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风杂文：瞿秋白、徐懋庸与唐绦
一、“鲁迅风”杂文
五四文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特点在30年代以后变得格外强烈。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便得日益尖锐，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这种尖锐的政治冲突和民族危机，成为文学生活的重要的灵感来源，直接影响各类体裁的文学创作。在散文方面，杂文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一种文体，在社会上具有很多的读者。
《申报》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以后，实行改革办了《自由谈》，刊载千字短文，以鲁迅为首的不少左翼作者，相率为它的副刊《自由谈》写作千字左右的短文。其它报纸继起仿效。《太白》、《新语林》、《芒种》、《杂文》(后改名《质文》)等期刊接着出版，都以登载这样的短文为主。《东方杂志》这样有影响的报刊都有杂文栏目。左联办的刊物上，基本都有杂文。《萌芽月刊》、《前哨》、《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海燕》和《芒种》等。由于杂文在文坛上风行，登载杂文的刊物众多，以致有人把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分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指专登小品杂感的小刊物)。30年代初期，左翼作家与林语堂等人论语派展开激烈的论争。
杂文是一种批判性文体。在五四时代，杂文主要是一种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在30年代，杂文又带有浓重的政治批判意识。很多杂文家往往带有激烈的政治反抗性。特别是左翼作家，由于其自觉的政治斗争，更喜欢杂文创作。
“鲁迅风”杂文可以说是30年代的一种典型杂文。所谓“鲁迅风”就是三十年初期，由于鲁迅杂文的影响，出现一批左翼青年作家，他们创作类似鲁迅杂文的作品，甚至自觉师法鲁迅杂文，文笔法酷似鲁迅。聂绀弩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作序《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中就曾指出：
如果只有鲁迅一个人，现代杂文就不能构成“史”。现代文学领域确实形成了杂文的写作群，尽管写杂文的人也很杂，但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杂文毕竟是我国现代杂文的主流，构成这个主流的是左翼作家创造的杂文，这个主流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
鲁迅风杂文一直延续到抗战初期。 1939年《横眉集》的七位作者，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孔另境集资合股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鲁迅风》。从1月11日创刊至9月5日被迫停刊，历时九个月，共出版19期。
“鲁迅风”杂文的主要代表作家，瞿秋白、徐懋庸、唐弢、柯灵
等人，到抗战初期，有影响的作家是王任叔、周木斋等。
瞿秋白（1899-1935）被认为是鲁迅风杂文的重要作家。瞿秋白在五四时期，曾经作为北京的《晨报》的记者去过苏联，创作散文和报告文学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其中有些篇章在《晨报》上发表。被认为是最早的报告文学。
瞿秋白和鲁迅关系非常密切，30年代初期（1932年11月-1933年7月），三次避难，住在鲁迅的家里。鲁迅赠给瞿秋白古人诗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还用鲁迅的名字在《自由谈》上发表过《王道诗话》等12篇杂文，有的好像收在鲁迅的文集中。《关于女人》好像就在鲁迅的文集之中。瞿秋白死了以后，鲁迅在病中花重金替他出版了豪华版文集《海上述林》，收集的是瞿秋白译文。
1933年他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在《序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对鲁迅杂文、思想进行分析，被认为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论。在后来的鲁迅研究中，一些观点几乎成为经典性的观点。他认为鲁迅的杂文是战斗性的“社会论文”，鲁迅杂文的主要思想特征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在对鲁迅思想分析上，他基本上把鲁迅看作是左翼的“同路人”。他认为，鲁迅思想发展过程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瞿秋白30年代杂文主要收集在《乱弹及其他》（1938年5月，上海霞社出版。杂文、文艺短论，译文47篇；后来，有很多再版）、《乱弹》（1949年6月，上海霞社。杂文、诗、小说、文艺论文）综合性文集之中。这些杂文主要是他在上海期间创作的。大概有40多篇，发表在左联办的《北斗》上的有31篇，在《申报》的《自由谈》上用鲁迅的笔名发表12篇。
瞿秋白杂文，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具有很鲜明的自觉的政治意识。往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思想，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依附国民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现在看起来，这些思想已经不合适宜了，但是，这种尖锐的讽刺和批判，还是体现了杂文的文体特征的。但是，缺乏鲁迅的隽永。
《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等是对国民党统治的尖锐批判。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认为资本主义的必然走向死亡，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只能靠“特殊本事”——赌、打、骗、吓、抵赖、罚咒等“流氓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揭露了中国的“财神”们(地主、资本家)在其主子——外国“大财神”的指使下进行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
瞿秋白的《拉块司令》、《苦闷的答复》、《曲的解放》、《迎头经》等文，是讽刺国民党的投降卖国的。
《迎头经》的笔法非常类似鲁
迅的杂文，选一段：
中国的现代圣经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
传曰：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追，普通是不能够“迎头”追赶的。然而圣经当然不会错，况且这个年头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说赶上偏偏是迎头，说在后跟着，那就不行。…………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已经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至于收复失地云云，则虽非军事专家亦得而知焉，经有之——“不要向后跟着”也。证之以往的上海战事，每到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饬所部切勿越租界一步”。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传，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
《王道诗话》是针对“新月派”的人权运动的。这里可以看出，左翼知识分子的激进色彩，以及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激烈冲突。1929年到1930年，新月派曾经倡导“人权”。其中，胡适有这样的言论：“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瞿秋白在文章中开头讲了一个鹦鹉救火的小故事，讽刺“人权论”。“‘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儿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结论是，胡适等新月派文人，是典型的“帮忙文人”。并把他们和古代孟子的“王道仁政”联系起来。
最后还有一首讽刺诗：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轲，也教肉食远疱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出卖灵魂的秘诀》指出胡适向日本帝国主义者“上条陈”，主张“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正是他“出卖灵魂的唯一秘决”；他画出了“新月派”诗人的猫样的嘴脸(《猫样的诗人》)
在文艺论争中，瞿秋白说“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法西期面貌(《狗样的英雄》)；认为“自由人”不过是一种“皮红”而“肉白”的“红萝卜”，是用马克思主义掩饰反动本质。(《红萝卜》)。对自由人的批评，明显带有左翼的激进色彩。
除了这些杂文之外，瞿秋白，还有革命抒情散文。《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等，就是这一类的文章。这类作品明显带有高尔基散文《海燕》的特点。
瞿秋白最动人的文章，应该是他的遗嘱《多余的话》。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被枪毙。临死前，曾经了一份类似遗嘱的文字《多余的话》，曾经在国民党杂志被选载。在文革期间，被认为是瞿秋白叛变的证据，文革结束以后，瞿秋白平反。《多余的话》也被收入瞿秋白的文集。
《多余的话》可以看作是一个缺乏政治素质而有卷入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的倾诉。文章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任何政治背叛，也没有出卖同志，对而是很真诚的自我的剖析和反省。甚至可以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自我否定，同时也流露出虚无、悲凉的人生感慨。他认为，自己其实，不过是一个文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喜欢文学，理想是文学方面，而不在于政治，自己在根性上始终没有克服绅士阶级的弱点，也没有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自己从事政治活动，乃至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自己的一生不过是一出滑稽剧。只是由于开始的时候，自己学的是俄文，去了苏联，就一步一步地走向政治活动，并成为中共领导人。他觉得自己不善于组织政治活动，不善于思考中央的政策，是一个不合格的党员，是最值得开除的。每当开会的时候，他总是盼望的着会议早点结束。由于身体病弱，感到自己好像一匹瘦弱的马，拉着沉重的车，在山路上攀登。对政治早已厌倦，感到无能为力。
他说：“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
结尾是一个书目和一个菜单：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徐樊庸和唐弢在30年代被看作是杂文新秀。
徐樊庸（1911-1977），1933年开始文学活动，1934年参加左联。主要进行杂文创作。另外，也有翻译作品。30年代的杂文集主要是《打杂集》（1935）《街头文谈》（1936）《不惊人集》（1937）。1936年，左联解散的时候，曾经与鲁迅发生激烈的冲突。
徐懋庸在小学的时候，就喜欢读鲁迅的杂文，其杂文风格深受鲁迅影响。林语堂曾经误以为徐懋庸的杂文是鲁迅的。鲁迅为他的《打杂集》作了序言。
徐懋庸的杂文，主要特点是知识广博，善于说理，往往运用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知识，文化知识，文学知识，现实社会新闻等，谈论自己的观点，批判现实。是知识性、现实性和说理性的统一。
《神奇的四川》是批判国民党横征暴敛的。他引用了当时的《四川的现实政治调查》，调查报告纪录：国民党21军在民国24年已经预征到民国四十年了；20军提前预征了73年，23军提前预征了100年以上了。
《收复失地的措辞》媚外的政策的。说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对内像“残唐五季”，对外则像南宋。然后，引用了大量历史事实。
《柏拉图与孔子》讽刺了柏拉图“理想国”和孔子的“大同理想”，而且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原因。“社会不是不可以改造的，理想社会，也并不是建设不起来的。不过，要改造社会，必须具有改造社会的种种条件。理想社会的实现，必须经一定的过程，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各部分都改革完成，一个人——即使是皇帝或圣人——或少数人的努力，一朝一夕之间，不能望其成功。”必须推翻旧势力，才能建设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唐弢（1931-）《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他虽然比较早从事创作，但是，使他发生影响的却是30年代的杂文创作。1933年，他写了第一篇杂文《堕民》，是讽刺汉奸的，没想到这篇杂文得到鲁迅的响应，鲁迅作了一篇《我谈堕民》。这样唐就开始大量创作杂文。唐绦一生共有20多本杂文集，在杂文创作中也算很有成就的。
唐绦杂文很多是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的。《好现象》是批判社会普遍存在着的瞒和骗的，掩饰真实，满足于虚幻的所谓好现象。所以，唐绦说，仿佛国难越深，好现象就越多。这种批判深深地触及到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两种虫类》是讽刺那些远离大众和社会的“正人君子”，把他们说成是只为自己演唱，不关心社会和他人的人。《谈礼教》、《东南琐谈》、《看到想到》是对社会中普遍存在封建思想批判。
他曾经写过《雨夜杂写》、《关于一柱楼诗狱》、《盛世的悲哀》等，是写清代的删改古书、禁毁书籍以及文字狱的，一直涉及到五四时代，禁毁书籍，这些是以历史影射现实的文化专制。这些作品引起鲁迅的
关注，鲁迅曾经让唐写一部《文网史》，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进行批判。但是，最终没有写成。
唐绦杂文思想锐利，短小精悍，笔法酷似鲁迅。当年唐弢的《好现象》、《新脸谱》、《尽信书》等篇发表时，曾被当作鲁迅的杂文而受到围攻。所以，唐弢第一次见到鲁迅的时候，鲁迅就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在《好现象》等被当作鲁迅杂文受到围攻后，唐弢“存心捣乱”，要与围攻者开开玩笑，于是换了笔名，有意模仿鲁迅的风格，写了《略谈英雄》、《从江湖到洋场》、《宫刑及其它》、《拍卖文明》等。在当时大小报纸的文坛消息上，竟全都被当作鲁迅杂文。
但是，唐绦杂文也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从第三部杂文集《投影集》以后，这种特色逐渐形成。这种特色就是诗性因素的注入。或者也可以说成是散文化的倾向。有人说这种散文是“感书性散文”。唐绦说，“我有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为杂文之所以异于一般的短评，就因为前者是文艺的——加以缩小，也可说是诗的和散文（现代文学形式之一的散文）的缘故。”
形象性强，注重营造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氛围。有的时候，他常借一幅画、一首诗、一个传说故事、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起兴，巧妙地把读者引导到杂文的议论中心上来，使议论获得直感、形象的生命。有的时候，是意象性的句子加入进去，使情感变得更加饱满。
比如《株连草》的题旨是抨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知识封锁和虐杀，但它以一句诗式语言开头：“不料又到了冷冷的细雨的夜里。”由这样一个审美信息十分丰富的句子引导出一段情境与心境的描绘：“疏落”的狗声，“寒意的刺袭”，“我的心像一颗冰冻了的火球，盘旋于广漠的空际。”这样，在进入议论之前，先营造一种氛围。唐绦把这些称为“闲笔”。在唐弢杂文中，从锋利的议论中间，时常跳跃出诗式的短促段落。例如：“虽然是美丽的夜景，却救不醒朦胧的头脑。”“中国是一个谜。中国人民一向过着猜谜的日子。”“投下一块巨石，听不见一丝回音；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