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的蜕变

【内容提要】从六朝之末到南宋之末，骈文发生了明显的蜕变。这种蜕变表现在内容方面，主要是由非功利化到功利化的变迁;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主要是骈散的分合与消长。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从总体上说，基本上是功利主义思想与非功利的、重视文学自身特性的思想不断交替的过程。骈文的兴盛与流变也自然是这样一个过程。骈文的逐渐形成和发展主要是非功利的、重文学自身特性的文学自觉思潮驱动的结果，而骈文在六朝达到鼎盛状态，也正是文学独立自觉、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黄金时代的产物。从创作主体来说，六朝文学，主要是士族的文学，他们大都官居清要，又多为文学侍从之臣，“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罕参议焉”（《陈书·后主纪》史臣论）。长期的养尊处优、重文轻武使他们“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篇》），不堪剧务。无需什么政绩，只要凭借门资，便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史臣论）。但他们又有得天独厚的家世文化传统，远比寒门庶族容易在文学上脱颖而出，所以许多人幼年便崭露头角。可是因为生活空虚，尤其是缺乏现实实际生活的积累和体验，他们的创作便只能在艺术形式美上下功夫。而骈文是侧重展示文学形式技巧之美的文学样式，比其他文学样式更适于表现士族贵族的文化修养和典雅风度，因而六朝骈文鼎盛的确事出有因。然而也恰恰因为缺乏现实生活内容，过重形式技巧，最终导致六朝骈文出现华而不实的积弊，于是引起人们的反对，带动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的兴起，由此骈文自六朝之末便不断演化，在唐宋两代逐渐蜕变成一种新型体制。

西魏宇文泰是很早便从功利的思想出发反对齐梁华而不实的文风之人，他有感于当时“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周书·苏绰传》），“乃命苏绰为大诰”，“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柳虬传》）。但《尚书》文体太古奥了，不合实际需要，不久便失败了。隋朝开皇四年（584），文帝杨坚鉴于文风浮华，不利于新兴王朝的统治，下诏，要求公私文翰，一概实录。李谔迎合上意，写下《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批判当时之文“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并要求对文风华艳者绳之以法:“有如此者，具状送台”。不久果真把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马幼之交付所司治罪。这种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的措施有些过激，当时也见些成效。不过隋代国祚太短，骈文创作成就不大。终隋之世，骈文可观者主要是李谔、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等几个人。李谔虽然认识到齐梁浮华文风之害，并上书“请革文华”，可那篇上书本身还是用骈文写的，也是他的骈体文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如“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等句骈词俪语，精工整齐，只是内容不再是齐梁“月露风云”之状。李谔之外，卢思道的骈文比较可观，并且已经透露出浑朴无华、不太雕琢的信息。如其《劳生论》中“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观人事之陨获，睹时路之颤危。玄冬修夜，静言长想，可以累叹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驹流电，不可为辞”等句，虽多偶俪，但并不华靡，也不显得过于雕饰，显露出骈文由华靡而转向质朴的趋势。不过有隋一代，这样的作品太少了，所以文体文风的变革只是稍微起步。

唐代初期，太宗君臣着重从功利思想、特别是从政教的得失出发批判齐梁君臣“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陈书·后主本纪后论》），“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龄之德，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序》）。但太宗及其重臣骈文创作成就不高，影响不大。高宗、武后时期，王、杨、卢、骆这“四杰”崛起文坛，大倡文风改革，又有突出的创作实绩，骈体文风才开始实质性的转变。“四杰”不满于当时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①的风习，强调为文要有“骨气”，提倡“刚健”之风，崇尚“气凌云汉，字挟风霜”②的风骨。在他们手里骈文开始出现刚健清新之风。如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一文便不同于六朝的阴柔之美，而多阳刚之气:“……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究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骆宾王的《为徐敬业以

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也是风骨刚健之作。如本文后面的文字极有气势:“……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是地道的唐音，显示出骈文的新风貌。“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崇尚“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作品，“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虽然他的创作成就以诗为高，骈文不大突出，但毕竟显露出朴实畅达之风。如:“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用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谏用刑书》）。这些文字明白晓畅，气体朴厚，犹存西汉风格。继“四杰”、陈子昂之后，盛唐“燕许”二公在骈体改革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他们的馆阁之作，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词，改华从实，斫雕为朴，气味深厚，笔力沉雄，师法汉人，开骈散结合之端。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得好:“燕公笔力深雄，直追东汉。”谢无量在《骈文指南》中称他们二人之文“特为典质”，“卓尔不群，唐骈文之盛轨也”。如张说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骈散结合，昌明博大，从容典雅:“……才难，不其然乎!然则飞黄虚骋，百辔遗路;鹪鹏天运，万翼无阶。文士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亦云才力之绝众故尔。”高步瀛便说张说此类文章“雅絮渊懿，中郎遗则”（《唐宋文举要》），看出他师法东汉文章的奥秘。苏 之作也注意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如《太清观钟铭》:“大矣哉，钟之为用!轩辕氏和音乐之，夏后氏陈义听之，此皇王所宝也;太微君上真抚之，紫虚君元方抚之，此仙圣所珍也。国家诞发玄系，丕承景业;与时偕行，惟道则佑……”以散行之气，运骈偶之词，有迭宕起伏之气，舒卷自然之态。盛唐时期虽然其他骈文家也在骈体创作上有所探求，如张九龄、常衮、杨炎等等，但成效显著，对后世影响深远者还是“燕许”二公。

进人中唐以后，为收拾“安史之乱”留下的残局，李唐君臣提出改革朝政，整顿朝纲，促进中兴的各项主张和要求。在这种政治思潮的影响下，文坛上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潮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其标志一是延续百年的文体文风改革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二是诗歌领域也发生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骈文不仅让位于古文，退居次要地位，而且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原来侧重表现形式技巧之美的美文，转变为侧重于功利目的经世致用之文。当时，这一转变主要是由陆贽完成的。

陆贽改造骈文，完成形式美文到经世之文的转变，所使用的方法是上承“燕许”以散入骈的传统，同时不仅加大了力度，而且运用自如，炉火纯青。一是运单成复，不失整齐之态，如“器用所给，不在过丰;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坦然布怀，与众同欲;是后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先给军赏;环异纤丽，一无上供”（《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二是杂用单行，承转文气，如:“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响应声，若影从表。表枉则影曲，声淫则响邪。怀鄙诈而求颜色之不形，颜色形而求观者之不辨;观者辨而求众庶之不惑，众庶感而求叛乱之不生;自古至今，未之得也”（《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开合卷舒，流利通畅。三是力求朗畅，少用典故，如其《论裴延龄奸蠹书》六千余言，但却极少用典，由此便使人明白易晓，很少晦涩之处。其他文章也大都如此，所以苏轼说陆文“开卷了然”（《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刘大槐说陆文“条达明白”③。四是加长骈句和加长篇幅。如《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五千余言，《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七千余言，《论裴延龄奸蠹书》六千余言，这是篇幅的加长。而骈对长句在陆文中十分常见，如“以陛下英明鉴照，物无遁情，固非延龄所能蔽亏而莫之辨也。或者，圣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谓之孤贞，可托腹心;以其好进谗谀而谓之尽诚，可寄耳目;以其纵暴无谓而谓之强直，可肃奸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谓之智能，可富财用。将欲排众议而收其独行，假殊宠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诚有意乎在兹，臣窃以为过矣”。用长联对偶行文，从容不迫。所以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评价说:“宣公议论缅缅，易短为长，改华从实，质文互用，工为驰聚。”陆贽创作的这种新型骈体在功用上是“剖析事

理，精当不移”（曾国藩《鸣原堂论文》）。刘熙载把它概括为四个字:“正实切事”（《艺概·文概》）。在风格上是“指事如口讲手画，说理则缕析条分”（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世致用，在中国骈文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上继“燕许”融散入骈的传统，下开“欧苏”四六散化的先河。

中唐除陆贽以外，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既是古文家，也是骈文家。其中韩愈虽是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但并没有彻底抛弃骈文家，对他来说“非尽百家之美;不能尽一家之奇”（清刘开《与阮芸台官保论文书》），“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美”（刘熙载《艺概·文概》）。他不但在写作古文时吸收骈体笔法，如其《送李愿归盘谷序》;而且也写过地道的骈体，如“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进学解》），纯以骈偶行文，“以意为骨，以气为用，以笔为驰骋出入，滔滔，—往清婉”（孙梅《四六丛话》），成就也很可观。其他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骈文也有一定成就，不过总体上都是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词，显露出骈文散化的时代特征。

如果从总体上对中唐骈文的蜕变进行梳理、归纳，情况大体分以下几点:

第一、大历贞元时期，是庙堂台阁类骈体文蜕变的最重要时期，主要表现在陆贽对这类骈文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造。经过陆贽的这一改革，庙堂台阁类骈文由原来呆板滞涩华而不实、徒具形式不切实用的病态美文脱胎成单复杂揉，骈散并用，明白洞达，反复曲畅的经世有用之文。此后其他人的这类骈体文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总体上不出这个骈散结合的范围。

第二、德宗贞元后期至文宗太和年间，是叙事、抒情类骈体文蜕变的重要时期。经过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努力，特别是韩柳二人的努力变革，这一类骈文由原来嘲风雪，弄花草，以辞采为主，以偶俪为用，以用典相尚的浮靡堆垛之文蜕变为以意为主，以气为用，以情为根，文质彬彬，又自然轻快的健康之文。

当然，骈文这一系列的改革蜕变不是整齐划一的。各个阶段，各个作家，由于各自不同的因素，其骈文创作也各自有所不同，有些人本来是中唐作家，但其骈文却主要是盛唐格调，甚至有些人的骈文还不出陈隋至初唐的藩蓠，但这些毕竟是大江东去中的点点浪花而已。总的看来，骈文至中唐，传统的皮毛已经脱落殆尽，面目已经今非昔比了。因此，不能不说中唐时期是骈体文脱胎换骨的重要变革时期。而到了这个时候，骈文也失去了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渐渐地开始衰落了。不过在奏议、制诰、表状、书启之类应用文字中，由于骈四俪六便于宣读，又便于表现士大夫的雍容典雅之风，所以骈体文仍有一定市场。另外在叙事、抒情类文章中，一些有识之士，还是参用骈体之长，甚至基本用骈体而杂用散文句子创作出更为通脱雅洁的骈体文。

晚唐时期，由于国势的衰微，社会风气的变化，文学思潮也发生巨大的变迁，因而骈文形态、地位也发生很大变化。

早在唐宪宗元和后期至长庆、宝历年间，由于政治改革的失败，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唐中央政权已经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等到文宗太和九年的“甘露事变”发生后，进入晚期的李唐王朝固有的矛盾更加激化:内则宦官专权，朋党交争，愈演愈烈;外则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烽烟连绵;加上农民起义风暴的冲击，其国势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了。在这种形势下，文士们的心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创作个性有别，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那就是大势已去、朝政无可挽回、国势不可救药所造成的悲观心理。尽管有少数人或希望有所作为，但却无能为力;或归隐山林，与社会不合作，但终究无补于时;或对时政发些议论，但大抵不切实际，空言而已。到头来大多数人还是在混乱的局面中寻找一点空隙，得过且过，纵情逸乐。更有甚者，则变本加厉地奢侈豪华，沉醉花间，出入青楼，过着风流浪子的生活。在这种比较普遍的社会风气之下，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念早已消失于文士们的脑际，加上韩柳那样力倡复古的大师早已谢世，其后继者李翱、

皇甫 等又人微言轻，另外，考试制度依然以骈体辞赋为定式。这样，绮靡浮艳的骈丽文风、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唯美主义文学再度兴盛。《新唐书·高锴传》中说:“开成元年，（锴）权知贡举，文宗自以题畀有司，锴以籍上。帝语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胜于前。’郑覃曰:‘陛下矫革近制，以正颓俗，而锴乃能为陛下得人。’帝曰:‘诸镇表章太浮华，宜责掌书记，以诫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惩弊抑末，诚如圣训。’”此时的骈文作者，除杜牧、李商隐等人能够做到文质彬彬、华实相扶之外，其他人如温庭筠、段成式等人则以绮艳浮靡相尚，即使是寻常书信也偶对连篇，华艳非常。这种唯美主义思潮逐渐支配整个文坛，直到唐朝灭亡也未止息。

文学基本理论

文学基本理论 文学 文学也称“语言艺术”，艺术的基本样式之一。它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 文学语言 是以口头语言为基础，经过选择加工而成的书面符号系统。它具有语境性、符号性、个体性和审美性。要求语言借助特定的人、景、物、事，与作者特定的意念情思结合在一起，虚构成一个艺术世界，并引起人们的感情共鸣。 文学评论 是运用文学理论现象进行研究，探讨，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以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文学评论包括诗歌评论、小说评论、散文评论、戏剧评论、影视评论等。 文学类别 1、按载体分为：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网络文学三大类； 2、按作者所在的时代分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3、按产生地域分为：欧美文学，中国文学，日本文学，拉美文学等。 4、按内容分为：史传文学、纪实文学、奇幻文学、报道文学等。 5、按表达体裁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剧本、民间传说、寓言、笔记小说、野史、童话、对联和笑话等；其他如史传、哲理、赋、骈文、小品文、文学批评、电影、有文字剧情架构的电脑游戏(含游戏主机)等 6、按创作理念分为：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等 体裁 体裁又称“样式”。一般指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的类别，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艺作品结构的稳定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会不断地有新的体裁产生。我国文学体裁大多采用四分法分类，即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每一种文学体裁中，又分为若干样式。 诗歌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 诗歌的分类 中国诗歌按创作的时代和诗歌所反映的时代内容，可分为现代诗歌和古代诗歌（古典诗歌）。 按内容，诗歌可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抒情诗主要是通过直接抒发作者内心的感受来反映社会生活，根据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诗歌内容，抒情诗又可分为颂歌、哀歌、恋歌、田园诗、山水诗、讽刺诗、史诗等等。叙事诗主要是通过对事件的描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它以叙事为主，且以抒情的方式叙事，一般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人物形象。 按形式，诗歌可分为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民歌等，它们都具体体现各自不同的形式特点。 小说 １

韩愈的古文理论

韩愈的古文理论 中国的散文分为骈体和散体两类。先秦两汉的“古”体，单句散行，六朝以降，骈俪之风盛行。此风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人要从思想上重振道统，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必然要革除章句之繁琐，回到经典儒学的文体，于是由唐代儒学的复兴产生了古文运动。 一、文道关系的演变 文道关系是儒家文论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它随着儒学的兴衰而变化。文道关系围绕重道轻文或重文轻道而变化，追求文学的艺术性、重文学形式技巧的文学思想同原道、宗经、致用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彼此斗争，此消彼长。 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兴儒学为旗帜，以文体改革为中心的散文革新运动。古文是以先秦的散体文为代表的文章形式，其特点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骈文萌芽于两汉，兴起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和初唐，其特点是讲究骈俪、对偶、丽藻、用典和声律，它是一般文章写作引入诗赋创作的语言技巧的结果。骈文作为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出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王勃的《滕王阁序》等。骈文对文章艺术形式美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文化传统。但是，在所有文章（包括应用文）中推行骈体化，不顾需要地堆砌典故、推敲格律，一味追求华艳的辞藻，用形式的追求取代思想的追求，甚至障蔽思想感情的表达，又使文章的写作走向重文轻道的华而不实道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正是基于这一点，从复兴儒学出发，提出文章写作中的复古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家倡导文章“复古”，有文化重振（复兴儒学）和散文自身发展两方面的原因。从后者来说，是看到了先秦散体文在记事、说理方面的各种风格和不拘格式的明显优点。在叙事方面，先秦散文日趋详尽、细腻，记叙文字表述准确，形成的“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一字之间；在说理方面，思想的活跃与逻辑的推演，使说理文字论证严密，避免疏漏。墨辨逻辑推理严密，《墨子》一书的文字极为简练严密；道家对个人内心生活真实的眷念，采用“卮言、寓言、重言”的话语方式，形成了“无端涯之辞”的语言特点；纵横家气势雄健、锋芒犀利、纵横捭阖；儒家质朴敦厚、文质彬彬。先秦“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中，历史散文的作者要考虑史事的表述与评价，诸子散文的作者要考虑如何表述自己的思想见解，说客们考虑的是如何驰雄辩以耸动视听，说服人主。总之，先秦散文取得了令后世瞩目的多方面成就，这是它不断为后世所称道和向往的主要原因。后世主张复古的文人常常以向它认同与回归作为革除文坛流弊的途径。当然，作为先秦散文发展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也成为后世一切复古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凡是主张复古的散文理论，无不遵循文以载道的原则。只有那些着眼于技巧的雕琢和艺术上追求的作者，才会偏离文以载道，表现出重文轻道的倾向。 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在韩、柳之前，一批古文家，如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在文道关系上，提出宗经，即要求用一种符合儒家经典的思想，去充实文章的内容，使文章有益政教。在宗经的原则下，要求文章质朴简洁，反对藻丽雕饰。但是他们是在复兴儒学的前提下倡导古文运动的，所以其文风只是一味模仿先秦儒家散文，没有吸收庄子散文的滂沛汪洋，纵横家的凌厉激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新的创

古汉语通论(二十六)骈体文的构成(下)

古汉语通论（二十六）骈体文的构成（下） 上节我们谈了骈偶问题，现在再谈“四六”问题。 骈体文一般是用四字句和六字句。《文心雕龙·章句》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柳宗元《乞巧文》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都是对骈体文这一特点的说明。因此骈体文在晚唐被称为“四六”，李商隐的文集就题为《樊南四六甲乙集》。从宋到明都沿用“四六”这个名称，清代才叫做骈体文。 “四六”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魏晋时代的骈体文，句子的字数还没有严格的限制，一般以四字句为多。刘宋时代，“四六”的格式已具雏形。齐梁以后，“四六”的格式完全形成，所以刘勰能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唐宋以后，“四六”的格式就更加定型化了。本单元文选所选的庾信《哀江南赋序》、王勃《滕王阁序》都可以作为代表。 “四六”的基本结构有五种：(1)四四；(2)六六；(3)四四四四，(4)四六四六；(5)六四六四。这五种基本结构是由对仗来决定的：四字句和四字句相对为四四；六字句和六字句相对为六六；上四下四和上四下四相对为四四四四；上四下六和上四下六相对为四六四六；上六下四和上六下四相对为六四六四。现在分别举例如下： (1)四四 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沈约谢灵运传论） 英英相杂，绵绵成韵。（吴均与顾章书） 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文心雕龙·熔裁） 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萧统文选序） (2)六六 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沈约谢灵运传论） 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文心雕龙·情采） 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萧统文选序） 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庾信哀江南赋序） (3)四四四四 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沈约谢灵运传论）

六朝骈文理论研究的新思考

六朝骈文理论研究的新思考 长期以来，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它所涉及的文体范围已覆盖诗、词、曲、赋、文、小说等多个种类。纵观古今学界，关于各种文体的理论性著作，如诗话、词话、曲话、赋话、文话等原著整理性或校注性书目不断涌现。与诗话数量的繁多相比，文话较少，而骈文话更少。自王铚《四六话》问世，骈文话著作开始出现。此书在骈文理论的阐释方面贡献较多，而系统阐发六朝骈文理论的，则首推孙德谦《六朝丽指》。《六朝丽指》固然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六朝骈文理论资料，但与整体相比，它不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知道，六朝骈文理论既包括六朝人撰写的有关理论，又包括后世学者反思或批评鉴赏六朝骈文的成果。就此而言，应该说六朝骈文理论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较大的工程。然而，截至目前，仍未出现系统全面地整理并阐释中国近代以前所有关涉六朝骈文理论的著作或论文。分析原因，或许主要在于六朝骈文理论资料零散分布于各时期的各类文献中，需要进行细致爬梳与甄别诠释，真正做好无疑会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不可否认，这一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但有助于从深层次把握六朝骈文的文体特征，而且有利于从整体上认知当时及后世对六朝骈文文体的态度与评价。围绕这一课题，笔者不揣浅陋，特提出新思考及解决方法如下：第一，可依据六朝骈文的发展历程及其

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从文献整理入手，全面筛选并阐释相关理论与批评话语，做到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密切结合，以便完整清晰地梳理出六朝骈文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脉络。第二，结合各时期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文本实践等，构建完整的六朝骈文的理论批评体系，为深刻理解六朝骈文的形式内涵及批评机制提供理论支持。第三，结合“气韵”“生气”“潜气内转”等术语，从文气的角度探讨六朝骈文的独特艺术魅力，为六朝骈文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视角。为便于开展工作，可将中国近代以前的六朝骈文理论与批评划分为魏晋隋唐、明清及民国三个时期。 魏晋隋唐时期，骈文由逐步形成到成熟，但“骈文”一名并未出现，尚无专门的文体理论与批评话语，其理论发掘与文体批评正处于萌芽阶段。此时骈文理论资料过于零散，主要来源于一般著述，如单篇文章、子书、史传等。自西魏北周至隋唐，反骈复古之风渐盛，此风一直延续到近代。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又包含三个时段。其一，骈文定型前与骈体有关的理论探讨（汉魏之际至晋）：许多文人关注藻采、对偶、用典等问题并对此持不同态度，如曹植对华辞丽藻的爱好；桓范则强调实用功能，反对华丽修辞；陆机屡次强调藻采及初步关注声韵之美，并在诗文创作中多用对偶、典故；陆云则主张“清省”，提倡“布采鲜净”，反对过分追求藻饰；与陆机强调各体文章的审美价值不同，挚虞、李充则更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