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次社会流动及其影响
中国五次社会流动及其影响
陈光金 2010-07-01 15:31:10
19 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一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和社会流动过程，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50多年中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每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都伴随着一系列的国家层面的政策变化以及一系列配套性的次级制度安排变化。总结起来，在这50多年中，我们可以发现五次这样的变化，整个社会的结构也随之而发生重大变化，在每一次结构性的变化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获得这种社会地位的机会结构，都会面临一次重新安排，卷人其中的，即使不是全部的社会成员，其规模也总是相当惊人。我们把每一次这样的地位和机会结构变化称为一次社会流动过程，因而,在这50多年中，我们就有了五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次"所意味的，并不是一个瞬时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个可以粗略地分辨其时间边界的过程。
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到I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以前，在这20多年中，从条件、路径、形式、方向以及制约因素等方面看，中国的社会流动发生了三次显著的变化，由此引起了三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
第一次大规模社会流动过程发生于I949一I956年。在这一时期，新的社会流动模式以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进行重塑为标志。这种重塑，实际上意味着原来的阶级阶层关系和位序或等级结构的颠覆。过去的社会上层，如地主、富农、资本家等，不仅在经济上丧失了作为社会上层而存在的基础，而且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也向下跌落，成为社会下层阶级;而原来处于社会下层的贫雇农和城市工人阶级，则上升为社会上层。按照当时的基本制度安排和政策，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治基础。过去的一切剥削阶级则成为专政的对象。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成为支撑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和骨架。国家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构造一个阶级结构非常简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基本的结构要素，并且最终都要转化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整个社会成为所有人都属于工人阶级这一个阶级的社会。
第二次大规模社会流动发生于1957-1965年。在这一时期，为了适应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对资源集中配置的需要，国家在最终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还以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建构了一种多维二元身
份等级体系，赋予社会成员以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身份，包括人民-非人民二元政治身份、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干部-非干部二元人事管理档案身份和全民工-集体工二元单位身份。影响人们的社会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时期以及以后的若干时期，就是这种多维二元身份体系。二元政治身份体系的边界是不确定的，政治运动可以突然改变人们的政治身份;其他身份之间的界限则是相对确定的，跨越身份边界的流动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十分困难。这个等级还具有社会等级内涵，并且是被制度化的社会等级。
在政治上的二元身份等级中，属于政治上的人民范畴的，如革命干部、工人和贫下中农，同时居于较高的政治地位;而属于非人民范畴的，如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等，同时居于较低的政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是属于人民还是属于非人民，一方面取决于他的现实政治表现，另一方面甚至更多地取决于他的阶级出身，而不管他的现实经济社会生活具有怎样的特征。原本属于人民范畴的人，可能由于政治表现问题而沦为非人民;而原本就出身非人民阶级的人，则往往自动成为非人民中的一员。在户籍上的城乡二元身份体系中，不同身份的人所享有的由国家提供的实际利益和福利存在显著差别，因而也明显形成两个不同的社会等级，即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国家赋予这两个社会等级以不同的角色和地位。农民以低廉的价格向国家提供为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源和资本积累，但不得分享国家工业化的成果和利益;市民天生就有权利从事非农业，并享受国家提供的种种福利。这种等级身份完全是先天地决定的，人们是出生于农村户籍家庭，还是出生于城镇户籍家庭，直接地、严格地决定着他们在户籍二元身份等级体系中的身份地位。在全民-集体二元单位身份等级体系中，全民工拥有比集体工更多的制度化的权利和福利，而且没有相关部门的许可，集体工也不可能转变为全民工，而要得到这种许可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要由国家计划决定。在干部-非干部二元人事档案管理身份等级体系中，干部拥有比非干部更多的权利和福利，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惟一被认同的精英群体。非干部身份的人要进入干部队伍，主要途径就是考大学和参军提干，除此以外，就要面临一系列转干的制度化约束。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身份化的社会，并且是一个不平等的、显失公平的身份化社会，因为几乎进入任何一种身份地位的条件都是制度按照先天的出身之类因素规定的。机会不公成为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社会流动的本质特征，其严重的后
果是社会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社会活力的丧失。国家可能有一万个"理由"要做出这样的安排，但我们却找不到哪怕一个理由来为这种不公正的机会结构辩护。
第三次大规模社会流动发生于I966-I977年。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的典型特征，一方面是前一时期的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继续严重地影响人们的地位获得，另一方面就是空前浩劫般的政治运动对全社会的全方位影响。由于政治原因而发生的人世沉浮尤为突出，个人几乎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整个社会的社会流动处于严重失序状态。一些人以为可以通过积极参与这样的政治运动而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可以反抗那种等级化的约束，或者可以创造一个更为公正更有秩序的社会，一个政治敌对势力被消灭干净的社会，一个所有人都积极革命的社会，一些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是，结果却与他们的初衷大相径庭。身份化的等级体系依旧存在，社会却变得更加混乱，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数以千万计的人遭遇向下流动的命运，许多曾经化院风云于一时的人物，最终重重地摔落在地，折戟沉沙，风流云散。这是一个个人的先赋性身份继续胜过他的后天努力的时代，是一个个人正常的后天努力不如投机取巧整人或满腹怨恨地被整的时代，总之，是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
发生于I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重大制度变革所引发的社会流动过程，也因为宏观制度-政策背景的不同而形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I978-I991年，我们把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称为50多年来的中国第四次大规模社会流动。这一阶段的社会流动的典型特征是，社会分化与流动模式发生初步转换，原来的政治二元身份体系被放弃，其他各种身份等级体系也逐步被突破，在工业化社会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一般流动规则，尤其是以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为基础的后致性规则，逐步成为决定人们的地位获得的主要规则之一。在这神情况下，原来的阶层发生了日渐显著的分化。农村社会的分化过程启动得最早，在2O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先后形成了农村社会管理者、农村知识分子、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乡村集体企业工人、外来打工人员、农业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等社会阶层。这种分化为农村社会的流动提供了新的阶梯。就全国而言，一些真正新生的阶层也开始出现。例如，个体工商户作为一个新生的阶层，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早早地合法地登上了中国经济社会生活舞台，私营企业主阶层也在悄悄地发生发展。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机会结构变得更为公平了，人们的个人努力可以获得更为直接的回报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可
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不同程度地得到改变了，对遭受政治运动的莫名而又令人恐惧的冲击这种厄运的担忧，也日益减轻。最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状况日益得到改善。但这一切转变都还是初步的，制度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仍然非常巨大，只是其影响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即主要不再是阻碍性的而是驱动性的。
I992年以来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模式转换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第五次社会流动。这一阶段的社会流动的典型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被建立起来，其结果，是社会分化愈益深刻，社会各阶层的职业地位(权力、收入和声望等)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升降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较为明显的调整;新的社会阶层成长壮大，进而明显地形成了一种由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等I0个主要基于职业的社会阶层组成的新阶层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同阶层所处的等级位序也初步被确立起来。由于在这种阶层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阶层结构之间己经存在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我们将其称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这是一个各种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大举回归的时代，是一个社会激励机制日趋正常的时代，是一个社会活力被日益激发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性开始复归的时代。尽管我们还面临着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约束和阻碍，面临着转型过程中总是难以避免的各种规范竞争、人们行为失范等问题，面临着国有资产流失、公共利益受损的尴尬，面临着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资源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分化走向两极化的危险，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所导致的社会动荡或者所谓拉美化的陷阱，但我们终究正在认识到这些问题及其危害，正在想方设法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们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走下去，中国的前途就会是光明的。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未来二三十年里，通过合理的、公平的社会流动过程，形成一种合理的、公正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造一种有力的、稳固的支撑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