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的翻译
论林语堂的翻译
作者：英语经贸系杨刚加入时间：2007-3-17 9:16:57
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但其翻译家的声名却并不彰显，而后人对其译论的梳理仍欠全面深刻。本文通过对其名著《翻译论》以及《浮生六记》译文的仔细解读，在分析林语堂的翻译原则同时强调在中国传统译论的背景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性格气质在翻译选择中的作用。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论》，《浮生六记》，翻译原则
On Lin Y u-tang’s Translation
Abstract: Lin Y u-tang is a famous writer, however, his identity as a great translator is not so noticeable. A profound study of hi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still has much work to do. This paper, through a careful reading of Lin Y u-tang’s On Translation and Six Cha 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intended to analyse his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and, under the traditional background of translation study, emphasize the role that translator’s character plays in translation selection.
Key words: Lin Y u-tang On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随着社会进入E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一种随性自然率真幽默的人生态度，渴望在竞争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安静的诗意栖居。不过在这些人大谈特谈“性灵”、“幽默”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少会想起是谁在当年扯起大旗为之振臂高呼的。后人在享用前人余荫的时候是不会问是谁栽的树。
可是如果我们追本溯源，我们会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都绕不开一个名字——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或许这一段话还无法让我们对林语堂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那么1940年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校长给他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称赞他为“哲学家、作家、才子、是爱国者，也是世界公民”，“…by the magic of your pen, you have portrayed the soul of your great people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a way no person has ever done before. In doing so, you have spoken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their own language with an artistry that is at once their envy, admiration and despair.”这一段话可能会比较有代表性。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内文章”的“幽默大师”留给后人的其实远不仅仅是
“幽默”，尽管这两个字是他翻译成中文的。
林语堂是文章大家，这点无人否认，可其作为翻译大家的身份却少人识得。林氏一生著述甚多，除去部分散文小品集和语言学方面的论著外，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用英文发表，文名最胜的几部如My Country and My Peop1e，The Importance of Living，Moment in Peking等都是30年代在纽约出版。众所周知，林氏作品中中国文化情结之浓在其同代人中当属罕见，而用外语介绍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翻译——从汉语翻译成英语——的过程。此外，在其大量作品里，还有部分是翻译作品，如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女兵自传》，谢冰莹原著，小说），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浮生六记》，清?沈复原著，小说），1941年上海西风社初版；Miss Tu（《杜十娘》，据明?冯梦龙原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译，小说），1950年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初版；《卖花女》（英?萧伯纳原著，剧本），1928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新俄学生日记》（俄?窝格耶夫原著，小说，与张友松合译），1929年6月上海春潮书局初版；《新的文评》（美?史宾岗原著，论著），1930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成功之路》（美?马尔腾原著，论著），1939年10月上海中国杂志公司增订再版；《怎样训练你自己》（美?罗德原著，论著），1940年4月上海东方图书公司出版；《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丹麦?勃朗特司原著，传记），1940年8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彷徨飘泊者》（英?台维斯原著，小说），1941年3月上海朔风书店初版。
由上观之，在林语堂的漫长人生中翻译实是他壮岁时分的主要工作。对这样的翻译名家和大家，坊间现有的论著还显得太少太鄙。
对林语堂翻译的研究，大多数都集中于解读那篇著名的《论翻译》。这篇论文是他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所作的序论，时间大概是在1932年，距今也已七十余年，可是我们仍然能从中找到一些新鲜有趣的东西。
首先，从对翻译的认识来看。林语堂是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的：“翻译是一种的艺术。翻译的艺术所依赖的：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以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林以亮据此评论道：“这个说法看上去平平无奇，其实却是‘深中要害’，而且非常实际，远较那些讨论‘直译’与‘意译’，‘信、达、雅’的空洞理论来得有用而具体。莎弗莱在他的《翻译与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曾提到一个良好的翻译工作者应具有的条件有三：（一）对原文的理解力（linguistic knowledge）；（二）对本国文字的操纵力（literary capacity）；（三）同情心（sympathy），直觉（intuition），勤勉（diligence）和责任感（conscientiousness）。在大体上，他所提出的三个条件与林语堂的要求不谋而合。……”（罗新璋，1984：756）
林语堂当年留学德国，受的是系统正规的语言学教育，他如果要说翻译是一门科学应该是比同代甚至后代很多人都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但他却说翻译是“一种艺术”，就不得不让人有所思索了。
不过，林语堂的语言学背景还是在他的译论中得到了体现。他说“其实翻译上的问题，仍不外夫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这两样关系。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仅此一句话，就足可奠立林语堂在中国译学研究史上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
正是在此基础上，他继承前人译论的精华，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这三条标准，“与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是正相符的。忠实就是‘信’，通顺就是‘达’，至于翻译与艺术文（诗文戏曲）的关系，当然不是‘雅’字所能包括。”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将这三条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举他翻译的《浮生六记》为例。
《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所写的自传性质的小说，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小说原有六卷，现只存四卷，所以浮生六记实为四记。该小说写作颇有“性灵”之风。俞平伯叹道：“即如此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象；说它是精心结构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心做着，一半心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他功。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致，不见制作精致的痕迹。”《浮生六记》的作者和他的妻子，“两位平常的雅人”，在简朴的生活中，一起追求美丽，虽然穷困潦倒，饱受生活的折磨，但“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反映了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历经人生磨难仍然热爱自然追求真美的人生态度。作者在对自然山水的直接摹写中，融入的是个人的真情挚爱。他们对自然的关照非常直接，剔除了诸如宗教观念、社会功利、生活思辩的介引而径入山水，使审美目光和山容水态在顷刻间发生关系，表现出一种纯美的境界。
这种境界恰恰是林语堂一直崇尚并在现实生活中希冀达到的。他追求闲适、自然，崇尚本真、近情。他认为，“悠闲产生自一种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气质。它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有一种人生哲学—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情理的态度。”（《生活的艺术》）现世就是人生的乐园，“大自然的景色，声音，气味和味道和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有一种完美的，几乎是神秘的协调。”所以，林语堂在“译者序”里写道：“在这个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在他们面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中最美丽的东西。”精神上的契合，情感上的共鸣，使林语堂“发愿”将它“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
中国传统译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有很大不同的是，其对翻译主体的双语能力，学识修养，甚至性格气质都有很高的要求。强调译者所选择的翻译作品要与译者自身的个性气质相一致。“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而《浮生六记》与林语堂就是这样的相见恨晚不能自已的“朋友”。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艺术的责任，做到这样的份上，再怎样夸赞也不为过吧！
“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translation as a fine art）”。林语堂将翻译作一门艺术来做，以对艺术家的心态对待翻译作品，以艺术家的手笔雕凿出译品。他提倡的“美”的翻译标准实际上是与自身的性格气质，生活态度高度统一。
其实，林氏译论体精用宏，英蕤窈窕，元气淋漓。他不光讨论了翻译的实质，标准，还具体而微地论述了翻译的技巧，风格的移译以及可译不可译等问题。“林语堂的这篇文章（《论翻译》）内容十分丰富，说理服人，可以说在翻译问题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将严复的‘译事三难’的理论继承下来，加以发展，不仅奠下了我国翻译理论的基础，还启发了后来的翻译工作者。50年代和60年代的翻译理论基本上没有超出严复和林语堂这两位大师所讨论过的范畴，所异者只是表达方式而已。”（罗新璋，1984：856）
参考文献
林语堂译学思想述评
2006-8-17 14:22:44翻译中国出处：FanE『翻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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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 林语棠有关“美”的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要求。
从以上林语堂的翻译标准论和译者责任论,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1) 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其立论的依据是语言学、心理学和美学, 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 (2) 林语堂的翻译标准有明确的针对性, 即翻译文本为文学文本, 也就是他说的艺术文; (3) 林语堂明确地提出了译者的三种责任: 对原文(原作者) 的责任, 对译文读者的责任, 对艺术的责任, 并明确地把它们同翻译标准联系在一起, 这在我国先前的译论史上独树一帜, 具有理论研究价值。
三、翻译单位与不可译性
在《论翻译》一文中, 林语堂除了阐明上述的观点外, 他还论及了翻译单位以及翻译中不可译性问题。
11 翻译单位
虽然“翻译单位”这个概念是在20 世纪80 年代才引入我国译论界, 但有关它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 也即支谦的“循本旨, 不加文饰”。
何谓“翻译单位”?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把翻译单位定义为:“在译文中能够找到对应物的原文单位, 但它的组成部分单独地在译文中并没有对应物。换言之, 翻译单位就是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最低限度) 的语言单位”(方梦之, 1999 : 231) 。可见,翻译单位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以什么为翻译起点, 也就是翻译中的操作单位。在论述“通顺”标准时, 林语堂认为“译文与作文之不同者, 即其原有思想非发自译者心中, 而出于一使用外国文之作者, 然于译者欲以同一思想用本国文表示出来时,其心理应与行文相同, 换言之, 必以句为本位, 而非可一字一字叠成的”(罗新璋, 1984 : 428) 。从这里可以看出, 林语堂主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以句子为操作单位。在论及“美”的标准时, 林语堂认为“凡译艺术文的人, 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 于译时复极力发挥, 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罗新璋, 1984 : 431) 。何谓“神韵”?正如曾虚白所说, “所谓‘神韵’者, 并不是怎样了不得的东西, 只不过是作品给予读者的一种感应。换句话说, 是读者心灵的共鸣作用所造成的一种感应”(罗新璋, 1984 : 410) 。由此看来, 林语堂要求译者译出的译文要能引起读者的想象与共鸣。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 译者应把意象作为翻译的单位, 因为“根据文艺学现象学的观点, 文学的意象是蕴含在文学作品的各个层面的, 即从音/义层面、结构层面、景象层面, 一直到意味层面都无不包含了意象”(吕俊, 侯向群, 2001 : 292)从上可知, 虽然林语堂没有明确提出“翻译单位”这个概念, 但他有关“通顺”和“美”的论述折射出: 在文学翻译中, 句子和意象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单位。这从另一面告诉我们翻译单位具有多元性。
21 不可译性
在《论翻译》一文中, 林语堂赞成意大利克罗齐(Croce) 的观点: “凡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能译的”(罗新璋, 1984 : 430) 。他以诗为例论述了艺术文的不可译性问题。在他看来, “无论古今中外, 最好的诗(而尤其是抒情诗) 都是不可译的。
因为其为文字之精英所寄托, 因为作者之思想与作者之文字在最好作品中若有完全天然之融合, 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精神躯壳, 此一点之文字精英遂岌岌不能自存”(罗新璋, 1984 : 430) , 因此, 林语堂认为翻译是创作。在中外翻译史上, 文学翻译被公认是所有翻译类型中最为复杂的一类翻译, 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两方面, 而且还涉及到美的问题。如严复所说: “译事三难: 信、达、雅。求其信, 已大难矣”(陈福康,2000 : 106) 。在翻译实践中,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诗尽管译者把原文的语言形式译出了, 但却没能把原文的思想内容完全表达出来。究其根源在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林语堂有关“不可译性”和“翻译是创作”的观点是符合文学翻译客观实际的。
从上可知, 林语堂提出的“以句为本位”的观点虽在理论上还有探讨的余地, 但毕竟比以“词”为翻译单位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他的“神韵”主张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要求, 折射出“意象”应为文学翻译中的单位, 对我国译界有关翻译单位的研究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由于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从客观上讲, 林语堂有关“不可译性”与“翻译是创作”的观点是科学的, 我们不能因绝大多数诗歌被译出而否定其价值所在。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林语堂译学思想的评析, 我们发现林语堂的译学思想在继承前人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立论依据的多元化。林语堂从语言学、心理学、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 把翻译理论研究从语言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2) 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在《论翻译》一文中, 林语堂把译者的责任分为对原文(原作者) 的责任, 对读者的责任和对艺术的责任, 并同意克罗齐(Croce) “翻译即创作”的观点。因此, 在他看来, 要做好翻译工作,译者必备的修养是“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 有相当的国文程度, 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译事上的训练”(罗新璋, 1984 : 417) 。这从理论上强调了译者的主体地位, 因为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权利也就无所谓义务, 反之亦然。
(3) 翻译标准的具体操作性。在“忠实”标准上,林语堂提出绝对忠实不可能, 这为我们作译文评价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通顺”标准上, 林语堂要求译者要以句为本位和按中文心理行文, 这易于译者在翻译时具体把握。在“美”的标准上,林语堂要求译者要先领会原文的神韵, 把原文内容和风格译出来, 同时注意原文的体裁, 这不仅易于译者具体操作, 而且使我们作译文评价时有了具体的依据。(4) 突出读者的主体地位。林语堂的“通顺、美”的翻译标准强调了译者对译语读者和艺术的责任。这把读者的反映纳入到翻译理论研究领域, 揭示了翻译中的主体因素除原作者和译者外还包括读者, 这比他以前的翻译理论更科学地揭示了翻译的本质。
然而, 我们在看到林语堂译学思想创新和发展的一面时, 不应忘记林语堂的译学思想也有其不合理的方面。例如在“通顺”标准上, 林语堂要求译者应按中文心理行文。对此, 我
们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解释为: 译语应按译文读者能够接受的译语习惯行文。可见, 林语堂是主张译文应完全“归化”。
诚然, 译文要通顺才能使译语读者看懂, 但若译文完全采用“归化”, 虽便于译语读者的理解, 但不能丰富译语的发展, 更不能达到翻译的最终目的———文化的交流。
最后, 我们在评价林语堂的译学思想时, 应采用历史的观点和科学分析的方法———“扬弃”, 不能因其有不合理的方面而否定其价值的存在。我们相信对林语堂译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2004 年第2 期总第117 期外语学刊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04 ,No. 2 Serial No. 117 林语堂的翻译观周仕宝(绍兴文理学院,绍兴312000) 提要:综观当今翻译界,对林语堂的价值认同尚缺乏足够的深度和力度,他的翻译理论始终以边缘的姿态游离于主流之外。文章试图对林语堂的翻译观作出新的价值认定,认为学贯中西的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基础的学者,他无疑给中国的译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现代性的理论基点,从而提升了理论本身的学理品性。关键词:林语堂;译学;句译法;字神中图分类号: 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0100(2004) 02 - 0107 - 04 1 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上,抛弃传统文化的束缚, 建构新的价值体系,已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们的共识,而西方先进文化的映照,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守旧的一面更加突兀地呈现出来。因此,为寻找中国的出路,革新陈旧的文化,五四的先觉者们自觉担负起了介绍西方文化的责任,翻译遂成为当时的一种热潮,译坛上明星叠出。鲁迅、茅盾、郑振铎、林语堂等人既是文坛创作的生力军也成为译坛的名家,他们以自己的翻译实绩和理论阐述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丰厚的贡献,并由此推动了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在这些大家中,林语堂以其独特的双语创作与译学理论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他以学贯中西的底蕴,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既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地介绍给世界,也把先进的西方文化传播给中国大众。熟谙中西文化的功底,使林语堂的翻译理论也别具色彩。然而,综观现今的翻译理论界,对林语堂的价值认同尚缺乏足够的深度和力度,他的翻译理论始终以边缘的姿态游离于主流之外。因此,本文试图对林语堂的翻译观作出新的价值认定,意在彰显林语堂翻译观的价值,而不是对其翻译理论作系统的介绍。2 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学理剖析基础的学者,并以此为基点建构了他的翻译理论。这一立论与他深厚的语言学造诣密不可分,他最初即是以语言学家的身份现身文坛。在林语堂看来,中国文坛素来讨论翻译问题的文章并不多,仅有的也只是“或泛论译法,或单论译名,都是直接出于经验的话,未尝根据问题上的事实做学理的剖析”。①因此文章的立论往往出于作者的主观想象,内在的理性思辩却被无意地放逐。针对这种译学理论的误区,林语堂提出,翻译的问题“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认为倘使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 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充分肯定和阐述了翻译的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基础。林语堂的翻译观是以此为生发点,用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主张
来推演和阐释翻译问题的。为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但要达意而且更要传神的问题,林语堂根据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做了如下科学的阐释: “字神”是什么? 就是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即一字之暗示力。凡字必有神采(即“传神达意”, “神”字之义,即西文所谓Gefuhlston ,feeling - tone) 。语言之用处实不只所以表示意象,亦所以互通情感;不但只求一意之明达,亦必求使读者有动于中。林语堂从学理的角度明确了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的字神句气和言外之意,用语言的暗示力去使读者获得一种共鸣,引起幻象,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在林语堂看来,如果译文只能达意而不能传神,就不但不能被称之为翻译原文,而恰恰是暗杀原文。在林语堂之前,茅盾已明确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神韵。郭沫若也曾强调翻译必须不失原作的“风韵”,林语堂显然继承了他们的理论主?9?9 7 0 1 ?9?9 ①林语堂: 《论翻译》‖《林语堂名著全集》,卷19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此文。张。可贵的是,林语堂并没有局限于茅盾和郭沫若的理论本身,而是为之做了学理的提升。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阐释传神问题,从而丰富了“传神”的翻译主张。在此基础上,林语堂对当时译坛上风行的直译、意译之争也提出了富有见地的主张。五四以来,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一直是当时译坛的热门话题。鲁迅提出了“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硬译”理论,认为“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么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 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①鲁迅认为曲解原文的译法显然对引进异质文化以改造中国不利。因此,鲁迅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也努力遵循硬译方法, “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 ②甚而至于“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③从鲁迅的表述中看,逐字译或者说硬译无疑是当时最好的翻译方法。这种硬译理论的提出无疑蕴涵有鲁迅独特的意图和深切思考,他希望翻译不但能输入新的内容,而且能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中国的语言文字。但是,过度拘泥于逐字译必然会造成译文的晦涩、别扭,确切地说就是死译。梁实秋曾撰文大力批判鲁迅的硬译理论,赵景深也主张翻译宁“顺而不信”。林语堂则更为率直地提出,所谓直译和意译,这种名称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它们不但不能表示译法的程序,而且容易引起误会,以为翻译有两种并行的标准。其实,标准只有一个。林语堂对直译意译名称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此话题的一次全面返观和总结,表达了自己的言说态度。当然他的界定并非完全正确,直译和意译是客观存在的两种翻译方法,是被中国的译者广泛采用的翻译策略,不能一言否定之。真正成功的翻译应该是这两者溶为一体,一面力求不失原意,一面又译文流畅,如朱光潜在《谈翻译》中所说的“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而不应存在直译与意译的分别。因此,林语堂提出了他的字译与句译说,并进而明确地断言, 句译是对的,字译是不对的。因为字义是活的,是与上下文连贯融合在一起的,如果强行拆开,必然会造成断章取义的错误。他认为:句译家对于字义是当活的看,是认一句为结构有组织的东西,是有集中的句义为全句的命脉。一句中的字义是互相连贯互相结合而成一新的“总意义”( Gesamtvorstellung) ,此总意义须由活看字义和字的连贯上得来。其对于译文方面,是取一种态度,先把原文整句的意义明白准确的体会,然后依此总意义,据本国语言之语法习惯重新表示出来。若能字字相对固善,若此总意义在本国文不能用同样之辞字表出,就不妨牺牲此零字,而别求相当的,或最近的表示方法。倘是一成语,在本国语中果为最准确翻译原义的,就是不与原文所用的相同,也可不顾。与其求守原文逐字意义,毋宁求达原文语意,这是字译和句译的区别。林语堂从语言学的角度阐释了翻译不能是以字为主体的字译,不能采用以字解字、以字译字的方法,而只能是以句为本位的句译。惟有此,才能使译文真正达到通顺的境地。因为按照通常作文的心理程序,是先有总意义,然后才分裂为句中零散的字辞,译文若想达到通顺的目的, 也必须以句义为先,字义为后,即需以句译为本位。因此, 译者必须先将原文全句的意义详细准确地体悟出来,吸收到自己的心中,然后再将全句的意义按照中文的语法翻译出来,这才是翻译策略的正确选择。林语堂尤其强调“译者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身的语法、句
法和一定的习惯,如果据字直译,必然形成似中国话实非中国话,似通而不通的尴尬文本。为了创作和翻译出真正中国化的作品,林语堂又提出“语录体”之说,即“白话的文言”,他认为: “语录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 有白话之爽利, 无白话之噜苏。”④由于提倡“白话的文言”,很多人误以为他反对白话,其实林语堂提倡语录体, 但并不反对白话文。他只是对一些形为白话,实则繁琐枯涩的文字非常反感。《宇宙风》第三期上有一篇林语堂的《不知所云》的文章,形象地批评了《自由谈》上署名“梅雨”者的文章, “可以拗断你的廿八根牙齿而吃不到一口东西”。徐言于曾回忆当年与林语堂一起编辑《人间世》时,林语堂对来稿的语言要求非常高,尤其对那种欧化的中文不满意,觉得如果听任这种“洋白话”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一种弱小民族自卑自侮之风,将文学语言的重要性与一个国家的民族风范相提并论。3 林语堂提出的句译法与鲁迅所提倡的“逐字译”以求引进新的表达方式去改造和完善中国的现代语言形成了观念上的对峙,也在某种程度上批评了当时文坛盛行的语言欧化之风,修正了过激的语言行为。毫无疑问,林语堂所提出的句译主张是对前人正确的翻译方法的理论总结,并且已被现今的译学界普遍接受。林语堂的句译原则从语言文字上阐释了译文的信达要求,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 “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他,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他,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translation as a fine art) ”,既然翻译是艺术的一种,那么除达用之外,更应讲究文字之美。由此,林语堂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翻译即创作的理论主张,并进一步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能翻译的, “因为作者之思想与作者之文字在最好作品中若有完全天然之融合,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精神躯壳, ?9?9 8 0 1 ?9?9 ①②③④林语堂: 《语录体举例》, 《论语》,1934 年5 月,第40 期。鲁迅: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鲁迅全集》,卷10 ,第245 页。鲁迅: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鲁迅全集》, 卷10 , 第169 页。鲁迅: 《二心集?9?9 几条“顺”的翻译》, 《鲁迅全集》, 卷4 , 第344 页。此一点之文字精英遂岌岌不能自存,凡艺术文大都如此。”20 年代初郑振铎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自信地表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现在,林语堂的“不可译”的观点无疑与郑振铎形成鲜明的对立。郑振铎是在“文学书能够译么”这一问题争论的大背景中来高呼他的主张的,当时盛行的不可译论显然阻碍了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因此他的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急功近利的心态必然造成理论上的偏颇。不可否认,原作中的韵味、用字的精妙、整体的风格等往往是很难移植的。我们可以将卞之琳译的拜伦的《恰尔德?9?9 哈洛德漫游记》中的一段与原诗作一番比较: There was a sound of revelry by night , 夜深深,纵饮狂欢,乐不可支, And Belgium’s capital had gather then 比利时京城从四处集聚了一厅Her Beauty and her Chivalry , and bright 那么些美貌再加那么些英姿, The lamps shone o’er fair women and brave men , 华灯把美女英雄照得好鲜明; A thousand hearts beat happily , and when 千颗心快乐的跳着;然后只一听Music arose with its voluptuous swell , 荡人心魄的音乐海潮样四涌, Soft eyes looked love to eyes which spake again , 温柔的眼睛跟眼睛就反复传情, And all went merry as a marriage bell ; 大家都欢欣鼓舞得象结婚打钟; But hush ! hark ! A deep sound strikes like a rising knell ! 可是听! 听啊! 什么声音象丧钟的轰隆①在此,笔者并不想评论译诗与原作孰优孰劣。卞之琳无疑是富有才情的诗人,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名句,早已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 也展示了诗人对诗的高度敏感和热情,对诗的思维、诗的情绪、诗的韵律的执著追求。但是,当我们认真地诵读原诗和译作的时候,会深切地感受到,原文语言所形成的那种韵律和韵味,节奏和音色的美, 在译诗中已基本失却。这不能归咎于卞之琳,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本身从读音、语法到意义都存在极大的差异,语言的变更必然造成语言韵律感的流失,而诗是如此地讲究内在的情绪和韵味,随着它们在不经意间无奈地失去,原作中的精神气运必然受到影响。虽
然自觉地意识到诗歌翻译的不可为,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语言差异性所形成的接受障碍与相互交流文化的迫切愿望,使得语言互译成为唯一的选择。林语堂就曾译过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还把黛玉的《葬花词》翻译成英文。由于清醒地知道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林语堂在翻译时非常注重不同语言所形成的意境的转换。他译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14 个字时,真是费尽思量,因为他深知这首词全阕的意思,就在于梧桐更兼细雨那种“怎生得黑”的意境,如何用英语表达出这种意境? 最后, 他采用双声方法, 译成so dim , so dark , so dense ,so dull , so damp , so dank , so dead 十四字, 而最后dead 一字分量最重,确实表现出中文词中那种黄昏细雨无可奈何孤单寂寥的情怀。在中国历代诗人中,林语堂最心仪钦佩的就是苏东坡,而他自认为翻译最得意也是最爱的,是将苏东坡在惠州时悼爱妾朝云所作的《咏梅》译成英文,如下: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卦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Bones of jade , flesh of snow, May thy ethereal spirit stand unafraid , Though the dark mist and the swamp wind blow. May the sea sprites attend thee , The paroquets and cockatoos befriend thee , Thy white face doth powder spurn ; V ermilion must yet from thy lips learn. Flesh of snow, bones of jade , Dream thy dreams , peerless on , Not for this world thou art made. 这首词的末两句“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是全阕的意眼所在,林语堂对它们的处理是用字,虽与原文字面完全不同,但与诗人细腻缠绵的寄寓之情则一致。林语堂的翻译实践正是对翻译需要性的积极认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强调翻译文学作品“应以原文之风格与内容并重”,因为“一作家有一作家之风度文体,此风度文体乃其文之所以为贵”,因此“凡译艺术文的人,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 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从一个角度阐释了使译文保有欣赏价值的翻译策略,肯定了风格的独特地位。4 综观林语堂的翻译理论,我们没有理由再对之疏忽轻视。他从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阐释翻译问题,无疑给中国的译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现代性的理论基点,从而提升了理论本身的学理品性。至于对直译和意译、字译和句译、艺术文能否译等译学基本问题的细致讨论和清晰表达,更是林语堂贯通中西文化和文字基础上的科学结论。他的句译观、翻译即创作?9?9 9 0 1 ?9?9 ①《英美名诗一百首》,孙梁编选,第170 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年版。说,虽然无法抹去前人的影响,但继承上的发展明晰可见, 也正是这些发展,彰显出林语堂独特的价值贡献。因此, 对林语堂的翻译理论作出正确的价值认定和学理评价就显现出一种必要性,这也是科学品评历史人物,促进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迫切需要。参考文献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C〕. 哈尔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鲁迅. 鲁迅全集〔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谢天振.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Z〕.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萧立明. 新译学论稿〔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收稿日期:2003 - 07 - 03 【责任编辑王松鹤】(上接第106 页) 际效果。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模式各不相同,翻译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做到完全意义上的等效。我们可以要求翻译家精益求精,拿出高质量译本,为对外介绍中国文化做出有效的贡献。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放弃追求完全等效这一类的空想。华劭在研究作为文化现象的语言时正确地指出: “如果自然是人类的第一环境,文化是第二环境,那么,语言就是他的精神家园”(华劭,2003 : 410)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翻译家在翻译时务必关注两种文本(原文、译文) 的文化信息,并尽力寻找妥贴的解决方略。参考文献Baker , Mona. In Other Words :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2000. Gee , James Paul .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 Theory and Method〔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2000. Leech , Geoffrey N. and Michael H. Short . Style in Fiction :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2001. Thornborrow, Joanna , and Shan Wareing
浅谈林语堂的翻译观及实践
一、引言 林语堂先生（1895-1976）是一位蜚声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林语堂，原名和乐，笔名语堂，福建南部平和县坂仔乡人。林氏自幼便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主流文化对林语堂的影响伴随他的一生，其原因主要有二：家庭和教育。其父林至诚是当地的基督教牧师，是个极具幽默感的乐天派。林语堂家10个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全体家庭成员晚上都会轮番诵读《圣经》，然后一同祈祷。因此，基督教对年幼的林语堂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13岁时，林语堂进入厦门鼓浪屿的一所教会学校———寻源中学。中学毕业后，林语堂进入同是教会学校的圣约翰大学。和其他的教会学校一样，这里同样是西方文化的世界。牧师家庭的熏陶和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造就了一个熏染在中国乡土文化中的基督教徒。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对林语堂有着全方位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影响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他的生活环境及其对本国文化的热爱。林语堂称自己有“高地的人生观”，林语堂曾说对他童年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家乡的山景。从本质上说，家乡的山景，即他生活的自然环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积淀，是本土的儒道文化。虽然从中学开始就在教会办的学校就读，但与身俱来的对本国文化的狂热却无法因此被阻挡。在寻源中学读书时，林语堂私底下偷偷读《史记》，读苏轼的诗词。即便后来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到北京的清华学校任英语教员，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用林语堂的话说：“我带着羞愧，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广大的异教智慧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开始。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 幽默是林语堂的魅力。现在我们看见或听到的“幽默”二字，如果不是林语堂的话，可能便不叫幽默，而是叫“诙谐”、“揶揄”等。林语堂是把英文humor 译作“幽默”的第一人。林语堂《假定我是一个土匪》一文就是林氏幽默文章的代表作，其对当时官僚政治的揶揄可谓酣畅淋漓。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林氏作为“幽默大师”的魅力。 二、译学基础 王秉钦(2005)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的十大学说：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不难看出，在中国传统翻译的发展历程中，林语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内，他是最早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人，也是最早把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纳入翻译研究视角的人。 1919年，林语堂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留学生 活。在哈佛，林语堂进入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学习，并接触了皮尔斯·皮瑞、尔文·白碧德等知名教授。后从德国耶拿大学申请转入以语言学研究闻名的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比较语法学的发源地，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为林语堂研究语言学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学成归国的林语堂踏入了北大校园，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大学教授。作为一名英文学系的老师，他努力将所学用于学术研究。在这个时期，他研究了语言学、音韵学、方言学，并发表了多篇有建树性的文章，如《科学与经书》、《古有复辅音说》等等。 三、翻译观 林语堂先生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所作 浅谈林语堂的翻译观及实践 何苏明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6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162010 摘要:林语堂提出了对翻译者的三条要求和翻译的三条标准等翻译观，这些翻译观即便在现在也值得借鉴。在翻译实践层面，他很少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却翻译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观；翻译实践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0）16-0103-02 作者简介：何苏明（1985-），女，四川南充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0-04-26 —103—
林语堂论翻译-论翻译中的语境篡谋(精)
林语堂论翻译-论翻译中的语境篡谋 (三)文化语境的篡谋 文化语境主要指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知识信仰、风俗习惯、历史事件、行为准则等构成人们心理空间的意识形态体系或精神氛围，发表论文它在话语交际中起宏观定向的作用脚丫代写网 翻译过程中，“译者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政治、思想意识、经济、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李运兴，2000：122)文化篡谋在不同时期人们对“翻译伦理”的认识和表述上非常明显。张培基、喻云根等在《英汉翻译教程》(1980年出版、2000年重印)一文中强调，译者的第一素养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作的内容。”立场、观点不同，译者的理解和分析就有差别，采取的方法必然影响原著的实现。翻译历史表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可能要求极端的方法操纵原著。中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一本翻译教材在谈到翻译时虽然强调“信”是翻译的首要标准，却似乎自相矛盾地提出另一条准则，即，翻译活动必须服从译语文化的要求。 二、结语 研究翻译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固守抽象的“忠实”，仅停留于文本内部的语言转换考察翻译的本质。我们必须返回翻译活动的具体语境，从其源头追索“忠实”可实现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放弃传统的二元结构而采用动态多元的模式研究语境和翻译的关系，我们就能避免理论研究中西西弗斯的尴尬，开拓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李云兴.语篇翻译引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2]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人文网络言语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成林，周明.劳伦斯文集[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4]萧立明.新译学论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1. [5]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6]Bassnett-MacGuire, Susan and André Lefevere, eds., Introduction: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C]. Landon: Casell, 1990. [7]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8]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9]Loh Dian-yang. Translation: I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M]. Beijing: Shidai Press, 1959. [10]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11]Hatim, Basil and Ian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论林语堂的翻译
论林语堂的翻译 作者：英语经贸系杨刚加入时间：2007-3-17 9:16:57 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但其翻译家的声名却并不彰显，而后人对其译论的梳理仍欠全面深刻。本文通过对其名著《翻译论》以及《浮生六记》译文的仔细解读，在分析林语堂的翻译原则同时强调在中国传统译论的背景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性格气质在翻译选择中的作用。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论》，《浮生六记》，翻译原则 On Lin Y u-tang’s Translation Abstract: Lin Y u-tang is a famous writer, however, his identity as a great translator is not so noticeable. A profound study of hi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still has much work to do. This paper, through a careful reading of Lin Y u-tang’s On Translation and Six Cha 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intended to analyse his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and, under the traditional background of translation study, emphasize the role that translator’s character plays in translation selection. Key words: Lin Y u-tang On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随着社会进入E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一种随性自然率真幽默的人生态度，渴望在竞争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安静的诗意栖居。不过在这些人大谈特谈“性灵”、“幽默”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少会想起是谁在当年扯起大旗为之振臂高呼的。后人在享用前人余荫的时候是不会问是谁栽的树。 可是如果我们追本溯源，我们会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都绕不开一个名字——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或许这一段话还无法让我们对林语堂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那么1940年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校长给他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称赞他为“哲学家、作家、才子、是爱国者，也是世界公民”，“…by the magic of your pen, you have portrayed the soul of your great people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a way no person has ever done before. In doing so, you have spoken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their own language with an artistry that is at once their envy, admiration and despair.”这一段话可能会比较有代表性。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内文章”的“幽默大师”留给后人的其实远不仅仅是
浅析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 [1]
浅析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 摘要：自古以来，对于翻译的标准，国内外许多翻译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比较著名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有：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哲罗姆的“意译而非直译”等等。本篇文章主要通过林语堂的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来分析其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忠实、通顺、美。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思想；忠实；通顺；美 Abstract:From ancient times，many translators have their own translatio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ory about the criterion of translation. There are some famous translation ideologies and translation theories, for example: Yan Fu advocates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Lu Xun “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 St.Jerome “transliteration rather than free translation” and so on. This passage will talk about Linyutang’s translatio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ory: faithfulness, fluency, and beauty. Keywords：林语堂，翻译思想，忠实，通顺，美 1 引言 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翻译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各国各民族间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际手段和交往途径。翻译已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翻译在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对于翻译的标准，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浅析的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希望能给一些从事翻译的人员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2 林语堂的生平介绍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福建龙溪人，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贫穷的牧师家庭。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林语堂既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又有很高的英文造诣，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3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 3.1忠实于原文 “忠实于原文”这个翻译学的术语，在很多翻译学家的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理论中都占据着一个中心的地位。如：严复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信”,“达”,“雅”中的“信”即“忠实于原文”；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宁信而不顺”也强调的是翻译的时候首先要做到忠实于原文，即使可能造成不通顺。这些都能看出“忠实于原文”是翻译之本，如果做不到忠实于原文，就无从谈论翻译。
论林语堂的翻译观―以《啼笑皆非》中译本为个案
论林语堂的翻译观一以《啼笑皆非》中译本为个案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 年度学科共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批准号为：GD15XWW08 1 林语堂《啼笑皆非》自译本的翻译目的和背景人类的活动总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切活动都服务于特定的目的，翻译目的更是对翻译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翻译目的会影响作者对原文的理解，当不同译者带着不同目的审视原文时，他们会因为视角不同而对原文产生不同理解。更主要的是翻译目的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决定作用，作者想通过译文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时，他就会更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啼笑皆非》的创作背景是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承认对中国抗日援助时间太晚，力度也不足，美国对华政策内幕逐步被披露。林语堂认为美国的绥靖政策是日本肆无忌惮侵华的重要原因，并且对日宣战后美国的对华援助仍有限。他满怀愤怒写作该书，目的就是要露英美政府的自私和虚伪，警醒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实现富强。全书自始至终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林语堂自译该书的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同胞，激发国内自主抗战的志。首先，从时间跨度上说，《啼笑皆非》的写作翻译一气呵成。1943 年7 月该书在美国出版，年秋天该书中文译本即告完成，其时间紧迫性可见一斑。其次，中译本忠实地传达了原著思想，旨在揭露英美，警醒国人。要达到惊醒国人的目的，译文就必须
易于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因此林语堂在本文的翻译中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再次，完成翻译后林语堂立即携带译本在重庆、桂林等多个城市进行演讲访问，广泛宣传该书思想。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国际国内局势极为复杂，林语堂希望自己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为抗战注入新的动力。 2 林语堂独特的翻译观 在《论翻译》中，林语堂提出了翻译应遵循的三个标准：忠实、通顺、美。忠实是对译者的要求，包含三层意思：首先，忠实并非字字对译，而应以句为翻译单位；其次，忠实须传神，表达出文字逻辑意义之外情感上的色彩；再次，林认为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将文字的意义、声音、传神之美和文体、文之美等同时译出。通顺是对译文的要求，要求译者根据译文读者的心理来翻译文章，要对译文读者负责。林语堂提出的翻译的三大标准：忠实、通顺和美，这对《啼笑皆非》的翻译有巨大的影响。 （一）从文化取向分析 林语堂，这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师是翻译界少有的奇才，他多姿多彩的译品与他的文学创作一样，提供给世界完全不同的认识自我，认识自然、剖析灵魂、塑造社会的文化参考，而他，在大半个世纪中都生活在被西方所认同却被国人所误解、误读、误译的意境之中。在《啼笑皆非》林的自译版本中，文化负载词的使用，增添了文本中中华文化的厚度与深度，极具文化厚载力的同时也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林语堂在中西两种文化间的不断切换，这对其自译作品
小议林语堂的翻译观
摘要：林语堂是一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他的翻译观有效地促进了我国译学的发展。本文以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为指导，来赏析他的译作《声声慢》，揭示其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加深对其翻译观的理解。 关键词：林语堂；《声声慢》；赏析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4-0265-01 一、林语堂的翻译观 林语堂学贯中西，深谙东西方文化，语言学、文学造诣极深，一生致力于“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写作和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林语堂一生中发表过不少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章，然而最系统最有分量的当数《论翻译》。该文章，是他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所作的绪论，后来又收入写于1933林氏的《语言学论丛》一书中。 (李晓红，2007，p.82) 在《论翻译》中，林语堂首先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林语堂提到，“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林语堂还进一步阐述了这三条翻译标准。他提出，“忠实”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胡译。关于翻译的“忠实标准”，林氏认为译者所忠实的是乃零字所组者的话意，并表明译者所能达到的忠实是比较的忠实，而不是绝对的忠实。关于翻译的“通顺标准”，林氏认为译者以句为单位，详细体会其意义，将其翻译成有意义的中国话。关于“美的标准”，林氏说道：“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必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何苏明，2010，p.104) 林语堂将鲁迅的三美扩大为五美，在他看来，“文字有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音乐之美完全同时译出。”他在1923 年所撰的《论翻译》一书中着重强调：“对于诗文小说之类，译者不译此书则已，此等书则与运用之外不得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王明明，2007，p.216) 二、李清照《声声慢》林语堂的英译文赏析 李清照是南宋前期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词婉约清雅，落笔无声，余味悠长，用一个女性敏感而细腻的笔触描景怀，平中见奇，使她的词千百年来至今仍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声声慢》一词一题“秋情”，为李清照晚年所作名篇之一。时值外敌入侵，家破人亡，伤国，悲夫，愁己之情抑郁于胸，诗人借词抒怀，将晚年孤苦无依的愁怀尽释笔端，这首词无论遣词造句还是布局谋篇，均见笔力超群，自然率真，毫无斧凿之痕。虽写个人哀愁，但笔力凌厉，把那种排山倒海的“愁”，表现的铿锵有力，“婉”中“劲”来。词为双调（片，阕），八句，上下片各五仄韵。其音乐性强，善用叠字，形象生动，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富美感。 首先看词牌名：《声声慢》。 原词：声声慢/ 林译：forlorn 对大多数词作来说, 词牌与音乐或词中的内容关系并不大, 词牌在一般意义上不过是表明作者是依哪一种现成的曲谱进行填词而已。“慢”有篇幅较长、语言节奏舒缓、韵脚间隔较大等特点。但,《声声慢》确属例外。词中不过短短20 多字, 却含不少齐齿音和舌尖音, 它们相互交叠, 浅吟低唱。这是词人有意为之, 用这样的声调来诉说自己内心的惆怅。由此可见, 这一词牌不仅关系着词的节奏, 而且还关系着词的内容。此处的“慢”不是指调之长短, 而是指词节奏之快慢。(周舟，2007，p.84) 林语堂将其译为“forlorn”，通过题目就奠定了全词忧伤、凄凉的基调，仿佛浮现出女词人在凄风苦雨中孤苦无依，满目愁容的萧瑟画面。 原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庄子》华兹生、林语堂译本翻译方法对比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23123600.html, 《庄子》华兹生、林语堂译本翻译方法对比作者：朱景烨 来源：《校园英语·月末》2018年第13期 【摘要】《庄子》作为我国古代典籍的瑰宝，历来受到中外翻译家的重视，翻译版本众多，这其中，华兹生的全译本和林语堂的选译本一直备受瞩目。华兹生译本注重对哲学思想、语言、文化的传递，本着这样的翻译目的，华兹生译本采用大量直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而林语堂译本则更加注重文章的可读性，意译居多，本文通过一些译例对两译本不同以及相同的翻译方法進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英译《庄子》；华兹生；林语堂 【作者简介】朱景烨，天津师范大学。 引言 华兹生1968年出版了《庄子》全译本《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这也是《庄子》的第四本全译本，在译法上，他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风格，虽然译本读起来可能显得有点古怪，但华兹生认为庄子行文风格本来就离奇，不走寻常路，为了既保留这样的风格，又保证译本的可读性，他加入了500多个注释。而林语堂在《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中以《庄子：玄学家和幽默家》为题讨论庄子，选译了11篇内容，林译本（林语堂译本）通俗流畅，少有注释，可读性极强，深受读者喜爱。两位学识渊博、功底深厚的大家译出的《庄子》各自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下文从文化层面的显性、隐性翻译方法，以及语言层面的直译、意译翻译方法对两位译者的译著加以对比分析。 一、显性翻译与隐性翻译 朱莉安·霍斯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翻译分类学”的概念，并根据原文和译文文 本目的和功能的不同提出了“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的概念，“显性翻译”是一种保留源语文化、使译作读起来像译作而不像原作的翻译方法；意在突出源语文化，即一个“很‘显然’不是直接针对目标语接受者”的译本（谭载喜，2005：161）。隐性翻译则相对弱化“翻译腔”，是一种使译作与原作功能等值、译文与读者直接关联的翻译方法；意在“过滤”源语文化，通过生成与源文本功能对等的文本，来隐藏其属于翻译文本的本质（谭载喜，2005：45）。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也不是针锋相对，只能则其一，好的翻译总是两种方法坚兼顾，但一般而言，总会有一种方法是译者选用的中心翻译方法。 无论林译本还是华译本都用到了显性翻译方法，但华译本的显性翻译处于中心地位，而林译则较多选择隐性翻译方法，例如词汇层面：关于“北冥”的翻译，“冥”释义通常理解为海，
林语堂与翻译
林语堂与翻译 时间:2005-2-24 点击:2057 一、生平简介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光绪二十一年乙末）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坂仔村，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01年六岁的林语堂入坂仔教会办的铭新小学，十岁到厦门鼓浪屿继续读小学，十三岁时入厦门寻源书院。1912年，十七岁的林语堂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1916年以第二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科，之后在北京清华学校任中等科英文教员。1919年夏与厦门豫丰钱庄老板的女儿廖翠凤结婚，秋携新婚妻子赴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深造。一年后由于经济原因前往法国为华工服务，教他们读书写字。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院长。1927年离开厦门到达武汉,任外交部秘书,为期仅六个月。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1934年另创《人间世》，主张文章须发抒性灵；1935年又办《宇宙风》半月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同年，林语堂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译作《中国人》）在美国出版，四个月内印了七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林语堂因此在国外一举成名。而后，在赛珍珠（Pearl S. Buck）夫妻的邀请之下，林语堂举家于1936年迁往美国，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海外生涯，那也是他文学写作的重要时期，他的英文作品《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在美国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长达五十二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林语堂于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并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后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病逝于香港。 二、翻译理论
林语堂翻译思想与实践解读
兰台世界2012·11月上旬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是中国当代集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林语堂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知名学府。1966年林语堂定居台湾，1976年于香港病逝。林语堂一生著作等身，特别是他的大量中英文翻译作品更是让他扬名海内外，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在国外用英文写书的中国作家[1]86-88。本文拟解读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与实践，以再现这位近现代著名文人文学与翻译创作的光辉形象。 一、林语堂的翻译思想解读 其一，注重翻译艺术与文章风格。林语堂将翻译视为一种艺术，认为翻译与创作不可分割，并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充分运用于他的翻译实践中，使其翻译作品呈现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林语堂认为不仅要注重原著的内容，还要注意保留原著语言的风格，因为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这是作品中最为宝贵的东西。林语堂的翻译艺术风格同他与众不同的为人做派也是密不可分的。在与妻子廖翠凤领取结婚证后，林语堂征得妻子的同意，烧掉了刚领回不久的结婚证。他认为只有离婚时才用得上结婚证，烧掉结婚证代表两人白头偕老、永不分离的决心。正是这种独特的个性及感情婚姻的稳定，铸就了林语堂后来翻译人生的精彩。 其二，选择文本的重要性。翻译中对于文本的选择至关重要，原著与译者价值观契合与否能够对翻译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林语堂在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学作品时，着重选择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他所选择的大多数翻译文本以中国文化和历史为主题，这些主题从不同侧面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曾有一位美国大学校长在看过林语堂的翻译作品后称赞说，林用颇具艺术魅力的笔触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例如林语堂在英译汉翻译“幽默”一词时，全然不顾鲁迅、翻译学家和语言学家李清崖、陈望道、唐栩侯等人的异议，坚持选择屈原《九章怀沙》中“孔静幽默”一语作为翻译文本参照，显示了深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而林语堂的这一译法一直被认可沿用至今。 其三，将心理学与语言学作为翻译基础。林语堂认为心理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在《论翻译》中提出，一方面，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会受到个人和社会心理的双重影响。翻译中所遇问题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译者的现实心理状况，翻译中译者心理问题的排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译者语言学方面的问题也会影响其翻译工作。因此，翻译中应通过合理途径解决译者的心理和文字问题，并以行文心理和语言文字为根基从而确立翻译的形式与标准。林语堂本人也善于抓住他人心理。 在一次学校毕业典礼上，由于之前上台的人用无意义的长篇大论占据了绝大多数时间，等大家都期待的林语堂上台时时间已无多。他只说了一句话，“作为一个绅士，他的演讲应像女士们的裙子一样，越短越好”，说罢转身下台，赢得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林语堂这种随时抓住众人心理 变化以及机智幽默的风格在他的翻译作品中多有体现。 其四，标准的确立。林语堂在翻译中以原著内容为中心，根据文章的不同内容和语言环境，灵活地将直译、意译和加注译等方法运用到翻译中去。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 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的行文特色与风格，从而实现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林语堂认 为，翻译标准大致确立为忠实标准、通顺标准和美的标准。忠实主要指内容上忠于原著，通顺指形式上的变通，美则是艺术的提升。林语堂的翻译标准不仅包括翻译技巧本身，还将翻译标准与译者所处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 [2]34-36 。林语堂1966年离开美国 定居台湾后，其翻译工作根据语言环境的变 化，无论是中翻英还是英翻中都忠实于台湾闽南文化元素和闽南话本身，不仅使自己的工作入乡随俗，同时也向海外大力传播了颇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闽南文化。 二、林语堂的翻译实践解读 以上述翻译思想为指导，林语堂在翻译 实践中翻译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例如《国民革命外记》、《卖花女》、《励志文集》、《女子 与知识》、《新的文评》、《论语》、《庄子》、《浮生六记》、《板桥家书》、《幽梦影》、《啼笑皆非》、《中国画论：译自国画名家》、《英译重编中国传奇小说》等等。以下将选取几部林语堂的翻译代表作来解读他的翻译实践活动。 1.《浮生六记》。《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的自传。拥有广泛文学爱好的沈复在这篇自传中也采用了较为广泛的文学体裁，他用生动简洁的文笔记述了山水游乐、闲情逸趣、爱情婚姻、家庭变故等有关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字一句都表达出了沈复的生活态度和追求恬静、怡情的生活理想。林语堂对沈复秉持的纯真、朴素的生活情趣以及沐浴自然、享受自然的生活追求心仪已久，因而决定不辞辛劳地将《浮生六记》译成英文，以达到传播文化、讽喻劝世、激励自我的目的。为使英文译稿准确无误、精益求精，林语堂曾十余次易稿，足见他对这部翻译作品的重视程度。在译序中，林语堂直言不讳地写道：我一直很喜欢《浮生六记》，早就发愿要将其翻译成英文，好让全世界都知道有一对中国夫妇过着多么可爱恬淡的生活。在林语堂看来，篇幅并不算太长的薄薄的一本《浮生六记》颇具文化魅力，对《浮生六记》的英译也正好诠释了林语堂自己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好文”的文学境界。 2.《啼笑皆非》。于1943年创作完成并出版的《啼笑皆非》是林语堂试图寻求世界混乱之源和重建人道世界而写。此书有感于中国遭日本野蛮侵略，因封锁而无法获得大量有效援助，还感于西方强权政治的偏见，再感于世界和平精神未立，而对战争所带来的世界混乱、道德沦丧给予了辛辣的讽喻。在《啼笑皆非》的序言结尾处，林语堂提到该书并非全由自己翻译，而是感谢徐成斌对十二章以后部分的翻译工作。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十分注意紧紧抓住翻译的目的，即服务于译入语的受众和文化。例如在词汇方面，林语堂深知历史文化观念和文学语言传统不同所导致的西方读者易懂而东方读者难懂的翻译困境，因此在译文中加入了大量用于说明的中文补充部分，如直接附上英文 林语堂翻译思想与实践解读 □熊萍萍 M ingrendang'an ·名人档案 沉醉在音乐世界中的林语堂 30
兰亭集序-林语堂翻译
《兰亭集序》林语堂版英译文 来源： It is the ninth year of Yonghe (A.C.353), also known as the year of Guichou in terms of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On one of those late spring days, we gather at the Orchid Pavilion, which is located in Shanyin County, Kuaiji Prefecture, for dispelling bad luck and praying for good fortune.The attendees of the gathering are all virtuous intellectuals, varying from young to old. Endowed with great mountains and lofty peaks, Orchid Pavilion has flourishing branches and high bamboo bushes all around, together with a clear winding brook engirdled, which can thereby serve the guests by floating the wine glasses on top for their drinking. Seated by the bank of brook, people will still regale themselves right by poetizing their mixed feelings and emotions with wine and songs, never mind the absence of melody from string and wind instruments. 永和九年，岁在癸(guǐ）丑。暮春之初，会于会(kuài)稽山阴之兰亭，修禊(xì)事也。群贤毕至，少长(zhǎng)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shāng)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It is such a wonderful day, with fresh air and mild breeze.Facing upwards to the blue sky, we behold the vast immensity of the universe; when bowing our heads towards the ground, we again satisfy ourselves with the diversity of species.Thereby we can refresh our views and let free our souls, with luxuriant satisfaction done to both ears and eyes. How infinite the cheer is!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chěng)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People keep coming and going, and life soon rushes to its end. Some people prefer to share their proud aspiration and lofty goals with close friends indoors, while some others choose to follow their interest and free their minds wherever and
简评林语堂的翻译理论
简评林语堂的翻译理论 林语堂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他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今天我们主要谈一谈林语堂提出的对译者基本素质的要求以及翻译标准。 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翻译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指技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 在我看来，林语堂对译者提出的这三条标准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深中要害。他比那些空洞的翻译理论具体且实用的多。一个优秀的译者要精通原文，也要精通自己国家的语言，因为你把原文理解的再好，可是你无法用本国语言精准的表达出来，让读者也能够明白原文的精髓；如果你是本国的语言大家，但你不通原文，翻译也会失去原文的原有意思，变成译者自己的随意创作了。第三条是认为翻译要有技术，要对翻译标准有见解。他认为翻译除了上述三条外，"绝对没有什么纪律可为译者的规范"。 林语堂继承了前人的翻译理论精华，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忠实：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通顺：须以句为本位、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美：他同意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可翻译的，但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 林语堂认为的忠实是要忠实于原文，但他也告诉我们翻译没有绝对的忠实只有相对的忠实，这样的好处把译者从绝对忠实原文中解
放出来，有利于翻译的发展。林语堂的第二条标准是通顺，林语堂认为通顺是译者对本国读者的责任。可见林语堂认为翻译是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译者的翻译应该服务于大众。第三条是美的标准。林语堂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translation as a fine art）”。从我来看，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要以对艺术家的心态对待翻译作品，以艺术家的手笔雕凿出译品。他提倡的“美”的翻译标准实际上是与他自身的性格气质，生活态度高度统一。 林语堂探讨了翻译的实质，标准，还具体而微地论述了翻译的技巧，风格的移译以及可译不可译等问题。他的翻译理论十分丰富，说理服人，可以说在翻译问题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值得后来人去探讨学习。
浅析林语堂 翻译论文
浅析林语堂的英语翻译理论及作品 学号：113200901000162 姓名：周洁 班级： 09级护理本科 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但其翻译家的声名却并不彰显，而后人对其译论的梳理仍欠全面深刻。本文通过对其名著《翻译论》以及《浮生六记》译文的仔细解读，在分析林语堂的翻译原则同时强调在中国传统译论的背景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性格气质在翻译选择中的作用。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论》，《浮生六记》，翻译原则 On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Abstract: Lin Yu-tang is a famous writer, however, his identity as a great translator is not so noticeable. A profound study of hi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still has much work to do. This paper, through a careful reading of Lin Yu-tang’s On Translation and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intended to analyse his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and, under the traditional background of translation study, emphasize the role that translator’s character plays in translation selection Key words: Lin Yu-tang On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林语堂（1895-1976），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 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林语堂深谙东西方文化，语言学，文学造诣极深，一生致力于“两脚踏东西方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是文章大家，这点无人否认，可其作为翻译大家的身份却少人识得。林氏一生著述甚多，除去部分散文小品集和语言学方面的论著外，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用英文发表，文名最胜的几部如My Country and My Peop1e，The Importance of Living，Moment in Peking等都是30年代在纽约出版。众所周知，林氏作品中中国文化情结之浓在其同代人中当属罕见，而用外语介绍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翻译——从汉语翻译成英语——的过程。此外，在其大量作品里，还有部分是翻译作品，如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女兵自传》，谢冰莹原著，小说），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浮生六记》，清?沈复原著，小说），1941年上海西风社初版； Miss Tu（《杜十娘》，据明?冯梦龙原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译，小说），1950年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初版；《卖花女》（英?萧伯纳原著，剧本），林语堂学贯中西，深谙东西方文化，语言学，文学造诣极深，一生致力于“两脚踏东西方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一生中发表过大量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章，其中最有分量的属《翻译论》。其翻译过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即《浮生六记》。林语堂一生中发表过大量翻译理论方面
声声慢林语堂翻译
李清照原词】 声声慢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晓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 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 守著窗儿独自， 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 怎一个愁字了得！ 【林语堂译作】 Slow slow tune (Li Qingzhao ) 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 The weather, now warm, now cold, Makes it harder than ever to forget! How can thin wine and bread Serve as protection Against the piercing wind of sunset! Wild geese pass over head That they are familiar Lets it more lamentable yet!
The ground is strewn with staid And withered petals For whom now should they be vase set? By the window shut, Guarding it along, To see the sky has turned so black! And on the colanut To hear the drizzle drown At dust: Pit-a-pat, pit-a-pat! Is this a mood and moment Only to be called “s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