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私塾,复活的乡土传奇？

新华网湖南频道文：于磊焰周青梅黄兴华图:周青梅殷菊生制作：吴瑶监制：刘小娟

提起私塾，不禁联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三味书屋" 。在人们印象中，它似乎早已消失多年。但在湖南省平江县的大山深处，这种古老的教育方式仍在顽强生存。

但记者最近在平江调查得到的信息是：仍"活着"的乡村私塾，正悄然走向终结。我们也许很难平静面对这个残酷的真实，传媒的迟钝也许说明"主流社会"对民间有多么冷漠。但我们也许更应该追问：在经历1905年废除科举、1935年明令取缔两次大的体制变革后才从乡村赶出去的私塾，为什么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又杀了"回马枪"？

无论结局最终如何，以"旧事物"显示于转型期的平江私塾，向我们提出了新问题。

平江乡村的私塾，隐存在那些偏僻的山村。

在平江，人们习惯把私塾称作"教老书的"或是"蒙馆"。相对于到学校课堂读"新书"而言，读私塾就是读"老书"。所谓"老书"，就是像《四书》、《五经》一类的古代文言文作品，平江的私塾就是以这些古书为教材。书本通常很旧，其中甚至还有线装古本。

南江镇五角村朱执中老先生的"蒙馆"，就设在自家的土

砖老屋里。去年收的15名弟子，有的初中毕业，有的只念小学，也有高中毕业生。用朱老先生的话说，收学生"没什么标准的"。一名在北京念书的大学生，也在朱老先生门下拜师。由于同在一处读老书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老先生将根据不同情况安排他们读不同的书。

教学内容是经严格选择的。从《三字经》、《幼学》、《增广》开始，重点学习古代儒学书经章典，还操文练字，研习诗词。乡村婚丧喜庆的应酬礼仪，也列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学生在这里有的读半年、一年，有的学三、四年。今年８０岁的朱老先生从１９岁开始教老书，解放后中断，１９８２年复操旧业，教过的弟子已有四、五百人。

朱执中恐怕是目前仍在执教的老书先生中名气最大的。据介绍，安定镇高坪村的彭熊滨和虹桥镇东安村的李复兴、洞口村的魏启便、白马村的胡仕柱四位老人，教老书也很有名气。因年纪大了，近两年陆续关门歇馆。而已故去的李勋伯、黄砥中两位老人，则被公推为平江老书先生中的"大师级"人物，前者还是县政协委员。地方上谈到他们生前的言谈举止，修养学问，有口皆碑。黄老先生西归时，一幅祭联写道："早生廿百年，何来夫子诗百代；愧携三杯酒，不堪螺山哭文章"。言辞虽溢美，但足见得地方上对其敬重的程度。

平江私塾复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临时抽调南江镇政

府工作的乡村教师王德兴介绍，那时候农村读老书蔚然成风，私塾馆遍地都是。最鼎盛时，一个自然村平均有一、二所，多的有五、六所。近些年，农村愿读老书和能教老书的人都在减少，但仍不断有人选择它。

去年收了3个学生的李复兴老人告诉记者，来他这里念书的，一般都没有了升学机会，但他们还想多学点知识。如练好一笔字，或者学会婚丧喜庆应酬。不少家长亲自把学生送过来，请先生多教他们一点东西。

相对而言，私塾收费比较便宜。早年，李复兴向学生每天收取1两米、1毛钱。他解释说，如果有10个学生，一天就有1元钱，1斤米，正够他一天生活缴用。去年，他向学生每月收取50元。李说："我教书也为生计想，但赚钱不是目的，而是看重别人对我有请求"。

朱执中老先生的收费比李复兴每月低10元，仍有学生欠费。老先生多次表示，实在出不起就算了。今年老先生身体欠佳，本不打算继续教老书，但苦于乡亲们的挽留，只好再教一年。他对记者说："人在世上能做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做，做不了就没办法了。"

尽管受打工经济"吹糠见米"的猛烈冲击，私塾却仍在平江山乡顽强占有一席之地。究其原因，大坪乡扩大村支书姜梅坚认为：一是贫困山区比较封闭，农民对传统文化非常认可；二是学应酬在农村有需求，有市场，能派上用场，可作"稻

粱谋"；三是私塾学制灵活，收费较低廉，农家子弟读得起。

平江县教育局局长李日瑛说，平江民间历来有"读了《增广》好说话，读了《幼学》晓天下，半本《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私塾教的就是这些东西，老百姓很认可。

同时，平江乡村至今仍然保留的传统礼仪习俗，也使得这里的老百姓对私塾所教的内容产生了依赖。南江镇党委书记魏守基告诉记者："如果有一个私塾先生能够把我们这个地方的红白喜事理得很好的，那老百姓非常地敬重他，很想自己的子女能够从那些老先生那里学到一些本事，把他的文化继承下来。"

大坪乡扩大村农民樊岳桥曾干过一件"大事"：将老书先生艾礼云接到自己家里，吃穿浆洗照应全包，每年再给300斤稻谷，让他给儿子樊格君整整教了7年老书。樊格君当时正读初一，数学比赛拿过全乡一、二名，老师都为他惋惜。记者问这位33岁的青年人，对父亲当初的安排是否后悔？樊不假思索："后悔没道理"。樊如今在家务农，偶尔也承揽本地一些建筑活，爱人在村小学代课。遇红白喜事有人宴请，樊出面司仪应酬，甚至跨越省界，应邀到河对岸江西本家那边走场子。在当地人眼里，他"是个跑得满台的人物"。

记者问樊父为何要这样选择？服役6年、干过30多年村干部的樊岳桥说，家里到中学太远，有十几里路。再说，农村读老书受人尊敬。

一次，村里有人亡故，樊格君应求写了一幅挽联："父亲竟辞尘，叫我们都悲哀，纯真的悲哀，因为你们白手成家，做出般般新世业；女儿今默告，让你们都安息，放心的安息，对于继承箕裘事业，后代绵绵有我们"。深得邻里乡亲称许。席间，众人直嚷嚷，要樊父把写挽联的儿子叫出来，让大家认一下！樊岳桥至今无法忘怀父子俩当时的感受。他对记者说："既然生活在地方，就希望得到地方上的承认。哪怕你是普通种田的，也需要被人敬重的那种感觉"。

高中毕业并读过五年老书的南江镇崇义村支书童振武说，现在农村学校教育是为考大学设计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只有读上去考出去，才有出息前途。如果你读不出去，回到农村就非常惨。"文不像相公，武不像关公"。过去学的和生活脱节，根本派不上用场，甚至连起码的待人接物也不会。一切都要从头来过。读老书就不一样，如果你有一笔好字，会做祭文，会写诗联对子，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应酬，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生活，走出去别人看法也不一样。

童振武说："读新书能够搞事，读老书晓得做人，这是我们这里的一致看法"。

农民有意无意将"新书"、"老书"对立，说明它们之间确需一种沟通互补。

虹桥镇联校校长李冬明认为，老书教育内容上封建的东西不多，除了注重字词句基础训练，更注重礼节和如何做人的

陶冶，注重遵纪守法教育，约束性强，对弘扬传统文化有较大作用。现行教育是缺乏这些的。

湖南师大教育科学院副院长张传燧认为，私墪教育确能弥补我们现代教育功利性太强的不足。但这种学习阅读不能走向极端，一定要和现代教育结合起来，才能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需要。他说，"提倡读老书不是崇古，不是迷恋过去，而是想从老书里面发现它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发展有价值的东西。"他认为最好将私塾的合理内核和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结合，灌输到现在的课堂中去，变成一种学校教育的行为。"读经"只有融入到现代文化、现代教育的大潮中，它的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出来。

而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私塾所反映出的农村需求，发人深省。

为什么在经历1905年废除科举，1935年明令取缔私塾两次大的体制变革才从农村赶出去的传统教育，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又"杀"了回马枪？为什么上世纪三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无论陶行知、晏阳初还是梁漱溟，都主张从"教育"入手，推动乡村的改革与建设？为什么现行的农村教育取向始终停留在"人力教育"层次，始终坚持把输送更多的毕业生到高一级学校当作主要目标？在农村教育蜕变为"跳农门"的机器同时，为什么新的"读书无用论"又在抬头？

农村教育这些年确实得到较大发展。以体现义务教育成果

的初中巩固率为例，五年前平江县虹桥镇为86%，目前巳接近98%。但虹桥镇联校校长李冬明认为，农村学生读完初中、中专或高中毕业后，至少还有七成以上的人要回到农村去。让这些人在结束学校教育之后，如何更快地完成人生转换、更顺畅地适应乡土社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南江镇崇义村支书童振武高中文化，师从黄砥中老先生读过4年老书。他说："读老书的那段日子，比我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更令人怀念。私塾从学经历对我个人的成长很有帮助"。

在回答记者"读老书对你当村支书有何影响"时，这位29岁的年轻人说，儒学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讲民本为重。他经常告诫自己脾气莫急燥，遇事要大度，心气需收敛平和，做事多为别人着想。而且，凭老书打下的底子，谁家红白喜事，到场后纸笔拿来，一挥而就那种感觉，与老百姓很融通。他认为，平江民风淳朴，看重礼治，主要受传统儒学影响。农村矛盾纠纷虽多，只要本着实事求是、主持公道的原则，可说没有调解不下来的。

广东雅倩集团化妆品有限公司员工张勋，准备最近和几位同事、朋友前往平江，向朱执中、李复兴两位老先生"拜师学艺"。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这位在北京读过五年大学的企业经理人表示，学习、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髓，不但有助于完善个人品性，对建设精神文明、加强以德治国也很有针对性。当前社会最缺少的是儒家文化中"修身平家治

国齐天下"的那种大气和对道德完善的追求。

张勋说，"要成就一番大事，没有一种文化底气和精神上的正气是不行的。优秀传统能够励志，促使我们更好地轻装上阵"。"追求金钱本身并没有错，但一定要有文化继承。新加坡、日本、韩国的成功，无不得益于发扬光大传统汉文化。我们没有理由不重新认识自己。"

中南大学教授孟泽认为，儒家传统不仅是一种观念，更应该是一种生活状态。因此，学习并不是精神成长的唯一途径，还需要社会引导人们对于某种共同生活的热心参与。他认为，传统的东西如果具有自由精神，照样可以作为一种积极力量，支持改革，支持现代化。

在"国扶"贫困县平江，17万年轻男女每年如潮水涌向沿海，仅南江镇便有17000多人在广东打工，占当地劳力一半以上。这些人见多识广，是当地的时尚精英。但他们长年在外，参与地方事务少，在农村实际影响力有限。虹桥镇东安村一些农民和记者闲聊时说，现在从外面打工拿钱回来多的，地位开始上升了，但在本地，上了私塾读过老书的年轻人天性高，知理有节，更受人尊敬些。

平江乡下有多少人读过老书，还剩多少私塾，目前无人也无法估数。据记者对大坪乡扩大村调查，全村1212口人中，读过老书的村民约在百人以上。其中30岁左右的有30来个人。村支部书记姜梅坚说，村里凡读过老书的，一是"不乱

来"，一是"讲得通"，很少打架滋事，比较好领导。

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经典提供的滋养，私塾老先生注重将社会教化融入日常学习过程。如朱执中老先生给学生出的作文题，大多取自看得见、摸得着的"乡土教材"，针对本地一些很实际的事情。如《买码的害处》，《勤俭与懒惰的对比》，《保护森林的好处》，《不忘父母恩情》等。让学生写起来有感可发，议起来有尺可依。

从普通农民干起的南江镇党委书记魏守基，读过老书，有着四年当乡镇一把手的经历。他告诉记者，他刚当乡党委书记时，讲大道理农民打瞌睡。但他发现农村上一定年纪的人，对《增广》、《朱子家训》、《幼学》等多少都通一点，会背几句。它们不奢谈天下大义，但在农村很有影响力，能规范人的言行举止。他顺着农民"想要什么、拒斥什么、易于接受什么"的思路，揉和传统精要，搞了个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四字一句的《农民守册》，用来传播政策，淳化乡风。为扩大社会影响，强化接受效果，镇里还出台一个"配套政策"：凡非在校读书的18岁以上村民，能一字不差将《农民守册》全文背下来的，政府奖一袋化肥。

魏守基的创意收到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农民守则》很快得到农民认可。不少农户将它用镜框护起来，放在堂屋"天地君亲师"位侧，约束自己，教育后代。有的农民表态说，我可能做不到百分之百，但要按上面讲的做七成、八成甚至

更多。

南江镇今年没有一起越级上访，信访数量仅为去年同期的6.4%。往年上缴任务年底难结清，今年240万元农业税，6月底基本一次完成。魏守基认为，这里面有教化的大功劳。

《农民守则》的实质，是将"大传统"内涵成功转换为"小传统"文化。入耳入脑、易于接受背后，是价值的融和与文化适应。如处好邻里家庭关系，守则表述为"左邻右舍，去伪存真；取长容短，相敬如宾；互谅互让，能屈能伸；笑泯恩怨，有益身心；尊老爱幼，自古传承；侍奉长辈，理当孝顺；视人儿女，如同己出；敬人父母，如同己亲"。

守则中涉及计生国策部分，原来措词生硬，尽管合政策，但与农民接受心理有冲突。后来改为"少生优育，道理分明；提倡一个，依规两丁"。各方都较满意。

魏守基深有感触地说："文化传统这东西，肉眼看不到，作用相当大，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农村工作如果光有政策，光有行政手段，根本无法替代它。"

南江镇干部王德兴点评《农民守则》有人情味，因为民间生活本来就很有人情味。农民是弱势群体，你给他尊重，他还以理解。在这中间起作用的是传统道德人格。

湖南师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胡潇认为，农村社会转型中各种文化的冲撞冲突，谁主沉浮，最后要看它们被农民认可或接受的程度，要看它们说服和帮助农民在文明道路上取得进

步的程度。优势文化的生命和价值，并不是"传统"或"现代"可以界定的。尽管从历史上看，农民的选择比较迟钝、比较保守甚至比较后进，"但他们的选择却总是在终极结果上显示一种历史的力量，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

私塾能否再度兴盛，并不重要，现行社会教化的弊端也并非只有私墪教育这种形式才能弥补，但私塾揭示的问题值得社会关注。

私塾背后无疑有家族势力、长老统治的影子。崇义村支书童振武说："私塾最盛那几年，村里一般是一个姓氏请一个老先生主持学堂，学生由大家推选。那些没考上大学，但文字功夫较好，有一定'大家风范'的苗子，大家凑一点钱，让他们去读老书。因为农村应酬后继无人，遇上红白之事，请外姓人主持没面子。"

平江的老书先生言行正统，辈份较高，多为亲族中的长者，在地方各种应酬中领唱主角。以他们为代表，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人是民间活动最活跃的组织者，有的还是社区的舆论领袖。

据记者对南江镇崇义村调查，村里13姓中，约有10个威信较高的老书先生。村党支部书记童振武告诉记者，他们在村里有两个明显作用。一是调处各家各户之间的冲突，一般矛盾不会上交。要村支书出面，是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二是

村里的公益事业，老先生发话说了算。即使有人心里有意见，嘴上也不说。如村里有几口老水井，多年废弃不用了，但老先生发话不能让它们废，以备将来不测之需，井边几颗古树也要保护好。众人便将它们掏浚修整如初。有户人家准备不让小孩念完初中去打工，族老上门一顿训斥："小孩不读书，长大就变猪"。家长被迫改了主意。崇义村困难户较多，每个自然村每年要拿出几百元接济他们，每年老先生们自己带头出钱，别人不敢不出。去年村里动议修一条引水渠，要求每户投25个义务工值。有的村民说没有钱，不搞。几个老先生出来说，你把水引到了田里，粮食增了产，就不是钱？！反对者哑口无言。几个老先生天天敲铜锣，催促按时出工。一位78岁的老人还亲自上了工地。最后全村上去160多名劳力，投入3000多个工日，一条造价十几万元的引水渠终于赶在旱季前竣工了。

对此，南江镇党委书记魏守基大发感慨："这些老先生说话在这方圆几百里是算数的，老百姓都听他们的。"

湖南师大教授胡潇则认为，道德调节和行政干预交织，舆论制约和人身约束混杂，这是农村社会规范的特点。在目前血缘、地缘仍为强大纽带的中部农村，乡村舆论、领袖言行、传统礼仪等，就其自发性和直接性而言，它们对农民的调节力量，要比政治理性和法令政策大得多。

平江的私塾都是自发开办，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现在仍在

教老书的先生基本上都已年逾花甲，而随着这些教老书先生的年龄日益增大，私塾教育终将复归为一段历史。但这一乡土社会产物是在什么条件、环境下存活的？当地见仁见智，说法各异。

有的认为基于传统本身的强大张力，与分田到户后整个农村修家谱、立宗祠、耍龙舞狮为标志的复古倾向相吻合。

有的认为，从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系列冲击并未改变乡土承传的本质，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和封闭的生活方式。

有的认为，平江农村至今聚族而居，村落完整，自然和社会环境稳定少变，农民对文化的适应很消极。

还有的认为，有用就有市场。平江民间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文书还用"古体"，注重红白应酬，如果没有新载体去替代，老的东西还应该存在，也会存在。

但有一点看法是共同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对乡村私墪知之甚少，也未干预。如平江县史志办主任徐许斌说："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减弱了对农村的行政控制，农民生活有了相当的自主空间，教老书收学生不需要政府认可，政府也没有下文禁止取缔。"也许，正是这种"官方视野"之外的边缘地位，为它的延绵留出了空间。

平江农村对记者采"老书"非常热情。而记者发现，这种热情其实是超乎私塾这一选题本身的。王德兴的话最有代表性：

"现在上下不相衔接，民间最怕也最容易被戴上'封建落后'、'传统糟粕'、'复旧'三顶大帽子。农民渴望和政府好好沟通。

民意沟通的重点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不要低估民间智慧。平江县委宣传部干部陈徐恩谈到，平江老书先生有个特点，既精通四书五经，也关心时事政治，还熟谙乡土农事。不用担心他们会带出"书呆子"。记者采访发现，一些老书先生的对联里，不时有"契丹儿皇帝"对"苏联老大哥"、山野植物"猪婆藤"对"狗公刺"、"落雨不知天早晏"对"下雪难分路高低"这类令人忍俊不禁的句子。诸如"借饭桶"、"女人小解"等嘲讽食古不化的一类笑话，也在农村广为流传。说明农民对老学也有扬弃，也有批判内省。

"智慧"还表现为一种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能力。记者在南江镇采访时了解到，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门路不多，镇上跑客运的中巴车很快发展到30多辆，相互恶性竞争，烂价拉客，甚至堵车堵路，大家财路都断了。后来车主们坐下来协调，决定实行单双日轮休。政府没有出面，一个很棘手的社会矛盾就处理好了。

童振武、姜梅坚两位村支书不约而同谈起，农民和政府现在事实上是一种"半脱离状态"。农民的想法是休养生息，少被打扰，但政府硬要和他们紧密挂起钩来。其实，基层政府应该管好那些该管的事，其他的则完全可以放手，让老百姓自巳定规则，自己游戏，不会出乱子的。有些事如果公权介

入，成本还要高，难度还要大，效果还会差。古代非常重视民间自治，不扰民，是一条重要原则。政府要鼓励民间内生自发的东西，以恢复乡村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特别在发展缓慢的山区，少打扰老百姓，让他们自己生活，是最好的也是最经济的选择。

第二，不要把传统一棍子打死。虹桥镇副镇长李奇欢说，现在农村宗亲观念确实在强化。但要看到，集体组织解散后，农村抢收抢种、修房建屋、婚丧嫁娶、突发事故等等的料理，都要靠亲戚朋友邻居相互帮忙才能应付下来。现在平江乡下凡喜庆、丧葬、劳务互助、读老书甚至请草台班子唱戏，大多是在"互惠"的圈子里开展。

民间有些东西说不上有益，但无害。政府对它们要宽容，多理解。这是童振武的看法。如农村"人情债"问题，政府认为是"大操大办"，农民却把它当作办大事的变相"集资"。他说："在农民没有社会保障之前，人情债既'合理'也很无奈。

又如农村丧葬，政府认定它们大多"铺张浪费"，残存"封建糟粕"。仍为"农民身份"的南江镇政府秘书王德兴却认为，农村丧事除了悼念，还有交流、励志功能。王德兴对记者说，农民辛苦一辈子，"脱了草鞋进棺材"，操办一下体现凝聚力，突出活着的价值。丧葬如果不隆重点，热闹点，农民生死就象一只蚂蚁无声无息，淡而无味，那活着的还有什么信心？据他说，平江乡下丧葬祭祀活动的重点，是彰扬故人生前的

功德人伦，意在鼓励大家"认真地"好好活下去。王说，农村只有恶人，在地方上胡作非为的人，没有人缘的人，死后才冷冷清清，人情世故不捧场。这类活动参与圈子的大与小，参与人数的多与少，与地方上的认可度成正比。

平江县委宣传部干部陈徐恩说，守旧的东西不一定都会淘汰。如平江农村的舞龙、诗书画、花灯和皮影戏等传统艺术，形式和内容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在乡土文化建设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农民除了看电视，群聚性自娱主要还靠它们。据悉，目前平江以皮影戏为主的民间艺术队多达318个，民间艺人近2000人，每年演出都在2000多场以上。没有这一支队伍，农民的文化生活不可想象。

第三，不要将民间力量与国家权力简单对立。虹桥镇镇长胡坤军认为，农村家族力量引导得好，对村级政权有补充作用。他说，现在政府管农村吃皇粮国税的还可以，村以下稳定社会、计划生育、收缴税费等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的工作，更多只能靠村干部。但目前村干部收入少，工作难，积极性不高。如征集上缴，现在平均每个村都欠款4、5万元，多的10多万元。胡坤军介绍，虹桥镇34个村里面，恰恰2个距乡政府较远的村很好。其中一个高原村，离镇政府三十多华里，800多人，300多户，每年6万多元上交，一直完成得好，没有遗留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村干部较得力，还有村里几个老人威望高，非常支持政府的工作。而一些自然

条件本来不错的村，用胡的话说，因为"从干部到宗族都涣散"，群龙无首，工作被动，让镇政府非常头痛。

胡坤军说："行政机制上，似乎村干部离农民最近。但在民间社会里，家族真正离农民最近"。他告诉记者，从虹桥镇的情况看，族姓有不有亲和力，是不是和政府同心同德，成为影响一个村工作好坏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如果村干部本身又是家族里的威望者，工作都好开展些。

南江镇党委书记魏守基的看法是，民间力量对政权有消解作用，负面影响肯定有。但也不要大惊小怪，把自己弄得十分紧张。他认为，民间的威信是长期建立起来的，真正匪气霸气的人，不公道不正派的人，在平江农村立不住足；民间活动主要集中在红白喜事、拜拜祠堂上，无关大碍；民间社会也懂得厉害关系，不会也不敢轻易出格，和政策法规相冲突。魏守基说："关键是基层政权要把它们控制好，引导好，利用好"。

随着全能统制型社会逐步解体，一个多元的"民间社会"开始浮出水面，平江私塾，只是其中一种话语表达。少搞设计性的社会工程，摈弃过多的人为理性，培育民间的自发秩序。我们需要这种立足乡土的实事求是。（完）