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欲消费观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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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第37期（总第62期）

2003年10月2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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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欲消费理念反思1

人类物质消费文化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对货物或资产的欲望和追求。这一理念对于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效应。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一些非理性的成份，并不利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实际上，物质消费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可能是无限的，任何过度的消费对人类社会都有着一种消极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物欲消费理念的批判性反思，认识理性消费的权益与限度特征，消除人类物质消费文化中的悖谬。

一．　物欲消费的片面性

物欲消费强调收入增长与物质消费，以效用为基础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增长又被进一步界定为收入的增加。这是因为，物质消费带来效用，效用的度量又以货币为单位。货币量的增加也就等同于效用的提高，进而社会福利水平的上升。19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概括为一线性的。物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从消费水平低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经过“起飞”和向成熟推进阶段，最后到达“大众高额消费”阶段。

这一以物欲消费为测度的发展模式具有单向性，即从低向高水平的物质生产与消费。以货币收入量的提高为特征。因而，人类社会的努力，以货币收入的增长为着眼点和评价标准。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对各国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尽管考虑了许多因素，但核心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为决定因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发展目标，也多以人均GDP，产值翻番为指标。

对于消费者，也就意味着目标是单向的，即挣大钱、高消费。诚然，收入高，可以有许多消费选择，获取各种消费机会。当今社会消费思潮，也是以物欲消费为导向的，如电器、房子、汽车、旅游。但是，我们要问：收入和消费水平就是生活质量的全部内容吗？设想，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很高，购买力很强。但是（1）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不能开汽车，不能外出旅游。这样，他具有物质消费能力，却不能实现。（2）他希望有许多业余爱好，如游泳、网球、音乐设备，但他却不会或没

1此文系潘家华于2003年10月25日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主办、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承办的“第一届绿色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有时间去实现，只能望而却步。（3）他有许多好的社会主张，思想观点，但他却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发言权，没有政治权力，其主张观点得不到认可、接受，有着很大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我们能够说，这样一个高收入者的生活质量高吗？实际上，有许多人为了追求高收入，高消费，而整天忙碌，累坏了身体，甚至有些人为了高消费而贪污腐败，诈骗抢劫，走向犯罪。这样一种单向的物欲消费理念，结果是适得其反。

既然货币收入和物质消费不能客观全面体现生活质量水平，我们有必要考察生活质量的内涵。早在195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提出，人的生活质量，应该包括营养状况、身体条件（身高、体重）、期望寿命、收入水平，以及政治与民事权益。1980年代中期，诺贝尔经济学获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后福利主义”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人的各种潜力的实现能力的增强。基本的营养，健康的身体，工作的机会，民事权益，政治自由等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选用收入水平、期望寿命和教育状况对世界各国的人文发展状况进行评价。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进一步将物质消费划分为基本和奢侈性消费，认为满足像样的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消费是人类社会个体的基本权益。

显然，物欲消费并不能反映生活质量，并不局限于基本需求的满足，含有奢侈性消费的内容。

二．　物欲消费的限度约束

物欲消费具有明确的奢侈性消费倾向。一般来说，人文发展的基本消费应该是有限的，但奢侈性消费却是没有止境的，例如：交通，从效用的角度讲，只要在可以接受的时间范围和舒适条件下完成空间位移，均可以满足需要。我们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可以选择经济型的私人汽车，也可以选择豪华型的大排气量轿车，奢侈享受可以是无限的。又如旅游，可以是经济型的自助游，可以是享乐型的消遣游，甚至是猎奇型的太空游。住房作为生活的必需品，人均20M2可以满足生活所需，但人们向往更大的住房面积，希望拥有独门大院的豪华别墅。由于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无限性，也就决定了人们对物欲消费的无限追求。

然而，作为具有生物学特性的个体，人的消费是有一定的量的限定的。这种限定表现在两个方面：生物学限度和物理学约束。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在给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人类个体的身高、体重、期望寿命、营养需求均是一定的。尽管有人种和遗传学上的差异，人的期望寿命一般介于50-90年之间，有少数人可以超过100岁，但人类个体的生命极限不超过150岁。就人均收入与期望寿命之间的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随着收入的提高，人的期望寿命迅速提高；但在人均收入达到每年8000美元时，期望寿命水平在72岁。此后，随着收入的增加，期望寿命提高非常缓慢；到80岁时，收入水平增加并没有带来期望寿命的增加。就人的营养摄入量来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明显存在营养不良；但在许多发达国家，却出现营养过剩。实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的人均营养摄入量，已从1960年代的3600卡／天下降到3200卡／天。这就表明，生物学限度是一个客观存在，人类不可能逾越，也没有必要逾越。

物理学意义上的约束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物理量的有限性。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贮量是一定的，在有限有地质时期内不可能得到补充，一旦消耗殆尽，更不可能复得。按目前的地质贮量，石油约可供世界消费40年，煤炭200年。我国的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均已走向枯竭。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汽油的替代品，则中国人人拥有小汽车的梦想不可能实现。太阳能是恒定的，不衰减的，但单位面积的太阳能强度是一定的，而且随昼夜和季节变化，生物资源可再生，但在给定的气候及技术条件下，生物产量也是有限的。由于国土面积和适合人居环境的限制，中国不可能满足当前人口所需的每户均拥有庄园别墅的梦想。

因而，物欲消费的无限度理念，只能是一种奢望。有可能极少数社会个体占有大量资源而实现无限度的奢侈消费，但对于社会群体，必须要服从物质消费的限度约束。即使是少数人的奢侈性消费，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没有可能。认识这一限度约束，有助于理性消费观念的形

成。

三．　物欲消费的抵消效应

一般认为，物质消费产生效用，带来福利增量。但由于物欲消费的限度约束，并非是所有的物质消费增均产生效用的，有的实际上是一种负效用，对福利水平具有消极抵消效应。

对生活或福利水平，消费具有正向效用或负向效用。所谓正效用，指消费增加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或福利水平的提高，而负效用则是减少或降低生活质量／福利水平的消费。例如对营养的摄入，如果所摄入的养分是一个人生长发育和工作消遗所必须，这种消费便具有正的效用。如果所摄入的养分超出了生长发育和维持生活、工作所需的数量，在人体形成有碍健康的物质如脂肪的堆积或不良生理现象如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种过量的消费便是一种负效用。为了弱化或消除过量消费的负效用，需要进一步的消费，如各种减肥药品、食品、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的药品、保健品。这种消费看起来是正效用，但实际上它只是让人回到最佳的生活质量或福利水平，属于一种抵消性的反效用，其净效用应该为零。

在现实经济和消费活动中，只要是消费，均具有增加值，均产生经济学意义上的正效用。也就是说，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是正效用，、负效用和反效用绝对值的和。但从生活质量／福利水平的角度看，只可计入正效用，负效用和反效用具有抵消效应，不可计入福利增量。在物欲消费中，有许多实际上是负效用和反效用消费。这也就意味着，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活质量／福利消费的正效用是一定的，不可无限增加的；但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由于包括负效用和反效用，则可以是无限的。经济学意义上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效用值差异，随着物欲消费量的增加而扩大。

由于物理学限度约束的存在，也有许多反效用现象，例如水污染，由于自然水体的自净能力为一定，任何超出这一水环境容量的污染物排放便是一种负效用。为了消除水污染这一负效用，需要投资和运行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这些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减肥”的一种反效用，并不能使水体比自然状态更洁净。在经济统计中，过量排污并没有从生产经营活动的增加值中扣除。而污染治理的费用是计算固定资产投入和增加值的。又如生态系统破坏后的恢复与重建，对于濒危物种的抢救和保护，实际上是一种反效用。这种经济活动并不带来新的生物学种群的产生或扩大，相对于自然状态的生物种群，这种努力只是一种保护和恢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增量。

不论是人类营养的过量摄入，还是超出环境容量的污染物的排放，生态系统破坏后的恢复与重建，以及濒危物种的保护与抢救，均与物欲消费理念直接相关。认识经济和消费活动中的负效用和反效用，对于转变消费观念，走向理性消费无疑具有积极效果。

效用

四．　理性消费的权限约定

物欲消费理念并非全然不可取，其中也有理性的内容。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子，也是人文发展权益的一个基本内容。为使物欲消费理性化，需要做到两点：一是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而非简单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要强调生活质量的多维特性，包括营养、健康、教育、民事和政治权益等诸多方面。货币收入的增加和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二是要认识物欲消费的限度，包括生物学和物理学意义上的量的约束。这一限度要求，人类社会对于物质的消费应该有一个权限的约定。基本的物质消费和各种生活质量的基本内容是人类社会群体和生物个体的基本权益，应该得到尊重，需要得到保障。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奢侈性的消费，在许多情况下产生的是负效用和反效用，对社会进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积极意义，需要加以遏制。尤其是在满足基本权益的消费与环境资源的物理学约束产生冲突时，更需要采取措施，压制过度的物欲消费。

前一种理性化过程要求我们实现从物欲消费数量到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的转变，防止片面追求收入增加和物质消费。后一种理性化则要求保障基本人文权益，遵从物欲消费的限度约束。这两种理性化，均需要消费理念的转变，环境文化素养的提高，含有许多环境伦理的成份。但在另一方面，带有强制性的制度规范有助于强化环境道德理念。在欧洲，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额外收入被认定是一种不正常竞争，具有违法特性，一旦发现需要受经济处罚；而且额外收入也要按累进税制交所得税。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使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及各种民事和政治权益得到相应的保障。而且，各种市场经济手段也被用以筹集资金，抑制负效用和反效用消费。例如欧洲的能源税、碳税，对烟酒高额税率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和印度，也制定了一些保障基本消费权益，遏制奢侈性消费的政策。南非政府为了保障穷人能够用上电满足基本照明用电，每月免费向贫困户提供60度电。南非缺水，因而对饮用和烹饪用水，几乎是免费。但随着用水量的增加，水的费率已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累进制的资源消费价格体系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政策手段，来调节消费，促进权益保障，抑制过量消费。对于一些基本消费品，如水、能源和住房，如果消费量低于基本生存所需数量，则免费供给或提供补贴；然后，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费率以累进制形式迅速增加。这种资源消费的累进制可以起到三重效果：（1）保障弱势社会群体的基本消费权益；（2）遏制负效用和反效用的资源消费，体现生物学和物理学的限度约束；（3）筹制资金，用以研究与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或改善环境。

资源消费的累进税率，可以从量或从价计征，对于一些基本生活必需品，如水、电、煤气，宜采用从量累进计税；对于其他消费品，如烟、酒、住房、保健品、汽车等，价值差异非常大，宜采用从价计征累进税。例如住房，面积相同，区位不同，建筑材料和质量不同，价值可能相差数倍乃到数十倍。显然从量计税不合适，而需要按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计征消费税。

【作者：潘家华】　

【责编：庄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