反映迅速、机动灵活的“拳头”部队,这样才能既有利于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和机动作战的能力,又适应国家安全的需要。

4、完善综合保障技术装备。目前我军综合保障技术装备与高技术战争要求有明显差距,后勤装备的整体配套比较差,难以完成保障任务,如海上补给船与作战舰艇比例不合理,影响海上作战。因此,着眼于整体配套,提高整体效益,重视发展高技术的综合保障装备,是我军高技术发展的重点之一。

此外,战略打击和防御力量,如中远程导弹、核潜艇、太空卫星预警、反弹道导弹;常规作战力量,如中近程常规导弹、战术导弹和制导炮弹;C3I系统,如计算机网络、通信抗干扰设备等,都是应该兼顾的发展重点。

总之,国防高科技发展要以效益为中心,力争以最少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高科技成果。同时,还要注意把国防高科技成果运用到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生产中去,变成现实的物质战斗力,提高国防高科技成果的使用效益。

(2)调整和完善国防经济结构及布局

调整国防经济结构,就是改变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使国防经济有计划、有重点、按比例协调发展,即国防经济大系统所包含的武装力量、国防工业、武器装备、战略物资储备、国防教育等等,各个系统及其各系统内部都必须协调匹配,主次分明,先后有别,井然有序,既不能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其它部门脱节,又不能在自身内部相互分割,从而达到整体效能最优。

国防经济布局从内容上讲,包括军事工业布局、军事农业布局、军事交通运输布局等等。由于军事工业布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其合理与否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要着重推进军事工业布局的调整和优化。

从战争的要求出发,国民经济中蕴藏的国防经济潜力必须做到随时随地能迅速转化为国防经济实力,以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这一要求只有通过建立快速高效的动员机制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动员准备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做好国民经济动员的物质准备;二是做好国民经济动员的组织和思想准备。国民经济能否迅速高效地从平时转入战时,关键在于经济动员这个“转换器”的质量。对此应注意以下四点:一是要有一个健全的经济动员组织机构;二是要有完善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三是要加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提高国民经济的军民兼容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四是要加强平时的国防教育,使全体国民做好思想准备。现代高技术战争使国民经济中的国防经济潜力转化实力的时滞过程越来越短,紧张程度越来越高,转化难度越来越大,只有建立起快速高效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才能可能改变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减少损失,赢得国防经济潜力迅速转让战争轨道,赢得国防经济实力的迅速扩展,保证战争的胜利。

世界新军事变革与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世界新军事变革与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本情况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变革,即“新军事变革”。这场新军事变革兴起的主要背景,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会发生,但局部战争仍时起时伏;二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实质是工业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行的机械化军事体系,向未来信息化军事体系的整体转型,即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化。变革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革新”、一个“转变”。四个“革新”也就是:革新军事技术,推进武器装备的信息化;革新体制编制,重新编组军队的结构;革新作战方法,以发挥信息化装备的优势;革新军事思想,以新的理念谋划作战与军队建设。一个“转变”,就是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革新,推动战争形态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方向演变。 概括起来,这场新军事变革主要具有以下五个特征:一是武器装备智能化。其重要标志是各类精确制导武器逐步成为战场的主角。这一点由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使用弹药总量的比例呈对数式增长可见一斑。二是编制体制精干化。提高质量、减少数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普遍趋势。通过裁减数量、调整编制体制、优化军兵种结构,增加军队科技含量等措施,军队规模更趋精干,战斗力普遍增强。三是指挥控制自动化。从20世纪60至70年代起,在短短二三十年中,使指挥控制实时高效的C3I系统先后进化为C4I与C4KISR,使军事指挥控制达到空前的水平。四是作战空间多维化。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内的广泛运用,作战领域正逐步由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向陆、海、空、天、电(磁)五维空间扩展。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表明,谁拥有制信息权,谁就能掌握高技术战场的主动权。五是作战样式体系化。近期几场局部战争表明,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抗,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已发展到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在机械化战争阶段有陆、海、空的协同作战,但它只是协同。随着信息化战争阶段的逐步到来,“空地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便向着真正的体系对体系的“联合作战”发展,这其中的关键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诸军兵种之间形成完整体系的粘合剂。 这场新军事变革带来四大趋势。趋势之一是战争越来越注重效果。工业时代以来的战争大都属于“高耗型战争”,不仅耗费巨大,而且旷日持久。而随着信息技术为军队作战日益提供种种前所未有的新能力,应当力求以尽量少的兵力投入、物力耗费和尽量短的时间,通过各种信息化的侦察探测手段,中远程精确打击,广泛开展特种战和心理战去达成最大的战略效果。这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快速决定性作战”计划,就是按这种理念制定的。趋势之二是作战方式向“网络中心战”发展。所谓“网络中心战”,就是信息时代的联合作战。就是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系统,把整个军队的侦察探测系统、指挥通信系统和火力打击系统,在很宽广的领域链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信息网络,使各级、各军兵种、各部队、各部门以及各个作战单元、各种武器平台,包括单个的士兵之间能够作到快速的信息互通,从而实现一体化的联合作战。典型的作战表现就是

以军事理论创新牵引军事变革

解放军报/2003年/09月/02日/ 以军事理论创新牵引军事变革 傅慧军 军委江主席在十届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强调: 要发挥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创新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更好地指导和推动我军信息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就要把创新军事理论作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和有力牵引。 与时俱进,让军事观念率先变革 任何一次军事变革,不仅意味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的更新、战争形态的演进和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更是一场思想观念的解放,是一场头脑的革命。 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理论思维必须发生转变。过去,由于指挥机构常在 纵深、隐蔽之处,军队的侦察、打击能力比较有限,对指挥机构难以构成直接的威胁。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军队的侦察监视、精确打击、远程机动等能力产生了质的跃迁,以电磁、火力、信息等手段直接作用于敌方的指挥系统的可能性明显增加。有专家称:过去战争打部队、也打指挥,而未来战争打部队、更打指挥。 机械化战争带有鲜明的粗放型特点,强调通过逐点争夺、攻城掠地、线式作战,大量消耗有生力量的方法,来夺取战场主动权和最终的胜利。信息化战争则不同,战争目的比较有限,多元参战力量 犬牙交错地配置于陆海空天全维战场,作战双方都强调;以信息控制下的精确火力,打击敌作战系统中的关节点,造成敌作战系统结构性破损和功能性障碍;以精确、高效的指挥控制,使各单元、各子系统协调一致行动,并形成整体合力等手段,来达成作战目的。这种交战模式,使传统的前后、左右、上下等空间界线模糊不清,呈现出鲜明的非线式特点。 在机械化战争中,受技术和其他因素的制约,作战体系各力量之间难以实现顺畅的信息沟通,力量关系体现为合同式。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更加广泛的应用,各力量之间的信息沟通、交互能力会大大提高,并几乎可以平等地享有军事大系统中的所有信息资源,平等地参加各种作战及支援保障行动。因此,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力量关系以联合为主。 在传统战争中,信息传输速度慢、益损值大,指挥员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取情报信息,决策指挥往往滞后于战场实际情况;指挥信道窄、容量小、层次多,各指挥层相互交流比较困难,更多、更经常地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树状指挥。在信息化战争中,网络化指挥手段的运用,战场信息实现了多方向、各层面、全天候共享,信息、决策、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衔接紧密,整个指挥近实时化,上级和下级甚至能通过可视系统将彼此的作战指挥活动尽收眼底,并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和战场变化进行决心和部署的调整,实现彼此良性互动。 在机械化战争中,由于战线相对固定,战况相对确定,战势相对稳定,加之受信息技术不发达等因素的制约,作战及专业协同主要以预先拟制好的时间表进行。信息化战争,作战节奏明显加快,战况变化明显增多,攻防及作战样式转变频率明显提高,以时间表计划进行协同已经难以满足需要,必须以随机协同为主,才能应万千之变。在未来的信息化作战中,拥有信息优势和主动权的一方,将以及时掌握的可靠信息为依据,进行随机型、实时化、自主式协同。 注重扬弃,使军事理论创新体系充满生机 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

从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看李鸿章近代化思想

从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看李鸿章近代化思想 邱丹丹1,2 (1.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吉林长春130024;2.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李鸿章是个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挂帅人物。由于他的一生与洋务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如何看待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及其洋务思想成为史学研究者们评价李鸿章的一个关键所在。军事改革是李鸿章一生所主持的洋务运动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渗透和体现着主持者的思想、态度,反映着人物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洋务运动;军事改革;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10)11-0217-02 1“自强”是李鸿章军事改革的动力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首先从军事改革入手,这绝非偶然。19世纪后半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促使了战争的武器和手段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热兵器取代了冷兵器,手持刀矛弓箭的清朝卫士在西方的枪炮面前束手无策。官僚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最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可惜的是没有得到清政府应有的重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曾国藩等发轫,清政府决计在“自强”的口号下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和技术。李鸿章出自曾国藩门下,直接接受了曾国藩的思想影响,这成为其军事改革的思想来源。1862年3月,李鸿章奉命带领淮军附轮东下到上海抵抗太平军。在上海与洋人的频繁接触中,他亲眼目睹了西洋船炮火器之精利,深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之落后,断言这正是中国军队和国家衰弱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只有移植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机器生产,才能“自强”。虽然此时李鸿章所提出的“自强”首先是针对太平天国的,从人民的角度来看是反人民的,并在日后的事实中,的确成为人民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给国内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换角度而言,李鸿章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必然为了维护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幸的是,他所代表的这一阶级,恰恰是当时与人民作为对立面的统治阶级。人民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前仆后继,不断与统治阶级抗着;统治阶级也在为着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断地对人民运动镇压着。 需要指出的是,李鸿章的“自强”并不是完全指镇压国内革命运动而言,还包括第二层含义,即抵御外侮。“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李鸿章的这一“御侮”观念并不出乎意外,在他看来,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是为了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不论是“内寇”还是“外侮”,只要威胁了清朝统治,都要进行抵抗,而不同的只是时间的早晚、顺序的先后而已。但恰恰是这一顺序判断的失误,导致了李鸿章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一系列错误,使之成为“主和派”中的一员,以致在日后中法、中日战争中做出失误的决策。但是,从当时整个统治阶层来看,刚刚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的清朝官员面对西方的强大,惊恐不已,再加上刚刚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浩劫,“保和局”已成为朝廷中的“大势所趋”,所以不论是为了“明哲保身”,还是自身的“真心所在”,李鸿章所做的“先平内寇,后御外侮”这一决定都是必然的结果。今人在讨论军事工业的实际效果时,往往用李鸿章自己的话—— —“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如”、“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以此来证明对外毫无意义。试想一下,若不办军事工业,能够想象左宗棠进军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大海战等历史场面吗?即使目前虽不足以“御侮”,但为几百年后“开拓始基”所起到的重要意义,不容抹杀。这正是中国国防近代化的开端。正如李鸿章自己所说,“沉彼之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造于百数十年间,而浸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2李鸿章是中国海防事业近代化的建设者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就已强烈意识到:“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并开始购买和仿制西方船炮;曾国藩在创建湘军时也很重视水师的编练,并于60年代初建议创设近代海军,未果;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堂再次将创立近代海军的问题提上日程,也未能得到实现。最终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的人是李鸿章。1871年6月,在其所上《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根据内外形势对海防发表了较为系统的意见,但还不够成熟和全面,仅是一些救时之策。1874年议海防中,李鸿章又上《筹议海防折》,这时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海防思想,其中以建立近代海军意义重大。70年代中后期,在洋务派特别是李鸿章的推动下,清政府着手整顿海防。建立海军的最初目的,正如李鸿章所说:“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海防一事,仅备日本,非为西洋而设”,可见,虽然不排除平定“内寇”的需要,但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一衣带水的日本。 在70年代中后期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在海军的筹建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成功地建立起北洋、南洋、福建三支具有近代意义的海军,尤其是北洋海军的建立,构筑起北洋海防体系,使中国海军吨位位居亚洲第一,名列世界前四位,不论是在规模、装备上还是在组织管理上都已十分接近于西方先进水平,使中国国防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大步。 3引进“制器之器”和“制器之人”是李鸿章军事改革的一大特色 在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中,提出引进“制器之器”和“制器之人”是李鸿章的一大突出贡献,把“自强”活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变可集”。“制器之人”,即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才,“觅制器之人”是日后洋务运动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鸿章引进的“制器之器”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向近代化迈进 文学界·历史回廊 217 ·· 文学界

李鸿章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改革措施及其评价

李鸿章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改革措施及其评价 内容摘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处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李鸿章洋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体思想创办的洋务运动,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措施——编练新式海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洋务运动虽然有局限性,但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掀开了重要的一页。 关键字:李鸿章;洋务运动;军事改革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别名省心、中堂,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谥号文忠,安徽合肥县人[1]。晚晴名臣,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人物,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李鸿章初入社会及入朝为时,正值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名主义者侵略大陆地区、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从独立自主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演化的过渡时代,李鸿章适逢其时,成为这一时期新旧时代交替的过渡性人物。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出身的熏陶、加上良师的督导,李鸿章在政治、经济、义理方面都有较深的理解,正当李鸿章踌躇满志准备在传统的官场走下去的时候,一场突发的社会动荡使得他以儒生而充军旅——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成为李鸿章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可以说从此,李鸿章的一生参与了晚清几乎一切重大事务,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举办洋务运动、参与晚清外交事务等等。而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他的代表者和领导者李鸿章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 洋务,原来叫夷务,本来是指清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一切事物。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变为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外交、贸易的一些事务,统称为“洋务”[2]。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摇 摇欲坠的清王朝进行了打击,1856年英法联军又武力入侵,清政府企图对太平军与外国侵略者同时进行武力镇压,但实践证明,此时的清政府力量有限。所以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3]的策略,即企图拉拢外国侵略者,适当满足侵略者的欲望,以达到不被太平军所用,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目的。此后,清政府一直处在内外两重压力下,开始逐渐思考以"师夷长技"来应对这一压力,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剧烈冲击,一些清朝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奕?、曾国藩等,开始认识到传统的措施已经不能够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于是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军事工业,建立新式海陆军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一、洋务运动时期采取军事改革措施的的背景 (一)、国内情况: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统治更加腐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百姓,再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劳动人民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境地。而此时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使中国城乡手工业受到摧残,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剥削。不堪忍受重负的劳动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面对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清政府中首先觉醒的进步人士在和外国侵略者交

创新发展军事理论

创新发展军事理论 ▲1、创新军事理论 ▲军事理论创新对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和先导性作用。军队的科学发展需要科学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军事理论要保持科学性,靠的就是创新,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创新。军事理论一旦停滞,就会失去其先进性和指导作用的有效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波兰军队迷恋于曾给他们带来巨大荣耀的“骑兵战”理论,而在德国军队用坦克装甲进攻的“闪击战”理论指导军队建设时,他们还在固守早已落后的“骑兵战”理论。对军事理论创新问题的漠视,致使波兰军队在军事理论方面大大落后于德军。双方对阵时,出现了波兰军队的骑兵方阵与德军的装甲洪流交锋的现象,结果波兰仅仅支持了28天就军败国亡。军事理论的落后,是波兰军队渗败的重要原 因之一。再例如,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的作战理论是以两伊战争中运用过的“阵地战”理论为核心的。结果,伊拉克官兵只是躲在堑壕里等待美军来进行“肉搏战”,没想到美军的空中轰炸使他们成 了“血肉之靶”。伊拉克军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不注重军 事理论的创新,军事理论落后,根本无法与美军的“空地一体战”理论相抗衡。 在信息社会里,军事理论创新的作用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实践—技术—理论”,现在强调的是“理论—技术—实践”。美军已让军事理论扮演了战争“设计师”的角色。“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这句兵家要训,已被其更深刻地揭示为“有什么理论打什么仗”。战争实践和战场成了军事理论创新的“实验场”。从一定意义上说,世 界军事领域的竞争首先表现为军事理论创新能力的竞争,谁拥有卓越的军事理论创新能力,谁就能够把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美军用这些理论指导美军发展军事技术、更新武器装备、改革体制编制、完善政策制度,使美军的作战能力不断提高,保持了在新一轮军事变革中的“领头羊”地位。 我军面临加快军事理论创新的时代性课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认识与思考

第12卷第2期2010年6月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 Journal o f A gr icultural U niver sity o f Hebei(Ag riculture&F or estr y Education)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认识与思考 刘 江 (空军第六飞行学院,河北涿州072757) 摘 要:分析了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时代性,并从我国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紧迫性。从更新观念创新军事理论,努力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军事人才,积极推进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具有针对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复合型军事人才;信息化武器装备 中图分类号:E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 6927(2010)02 0279 04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on actively promoting military re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Jiang (T he Six th A ir F or ce F light A cademy,Zhuozho u072757,China) Abstract:In analyzing the tim es of prom oting the militar y r eform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 n the actual situatio n o f our country s developm ent,the urgency o f prom oting the military reform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str essed by means o f updating concept,innovating in mili tary theor y,striving to cultivate the hig h quality and composite military talented per son and ac tively pr omoting the co nstructio n of inform ational w eapon and equipment sy stem s,and so on. What has also been stressed is that it must be pertinent to promo te m ilitary refo rm w 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Key words:actively pro mote;the military refor m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当前世界军事领域正经历着一场由军事信息技术催生的军事变革浪潮。这场新军事变革对各国军事思想、作战样式、军队建设等方面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思路决定出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只有认清形势、抓住机遇、科学发展才能弥合我军与西方军事强国的差距,最终实现建设信息化的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 一、顺应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把握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时代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互联互动进一步增强,国际战略力量消长变化加快,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借重、竞争与制衡继续发展,新兴的大国群体崛起,围绕国际战略主导权的争夺加剧,军事安全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国际体系孕育着深刻调整。面对大变革大调整大变化的世界,各主要军事大国都不断推进军事变革的力度,力求掌握未来战争的战略主动权,世界军事变革有了新的发展趋势。 (一)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 信息化既是推动科技发展、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世界军事发展的本质和核心。信息化战争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必然产物。交战双方以信 收稿日期:2010 06 10 作者简介:刘 江(1984 ),男,西川西昌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清末新政军事变革与士阶层的关系

第25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11月 Vol. 25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3 ────────── 收稿日期:2003-03-04 作者简介:张蕾蕾(1978-),女,安徽安庆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硕士研究生。 - 64 - ?历史学研究? 清末新政军事变革与士阶层的关系 张蕾蕾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清末新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近代社会的士绅以其独特的见识和目力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推动新政前进,使新政全面打开中国的现代化闸门;另一方面,新政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军事变革以其历史的前卫性对士阶层的命运起了主宰作用,士阶层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清末新政与士阶层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趋势。 关键词:士绅;新政;新军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3)06-0064-04 从甲午之战到庚子之变,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一方面,《辛丑条约》的签订在中国最终确立了半殖民地制度,将民族危机再一次推向顶峰,由此促成了新的民族觉醒;另一方面,外国的武力制服最终摧毁了传统的民族心理防线,沉重地打击了人们的传统意识,因此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 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以军事为主线,防卫型近代化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先是引进坚船利炮,继而编练西化的新军,清廷“师夷之长技”的军事举措愈益激进,但这种蕴涵近代西方文化的新生事物,却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殊难契合。近代军事变革浪潮冲破了千年古老王国的停滞状态,也为近代军人角色的凸现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由此产生的文化差距和政治离异更是朝廷始料未及的结果。 读书人往往站在社会的最前列,是社会变动敏锐的先知先觉者。士阶层既是其主体,其本身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本属于传统的封建社会,然而作为掌握知识具有理性精神的有强烈爱国心的读书人,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物与自上而下的变革——清末新政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本文拟用历史的分析方法从军事变革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具体阐述。 一 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概念 古已有之,《诗经·大雅·甫田》有“今适南田,或耕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之句,其中“髦”指俊士秀民。古代四民,士农工商,士出于农,而工商不虞焉。管仲所谓“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1]“士”之概念既可指居官有职位的人,也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2]在科举制度确立后,士人的数目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阶层,成为封建皇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同时,他们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体现者,标志他们身份的是封建功名,而他们也正是凭借功名而获得了独特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经历了庚子动乱的中国衰弱至极,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人人思变,人人言变。清廷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从1901年开始了历时10年的新政,企图以变革挽回人心,挽救危局。清末新政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当时的中国为各方面所瞩目,士阶层中的代表人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依据新政的历史进程对此作具体探讨。 如前所述,功名身份是士之所以成为士的标志,那么依据此标准,当时士阶层上层主要由三大集团构成:一是镇压过戊戌维新固守旧法的顽固派,这一集团的代表人物是慈禧;二是后期洋务派,以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三是改良派,以张謇、

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进入21世纪,新军事变革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它正在而且必将进一步对当代军事和国际战略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只有高扬与时俱进的旗帜,加速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40余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先后启动了军事变革—— 群雄逐鹿未来战场 当代军事变革是人类文明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产物,是当代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在军事领域的反映。与历史上的军事变革不同的是,当代新军事变革不是在世界相对隔离的条件下,而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它不只是单一技术因素直接推动的结果,而是技术推动与理论牵引双重动力推动的产物;不只是作战效能的物理性扩张,更重要的是作战效能的智能性扩张;不只是军事技术的革命,也是军事结构与军事理论的革命。当代新军事变革的主要动因是世界主要国家在21世纪的国际战略格局中,争取有利地位和战略优势而是展开的竞争。当代新军事变革的本质是以人类技术社会形态转型亦即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为主要背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的发展为直接动力,以信息为基因,以信息化建设和“系统集成”为主要手段,把适应打机械化战争的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建设成适应信息化战争的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 在这场历史性的军事变革大潮中,美国捷足先登,充当了这场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领头羊”。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美国就加大了投入力度,自上而下地全

面推进军事变革,在大力研究开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武器系统的同时,加快部队结构重组和军事理论创新,加快“数字化战场”与“数字化部队”建设。目前美军陆军信息化装备已达到50%,海、空军已达到70%以上。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发动的几场局部战争中,展示了美国军事变革的综合效能和战略优势。除美国以外,目前有近40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先后启动军事变革。俄罗斯制订新版《俄联邦军事学说》,推进俄军“全面军事改革”,压缩规模,优化结构,重点争夺制天权,整合组建航天军,以此牵引俄军信息化水平的全面提升。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分别推出了各自的现代化纲领,力求发展最先进的国防科技,建立信息化的独立自主的防务力量。 可以预见,未来一二十年,将是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纳米技术、隐形技术、定向能技术的更大突破,一批更加高效的新型武器特别是新概念武器将不断出现,为军事变革提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军队的信息化将由数字化向网络化进而向智能化方向推进。军队结构的转型将越来越快。 新的军事变革不仅极大地冲击传统的军事领域和安全观念,而且将对当代国际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战略影响不可小视 当代世界新军事变革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历史上的军事变革所不能比拟的。它不仅极大地冲击传统的安全观念,改变传统的战争形态和战争方式,而且将对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和国际战略格局带来重大影响。

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战争形态演进

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战争形态演进 ■车华 提要 在当今格外引人注目的世界新军事变革舞台上,正在上演着一场内涵丰富、韵味十足的时尚大戏。在这场生动有趣、充满辩证思维的大戏中,人们依稀可辨:战斗变“大”了,战争变“小”了;非传统变“多”了,传统变“少”了。随着军事信息等高新技术充分运用和军队信息化程度空前提高,战争形态正以高技术局部战争为化身加速演进,并以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多变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当前,外军关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趋势研究表明,机械化战争与信息化战争在时空态上已经迅疾进入了一个彼此共存、深层转化的重要转型时期,并在此关键时期使战争形态发生着让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巨大变化。人们追寻近期发生的一系列高技术局部战争轨迹不难发现:现代战争从军事理论到实践形式在持续不断地创新发展,而反映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亦在加速演进中……这场新变革,一直牵引着各国兵家的视野与思维——■战斗变“大”了战争变“小”了 现代战争已被喻为“发现者的胜利”或“发现者的战争”,“发现即摧毁”不再是神话传奇,“远程控制、精确打击”等使战争效能空前提高。现代战争似越打越小,小到一支战术部队乃至几十人的特种小分队就可以打赢一场战争;少数人或一个团体组织就可能发动一场网络闪击战或恐怖战争。《美国国防2002年度报告》指出:未来战争将是以高技术为支撑的有限战争,将呈现出小、灵、快、准的特点。由于高技术武器装备威力超常,使得只需投入较少兵力,就能快速准确地达成战略目的。 为适应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需要,美军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作战理论,更加强调在高技术优势条件下,使用有效而不是庞大的军事力量,对战争重心、战略目标实现精确打击,而不必消灭敌方军队就能赢得一场战争胜利。所以,国家或高层的军事战略意图,往往可以通过具体的军事战术行动就能实现。因而,今日之战术行动的性质与作用已随之“放大”,具有了丰富的“战略内涵”,可以直接承载战略意图。然而,必须理性地认识到,如今的战术行动已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或战役性辅助行动了,而将直接成为战争的全局或战略的全部。 ■作战变“轻”了保障变“重”了 众多高技术手段在现代战争中的广泛应用,使得一次作战行动,甚至一场战争变得如此简单而又迅雷不及掩耳。过去的“大规模作战”,现在往往只需按一下启动按钮,完成一个战术动作,便可能迅速达成战略意图。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完成每一个“闪电行动”背后,都离不开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联合保障做支撑。即随着时间推移,综合保障力量会极大地影响战略意图的实现。因为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和智能化首要地表现为技术构成的电子化,各种作战平台内都装有大量的电子设备,正是它们的有效工作才大大地提升了作战和综合保障效能。任何一条保障链的断裂,都将直接影响到战争全局。所以,外军精确保障、优势保障等理论纷纷出台绝非偶然。 ■平面变“窄”了维度变“宽”了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蓬勃兴起,特别是航天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军用航天飞行器和信息战武器装备广泛用于战场,使得现代战争呈现出由单一军兵种对抗的平面作战向多军兵种联合对抗的多维立体作战发展轨迹。海湾战争持续42天,大规模空袭和远程导弹攻击38天,地面作战仅有4天;科索沃战争持续了78天的空中打击,成为一场纯粹的“空袭战争”。国外军事专家认为,随着远战、精确打击能力的空前提高,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将使传统的平面作战方式成为历史,而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空战、远战为主的作战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重大战略抉择。随着中国军事变革的逐步展开,西方各种军事变革模式蜂拥而入。这种形势提醒人们:如果离开“中国特色”,中国军事变革就会效仿美国而不像美国、效仿俄国而不像俄国、效仿法国而不像法国……,从而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中国特色”决不能成为一个“万能筐”,任凭说不清的东西往里装。认识特色的唯一条件是比较。在与西方军事变革,尤其美国军事变革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军事变革具有以下八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战略目的的有限性(中西方军事变革战略目的不同) 所谓战略目的不同,是指中国与西方军事强国由于国家性质、对外政策及军事战略不同而对军事变革的战略要求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军事变革,尤其西方军事强国的军事变革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军事领域的必然反映,其战略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确保绝对军事优势,以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中国军事变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本质体现,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来提高信息化战争条件下防卫作战的能力,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保障。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本质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在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必须正视中国的国情和军情,以免陷入盲目军事竞赛的泥潭,铸成历史性错误。世界军事史表明:每逢军事变革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盲目卷入一场浩大的军事竞赛之中,从而拉垮了国民经济,也使自身的变革中途而废。因此,中国的军事变革不能人云亦云,不能盲目紧随西方,不能成为西方军事变革的翻版。必须根据中国国家性质、中国军事战略性质和中国基本国力基础,有针对性地实施变革,以免军事变革成为军事竞赛。这对于中国军事乃至中国整体建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发动起因的应对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启动原因不同) 中西方军事变革具有不同的启动原因。美国军事变革的启动原因: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军亟需产生新的作战方式,尤其冷战结束,美国企图以绝对的军事优势主导世界。此时恰逢发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为其军事变革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技术环境和条件。而中国完全不同:长期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没有战争失败后的惨痛反思。最重要的是,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群体性突破没有首先产生于中国。中国军事变革的动因,是为了抓住人类社会技术形态的时代转型机遇,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革,是为了应对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 二者的区别集中表现在军事变革与现代战争形态的关系上。即: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是美国军事变革的重要结果,却正是中国发起军事变革的主要原因。现代战争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是谁让它变的?是美国人。美军把军事变革的成果用于战争实践,从而引起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军的作战样式就是现代战争的代表性样式,“世界军事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军事发展的代名词。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化,中国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实质是迎接西方强国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重大区别。

论世界新军事变革与中国国防

论世界新军事变革与中国国防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世界新军事变革中国国防发展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世界和平与人类发 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新的世界军事变革进一步深化,世界军事和安全斗争更加凸显,各国军事战略的优劣和军事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如何应对这场极其深刻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周边形势趋于复杂,各种挑战趋于严峻。 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起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被称为“新军事变革”的深刻变革。冷战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两极格局解体而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仍然时起时伏。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学说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新军事变革具有划时代的特征,实质是信息化革命在军事领域的反映。 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本体现 新军事变革根本性地动摇了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以来的传统制胜要素。新军事变革使得战场优势转型,信息技术导致战场日益透明,“非线性”与“非对称”日益成为战争指导原则。信息化进程推动军事组织结构和指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作战思想上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以前社会物质技术条件从来是制约军队作战思想的重要因素,而当今时代,信息要素正成为军事力量构成的关键要素,系统集成正成为军事力量结构的基本形式,速度与精确正成为军事力量运用的主要目标追求。在信息化战争时代,质量缺憾变得越来越难以通过数量来弥补。这也就对人的素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然而在新军事变革中,战争依旧是政治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在高新技术武器装备飞速发展、战争形态断代性飞跃的情况下,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意志的力量、军队的士气和勇敢精神依然重要。而对于战争,我们依然需要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精神力量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战斗作风、意志品质、纪律观念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综合反映,决定战争的是人不是物,我们必须着眼于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谱写人民战争的新篇章。新军事变革的过程是旧军事力量体系逐步瓦解和新军事力量体系逐步形成的过程,它涉及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是一次全面性的变革;同时,它又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渐进过程,必然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任何国家任何军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军事变革催生了高技术的作战力量和多样化的作战手段,使现代战争的可控性增强,为运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提供了低风险、高效能的可能选择。新军事变革的最新技术成果一旦与强权政治相结合,将为其实现战略意图提供新的物质技术支撑,进一步刺激军事干涉主义、军事扩张主义与黩武主义倾向的发展,特别是在战略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情况下,对武力使用的限制力越来越弱,战争的门槛越来越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路途将更加艰难。

年尔雅军事理论期末答案

1 支持《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的是()。 (分) 分 A、 梅尧臣 B、 叶适 C、 宋濂 D、 钱穆 我的答案:C 2 精确制导武器的直接命中率在()以上。(分)分 A、 10% B、 30% C、

50% D、 70% 我的答案:C 3 下列不属于热成像特点的是()。(分) 分 A、 全天候观察 B、 揭露伪装 C、 热成像制导 D、 耗能大 我的答案:D 4 下列不属于19世纪美国的战略选择的是()。(分)分 A、 中立主义 B、 孤立主义 C、 门罗主义 D、

霸权主义 我的答案:D 5 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了什么起义()。(分)分 A、 秋收起义 B、 南昌起义 C、 广州起义 D、 百色起义 我的答案:A 6 中国首次发射的载人航天飞行器是()。(分) 分 A、 神舟四号 B、 神舟五号 C、 神舟六号 D、 神舟七号 我的答案:B 7

下列关于电子隐身技术采用的方法,说法有误的是()。(分) 分 A、 减少无线电设备 B、 采用高技术手段改进电子设备 C、 增强电缆辐射 D、 改变天线结构 我的答案:C 8 越南战争中,美国出动14架F-4战机各带一枚“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炸毁了清化大桥, 这属于哪种电子对抗形式()(分) 分 A、 反辐射对抗 B、 隐身与反隐身 C、 光电对抗 D、 卫星对抗 我的答案:C 9 下列在新军事变革过程里提出的作战理论中,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相类似的理论是()。(分)

分 A、 非对称作战理论 B、 非接触作战理论 C、 震慑战理论 D、 特种作战理论 我的答案:C 10 战斧式巡航导弹的特点是()。(分) 分 A、 远程、隐蔽性好 B、 远程、精确 C、 简单、精确 D、 抗干扰性高、精确 我的答案:B 11 目前形成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其中不包括()。(分)分 A、 战略轰炸机

世界新军事变革

世界新军事变革 一.新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概况 新军事变革是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战争初露端倪,到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是开始萌芽,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孕育和90年代后得到了全面发展,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进入到质变发展阶段。 1.孕育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 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大量在战争中使用,指挥自动化系统开始登上战争舞台,这标志着世界新军事变革开始进入萌芽阶段。 越南战争中,美军动用了当时除核武器外所有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其中以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最为引人注目。 1972年5月10日,美空军出动F—4飞机,使用“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一次攻击即摧毁了杜海大桥。此后不久,美军又使用这种炸弹轰炸了清化大桥和位于海防河畔的重点目标。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以双方首次大量使用导弹。在这一时期的以色列偷袭伊拉克核设施(1981年)、英阿马岛战争(1982年)、美国空袭利比亚(1986年)等局部战争,均显现了电子战和导弹攻击的威力。 新军事变革这一问题最早是由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于1979年提出的,当时称之为“军事技术革命”。建议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带动一系列高技术群的发展,占领科技制高点,加速信息化军队建设的步伐。“奥加尔科夫预言”受到广泛关注,被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佩里接受,并开始推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技术革命,大力发展以精确制导武器、电子信息装备和隐身战斗机为主的武器装备。 1993年,美国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提出用“新军事革命”代替“新军事技术革命”。 2.全面展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2002年)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分水岭。 一方面,初步运用新军事变革的成果,展示许多不同以往的战争的新特征。却使许多人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切身体会到新军事变革的紧迫性,促使仍然沉湎于机械化形态建设的人们从梦中苏醒。 第一,电子对抗空前激烈 远在“沙漠风暴”正式实施前,美军就制定了代号为白雪的作战计划,一场以电子侦察与反侦察,电子干扰与反干扰,电子摧毁与反摧毁为基本内容的隐形战争即在海湾战争激烈展开。而且还在以色列、土耳其、沙特三个方向建立了战略对抗网,部署了一批具有电子、红外干扰设备的空中电子与干扰机,以及装备有雷达发射定位侦察系统,雷达侦察接收系统,通信侦察测向系统,通信干扰系统的8个电子战情报营和5—7个电子战情报连,完全掌握了战区制电磁权。在战略失去突然性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强大的电磁干扰,不仅确保了战役发起的突发性,而且保障了整个沙漠风暴行动的突然性。 第二,精确制导武器充当战争的主角 一是具备优良的计算机存储系统,敌我识别系统。 二是“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非凡战绩,不仅使它成为美国高技术武器库中的一颗明星,在战争史上首创了“以导反导”的高技术作战样式 第三,高技术机群大量投入战场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多国部队共派出3200余架,多种型号的飞机。这些飞机都具有全方位攻击能力,全天候作战能力,高速突防能力。

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意义

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意义 摘要:在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下,中国结合本国国情,开始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此变革在增强军事实力,确保国家资源安全,人才培养和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方面都有尤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战略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发生让人们看到军事变革给当代世界军事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也看到了军事变革所塑造出的信息化军队的作战威力。通过大力推进新军事变革,美军获得了超强的作战能力,这使世界各主要大国在震惊的同时,更增强了紧迫感和危机感,围绕着如何缩小与美国的“时代差”和“技术差”而纷纷制定措施,竞相加快了军事变革的步伐。在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下,中国最终选择了迎接挑战,抓住这个发展我国军事的千载难逢的机遇,积极推进新军事变革。 然而,中国与西方军事强国的军事变革的战略目的,启动原因,起始状态,经济环境,指挥领导等情况有明显不同,为了避免中国的军事变革盲目跟随西方,最终陷入盲目军事竞赛的泥潭,将国民经济拉垮,使自身的变革中途而废,中国必须根据中国国家性质,中国军事战略性质和中国基本国力基础,有针对性地实施变革,于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应运而生,它在军事,资源,人才,台湾问题等方面均有尤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可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使中国具备打信息化战争的能力 越战的失败促进了美国对新军事变革的需求,此时恰逢发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许多科学技术群体的重大突破在美国发生,这为其军事变革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技术环境和条件,美国得以大幅提高武器装备水平,并逐次引发作战理论、教育训练及组织结构发生相应变革。从伊拉克战争看来,美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高度机械化和半信息化的军事体系。 反观中国,由于新中国诞生时物质基础落后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与西方强国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能力有着明显的差距,在长期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一直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海湾战争以及以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使我军看到自身与西方军队的差距正在变大——中国欠缺军事变革的物质基础,并且整个社会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市场经济条件不够成熟和稳定,当美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高度机械化和半信息化的军事体系时,中国仍处于机械化与半机械化的严重落后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意义就体现出来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给出具有科学前瞻性的战略指导,强调以战略指导思想的变革为先导,牵引包括军事科技,武器装备在内的军事领域其他要素的相继变革;使中国克服后发的劣势,充分发挥后发的优势,借鉴或直接获取西方军事变革的成果和经验,避开变革弯路,直接进入正确的变革轨道;对包括军事变革在内的整个国家社会变革进行总体筹划,把军事变革纳入国家总体建设和改革的大框架之内,使军事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变革相配套,与社会变革相协调;采取跨越式运行方式。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有助于使中国跟上世界变革潮流,避免在军事上落后,增强军事实力,使中国有能力打赢将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局部战争。二。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有助于让中国在未来围绕石油等资源的争端上占有主动权历史上有许多战争都是源于对资源的争夺,尤其是石油资源,例如二战时德国为得到高加索的石油闪击苏联,日本为得到东南亚的石油偷袭珍珠港,近20年来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背后的真正驱动力也都是石油。如今世界石油资源接近枯竭,而能够替代的新能源还遥遥无期,因而为争夺地球上最后的石油资源的局部战争几乎不可避免。现在国际形势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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