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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大危机理论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大危机理论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大危机理论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关于大危机理论分歧及其原因分析摘要:奥地利学派是以卡尔·门格尔创立的,以路德威斯·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罗斯巴德为代表的,而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加里·贝克尔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同为自由主义的代表学派,他们都是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继承者。然而对于同样一个经济事件,他们却有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本文以大危机为例,探讨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对大危机的不同分析,并揭示两大学派产生分歧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危机理论分歧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3-0-01

一、关于大危机的简单概述

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通常简称为30年代大危机“它以‘大萧条’和‘大恐慌’等特有名称载入了史册”这次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周期性危机。这场经济大危机的悲惨情景至今仍让西方人不寒而栗,30年代这次大危机不仅给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其生产倒退了几十年,并且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严重的考验。

二、两大学派对于大危机的不同分析

(一)奥地利学派对大危机的分析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的一批经济学家,也有个别不曾在该校任教,但因其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而被认为是该学派成员。该学派的主要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 J·瓦伊纳(1892~1970)、富兰克·H·奈特(1885~1972)、(1899 ~1946)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F.von 哈耶克、乔治·施蒂格勒(1911~)、M·弗里德曼(1912~2006)等人。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采取一贯反对滥用数学形式主义,并乐意放弃精密严谨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推理而倾向于更具有结果导向的部分均衡分析的方法论。“芝加哥经济学派”与“经济学帝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指将经济推理的应用方法推向传统上认为是其他领域的特区,如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观点有: ①极端强调个人自由: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个人专断和“权威”;在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建立一种货币体制,在该体制下,一国的货币信用流通量取决于某种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规则”,而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相机抉择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②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功能: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功能,强烈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减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 ③三个政策目标此长彼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经济效率与分配均等这三个政策目标,经常是此长彼消,顾此失彼,不可得兼的。例如,为了减缓失业,必须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而要稳定物价,又必须让更多工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又如,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和保障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减缓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均和阶级矛盾,但为此必须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在一定条件下妨碍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这类进退维谷的难题,芝加哥学派更多地关注自由与效率,相对较少地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理论特点. 对市场(自由市场)的分析,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的绝对核心。芝加

关于汇率的基本理论

关于汇率的基本理论 10080920113 夏晓婕 10080920117 金丹 10080920119 陈倩珺一、主要汇率理论 Ⅰ、国际收支理论(又称国际借贷说,外汇供求说) ①基本内容 国际收支理论由英国的葛逊于1861年提出。 该理论认为汇率是由外汇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外汇的供给和需求是由国际借贷所产生的,因此国际借贷关系是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这里所讲的国际借贷关系不仅包括贸易往来,还包括资本的输出和输入。 此模式认为外汇汇率必须处于其平衡水准--即能产生稳定经常帐户余额的汇率。出现贸易赤字的国家,其外汇储备将会减少,并最终使其本国货币币值降低(贬值)。便宜的货币使该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价格优势,同时也使进口产品变得更加昂贵。在一段调整期后,进口量被迫下降,出口量上升,从而使贸易余额和货币向平衡状态稳定。 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前者指借贷关系已经形成但尚未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借贷;后者指已经进入支付阶段的借贷。 ②内容评价 葛逊的国际借贷理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解释外汇供求的变化,分析汇率波动的原因,因此他的理论又称这一理论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时期。 从目前的角度看,国际收支仍然是影响汇率变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但从另一方面看,国际借贷说存在其历史的局限性,它并没有说明汇率决定的基础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 该学说在金本位制度下是成立的。此理论对汇率变动原因的解释(由外汇供求关系亦即流动借贷引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事实证明,国际收支失衡是导致汇率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它并没有回答汇率由何决定这个问题,也无法解释在纸币流通制度下由通货数量增减而引起的汇率变动等问题。 具体要点如下: 第一,汇率变动取决于外汇的供求状况,而外汇供求发生的原因是国家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第二,国家借贷关系起因于国际商品的输入、提供劳务的收支以及资本的流动。 第三,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两种形式,前者指尚未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借贷;后者指已进入支付阶段的借款,只有它的变化才对外汇供求产生影响。 第四,汇率变动取决于流动借贷是否相等。如果流动债权大于流动债务,则外汇供给量大于外汇需求量,汇率下跌,即本币升值;反之,则本币贬值。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借贷说只适用于具有比较发达的外汇市场的国家,如果外汇市场不发达,外汇供求关系的真实情况就会被掩盖。外汇市场如果受到国家的干预,外汇供求决定汇率理论的作用就会有很大折扣。该这理论的适用性,还要受到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大体相同的

芝加哥学派市场竞争的观点

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评析 【作者】陈秀山 【作者简介】陈秀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 芝加哥学派在过去是货币主义的同义语,70年代以来这一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如斯蒂格勒、博克、德姆塞茨、波斯纳等人,在对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的分析和与有效竞争理论(哈佛学派)的论战中,提出了竞争理论的基本思想和竞争政策主张,形成了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并逐步取得了主流派地位,对80年代以来的美国竞争政策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博克和波斯纳被视为这一学派竞争理论的权威代表人物。 一、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主要内容 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基础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1)认为市场部分过程是一个没有国家干预条件下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适者生存,不适者死亡”,斯蒂格勒把它称之为“生存检验”;(2)国家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把它仅仅限制在为市场竞争过程确立制度框架条件上。(3)他们自称为自由保守主义者,而被批评者称之为企业家辩护者、工会反对者。 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把竞争不是作为一种最终的静止状态,而是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点上构成了与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的区别。但是他们又承认存在一种市场均衡,不过这种均衡不是被视为所达到的最终状态,而是所有市场行为和市场过程所追寻的“指明星”。市场均衡是不能通过人为的竞争政策实现的,而只能让市场竞争过程强迫经济主体不断适应这种本身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均衡。这样的市场均衡虽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但是不受人为影响的竞争始终趋向这种均衡。在这一点上,与古典竞争理论有相近之处。 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有效竞争理论或哈佛学派建立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果分析基础上提出的竞争政策主张是不适用的,他们把竞争目标分解为各种各样的具体目标,不能为政府提供一个简单明了、而又可行的政策手段,在实践中难以贯彻实施。一个合理的竞争政策必须目标明确、简单易行。他们认为竞争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即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竞争所表达的含义也就是一种市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消费者的福利不能再通过法律上的决策而继续提高。因此,竞争政策的任务就是要保持能够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特别是国民经济资源最佳配置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来说,实施竞争政策和判断竞争行为有两条衡量标准:(1)资源配置效率,即实现国民经济的资源最佳配置,具体地说就是按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竞争价格提供竞争产量;(2)生产效率,即企业内部的资源有效利用,具体说就是达到规模效果最大和交易成本最低。 为了确定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这两种效率标准能够达到、或者受到损害,要借助于对理想市场的模型分析。理想市场的存在以下列假定为前提:(1)合理原则,即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目标是合理的,分别是收益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2)市场完善,特别是产品的同质性和市场的透明度;(3)竞争者数量足够多,以致于竞争者之间无需考虑对方的市场行为,即不存在行为相关性;(4)考虑到工业内部竞争和资源的完全流动性;(5)不存在市场进入限制,主要是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6)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刺激和强制系统,使竞争的协调功能、信息传递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实现。(7)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可以依靠类似于市场机制解决,如拍卖。这种理想的竞争性市场的另一极则是垄断市场,而不存在所谓寡头市场。在这种理想的市场中,将会达到上面提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标准,从而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目标。他们强调提出这些假定只是为了确认两条效率标准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要说现实竞争过程会满足这样一些假定条件。在B2制定和贯彻竞争政策过程中,不是以这些假定条件为依据,而是要以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和生产效率标准为依据。 二、对竞争政策的分析及其政策主张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生态学派、生态学理论) 这一理论运用生态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研究犯罪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由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批社会学者创建,故又称为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N·Burgess)、克利福德·肖(Clifford Shaw)和亨利·麦凯(henry D·Mckay)等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发展,城市的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帕克等社会学家以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为实验基地,深入调查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分析了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种族等因素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社会阶层、人口密度、种族关系、社会心理、居住方式、交通通讯等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成员如果不能适应城市环境的这种变化,就会导致失范、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发生。 (一)同心圆理论 经过调查他们发现,犯罪率在城市中心的周围地区最高,随后向郊区逐渐下降,愈是远离市中心周围地区,犯罪率愈低。贫困、疾病等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结论是,这种生态现象是城市化过程中的自然产物。他们将芝加哥市划分为围绕同一圆心而形成的五个区域,即中心商业区、中间地带(工厂区)、工厂住宅区、中上层住宅区、郊区和卫星城。犯罪大多发生于中间地带,即工厂区。因为相对于自然社区,中间地带人口流动大,混杂的人口造成了有利于犯罪发生的环境。 (二)社会解组理论 这种理论还指出,人们通常生活在家庭、学校、邻里等群体之中,以亲属、朋友、友爱、邻里等关系为内容的非正规社会关系对于约束人们的行为作用很大,地区性的集体发挥着社会监督的功能。而城市化进程则使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解体,使集体作为非正式社会监督单位的作用显著下降,传统集体的习俗规范和理想受到削弱,并逐渐消失。随着工商业深入市区,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文化日益多元化。激烈的竞争与有限资源的矛盾,削弱了社区的整体利益,甚至家庭也趋于解体。这一切变化使得社会处于解体状态,导致犯罪现象增加。其基本规律是都市化程度与社会解组程度成正比,社会解组程度与犯罪率成正比。 (三)芝加哥区域计划 因为相信青少年犯罪是由间隙区域的社会解组造成的,所以芝加哥学派认为对青少年个人采取处遇措施对减少青少年犯罪整体犯罪率不会有明显的效果。他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寻求能有效地改变特定的局部社区的生活环境和城市所有不同区域的生活环境的发展计划。因此,1932年,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克利福德肖发起了芝加哥区域计

从奥地利学派视角解读经济危机

从奥地利学派视角解读经济危机 提要本文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相关理论,并从该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此次经济危机的成因,同时对经济危机的应对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经济危机;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037.1文献标识码:A 一、奥地利学派的相关理论 奥地利学派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七十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创始人为门格尔,继承者为庞巴卫克。21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理论并做了一些补充。他们反对计划经济思想,反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主张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作用。通常称之为新奥地利学派,又称维也纳学派。该学派的核心思想在于注重市场竞争的行为性、过程性。近20年来,这一流派在西方学术界、政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许多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规都是依据新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制定的。新奥地利学派继承了旧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致力于经济行为、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其主要理论包括: (一)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是奥地利学派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主义后期的高涨阶段是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另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是普遍的形式,即大部分原始的生产资料(劳动和土地)不是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未来消费品。采用这种生产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产资料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如果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需求总量相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增加时,就会发生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如果前者相对于后者减少,就会发生向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的过渡。由于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 (二)计划经济。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而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经济计算在计划经济中是不可能的。合理的经济配置是要以合理的经济行为做基础的。而合理的经济行为又以合理的价格和成本的计算为依据。而在计划经济中,没有要素市场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机制的计划经济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主义

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主义:论拉斯韦尔的思想转 型 ——兼论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发展的历史动因 2008-01-09 08:07:08作者:胡翼青来源:《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3期 摘要:尽管传播学给拉斯韦尔以崇高的地位,但很少真正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拉斯韦尔早年的芝加哥大学经历,使他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芝加哥学派的烙印。然而,在二战开始后,随着美国意识形态的变革,传播学的知识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拉斯韦尔介入了战时传播研究项目的研究,并逐渐成为传播学行政研究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分子,其学术倾向越发保守,并最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解释了福柯关于知识和权力的理论。 关键词:拉斯韦尔宣传研究芝加哥学派结构功能主义 非常欣赏彼得斯的一句名言:“太常见了,我们对前人及其思想作出评判却从不返过去重读(甚至从没有读过)他们的论述。我们仪式化地搬出那些死去的名字或褒或贬,却几乎不与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字进行任何实际的有意义的联系。”(Peters, Simonson,2004:11)对于中国传播学而言,这句话用在拉斯韦尔身上,可能再贴切不过了,我们除了知道他是施拉姆钦定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外,除了知道他的宣传研究、“五W”理论与三功能说之外,除了嚷嚷他对传播学具有巨大贡献外,可能对他再没有更多的认识了。然而,这么一位左右着传播学早期思想及其发展走向的人物,实不应当受到如此冷遇。在拉斯韦尔的学术生涯中,芝加哥学派与“结构功能主义”曾经有过激烈的交锋,身处其中的拉斯韦尔游走于两大阵营之间,他的思想轨迹体现了美国传播学当时走向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理解美国传播学走向的历史背景,反思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缺陷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芝加哥学派与青年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

二战前后六位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

二战前后六位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保险061 辛秋实 10060148 米塞斯的货币理论 米塞斯的基本成就是,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其他边际主义者建立的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或价格,而边际效用理论本来是为了解释消费者需求和市场价格而建立起来的。从此,货币理论不再与个人行为和效用、供给、需求和价格的一般经济理论分离,也不再孤立地存在于“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和“交易方程式”的内容之中。 在把供求分析应用于货币时,米塞斯采用了威克斯蒂德的概念,供给是特定时刻一种商品的总存量,需求是增加和持有现金余额的总市场需求,源于不同数量的货币在市场参与者的价值刻度上的排序。威克斯蒂德的概念尤其适用于货币的理由是,第一,货币供给,要么在金本位制下与当前生产相比极其持久,要么由市场之外的政府权威决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上人们渴望的众多商品中,惟有货币不是为了消费而获取的商品,而是为了日后交换而持有的商品。因此,“需要持有”成了适用于分析货币功能的概念,因为为了日后出售而持有恰恰是货币独有的显著功能。米塞斯还能够解释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将其解释为每个人的序数价值刻度上边际效用的结果。在米塞斯的分析中,他以他的奥地利同事Franz Cuhel的见解为基 础,发展了严格序数的边际效用,彻底清除了效用可度量的错误假设。 熊彼特的货币理论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其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基本概念的定义上。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就是指连续发生的经济事实的变动,其意义就是每一单位时间的增多或减少,能够被经济体系所吸收而不会受到干扰”。它主要是一种

数量上的变化,“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是同一种适应过程,象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也就是创新。创新包括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市场,,4,控制或掠取了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在这种意义上,“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对现存劳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同时,熊彼特强调,经济发展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 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的出现“常常是我们所谓的发展的一个条件。但即使它们常常使得我们所谓的发展成为可能,可是它们并不从自己身上来创造这种发展”。可见,虽 然在概念涵义的界定方面,熊彼特的观点与现代发展理论家有所不同,但关于增长与发展关系的说明已非常一致了。 伯南克的货币理论 伯南克的成名之作,是《金融危机之非货币因素如何加剧大萧条之蔓延》,发表于1983年6月号的《美国经济评论》。透彻理解大萧条,是伯南克长期为之着迷的重要课题。他说,“理解大萧条是经济学者一直梦寐以求的高远理想。大萧条不仅催生了宏观经济学,让它成为一门独立独特的学问,而且1930年代的经验依然深深影响着经济学者的信念、政策建议和研究策略。此影响究竟有多么深远,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撇开实际运用价值不谈,解释1930年代颠覆全世界的大萧条,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巨大学术和知识挑战,令人激动不已。”

芝加哥学派

第五节芝加哥学派 19世纪70年代,正当欧洲的设计师在为设计中的艺术与技术、伦理与美学以及装饰与功能的关系而困惑时,在美国的建筑界却兴起了一个重要的流派——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这个学派突出了功能在建筑设计中的主导地位,明确了功能与形式的主从关系,力图摆脱折衷主义的羁绊,使之符合新时代工业化的精神。 1851年美国参加了“水晶宫”博览会,展出了各种工业品,这使欧洲首次接触到美国产品,不少观众赞扬大陆美洲带来了简洁明了的造型,既无浮饰而又实用,其前途必然发展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对欧洲是难得的启示。 的罗特斯切尔德商场大楼芝加哥学派正是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建筑领域的体现,并对整个设计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芝加哥变成了全国铁路中心,因此其城市发展很快。1871年芝加哥大火,三分之二的房屋被毁,重建工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师。为了在有限的市中心区内建造更多房屋,现代高层建筑开始在芝加哥出现。在采用钢铁等新材料以及高层框架等新技术建造摩天大楼的过程中,芝加哥的建筑师们逐渐形成了趋向简洁独创的风格,芝加哥学派由此而生。

图5-17 沙利文和艾德勒于19世纪末设计 图5-18 沙利文于1899年设计的施莱辛格-马耶百货公司大厦 芝加哥学派包括了众多的建筑师,他们建筑设计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内部功能,强调结构的逻辑表现,立面简洁、明确,并采用了整齐排列的大片玻璃窗,突破了传统建筑的沉闷之感(图5-17)。沙利文(Louis H. Sullivan,1856—1924)是芝加哥学派的中坚人物和理论家。他早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过建筑并到过欧洲,是一位非常重实际的人,他最先提出的“形式追随功能”的口号,成为现代设计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信条之一。他说:“自然界中的一切东西都具有一种形状,也就是说有一种形式,一种外部造型,于是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以及如何与别的东西互相区别开来。”同时他还进一步强调:“哪里功能不变,形式就不变。”

应用文-奥地利经济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 '一般认为,奥地利 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的 。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Rudolph)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 ,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 ;1890年《美国 及 科学学会年刊》的编辑们一再要求庞巴维克撰文阐述这一新学派的思想。下文力求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作简要回顾,着重介绍(1)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2)该学派的核心观点;(3)该学派及其观点与其他主要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关系;(4)目前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关系的各种学说及观念。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发表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 思想 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

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__以库利、米德、帕克、杜威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从“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思想中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方面入手,首先梳理了四人与传播有关的共同思想,有: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把传播置与人类本性地位和想象性传播。在文章的后一部分,分别论述了四人对传播研究各自的理论贡献,即:库利的“首属团体”和“镜中自我”;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杜威的“分享经验”;帕克的“大众传播理论研究”。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E.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在著作《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一书中对四位“芝加哥学派”的重量级人物的共同特征做过归纳,其中有一段话可能不会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即: 他们都生于1859—1864年间,大约是美国内战时期,并且都是在小城市长大。他们都有新教和道德主义的背景,但是由于科学的教育,他们试图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观察者。他们都是改良派——通过更准确地理解社会问题而对抨击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度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社会进步是需要的。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这四位“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生长的小城市环境与正在形成的大都市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有一组数据表明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情况——“在1880年至1890年这10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倍,至1910年,又翻了一倍。芝加哥在文化多样性方面特别突出。1900年,170

万人口中的一半是生于外国的人,其他的许多人是出生在外国的父母的后裔”(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45)。在他们四人中,除库利一直留在安阿伯以外,另外三人在小城镇长大以后,“都尽可能地割断了他们的乡村之根,过起了城市生活”(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57),但是他们四人在小城镇长大的经历正是他们对于在小城镇的特殊氛围营造出的“共同体”怀有共同追求的真正动因所在。其次,新教和道德主义背景使他们对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怀有 深深的同情,并且从沟通、传播的意义上来解释问题。第三,改良派的社会实践不是为了建立理论框架,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通过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思考着如何把芝加哥变成一个“共同体”。第四,乐观主义的研究态度使他们没有太多地注意到由于传播、传媒所带来的负效应,而对大众传媒促成“共同体”的形成抱有一种共同的希望。这一点,也是“芝加哥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最大的区别之一。 为了对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四人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进行较为全面地读解,我从他们共同的传播观念和各自的传播理论贡献两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四人共同的传播观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以及“芝加哥学派”早期的其他关键人物,如A .莫尔斯、W.I.托马斯、E.吉伯斯等,无论其各自的理论侧重点以及理论建树有多么巨大的不同,但在他们的理论训练、所接受的前人的理论影响方面及其各自的理论贡献的思想内核里均有着大致

凯恩斯学派与奥地利学派核心理论的比较

凯恩斯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述评 作者兰星天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对于政府应不应该采取行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成为学术界和政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次危机开始时,以财政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方向上一直摇摆不定,力度也相当欠缺,还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最终选择了政府干预主义。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干预,这在形式上确实意味着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启动。最近一段时间,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救市举措,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出“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亦承诺了一连串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研究以及军事方面的支出项目以推动经济及改善民生,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称,奥巴马政府短期内将不可避免推行财政刺激计划以挽救正在急速下滑的实体经济。以上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了凯恩斯主义正在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重视。这种新干预主义和传统凯恩斯主义本质相同,那就是在市场失灵时由政府出面,帮助市场恢复信心,恢复市场正常运作。因此,西方很多媒体都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促使了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经济危机的出现,同时就意味着又一场各经济学派三分天下的角逐的来临。一直是非主流但同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同样引起学术界很多的关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就力挺奥地利学派,并宣称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张维迎教授认为:“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与其说在解决危机,不如说在延缓和恶化危机。”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不是因为市场自由放任,而正是因为政府对市场进行了不恰当的干预。 由此可见,凯恩斯学派属于国家干预主义学派,而奥地利学派则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学派,两个学派在核心思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二、凯恩斯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相关理论 (一)凯恩斯学派的相关理论 1929至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上世纪30年代,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是因为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

《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读书笔记

《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读书笔记 本书主要通过对城市中社会现象的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目的是为能够使人类在城市社会上能够更好的发展。城市的存在使得原本在道德约束下的人性有了宣泄的空间,“城市把人性中过渡的善与恶都展现出来”,人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本道德的限制,新的道德体系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区域,人们在不同的道德体系下寻求适合自己的情感、利益、趣味,抑或堕落,抑或升华。但在城市的发展中,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中有大量的外来农民和移民进入,使得人口剧增和城市的容纳量之间产生了矛盾,并由此衍生出了大量的城市社会问题。对象包括邻里关系、职业阶级和类型、新闻和社会流动、股票交易和暴民、危机心理和集团行动、党派政治和宣传、个人流动和道德区域。 文章指出“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可以看出城市包含了各个不同的组成成份,形成一个社会的有机体。城市所注重不仅仅是物质和空间上的创造,更重要的是城市社会的心理需求。帕克是一名生态学家,他将城市看成是一个生物,一个有生命的生物,城市的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去适应或者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 我认为如果认为城市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那么城市便会主动地去选择和重组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人口的选择和城市的空间布局。首先对于人口的选择,如果城市人口大于城市的人口容纳量,城市便会自动将过剩的人口排出;反过来,如果城市无法满足流动中人口的需求,人口便会自动地撤出城市。因而城市得以继续生存。其次是对于空间的重组,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富人区会分布在外层郊区,白领分布在中层郊区,蓝领分布在内层郊区,中心城市变成了贫民窟的所在地,城市自发地形成同心圆的分布。这便是城市的对于空间的重新选择。但是如果城市能够自然地维持其形态,那便不需要规划了,但是没有进行规划的城市,往往会容易畸形发展,城市的畸形发展甚至会超出人类的预计,从而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 关于文章所提到的邻里在城市的为什么会解体的问题,邻里关系本身具有一种独立性,城市市民在忙碌的生活过程中越来越不重视与邻里的关系,这一方面跟城市建筑物的风格有关,建筑具有更加明显封闭性;一方面在城市道德约束条件改变下,人们可以自由地去选择是否要和邻居打交道,即不打交道也不会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与邻居的关系好坏不会成为很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的因素。一方面,在乡村人们可以通过跟邻里的交流来使自己的情感或者信息量增长,但是现在通讯和交通的便利,让居民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域差异的限制。 但是邻里关系对于人的情感和发展是很重要的,所以人们应该通过一些办法和技术措施来恢复和加快城市邻里的生活节奏,打破这个独立性和封闭性,建立社会性居住区,让人们能够通过交流接触来更好地发展自我,包括道德影响,心理健康和知识技术的交流,以促使社会和个人更好更快地发展。至少能够在偷窃发生、火灾发生或紧急事件有个邻居可以相互帮助,至少在过年或节日时候有个邻居能够一起庆祝。 城市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如何能够使城市社会更好地发展,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去研究城市,任何一种现象都不要轻易忽视,我们要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和结论,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进和创新。

新奥地利学派_产业组织学的行为流派

产业经济 [收稿日期]2004-08-23 [作者简介]夏大慰(1953-),男,浙江绍兴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产业经济学;王步 芳(1971-),男,湖南湘潭人,产业经济学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研究方向是产业经济学。 新奥地利学派:产业组织学的行为流派 夏大慰1,王步芳2 (1.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上海201702;2.上海财经大学,上海200083) [摘 要]新奥地利学派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英等国兴起的产业经济学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其核心思想在于注重市场竞争的行为性、过程性,这与哈佛学派的市场结构取向、芝加哥学派的市场绩效取向截然不同,它事实上就是产业组织学中的行为学派。近20年来,这一流派在西方学术界、政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许多产业政策和反垄断法规都是依据新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制定的。 [关键词]产业组织学; 新奥地利学派; 行为学派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04)05-0071-06 N eo -Austrian School :Action School of I ndustrial Organization XI A Da -wei 1,WANG Bu -fang 2 (1.Shanghai National Accounting C ollege ,Shanghai 201702; 2.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083,China ) Abstract :Neo -Austrian school ,with liberal economists Ludwig v on M ises and Friedrich A.Hayek as its leading figures ,is one of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schools that emerged in US A and UK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The core of this theory lies in its em phasis on the be 2havior and process of market com petition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Harvard school and per formance assessment of Chicag o school.The recent 20years saw its gaining in fluence in both the academia and political circle of the west with many of the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antitrust laws being set under its guidance. K ey Word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Neo -Austrian School ;Action School 一、新奥地利学派的来源与方法论 奥地利学派,即维也纳学派,是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兴起到20世纪30年代颇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大流派,奠基人是门格尔(Carl Menger )。1871年,门格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1883年他发 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力主抽象演绎法, 其理论核心是边际效用价值论。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庞巴维克(Eugen v on Bohn -Bawark ),他著有《资本实证论》等名著。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L.Mises )在维也纳举办“私人研讨班”,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探讨社会问题,培养造就了一批青年专家,这是奥地利学派的辉煌时期。30年代,由于政治等原因,奥地利学派因中坚分子纷纷移居国外而渐渐消失。 新奥地利学派特指20世纪70年代经由米塞斯 和哈耶克(F. A.Hayek )等人提出的经济思想,在美国和英国发展而来的一个产业经济学流派。《新帕 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提出:“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 与主流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从这一意义上讲,新奥地利学派是产业经济学中的行为学派或过程学派。 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奥地利的米塞斯、哈耶克及其在英国和美国曾受教于他们的柯兹纳(I.M.K irzner )、罗斯巴德(M.N.R othbard )、阿门塔诺(D.T.Armentano )、斯巴达罗(L.M.S padaro )、李特勒其德(S. C.Litttlechild )、里奇(W. D. ? 17?

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一)哈佛学派的竞争理论 哈佛学派是指自20世纪30-60年代,由一批哈佛大学的学者形成的比较完整的产业组织理论。其观点最早起源于1938年,梅森在哈佛大学对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其市场结果进行的经验研究。50年代,贝恩等人继续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成为产业组织的集大成者。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把产业分解为特定的市场,按结构、行业、绩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构造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分析框架,简称SCP框架。 其中,市场结构是指一个市场的组织结构特征,主要衡量标志有:(1)市场集中度,可以通过市场上的买者或卖者的数量和大企业所占比例表达出来;(2)产品差别化,是指同一市场不同企业生产同类商品在质量、款式、性能等方面的差异性;(3)新企业的进入壁垒,是指阻止新竞争者进入市场的因素或障碍。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根据市场供求条件并考虑与其他企业关系的基础上,为取得竞争优势所采取的各种决策行为,它包括价格策略、产品策略、排挤对手等。市场绩效则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获得的最终成果的总和,反映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包括利润率水平、技术进步、充分就业等。 哈佛学派的竞争理论重点体现在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上,如贝恩认为,竞争是结构问题,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具有竞争性,不能

只看市场行为或市场绩效,而应看该行业市场结构是否高度集中,是否实际上由一个或数个寡头所控制,此外还要看进入该行业的壁垒是否很高,以至扼制新厂商进入该行业。由于该学派强调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又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其主要观点包括: (1)在一个部门内过高的生产集中程度会导致糟糕的市场结果,但规模效益显著的部门除外;适度集中的寡头市场和带有某些原子市场的市场结构,可以实现按照竞争要求所期望的市场结果;因此,具有决定性的结构的边界不是位于原子市场和寡头市场之间,而是位于较高集中度的寡头市场和适度集中的寡头市场以及某些原子式结构的市场之间。 (2)过高的产品差异程度通常并不会带来很好的市场结果,因为消费者常常只有在两个十分近似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所以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产品数量并不会随产品差异程度而相应地扩大;有效竞争所要求的并不是特别高的产品差异程度,而只是要求适度的产品差异。 (3)高度的市场进入限制,与中等的和较低的市场进入限制相比,对市场结果具有负面影响;通过高度市场进入限制得到保护的高度集中的生产部门比带有中等程度市场进入限制的高度集中生产部门,一般来说会导致更为糟糕的市场结果。因此,要获得有效的市场结果就必须消除市场进入的限制,其中主要是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 基于以上认识,哈佛学派主张,为了保持有效竞争,获得令人满意的市场结果,必须运用竞争政策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干预、

芝加哥学派的贡献和局限

芝加哥学派的贡献和局限 1892年,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从那时起它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社会学家,其中包括斯莫尔、米德、托马斯、帕克、伯吉斯、麦肯齐、法里斯、奥格本和沃斯,他们因具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旨趣、长期的制度支持、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经验论方法”而被人们尊称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关于这一学派研究的出版物更是达到1000多种。在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上,这是除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唯一享有如此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 一、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源起 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摇篮多少有些偶然。1890年,标准石油公司老板洛克菲勒捐资建立芝加哥大学。在其首任校长威廉姆·哈珀的头脑中当时还没有社会学的概念,他所领导的这所大学所以会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只是因为在他开列的第一批聘用的13位首席教授名单中,碰巧有一位社会学家,这就是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W.Small,1854-1926)。 尽管芝加哥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一种偶然,但这个年轻的学科能够在那里生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美国早期社会学却有其必然的因素。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内战之后,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了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一系列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尤为突出。除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外,还有一系列因素使得这个城市成为孕育美国社会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温床:它是一座工业城市、商业中心和交易所,资本主义在那里获得了近乎野蛮的发展;它的人口十分混杂, 1900年时,其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外国移民构成的,这赋予芝加哥以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受到新教的影响,它还是一座文化与艺术之城,极为推崇教育和书本; 同时,它也是一座现代城市,经历了1871年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耸立起了美国最初一批钢筋与混凝土建筑。当然,决定社会学在美国最初发展的骰子之所以最后掷向了芝加哥,还因为那里的贫困、人口拥挤和犯罪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1904年,当马克斯·韦伯访问芝加哥时,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 斯莫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社会学的时代和需要社会学的城市,在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 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不过他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向之锚”,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将德国人的理论运用于日益凸现的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 同学者的角色相比,斯莫尔更像是一个学术经纪人。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贡献有三件: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单在1893年到1935年间,它就培养了109位博士,硕士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翘楚;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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