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进行社会反思。
读张爱玲的任何一篇小说，我都可以理解为何说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用漫不经心的笔触刻画出一个个或含泪或泣血或可怜或可恨的女性形象；她用瘦弱的指尖轻轻挑起千年来蒙在家庭、婚姻、爱情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真实，她把笔端伸向上帝看不到的地方，伸向太阳照不到的黑暗的角落；让那些华美袍上的虱子赤裸裸的暴露给世人面前。
一个个可悲的女性，一个个吃人的女性，一个个可怜的女性活灵活现的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她们颤动，让读者为她们伤悲。因此张爱玲小说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她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不在于她的语言有多华丽；而仅仅在于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与大多数作家所描写的女性有太大的差别，她们以独特悲凉和屈辱震撼着读者，张爱玲也因此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坛上折射出熠熠光辉。
一、人物形象具有的自传色彩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①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出身：祖父是清朝的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外公则是天津提督，可谓是出身显赫，属于贵族后裔了；但张
爱玲出生时已经是家道中落，父亲吸烟土、逛妓院、养姨太太，幼时的张爱玲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中，直至父母离婚。张爱玲幼时没有家庭的温暖，封建大家庭中的尔虞我诈，在她内心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在创作中一举成名，在文坛上响当当，但是张爱玲的婚姻如同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幸福的。一九九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她与汪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签订婚约，但这次婚姻让张爱玲受到很大打击，因为它只维持两年。晚年的张爱玲孤独落莫生活着，最终客死异乡。纵观张爱玲的众多著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她悲观敏感独特的性格，作品中的男性大多玩世不恭，抽鸦片，逛窑子；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不是以悲剧结束，这不能不说是由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影响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
②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她的作品大多以沪港两地为背景，事实上张爱玲是出生在上海的，又长期生活在香港。读书期间，她亲身经历了港岛被围，抵抗及沦陷的全过程。而她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炮火却逐渐猛烈了，邻近的高射炮成为飞机汪意的焦点，飞机营营的在顶上盘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当时战争的真实与紧张。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的哄动，书中的女性葛薇龙是一个寄居在姑妈家被诱惑而论为交际花的女性。无独有偶，张爱玲也因战争而中断学业，因此同她姑母住在一幢西式公寓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女性是家道中落的名门淑女，而张爱玲用不厌其繁的笔墨描写了大家族的种种陈设丫头佣人及大家族的
种种陈设繁节，如果没有亲身感受是很难写得那样具体而富有真实
感。
在张爱玲的《新语》中有这样的描写，“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中，我生活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得生疏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这让人很自然的联想起半生缘中的曼桢，同样在《新语》中“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吃，”这样的语句，让人不得不想起《花凋》中的川嫦。用心品味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可以从那些感伤的字里行间隐隐约约看到张爱玲的影子---一位独特敏感的奇女子。据上所述张爱玲的作品中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
二、浅谈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异化现象
异化理论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里逐渐形成起来的。首先接触异化的理论形态是社会契约说，明确规定异化指权利的放弃和转让。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
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一）、金钱和情欲的双重奴仆
太多的文人墨客在描写女性时，都赋予她们温柔善良宽容忍耐的光辉形象；在描写母亲时都赋予伟大无私的圣洁赞扬；但张爱玲却反其道而行之，她用非凡的文笔给世人展现出女性的另一面（最毒妇
人心）。
张爱玲笔下的寡妇，是被异化的形象，是让人可怜有可怕又可恨的一个形象。对金钱狂热的追求和情感的长期压抑使她们曾经经受痛苦的折磨；等到熬出头来，已经被异化得失去人性，她们疯狂的报
复，疯狂的弥补心灵上的空白，几乎成为虐待狂。
《金锁记》写出了人性的扭曲与变态，颠覆了母爱，解构母亲神话。③
张爱玲塑造的心理变态的典型人物是曹七巧，她几乎是“恶”的代名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她这样歹毒自私卑鄙的形象。长期被压抑的感情和金钱的枷锁让她的心理严重扭曲，让她变成了一个疯狂报复的虐待狂，甚至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放过。她追根问底的盘问儿子闺中秘闻，然后在众人面前加以渲染谈论来获得心理的满足，直至把两个儿媳折磨而死。“芝寿猛然坐起，哗刺揭开帐子，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不像个婆婆。”曹七巧的心理阴暗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她对女儿长安的摧残更让人毛骨悚然，就连老妈子都认为裹脚不时兴了，并且将来会影响小姐的婚事，但曹七巧仍然替长安裹起脚来，痛得长安鬼哭神号。她千方百计阻止女儿恋爱，自己得不到爱情，就不能忍受女儿得到爱情的滋润，她用恶毒的话来讽刺挖苦女儿：“长安带了点星光下的乱梦回家来，人变得异常沉默，时时微笑着。七巧见了不由得有气，便冷言冷语道：这些年多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跳出了姜家的门，称了心愿了，在快活些，可也别这么摆在脸上呀-----让人寒心。”④由于不能忍受女儿的幸福，她用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就断送了长安的婚姻，扼杀了长安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只得继续在她手
掌中偷生。“娟姑娘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扶了正不上一年就吞了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在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⑤
就是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母亲，为了满足那颗被欲望折磨的心她亲手导演了儿子、儿媳、女儿的命运悲剧。这样的人物形象简直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又是那样真实可信。 张爱玲塑造的另外一个寡妇形象-------《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她年轻时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年逾耳顺的富人，专等他死，等到顺利的当上有钱的寡妇，心中满是饥荒，于是把侄女、蜱女做诱饵，帮自己拉拢青年的爱。自己堕落还不算，还要拉别人下水，活脱
脱的一个逼良从娼的刽子手。
《怨女》中的银娣同样是金钱的奴隶。药店伙计和富家少爷在同一天向她提亲，尽管她喜欢的是药店伙计，但她却选择了富家少爷。中国古代对于美女进宫之事，有着两种态度：一种是倾向于嫁给普通人，过着温暖幸福的生活；一种是是进宫享受荣华富贵，但如果不受宠就只能一辈子冷冷清清，悲惨的度过一生。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则更多的倾向于后者，无论是曹七巧 还是梁太太和银娣，她们都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幸福抵押出去，来满足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这种欲望在她们身体中不断膨胀，加上情欲的压抑而使人物主体异化。
（二）、错误的意识而导致人物异化。 许小寒，和前几位不同的是她出生在一个环境优越看似美满的家庭中。她聪明年轻美丽动人，有优秀的青年追求者；但她却陷入了畸形的恋父情结不能自拔。这种不正常不健康，见不得光的感情让她痛
苦矛盾且疯狂，她步步紧逼父亲，亲手扼杀了父母之间的感情。母亲偶尔穿件漂亮的衣服，或是对父亲表露出一点感情，许小寒就对母亲加以嘲笑，就这样，时间长了，父母的关系就变得冷漠了，消失了。她将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的杀死了，一块块的割碎了-------爱的凌迟。她的父亲为躲避他选择了离家出走和另外一个女孩同居，当一切都无法挽回时，许小寒才抱住母亲失声痛哭。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原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为了完成学业投靠姑妈，虽然明知姑妈勾引男人，环境不好，她却自信的说：只要我行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但随着时间的流失，漂亮的衣服、英俊的青年、热闹的酒会，她对这种虚荣颓废的生活上瘾了，从一个自信单纯的女孩变成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明明知道乔其乔风流成性，却自愿成为姑妈的工具和长期妓女，她选择自我牺牲和自虐来维持并不存在的爱情。生命在痛苦与矛盾中渐渐的异化，她一切的不安被琐碎的物质和肉体的享乐埋没了；当青春不在，她也就异化为第二个梁太太。
（三）、因生计而向往婚姻的樊笼
婚姻是一种保险，是一张长期饭票，有多少女性把婚姻当作追求的唯一目的？这是无法统计出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样。女人经济的不独立造成精神上的附庸，她们麻木的生活在无爱的婚姻城堡中，习惯于生活在男人的影子里。像正如《留情》中的女主角敦风一样，嫁人是为了穿衣吃饭，寻找一个能给她衣食无忧的婚姻是她生活全部意义，为了生活，她用青春爱情幸福为代价获得婚姻作依靠。
偶尔个别的清醒后选择出走，但社会的压力经济的不独立，让她们的挣扎与反抗显得那样无力和苍凉，生存问题。又使她们不得不回到城堡中。《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因为不能忍受丈夫的虐待，颇有勇气的离了婚，在当时的年代，可谓精神可嘉，如同娜拉的出走那样令人赞叹。但哥嫂骗光了她的钱后，用冷言热语赶她走“~~~~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⑥
白流苏陷入了生存的困境中，她只能凄凉而小声的道：“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娜拉成功了，但白流苏却不能摆脱封闭枷锁对她的禁锢，为了生存，她只能用残剩的青春去赌一把，来换取后半后的保障，她别无选择，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虚假的爱情，她如愿成为范太太，范柳原的俏皮话省下来给别的女人听，然而白流苏忍耐了，她已经没有第一次婚姻中的冲动了，心甘情愿的异化为笼中鸟，尽管如愿后的怅惘充斥着她卑微的灵魂，但她毕竟可以衣锦还
乡去报复她的兄嫂。
《连环套》中的霓喜却没有白流苏这样幸运了，霓喜立志要成为一个有身份的太太。但她却被一根稻草，轻飘飘的飞起飞落，却始终没有抓住婚姻的本质。她跟了三个男人，只能是跟而非嫁，因为从法律角度，她始终未嫁。她十四岁被养母像卖物品一样卖给一个印度人，没有地位，连伙计都用“楼上”二字代表她。生了一男一女仍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被赶出家门，后来又跟了一个窦老板，然而好景不长，窦老板死了，她又被赶出家门，但她从来不想自力更生，紧跟着又傍上一个英国人，但霓喜像一个根稻草无根的，永远修不成正果。英国
人要结婚，又把她打发了，拖着一群孩子，孤苦零丁。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抛弃后，她最终成为没有一点人气的外头人，内心里面仿佛有点什么东西就这样破碎了。“破碎的是她的梦想！”------成为一个有身份的太太，读者在感叹霓喜坚强同情她的遭遇时也在怒其不
争。
（四）、因追求新道德失败而异化的女性。
张爱玲善于描写无爱的婚姻，描写为了个人欲望而走在一起的男女，善于描写封建思想奴役下的女性，但她的作品中也不乏具有敢于
追求新道德和理想的女性。
《十八春》中的曼桢，她善良、勤劳、为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天打几份工，她朴素，经常围着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色罩袍，像个高小女生，蓝色罩袍已经洗得灰白，在张爱玲的笔下太多阴险病态的女性，唯有曼桢像阳光下的一株含羞的小花，刚刚绽放出柔和的美丽。她和世钧真心相爱，本应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和人生，但不幸的是她遇到了无耻的姐夫祝鸿才，又摊上一个阴险狡猾的姐姐，于是一切都会改变了，幸福与她擦肩而过，美丽的爱情离她很近很近，她却抓不到。自私的姐姐亲手设计推她进火坑，被幽禁了一段岁月后，被强迫生了孩子，终于脱逃后，仍然牵挂着那个不该出生的孩子，在姐姐死后，竟然令人诧异的自投罗网嫁给令她厌恶痛恨的祝鸿才，过了一段悲惨的生活。思想的不彻底和性格的柔弱性让她对强大的封建宗法势力低头妥协了，于是她和世均再也回不去了。
在同一部作品中另一个女性石翠芝是生长在旧式家庭的千金小姐，敢于追求真爱的女性，她率真没有门第观念，不贪图金钱，尽管在世钧眼中，她是一个脾气又差，娇生惯养的、爱打扮的富家小姐：
⑦“这位小姐呀，就是穿一件蓝布大褂，也要比别人讲究些。”
其实石翠芝倒是有真的一面，她对许叔惠一见钟情，作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小姐她敢于向许叔惠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并为之悔婚。这对一个从小在旧式家庭长大的女性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最终她还是阴差阳错的嫁给了世钧，这对本不该接合的男女并不幸福，追其原因，无非有两条，第一、石翠芝虽然敢干追求真爱，但其勇敢性并不彻底，她想摆脱旧式家庭的束缚，来上海做事，却最终没有行动起来。第二、许叔惠虽然受到新式教育思想进步，但仍无法摆脱门第观念。不敢娶一位富家小姐，怕别人说他高攀，所以他一直对石翠芝的爱情步步退
却，不敢有一点回应。
尽管石翠芝确实有一些娇小姐的共同点，娇气说话刻薄一点，脾气臭一些，但她却没有像她母亲一样嫌贫爱富，为钱权所左右，敢于爱上一个贫寒子弟许叔惠，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这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难能可贵的，但封建思想长久的熏陶，使她在追求新生活新道德时，犹豫不决，没有迎难而上，最终放弃，理想的爱情之花最终未能绽放出应有的美丽。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她有着金棕色的脸，油光水滑吊梢眼，丰满具有诱惑力，表面看起来很随便，是轻浮、水性扬花，
不会思考的虚荣女人，但遇到振保后就陷入了爱河：“现在这样的爱在王娇蕊还是生平第一次。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爱上了振保。”⑧
我们可以肯定她对振保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她常常毫无顾忌的打电话给振保，敢于和振保在马路上走，甚至为了这段爱而不顾一切写了一封航空信告诉自己的丈夫——要离婚。她以为那虚伪儒弱自私的振保会开心的和她结婚，但他却吓得住进了医院，“社会上决不肯原谅我——士洪是我的朋友，我们的爱只能是朋友的爱。”
这时候这个任性天真，有着成人的身体却内心仍未发育成熟的女人才完全看清佟振保虚伪的面孔，他爱的只不过是她的身体，他爱的只不过是他自己。他根本就不想为她负责。但令人佩服的是王娇蕊，这个看起来肤浅虚荣的女人抬起红肿的脸，找出她的小镜子，侧着头照一照，擦了脸和鼻子，正眼都不看振保一眼，就此走了。她没有吵闹，没有纠缠不清，一个人承担了责任，和自己的丈夫离了婚，如此勇敢，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古今往来有多少女人做得到？但不幸的是，她所遇到的是佟振保这个坏人，爱情的盲目性和轻率使她付出惨重的代价，曾经的风情万种机灵调皮变成肥胖和俗艳迟钝。
三
“张爱玲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是全新的，无论题材、观念、人物塑造，还是章法结构，谴词造句都别具特点。”⑨她成功的将中国古典小说手法和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糅合在一起，给我们留下独特的艺术享受。在中国及世界文坛中写女性形象的很多，写女性悲剧的同样不在少数，而张爱玲却以独特的目光发现了当时独特的东西。她通过小说刻画了无数个女性形象，以透彻的冷峻审视了女性不为人熟悉的
另一面，塑造了异化的女性形象。小说中的女性在现代文明的外壳下,依然包裹着一颗最典型的封建式的灵魂。她们渴望从现存的生活状态中出逃，却又被几千年积累的女性奴性心理所牵绊。她们在封建思想和现代意识的夹层中苦苦挣扎，却不得不成为异化人。
我们读张爱玲的作品，触摸到她生命的律动，倾听她灵魂的绝唱，是她带给我们文坛上最美的收获之一。
［注释］
①朱育颖：《苍凉的底色》，见《张爱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页
②张爱玲：《张爱玲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第225页
③朱育颖：《苍凉的底色》，见《张爱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页
④张爱玲：《张爱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年版，第51页
⑤同④，第55页
⑥同④，第4页
⑦同④，第116页
⑧同④，第68页
⑨《南方工报》2007年7月6日，第11页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7
［2］张爱玲张爱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3］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4］金宏达、华丽影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5］王坤、潘智彪主编、文学研究与学术规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 论张爱玲，及其别样的病态！！！
2006-07-11 13:32
论张爱玲，及其别样的病态！！！yike铜豌豆2004-09-14 16:02:19 发表于焦点房地产网-谈房论市-万象新天论坛论张爱玲，及其别样的病态！“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是痴情的张爱玲送给她前夫胡兰成的一句忠告，就是这句话让许多人认识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的一
生不仅在靠早期的几部作品说话，而且更以她悲怆的命运将凄凉的晚景也演绎成了如今的一份辉煌。这个穿着旗袍的民国女子以她早慧的天才声誉响彻了“五四”之后的文坛，她以爱憎分明的态度书写了善与恶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她的笔下，痛恨能征服那些罕见的隐性话语，成为那个时代民间的最强音。关于上层社会的描述，那些百无聊赖的自恋情结模式得以取代俗世的福音，而对下层人的同情与斥责更是成为张爱玲体验切肤之痛的有效方式。在早期小说虚妄的结局背后，尽管张爱玲聪明的叙述与构思会在某些方面显得精巧，但是文本中缺乏的是一种整体上的厚重与大气，而厚重与大气的东西里恰恰总是暗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愚钝，而年轻的张爱玲只有“出名要趁早呀”的精确思维。面对当时现状的不合理与严酷性，精力充沛的张爱玲没有沮丧，她转向了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和对人类奴性的挖掘，但是灵与肉的较量被欲望的排他性公开化了，因此失去了内在的价值参照，从而让一种虚伪的道德驱使着试图攻克新的话语逻辑，最后却在感性的失衡中溃败，这就是写作时间并不长的张爱玲在冷酷的叙事中迅速抽身的缘由。她的故事终究要被虚妄所消解，所以那种看似严谨的镜像建构，最终还是像她的命运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混乱与芜杂。双重的“妖魔化”效应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当那些革命文人拿起投枪和匕首向假想或现实中的敌人发起进攻的时候，张爱玲正沉浸在自己对遗老遗少们纠缠不清的爱情与婚姻里。所谓的向生活低头，其实任何一个有着向往自由和解放情结的作家都没有那样做，而是将自己的写作放置于历史的环境中进行不懈的追问与反思，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都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对待自己的写作，所以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他们不被承认是事出有因的，他们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限制。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当文学艺术真正开始走向觉醒的时候，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和周作人等作家的作品才逐渐被人们重新发现与认识，而浮出了民间的地表成为新时代的经典，他们在中国文坛上整整沉默了大约半个世纪。当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占领了整个文化市场的时候，这些真正与文学有关的作品却只能在黑暗的角落里发出微弱的气息。物极必反，张爱玲的作品在九十年代一度冲击着中国的文化界，上至高校与研究领域里的知识分子，下至民间的中小学生，他们几乎是同时迷上了张爱玲。张爱玲从此成为文化领域内的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各种研究张爱玲的文章和书籍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涌来，在世纪末它们带着张爱玲尸骨未寒的灵魂之道出没于各种文学场合，并掀起一阵阵热闹的呼告，似乎要为张爱玲在上半个世纪的被冷落和遭冷遇而鸣不平。这些狂热的张迷或张爱玲的研究者们达到了自己特定的目的，那就是把张爱玲再次推向了一个尴尬异常的境地：以前许多尊敬她的人而后又开始反感她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与张爱玲和她的作品无关，而是与我们的视野与真诚有关。虽然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不少的女作家以她们优秀的作品震憾着我们日渐麻木的心灵，比如萧红这个挖掘人性的警察在她的作品里调动了几乎所有的神经系统组织，她是锋芒毕露的，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一下她的作品，或许就能在中间找到自己的影子。她的狠毒已经是有目共睹了，人们无法以抚慰和救赎的姿态来进入她为我们所营造的生活氛围。而张爱玲就不同，她温文尔雅地向你娓娓道来，显得悠闲自在，从容不迫。但是她的内心暗藏着一股邪恶的力量，谁也无法轻易就识破这些迷宫一般的神奇魔法。其实最真实的是张爱玲对中国小说的贡献不在于她创造了什么新奇的叙述方式或者独特的叙述视角——她的方法
上的特点也并不比与她同时代的其他的小说家们优秀多少——重要的是在于她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
代人的精神与生活状况，这种提供不单纯是泛泛地将不作加工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而是渗透了她独特的思考的，她的作品里所蕴含的意义在于她描述了那个时代上海与香港这两个城市的经纬，不管是上层社会的腐朽的场景，还是下层人在生命中跋涉的那种艰辛与痛苦。在新世纪的今天，小资群体的出现再一次将张爱玲推上了中国现代伟大作家的行列。在新近上市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张爱玲被从历史尘封的卷册中挽救了出来，还原了她本真的面貌，并得到基本公允的评价。但是对于张爱玲其人其文，有的评论家将她视为挖掘人性最为透彻的现代女作家，无人能比，而还有的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把她的作品斥为不堪入目的庸俗文学的典范，走这两种极端都是有失偏颇的。其实张爱玲相对于她当时所处的时代来说，她的写作算是优秀的，但她并不是最好的。著名的学者夏志清先生在给台湾的张爱玲研究者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张爱玲：“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产量多，写了不少有分量的
作品，也自有其贡献，但他们在文学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物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其实这种过于拔高的吹捧对人们阅读张爱玲并没有什么益处，反而给人神秘化的印象，人们在看了夏志清先生的评论后去阅读张爱玲会产生种种失望的感觉。在夏志清先生给予张爱玲全面的肯定的同时，民间力量对她的膜拜让她具有了一种“教母”的形象。对于张爱玲早期富有才情的写作，我也愿意去尊敬她，但不免显得牵强和言不由衷。一旦某些文学作品被妖魔化或者神化为一种矫揉造作的人文景观，它就失去了作品所特有的那种真诚。如果我们总是带着一种读《圣经》的感觉去读这些被妖魔化的作品，这并不一个作家的幸运，而是一些附和者们被所谓的权威迷惑了，他们对作家的崇拜就显得盲目。张爱玲在最近十几年内就是受到了这些来自各方面人士的推崇而被神化了。张爱玲的各种文学作品在最近十多年来被多次再版和重印后，那些印制精良，装帧豪华的各种版本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张爱玲由此成为更多女性心目中的偶像，虽然她凄凉的晚景并不为多少人所提起，但是她仍然跨越了这个时代的障碍而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不仅如此，张爱玲的热销与广泛传播还为曾与她夫妻一场的胡兰成带来了好运，先撇开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谈，就凭他与张爱玲的那层关系，人们也有足够的兴趣来探究一下这个神秘的人物是怎么能将张爱玲迷得神魂颠倒而我自岿然不动。一部《今生今世》让胡兰成借着张爱玲的名声开始浮出水面，并日渐得到大众的认可，不管他以前与张爱玲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现在看来似乎都成了过眼云眼。虽然文字的流畅已经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张爱玲艺术表现力上的缺憾，但她对女性生命历程的言说还是缺少适度的理性。她的早期小说如《留情》等除了有一种哀怨，还有一股激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变得更加成熟了，贯穿于她文学写作生涯的哀怨主题同样存在，只不过有一份成熟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张爱玲的后期小说创作中，那有她阅历增长的因素，也有与社会和解与妥协的因素。虽然她始终都关注着中下层人的处境，但这种关注在她创作的前后期也有着重大的差异。体验的成份在后期小说创作所占的比重更大了，感官性的东西减少了一些，这种利弊平衡消解的叙述成为了支撑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精神内核。由于受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影响很重，张爱玲的许多小说缺乏一种理性的精神内核，而我也曾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张爱玲有时就有沾沾自喜于修辞与描述的毛病，总是得意忘形地去追逐那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如果说那个时代张爱玲的写作是先锋的话，那么将其纳入到当代背景下，她的写作就显得陈旧了，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叙事手法上都是如此。仅仅有一点还能给人安慰的是，她小说中的那种颓废气息以及虚无的文学维度被许多的当代作家所吸收和继承了。在许多人的眼里，张爱玲是旧上海的“见证与代言人”（杨泽语），她与当时的其他上海作家格格不入，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社会正处于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般的崩溃边缘，似乎已经回天无力了，所以她描述的那些战栗的场面让人能在瞬间产生无尽的悲悯之情。悲悯只是某些群体成员的个人行为，它并无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有人拒绝与排斥它，实属正常，我想这并不是道德判断的结果，而是各人美感标准的差异所致。其实我们更多需要警惕的还是张爱玲那些画面感极强的小说文本，这可能与张爱玲写过电影剧本有关，她有一种像构图一样写好戏剧性对话场面的习惯，这种习惯一旦沿续到了小说创作上，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凸显出来，而作品的内含的精神与意蕴就要为此大打折扣了。有许多的作家在这方面很难调和，尤其是对于像张爱玲那样年轻的作家，也没有掌握多少小说创作的技巧，只能以自己的天赋来进行漫不经心的叙述，从而遗漏了许多现实被异化的可能性因素。尽管张爱玲被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和张爱玲的膜拜者给妖魔化了，至于她是不是要和鲁迅与钱钟书一样成为文学研究界里的一门显学，并没有多少人去关心，虽然也有台湾和香港的一些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在大陆也难以激起人们的兴奋之情。在大陆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张爱玲缺乏一种深刻的力量，而囿于自己的圈子难以走向更高的境界。傲然自负的“连环套” 张爱玲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了，无论是在文化界，还是在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近些年来三毛的再度流行多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女性文学总是经久不息，长盛不衰。轮到了张爱玲身上，她不仅在文学之外以她一身旗袍穿出了民国女子的华丽与妖艳，而且将意识形态的坚冰也融化了。胡兰成在他的《论张爱玲》中这样评价张爱玲：“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
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从张爱玲大部分书籍封面上那张雍容华贵且“笑傲江湖”的照片来看，她对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厌倦已久了，她过早地了解了这个世界的邪恶与不幸，这是张爱玲的幸运，也是她的不幸。尽管她在众人面前摆出许多傲然的姿势，但是她却始终摆脱不了一个民国女子的那种叛逆与反传统，因为她早已经滑入了命运为她安排好的“连环套”之中。有的研究者认为，张爱玲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靠作品而取胜，而是靠她的传奇般的生世而为人所关注。与张爱玲同时代的钱钟书写了《围城》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他以一种轻松的笔调写出了并不轻松的时代。他们共同越过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而直奔人性的主题。所以在许多看来他们的写作在当时是一种逃避，而没有像鲁迅那样在后期放弃了小说的写作而写起了战斗性更强的杂文。他们都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心中仍然有一份对文学艺术的执着。张爱玲的意义就在于此，这也是许多人撇开她的作品而只看她个人的传奇一生就认可了她的原因。对于张爱玲和钱钟书这两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引起人们争议的作家，最终的定论还没有降临，他们的语言已经达到了凝练的程度，而当时许多作家的语言还停留在半文言半白话的阶段上，感觉就像没有进化好的类人猿，阅读起来十分别扭与滑稽，我们至少从这两个作家的小说中读不到怪异的感觉。毕竟一个伟大的作家终究还是要以自己的作品来与读者对话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张爱玲的意义没有夏志清先生所说的那样深刻，因为她的作品中仍然还残留着旧时代的印记。她笔下的女性在宿命的社会里有着宿命的意味。张爱玲的反叛其实并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充其量她只是提出了一种现象与问题，而解决的途径更多的还是后来人所为，他们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不适合这个社会和社会人的生存了，必须改变。评论家陈晓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面对仇恨，人们总是丧失理性，总是竭尽全力把事件推向最坏的结果。”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对张爱玲作品人物的评价上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大部分都有丧失理性的倾向或者行为，因为她们心里都有着自己难解的怨恨与仇视，无论是对这个社会的，还是对家长制与男权制的压迫的，理解的宽容都很难真正地进入到她们的内心。只有仇恨能够更真实地刻画她们的所思所想，这样才有可能为我们更准确地洞见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提供一种契机，否则就只能是顺着她的叙述而最终陷入更加令人困惑的分析里。其实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里最多的还是为我们展现那个动乱时代中精神暴力场景与人的孤独状态，而不是像有些作家那样以一种表面革命化的姿态来对待现实中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在那个年代有它的市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人们对文学更深入的领会，它们业已失去了效应，而变得僵死了。张爱玲在把握了这种方式以后，以自己的写作来对抗了那个时代最为强烈政治敏感。因此我们在解读她的作品的时候，总是能感到这个浮躁的时代所强加给我们的思维定势，那就是虚幻的误读。所以张爱玲的写作虽然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写作，但她是一种感悟式的写作。正是这种凭借着灵感式的顿悟，张爱玲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这奇迹如暴风骤雨一般左冲右突之后，一切又迅速地复归于平静。我们所指涉的局限就在于她过于颓废地表达了她鲜明的立场，这样就难以延伸其更大的言说领域，其实在张爱玲写作她重要作品的四十年代初期，她无法绝望地看待她人生中出现的各种曲折的道路，在她那个年纪更多的是一种凭借着激情的反叛，而不是糟糕的颂扬与赞美，她不需要妥协，因为她还年轻。环绕在这个年轻女作家周围的是魅力四射的幸福与感恩，她的话语系统里没有老气横秋的古老法则，而有的只是洞察这个世界的自我经验，但每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经验张爱玲只用一次，用过即扔，她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再去寻找新的经验与出路。她蔑视的就是坐井观天的教条，她能够做到的无非是推翻一切，然后重建一切，自视甚高的她从在年轻的时候就没有丧失过消解的激情。后来她停止了写作，从香港移居到了美国仍然有着自己的特定的立场，她放弃了写作小说，但是漠视政治的张爱玲也没有像后期的鲁迅那样写起了锐利的杂文，而是有了一种“大隐隐于市”的超然与宁静，我想张爱玲并不愿意这样做，或许是环境和自己早年就养成的性格让她对存在以外的一切事情都抱以冷淡的态度。就是在大陆的后期，她写完了《赤地之恋》和《秧歌》后，写作的才情也已经被岁月和那个动乱的时代磨蚀得麻木了，从《秧歌》来看，张爱玲后期更多的也是向她漠视的政治靠近了，因为她无法逃避周围的窥视而只能抑制自己过于新奇的想法，而开始向现实妥协了。最后她忍受不了这种孤独的压抑从香港移居到了美国。在美国的几十年里，张爱玲几乎就没有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作品，连散文她也极
少写了。而是把大量的时间和兴趣都转移到了翻译《海上花》和研究《红楼梦》上来了，并不厌其烦地自我反省，为自己平添过多的烦恼。我们现在甚至可以这样说，张爱玲的晚年是郁郁寡欢的，生命的悲凉感顿时昭然若揭。年轻时的自负与“出名要趁早呀”都成为了过眼云烟，如果她相信世道轮回的话，她的苦行僧的道路一定没有白白地流逝，而是随着她的灵魂进入了极乐世界。对于张爱玲的那种自负的理念，更多的人愿意将此理解为智慧的终极。她的一切痛苦的根源皆来源于智慧的过度开发与个人自负的残害，她在芸芸众生里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时候，她满眼看到的都是苍茫的废墟，所以她的心灵无法安宁下来，而只有悲恸地流浪。她想要努力去接近那个想象话语中的神明，但是内心刻骨铭心的浪漫已很难再适应这种寻找的形而下和解状况，被冻结的可能性瞬间就偃旗息鼓了。就像张爱玲在她的短篇小说《等》的结尾处所写到的一样：“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生命一旦走过去了，再返回来的可能就是游魂。张爱玲拒绝了这些没有根基的神话，而接受伦理的支配，最终在异乎寻常的生命缝隙中找到了一点安身立命之处得以苟活。自负所带来的精神超越性空空荡荡地散落在人世间的各个角落里，有的人趁火打劫偷偷地捡回了一些装在了自己的思想里，结果让他们心烦意乱的事情随后而至，一次次改朝换代的暴力运动侵袭着他们年轻的身体，并将高潮的梦魇降临在每一个参与者和被卷入者的头上，他们的身体迅速地在这场浩劫中枯萎和凋谢了，剩下的就是闻风丧胆的神经质与麻木。与张爱玲同时代的最许多人都遭遇了这场无法逃避的灾难，但是她缺席了。不在场的张爱玲也看到这场运动所带来的悲剧，想必她呆在美国的寓所里也时不时地会心有余悸的恐惧一番，借以抒发自己的明智，而兔死狐悲地自我安慰他人的失策。这一场浩劫所带来的后果与张爱玲当年所推崇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并行不悖地走到了一起，那就是生命的虚空与存在的虚无。张爱玲真的就如同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复杂吗？在她二十三岁的年纪，她只知道模仿着《红楼梦》，喜欢看张恨水，把鸳鸯蝴蝶派的精神传承下来，再发挥一番散布到每一个上海沦陷区的闲人头脑里去。“出名要趁早呀”已再鲜明不过地透露出了张爱玲早年的幻想，那就是通过叙述来达到自己出名的目的，当然这种叙述还需要加上自己高高的个子与特立独行的风格，这一切的叠加就是那个年代完美的组合。出名的事情就已经不在形式上了，而是转到了内容里，究竟出什么样的名也成为了张爱玲那时所关注的主题。在张爱玲早年的《天才梦》里，她就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其实在现在看来，世人早已经原谅了她，她的天才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她在《天才梦》的结尾处感叹了世事的艰难困苦：“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早期的话语中满含着快乐与忧伤的细腻。她在那样一个严肃的年代说出“出名要趁早呀”，足以见出她的坦诚与率性，但是这坦诚与率性背后却是名利的争夺，相互间的谩骂是那个时代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年轻的张爱玲却没错过了一场无聊的争论。在张爱玲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不需要暧昧的、虚伪的同情，他们更多需要的还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激发。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作为一个女子形象已经具备了自恋的倾向，就像张爱玲的自负一样聚集着苟且者的险恶，这些总结到一个字，那就是“情”字。“情”在张家玲的小说创作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贯穿于其小说创作的始终。但这个“情”字总是兼有病态的、畸形的特征，这些在张爱玲的笔下是正常流露的，并不是刻意为之。以张爱玲自身的婚姻经历来看，她从1965年移居到美国后又再婚，并且嫁给了一个美国穷作家，也许是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大她二十多岁的老男人并没能给她带来幸福，相反却牵累了她不少，为金钱所累，为病体所累，这些都是曾经高傲过的张爱玲所要承受的，坚强的女人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孤寂的身影经常穿梭于海内外的几个大城市，这样的境况与她早年小说笔下的女主人公相比，又有着另一种辛酸与疼痛。早期零散的人生经验已经促成了张爱玲的功成名就，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她的短篇小说集《传奇》中，女性的心理微妙之处她刻画得恰到好处，但是她缺乏的是一种对生命情致的探求，还是一种急于成名的浮躁心理造成了她日后在创作上日益匮乏的资源与心境。她在后期的召唤难以得到众人的回应，而最终惨淡地迈向了宿命的深渊，这是张爱玲与现实失之交臂的遗
憾与痛切。年轻时的张爱玲有着自负的资本，可是晚年的她却屈服了人生，也屈服了整个世界，她笔下那些或轻描淡写，或浓墨重彩的女人形象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而她却成了一个“荒野中的女体”（林幸谦语），谜一样的传奇。“苍凉美学”与悲剧意识在二十三岁这个年纪，绝大部分的当代女作家还在少女青春期感伤的圈子里流连忘返，可是张爱玲在这个年纪里已经写出了她的惊世之作。1943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张爱玲越过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鸿沟而直接走向了人的内心。当经验不再是一个人所迷恋的神话时，对物质现实的精确把握就能让他衣食无忧吗？张爱玲初期的写作并没有像许多作家起步时一样依赖于对别人经验的模仿，她渴望自由的天性已经与她作品中的压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她有一段曾经疯狂地阅读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并刻意地去模仿过张恨水，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写张恨水那样的小说，而需要开辟自己新的小说写作道路。她的努力为她的小说增添了美感，同时也让她的小说中的个体精神得到了升华，并获得了“现代性认同”。悲剧是中国人历来的精神食粮，《赵氏孤儿》、《窦娥冤》、明代话本小说以及最经典的悲剧《红楼梦》以它们统一的悲愤话语模式征服了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幽怨与哭泣是这些文本中最引人注目的语境，它们让人的灵魂沉重、精神失控，而不是一笑了之。人的思维一旦与感伤进行捕斗，忧郁和焦虑的真相就会构筑起清晰的困境，在这些方面不需要装腔作势，眼泪是最好的见证。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恨水的几乎每一部小说都要在当时发行量比较大的报纸上连载，主要就是他的小说富有悬念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张爱玲当年同样如此，她没有在她的小说中进行煽情的书写，而是以故事的悲凉打动读者而取胜，我们且将她的这种创作方法称之为“苍凉美学”。据我所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许多的女性在读张爱玲的小说时都曾经让泪水浸湿过大半个枕头，她的小说好读，没有晦涩的言辞与迷津一样的叙述，她的视角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人们能很容易地就走进她的小说，并沉迷于其中。她不需要幽默，当然也不需要现在的所谓“无厘头”来让人捧腹大笑，张爱玲的小说读者大部分还是女性，因为她的小说的那种伤感是细腻的，温和的，而不是大起大落或波澜起伏，这一点恰好适合这种年龄段的女孩子来阅读。她们能感同身受地读出一些道理来，悟出一些生活中的真谛来。这就是张爱玲的非同凡响之处，但是她要比琼瑶等言情小说家更内敛一些，更文学化一些。这一点就更适合那些带有小资情调的女孩子了。在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葛薇龙这位寄人篱下的小姐有着浪漫的天性，在父母都回到上海之后，她因上学而独自一人留在了香港，住到了姑母梁太太家里，梁太太开始却以一种尖酸刻薄的态度来对待她，并想利用她来勾引那些上层社会的成功人士以获取自己的利益，但是葛薇龙经过几个月的生活锻炼后成为了向往自由爱情的女孩子，总是想摆脱姑母对自己的控制，迫不得已只能以回上海来作为借口，最后她在一场大病后与心爱的乔琪乔结了婚，在小说的最后，葛薇龙与乔琪乔去湾仔看热闹时，碰到了站在摊边的一些十几岁就出卖自己肉体的小姑娘，葛薇龙当时也被一群水兵当作了“目的物”，乔琪乔发现后立即拉她上了车，在车上，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乔琪乔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作什么人了？”薇龙道：“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乔一只手管住轮盘，一只手掩住她的嘴道：“你再胡说——”薇龙笑着告饶道：“好了好了！我承认我说错了话。怎么没有分别呢？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张爱玲对女性悲苦命运的同情借葛薇龙的口说了出来，在当时二十三岁的张爱玲眼里，女人的命运没有一个是令她满意的，那种凄凉早已经渗透到了她的精神与骨子里，不仅如此，她还对男人的苦楚一样给予了同情。在她《沉香屑?第二炉香》里，张爱玲写到了一个叫罗杰的英国男人因为新婚妻子愫细不懂“性教育”而在新婚当晚被吓得跑到男生宿舍，这一件令他极度难堪的事情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最后迫于压力而开煤气自杀了。可见，悲剧在张爱玲眼里不只是要发生在所有的女性身上，而且男性同样也不能因此而躲过了悲剧，长白（《金锁记》）、沈世钧（《半生缘》）等人都是懦弱而悲惨的男人，他们并没有得到张爱玲的同情，他们的脆弱是世俗生活里最为廉价的类型，尤其是像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可怜又可恨，因此是最没有特色的一群人物。张爱玲只能以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软弱与无能。于是，我们感觉到悲剧意识主宰了整个张爱玲的前期小说创作，她沉浸在悲剧里不可自拔，惟有形而上的东西能够将她拉回到时代的脉搏里，不然她还会急匆匆地滑向更深的悲欢离合里。在现实生活中，张爱玲也是像她在小说中所写的好样如此悲观吗？事实并非如此，
张爱玲虽然早熟，但是她看透人生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她的眼里揉不进沙子，乐观向上仍然是她生活的主流。而小说里的精神意识并不是她现实生活在文学上的投射，一切的原因那只有一种解释，她看见了利益。利益和浮躁的心理驱使着张爱玲不断地以她言不由衷的苍凉美学原则来炮制着大致相同的悲剧，尽管她在生活与穿着上特立独行，但这也掩饰不住她内心里对传统的敬畏与惧怕，她根本无法绕过传统的障碍而去思考更高层次的理想，她在那样的时代只能以她苍凉的美学法则展现自己心目中真实的人生悲剧。这就是张爱玲一边在杂志或者报纸编辑的催促下写着她津津乐道的传奇小说，一边在金钱与利益的诱惑下不断地向世俗的现实妥协。在当时的读者来看，张爱玲迎合了那个时代所特有上海沦陷区人焦虑的心情，他们被封锁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观测这个小世界外的局势，这种折磨让许多人不堪忍受，如果有一种东西能让她们平息一下焦虑的心情，迷惑一下麻木的神经是再好不过的了，张爱玲的小说就是这样一种富有轻度麻醉感的药物。它可以麻木当时人的灵魂，让他们沉迷于她编织的那些凄惨的故事里，而忘记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东西。张爱玲虽然出道很早，在二十几岁就写出了奠定她优秀作家地位的作品，但是她后来放弃了小说创作，而花大量的时间来缅怀自己过去的所为，这需要勇气。在她早期的《封锁》中这种能力就有所表现了，宗桢与翠远之间的那场偶遇就是一种真实的东西，虽然是一场短暂的爱情，但是长久的生存之道却无法呈现出更多更好的生机。这还是一种欲望化的书写，其想象的成分并不多。封锁有着隐喻的成分，也就是宗桢与翠远之间的爱情被某种东西给封锁了，再也打不开。这种苍凉的美学法则在一种富有节奏感与韵律感的书写中呈现出模糊的逻辑，宗桢与翠远之间的爱情更是以苍凉的美学法则作为根据的，虽然隐匿在现实之外，但是这种悲剧性场面却将张爱玲封锁在了道德戒律之内，她无法更明确地在文本中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停留在遥远的预言中。翠远的渴望爱情与宗桢的反爱情之间的那种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逻辑让小说人物情感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模糊状态中，两个人都是出于自己特定的目的而去接受这场封锁线上的萍水相逢，一个人为对方制造的烦恼和自己的紧张都是对现实的伤害，这种廉价的短暂恋情终究将被消解在强烈的欲望诱惑中，这时的美感呈现在“封锁”所表现的隐含意义上，而单纯是一种盲目的爱情与精神上的封锁。现实中的封锁那条线索依然在起得提纲挈领的作用，最后两个人归入的那种虚无感就是被苍凉的孤独意志所奴役。而在张爱玲的另一篇小说《琉璃瓦》中，姚先生一家七个女儿已经将他折磨得近乎神经质了，从他将大女儿峥（这个字是：王+争）峥嫁给他自己所在的印刷所大股东的独生子启奎开始，一切的烦恼就来了，就像张爱玲在小说中所说到的一样：“女儿是家累，是赔钱货，但是美丽的女儿向来不在此例。”可是姚先生的女儿一个比一个美丽，却一个比一个更让他心碎。二女儿曲曲自己相中了一个“三等书记”，这让姚先生极不满意，可是拗不过女儿的他只好作罢，随他们去了。给三女儿心心物色人选时，心心却阴差阳错地选错了人。后来在大女儿峥（王+争）峥的一场吵闹中，姚先生病倒了，虽然爬起来了，却想他“活不长了”。这些凄凉的冒险所带来的无休无止的生活纠缠只是一种人生游戏，这种游戏就是真实的哀怨与虚无飘渺的选择。尽管许多的批评家都认为张爱玲是一个通俗小说家的典范，甚至有人也说她和三毛、琼瑶等都属于庸俗作家。这种庸俗不仅是文字上的，而且更重要的还是结构与内容上的。如果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那也是不足为怪的，毕竟一个作家的写作不可能博得所有人的喜欢，有喜欢她的，必定就有不喜欢她的，对某些东西有见仁见智的看法，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超越精神存在的美学意义上，张爱玲走向了生活的边缘。在她不长的写作实践中，自我陶醉的程度很难铺张开来。相比较而言，张爱玲的文字还是要张扬一些，她远离了政治后，话语受整缚的程度就更小一些，所以其开放性是张爱玲能够让人重新发现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张爱玲笔下那些丑陋的面孔让人头晕目眩，他们集中以晦涩难懂的方式捍卫着个人的话语空间，但是恶的本质还是清晰地占据了他们脸上的每一个毛孔。我们无法以一种简单的事实去套用传统的思潮。张爱玲在这些问题上的眼界并不宽广，她将那些令人棘手的技术问题都简单化了，最后陷于矛盾的意向中而不知所措。披上现代外衣的善恶哲学对于如今的纯文学写作，许多作家笔下的人物没有善恶分明的界限了，他们都是以一种超善恶的姿态来描述这个现实中的一切，表现“恶的美感”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然而在张爱玲所处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她将自己从《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学到的表现技巧，包装上现代背景后直接给她笔下
的人物套上了，于是就有了善与恶二元对立的精神界线，这种单向度的阉割方式让她的小说失去了人的精神多元呈现的可能性。可是张爱玲本人否认了这一点，她曾经这样说过她作品中的一些缺点：“我喜欢参差的对照写法，不喜欢用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就主题欠分明……”对于前面的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善与恶还是她周旋于爱情与婚姻法则中的一个标准。张爱玲的小说绝不是超善恶的。在她的极端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人物的声音带有那个时代所烙下的特有的印记，在《金锁记》（此篇文章中仅以《金锁记》为讨论的对象，而不以《怨女》为对象）中，曹七巧的变态心理就是代代相传下来的“恶”的缩影，在此，张爱玲恰恰没有遵循她的“参差的对照写法”。当虚伪遮蔽了一切，生活必然呈现出可怕的阴暗面貌。那些时刻晃动着的鬼影正在无情地侵蚀我们的灵魂，恶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读到的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残忍，主人公的行为游离在现实之外，但又在悲苦中漂泊，精神上的通达洗练基本上都带有矫枉过正的成份。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让张爱玲在哀怨与叹息中诉求着人类的情感纠结，欲说还休的人生体验无法满足一个作家对世界的阐述，她需要吟唱惊心动魄的爱情与婚姻之诗，但是现实与理想毕竟还有那一步之遥的距离，能否跨越这道生命中的悲愤之坎，是一个人期待与渴求的愿望。
对美好事情的仿真刻画可以让一个作家有自我解嘲的享受，然而对任何事情三缄其口，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并不符合具有反传统与叛逆倾向的作家的心理。张爱玲无法沉默，当然也无法遮蔽，她需要释放心中所有的能量，将全部的怒吼都撒向笔下的女人。她们带着恶的愿望与人交流，那样更能获得真实的感受。毫无疑问，单纯的恶也是偏执的愚蠢所造成的真实，其中没有任何斡旋的调解剂。在张爱玲那些具有某种特殊倾向的小说文本里，恶已经成为愤怒的标志。在《半生缘》这部张爱玲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中，通篇都是善与恶的较量，真实与谎言之间的对绝。沈世钧的善良与懦弱让他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对爱情表达的机会，曼桢的真实却并不为人所接纳，尽管有许多虚拟的感受需要让人去承受，但她的善良与痛楚也是在存在的限度内被欲望化的生存所消解。关于恶的两个极端，祝鸿才是上帝安排下的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带着一股喧嚣的气焰搅乱了所有的温和场面，屈辱的历史开始占居了整部小说的主导。曼璐的一切计划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她操纵着所有的安定或罪恶的因素，她并不复杂，而是简单到了令人揪心的地步。所有的人在她眼里都无法得到宽容，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不惜牺牲自己的妹妹，这种做法也只有张爱玲能在不愠不火的书写中缓缓生成。张爱玲能够描写男权制社会里女人的恶，这本已是她想象中非常大胆的成分了，可是她还有出奇制胜的第二种方式，那就是描写男权制的社会里男人的软弱，重要的是这不是男人善的表现，而是恶的极致，我们在张爱玲的笔下能经常见到这样的软弱男子，长白（《金锁记》）、沈世钧（《半生缘》）等人都是悲情氛围里的一味药剂。张爱玲的恋父情结虽然没有在她的小说中表露出来，但是通过这些混乱年代里男人暴力的消失与熄灭颠覆了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理念。张爱玲笔下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显然不会比现在更，但是出生名门的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们都还没有摆脱清朝风尚所遗留下来的余韵的影响，她们带着自己安静的心情度过一个又一个世俗的日子。对于自由的向往不属于这些锈迹斑斑的心灵，她们只能在养尊处优的位置上度过黯然的一生。有时我们总能感觉到，张爱玲是在挥霍她笔下人物的能量，困境的接踵而至让人无法拒绝人物内心里所发出的呐喊的声音，他们需要拯救，需要安慰，可是张爱玲像是举行某种仪式一样虔诚地告诉我们，真相就是如此，再无挽回的余地。《创世纪》中的全少奶奶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都是被张爱玲所安排在我们眼前的障碍，她们在末日前的腐朽表现让人感到难以名状。善与恶之间的较量在此出现了更加顽固不化的特征，一切都成为了被动的精神博斗。善恶这种潜规则与人类群体的命运结局是无法分离的，尤其是张爱玲将善恶截然分开后，生命的律动舒缓似乎停止了，反而却成全了卑微灵魂绝望的呼喊。她笔下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也需要靠眼泪来骗得人们的同情，在他们的对立面，主要人物的声音被激励着，他们也不敢大声地说出自己的立场与爱憎，因为毕竟还有更多的疑问在等着他们去解答与推辞。玩世不恭的张爱玲还是终究没有忘掉自己批判的本性，她站出来强烈地抗议着疯狂的侵入，张扬的信念被激发出来了，书写的真实让许多人无地自容。有时候，张爱玲迫于现实的无奈，经常把受难进行改装与整容后当作一种创造悄悄地渗透到小说文本的写作里。受难的母题历来就是作家们难以驾驭的使命，如果处
理得不到位的话，更多的写作就会前功尽弃而流于滥俗。受难与眼泪双向互补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书写的根据，它们对世人的诱惑让那些被炼狱洗涤过的灵魂也无法抵挡。张爱玲就是如此，她预见性地指出事情发展的方向，同时她也会事后诸葛亮一样将事情的原委对旁观者们和盘托出，然后神出鬼没地抽身离去。张爱玲在现实的善与恶中成功地激怒了一批人，那就是后来步她后尘的一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道的女作家，她们不仅在这一点上吸取了张爱玲给她们留下的丰富的营养，而且在吸收了之后不假思索地将张爱玲再次推向了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后人的洗礼。这种颠倒的做法曾经在中国文坛一度非常流行。那个时候，张爱玲成了“作家中的作家”，她的影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成长出一批忠实的贩卖者。在“游戏”的过程中，张爱玲扮演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虽然为许多人所仰慕，但这种仰慕里都带有刻意而做作的成份。后来的女作家们都将张爱玲笔下的善恶之念进行了超越性的改写与嫁接，她们的目的也就让作品更富有艺术的意味，而剔除了张爱玲通俗的逻辑框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爱看张爱玲的同时又要违心地告诉所有的人说，张爱玲是无知的。张爱玲费心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利用了，这是连她自己也难以预料到的可悲的结局。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和逐渐有了区分善恶的能力，那么阅读张爱玲就是一个体验成长隐痛的过程，有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受。张爱玲将一些惊世骇俗的善恶理念诉诸笔端，表面上是在制造矛盾和冲突，以解决叙事的平面化，但是强烈的历史感与责任感还是驱使着她去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其实这本身也是由善恶观念所决定的。张爱玲的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建立在对人的恶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她的小说里也有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是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张爱玲真正的文学创作的时间也不长），潜意识里流露出的那份执著随着善恶观念的重度渲染而走出了离经叛道的囚笼，重新回到了自然与“荒野”中，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构成了批判最基本的时空条件。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与家长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是张爱玲几乎所有小说文本中批判得以成立的契机，批判那个时代女人的奴性，批判其从属于男人的悲凉。这一切批判又都建立在爱与同情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看完了张爱玲的小说后来反观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是能深深地觉察到作家对人物身体的温情眷念。虽然有些行为只是象征性的，但其精神内涵中还是希望女人浮出地表而接受人性的洗礼，即使这种希望也是虚无飘渺的。其实，女性本真的柔弱与善良在张爱玲的笔下已经变异，在现代的外包装下女性的善也有了恶的因素的渗透，无意识的批判被真相所拆解，张爱玲古典善恶理念的躯壳所包裹住的小说文本在现代社会必然变成了一种消遣的速食品，而不是拯救堕落的圣餐。女性书写的压抑与困惑我们发现，许多现代作家的小说在新时期所发出的声音有时会显得苍茫而遒劲，因为它历经过公众的考验，在这中间，女性书写永远是一个“丧花怒放”的母题。自从五四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女作家以她们独特的声音书写着时代的堕落与黑暗，愤怒与抗争，悲欢离合与人情世故，这些带着女性细腻与体温的书写让中国的小说至今还没有沦落成为明日黄花。张爱玲与萧红是这些女作家中最为独特的两支，她们代表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书写的真实的声音。相比较起来，张爱玲更专注于女性书写，也就是说她写旧时代的女性更为地道一些。对于女性追求独立意识这一点，张爱玲与萧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萧红是以一种暴露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对待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而张爱玲希望她们都能以独立的姿态站出来与男权社会和家长制进行抗争，但是时代的黑暗性只能以毁灭者的疯狂来扼杀每一个善良的女性，即使就像曼璐这样的“红粉骷髅”，张爱玲也是对其倾注入了自己富于同情与温暖的目光，而不是对其加以鄙视与污蔑，这样的描写也是出于对笔下人物负责的态度，她不可能违心地去背叛一些既定的原则让曼璐变得像一只温柔的小鸡，这并不符合作家富有独特性创造的法则。对于旧时代的女性，我们在中国现代作家巴金、柔石等人的笔下经常会见到，她们的身影晃动在我们周围，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与归宿，时刻处于恐惧之中，弱女子形象就是旧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形单影只的标签。在张家玲笔下同样如此，只不过她比巴金等作家更为集中地整体性地描写了一群弱女子形象，而且这些弱女子各自有着各自的特点，她们惟一的共性就是在男权社会下的受压迫与虐待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改变。白流苏（《倾城之恋》）、王娇蕊和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郑川嫦（《花凋》）、小艾（《小艾》）、虞家茵（《多少恨》）等女子的遭遇都是如此，受夫权制和父权制的约束，她们或者受到自己丈夫的性虐待与欺骗，或者受到自己父亲的摆布与利用。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婚姻在她看来就是“长期的
卖淫”，她这样对婚姻的理解也是出于她亲见了许多那个时代女性的遭遇。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整体上受压迫的地位是不会一夜之间就能轻易被改变的，所以这样的冒险书写在男权制社会中仍然具有典型性。就像她所说的：“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这种简单的结论在现代女人看来似乎是无耻的，但张爱玲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言说激怒了许多的当代女性是在所难免的。在《谈女人》这篇文章中，张家玲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这样论说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张爱玲随即就补上了：“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有女人的苦衷，男人也有男人的痛楚，张爱玲是理解这一点的。只不过最后女人还是以自己的身体来弥补了其它的缺陷：“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有了这样的结论，张爱玲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只不过她将男性也当作了女性。因为他们都有身体，身体能让她笔下的男女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吗？未见如此。张家玲根本无法反抗现存的男权模式，尽管她写尽了女性的疼痛，但是她在反抗男权的努力上仍然是徒劳的。在那个时代，女人从属于男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鸿鸾禧》中的娄太太以及自己的媳妇玉清，《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等这些悲剧女性已经折射出旧上海社会的繁复与焦虑的现实境况。张爱玲虽然在反叛，但是她始终走不出那个特定的女性圈子。所以有许多人这样评价张爱玲，尽管她写的故事好看，但是我们看过后还是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这些女性形象的可悲与可叹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所造成的，而不是由张爱玲能驾驭和控制的。其实，张爱玲也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限制而去虚构或者杜撰一些莫须有的反传统情结。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甚至就没有反传统，从小就受古典名著《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影响至深，对女性遭受苦难的现状，她甚至是持悲观态度的。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没有自己的主张，有的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并尽力付诸实践，但是她们的努力大部分时候都是徒劳的，反抗带来的后果不是解放和自由，而是自己跌入更加可怕的深渊，所以她们干脆都逆来顺受地顺从了张爱玲为她们安排的悲剧命运。《多少恨》中的虞家茵和《心经》中的许小寒都是受父权管制下的可怜女子，她们的命运最多的时候还是以沉默来抵触这种男权社会坚实的原则。《金锁记》中的姜长安就是一个被家长制训练有素的典型，她为了顺从母亲的意志，竟然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爱情，而整日守在母亲身边成为一具“饥饿的躯体”。她的脆弱是普遍的，也是分裂的，家长制早已经为她掘好了“关怀”的坟墓，她成天只有默默无闻地去承受与担待，此外她别无它法。女人们喜欢玩死亡游戏，这是许多的女作家都经常有过的伎俩，在这方面张爱玲同样也不能免俗。她玩的死亡游戏并非是人的肉体的真正死亡，而是虚拟性的等待死亡。在她的一篇不为人所注意的小说《等》中，张爱玲在题目中就开宗明义地道出了她的想法，那就是女人等待的结果就是走向死亡。小说中的奚太太一直在等待，等待着自己的灿烂前程与美好婚姻，因为她希望丈夫能放弃他的小老婆而回到她的身边，这是一种无望的等待，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男人拥有三妻四妾的男权社会里，大部分妇女一生都是在等待，等着有一个好的归宿，等着丈夫在花心后能回心转意，无形中就带给我们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意识。张爱玲笔下的这些女人在逐渐的遗忘中埋藏了自己，将她们的鲜为人知的一面通过关怀的口吻讲述出来，剔出了钱钟书的幽默感，剩下的就只有张爱玲的不合时宜的悲凉了。心怀叵测的女性难以捉摸，无法建立起张爱玲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她们能够做的就是等待。其实等待在更多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潆珠（《创世纪》）、许太太（《心经》）、谭大娘（《秧歌》）等女性，她们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她们都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匆匆过客，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这样的匆匆过客，她们以谋生的名义在这个社会上逗留不长的时间就离开了人世，去天堂寻找她们更为安稳的生活了。张爱玲无法以更深的角度去剖析她笔下的女性，《连环套》中的霓喜与《半生缘》中的曼璐等都是通过肉体来谋得自己求生的本能与欲望，这是现实经验在张爱玲思想中的反映。因为她笔下的女性总是对男性有着很强烈的依赖性，所以她们有时就成为了符号化的替身。她们的坚韧与脆弱，她们的悲痛与叛逆有着惊心动魄的神秘感。所以有
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中文 04本函滨海点掌成龙 [摘要]： 张爱玲是上海最时髦，最前卫的文学才女，是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张爱玲的生命在不断的放逐中越来越流离，一路不断跌落，这注定张爱玲的书写是一连串被压抑的历史。张爱玲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艳异女性，描写的女性人物都生活在病态社会里，这样笔下的女体形像是丰满的，她不但丰富了女性书写体，更丰富了女性美学，是女性书写体中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关鍵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虚无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多是激进而亢奋的，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然而在40年代低气压的上海孤岛，张爱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内囿的女性世界。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相比，它显得阴暗和晦涩。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历经多少世代，却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牢里。她们全然没有为时代气息所掀起的骚动和憧憬。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是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大多只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意识型态之中卑微可怜而平风庸俗的小角色。在她们的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1］，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象。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谈到的，“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2］她们全被一只巨手扼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生生世世因袭的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进行社会反思。 读张爱玲的任何一篇小说，我都可以理解为何说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用漫不经心的笔触刻画出一个个或含泪或泣血或可怜或可恨的女性形象；她用瘦弱的指尖轻轻挑起千年来蒙在家庭、婚姻、爱情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真实，她把笔端伸向上帝看不到的地方，伸向太阳照不到的黑暗的角落；让那些华美袍上的虱子赤裸裸的暴露给世人面前。 一个个可悲的女性，一个个吃人的女性，一个个可怜的女性活灵活现的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她们颤动，让读者为她们伤悲。因此张爱玲小说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她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不在于她的语言有多华丽；而仅仅在于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与大多数作家所描写的女性有太大的差别，她们以独特悲凉和屈辱震撼着读者，张爱玲也因此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坛上折射出熠熠光辉。 一、人物形象具有的自传色彩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①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出身：祖父是清朝的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外公则是天津提督，可谓是出身显赫，属于贵族后裔了；但张
爱玲出生时已经是家道中落，父亲吸烟土、逛妓院、养姨太太，幼时的张爱玲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中，直至父母离婚。张爱玲幼时没有家庭的温暖，封建大家庭中的尔虞我诈，在她内心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在创作中一举成名，在文坛上响当当，但是张爱玲的婚姻如同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幸福的。一九九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她与汪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签订婚约，但这次婚姻让张爱玲受到很大打击，因为它只维持两年。晚年的张爱玲孤独落莫生活着，最终客死异乡。纵观张爱玲的众多著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她悲观敏感独特的性格，作品中的男性大多玩世不恭，抽鸦片，逛窑子；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不是以悲剧结束，这不能不说是由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影响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 ②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她的作品大多以沪港两地为背景，事实上张爱玲是出生在上海的，又长期生活在香港。读书期间，她亲身经历了港岛被围，抵抗及沦陷的全过程。而她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炮火却逐渐猛烈了，邻近的高射炮成为飞机汪意的焦点，飞机营营的在顶上盘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当时战争的真实与紧张。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的哄动，书中的女性葛薇龙是一个寄居在姑妈家被诱惑而论为交际花的女性。无独有偶，张爱玲也因战争而中断学业，因此同她姑母住在一幢西式公寓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女性是家道中落的名门淑女，而张爱玲用不厌其繁的笔墨描写了大家族的种种陈设丫头佣人及大家族的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摘要： 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从女性的立场和体悟出发，以女性的眼光观察女性，并通过隐喻式的批判讽刺手段来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荒凉感，她不宣扬女性的主题意识，只是把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事实，敏锐而冷静地述说出来，没有希冀也没有指责，只是“苍凉”地展示女性的真相。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遭遇，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经历，为我们广大的读者、评论家展现出一个让人神往而有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关键词： 张爱玲、女性形象、苍凉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和特别魅力的女作家。她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用其概括张爱玲的一生最恰当不过。她出生于上海租界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亲身感受到了她父母两大家族的没落与瓦解。父母给予她的不是温暖的亲情，而是旧家规的威严与新时尚的约束，这些使她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父母和家庭的厌恶甚至敌对情绪，成年以后又遭受了情感和事业上的打击，这些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与创作态度。家世变迁,人情冷暖,给张爱玲的刺激很深,形成了她孤僻冷漠的性格,也形成了她独特的审美观。她以犀利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撕开女性世界温情的面纱,塑造了一组扭曲而残缺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的性格中既有东方温柔、保守的一面，又有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一面。这种身份背景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阶级性。她不在于批判时代对女性的压迫，只在于刻画人性的脆弱与无奈。她以个性极强的女性意识，对“五四”以来的新的文化理想进行了强烈的反驳，从生存困境中的无语反抗与物质追求、文化困境中的艰难突围与无奈选择、人生抉择中的现实困守与传统禁锢三个方面，立足民族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40年代中国普通女性在受到男权主义强制的社会环境中，迷茫而无奈、卑琐而自嘲的世俗人生的生存状态。 战争经历使她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上海的沦陷让她感觉到了许多的变帮，家事，国事，世俗文化冲突，人性的暴露等，都让她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产生一种荒凉的感觉，在她的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两个字。 张爱玲的作品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张爱玲写的女性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受过新式的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但她们并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两性关系、婚嫁论娶是她揭示生活底蕴的切入点和主要视角，纵观她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插翅难飞的女人心甘情愿地被囚禁被封闭在家庭的城堡之中，依附于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物质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成为了一只又一只“绣在屏风上的鸟”，囚禁在家庭的牢笼之中。如《留情》中的敦凤、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高二年级组郑思萌 教学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 格： 2、激发学生课下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拓展文学知识，修炼 文学素养； 3、理解和探究中国古代女性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培养学生正确的 价值观和独立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不能类型的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制造人物命运的 原因； 2、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探究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教学方法： 小组讨论法，鉴赏法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4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请同学回忆下曾经在课本中学过的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并简要分析下
这些形象的人物性格 二、初步感知 接下来用四个课时分四个方面归纳中国古代的女性形象 1、中国古代才女； 2、被誉为“红颜祸水”的女性； 3、聊斋中的女鬼； 4、中国古代妓女。 三、中国古代才女 卓文君 卓文君，汉代才女，西汉临邛（属今四川邛崃）人，与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一段爱情佳话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也有不少佳作流传后世。 卓文君她貌美有才气，善鼓琴，家中富贵。她是汉临邛大富商卓王孙女，好音律，新寡家居。司马相如过饮于卓氏，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同驰归成都。因家贫，复回临邛，尽卖其车骑，置卓文君酒舍卖酒。相如身穿犊鼻裈，与奴婢杂作﹑涤器于市中，而使文君当垆。卓王孙深以为耻，不得已而分财产与之，使回成都。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据《西京杂记》载，文君作司马相如诔文传于世;又载相如将聘茂陵人之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后世常将卓文君事用为典故。传说后来两人生有一女，唤名琴心。因正月初一生，故皇后赐名元春。 卓文君，一个美丽聪明，精诗文，善弹琴的女子。可叹的是十七岁年纪轻轻，便在娘家守寡。某日席间，只因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多情而又大胆的表白，让久慕司马相如之才的卓文君，一听倾心，一见钟情。可是他们之间的爱恋受到了父亲的强烈阻挠。卓文君凭着自己对爱情的憧憬，对追求幸福的坚定，以及非凡的勇气，毅然在漆黑之夜，逃出卓府，与深爱的人私奔。当垆卖酒为生。生活艰难，但两人感情日深。这也是一直流传至今的爱情故事里最浪漫的夜奔之佳话。 班昭 班昭（约45年?－约117年?）一名姬，字惠班。汉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史学家班彪女、班固与班超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寿，早寡。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班昭继承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gū）。善赋颂，作《东征赋》、《女诫》。班昭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班昭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清代女作家赵傅“东观续史，赋颂并娴”。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
浅析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
浅析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 This model paper was revised by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on December 10, 2020
号： 学号： 浅析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 系 别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专 业 对外汉语 班 级 1101 姓 名 张霞 指 导 教 师 董文会 2015年3月28日 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 院 本科毕业论文
鲁迅先生一直都很重视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并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反封 建的思想主题，呼唤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解放。对于鲁迅先生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国 内外的专家都已有过研究讨论。论文在大量阅读原着作品和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结合鲁迅先生的各种杂文、散文等，以鲁迅先生的男性视角为切入点，通过鲁迅笔 下的女性形象，来细致的分析女性思想的演变以及对其他作家、读者的影响，以便更好 地理解新时期中国女性思想的转变。 关键词：鲁迅作品，女性形象，思想影响 Abstract Lu xun has alway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women's issues and explore, and tried to through literature also feudalism thought theme, called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the liberation, about shaping the image of women in Lu xun's work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and scholars have already studied and discussed, based on a lot of reading the original works from, on the basis of predecessors' research results, combined with various essays prose of Lu xun, in Lu xun's male perspectiv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rough the female image of Lu xun's to better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women thought as well as the impact on the rest of the author's view of women, and Chinese women's effect on the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ese women thought in the new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 The words of Luxun ,The image of woman ,The evlotion of ideas
琼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1)
浅论琼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姓名：周莉班级：10级汉语言文学12班学号：1225 [摘要]：琼瑶是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她的作品便风靡了两岸，并部部都经改编拍成凄美的电影或电视剧。她的作品以爱情为主，同时也塑造了众多不凡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琼瑶女性美丽大方悲剧深情 台湾女作家琼瑶笔下的小说世界是现实生活一个奇幻的影子，寄托着作者对理想人性的向往和追求。其小说中的女性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传达出作者对高尚人格的赞赏与肯定。同时，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又或多或少地呈现出琼瑶自己的个性特征。甚至可以说，她们是这位富有古典主义气质的女作家的化身。一．古典美丽 纵观琼瑶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兼有古典与浪漫的个性气质，她们又都遭遇了诸多的不幸，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她们没有退缩，也没有害怕，而是表现出坚强的人格力量。然而，悲剧命运总不会轻易放过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或让她们伤痕累累，或让她们孤独终生，给读者留下一声声沉重的叹息。而这些女性绝大部分都外表美丽，才华横溢，符合传统道德思想观和审美观。同时，她们又敢于冲破封建道德伦理的束缚，在爱情的驱使下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唱出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爱情赞歌。《人在天涯》中的高忆华，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她虽生在异国，却又有着中国姑娘特有的美“黑色的，像四段般光亮的长发，中间分开，从面颊两旁自然的披泄了下来，垂在肩上，一对温柔沉静的笑意盈盈的眸子”。“最特殊的他还是她浑身上下带着的那抹恬静与温婉的气质”，这种气质也是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审美标准的。 琼瑶笔下的女子几乎都是美丽的。她们可以是长发飘拂，轻灵如梦，不言不语，安静得如一幅水墨画，却在不经意间吸引了人们视线的女子；她们也可以是顶着一头乱糟糟的短发，声音响亮，眼眸闪亮得耀眼的靓丽女子。也有的时候，她并不直接描写女子的美貌，但从那些女子的举手投足、浅颦轻笑、机智聪慧中，或仅仅是从她们的名字中，便足以让你感觉到这些女子一定拥有着美丽的外表。在琼瑶的笔下，那些女子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还拥有着最为美丽的灵魂和人格。她们是骄傲的。这种骄傲是人格上的一种骄傲。如197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秋歌》中，棚户之女芷筠与富商之子殷超凡相爱至深。但贫富的悬殊，使殷父百般阻拦，妄图以50万重金买断。芷筠却不为所动。 二．深情浪漫 琼瑶笔下的女性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更是兼具着新时代女性的浪漫气息。即使是在封建社会，她们也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不顾一切的追求幸福爱情。对琼瑶笔下的女子来说，爱是拥有对方的一切和让对方拥有自己的一切；反过来，她们的爱又是放弃，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放弃自己。当她们失去爱人，或者失去她们所爱的人的爱时，最有可能选择的，便是封闭自己，如《聚散两依依》中的贺盼云，在丈夫去世之后，黑色成了她所有的色调，她不笑，不多说话，将自己关在了一个安静沉默的世界里，自己走不出去，也不让别人走进来。又如《失火天堂》中的许曼婷，她出生在名门望族，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门第观念，她爱上了一个下人的儿子，在遭到封建家庭的极力反对之后，毅然决然的同自己心爱的人出走，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
论鲁迅小说中子君的女性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子君 吉木萨尔县马晓卿 【论文摘要】 本文拟通过分析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伤逝》中寻求个性解放的子君形象，揭示旧中国劳动妇女从麻木到觉醒封反抗的斗争历程,并从中了解鲁迅先生对旧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进程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也在对封建愚民政策无情批判的同时,对她们身上存在的"劣根的国民性"予以无情的揭示和批判。这个典型形象既是独立的,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她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鲁迅先生对受势力压迫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十分关注和同情，他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迫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关键词】：富有个性勇敢反抗揭露抨击 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发起之时，以反封建的如椽之笔首先对准封建礼教，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从他的作品《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雪锋塔的倒掉》等一系列著名杂文中足以看出鲁迅先生是把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他的《呐喊》、《彷徨》两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以反映妇女不幸和悲苦生活以及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题材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反映了妇女问题，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妇女形象，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但又有其内在的联系，它巧妙地组成了一个旧中国妇女形象的艺术画廊。 《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子君是鲁迅先生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以《倾城之恋》、《金锁记》为例 摘要：张爱玲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惊艳了时光的存在，她的文字、她的旗袍似乎已经牢牢地嵌入了上海的一砖一瓦中，烙进了上海的肌理中。同时在她的文字中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本文将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例，进行一个大致的比较分析，以此来增进我们对于张爱玲的了解与认识。 关键词：出身经历性格结局 “一座城市的覆灭，成就了一段无望的爱情。”有多少人因为这样一句话的吸引而去找到《倾城之恋》这本书来看？张爱玲将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自私的人”放到了香港这个繁荣与危机同在的城市，让“自私的女子”与“自私的男子”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城市里相互依靠却又相互利用，最后终于互诉衷肠、表白心意，成就了一段传奇，成为了许多男男女女的向往。 而在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的故事却让人不怎么喜欢。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爱上了一个男人，却偏偏嫁给了他病怏怏的哥哥，做了他的嫂嫂，整日里面对一群善于搬弄是非的妯娌，连丫头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辱她。在这样的处境下，丈夫无法给与她庇佑，心上人也对她避之不及，娘家人只当她是全家的摇钱树，贪婪地频频伸手。于是之后的曹七巧变得相当厉害，斗败了妯娌，拽住了婆家的大权，主宰了儿子女儿的人生，报复了心上人的无情，将其他人的人生变得与自己一般痛苦。最后她的儿子恨她、女儿怨她，心上人远离她，所有的人都对她恭恭敬敬。于是，她成功地引起了读者的厌恶。 白流苏与曹七巧，同为女人，怎么就一个终得圆满，一个孤老终身呢？ 流苏，一个听起来就比其他的七巧之类的名字要美得多的名字，出身世家，虽然家族早已败落，家中也是人丁旺盛，所以通晓人情世故，天真无邪却也不乏心机；曹七巧，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自小被派到柜台买油，接触到的是最最底层的老百姓，见识到的是最最平凡不过的家长里短，可以说是在人民内部成长起来的好孩子，拥有的是劳动人民特有的淳朴，真正天真质朴。两个人比较起来，似乎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曹七巧更讨喜一些，“买油西施”，人们如是称呼。
论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论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内容摘要】香港言情小说家亦舒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主要是因为她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她在女性命运上的独特思考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女性的婚恋观念、女性的坚强自立、女性的金钱观念及女性的内心寂寞四个方面来分析亦舒笔下的女性形象，并探讨亦舒小说揭示现代香港女性的精神心理特点，及对现代女性的深切关怀和思考。 【关键词】言情小说；生命体验；女性形象；女性命运；思考 亦舒是一个天才女作家，她自六七十年代开始写作，“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其时琼瑶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亦舒的言情小说则以鲜明的时代感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使阅读其文章成为一种潮流，与金庸的武侠、其兄倪匡的科幻并称为“香港文坛三大奇迹”。 亦舒是一个多才的言情小说家，她的作品主要有《我的前半生》、《喜宝》、《流金岁月》、《圆舞》、《她比烟花寂寞》、《石榴图》《我们不是天使》《镜花缘》、《胭脂》、《香雪海》等二十多部。其作品基本上都是婚恋故事，题材比较狭窄，但其中的女性却是非常精彩的。生活上独立自主，最后急流勇退的唐晶，不把婚姻看做女性人生归宿，选择独身的杨之俊，美丽如玫瑰内心却寂寞无比的玫瑰、被丈夫抛弃后迅速坚强起来的子君，还有姚晶、徐佐子、马莉、承钰……这样一个个焕发时代女性的形象，在亦舒笔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将她们置于社会这样一个大潮流之中，置于充满竞争的现代都市——香港。其作品主要描写的是现代女性在现代都市中的婚恋、工作、生活，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内心坚强、个性独立、有明确的金钱观念和婚恋观念、内心充满寂寞的特点。所以说，她的作品不仅仅限制于言情这样的婚恋的小说，其价值已经超越了一般言情小说所具有的价值。本文即将从现代都市女性的这些特点，来探讨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进而深入研究她对笔下女性形象的影响以及她在女性问题上的独特思考。（注：本论文主要参见陈武英《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观点） 一、小说中女性形象分析 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大都以坚强独立、自尊自爱而独树一帜。她们的独立，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独立，更重要的是她们人格的独立。她们完全区别于传统社会中在物质、精神方面永远处于从属的、被压迫地位的女性形象，而是根据自己独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走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文档从互联网中收集，已重新修正排版，word格式支持编辑，如有帮助欢迎下载支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姓名：刘汗青 学号：19665 年级：2013春期 学校：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指导教师：崔红庆 完成时间：2014年4月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前言 (1)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1)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2)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 (3) (三) 懦弱女类型 (5)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 (7)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 (7)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8)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 (8)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 (9) 结语 (10) 参考文献 (10)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涌现出一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写女性体验”的作家。这些脱离当时主潮流的作家和作品因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和全新视角,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张爱玲作为代表其人其文成为研究的重点。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本文仅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内涵与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小说 前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抒写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面貌，她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豪门千金，还是小家碧玉，大都少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甚至笼罩着一种苍凉，她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凉意味并生活在时光停滞的时代里，本文就试以张爱玲的几部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试作简要分析。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部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金锁记》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经典的形象。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提供了有关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 一、课题论证： （一）国内外研究： 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台大中文系教授张健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二）选题意义： 我之所以选择《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这个论题，是因为在阅读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后，感受到了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
禁锢下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张爱玲在从贵族到平民转换的生活经历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她在母亲与姑姑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寻求时代女性的归宿，再现时代女性的命运并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本论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二、方案设计： 此论文旨在研究在张爱玲笔下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通过影响张爱玲创作的几方面因素，将她笔下的女性主要概括为典型的几种类型，以及这些女性形象的特点，从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 大纲： （一）1、简要概括张爱玲的生平及其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家庭因素） 2、东西方文化差异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文化因素） 3、上海沦陷以及战争经历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社会因素） （二）张爱玲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 1、插翅难飞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2、心灵扭曲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3、漂泊不定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4、红颜薄命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三）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及其笔下女性的特点。 （四）通过张爱玲创作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毕 业 论 文 题目：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班级：11级初教文甲班 姓名：陈丽 学号：20110133127 指导老师：岳小艾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前言 (1)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1)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1) 1.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1)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 (2) 1.被逼良为娼的——葛薇龙 (2)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 (3)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 (3)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4)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 (4)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 (4) 结语 (5) 参考文献 (5) 谢辞 (6)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班级：11级初教文甲班学号：20110133127 姓名：陈丽 摘要：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涌现出一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写女性体验”的作家。这些脱离当时主潮流的作家和作品因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和全新视角,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张爱玲作为代表其人其文成为研究的重点。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本文仅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内涵与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小说 前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抒写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面貌，她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豪门千金，还是小家碧玉，大都少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甚至笼罩着一种苍凉，她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凉意味并生活在时光停滞的时代里，本文就试以张爱玲的几部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试作简要分析。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部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金锁记》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经典的形象。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
琼瑶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琼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摘要:台湾女作家琼瑶创作了60多部爱情小说,塑造了几百个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些女性身上大多兼有古典与浪漫的个性特征,具有真诚、善良、美好的理想人格。她们普遍遭遇了人生的挫折,在受到种种磨难时,表现出坚强的人格力量。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折射出作家对理想人性的追求与理想人格的建构。琼瑶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女性人物谱系,这是琼瑶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与艺术价值所在。 关键词:琼瑶; 小说; 女性 Abstract:So far,the Taiwan female writer Qing Yao has produced more than 60 novels,and created several hundred vivid images of female characters.Most of these female characters usually embrace both the classical and the romantic nature with sincere,kind-hearted and beautiful ideal personality.Despite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m suffer great setbacks in life,they all maintain a strong personality when subject to hardships.All those female characters reflect the writer's pursuit of ideal human n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al personality.The female characters under the pen of Qiong yao form a unique character system which makes her works so unique,attractive and highly artistic. .Key words:Qiong Yao;novel;female 一、前言 由于出身于书香门第，琼瑶从小就有文学创作的禀赋。她一生中一共创作并出版了 52 部言情小说，既有长篇小说也有中篇小说，并身兼多职，是一个兼编剧家、导演和产业经营者于一身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被翻译成外文。由此可见，琼瑶的言情小说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般来说，琼瑶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所关注和探讨的主要还是女性本身，因此，在她的作品中
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中文04本函滨海点掌成龙 [摘要]： 张爱玲是上海最时髦，最前卫的文学才女，是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张爱玲的生命在不断的放逐中越来越流离，一路不断跌落，这注定张爱玲的书写是一连串被压抑的历史。张爱玲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艳异女性，描写的女性人物都生活在病态社会里，这样笔下的女体形像是丰满的，她不但丰富了女性书写体，更丰富了女性美学，是女性书写体中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关鍵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虚无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多是激进而亢奋的，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然而在40年代低气压的上海孤岛，张爱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内囿的女性世界。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相比，它显得阴暗和晦涩。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历经多少世代，却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牢里。她们全然没有为时代气息所掀起的骚动和憧憬。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是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大多只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意识型态之中卑微可怜而平风庸俗的小角色。在她们的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1］，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象。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谈到的，“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2］她们全被一只巨手扼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生生世世因袭的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第16卷第4期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1年12月V ol.16N o.4Journal of Pengcheng V ocati onalU niversity D EC12001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成秀萍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可分为三类:一是缄默无助的女性,如禄兴娘子、娄太太等;二是丑怪疯狂 的女性,如七巧、霓喜等;三是自由青春的女性,如曲曲、密斯范等。其小说中的女性特征:懦弱胆怯、丑怪疯 狂;女性潜意识:压抑焦虑、缄默无助;创作心态:描摹现实、悲凉压抑。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 特征 潜意识 创作 心态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2824(2001)0420021203 Ana lysis on the Fe m i n i n e Characters i n Zhang A i-l i n g’s Novels CH EN G X iu-p ing (Zhenjiang H igh College,Zhenjiang,J iangsu212003,China) 【Abstract】 In Zhang A iling’s novels,w e can see th ree types of fe m inine characters:F irst,a k ind of hel p less wom en keep ing silent.Second,a k ind of ugly and crazy and w ild fe m ales.L ast,free and young ladies.T heir characters show in recreance and ti m idity,ugliness and m adness,and opp ressi on. 【Key words】 Zhang A i-ling;fe m inine;character;subconsci ousness;creati on;intenti on 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她们的未来很不保险:我们尽量越来越依靠自己,但是,这个社会和经济势力根本不承认我们是独立的人……——巴巴拉?埃伦里奇① 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看到作家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历史、文化及其自身的性别、经验而写作。张爱玲书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她写出了女性的压抑焦虑以及她们在家庭社会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这些女性人物的矛盾和自我冲突的深层面貌。作家对于女性压抑焦虑、缄默无助的书写表现了她对于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深受贬压的一种抗争。 一、女性特征:懦弱胆怯、丑怪疯狂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她将边缘意义的女性群体带进文本的中心舞台,以压抑的女性身体、女性文化,以及她们的缄默无助、焦虑疯狂等,与“五四”以来以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为主导的文学传统形成二元格局,使她的小说文本成为女性作家表现欲望、身份、语言和文化的剧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缄默无助的女性。这一类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得最多、最为光彩、最为丰满的形象,如禄兴娘子(《牛》)、娄太太(《鸿鸾禧》)、芝寿与长安(《金锁记》)、川嫦与郑夫人(《花凋》)、小艾与席五太太(《小艾》)、全少奶奶与潆珠(《创世纪》)、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 张爱玲的中学习作《牛》刻划了一个贫穷可怜的妇女——禄兴娘子的形象。禄兴娘子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女性,当她的男人收稿日期:2001210227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1)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着不同的类型和特征，大致可分为：命运悲惨的女性、自发反抗的女性、新旧夹缝中的女性三种类型。本文从其作品中撷取了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位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女性一一分析。鲁迅笔下这几个主要女性的悲剧，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 关键词：鲁迅女性形象封建悲剧反抗 Abstract: Mr. Lu Xun is a famous thinker and writer in modern China. The female image in his novels have different types and features,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 spontaneous women against women, the old and the new cracks in three type. In this paper, from his works capture the fourth Shan's wife, Xianglin's wife, love regardless, Zijun this several with strong tragic color female one analysis. Lu Xun under the several major female tragedy, its inherent personality, author both sorrow for their unfortunate, nuqibuzheng, but mining works resulting in the root of their tragedy is oppressed, toxic to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eudal ideology. Key words: Lu Xun female image against feudal trage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