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读书笔记
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读书笔记厦门大学04级经济系 卢美伟
本书是一部论文集，汇集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关于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的一些重要论文。
乔治·斯蒂格勒，1911年出生于美国，193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多所大学执教。1958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自1947年起，他成为全国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1964年出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
斯蒂格勒长期从事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面的理论研究。产业组织理论，又称产业经济学，是二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微观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市场结构包括：卖主和买主的数目、产品差异、进入壁垒、成本结构、垂直一体化、多样化经营等；市场行为是指厂商的价格行为和非价格行为；市场绩效是从资源利用、资源配置、创新、价格水平、就业水平、平等等标准来判断市场结构和行为的优劣。这么（些）学科实质上是微观经济学的细化和深化，是以产业为研究对象，从同一市场中各厂商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分析厂商行为及其后果的；另一方面，这一学科又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如果厂商的行为及其后果不能令人满意，就要通过适当的公共政策设法纠正。政府管制，或称公共管制，在美国是指政府在微观层次对经济的干预。从管制的性质看，管制可分为经济的和社会的；从管制的手段看，有些是确定标准，有些是运用经济杠杆。对管制的研究主要是回答为什么会发生管制、管制代表谁的利益以及评价管制的效果。对政府管制的研究和产业经济学关系非常密切，前者是后者的必然延伸。
由于在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特别是在信息经济学，管制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斯蒂格勒荣获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全书分上下篇，共11章。上篇产业组织，共分7章，分别是：1、通向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2、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3、规模经济；4、进入壁垒，规模经济和厂商规模；5、信息经济学；
6、劳动市场的信息；
7、论寡占。下篇政府管制，共分4章，分别是：
8、管制者能管制什么？——电力部门实例；
9、证券市场的公共管制；10、经济管制论；11、经济管制的操作。
第1章《通向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讨论了兼并的发生和特点。按照传统观点，实现规模经济是兼并的主要原因，规模不经济又是限制兼并的主要因素。但是斯蒂格勒认为，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并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只要没有显著的规模不经济，也就是说，兼并后形成的大公司的成本和兼并前各较小公司的成本相比，既不更低，也不更高，兼并仍会发生，因为兼并后形成的大公司具有市场力量，能获得垄断利润。如果一个大公司在成本上并无显著优势，一旦它制定高价、攫取高利，必定会导致大量新厂商进入该产业，使价格下降，利润减少，该大公司甚至会因此而发生亏损，但只要它在新厂商大量进入前获得的垄断利润现值大于新厂商进入之后亏损的现值，兼并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斯蒂格勒分析了兼并机制：如果一产业中厂商较少，兼并的主要困难在于置身于兼并之外比参加兼并更有利可图；如果厂商很多，那么没有一家厂商能在兼并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兼并是逐渐扩展的，实际上可能是若干家厂商联合起来求增长。斯蒂格勒认为各种规模厂商的成本只能用一种方式进行比较：确定各种规模厂商是否能在该产业中生存下来。在撇开了规模经济因素后，斯蒂格勒重新考察了美国的企业兼并史。他发现，现代公司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以及反托拉斯法是刺激或抑制兼并和决定兼并特点的主要因素。
第2章《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围绕
斯密—杨定理，讨论了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关系。斯蒂格勒提出了产出生命周期假说：在一产业的新生期，市场狭小，因此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规模较小，不足以一一分化出来，由独立的专业化企业承担，所以这个时期该产业的企业大多是“全能”企业，分工主要表现为内部分工——企业参与从材料生产到产品销售的全过程；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各再生产环节的规模大到足以独立进行时，企业内部分工转化为社会分工，各专业化企业会出来承担各个再生产环节；在产业的衰落期，随（着）市场和生产规模的缩小，各再生产环节只得重回原企业，社会分工又转化为企业内部分工。斯密认为，在不断壮大的产业中，典型的情况应该是垂直非一体化，而垂直一体化是衰落产业的特征。而斯蒂格勒认为非价格配给、私人垄断以及其他原因都会导致垂直一体化。斯蒂格勒推广了斯密定理（斯密—杨定理），认为区域化是提高产业经济规模、从而获得专业化利益的一种方式。产业的区域化程度越高，则单个工厂的专业化程度越高。
第3章《规模经济》讨论厂商的最佳规模及其决定因素。斯蒂格勒指出，第一，如果一产业的诸厂商使用完全相同的资源，那么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只有唯一最低点，即只有一种产出规模是经济的；但在现实经济中，诸厂商拥有的资源质量不同，使用不同资源的厂商若规模相同，则效率不同，若效率相同，则规模不同，所以相异的规模可能同样是经济的，即平均成本是一条底部平坦的曲线。第二，上述情况可以用规模报酬不变来概括，但对规模报酬不变的传统理解仅仅着眼于规模和由既定技术条件决定的生产成本以及资本报酬率的关系，似乎可以根据厂商的生产成本来确定它的最佳规模；而在现实中，一家厂商的活力和发展能力不仅仅、甚至不是主要取决于成本条件，而是取决于许多难以观察并精确计量的因素，如企业家的能力。因此，斯蒂格勒首创“生产技术”来确定最佳规模：凡在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都是最佳规模。用生存技术测定最佳规模，可以避免资源评估问题和技术研究的臆测性质。它的基本假定是：不同规模厂商的竞争会筛选出效率较高的企业。运用生存技术来测定最佳厂商规模的过程如下：先把一产业的厂商按规模分类，然后计算各时期各规模等级的厂商在产业产出中所占比重。如果某一等级的厂商所占的生产份额下降了，说明该规模效率较低，一般地说，效率越低，则份额下降越快。而有效率的厂商规模则是指企业家能对付他在实际经营中碰到的所有问题。他用生存技术考察了美国制造业的情况，发现最佳规模是一个范围相当大的领域，即多种不同规模都是最佳的。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计量方法，他得出决定厂商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工厂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而一般认为与厂商规模正相关的广告开支和资本密集程度，则不起什么作用的结论。
第4章《进入壁垒，规模经济和厂商规模》中斯蒂格勒提出了进入壁垒的一个定义：即进入壁垒是新厂商比老厂商多承担的成本。而之前贝恩给进入壁垒下过一个定义：进入壁垒是“和潜在的进入者相比，现存厂商所享有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是通过现存厂商可以持久地维持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而没有导致新厂商的进入反映出来的”。根据斯蒂格勒的定义，规模经济、资本需要量、产品差异等在贝恩看来是进入壁垒的因素不再构成壁垒，而是突出了政府管制构成壁垒的作用。
第5章《信息经济学》标志着经济学的一个新分支——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假设知识完全的框架中进行经济分析，即假定获得信息无需支付成本。这一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从而其结论也必定远离现实。因此，一方面，人们怀疑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方法的有用性；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在“不确定”假设下展开分析，而“不确定”意味着信息的不可获得，即信息价格无限大。斯蒂格勒开创了用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和方法分析信息问题的先河。信息的获得可以使人们有收益，可是对信息的搜寻也是有成本的，从而对信息的搜寻必然在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处停止，这是当事人的最佳信息获得量，同时也决定了信息的价格。影响搜寻的因素包括支出额、市场范围、卖主人数、既往经验。
市场的基本作用是使买者和卖者相遇，使出清价格得以形成。信息的价格介于零和无穷大之间，当事人的决策环境处在知识完全和不确定之间。斯蒂格勒指出，没有必要把知识完全列为实现竞争的充分条件之一，因为既然信息不是免费的，达到知识完全必定是不经济的。另外，只要信息的生产者人数众多，信息生产也是竞争性的。信息商品化可以免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第5章《信息经济学》和第6章《劳动市场的信息》斯蒂格勒运用信息理论分析了同种商品、同质劳动力价格差异的原因和特点。由于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所以买卖双方对有利价格的搜寻都是有限的，从而同种商品、同质劳动力存在价格差异。对于那些搜寻能产生较高收益或只需付出较低成本的商品或劳动力，搜寻次数必然多，从而价格差异小。例如，消费者必然会对价格较高的商品作较多的搜寻，以便找到最低的价格，所以这类商品价格差异较小。而劳动者的年龄越大，预期工作时期越短，高工资给他带来的总收益现值越低，所以他的搜寻次数越少，这类劳动者的工资差异大。斯蒂格勒还重新评价了广告、专业化贸易商的作用——降低信息的生产成本，缩小价格差异。
第7章《论寡占》斯蒂格勒引入信息问题分析厂商串谋。其假设是寡占厂商愿意通过串谋使共同理论最大化。在串谋场合，每个厂商都希望其他厂商恪守串谋协议，而自己则秘密地违背协议以扩大销售额。如果人人都这么做，串谋会瓦解。所以成功的串谋必须以能容易地发现参与者的背叛行为为前提，这正是信息问题。斯蒂格勒认为，只能从买方获得这一信息，即某一厂商的买主人数异常地增加，就必有秘密削价行为；但对于什么是正常的买主增量，什么是异常的买主增量则难以精确划分，只能大致地确定。所以，每个厂商都有这样的机会：通过秘密削价增加的一定量销售额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增量。如果这种性质的销售增量较大，则秘密削价的动机强烈，串谋难以维持。传统的寡占理论偏重于卖主数目，而斯蒂格勒则强调买主。斯蒂格勒分析，卖主越多，买主越少，新买主越多，买主反复购买率越低（买主经常更换卖主），则串谋越难维持。因此，寡占厂商的串谋即使对大买主是无效的，但对小买主却常常是有效的。对于正确地、充分地公布所支付的价格的买主，串谋常常更有效。若重要买主不断改变，串谋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8章《管制者能管制什么？——电力部门实例》斯蒂格勒给管制效果的大小下了一个定义：在某一产业部门客观察的经济行为中，有多大部分是只能有管制来加以说明的。通过对比受管制和不受管制的供电企业以及对电费结构的考察，斯蒂格勒指出管制可能根本没有收到预期的的降低电费的效果。他认为，这或许是管制机构不能控制企业的日常运行，所以受管制的企业仍能定高价；或许是管制的理由——供电企业是垄断企业——并不成立，这类企业也面临竞争压力，所以即使不受管制，也不能索取垄断高价。
第9章《证券市场的公共管制》斯蒂格勒讨论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项规定——发行股票的公司必须向投资者公布经营状况——是否提高了投资者的收益，其分析结果支持了管制无用论。斯蒂格勒还详细地分析了市场的效率标准。他认为，判断一个市场的运行是否有效率，其标准是看它是否使所有买主和卖主尽快地相遇。价格是否稳定不是市场是否有效率的标准。投机者在提高市场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斯蒂格勒概括了在供求的静态条件下有效率市场具有的性质：1如果出价等于或超过最低要价，交易会发生；2较高的出价在较低出价之前实现，较低要价在较高要价之前实现；3价格仅在投机者活跃市场的成本限度内波动。因此，在静态条件下，交易成本的多少标志着市场效率的高低。在供求条件不变即均衡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各个成交价格仍可能剧烈波动，因为买卖是随机发生的。当均衡价格变动时，更不应当要求价格稳定，因为这一要求等于要延缓达到均衡点的时间。投机者在方便买卖双方相遇、推动价格达到新的均衡点方面起重要作用。斯蒂格勒认为，评价变化条件下的市场绩效时，必须抛弃价格不变这一静态市场的效率标准，而考量投机者
的两个功能：1发挥其方便交易的作用时效率如何？2预测价格变化的功能。前者比静态市场更难评价，而后者则可以通过投机者的利润来计量。
第10章《经济管制论》斯蒂格勒首次尝试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方法分析管制的产生，从而开创了经济学的又一个分支——管制经济学。经济管制理论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谁从管制得益、谁因管制受损，管制会采取什么形式，以及管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经济管制论》的中心论点是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一般管制的目标是制止垄断和价格歧视，而判定方法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因管制而引起的改变。一产业的诸厂商，或一职业集团的诸成员，会从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出发，进行成本收益比较，选择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环境。如果放任竞争，那么成本为零，实现竞争性结构无需各厂商或各职业集团成员支付费用，但收益较低，只能获得竞争性报酬。如果组织卡特尔或类似团体，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但各厂商或各成员必须为这类组织的发起和顺利进行支付费用。厂商也可以通过向政府支付“价格”寻求政府管制而获得较高的报酬。一个产业从国家得到的主要政策有四种：1直接的货币补贴；2通过许可证数量或保护关税控制新竞争者的进入；3干预那些能影响这个产业的替代物和补充物；4固定价格。而利益受损的集团也会根据比较自己的成本收益做出决策。所以，管制就成了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是供求相互作用的结果。斯蒂格勒主要分析了管制保护生产者利益的情况。由于管制是有成本的，所以没有一个集团会得到完全的保护。根据这一理论，斯蒂格勒还分析了哪些产业、职业集团最容易发生政府管制。斯蒂格勒在产业这一级水平上讨论政治行为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政治行为，认为即使在一产业有所得而公众有所失的场合，该产业最大化了它的利益，但“公众”也最大化了自身的目标。
第11章《经济管制的操作》斯蒂格勒研究了管制机构本身，探讨了如何测度管制的数量和程度，提出可以用与管制有关的诸集团的损益来测度管制的作用。斯蒂格勒观察了管制数量和管制开支的关系，发现后者有超前增长的趋势。他认为管制费是获得有关管制活动的场所、集团和规模等信息的主要工具。他还分析了管制机构工作人员的职业背景，认为他们的职业背景使他们很容易成为受管制产业的代理人。
斯蒂格勒是市场自由竞争制度的捍卫者。他成功地用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和方法创新性地分析了一些问题，如信息问题和管制问题等。实证分析尤其是统计计量分析是他的主要工具，而逆向思维是他理论创新的一个特点。信息、产业组织、政府管制在他的理论中是相互联系的。他的研究方法对当代的经济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