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后序 翻译

释译《马氏文通·后序》

荀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飞禽走兽，是因为他们能形成群体。所说

的“群”，难道仅仅是群体的形式嘛？也是说能交流、沟通他们的思想感情吧。那么，所用来沟通今人思想感情的是话语；所用来沟通古人思想情感的是文字。《说文解字》中说：形、声相加叫作“字”。那么字形中的横竖、曲直、正斜、上下、内外、左右，字音中的抑扬、开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浊，这其中的变化难以理出头绪。不只分散生活在五大洲的人们，他们的文字的是继承了梵、伽卢、仓颉，然而从左书写、从右书写、从下书写他们的文字，互不相似，所以不能相互交流沟通。即使一脉相承，世代相传，然则字形由圆成方、从繁至简，字音从舌而齿及唇、递渐变化（遞，同“递”），交流沟通的能力也几近于穷尽了吧。然而言语所不能精确表达的，最后精确翻译成外族文字而辞意相通。形声文字或其他的文字，通透训诂就能通晓经书的涵义。如果所见的不一样，只有那改变了字形、字音的文字，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纵观古今（亘：连接）、横贯世界（塞：充满），无论它的人种或黄色，或白色，或紫色，或黑色都是人，上天都把心（头脑）给予他所以能够思考，思考能表达于外的本领。有时常探寻讨究使用横行文字的国家或民族语言的源流（画：“货”音），如果把希腊语、拉丁语拿来加以比较的话，会发现它，词分别词类、句子制约词，他们所凭借语音表达思想、能用文字传递信息，都有一定固有的语法规律，而用这语法规律来分析、衡量我们的经史子集等书，其主要的语法规则没有什么不同。此用共同的语法规则来探讨、说明不同的语言现象，这也是本书所以编成的目的。

或许有的人会说：“您对于西学，思想形态上‘人性的精深微妙’和‘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学说，‘遵循自然法则与修身准则使自身善、使一生善’的学说、以及‘历史的和现在的治道、教化的因袭变革’学说，实际功用上‘富国强民本体与功用’的知识、‘军事政治上纵横皮比的权谋策略’的知识、以及关于‘度量、算数、重量、化学、水、热能、光能、电能等自然科学’的运用。如此博大精深，比黄泉还深、比苍天还高，比元气还大（元气：产生构成世界的原是物质），又极其细微。既然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一看就明白的，把这些长处用于经济外交，犹是绰绰有余（恢恢乎：宽广）。如今《马关条约》刚刚签订，上下交困，围着待机侵略的国家有六七个（与：结交），实在是极其危险。认清时势的人正把象孔孟学说那样受

尊崇的西学，看作刍狗般过时无用的东西（时务：时下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刍狗：轻贱无用之物）。如今您不拿所学知识来顺从时代发展（乘时：赶时代潮流），又何必损耗精力，劳顿神思在研究语法、撰写《文通》这件事情上呢？这是时代不把你看作无用之人, 而你自己却偏做无用之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回答说：“天下没什么是没有规律的，而文字可以记录它，人心都是有思想的，而文字可以表达它。所以文以载道、文以明理并不是没有道理。文章，就是遵循这样的道理而到达想要达到的境界，而不是要达到的境界。所以君子学习它引出其中的道理。

我观察过西方国家，孩子们开始学习，循序渐进，还没到十五岁（志学的年纪），就看书作文没有不学习的；之后根据他的兴趣爱好所在，致力在数度、格致、法律、性理等学科专攻精研（数度: 古代关于天文、历法、计量长度的学问；格致：“格物致知”的简写。清末用以称从西方传人的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性理: 原为宋明儒者宣扬的性命义理之学, 此指心理学等），所以这些国家没有文盲，而且人们分别学习有实用的学问。考虑到我国童年能够读书的人很少，读书又能作文的人更加稀少，能及时作文并用他的余年讲明道理来给未来所需用做准备的人，大概万中无一了吧。用汉字的点画结构，来看西方的拼音文字很难，然而用汉语的词法句法，来看西方语言的部分类别，暂且可以前后倒置来表达其思想的变化就很容易了。西方语言本身很难但容易学的就是这，汉语本身很简单但难学的也是这，这是因为西方语言有一定的规则，学的人可以循序渐进而知道所表达的意思，汉语经史子集虽然也有类似的规律隐含其中，只是没有对其比较而揭示其中道理的。于是结绳记事之后，积攒了四千多年的智慧才，没有不是一一消磨在所用来说明道理的文章的，然而道理无理地被记载，用它与通达道理的西方人相竞争，其中的聪明愚蠢就不需要说了吧。

这本书，借参考西方语言已有的规矩，在经籍中探求其所相同与不同之处，繁杂引证来明确知晰汉语语法规则的所在，在此以后，儿童进学校启蒙学可以遵循这规律来学习汉语，它成就的速度一定不会逊色于西方人。这样之后到了他年轻力壮的时候，用来学习道理。不只中国书籍中的道理可以知晓，将因为这，探求西方文字中所阐明的道理，也不难学精并贯通。这本书，不仅可沟通我们同源文化的思想，更将举天下所有用语言来表达他们心中思想的人，将能够使更多的民族和国家接触、交

流。如果是这样，待我众多人民交流他们的才智，沟通他们的思想，以求实用，之后民族能够团结、独立，不被列强掠夺、霸占。那么这本书的作者，真可谓识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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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文通》中的连字研究及相关问题

《马氏文通》中的连字研究及相关问题 正如张清常先生在《〈马氏文通〉读本代序》中所言：“这本著作读起来比较困难。……内容上使人顿开茅塞之处固然很多，可是迷雾矛盾也不少。”[1]要真正领悟《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的精髓，只有通过仔细研读，做到既能运用当今先进的、科学的语法观点去解读《文通》，又能站在马氏的角度去看《文通》，才能真正拨开蒙在《文通》上的“迷雾”。本文欲集中研究《文通》的连字章，并就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提起连字和承接连字 《文通》中的连字共分提承转推四类，其中尤以提起连字和承接连字最令人费解。这两类连字的差异究竟是什么？马氏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位置，但这样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 （一）提起连字和承接连字在句读中的位置 马氏认为提起连字是“连字用以劈头提起者”[2]，从在句子中的位置来看，提起连字总是要冠于句首。如： （1）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史记·汲郑列传》） （2）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孟子·梁下》） （3）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孟子·告上》） （4）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汉书·高帝纪》） （5）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汉书·邹阳传狱中上书》） （6）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庄子·逍遥游》） 毫无例外，提起连字作为发端之辞，均列于句首，起提起下文的作用，这从马氏所举的例子中得到验证。 关于承接连字，马氏似乎在承接连字的定义中就已说得很明白：“承接连字者，所以承接上下之文，而概施于句读之中也。”[2]（P281）马氏认为提起连字与承接连字的不同在于其在句中的位置，他在“提起连字”一节的末尾明确地阐释过提起连字与承接连字的不同：“是则‘夫’‘今’‘且’‘盖’四字，古未有以为发端之辞者。惟以顶承上文而弁于句读耳。惟然，而名为提起连字也可。不然，与承接连字何异。”[2]（P281）由此看来，似乎提起连字和承接连字的不同已经

马氏文通白话文翻译

马氏文通白话文翻译 马建中 序 古代先人们把发现事物当作自己的事业，于是废弃结绳而创造了书契，然后文字就出现了。根据象形之法造出来的就叫文，形和声相搭配在一起的叫做字，形和声随着时代变化相沿习用，讹传谬误的地方可以说数不尽，上古时期文字不算太多，汉朝接着秦朝大兴文字之学，出现了郑玄，许慎等文字学家。他们进行探究的时候一定要考究最初的书籍，于是小学兴起了。从汉代开始衰退，小学各部分工，各司其职。欧阳永叔说：“《尔雅》产生于汉代，给名物正名，用了大量的文字去说明，于是有了训诂之学。”许慎作说文，于是产生了偏旁之学，篆书和隶书的古文字，形体各不一样，于是产生了字书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孙炎开始研究字音，于是有了音韵学。吴敬甫把文字研究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体制，二是训诂，三十音韵。胡元瑞则说文字学的支端，有十数种观点，有多如形文的，意思的，音韵的，迹象的，考究的，评论的，都要统统删除掉，文字学不外乎训诂，音韵，字书这三种学说而已。这三种学说在清朝已经完备。凡是训诂解释的难处，点画的细腻，音韵的细微处，没有不详细地参考旁证书籍的，探究出最合适的答案，但是各家的得失不同。平凡的人和充满好奇心的人，通常又相互议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字形字声在传世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如今想要用多次变化过后的字形字声区推测原始的字形字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根据已经变化的字形字声来证明那些原始的字的形声，应该追根溯源熟悉最开始的书籍。被证明的是一个字的疑问，一个音的讹传，一笔一画的错误。却不知道祖先在造字的时候，笔画音韵都是千变万化的，给他们字形和读音，原本就没有不变的道理，所以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写法，一个字有一个字的读音。形声都要一致，经历千百年，其变化也不能太大。所以形和声最容易发生变化，是针对每一个字而言的。而形声变化了，但是也有不变的部分就是针对由字组合成句子来说的。《易经》说“艮其辅，言有序”。《诗经》说“出言有章”。说的有序有章就是说有形有声的字。使用的时候，都非常合适，这样子就能连成文章。《左传》说：“物相杂谓之文”。《释名》说：“汇集众彩以成锦肃，汇集众字以成词宜”。像锦縤一样。如今字形字声最容易发生变化，载文的书籍非常多，让学习者没有适从之感。汇集众字写成文章，所传载的道理没有发生变化了，古今还没有。然后又以易懂的只是教授学习的人，那些只是都到哪里去了？《礼记·学记》说：“每年招收学生，隔一年要考察检验成绩，第一次就要考察标点分段的能力。”《礼记》的注疏说：“离经就是使段落句子通顺。”《通雅》说：“离经辩句，就是让六经通达。”使学习者先要分辨句读。徐邈读作豆，皇甫茂正说：“读书不知道句度，下视服社。度即读”。这就是所谓的句心。但是古人在学习小学的时候必须讲解经理，断绝句读。要断绝句读一定要知道字汇集

马氏文通序

马氏文通序： 昔古圣开物成务，废结绳而造书契，于是文字兴焉。夫依类象形之谓文，形声相益之谓字；阅世递变而相沿，讹谬至不可殚极。上古渺矣；汉承秦火，郑许辈起，务究元本，而小学乃权舆焉。自汉而降，小学旁分，各有专门。欧阳永叔曰：“《尔雅》出于汉世，正名物讲说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许慎作《说文》，于是有偏旁之学，篆隶古文，为体各异，于是又字书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吴敬甫分三家：一曰体制，二曰训诂，三曰音韵。胡元瑞谓“小学一端，门径十数，有博于文者、义者、音者、迹者、考者、评者。”统类而要删之，不外训诂、音韵、字书三者学而已。 三者之学，至我朝始称大备，凡诂释之难，点画之细，音韵之微，靡不详稽旁证，求其至当。然其得失异同，匿庸与嗜奇者，又往往互相主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则以字形字声，阅世而不能不变，今欲于屡变之后以返求夫未变之先，难矣。盖所以证其未变之形与声者，第据此已变者耳；藉令沿源讨流，悉其元本所是正者，一字之疑、一音之讹、一画之误已耳。 殊不知古先造字，点画音韵，千变万化，其赋以形而命以声者，原无不变之理；而所以形其形而声其声，以神其形声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盖形与声之最易变者，就每字言之；而形声变而犹有不变者，就集字成句言之也。《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曰“有序”，曰“有章”，即此有形有声之字，施之于用、各得其宜而著为文者也。《传》曰：“物相杂故曰文。”《释名》谓“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今字形字声之最易变者，则载籍极博，转使学者无所适从矣；而会集众字以成文，其道终不变者，则古无传焉。 士生今日而不读书为文章而已，士生今日而读书为文章，将发古人之所未发而又与学者以易知易能，其道奚从哉？《学记》谓“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其《疏》云：“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通雅》引作“离经辨句”，谓“丽于六经使时习之，先辨其句读也。徐邈音豆。皇甫茂正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杜。度，即读，所谓句心也。”然则古人小学，必先知所以集字成句成读之义。刘氏《文心雕龙》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丽，句无玷也；句之清英，

《马氏文通》的指称理论(1)

《马氏文通》的指称理论(1) 指称问题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诸领域的重要地位，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指称研究更日益成为上述诸学科相互交叉又相互融合的一个问题。十九世纪末，东西方各有一位学者几乎同时对指称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各自发表了对本学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著。这就是德国的弗雷格从哲学和逻辑学角度所作的指称研究和中国的马建忠从语言学角度所作的指称研究。一《文通》指称研究的哲学基 础马建忠的指称理论，是他的语言观的核心。他的语言观集中体现在《马氏文通》（以 下简称《文通》）的《后序》中：荀卿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夫曰 群者，岂惟群其形乎哉！亦曰群其意耳。而所以群今人之意者则有话，所以群古人之意者则惟字。传曰：“形声相益之谓字。”夫字形之衡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字 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浊，其变幻莫可端倪。微特同此圆顶方趾散处于五大洲者，其字之祖梵、祖伽卢、祖仓颉，而为左行、为右行、为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群；即同所祖，而世与世相禅，则字形之由圆而方，由繁而简，字声之由舌而齿、而唇，而递相变，群之势亦几于穷且尽矣。然而言语不达者，极九译而辞意相通矣，形声或异者，通训诂而经义孔昭矣。盖所见为不同者，惟此已形已声之字，皆人为之也。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12页，以下仅注页码）这里，马氏从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思维两个关系的角度论证了语法的“天赋”性，其要点是：1.在思维领域里，人类有着不分 种族的、古今一贯的共同的意义世界。2.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此心之所以能意”）和交 流思维成果（“此意之所以能达”）的工具，语法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能意”、“能达” 是人类社会存在（“能群”）的基本条件，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所在。3.语言的表 层（“已形已声之字”）成分如语音、文字等，各民族间差别很大，因为这些都是“人为”的。然而作为语言的深层——“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的语法，则各民族间的差别达到了最小限 度（“其大纲盖无不同”），因为这是“天赋”的。4.人类的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具有天然的 联系，是天赋的。基于以上认识，马氏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智慧的惟一工具，他借用“文 以载道”的古语来阐说：天下无一非道，而文以载之，人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 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学以致其道。（13页）这就是说，语言既是人类意义世界的表达手段，也是人类意义世界高 度抽象化的精华。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我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科学工具，马氏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提出：要吸取西方科学文化的精髓，首先要抓住学习语言这一关键，而学习语言的捷径在于学习语法。由此他进一步论证了学习语法对于开发人的智力的巨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马氏特别强调汉语语法的特殊性表现于“易”，

古今中外翻译大家

鸠摩罗什 后秦僧人(344-413)，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 大师。梁启超称之“译界第一流宗匠也”。 修正以往译本，删繁就简，灵活处置，以适应汉语表达。 罗什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翻译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更加重视译文的文体和意蕴，既保留原文的风格，同时又避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文质兼顾，开创了全新的佛经体例。 创设许多佛教的专用词汇，从而引入了新的文体和语法，极大地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开设译场。 译经方法： 1.推崇意译 罗什的意译原则，最早实践了“信”、“达”、“雅”三项翻译标准。他译经时紧跟原文的意旨，对原作或增或减，务在达旨。僧肇评他译的《维摩诘经》“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即是“信”；“其文约而诣，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即是“达”；在“信”、“达”之外，罗什还要求译文雅正，以便阅读。 他提倡意译，主张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讲究译文的流畅华美，因此他所译的佛经都富于文学趣味，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徒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传诵。他虽然倾向意译，但在实践上基本仍然是折中而非偏激的。 2.删繁就简 罗什临终向众僧告别时说：“自以暗昧，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300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 3.摒弃“格义” 在罗什之前的译者，往往以中国玄学唯心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佛经，因此经常借用玄学名词来译佛学概念，释道安反对这种“格义”的方法，罗什译经则完全摒弃“格义”，付出不少心血去创立佛教专用名词。 罗什在翻译时，通过采用汉字音译等方式，重新定名，改掉了以前译本中直接援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概念术语，从而避免了理解上的歧义，基本上还了佛典的本来面目，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作。 “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新造词语来表达原典的意义，无法翻译的就用音译。 其翻译的《法华经》被宋僧赞宁誉为具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贡献： 对文体的改革；通俗化，口语化，又富含文学色彩；韵文部分的翻译；韵散结合；音译；提倡译者署名，以负文责；订正“旧译”； 首次将印度佛学经典按照原本直接介绍进中土； 与真谛、玄奘、不空并称为佛经四大翻译家； 鸠摩罗什不但要译出原意，同时力求文字通俗化，兼富优美文学色彩，推翻道安认为应以古朴文体为本的理论；

马氏文通评价

《马氏文通》 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 在我国语言学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部著名的语法著作写于 1898 年，由于是开创之作，历来难读难用。 《马氏文通》出版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了。 19 世纪末叶，清政府极端腐败，当时的 中国， “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 。 帝国主义的坚甲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门， 也震醒 了中国人民， 尤其是他们当中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 马建忠作为当时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之 一也在探索科学救国的道路， 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 在于掌握知识的载体——汉语太 难，难的原因是“隐寓”在汉语中的“规矩”没有被揭示出来。这就使得国人“积四千余载 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 。这样，要想与“达道明理之西人相 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 。 《马氏文通》作者马忠建，马建忠（ 1844-1900 ） ，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太 平军进军江南时，随家徙居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愤外患日深，开始研习西学。主要 著作有《适可斋记言记行》 、有《文通》 （通称《马氏文通》 ）十卷，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 籍的语言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此外，马建忠还是位杰出的外交家， 参加平定朝鲜壬午兵变，现在韩国国旗图案即是马建忠的提议。 《马氏文通》

既是第一部汉语语法书， 也是中西方文化开始结合的产物， 因此它首先受 到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热情称颂。 即使对 《马氏文通》 多所指 责的书或文章也都对它的价值和开创之功给予肯定。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序》云：“自 马氏著 《马氏文通》 而吾国始有文法书， 盖近 40 年来应用欧洲科学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也。 ” 缪子才说： “鄙人对于《马氏文通》 ，钦其精博，谓作者心境极虚灵，而眼界极宽阔也。 ” 《比 较文法》称《马氏文通》 “是第一部沟通中西之大规模的创作，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 问世至今， 对它的研究一直是语法学界的热门， 尤其是对其词类问题的 讨论，各家说法不一。迄今为止仍存在某些不可回避的疑义。 《马氏文通》关于字类有两个 重要观点：一是“字有定类”说，一是“字无定类”说，以及由此引申的“字类假借”说。 二者看似矛盾，实则本质统一。 马建忠第一次系统地给汉语划分了词类，分类层级是三级九类。 “字类凡九，举凡一切或 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赅矣。 ” “字分九类，足类一切之字。无字无 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 。他先把汉语的词类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并对实词、 虚词作了进一步划分： “实字之类五，虚字之类四”

马氏文通·后序 翻译

释译《马氏文通·后序》 荀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飞禽走兽，是因为他们能形成群体。所说 的“群”，难道仅仅是群体的形式嘛？也是说能交流、沟通他们的思想感情吧。那么，所用来沟通今人思想感情的是话语；所用来沟通古人思想情感的是文字。《说文解字》中说：形、声相加叫作“字”。那么字形中的横竖、曲直、正斜、上下、内外、左右，字音中的抑扬、开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浊，这其中的变化难以理出头绪。不只分散生活在五大洲的人们，他们的文字的是继承了梵、伽卢、仓颉，然而从左书写、从右书写、从下书写他们的文字，互不相似，所以不能相互交流沟通。即使一脉相承，世代相传，然则字形由圆成方、从繁至简，字音从舌而齿及唇、递渐变化（遞，同“递”），交流沟通的能力也几近于穷尽了吧。然而言语所不能精确表达的，最后精确翻译成外族文字而辞意相通。形声文字或其他的文字，通透训诂就能通晓经书的涵义。如果所见的不一样，只有那改变了字形、字音的文字，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纵观古今（亘：连接）、横贯世界（塞：充满），无论它的人种或黄色，或白色，或紫色，或黑色都是人，上天都把心（头脑）给予他所以能够思考，思考能表达于外的本领。有时常探寻讨究使用横行文字的国家或民族语言的源流（画：“货”音），如果把希腊语、拉丁语拿来加以比较的话，会发现它，词分别词类、句子制约词，他们所凭借语音表达思想、能用文字传递信息，都有一定固有的语法规律，而用这语法规律来分析、衡量我们的经史子集等书，其主要的语法规则没有什么不同。此用共同的语法规则来探讨、说明不同的语言现象，这也是本书所以编成的目的。 或许有的人会说：“您对于西学，思想形态上‘人性的精深微妙’和‘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学说，‘遵循自然法则与修身准则使自身善、使一生善’的学说、以及‘历史的和现在的治道、教化的因袭变革’学说，实际功用上‘富国强民本体与功用’的知识、‘军事政治上纵横皮比的权谋策略’的知识、以及关于‘度量、算数、重量、化学、水、热能、光能、电能等自然科学’的运用。如此博大精深，比黄泉还深、比苍天还高，比元气还大（元气：产生构成世界的原是物质），又极其细微。既然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一看就明白的，把这些长处用于经济外交，犹是绰绰有余（恢恢乎：宽广）。如今《马关条约》刚刚签订，上下交困，围着待机侵略的国家有六七个（与：结交），实在是极其危险。认清时势的人正把象孔孟学说那样受

中国翻译理论

严复,中国介绍近代思想的第一人，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 林纾翻译理论： 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 （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 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 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 A. 洋务时期的翻译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 B.维新时期的翻译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 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 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 贡献：“善译”说 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 他的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 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 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 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 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 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 (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 (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思想: ⑴关于“直译与意译”; ⑵关于“信与顺”; ⑶关于“形似与神似”. 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瞿秋白的“绝对正确，绝对白话”和“信顺统一”的思想，郭沫若的“创作论”的翻译思想。成仿吾的“批评的建设”和“建设的批评”的文艺翻译批评思想即诗歌翻译思想。 中国传统译论的特点: （1）、以中和为美 ,讲求和谐; （2）、尚化实为虚 ,讲求含蓄; （3）、重感性体悟 ,讲求综合 鲁迅主要理论贡献: 1. “易解、丰姿”双标准论, “移情、益智”双功能说; 2.“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思想; 3.“重译”和“复译”的思想; 4.翻译批评：“剜烂苹果”的思想; 5.“翻译应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狂人日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真正意义的白话小说。 瞿秋白翻译思想: 1 、关于大众化原则“绝对正确，绝对白话”的思想; 2、关于翻译与中国现代语言建设的思想郭沫若翻译理论和思想:整个翻译思想的灵魂--创作论. 1、翻译家不是鹦鹉名士; 2、好的翻译等于创作; 3、风韵译; 4、共鸣说; 5、生活体验论; 6、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成仿吾翻译理论和思想: 1. 文艺批评：翻译批评思想; 2. 诗歌翻译理论与思想; 3. 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顺”派

15(翻译家翻译观)

近现代翻译家及其翻译观 1．马建忠 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提出他的“善译”的见解，包括三大要求：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 2．严复 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字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尽管有其局限性，但至今也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而信与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今人对“雅”解释为“保存原作的风格”。（张培基）二十世纪初对中国译论贡献最大的，是严复的“信、达、雅”。

二十世纪的中国译者没有不受这三字影响的。但如何理解“信、达、雅”，如何解释“信、达、雅”三者之间的关系，则素有争论：（1）“信”今人理解为“忠实原文”，但究竟应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呢，还是忠实于原文的意思？ （2）“达”，有人认为不必要，理由是因为原文是“达”的，译文如果做到了“信”，就一定能“达”意。 （3）“信”与“达”的关系。 （4）“雅”是指古雅、文雅、高雅，还是优雅？原文不雅，译文应该雅还是不雅？雅或不雅的程度能相等吗？ 举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两行曹禺和朱生豪的译文为例： For never was a story of more woe Than this of Juliet and her Romeo. 人间的故事不能比这个更悲惨， 象幽丽叶和她的柔密欧所受的灾难。 ---曹禺译 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 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 ---朱生豪译 补充材料： 1〉iambic pentameter---a line consisting of five iambic feet. 2〉Iamb---a two-syllable foot consisting of a light stress followed by a

再谈马建忠和《马氏文通》

再谈马建忠和《马氏文通》 郭锡良 十年前写过一篇短文——《马建忠和〈马氏文通〉》，今年是《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再来做这个题目，我只能是老生常谈，但是也可能并非毫无意义。 一马建忠是什么样的人？ 十年来我们对马建忠知道得越来越多，认识也越来越深入。马建忠是一个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站在时代前列、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他虽然生活在洋务派的圈子里，思想却达到了维新派的高度，是同时代最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之一。他办过外交，虽然失利，却不愧为一个机敏的外交家。他搞过航运、纺织，是颇有才干的企业家。他写过经济方面的论文，提出过不少富国利民的经济建设的主张，是颇具远见的经济学家。梁启超在《适可斋记言记行·序》中称赞马建忠：“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这并非谀词，而是出自深有了解的朋友之口的惋惜。但是，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马建忠是失败的。 作为学者的马建忠，他至少懂得希腊、拉丁、英文、法文、俄文等五种语言文字，有一定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修养，在仕途失意的情况下，退居家园，本着开发民智、教育救国的理想，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开创了中国现代的语法学。百年后的今天还被人们当作汉语语法学的创始人来纪念，这大概是他自己没有料到的。 二怎样评价《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出版后，风行一时，早期评价颇高，渐有质疑、刊误。二十年代对它就有了模仿外国文法的批评；三十年代在文法革新的大潮中，对《马氏文通》“机械模仿”的批评声浪更高。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学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引进一门学科，开始模仿的成分多一些是难免的；研究深入以后，

中西翻译史简介

中西翻译史简介 第一节：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历史。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迄今为止共经历了四次翻译高潮。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恒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 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到了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近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之谦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最早涉及了一些重大的翻译原则?（张泽乾，1994）。道安总结了比较完善的直译原则。鸠摩罗什是主张全面意译的第一人。玄奘还提出了?既需求真，又需喻实?的翻译标准，力求忠实与通顺并举。他的?五不翻?原则总结了音译法的规律，即：(1)佛经密语须直译；（2）佛典中的多义词须音译（3）不存在相应概念的词只能音译（4）已经约定俗成的古音译保留（5）为避免语义失真用音译 二、民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杜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 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 三、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翻译：清林纾和他的合作者 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黑奴吁天记》(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现用新译名）。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尔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斯的《社会通诠》(The Study of Politics)等、并提出简洁凝练的翻译标准?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1894年在他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发表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包括三大要求：第一，以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一统；第二，龙庆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 四、民国时期的翻译事业的繁荣：鲁迅先生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 一则当然其义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并提出了通行的翻译标准：忠实于通顺（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瞿秋白论证翻译是可以做到又信又顺的。林语堂提出了?忠实的标准，通顺的标准，美的标准?。傅雷的?重形似而不重神似?的标准。钱钟书提出的?精神姿致依然故我?和?化境?之说。哲学家艾思奇则总结说，?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东西，‘达’和‘雅’的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五、第五次翻译高潮：无论在翻译的规模和译作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第二节西方翻译简史：古代翻译活动、近代翻译活动、当代翻译活动 一、古代翻译活动： 西方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当时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作品已经问世：七十二位犹太学者在自己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后人所称的《七十子希腊文本》；

第三章 中国翻译史

第二编：中西翻译简史

第三章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符秦时期；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 四、五四时期；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

马氏文通

读《马氏文通》札记 《马氏文通》是清人马建忠所着的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语语法的专着，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语法学的诞生，它在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马氏文通》全书共十卷，有两篇序言和一篇例言。该书可以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卷）正名，对文中出现的语法术语进行定义，明确它们的概念；第二部分（第二卷至第六卷）实字，马氏将名字分为五卷，它们分别是名字，代字，静字，动字和状字；第三部分（第七卷至第九卷）虚字，他将虚字分为介字，连字，助字和叹字，其中介字和连字各一卷，助字和叹字合为一卷；第四部分（第十卷）句读，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句子系统，它包括顿，读和句。 作者马建忠称《文通》是“古今来特创之书”，作者在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的背景下，愈发感到本国教育制度的滞后性，他在序言里提到“汉文典籍难掌握”“孩童入学，终日伊吾，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财力，无不一一消磨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因而他试图归纳出汉语的语法规律，“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不逊于西人”，作者希望通过缩短孩童学习汉语时间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的这种救国图强的责任意识让人钦佩。我，们将在文中具体分析《马氏文通》的语言学观，语法体系及其优缺点。 一．马氏的基本语言学观 1.语言都有一套特定的语法规律，通过把握这些具体的语法规则来了解和学习这门语言。马建忠试图建立一套能够反映当时汉语语言构成规律的语法系统，在序言中，他提到“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他的这种朴素的语法意识对于中国以小学为主导的语文学思想来说是一种挑战。早期对虚词的用法解释仍停留在训诂阶段，而语法体系的初步形成也标志着中国语法学从传统的训诂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语言之间是有共性的，通过中西语言共性和差异的观察，建立了一套适用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马氏文通》问世以来，褒贬不一，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对西文文法的模仿。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此书系仿葛朗玛所作，先后次序皆有定程”。作者的模仿是基于对两种语言语法上存在共性的认识，这种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观在当时是十分进步和前沿的。文通对西文文法的模仿我们应该

《马氏文通》对词类理论的贡献

《马氏文通》对词类理论的贡献 《马氏文通》在中国语法史上意义非凡，是中国语法的开山之作，从《文通》出发，我们的语法渐成体系。该书作者是马建中的“西学东渐”、“洋为中用”运用得很好，他的“语言救国论”思想在当时也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对后世更是意义深远。在与西方语言的对比中，马建忠感到了我们语法理论的匮乏，语言学习的费时低效，产生了也为汉语作一部语法书的想法，以便中国人更快地学好汉语，语法理论的开创贯穿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而他深厚的汉语国学功底又为他写这本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他就借鉴西方尤其是拉丁语的“格朗玛”初步建构了汉语语法的大厦。 他以开阔的胸襟，积极选择借鉴，把前人的和国外有意义的东西都拿来为我所用。 马建忠对古人“实字”“虚字”之说加以借鉴。他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分类法，把字分为虚实两大类，实字有五类(名、代、动、静、状)，虚字有四类(介、连、助、叹)。词类划分是《文通》的一大贡献，此前虽有其他的书论集，但多是以修辞的角度来谈，而《说文》《尔雅》等书又多从训诂、音韵的角度谈文字、词汇，也仍然缺乏从总体观察汉语和寻找汉语共同规律的高度和理论概括。 《文通》虚词的研究贡献很大。《文通》认为“实字易训，虚字难释”。又说：刘彦和云：‘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虚字所助，不外此三端，而因类别之者因是以。马氏重视虚词研究，认识到虚词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句法，这是继承传统的虚字研究，又有自己新的观点。从体系的角度说，《文通》是我国汉语虚词研究进入现代语言学阶段的一个标志，而在它之前的有关虚词研究的著作《助字辨略》、《经传释词》等都仍属于传统训诂学的范围。在这方面《文通》表现出迥异于前人著作的风格，表现出一种时代的高度。 《文通》注意抓住每一类虚词的句法特征来说明问题。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指出：“从马氏对助词的解释来看，他提出助词有‘济夫动字不变之穷’的作用，这是前人没有说到的，是他的创新。”马氏能指出汉文介字这种济实字之穷的重要作用，是他比较汉文西文，并能联系汉语实际的结果。在《文通》中，马建忠对虚词的语法意义作了相当精确的概括，这种概括构成了其虚词说解的基础。所以，《文通》把虚词纳入整个语法乃至整个语言系统之中进行分析与研究，从语法功能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而后在虚词“类意义”的统摄下，再对各个虚词进行模向的比较，寻找甄别其异同，这就避免了以往虚词说解上存在的头绪不

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1201 刘玉 2012013474 一百多年前，中国语言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即《马氏文通》的问世。因为它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对后来的语法学界有着及其深远的影响。自《马氏文通》诞生之日起，语言学界就争论不休。无论是从作品本身的优点与不足还是到作者其人，历代（指年代）语言学者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也得出了客观公正的结论，总之，《马氏文通》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的《马氏文通》的作者是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出生于1845年2月9日。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他精通拉丁语和法语，同时，作为清朝末年的大学者，他又精通古代汉语，因此，《文通》打上了西方语法思想的烙印。此外，作者在“例言”里说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此书又是一部开山之作必然会引起激烈的讨论和论证，下面就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对此书进行总结和评价。 一、《马氏文通》与训诂学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文法学。在它刊出以前，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中便已立“静字”，“动字”之名。但是这只是零零碎碎地讨论，还不能说已经开始了中国文法研究。《马氏文通》才是我国新训诂学时期，在“在成熟的训诂学时期”小学作为经书的附庸是为了发明经义，在方法上也有很重的玄学气味。但是到马建忠这里，尤其是清朝末年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马建忠明确提出了作此书的目的。《马氏文通》自序上说：“士生今日而不读书为文章则已，士生今日而读书为文章，将发古人之所未发，而又与学者以易知易能，其道悉从哉？，，，，，，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后生学者将何考艺而问道焉？”从这一段话看，可以看出此书目的的积极目的，从消极目的看它仍然是为了经学而存在的一种经学的附庸。然而，他在“例言”中又说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语文教学的效果，使学生迅速掌握语文规律，缩短

中国翻译理论

，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 林纾翻译理论：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 （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 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 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 A. 洋务时期的翻译 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 B.维新时期的翻译 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 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 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 贡献：“善译”说 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他的 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 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 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 (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 (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 .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瞿秋白的“绝对正确，绝对白话”和“信顺统一”的思想，郭沫若的“创作论”的翻译思想。成仿吾的“批评的建设”和“建设的批评”的文艺翻译批评思想即诗歌翻译思想。中国传统译论的特点: （1）、以中和为美,讲求和谐; （2）、尚化实为虚,讲求含蓄; （3）、重感性体悟,讲求综合 鲁迅主要理论贡献: 1. “易解、丰姿”双标准论, “移情、益智”双功能说; 2.“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思想; 3.“重译”和“复译”的思想; 4.翻译批评：“剜烂苹果”的思想; 5.“翻译应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狂人日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真正意义的白话小说。 瞿秋白翻译思想: 1 、关于大众化原则“绝对正确，绝对白话”的思想; 2、关于翻译与中国现代语言建设的思想 郭沫若翻译理论和思想:整个翻译思想的灵魂--创作论. 1、翻译家不是鹦鹉名士; 2、好的翻译等于创作; 3、风韵译; 4、共鸣说; 5、生活体验论; 6、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成仿吾翻译理论和思想: 1. 文艺批评：翻译批评思想; 2. 诗歌翻译理论与思想; 3. 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顺”派 梁实秋主张“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 “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 赵景深主张“宁错而务顺，毋坳而仅信”的翻译思想 “信”派 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的思想”。 瞿秋白主张“信顺统一” 胡适：《蝴蝶》——我国第一首白话文诗。 陈独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而且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和“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翻译家。 张闻天——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和文学翻译家 耿济之——“五四”新文学时期杰出的俄国文学翻译家，也是我国早期著名的俄国文学研究家。 陈望道——第一个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 郭大力——我国正式全文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人。 1.关于“形似神似理论”的研究 代表人物：林语堂、朱生豪、梁宗岱 他们发展了本源于画论的“形似神似理论”，成功地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自己翻译实践中。 2.关于翻译哲学思想的探讨 代表人物：朱光潜、贺麟、艾思奇 他们借鉴哲学原理介入翻译研究，以建立翻译的哲学基础，这一思想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也是这个时期传统翻译思想的重要标志。 陈康,主要思想:译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他在为这本书写序时发表了精辟的哲学观点：以“信”为绝对的、第一位的观点，他强调说“‘信’是这篇翻译不可动摇的基本条件。‘达’只相对于在系统哲学方面曾受过不少训练，关于希腊哲学又有相当了解的人。‘雅’只是在不妨害‘信’的前提下求其完备。”这一观点表明，将信置于第一位，达、雅附着于信。

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

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 张景丰 (载《语言与翻译》杂志，2002年第三期) 摘要：通过对中国翻译史的回顾,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的回顾，研究翻译理论的发展,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 [作者简介］张景丰(1958-),女，汉族,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823(2002)03-0048-04 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 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可见他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并倾向于直译的。以上三家的论点颇为近似，他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重质朴，轻文采”。唐代僧人玄奘，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