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20世纪80年代小说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小说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展脉络和主要作家作品。

【教学重点、难点】：

小说创作潮流与具体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课时】：6学时

【教学内容】：

一．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潮流

（一）伤痕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2．特征：

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真实性；个人性、情绪性、政治性；情感上的宣泄色彩，政治上的批判色彩；人道主义的回归。

（二）反思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2．特征：

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来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

（三）改革文学

1．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特色：

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改革文学作品有：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张洁《沉重的翅膀》，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何士光《乡场上》，柯云路《三千万》、《新星》，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张炜《秋天的愤怒》。

2．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乔厂长上任记》开改革文学先河。乔光朴形象特征：①充沛的热情和进取精神；②改革家的胆识；③强硬的铁腕；④主动征服、自我扩张的性格特征。小说具有阳刚之气和豪放之风，描写人物不精雕细刻，有棱角锋芒；但对人物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发掘不够。

（四）知青文学：

1．概念及作品：

“文革”时期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识青年创作的反映当年知识青年生活及诉说知青生活哀怨、反思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作品，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与顽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孔捷生、王安忆、张欣欣、韩少功、郑义、李锐、叶辛、老鬼、陆天明、朱晓平、张抗抗等创作过知青小说。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知青小说，写苦难历程，以血泪的控诉为特征，如叶辛《蹉跎岁月》、竹林《生活的路》、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80年代前期具有“回归”倾向的知青小说，写青春的激情和理想主义，以对知青生活正面价值的肯定为特征，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黑骏马》，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2．特点：

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为导向，执著于对知青心灵真实的寻踪，严肃探讨一代人青春的价值，辩证地审视那一段历史；奔突着青春的热情，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五）寻根文学

1．文化寻根思潮：

寻根文学是指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文化寻根”为思想艺术追求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种类。1985年，韩少功、阿城、郑义、李杭育等青年作家发表文章，正式提出“文化寻根”的口号，意欲对民族文化精神返本求源，挖掘民族性格中的民族文化素质。

寻根文学作品：贾平凹的“商州文化系列”《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李杭育的“葛川江文化系列”《最后一个渔老儿》、《沙灶遗风》等，韩少功的“湘楚文化系列”《爸爸爸》、《女女女》，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王安忆的《小鲍庄》。

2．代表作家作品：

韩少功《爸爸爸》这部小说是民族文化的寓言，它通过一个封闭的生活世界鸡头寨和一个白痴丙崽的形象，象征了传统文化的痼疾。小说试图承继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以现代文明去映照民族的精神病根。艺术特色：背景模糊，充满神秘、荒诞的气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

阿城《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扛鼎之作。知识青年王一生的“吃”，蕴含着一种人生态度，即中国普通老百姓对生计的基本追求。除“吃”之外，王一生有一大嗜好，即下棋。与“吃饭”相对，下棋是一种精神存在方式。小说借王一生形象张扬一种悠闲、淡泊、宁静、平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道家文化品格。小说平和叙说，语言文字简洁练达、生动传神。

王安忆《小鲍庄》通过对一个小小村落几个家庭和十多个人物的生存、命运与心理状态的立体描绘，剖析了我们民族世代相袭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揭示了“仁义”文化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小说中捞渣这一形象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他的身上集中了我们民族全部的美德，传统自然也包含着“仁义”这一道德准则，而他的死亡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仁义”观念走向消亡的象征。

（六）新潮小说

“新潮小说”是一种创作意识、文学精神、表现手法具有现代主义美学因素的小说。“新潮小说”的主题是关注人的个性和自我发展，关注人的本质的实现和人性的解放。代表作：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和徐星《无主题变奏》、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山上的小屋》。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以戏谑、夸张的方式描绘出音乐学院里种种荒诞、骚动和疲惫、压抑的心灵与精神形态，小说充满了黑色幽默式的危机，但不同于西方黑色幽默小说的绝望感的是，小说在荒诞的氛围中包孕了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活力和克服精神危机的反抗。徐星《无主题变奏》讲述一个自以为没有出息的青年，他嘲弄一切世俗规范，拒绝成名成家，对学院教育斥之以鼻。这篇小说试图表现生活的荒诞、无聊和空虚。

新潮小说多以青年为主人公，写出当代青年青春心理的骚动不安、个人意识的萌动以及因当时社会现实而产生的荒诞意识和反叛情绪。

（七）先锋小说

1．先锋小说的特征

1985年开始，文坛出现一批先锋小说，共同特征是注重语言实验，注重作品的形式感，强调“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代表作家有马原、苏童、余华、洪峰、格非、孙甘露等。

先锋小说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消解深度；对旧有真实观念的颠覆，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功能；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结构散乱破碎，人物趋向符号化，性格缺乏深度，使读者由对人物和意义的关注，转向对叙述过程的关注。

2．代表作家作品：

马原《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有意暴露叙事虚构性，拆穿真实性，以此表达对世界存在方式的理解的。在故事和叙述的关系上，马原看重的是叙述，在他看来故事不过是叙述的产物。马原的小说还试图表明，所谓真实的世界只有通过叙述或虚构的方式去把握，真实的世界存在于虚构之中。

格非《迷舟》、《敌人》、《人面桃花》善于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但格非的小说要表现的是感觉的真实，而非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其说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如说是有意拆解故事性。

余华迷恋于对暴力、苦难、阴谋、恐惧尤其是死亡的冷酷叙述，并且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叙述。主要作品有《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一九八六年》，叙述态度冷漠，不动声色，被称为“零度感情叙述”，语言简略。以冷酷的叙述展示罪恶、丑陋、暴力、情欲、阴谋和死亡，建构一个荒诞不经的文本世界，以此反叛和颠覆历史、理性、爱情、伦理。

苏童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红粉》、《1934年逃亡》、《罂栗之家》、《我的帝王生涯》、《米》等。苏童也以死亡、暴力和性来表现神秘和虚无，但其中不无流露出淡淡的忧伤；他也采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叙述技巧和语言技法，但却不排斥传统的叙事模式和审美意境，有时甚至还刻意追求一种古典韵致。集中体现苏童的才气和智慧的小说是“枫杨树系列”和“妇女生活系列”。

（八）新写实小说

1．概念与代表作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崛起，以较为客观、冷静的叙述笔调，着重展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环境，力图揭示普通人的生存本相的作品。主要作家刘震云、方方、池莉、刘恒、叶兆言等。

2．代表作品：

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取材于普通百姓的平常生活，以冷静客观

的笔调来描绘生活的原生状态，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在池莉的笔下，生活是琐碎而充满温情的，平淡如水却又不乏命运的峰回路转；人物往往远离英雄主义的光辉，在事业爱情、婚姻家庭的凡俗里品尝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池莉的作品，语言朴实晓畅，具有独特的平民风格。

方方的《风景》以武汉的河南棚子为背景，写出城市下层民众的窘困。《风景》展示了在生存的布景后面最阴暗的奇异世界。

3．新写实小说的特征：

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还原生活本相，生活的凡俗、琐碎、平庸、毫无诗意才是原生样态，生存的艰难、折磨、无奈、顺应才是生活的真实本相。背弃和拒绝含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人物，将纯态生活中的凡人写入小说。没有丝毫充溢英雄光彩和不食人间烟火成分，只是普通平凡、甘于庸常、顺应承受着生活愚弄的小人物。

（九）女性写作

谌容《人到中年》写出中年知识分子中流砥柱的作用与不公平社会待遇的矛盾，小说采用了多种叙述角度的结合、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相结合的写法。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建构爱情的“天堂”，《方舟》载着精神的苦难，《沉重的翅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索，《无字》解构虚幻的神话。

王安忆《小鲍庄》审视民族的生态与心态，双重叠影，深层观照，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观照；“三恋”探讨人性的奥秘，表现人的生命本能冲动的心理流变，对人的生命本体和命运的关注，细腻的女性心理分析；《长恨歌》融都市的肖像、弄堂的化身与日常化的历史于一体写出女性命运。

铁凝《哦，香雪》是一首纯净的诗；《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标志现代意识的转变；文化心理的反思：《麦秸垛》大芝娘，“三垛”《棉花垛》《青草垛》，长篇处女作《玫瑰门》司漪纹，《永远有多远》。

二．20世纪80年代主要作家创作

（一）高晓声：

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反映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从这个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高晓声的小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精神历程，揭示了他们生活命运与政治、经济、和民族性格的关系。高晓声的文学成就在于他塑造了一大批“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表现他们在物资生活变化的同时，精神生活的变化和要求，形象地建立起他的国民性反思与批判的艺术世界。他笔下的陈奂生具有善良与软弱，淳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与容易满足的浅薄等性格。小说语言幽默深沉，寓庄于谐。

（二）王蒙：

1979年以后，王蒙先后发表《春之声》、《布礼》、《蝴蝶》等作品，运用意识流手法，着重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世界。

王蒙小说的表现手法：

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意识流的东方化。从结构上，打破了按时空顺序来结构的规格，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把交错的事件表现出来；把外在人物、事件的叙述与描写放在主人公心理变化过程中加以表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着一种东方的澄明或澄彻，脉络清楚、风格明朗，是王蒙式的“东方意识流”，符合“东方美学”要求：单纯、明朗、不晦涩。王蒙小说

既吸收中国传统的相声、小品、评书的幽默，又吸收了西方的黑色幽默。

《春之声》写的是物理学家岳之峰在80年春出国考察回来后乘坐火车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时沿途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春之声》的问世标志着王蒙创作道路上艺术转变的完成，也标志着“东方意识流”小说的成熟。该作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蒙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对传统小说形式进行改革，大胆探索和尝试各种艺术手法，开创东方化的意识流。如《布礼》、《蝴蝶》、《春之声》、《夜的眼》等。王蒙突破线形思维模式，把文与野、雅与俗相交织，既带棱角又不乏圆熟，杂语喧哗，尽情狂欢，形成亦庄亦谐、亦悲亦喜的美学效应。

（三）张贤亮：

张贤亮主要作品：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早安朋友》《绿化树》；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

1．小说主题：性，苦难

2．美学特征：理性色彩，具有苍凉雄浑、粗犷质朴之美。

3．人物形象：古朴、淳厚、单纯、富于宽容，生存能力极强的下层劳动者尤其是美丽、善良、富于同情心、正义感的劳动妇女形象，思想复杂、情感丰富的落难知识分子形象《绿化树》充满悲怆而深沉的艺术批判，作家从人的本质的失落写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揭示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痛苦与荒谬。《绿化树》被流放劳改的右派，被社会所遗弃的“读书人”，带有自叙传色彩。《绿化树》真实地反映了一个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失去自我的知识分子，怎样在人民群众的爱护哺育下，在对真理的追求中，逐步恢复自我到超越自我的变化过程。

（四）贾平凹：

1．贾平凹的创作历程：

80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山地笔记》：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

80─82年为第二阶段：《贾平凹小说新作集》：揭露与沉思

83─87年为第三阶段：

寻根篇：“商州三录”等

变革篇：《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小月前本》：《浮躁》通过对当代生活的总体把握，透视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和心态———“浮躁”

野情篇：《远山野情》、《天狗》、《古堡》、《黑氏》等。柔媚的女人和朴拙的男人的故事。

2．创作特征：

意象化：月亮意象

神秘化：对中国神秘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挥起艺术魔杖，叩问人生，叩问宇宙，紧扣生与死的主题，体悟文化深层的人生玄机。

地域化：秦汉文化为背景，注重对地方文化特征的总体。

（五）汪曾祺：

1．创作特征：

描摹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风俗即人”，而且不惜大量笔墨；其二是这种风俗风情的描写绝非停滞于风物志、风情志的叙述，而是有其深刻的人文内涵的。他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

2．《受戒》的审美世界

在乡土与市井中寄寓理想；

散文化文体：结构松散、情节弱化、叙述自由随意

语言：亲切、自然、朴素、雅洁

（六）莫言：

1．莫言创作的3个阶段：

81－84探索期，《春夜雨霏霏》及《民间音乐》等作品大都采用写实笔法抒写故乡的生活；

85－87爆发期，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震动文坛，其后发表《金发婴儿》、《爆炸》、《球状闪电》等一大批同类型中短篇小说。特别是以《红高梁》系列，反响强烈。

87后成熟期，《红蝗》、《欢乐十三章》、《白棉花》、《怀抱鲜花的女人》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酒国》、《丰乳肥臀》

2．主要特征：

张扬原始野性生命力，遏制“种”的退化。

童年视角。

感觉化、体验化的叙述方式。

审丑观念的确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动物基因组计划和动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突破性成果，国际上的动物育种已逐渐进入分子水平，从传统的育种方法朝着快速改变动物基因型甚至是单倍体型的方向发展。动物分子育种的理论和技术得到了不断完善，可以预见分子育种在动物中的广泛应用，必将迎来了新的畜牧科技革命，对21世纪世界畜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1．分子育种的理论基础 遗传学从产生起经历了经典遗传学、群体遗传学、数量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发展到现在的分子数量遗传学。孟德尔遗传学与数学相结合形成了群体遗传学，通过它来研究孟德尔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即群体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组成和变化。群体遗传学使孟德尔遗传学由家庭水平发展到了群体水平，而数量遗传学则是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应用于数量性状的产物，是研究群体数量性状遗传与变异规律的科学。分子数量遗传学是分子遗传学与数量遗传学相结合诞生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分子育种就是以分子数量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动物育种方法。 动物育种技术随着遗传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经历了从表型和表型值选种，基因型值或育种值选种，发展到目前以DNA分子遗传标记为基础的标记辅助选种、转基因技术和基因诊断试剂盒等的分子育种。 2．动物分子育种 动物分子育种(animal molecular breeding)是利用分子数量遗传学理论和技术来改良畜禽品种的一门新型学科，是传统的动物育种理论和方法的新发展。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它应包括两方面内容：基因组育种(genomic breeding)和转基因育种(transgenic breeding)。其中，基因组育种是在基因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DNA标记技术来对畜禽数量性状座位进行直接选择，或通过标记辅助导入有利基因，通过标记辅助淘汰（marker assisted culling，MAC）清除不利基因等，以达到更有效的改良畜禽的目的。转基因育种则是通过基因转移技术将外源基因导入某种动物的基因组上，育成转基因畜禽新品种（系），从而达到改良重要生产性状（如生长率、遗传抗性等）或非常规性育种性状（如生产人类药用蛋白、工业用酶等）的目标。 由于动物分子育种是直接在DNA水平上对性状的基因型或基因进行选择，因此其选种的准确性会大大提高，克服了传统动物育种方法的缺陷。按照常规育种方法要提高家畜的生产性能，如瘦肉率、产奶量、增重速度、饲料利用率等，人们往往需要进行多代杂交，选优交配，最后培育出高产、优质、人们期望的品种。然而，这种传统的方法存在着品种育成时间长、育成后再想引入新的遗传性状困难大等许多弊端，使带有新性状的品种可能同时也携带有害基因，杂交后有可能会降低原有性状。而分子育种能够克服传统杂交选择法的各种缺陷，具有高效、快速育种的特点，目前已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必将成为动物遗传育种学科发展的方向和21世纪动物育种的主流。 2.1基因组分析与动物分子育种

80年代小说的思想特征

80年代小说的思想特征 20110211 25 何柳青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小说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恢弘的艺术创新和绚丽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世相人心，满足着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小说画廊。 （一）伤痕文学 80年代小说的发展承接着70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小说揭示的是文化大革命给孩子留下的内伤，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该小说写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所造成的悲剧，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心灵造成的重大伤痕，于是逐渐形成了伤痕文学的创作热潮。 主要作品有：郑义的《枫》、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莫应丰的《将军吟》、王蒙的《最宝贵的》、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肖平的《墓场与鲜花》、韩少功的《月兰》等。 伤痕文学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文革十年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伤痕：一是精神意识的荒芜与畸形；二是心灵情感的压抑与残缺；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美丽关系的严重破坏。这阶段的文学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和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带有文革泄愤的倾向，缺少深刻的悲剧性思索。但在文学上具有开拓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 伤痕文学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具有重要意义。一、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二、人们发现了久违的悲剧精神。三、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四、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但伤痕小

2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 1、兴起：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2、参与者北京大学、蔡元培、《新青年》、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 3、提倡 抨击旧文化（传统文化）输入新文明（西方文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 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科学。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打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思想文化采取猛烈攻击的态度， 在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广泛引进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西方人权，平等，自由，“人道主义”“，科学民主”的思想。 4、历史评价 中国的文艺复兴、价值重估、中国现代化助推器全盘西化、传统断裂、激进主义等 二、五四文学革命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1、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后迁至北京。 2、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立下首倡之功，成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3、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打出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 4、钱玄同、刘半农（双簧戏） 刘半农：提出打破对旧文体的迷信，破旧韵造新韵，运用新式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 钱玄同：猛烈抨击旧文学，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为五四时期抨击旧文学的流行用语。 5、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的“人的文学”的观念。 6、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 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月刊，致力于提倡白话文，建设新文学，同时也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 7、1918年初，《新青年》编辑部扩大，钱玄同，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刘半农民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1918年底，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新文学阵营。影响遍及全国。

[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张雷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091）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灾害、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灾害疾病研究综述 一、以往灾害、疾病史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 关于灾害及救灾的问题自古一直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上世纪20—40年代，他就开始起步了。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自然矛盾的刺激，使社会矛盾白炽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是天灾还是人祸。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前辈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硕果累累的荒政史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灾害与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此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灾害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灾害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关于疾病历史地理研究更是不足，所以疾病史地研究的潜力更大，需要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去发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史研究成果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疾病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1、对灾害、疾病史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即对灾害、疾病问题宏观概括，总结其总体特征，历 史角度审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 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从人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认为不同的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社会对灾害的反应不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思路。卜风贤、惠富平：《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析》（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对中国农业灾害进行总体的概括，并总结出了在中国农业灾害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趋势性的规律：一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灾害的发生有增加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发展非但没有使农业灾害的发生减少或降低，反而日渐增多并加剧；其二是中国农业灾害的高发区与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基本一致，经济发达地区灾害发生的频度往往较高。我们可把前者称之为农业灾害时间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后者称之为农业灾害地域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提出对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灾害和饥荒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并从现代灾荒理念下理解，从古

80年代文学概述

一过程：80年代前期 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在较大的范围里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文革文学”的沿袭。出现对于“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是从1979年开始。因此，不少批评家在谈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并不以“文革”结束作为界限。(注：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指出，他们把“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下限划在1979年，而不是划在“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原因是1979年以前，“文艺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禁锢”；“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有了新的突破”，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成为文艺史上转折的里程碑”。《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当然，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作品预示了这种“转变”的发生。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注：分别刊载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和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海)。)。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 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前期，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刚刚过去的“文革”，在当时被广泛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肆虐”。因此，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与此相关，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呼唤。在这几年间，文学主题可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则是“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和青年诗人的“朦胧诗”创作；戏剧，特别是话剧也大多是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已经在酝酿着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更为深入的变革，但还未成为显在的、受到普遍关注的现象。从总体而言，这几年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是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的，也大多具有社会—政治的“干预”性质。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与公众的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是后来不再重视、并为一些人怀恋的“昔日的光荣”。 由于“文革”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最黑暗的一页”，文艺的“园地”受到严重摧残而“百花凋零”，因此，“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复兴”，“复兴”的提出，又通常与“五四”文学相联系，看成是对“五四”的“复归”。在80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

第7章：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七章 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发展概况、文学潮流、文艺论争。 【教学重点、难点】： 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发展；文学潮流。 【课时】：1学时 【教学内容】： 一．新时期文学的复苏 （一）政治和文艺的拨乱反正 1.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4月5日（清明前后），天安门广场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人民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声讨，对光明和理性的呼唤，歌颂和怀念周总理，具有极强的现实功利性和战斗性。四五诗歌运动宣告了“假大空”的文革文学的末日，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 2．政治的拨乱反正 1976年底，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央对文革作出了定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评两个“凡是”，要求“解放思想”；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文艺界拨乱反正和艺术自由的提倡 1977年至1979年，政治的拨乱反正也贯彻到文艺领域。集中清算了“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观念。文艺组织恢复工作。文学刊物相继复刊。一批被打倒的作家“归来”，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和自由。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提出艺术民主，文艺界全面解冻。 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提出创作自由的口号。 （二）文艺论争： 1．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论争 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提出了置疑。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视和重新认识，为1980年“二为”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提出作好了理论和舆论准备。 2．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对现实主义中真实性的重新认识。对生活事实与生活真实，生活本质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真实性与倾向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廓清了一直以来对现实主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以真实性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达成了共识，确立了新时期文艺复苏的方向。 二．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学思潮： （一）文学潮流 1．伤痕文学：直接起因于揭露文革的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伤痕文学走出了文革的假大空颂歌模式，直面血泪人生。

第8章：20世纪80年代小说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小说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展脉络和主要作家作品。 【教学重点、难点】： 小说创作潮流与具体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课时】：6学时 【教学内容】： 一．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潮流 （一）伤痕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2．特征： 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真实性；个人性、情绪性、政治性；情感上的宣泄色彩，政治上的批判色彩；人道主义的回归。 （二）反思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2．特征： 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来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 （三）改革文学 1．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特色： 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80年代文学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天安门诗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新时期文学” 体制的修复和重建 政治机构 书籍出版机构 文学规范制度的调整对合乎规范的作家作品加以褒奖（p191) 80年代的作家构成（P193)50年代的“复出作家” 艾青、汪曾祺、蔡其矫、牛汉、绿原、王蒙、张贤亮、高晓声、刘宾雁、邓友梅...... “知青”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梁晓生、阿城...... 文学著译的出版(p197) “新时期”文学开端《班主任》（刘心武） 《伤痕》（卢新华） 80年代前期：寻求反叛“文革”模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文学话语资源。小说 “伤痕小说” “反思小说” 诗“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 青年一代的“朦胧诗” 戏剧（话剧）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 80年代中期：旨在离开“十七年”的话题范围和写作模式的“革新”能量“寻根文学”：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探寻 “现代派文学”：倾向于从西方现代文学获取灵感 “第三代”（“新生代”）：受“朦胧诗”滋养的“朦胧诗”反叛者 80年代中后期：“回到文学自身”、“文学自觉”小说 “先锋小说” "新写实小说" 诗歌：“诗到语言为止” 理论批评：着眼研究“内部规律” 人道主义思潮（p203）起源：“伤痕文学” 发展 1979年，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话题》 1983年，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制度的“异化”问题》 80年代文学

80年代文学

论80年代文学 ——当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12汉本2班鲁国霞 120302099 【内容摘要】文革结束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在文革中“损毁”的文学体制的修复、重建。成为构建“新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在80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中，涌现出各具特征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成为20世纪末中国小说家热情最高涨、态度最积极的、成绩较为突出的十年。 【关键字】黄金时代 80年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实践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确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提出中共“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与社会政治关联密切的文学界，随后也把“文革”后的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另一次重大“转折”。 让我们从当时的政治氛围、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等方面看80年代文学这一当代文学史的“黄金时代。 政治氛围 1980年代,当代文学在“文革”后迎来了“复苏”,大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文学”一度占据着社会话语的中心,并有效地策应着中国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从纯粹“文学性”的角度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路径。但由于20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政治化倾向，使得置身其中的文学必然无法回避“政治”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有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仍然关注着文学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这当然也无可厚非。 80年代中后期，这时以追求创新为总体特征。经过难得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改革开放的现实环境里，也在海外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影响下，人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有了很大发展，并产生了一批新的认识成果。这时现代文学教学、科研队伍也比“17年”有了很大发展，老中青三代汇聚成一股思想活跃又看重严谨学风的学术力量。于是出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述评

理论前沿2002年第3期研究动态 43 [摘要]1980年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一直呈活跃局面。本文对国内学术界引介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情况以及 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 [关键词]意识形态;热点问题[中图分类号]F03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1007-1962(2002)03-0043-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述评 鲁克俭 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引介 1.国内刊物对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译介。 1980年以来,国内刊物先后刊发了多篇国外意识形态研 究的译文。《哲学译丛》1980年第2期刊登了西方“马克思学家”L.柯拉科夫斯基《没有选择的人》一书中的一节“意识形态和理论”,该文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并否定“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刊登的澳大利亚学者G ?马尔库斯的文章“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种含义”,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探讨马克思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同期刊登的英国《新社会》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知识社会学”,介绍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2期刊登的苏联学者达维久克季塔连科的文章“从‘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到‘重新意识形态化’观念”、莫斯克维切夫的文章“‘非意识形态化’理论的产生”、格拉诺夫等人的文章“‘重新意识形态化’———克服精神危机的企图”,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和后来出现的“重新意识形态化”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 3期刊登的波兰学者M ?杜勃罗西尔斯基的文章“科学?意 识形态?世界观”,考察了“科学”、“意识形态”,“世界观”三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第5期刊登的苏联学者的文章“世界观与意识形态”,对“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 上述这些文章的作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都很熟悉,因而在行文中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这种渠道,国内学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2.国内研究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评介。 从1980年开始,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介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加之上述国内刊物对西方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译介,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评介性研究。《重庆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刘莘的“意识形态与科学: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开这种研究的先河;紧接着《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张汝伦的“哲学释义学,还是意识形态批判?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争论述评”,考察了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此后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论文还有:《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金德万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乌托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译 介”;《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张凤阳的“从意识形态与科学之争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化”;《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1年第1期龚政文的“意识形态与艺术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考察” ;《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4期陈振明的“评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等。 针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的评介性研究始于《哲学动态》1988年第10期姚大志的“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此后的评介性研究还包括《求是》1989年第 11期宋惠昌的“当代世界意识形态理论演变的基本特点”, 《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余平的“卡尔?曼海姆的意识 形态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姚大志的“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哲学的实质和意义”等。 此外,还有的研究者就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中争论的热点问题进行评介,如《哲学动态》1988年第3期王兼强的“国外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关系探讨”;《哲学动态》1992年第7期姚大志的“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的三种意见”;《理论学刊》1992年第4期岳文剑的“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兼析西方的‘意识形态非科学理论’”等。

八十年代的小说

八十年代的小说（二） 第一节：寻根文学 一、文学的寻根： 1、时间：1983年～1984年间，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李庆西、郑万隆 2、论文：韩少功:《文学的“根”》——被看着这一运动的宣言。 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 共同点：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 作家作品：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远村》、《老井》 4、目的：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 5、出现的原因： ⑴对文革的反思由单纯的政治层面转向探索历史失误与民族文化心理沉淀之间的关系。 ⑵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成立场的生长。 ⑶文学本身的动机：简单模仿西方不能使中国文学得到世界的认同。 二、“寻根”小说的艺术形态： 1、对风俗、地域文化的兴趣。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土壤，并有可能使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刻表现融为一体。 2、作家对生活方式的现代变迁的重视。 作家细致考察某一地域的居住、饮食、衣着、语言、交际方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等，成为拓展创作视野的凭借。陆文夫的《美食家》邓友梅写北京生活的小说，冯骥才的津门系列。 3、在思想倾向和价值估断上：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分为“规范”和“不规范”。 4、在小说的艺术形式上：作家把对生活场景、细节的真实描写和象征、寓言的因素结合起来。（叙述方式、小说语言） 三、代表作品分析：《棋王》：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 1、作家简介： 2、人物：王一生：一个在历史的漩涡中具有独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整个人格中投射着久远的，富有无限生机的文化精神。 表现：对棋道的痴迷，吃饭。车轮大战。 目的：小说在塑造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时，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和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生命力。贯穿在小说里的是有为与无为、阴柔与阳刚的相互转化。生命归于自然，得宇宙之大而获得无限自由的所谓道理，并进而把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人生联系起来，赋予其进取的现代意义。 四、乡土小说 一、主要作家：高晓声、汪曾祺、刘绍裳，古华，张一弓、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等作家。 二、代表作：《人生》人生道路的选择和思考。（陈思和教程P238） 1、故事：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一个爱情故事的框架内，聚集着丰富的人生内容和社会变动的诸多信息。 2、人物：高加林——是一个颇具新意和深度的人物形象 3、方式：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中多层次的展现了高加林的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 4、作家的态度：作家并没有回避高加林选择的合理性的因素

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

1.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哲学基础 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上半期欧美诸多具有反传统特征的文学流派的总称，同时也涉及绘画、音乐、戏剧、电影等艺术领域，是20世纪一种很有影响的文艺思潮。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流派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和存在主义等。 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20世纪上半期动荡不安的欧美之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述。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欧美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于宇宙、世界和人的看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尤其是科学作为生产力，大大的推动了西方现代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与现代经济相结合后，形成了强大的经济联合体。在新的经济结构中，人的自由度反而降低，异化程度则加深，西方人在精神上的惶恐不安加剧。而20世纪初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破坏了人们生存的稳定性，也加速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毁灭，俄国的十月革命既给被压迫的劳动者带来了希望，又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危机感。总之，欧美社会的现实矛盾动摇了现代西方人传统的真善美的观念，动摇了宗教信仰，对人类的本性产生了怀疑，对未来的命运与前途深感悲观与焦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文化思潮一时间在社会中普遍流行。 从文化思想的角度看，现代主义文学正是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结合的产物。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说、伯格森的直觉主义、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理论和学说，使现代主义文学染上了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 叔本华的唯意志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理性的意志，世界由盲目的意志统治着，人生永远受意志的驱使，追逐无法满足的欲望，因而人生注定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人生是无意义的，人类历史也是人与人直径一场无止境的互相残杀。德国哲学家尼采在19世纪末提出了“上帝死了”、“一切价值重估”的口号，为现代主义文学怀疑一切和反传统这一总的创作倾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权力意志论”认为，权利是意志的集中体现，权力意志是无目的的，超人是权力意志

80年代小说

废墟上的雨后春笋——八十年代小说创作评述 2014021424 朱金娅 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建国初十七年文学的曲折发展，又遭受了十年文革文学的巨大创伤，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了短暂的喘息和过渡，但从文学创作的总体上看，基本尚未挣脱左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潮。从80年代开始，文学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尤其是小说创作，在这片废墟上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日趋繁荣的新局面。 整个80年代，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十年。这个时代文学现象波涛汹涌，五彩缤纷，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翻开了80年代小说发展的新篇章。相对于一个废墟时代的文学，这几个流派表达了对文学新的理解和阐释，展示了丰富而多样的文学内容和形式。 80年代小说的发展承接着七十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反映，其主要展现了文革十年灾难、揭露文革十年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给人们心灵造成创痛。这类文学小说起始于刘心武于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小说通过塑造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示文化大革命给孩子留下的内伤，勇敢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意在唤醒人们必须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该小说写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所造成的悲剧，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心灵造成的重大伤痕，于是逐渐形成了伤痕小说的创作热潮。此后，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凯的《我该怎么办》、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郑义的《枫》、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大批带有伤痕印记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伤痕小说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在文学上具有开拓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对文革的整体否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上树立了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悲剧意识。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作品的情感表露也趋于肤浅；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伤痕文学浪潮出现不久，出现了反思文学浪潮，反思小说是伤痕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往往在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创伤后，痛定思痛，随后而来的往往是冷静、严肃和深沉的思考。8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政策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文学创作的进步，人们不再满足于暴露和批判，而是由表及里地追溯左的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脉络，并究其原因。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刘真的《黑旗》、李国文

八十年代文学特征概述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王尧 如果把“重返八十年代” 视为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事件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在知识界少有较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情形下，2006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的新版《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出版，给原本进行中的“重返八十年代”工作推波助澜，一时呼声鹊起、应者云集，蔚为思潮。但在短促爆发后又很快趋于平静，此情形和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些讨论、思潮和事件一样。这个时代已经长久没有那种相对耐心持久、饱满结实的思想收获期。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浪潮逐渐回落时，我们在学理和问题的层面上讨论“八十年代”以及重返“八十年代”也许更有意义。 在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和“小说革命”以后，“八十年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无论是八十年代行进中的及时评论，抑或八十年代之后的不断阐释(种种阐释不能都视为“重返”)，关于八十年代的论述始终是当代文学界一个持续的话题。在八十年代，文学、哲学、美学以及史学发挥了“先锋”的作用，这也是当年的一大特色。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已经迅速发展，但有明确“重返八十年代”意识的还是以人文学者居多，其中，文学研究界的重返已有不少系统的成果问世。我们还注意到，在九十年代末期，不少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开始“重返八十年代”。 1999年岁末，韩少功的一篇谈话录《反思八十年代》触及到的一些话题也是近两年来文学研究界“重返八十年代”讨论到的关键问题，不少作家都不同程度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有所反思。相对于许多学科在“重返”中的缺席，文学界的写作者和研究者表现得更为活跃，“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事实上是重返八十年代这个事件中的主要部分。“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巨大的任务显然不是文学界能够独立完成的，但文学的敏锐，恰恰又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我们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断代”，不只是在“八十年代”发生过程中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解释便已存在分歧，甚至也不只是因为新的知识谱系为我们阐释“八十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所包涵的问题是与之前的历史和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生在八十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在来龙去脉中“重返八十年代”，既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如果“重返八十年代”只是“反思”和“再解读”八十年代文学本身，那么这样的重返不仅局促而且也缺少洞察历史变革的宏阔视野和支点。因此，我以为需要尝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重返八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新时期”。有争议的“新时期”曾被分割成“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部分，也有以“后新时期”终结“新时期”的命名。我想，我们可以暂时搁置这些概念的争议，就表述的内容来说，“八十年代”作为“新时期”的一部分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与“新时期”紧密关联的则是“文革”，当我们讨论八十年代文学时，势必牵涉到“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无疑会连带到“十七年文学”。这一关联性的研究，也正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叙述和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讨论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关注“八十年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写作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的分歧，其实仍然没有能够避开“新时期”与“文革”相关联的若干重要问题，新世纪关于“纯文学”的争论，既是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也是回到“文革”结束后文学的基本问题上。

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之女性主义文学思潮

《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之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女性主义”是当前研究界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30年代，但作为一个引起广泛争议和巨大影响的理论范畴，第一次出现在1984——1988年间，另一个出现在1995——1998年间。两次争议的共同之处在于人们都希望对“女性文学”的内涵有一个确切的表述。在90年代以后，批评界开始自觉地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并以此为参照，重新规范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 那么，“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女性主义在西方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化运动，它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批评在欧美则是60年代激进主义运动的产物，它是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的副产品。随着女权主义批评的出现，以及声势逐渐浩大。20世纪早期的那些妇女写作，都被“重新发现”，它们被称为女性主义写作。 尽管8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但关于性别身份的观念知道90年代上半期才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被重视，理论与创作的互动则一直若即若离，只是在某些作家那里形成比较鲜明的呼应。但女性写作的历史却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中就存在清晰的脉络。就新时期的女性写作而言，也可以看到女性作家一直处在时代的前列，以她们特殊的敏感表达了这个时期最迫切的历史愿望。在当代思想和情感解放的历程中，女性也以其敏感提供了崭新的意义。新时期的历史叙事以人性论为美学出发点，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出极左路线的历史阴影，急切抚平精神创伤，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对人的肯定推演出一系列命题：人性、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主体论、自我实现等等。女性作家、诗人则在这一历史实践展开过程中与男性作家并行不悖，而且是有惊人之举。 像舒婷、张辛欣、残雪、林子、伊蕾、铁凝等等都是很杰出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但我最喜欢的是王安忆，我认为她是90年代在女性主义文学最为突出的一位作家。 王安忆出生于1954年，江苏南京人。她在诸多的女作家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进入90年代，她的事业显得更为开阔。告别80年代极其意识形态实践，理想主义失落和商业社会来临的困扰，使王安忆再次试图抓住这个时代的脉搏。90年代初，她连续发表几篇小说，如《叔叔的故事》、《歌星日本来》、《乌托邦诗篇》等等。这些作品在叙事方面有其显著特色：以主观化视角完成个人记忆与时代记忆的重合。这些再次强调第一人称“我”的视点和感受的小说，重新发掘了个人记忆。王安忆的小说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她似乎总是在触及到历史本质性问题的那一刻回避过去。聪明的王安忆可以看到这一点，但也正因为聪明地看到了这一点，她绕道而去。王安忆的局限也正是中国一个时期的文学的局限。 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是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舞台很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去品读它，去了解他，这样有助于我们对90年代文学思潮更好地了解，更好地运用于我们以后的工作时间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综述 郭利霞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段教学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成了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一个热点,表现在研究角度全面,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丰富。但整体而言,语段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研究者应该认真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熟悉并熟练运用各种理论,使语段研究走向深入。此外,语段研究在教材建设、个案研究、理论应用等方面还非常薄弱,以后应该加强。 关键词: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成就;不足;建议 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603(2009)0620112207 收稿日期:2009209229 作者简介:郭利霞,女,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A Summary of Studies of P assage in T 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ince 1980 G UO Li 2xia (Dep.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 ianjin 300071,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ctuality of the studies of passage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analy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demerits in current studies. K ey w ords :passage ;teaching ;study ;achievement ;demerits ;suggestion 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界的“句群热”兴起 时,对外汉语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进行语段教学的重要性,呼吁应该重视培养学生成段表达的能力(刘镰力,1980;李玉敬、孙瑞珍,1980;任远,1984等),但应者寥寥。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的壮大,教学实践的丰富,语段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到了语段的教学和研究中,如施光亨(1991)、陈灼(1991)、吕必松(1992)、李杨(1993)、吕文华(1994)等。吴为章、田小琳(2000)的《句群》从分类、组合和切分、句群与教学、句群与语言研究等方面句群研究进行了描写和分析,陆俭明(2000)则明确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推行“语段或篇章本位”的教学观,加强语段、篇章分析的意识,代替过去“句本位”的教学观。可以说,经过了 二十多年的摸索和探讨,对外汉语学界目前已经 形成了“语段热”。 什么是语段?多数学者认为句群和语段是同一种语言单位的不同表述。如:“语段也就是句 群”(杨石泉,1984);“语段指的是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内容及形式上相对完整的口头语言材料,常 见的是句与句组合成的句群、段落或会话。” (齐燕荣,1996);“语段又称句群”(陈福宝1998);“语段 也叫‘句群’、‘句组’、‘句段’、‘群句’”(涛亚2000);“语段指比句子大一级的语法单位,是由前后衔接连贯并有一个明晰的中心意思的一组句子 构成的语言片段,又称‘句群’、‘句组’” (张宝林,2001);“语段指由两个以上完整的句子构成的意 义连贯的一段话,语篇指话语篇章。” (郭颖雯,2003)也有学者使用“篇章”的术语,如郑锦全 第6期2009年12月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rth China E 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 ) N o.6 December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