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霍尔

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

斯图亚特·霍尔

传统上，大众传播研究已根据信息流通或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这个模式由于其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一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这势必要把这个过程当做“主导的复杂结构”。诸多实践相联系，然而，每一项实践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形态、保持着自身的种种形式和存在条件，从而使这种实践得以维持下来。

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种话浯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怍而组织起来。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产品”就是以这种话浯形式流通的。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一“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与结合。但是，产品的流通和针对不同观众进行的产品分配都是以这一话语形式发生的。话语一旦完成，接着就必须转译——改造成社会实践，如果流通既圆满又有效果的话。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讲清楚意义，就不会有任何作用。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虽然每一个环节在表述中对于作为整体的流通都是有必要的，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尽管要根据下一个才能把它讲清楚。因为每个环节都有它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所以每一个都是对“形式渠道”的打破或中断，而有效生产的流动(再生产)就是依这个“形式渠道”的连续而定的。

因此，既然不可能把研究限制在“仅仅产生于内容分析的渠道”，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从流通的角度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要认识到“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的环节，尽管二者与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相比仅仅是“相对自治的”。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在以话语符号传送的这一环节中，历史事件服从语言所赖以指涉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用悖论的方式讲，这个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

变成一个“故事”。此时，话语形式的次要规则“占主导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使它所指涉的历史事件、使这种次要规则于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以及以这种方式被符号化的事件的社会政治后果不复存在。从信息来源到接收者的渠道中，“信息形式”是事件必要的“表象形式”。成为或脱离“信息形式”(或者符号交换的模式)的转换，不是我们可以随便看重或忽略的一个任意“环节”。“信息”形式是一个确定的环节；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形成了传播学系统的表面运动，并且需要在另一个阶段融入到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中去，传播过程是一个整体，而它只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根据这种一般看法，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电视传播过程的如下特点。广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它们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都是制作一个节目所必须的。这里，生产建构了信息。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流通就从这里开始。当然，生产过程并非没有其“话语的”方面；它也完全是由意义和思想来架构的：即应用中的知识——这关乎生产的日常程序、历史地界定了的技术技巧、职业观念、制度知识、定义和设想，有关观众的设想等等，所有这些都通过这种生产结构来架构节目的体例。进而言之，尽管电视节目的种种生产结构开创了电视话语，但并未构成一个封闭系统。根据其他材料来源和话语构成，它们找出话题、处理方法、议程、事件、人事、观众形象、“形势的界定”。而在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中，它们只是一个被区别的部分。在一个较为传统的框架内，在关于观众既是“信息来源”又是电视信息的．“接收者”这一方法的讨论中，菲利普·艾略特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点。因此；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讲，流通和接收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并通过许多歪曲的和结构的“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因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电视信息的消费或接收本身也是电视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尽管后者是“主导的”，因为它是信息“实现的出发点”。所以，电视信息的生产与接收不是同一的，而是相联系的，在由作为一个整体的交流过程的社会关系形成的总体性中，它们是各自区别的环节。

然而，在某一环节上，各种广播结构必须以一个有意义的话语的形式生产已编码的信息。生产的制度一社会关系作为产品得以“实现”必须在语言的话语规则的制约下运转。这就启动了一个更具区别性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话语和语言的形式规则占有主导地位。在这个信息产生效果(不管如何界定)、满足一个“需要”或者付诸“使用”之前，它首先必须被用作一个有意义的话语，被从意义上解码。就是这组已解码的意义“产生效果”、发生影响、取悦于人、引导或

者劝说他人，产生非常复杂的感知、认知、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在一个“确定的”环节中，这个结构利用符码生产“信息”：在另一个确定的环节中，“信息”通过解码而流入到社会实践的结构中。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不能以简单的行为术语去理解对观众接收和“使用”的实践的二次进入。在关于种种孤立因素——效果、使用、“满足需要”——的实证主义研究中辨识出来的许多典型过程本身就是由理解的结构来架构的，也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来生产的，社会经济关系在接收链条的末端促成诸过程的“实现”，允许在话语中符号化的意义转换为实践或者意识(获得社会使用价值或者政治效果)。

很明显，在下图中，我们标以“意义结构广与“意义结构2”的部分也许并不相同。它们没有构成一种“直接的同一性”。编码和解码的符码也许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对称的程度——即在传达交流中“理解”和“误解”的程度——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一生产者和解码者一接收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不对称(对等关系)的程度。但是，这转而又依赖于符码间的同一性／非同一性的程度，这些符码完全或不完全地传达、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符码之间缺乏相宜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播者和听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结构差异，但也取决于“信息来源”与“接收者”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发生在转换为和脱离话语形式这一环节。所谓“扭曲”和“误解”恰恰因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而产生。这再次界定了在各话语环节中信息登录和播放的“相对的自治性”，以及“确定性”。

使用这个基本图表已经开始改变了我们对较陈旧的术语——电视“内容”——的理解。我们刚刚开始认识它何以改变我们对观众接收、“解读”和反应的理解。以前，传播学研究已宣告了发端与结束，因此，我们必须要谨慎。但是，看来有理由认为在所谓观众研究中一个新的、令人激动的阶段也许正在开始。在传播链条的任意一端，使用符号学图表预示着要驱除残存的行为主义，行为主义长期以来执著地从事大众媒体研究，尤其是对内容的研究。尽管我们知道电视节目像护膝上的塞子那样并不是行为的投入，对研究传统的人来说，将传播过程概念化而不至于使其沦落为江河日下的一个或又一个行为主义的变体看来已不是不可能的了。正如格伯纳所说，我们知道，在电视屏幕上再现的暴力“不是暴力而是有关暴力的信息”。但是，我们还在继续研究暴力问题，就好像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一认识论的差别。

电视符号是一个复杂符号。它自身是由两种类型的话语一一视觉话语和听觉话语一一结合而构成的。此外，用皮尔斯的术语来说，它是图像符号，因为“它拥有所再现的事物的一些特点”。这一点已经引起很多混乱，并为视觉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激烈争论的场所。因为视觉话语将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的层次，它当然不能成为它所指称的对象或者概念。电影中的狗会叫却不能咬人；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外，但它永远要依靠并通过语言来中介。我们所能知道的和所说的一切不得不在话语中并通过话语来产生。话语“知识”不是以语言明晰地再现“真实”而获得的产品，而是就真符号——即使在这里符码发挥着不同于其他符号的符码的作用。语言没有零度。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对所再现的事物或者概念的明显忠实的再现——就是语言对“真实”的某种明确表述的结果和效果。这是话语实践的结果。

当然，一定的符码也许广泛地分布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群体或者文化中，人们在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它，以至于这些符码似乎不是建构的一符号和指称对象之间清晰表达的结果——而是“天生”就有的。在这个意义上，简单的视觉符号似乎已经实现了一种“近似的普遍性”(near—universality)：尽管有证据表明，明显的“先天”视觉符码甚至都是文化一具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码介入，而是意味着符码已经被深深地“自然化”了。对被自然化(naturalized)的符码操作并未指证语言的透明性和“自然性”(naturalness)，而是揭示了使用中的符码的深度、习惯性及近似的普遍性。这些符码生产明显地“自然的”认知。这就产生了隐藏在场的编码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被种种表象所愚弄。事实上，自然化的符码所证实的——切就是适应性的程度，在意义交流的编码和解码双方之间存在基本的相互联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种既成的对等时；它才产生。在解码一方，符码的功能往往会假定自然化感知的状态。这促使我们认为“奶牛”的视觉符号实际上就是(而非再现)动物奶牛。但是，假如我们思考畜牧业手册中奶牛的视觉再现——甚至更进一步，语言符号“奶牛”的视觉再现一—我们就能明白，在不同程度上，二者在关于它们所再现的那个动物的概念上是任意的。利用指称对象的概念清晰地表达一个任意的符号——无论是视觉的还是语言的——不是自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话语约定论需要符码的介入和支持。因此，艾柯认为图象符码“看起来像真实世界里的事物，因为它们再造了电视观众感知的各种条件(即符码)”。然而，这些“感知的条件”是高度符码化的，即使实质上实的关系和条件准确用语言表述而获得的产品。这样，没有符码的操作就没有明白易懂的话语。因此，图象符号也就是符码化的是无意

识的一系列操作——即解码过程的结果。这像任何其他一种符号一样，具有照片或者电视图象般的真实。然而，图象符号被“解读”为自然的，仅仅是因为视觉的感知符码流传得非常广泛，因为这种类型的符号比起语言符号来说较少任意性，语言符号“奶牛”不具有所再现的事物的任何特性，然而，视觉符号似乎带有该事物的一些特性。这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当前语言学理论的混乱，并且准确界定一些关键术语在本文中是如何运用的。语言学理论往往利用“外延”和“内涵”的差异。“外延”这个术语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个符号的字面意义：因为这个字面意义几乎是被普遍认可了的，尤其是在利用视觉话语时，“外延”通常与语言中对“现实’’的文字描写相混淆，因而与没有符码介入的“自然符号”相混淆。另二方面，“内涵”仅仅用来指不太固定的，因此是更为惯例化、更为多变的联想意义，这些意义显然依具体事例而定．所以一定要依靠符码的介入。

我们并不这样利用外延／内涵的差异。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差异只是一个分析的差异。在分析中能使用一个粗略的规则是有益．的。这个规则把任何语言群体在任何时间视做符号的“字面”意义与这个符号可能产生的更多的联想意义(内涵)区别开来。但是，分析的各种差别一定不要与现实世界中的差别相混淆。很少会有这样的例子，在话语中组成的符号仅仅表示其“字面”(即近乎普遍地认可了的)意义。在实际的话语中，大多数符号会把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正如上面重新界定的那样)结合起来。那么，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差异呢?”这主要与分析的价值有关。这是因为符号似乎获得了全部的意识形态——价值——似乎可以用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意义来自由清楚地表达——在其“联想的”意义的层面上讲(即在内涵的层次上讲)——因为这里“意义”没有在自然感知中明显地确定下来(即意义没有完全被自然化)，其意义和联想的流动性会更为完全地被利用和转换。所以，正是在符号的内涵层次上，情境意识形态(Situationalideologies)改变并且转换着意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在话语中以及对话语的积极介入。这里，符号对于新的强调是开放的，用沃洛西诺夫的术语来讲，完全进入到争夺意义的斗争之中——语言中的阶级斗争。这并不意味着外延或者“字面”意义外在于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其意识形态价值被强有力地固定下来——因为符号已全然变得普遍和“自然”。那么，在特定的语境中，“外延”和“内涵”这两个术语作为有用的分析工具就不是用来区分语言中意识形态的在场／缺场，而是仅仅用来区分意识形态与话语相交叉’所处的不同层次。

视觉符号内涵的层次、以及在意义和联想的不同话语领域中语境指涉和定位，就在已然符码化的各种符号与文化的深层语义符码相互交叉的地方，并呈现出附加的、更为活跃的意识形态之维。我们可以从广告话语中举出一例。这里也没有“纯粹外延的”再现，当然也没有“自然的”再现。广告中每一个视觉符号意味着质量、情景、价值或者推论，这呈现为依赖内涵定位的一种暗示或者暗示的意义。在罗兰·巴尔特的例子中，毛衣总是表示一件“温暖的外衣”(外延)，因而表示“保暖”这一活动／价值。但是，在更多的内涵层次上也有可能表示“冬天的到来”或者“寒冷的一天”。在时装的具体化的次符码中，毛衣也可以意味着最新女时装的流行款式，或换句话说，也可以意味着服装的一种休闲款式。如果置于正确的视觉背景之中并被浪漫的次符码定位，它可以意味着“长时间在秋林中漫步”。显而易见，这种次序的符码使符号与社会中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拉上关系。这些符码就是促使权力和意识形态在各种特殊的话语中表达意义的途径。它们用符号来指称任何文化归类于其中的“意义图表”；那些“社会现实的图表”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意义、实践及用途，以及“书写进”符号中的权力和利益。罗兰·巴尔特声称，能指的各内涵层次“与文化、知识和历史都有着密切的交流，这就是说，正是通过它们，环境世界才侵入到语言和语义系统。也许，它们就是意识形态的碎片”。

电视符号所谓的外延层次由一定的非常复杂的(但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封闭的”)符码固定下来。但其内涵层次虽然也是固定的，但更为开放，服从于利用其多义价值的更为活跃的转换。任何已经如此构成的符号都可能转换为一个以上的内涵建构。然而，多义一定不要与多元论相混淆。各内涵符码之间并不对等。任何社会／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都倾向于强制推行其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分类。这些分类构成一个主导文化秩序，尽管这个秩序既不是意义单一的，也不是无可争辩的。“主导话语结构”这一问题是关键的一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地，等级分明地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新的令人难以捉摸或令人困惑的事件，破坏了我们的期望，并与我们的“常识建构”、与我们社会结构的“想当然的”知识相抵牾。这些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绘制”这张事件的图表的最普通的方式就是把新事件安排进现存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图表”的某个领地。我们说主导的，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总是存在着不仅仅是以一种“绘制的”方式来处理、归类、安排和解码一个事件的可能。但是我们说“主导的”，是因为存在着一种。“被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在这些解读内镌刻着制度／政治／意识形

态的秩序，并使解读自身制度化。在“被挑选出来的意义”的多个领域镶嵌着整个社会秩序，它们显现为一系列的意义、实践和信仰：如对社会结构的日常知识、“事物如何针对这一文化中所有的实践目的而发挥作用”、权力和利益的等级秩序以及合法性、限制和制裁的结构。因此，为了在内涵层次上澄清“误解”，我们必须通过符码来谈社会生活秩序、经济政治权力的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秩序。此外，因为这些测绘是“以支配关系为其结构”，但又不是封闭的，交往过程并非存在于这样的安排之中，即毫无疑问地将每一个视觉项目安置在一套预先安排的符码之内的特定位置上，而是存在于一套演示规则(performative rules)之中——能力与使用的规则、使用中的逻辑的规则一这些规则积极寻求强化某一语义域并使其凌驾于另一语义域，并强行把义项(item)纳入或使其脱离适当的意义一集合。正统的符号学过于忽视阐释工作的实践，尽管实际上这构成了电视中各种广播实践之间的真实关系。

那么，在谈及主导意义时，我们不是在谈论支配所有事件会怎样被指涉的一个单方面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在事件获得的内涵意义的主导定义的限制之内加强对这个事件的解码，为其赢得似真性和合法性。特尔尼指出：

我们用解读一词不仅是指鉴别并解码一定数量的符号的能力，而且是指这样的主观能力，即将这些符号放入它们之间及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这个能力自身是指对一个人所处总体环境的全面感知的条件。这里，我们是在与“主观能力”的观念争论，好像电视话语的指称对象是一个客观事实，而阐释层次是一个个体化的、私人的事情。事实似乎恰恰相反。电视实践恰恰把“客观”(即制度的)职责认作是在任何话语实例中迥异的符号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电视实践不断地把这类被安排的义项再安排、限定并写入“对总体环境的认识”。

这就给我们带来误解的问题。电视节目生产者发现他们的信息“未被理解”，必须经常致力于清理交流链条上的症结，以此来推动传播的“有效性”。很多研究声称“政策导向分析”的客观性，通过试图发现观众回忆起一条信息的多少内容，增强理解程度，而再次实现这一管理目标。对字面意义的一种误解无疑是存在着的。电视观众不知道所采用的术语，不能理解议论或者阐述的复杂逻辑。他们对这种语言不熟悉，发现各种概念太陌生或者太晦涩，或者被说明性的叙述所迷惑。但是，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

动。他们的理想是“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

近几年来，人们通常参照“选择性感知”来解释这种差异。一种残存的多元论就是通过这扇门避开了具有高度结构性的、不对称的和不对等的过程的冲击。当然，总会有私人的、个体的、不同形式的解读。但是，“选择性感知’’几乎从不像这个概念所暗示的那样是选择性的、任意的、私人化的。这些方法越过个体的不同形式展示出重要的符码簇。因此，任何新的观众研究方法将不得不开始于对“选择性感知”理论的批评。

初期，人们就争论，因。为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可以尝试“预先选定”，但不能规定或者保证后者，因为后者有自己存在的条件。除非二者大相径庭，编码过程具有建构某些界限和参数的作用，解码过程就是在这些界限和参数中发挥作用的。如果没有界限，观众就可以简单地将他们所喜欢的一切解读成任何信息。人们无疑对这类符码存在着一些总体的误解，但是，这个广阔的范围必须包含编码时刻与解码时刻之间的某种程度的互换关系，否则我们根本就无从言及有效的传播交流。然而，这个“一致性”不是给定的而是建构的。它不是“天生的”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刻之间表述的产品。并且，前者不能简单地决定或者保证会采用哪一些解码过程中的符码。否则，传播就会成为一个完全对等的流通，而每一条信息就会成为“完全明晰的传播”的一个实例。那么，我们必须要想到各种形式的表述，在这些表述中编码过程／解码过程得以结合起来。为了详细说明这一点，我们对一些可能的解码地位进行一次假想的分析，以便加强对“没有必然的一致性”这一观点的认识。

我们区别出三个假想的地位，由此可以建构电视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这些过程需要从经验上予以检验和完善。但是，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地依据编码过程，二者并不是同一的，这一论点加强了“没有必然的一致性”的论点。根据“被系统地扭曲的传播”理论，它也有助于解构“误解”的常识性意义。第一个假想的地位是。主导一霸权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比如说，电视观众直接从电视新闻广播或者时事节目中获取内涵的意义，并根据用以将信息编码的参照符码把信息解码时，我们可以说电视观众是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这就是“完全明晰的传播”的理想一典型的情况——或者我们“为了所有的实践目的”已经尽可能达到了那个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区分由职业符码促成的位置。职业广播员在对一个已经以霸权的方式指涉的信息进行编码时，占据的就是这一位置(由我们也许应该确定为“元符码”的运作来促成的)。职业

符码对于主导符码来说是“相对独立”的，因为它运用了自己的标准并进行自己的转换操作，尤其是那些带有技术一实践特性的标准和操作。然而，职业符码是在主导符码的“霸权”内部发挥作用的。事实上，它恰恰是通过括除主导符码的“霸权”本质，代之以被置换的职业符码，从而再生产主导定义。职业符码将这样明显的中立一技术问题如视觉本质、新闻及演播价值、播映本质、“职业特性”等等凸现出来。也就是说，对北爱尔兰的政策、或者智利的政变、或者《工业关系法案》的霸权阐释，主要是由政治和军事精英们制定的：通过职业符码的操作，选择并结合具体挑选播映的场合与式样、挑选职员、选择影像和现场辩论。广播职员是如何既能以他们自己“相对自治的”符码进行操作，又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活动，即对各种事件进行(并非没有矛盾的)霸权指涉的再生产，这是本文不能澄清的一个复杂的事情。专业人员不仅是通过广播机构自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所处的地位，而且还通过节目播放的结构(即系统地“超量播放”精选的精英人员和他们在电视节目中“对形势的界定”)而与这些精英们联系在一起。能说明这一点也就足够了。甚至可以说，职业符码特别是通过不明显地偏爱主导方向的操作来再生产霸权性的定义。因而，此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背地里”不经意地、无意识地发生了。当然，冲突、矛盾、甚至是误解也就经常在主导与职业意义之间及各自的符号代理之间有规律地发生。

我们将要确定的第二个地位是协调的符码(negotiated code)或者地位。大多数观众也许非常充分地理解什么已被界定为主导的、什么已被指涉为职业的。然而，主导的定义就是霸权性的，这恰恰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对处于主导地位的(普遍的)形势和事件的界定；主导的定义将事件或含蓄或明显地与宏大的总体化、与宏大的组合的世界观结合起来：他们对各种问题采取“夸大的观点”，他们将事件与“民族利益”或者地缘政治学相联系，即使他们是以掐头去尾、颠倒的或神秘化的方式进行的；霸权观点的定义是(a)它用自己的语言界定可能产生各种意义的精神世界以及社会或文化中种种关系的—完整层面(b)它带有合法的印记——它与关于社会秩序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应当如此的”说法相联系。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它使自己的独特地位与对各种事件的主导界定相一致，同时，保留权力以更加协调地使这种主导界定适合于“局部条件”、适合于它本身团体的地位。从而，这种主导意识形态的协调观点通过矛盾得以萌芽，尽管这些矛盾仅在一定的场合下才可以全

部看清。协调符码通过我们可称之为具体的或者定位的逻辑运作，而这些逻辑通过它们与各种话语及权力逻辑的有差别的、不平等的关系得以维持。一个协调符码的最简单的例子是，它控制工人对《工业关系法案》的观念的反应——这项法案限定罢工或论证冻结工资的权力。在“民族利益”的层次上，在经济辩论中，解码者可以利用霸权性的界定，同意“我们都必须要给予自己少一些，以便抵制通货膨胀”。然而，这也许与他／她愿意为了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去罢工，或者以车间或工会组织来反对《工业关系法案》很少或毫无关系；我们怀疑大多数所谓的“误解”产生于霸权一主导编码与协调一自治的解码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正是各种层次上的不相称往往招致限定的精英和专业人员看出“传播中的失败”。

最后，电视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他／她以自己选择的符码将信息非总体化，以便在某一个参照框架中将信息再次总体化。这是电视观众的情况，他收听对限制工资的必要性的辩论，可是，每次都将提及的“国家利益”“解读”为“阶级利益”。他／她利用我们必须称之为对抗的符码进行操作。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环节(因明显的原因，它们在广播组织自身之内也与关键环节一致)就是开始对抗地解读以协调的方式进行正常指涉和解码事件的时刻。这时，“意义的政治策略”——话语的斗争——加入了进来。

传播学理论——斯图亚特·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

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 斯图亚特·霍尔 传统上，大众传播研究已根据信息流通或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这个模式由于其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一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这势必要把这个过程当做“主导的复杂结构”。诸多实践相联系，然而，每一项实践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形态、保持着自身的种种形式和存在条件，从而使这种实践得以维持下来。 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种话浯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怍而组织起来。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产品”就是以这种话浯形式流通的。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一“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与结合。但是，产品的流通和针对不同观众进行的产品分配都是以这一话语形式发生的。话语一旦完成，接着就必须转译——改造成社会实践，如果流通既圆满又有效果的话。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讲清楚意义，就不会有任何作用。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虽然每一个环节在表述中对于作为整体的流通都是有必要的，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尽管要根据下一个才能把它讲清楚。因为每个环节都有它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所以每一个都是对“形式渠道”的打破或中断，而有效生产的流动(再生产)就是依这个“形式渠道”的连续而定的。 因此，既然不可能把研究限制在“仅仅产生于内容分析的渠道”，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从流通的角度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要认识到“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的环节，尽管二者与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相比仅仅是“相对自治的”。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在以话语符号传送的这一环节中，历史事件服从语言所赖以指涉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用悖论的方式讲，这个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故事”。此时，话语形式的次要规则“占主导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使它所指涉的历史事件、使这种次要规则于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以及以这种方式被符号化的事件的社会政治后果不复存在。从信息来源到接收者的渠道中，“信息形式”是事件必要的“表象形式”。成为或脱离“信息形式”(或者符号交换的模式)的转换，不是我们可以随便看重或忽略的一个任意“环节”。“信息”形式是一个确定的环节；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形成了传播学系统的表面运动，并且需要在另一个阶段融入到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中去，传播过程是一个整体，而它只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根据这种一般看法，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电视传播过程的如下特点。广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它们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都是制作一个节目所必须的。这里，生产建构了信息。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流通就从这里

霍尔编码解码

早期的受众观都是效果研究的副产品，直到“使用与满足学说”的研究,学术界才开始将受众作为研究对象来对待。而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初步确立了受众的本体地位。 《编码／解码》的前身是霍尔1973年在莱斯特大学所做的一场学术报告，该学术报告不久后以《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为题，发表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 的内部刊物上。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非公开流通之后，这篇文章才被纳入《文化·媒介·语言》的论文集中得以公开发表。 一、整体梳理 1.关注受众研究（1-7） 传统研究把传播描述成线性过程，只关注局部；应当关注整体和结构。对电视生产过程的分析可以参考马克思的思路，将其视作“生产一流通一分配／消费一再生产”的“接合”(articulation)，结构化地考察传一受活动。 电视传播的生产环节即是编码、解码，它们在符号和语法中接合，虽然模糊但确实存在，虽然浅显但指涉结构。 这个结构正是社会文化与政治结构，其中的意识形态补给着编码、解码。传受面对的社会结构存在差异，这造成了他们对符码的使用是不对称的，编码、解码不是直接一致的。 这种不对称要求我们关注受众研究。 2.电视符号是被建构出来的（8-16） 电视符码不等于真实，它只是被深层次自然化，因而受众觉得近乎普遍，习惯，归根到底是建构出来的。 电视符码的外延是建构出来的，内涵对意识形态开放，是文化系统与符号系统的深度交织。内涵所指之间是不平等的，存在一个受偏好的意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结构”。 3.结构化的符码 所谓有效传播，实质上是受众按照传者偏好的话语对符码作出解读。要实现有效传播，就要研究环境整体，努力克服系统性扭曲(systematicallydistortedc。illmunicatiOn)。 关于误读，解释是“选择性认知”，它遵循的是多元主义而回避了差异的根源——结构性不平等——-认定传受是对称的。 无论是误读还是有效传播，都是高度结构化的编码、解码之间所形成的不同“接合”。关于“接合”情形，这里可以提出三种假设。 4.三种解码立场 主导一霸权式、协商式、抗争式 大部分的受众解码的过程是受众的思想与文本意义之间相互对话的过程，即协调解码的过程: 受众在选择文本意义的过程中必然会把自身的社会背景带入对媒介信息的解读中，这样，在文本的倾向性意义和受众的倾向性解读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商的过程，而协商的结果就是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二、对符号学的调整：从强调文本到强调受众 符号学认为文本或者符号是意义的主要载体，传统是把重心放在文本之上。符号学家认为符号化是多数人发出的行为，但是面对文本他们又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解读符号必须交给研究者来完成。 威廉斯对文化的重新定义，把“生活的总体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对大众文化持平视态度，成为后继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观念。 霍尔虽然也是用经典符号学理论来分析电视传播内容，但是首先承认受众解码是结构化的。编码者和文本虽然采取不同符号化策略，但是必须面对不同受众有组织地接受、协商、甚至抗争。受众的判断和参与应该被承认和考虑。 三、从生产消费的直接同一到编码解码的非直接同一

《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节选

《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 斯图亚特·霍尔(2006-04-14 08:56:23.0) 传统上，大众传播研究已根据信息流通或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这个模式由于其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一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这势必要把这个过程当做“主导的复杂结构”。诸多实践相联系，然而，每一项实践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形态、保持着自身的种种形式和存在条件，从而使这些实践得以维持下来。 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种话浯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怍而组织起来。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产品”就是以这种话浯形式流通的。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一“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与结合。但是，产品的流通和针对不同观众进行的产品分配都是以这一话语形式发生的。话语一旦完成，接着就必须转译——改造成社会实践，如果流通既圆满又有效果的话。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讲清楚意义，就不会有任何作用。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虽然每一个环节在表述中对于作为整体的流通都是有必要的，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尽管要根据下一个才能把它讲清楚。因为每个环节都有它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所以每一个都是对“形式渠道”的打破或中断，而有效生产的流动(再生产)就是依这个“形式渠道”的连续而定的。 因此，既然不可能把研究限制在“仅仅产生于内容分析的渠道”，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从流通的角度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要认识到“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的环节，尽管二者与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相比仅仅是“相对自治的”。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在以话语符号传送的这一环节中，历史事件服从语言所赖以指涉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用悖论的方式讲，这个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故事”。此时，话语形式的次要规则“占主导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使它所指涉的历史事件、使这种次要规则于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以及以这种方式被符号化的事件的社会政治后果不复存在。从信息来源到接收者的渠道中，“信息形式”是事件必要的“表象形式”。成为或脱离“信息形式”(或者符号交换的模式)的转换，不是我们可以随便看重或忽略的一个任意“环节”。“信息”形式是一个确定的环节；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形成了传播学系统的表面运动，并且需要在另一个阶段融入到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中去，传播过程是一个整体，而它只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根据这种一般看法，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电视传播过程的如下特点。广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它们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都是制作一个节目所必须的。这里，生产建构了信息。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流通就从这里开始。当然，生产过程并非没有其“话语的”方面；它也完全是由意义和思想来架构的：即应用中的知识——这关乎生产的日常程序、历史地界定了的技术技巧、职业观念、制度知识、定义和设想，有关观众的设想等等，所有这些都通过这种生产结构来架构节目的体例。进而言之，尽管电视节目的种种生产结构开创了电视话语，但并未构成一个封闭系统。根据其他材料来源和话语构成，它们找出话题、

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霍尔

斯图亚特·霍尔 传统上，大众传播研究已根据信息流通或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这个模式由于其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一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这势必要把这个过程当做“主导的复杂结构”。诸多实践相联系，然而，每一项实践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形态、保持着自身的种种形式和存在条件，从而使这种实践得以维持下来。 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种话浯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怍而组织起来。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产品”就是以这种话浯形式流通的。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一“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与结合。但是，产品的流通和针对不同观众进行的产品分配都是以这一话语形式发生的。话语一旦完成，接着就必须转译——改造成社会实践，如果流通既圆满又有效果的话。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讲清楚意义，就不会有任何作用。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虽然每一个环节在表述中对于作为整体的流通都是有必要的，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尽管要根据下一个才能把它讲清楚。因为每个环节都有它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所以每一个都是对“形式渠道”的打破或中断，而有效生产的流动(再生产)就是依这个“形式渠道”的连续而定的。 因此，既然不可能把研究限制在“仅仅产生于内容分析的渠道”，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从流通的角度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要认识到“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的环节，尽管二者与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相比仅仅是“相对自治的”。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在以话语符号传送的这一环节中，历史事件服从语言所赖以指涉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用悖论的方式讲，这个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与解码”理论的研究

斯图亚特哆霍尔“编码与解码”理论的研究 专业名称：文艺学 申请人：赵瑾 指导教师：姚倩教授 论文答辩委员会 哗 互 陡一孩哗扼席员，王委；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与解码”理论的研究 研究生：赵瑾导师：姚倩教授。 专业：文艺学研究方向：文艺传播与文化产业年级：２０１１级 摘要 作为伯明翰学派后期的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思想和成就对文化研究领域影响深远。他的研究成果多见于一些文章，其中一篇发表于１９７３年的《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俗称霍尔模式）意义非凡，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并侧重于对受众主动性的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使得受众研究拉开了新的帷幕。在当今媒介形式多样化的今天，不管信息传播的方式如何变化，霍尔模式都依然显现着它客观、合理的意义。为此，全面理解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通过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文本，解读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错位与误读现象，发掘大众与传媒冲突、对抗、妥协中所隐含的深层次矛盾，对于加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探索霍尔“编码，解码”的理论溯源。霍尔博学慎思，广泛涉猎多学科，跳出当下文化理论研究的局限，敢于从现实角度分析问题，从而开辟了新的文化研究视域。而正是积极的借鉴和思考前人的理论成果，才使得霍尔具有非凡的认识和思辨能力。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等等，都给了霍尔很大的启示，同时，霍尔在借鉴前人的理论观点时，又加入了自己的思考，通过对实践事例的深入分析、对信息建构和传播过程的探究和整合，虽终形成了具有非凡影响意义的“编码与解码”理论。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霍尔“编码，解码”的理论内涵。在这一部分，从认识的角度，概述了编码和解码的理论意义。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精髓，主要在他对传媒的生产、流通、消费单个过程中体现。这正好对应了理论中所知的编码、流通和解码三个过程。本文就是按照这三个过程，对编码制度结构的内部操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和解码者再生产的环节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重点对霍尔指出的解码者的“三个假想”立场进行思考，同时依据符码化的信息运作过程中次符码的影响，探究表层解码和深层解码的意义，挖掘信息符码的多重含义。深入认识“霍尔模式”的运作过程，获知这一研究模式与传统线性传播模式的区别，揭示受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作用。 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霍尔的编解码理论来分析多种媒体形式共存的我国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化现象。以理性客观的眼光对恶搞、炒作、微博互动等文化狂欢活动，进行“文化解码”。一是从制度结构、意识形态话语、

带霍尔信号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在控制器测速中的应用

带霍尔信号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在控制器测速中的应用 一、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基础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示意图 ●在码盘上均匀地刻制一定数量的光栅，光栅一侧固定有光接收传感器，另一侧有固定光 源，使用时码盘随电机轴同步转动 ●码盘转动产生A、B和Z信号，A和B存在90度的相位差，用以产生正交脉冲信号，测 定位置增量，Z信号每转一圈触发一个窄脉冲，用来做基准校准 二、QEP信号解码 ●增量式旋转光电编码器输出A、B（占空比50%）和Z信号及其对应互补的差分信号，滤 波后经差动放大器分别输出QEP_A、QEP_B和QEP_INDEX三路信号，接入到DSP的QEI 模块这些波形的时序如下图 ●根据A、B信号相位超前或滞后可以判断转向，脉冲的上下沿捕捉可以产生4倍频信号 提高编码器的分辨率，脉冲累加计数用来计算转子相对于Z起始点的确切位置

三、带定位信号U、V和W信号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 ●U、V和W信号用来给转子做初始定位，这三个脉冲互差120o电角度方波信号类似于直 流无刷电机位置传感器HALL的输出信号，在一个电角度周期，三个信号的输出组成6个状态，每个状态60o电角度 ●要使U、V和W信号能判断转子的初始定位，需要将U相信号上升沿和电机反电势和由 负到正过零点位置对齐 四、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初始位置 ●编码器U信号和Z信号的关系 ●上面提及U、V和W信号类似于直流无刷的HALL传感器的信号，通常使用HALL使用时 已经把1个HALL安装到A相电机绕组磁势轴线位置，另外两个依次按照120o电角度顺序安装好，这样U相信号上升沿和电机A相反电势和由负到正过零点位置对齐，该位置定义为初始位置，此时。绕组A相轴线和转子D轴对齐 ●编码器安装好后，U相信号上升沿位置也就确定，所以编码器的初次安装一般而言需要 将U相信号标定到A相电机绕组磁势轴线位置 ●Z信号触发信号通常而言和编码器U相信号上升沿对齐，如果有偏差，需要加上校正因 子，这样Z信号就能反应电机的U相反电势零点位置即初始位置的位置 ●编码器安装好后，编码器U相信号和Z触发信号的位置是固定的，和A相绕组轴线存在 着对应关系，但电机转子的位置是随机的，可能在0到360o电角度6个扇区之间的任何一个位置，每个扇区的轴线与转子的D轴是随机的，定义该值θz。θz的物理含义是：每个扇区的轴线与转子D轴位置的差值。该差值是物理存在的，在矢量控制之前必须要学到 五、转子相位初始化 ●对于采用带U,V,W磁极信号的编码器来说,采用这个编码器能够把一个电角度周期分成 6个区间。当系统上电时，检测U,V,W三相的状态能够知道当前在哪个区间（0~5）,从而得到θe=θZ+n*60+30. ●由于U,V,W只能分辨60o电角度，以0区间为例，电角度表示范围在0~60o之间，取其 中间值30o代表当前位置 ●对于磁钢表贴式永磁电机，通常采用id=0的控制方式，定子磁链矢量超前转子D轴90

霍尔的编码与解码

10 Encoding/decoding* Stuart Hall Traditionally, mass-communications research has conceptualized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a circulation circuit or loop. This model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linearity—sender/message/receiver—for its concentration on the level of message exchange and for the absence of a structured conception of the different moments as a complex structure of relations. But it is also possible (and useful) to think of this process in terms of a structure produced and sustained through the articulation of linked but distinctive moments—production, circulation, distribution/consumption, reproduction. This would be to think of the process as a ‘complex structure in dominance’, sustained through the articulation of connected practices, each of which, however, retains its distinctiveness and has its own specific modality, its own forms and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This second approach, homologous to that which forms the skeleton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offered in Marx’s Grundrisse and in Capital, has the added advantage of bringing out more sharply how a continuous circuit—production-distribution-production—can be sustained through a ‘passage of forms’.1 It also highlights the specificity of the forms in which the product of the process ‘appears’ in each moment, and thus what distinguishes discursive ‘production’ from other types of production in our society and in modern media systems. The ‘object’ of these practices is meanings and messages in the form of sign-vehicles of a specific kind organized, like any form of communication or language,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codes within the syntagmatic chain of a discourse. The apparatuses, relations and practices of production thus issue, at a certain moment (the moment of ‘production/circulation’) in the form of symbolic vehicles constituted within the rules of ‘language’. It is in this discursive form that the circulation of the ‘product’ takes place. The process thus requires, at the production end, its material instruments—its ‘means’—as well as its own sets of social (production) relations—the organiz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practices within media apparatuses. But it is in the discursive form that the circulation of the product takes place, as well as its distribution to different audiences. Once accomplished, the discourse must then be translated—transformed, again—into social practices if the circuit is to be both completed and effective. If no ‘meaning’ is taken, there can be no ‘consumption’. If the meaning is not articulated in practice, it has no effect. The value of this approach is that while

可口可乐广告分析—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和解码

可口可乐广告分析—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和解码 摘要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以丰硕的文化研究成果出名。1968年，担任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斯图亚特·霍尔，发展了他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编码和解码理论。文章通过运用霍尔的编码和解码理论分析了可口可乐的广告。除此之外，文章同时分析了可口可乐广告的明星效应和可口可乐和运动的关系。 关键词CCCS；斯图亚特·霍尔；编码和解码；可口可乐 一、介绍 1.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 文化研究这一术语由Richard Hoggart在1964年创造，当时他建立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所的代表人物有查理·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研究所致力于文化研究，所以又称为伯明翰学派。研究中心于2002年关闭。 2.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和解码理论 斯图亚特·霍尔是出生在牙买加的非洲黑人后裔，英国战后第一代移民。他是著名杂志《新左派评论》的第一任主编，1968年接替霍加特成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霍尔开辟的这一研究模式也最终形成了英国文化研究流派的重要社会理论标志，它不仅在媒体理论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阅读政治学意义。霍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他撰于1973年，先是在圈子里内部流传，修改后收入1980年出版的《文化、传媒、寓言》一书中题为《电视话语：制码和解码》的文章。在书中，霍尔提出了电视话语“意义”产生于传播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这也是所谓的“编码”阶段。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霍尔日内未，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的电视作品变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观众面对的德不是社会的原始事件，而是加工过的“译本”。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译本”的意义。通过霍尔的解码理论。文章分析了可口可乐广告文本意义，并指出可口可乐广告的成功是生产商与观众共同作用的结果，之后文章特别分析了观众的反应和他们对品牌的消费心理，文章主要从名人效应和广告精神两个层面分析了可口可乐广告。 二、可口可乐和霍尔的理论 1.可口可乐和明星效应 可口可乐是美国亚特兰大公司生产的一种碳酸饮料，它的销售遍布于全球200多个城市。通常简称为“可乐”，他的创始人是Asa Griggs Candler，他的营销目标是将可口可乐打造成21世纪世界第一的碳酸饮料。对于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公司的前任总裁Erntst-Woodruff曾说过，“可口可乐是由99.61%的水和糖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不用广告扩大宣传，没有人会喝的。”通过回顾公司的历史，可以看出可口可乐公司在广告上投入金额巨大，每年差不多要花上6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的广告上，仅在中国的广告投入每年达到上千万美元。1985年，可口可乐公司制作了第一个广告，当时的代言人是一位年轻的波士顿女演员。现在，公司的代言人都是受欢迎的明星，因为这些明星能够向人们传递一种时尚的讯息，发型，衣着，甚至是喝的饮料人们都会竞相模仿。可口可乐公司就是利用名人的

斯图亚特·霍尔

斯图亚特·霍尔（1932—）(Stuart Hall)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他开启了学术工作政治化的先河。他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和杰出成就，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人能够超越他。 个人简历 1951年享受罗氏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始霍尔参与创办两份重要左派刊物《大学和左派评论》及《新左派评论》； 1964- 1979年应霍加特邀请任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代理主任及主任。 1979-1997年任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97年荣休后，霍尔任英国拉尼美德委员会委员；任两个流散文化团体“署名”和“国际视觉艺术中心”的主席，两个文化组织所属的“来灵屯国际视觉艺术博物馆”于2007年10月3日在伦敦隆重开业。霍尔主张“文化平等、种族公正”。 研究领域 霍尔的名声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哪一本书，而在于交织在热烈论争之中的文章和文集序言。他最广为人知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有关编码与解码的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他提出三种假想的地位，即：以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主导—霸权的地位”，大体上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但却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协商的符码”，以及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全然相反的“对抗的符码”。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 著作 霍尔的主要论著有：《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3）,《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1980),《“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1982），《意识形态与传播理论》(Id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1989)，《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结构“大众”笔记》等，1980年出版专著《文化、传媒、语言》（Media , Culture and Society, Academic Press, London）。

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分析《非诚勿扰》

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分析《非诚勿扰》 摘要：本文主要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的理论来解释在当前媒介融合 的状态下对电视节目的解读，处于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是否这一理论还适用于此， 并且用三种解码的形式来看当前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编码与解码 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受到很多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影响和启迪。 霍尔批判的继承了各种思想理论，才形成他独具特色的意义内涵。霍尔对编码的 定义是“实践对象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以符号为载体的形式产生各种意义，他们想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内通过符码的运行而组 织起来。”从霍尔为编码所下的定义来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编码以符号为载体，需要了解已有信息的意义，并对这些已有的信息进行重组，并且这些重组需要在 一个新的环境中运作，在运作过程中符码化。在符码的运作过程中，霍尔认为符 码的意义是在随着时间和文化语境而发生改变。但在符码的形成与建构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尤其是在电视节目，电影等中常常将主导的意 识形态潜移默化的融入受众的思想之中，逐渐让社会大众接受某种框架的制约还 不会导致受众对这种约束的反感。霍尔的“编码与解码”中批判了传统的大众传播 研究中的线性传播方式，传统的“发送者-信息—接受者”的模式过于简单，并没有 考虑到在传播过程中的发送者，传递的信息与接受者之间会存在很多问题。传递 信息者即编码者在传递信息也就是在进行编码的过程中编码者的身份、价值观， 所处的文化背景等不同的因素都会影响编码的整个过程，所编的码也会受到编码 者的影响，而且在信息传递时也会发生扭曲，解码者同样也会像编码者一样在解 读的过程中会带有个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可能会使解码者所获得的信息出现偏差，即信息对抗式的解读，也可能完全理解即是编码者对解码者霸权式的解读，还有 一种可能是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相互妥协于协商。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各种新旧媒体相互融合的时代，是否霍尔“编码与 解码”理论还适用于现在，很显然在这个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霍尔的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当下媒体融合时代。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电视节 目的传播的生产即是“编码与解码”的这一过程。霍尔借鉴了葛兰西提出的霸权理论，认为电视节目中传播的内容其中所传递的话语的权利和意识形态构成了一种 主导意义的倾向，或者可以说是带有作者的偏爱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可以在某些 程度上来影响受众在观看电视节目中即解码者在解释编码者所编写的符码时，在 一定程度上也会体现霸权的思想。可以这样说，任何社会或文化都倾向于强迫他 人接受其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分类标准。这些标准构成一种占主导地位 的文化秩序。 从2010年初起，在各大卫视掀起了婚恋交友节目的新浪潮，例如《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百里挑一》等婚恋交友的节目，并且一度成为广大观 众最喜欢观看的节目，节目环节设计新颖，俊男美女更是吸引观众的眼球。但是 在《非诚勿扰》的节目中，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与婚恋观甚至更 有女嘉宾说“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这一言论在很大程 度上是在误导者观众的心理，这就会使观众在观看即在解码的过程中会得到一个 与之相反的观点即一种对抗性的解读，是解码者对编码者所编写符码的意义的对立。因此，在编码者编码的过程中即传播者在传播内容时，还要考虑到解码者即

霍尔

第三章“编码/解码”开启传播学研究另一扇门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传播学思想研究 简介： 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大众传播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人物。 1964年,理查德·霍葛特（Richard Hoggart）在英国伯明翰大学（Birminghan University）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霍尔是第二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成为国际学界最负盛名的文化研究机构,并且形成了著名的伯明翰学派。 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文化研究：两种范式》 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霍尔将文化研究进行了梳理，得出了主要的两种范式： ①文化主义范式----威廉姆斯、霍葛特----过于强调文本分析和对个体经验的研究，高古了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赋予了"经验"在文化研究中的权威性地位.； ②结构主义范式----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阿尔都塞（Althusser）----霍尔肯定了结构主义在这些方面的强调：决定性条件，"抽象"与"整体"的概念，"经验"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但是霍尔也指出,正是由于结构主义太强点所谓"结构整体"和这种整体的决定作用,牺牲了"过程"和具体经验的复杂性,牺牲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霍尔主张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有利因素结构起来,以更换的进行文化研究 编码解码模式：（电视话语生产流通的四个环节） 霍尔在这个模式中,运用了符号学,结构主义和葛莱西的霸权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并且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术语:生产,流通,使用,再生产来描绘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利用了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主张，由此说明意义是不稳定的,它依赖于在话语形式中的构联；还吸收了罗兰巴特的语言学思想，认为意义由外延和内涵两个层面组成，内涵与人类的知识、文化、历史联系紧密。 ①生产环节----信息编码：编码者在一个有意义的话语形式内生产符码； ②流通环节----信息从编码者被传送到受众的过程； ③使用环节----电视节目的享用； ④再生产环节----观众对信息的再生产，即解码。 ③和④两个环节同时进行。 电视观众是许多不同社会团体的混合物，受到各种社会团体主导意识形态影响，因此生产和接受间注定缺乏一致性，在解码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对信息的“误读” a.编了码的信息一经发出，编码者对其失去了控制权； b.受众对信息的解读是多意的甚至误读，但这种字面误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自然”

编码 解码

传统上，大众传播研究已根据信息流通或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这个模式由于其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一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这势必要把这个过程当做“主导的复杂结构”。诸多实践相联系，然而，每一项实践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形态、保持着自身的种种形式和存在条件，从而使这些实践得以维持下来。 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种话浯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怍而组织起来。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产品”就是以这种话浯形式流通的。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一“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与结合。但是，产品的流通和针对不同观众进行的产品分配都是以这一话语形式发生的。话语一旦完成，接着就必须转译——改造成社会实践，如果流通既圆满又有效果的话。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讲清楚意义，就不会有任何作用。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虽然每一个环节在表述中对于作为整体的流通都是有必要的，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尽管要根据下一个才能把它讲清楚。因为每个环节都有它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所以每一个都是对“形式渠道”的打破或中断，而有效生产的流动(再生产)就是依这个“形式渠道”的连续而定的。 因此，既然不可能把研究限制在“仅仅产生于内容分析的渠道”，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从流通的角度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要认识到“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的环节，尽管二者与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相比仅仅是“相对自治的”。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在以话语符号传送的这一环节中，历史事件服从语言所赖以指涉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用悖论的方式讲，这个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故事”。此时，话语形式的次要规则“占主导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使它所指涉的历史事件、使这种次要规则于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以及以这种方式被符号化的事件的社会政治后果不复存在。从信息来源到接收者的渠道中，“信息形式”是事件必要的“表象形式”。成为或脱离“信息形式”(或者符号交换的模式)的转换，不是我们可以随便看重或忽略的一个任意“环节”。“信息”形式是一个确定的环节；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形成了传播学系统的表面运动，并且需要在另一个阶段融入到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中去，传播过程是一个整体，而它只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根据这种一般看法，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电视传播过程的如下特点。广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它们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都是制作一个节目所必须的。这里，生产建构了信息。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流通就从这里开始。当然，生产过程并非没有其“话语的”方面；它也完全是由意义和思想来架构的：即应用中的知识——这关乎生产的日常程序、历史地界定了的技术技巧、职业观念、制度知识、定义和设想，有关观众的设想等等，所有这些都通过这种生产结构来架构节目的体例。进而言之，尽管电视节目的种种生产结构开创了电视话语，但并未构成一个封闭系统。根据其他材料来源和话语构成，它们找出话题、处理方法、议程、事件、人事、观众形象、“形势的界定”。而在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中，它们只是一个被区别的部分。在一个较为传统的框架内，在关于观众既是“信息来源”又是电视信息的．“接收者”这一方法的讨论中，菲利普·艾略特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点。因此；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讲，流通和接收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并通过许多歪曲的和结构的“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因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电视信息的消费或接收本身也是电视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尽管后者是“主导的”，因为它是信息“实现的出发点”。所以，电视信息的生产与接收不是同一的，而是相联系的，在由作为一个整体的交流过程的社会关系形成的总体性中，它们是各自区别的环节。 然而，在某一环节上，各种广播结构必须以一个有意义的话语的形式生产已编码的信息。生产的制度一社会关系作为产品得以“实现”必须在语言的话语规则的制约下运转。这就启动了一个更具区别性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话语和语言的形式规则占有主导地位。在这个信息产生效果(不管如何界定)、满足一个“需要”

解读“编码、解码”模式

解读“编码、解码”模式 摘要：斯图亚特·霍尔的论文《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是文化与传媒研究中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献，关于它的评介与解读已有很多论著。对于他提出的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即著名的“霍尔模式”，也已早为人们所熟知，但再次品读此文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与感悟。本文希望通过对《编码，解码》的解读，并吸收其他有关该文的解析，从符号学、语言学等角度分析误读及受众对电视话语不同立场等现象。 关键词：编码解码霍尔模式 斯图亚特·霍尔的著名论文《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从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的角度入手，打破了传统的传播研究模式，“其理论贡献却主要表现在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式，即意义不是传递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从而也在主体间传播关系中重构了受众观念。”⒈他从孤立的传播受众研究中走了出来，将意识形态，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引入对受众的考察之中。 霍尔将电视话语传播放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复杂结构中来思考，认为电视话语就像商品一样需要经历这四个环节。他主要论述了生产即信息的编码，消费、再生产即信息的解码三个环节（电视流通的消费与再生产环节对于受众而言基本是同时进行的）。 一、编码、解码中的符码与符号 符码与符号是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基础，是理解其思想的前提。符码与符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又有密切的联系。“霍尔利用了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论述。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signifying符号、声音等）和所指（signifier精神概念）组成。”⒉同时，霍尔还吸收了罗兰·巴尔特的语言学思想。罗兰·巴尔特认为意义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巴尔特称为外延（denotation）——指意义的常识层面；意义的第二个层面是内涵（connotation）——指广泛的言外之意，这和文化有很大关系。⒊但“…内涵?仅仅用来指不太固定的，因此是更为惯例化、更为多变的联想意义，这些意义显然依据具体事例而定，所以一定要依靠符码的介入”⒋符码存在于符号与话语之前，如果说符号是语言、文字、画面等的表现形式，那么符码就是表达这些形式的规则，它是包含在符号系统中的，可以是语法规则、文化规则、意识形态规则，甚至是政治的、经济的规则。符号必须是被社会认同的，是一定社会内部通用的表现形式，而符码可以是个人的，是个体或者某个团体对符号的认知、解读系统。 比如对于“电脑”的认识，它的能指是它的音，即“dian nao”,字形如上，它的所指为电子计算机。它的外延可以理解为能指与所指的总和，即在常识层面上我们反映的“电脑”，但在内涵层面上则会有不同的反映，电脑的内涵可能为电脑软件编程，利用电脑进行科研工作，网络，甚至是网络游戏，股票等等。由此，“电脑”的符码就是特定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是思想、职业、政治地位、阶级、经济状况等方面的综合反映）与其内涵的结合，对科学家、技术人员而言，“电脑”的符码是利用电脑进行科研工作或电脑软件编程，对于经常利用电脑上网的人而言，“电脑”的符码就是网络，而那些经常在网络上玩游戏、利用电脑网络炒股的人来说，“电脑”的符码就意味着游戏与股票。 “一定的符码也许广泛地分布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群体或者文化中，人们在年幼时候开始学习它，以至于这些符码似乎不是建构的——符号和指称对象之间清晰表达的结果——而是…天生?就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码介入，而是意味着符码已经被深深地…自然化?了。”⒌文字符码如此，图像符码所展示的“看起来像真实世界里的事物，因为他们再造了电视观众感知的各种条件（即符码）”。⒍图像符码被更自然地展现，观众在解码的过程中，就更容易被限定在编码者的意图之中。 但观众不是完全被动地陷在编码者设置情境之中，无论符码怎样被“自然化”，符号的内涵与外延怎样完美的结合，“在符号的内涵层次上，情境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ies）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